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 · 第二章 人貴論

一、人貴論[1] 認為世界上人最可貴、作用最大的一種理論。主要流行於中國先秦兩漢之際，也被後代某些思想家所繼承，是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的一個重要觀點。《尚書·泰誓》中說：「惟人萬物之靈」，老子則把人與天、地、道合稱「四大」。到了漢代，董仲舒認為，人「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王充則進一步解釋：「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 人貴論雖然是一種哲學思想，但同時也是心理學思想，應該說是一種心理學的重要出發點。人為什麼最可貴？《荀子·王制》指出：「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唐代詩人兼哲學家劉禹錫在《天論》中則進一步發展為人與天「交相勝」「還相用」。 傳統心理學有一派深受生物進化論的影響，認為人不過是高等動物中的更高等者，因而無形中也認為心理學可以研究人，也同樣可以研究動物，並認為研究動物心理的結果也同樣適用於人。行為主義心理學就是把這種觀點推到極端的產物。這樣把人和動物完全混淆起來，就必然要抹殺人的心理特點，抹殺人所以成為人的重要實質所在。行為論心理學因此必然要否認意識，否認人所有的認識，否認幾乎一切人所特有的心理，成為沒有人的心理的心理學，而勢將成為構成動物學一支的動物行為學，所以心理學如果不把人和動物加以區分而將二者混淆在一起，必然影響心理學的發展。現在已有許多心理學者試圖肅清這一影響所造成的後果，如認知心理學、人本主義心理學等。 可見，不懂人貴論就很難研究好心理學。當今和今後中國的心理學研究必須突出人貴論的觀點，把人貴論擺在中國心理學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的地位上。 二、比較集中地研究「人的所以為貴」的心理學，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2] 我國古代心理學思想具有的一些重要的特點中，形神論和性習論以及知行論是最重要最光輝的，但人貴論則是最根本的。不知道人的獨特可寶貴，就不會對人有了解的熱切要求。即使有了一定的了解要求，也不會對人的了解有恰當而正確的立場和觀點。把人僅僅看作動物，就不可能對人取得科學的了解。把人看作一種可供利用、可供驅使的東西，也不可能對人取得科學的了解。把人等同於一部複雜的機器，也同樣不可能對人取得應有的科學了解。為此，我國古代的許多思想家所指出的「人為萬物之靈」、「人是世界萬物中最為可貴的東西」這個看法本身也就是非常可寶貴的科學論斷。說它是科學論斷，因為它是完全符合事實的。說它是非常可寶貴的，因為許多科學，許多社會事業，都應該以人貴論為出發點，才能搞得好，搞得合乎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所有關於人的科學，更應該如此。對於科學心理學，尤其應該如此。從人貴論看，也就是從心理學看，一切有關於人的科學都應該予以積極的發展。這些科學和心理學在一起都獲得發展了，對於可貴的人才能取得全面的科學了解。對於可貴的人有了全面的科學了解，世界上的事情才能比較好辦，才能有比較明確的目標，才能比較懂得怎樣辦。所以比較集中地研究人的所以為貴的心理學既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也有重大的實踐意義。重大的理論意義在於，對可貴的人有了全面的科學了解，就可以懂得這個物質世界中為什麼能產生人這種有「靈性」（日常語言中的心理的意思）的東西，或者說為什麼物質能成為能思維的東西。重大的實踐意義在於，有了對於可貴的人的全面的科學了解，許多政治上、經濟上以及文化上的措施才能有較全面的科學依據而取得良好的效果。有一種看法認為下一世紀將是心理科學，即以心理學為主的所有關於人的可貴實質的科學，發揚光大的世紀。這一估計的確實性如何，姑不去說。但科學的心理學具有十分廣闊的前途，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是好好研究心理學的方法論，以期它能朝著正確的方向而前進並防止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干擾，以保證它的順利健康發展。這個任務也包括使現有的心理學從過去的不太正常的發展中所受到的唯心論和形上學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三、《尚書·泰誓》等古籍中提出的人貴論，是我國古代最獨特最根本的心理學思想[3] 先就人貴論來看。人貴論是說，在世界萬物中人是最可貴的東西。因此人也就是最值得並最有必要由科學來予以研究、了解的東西。心理學是研究這種最可貴的東西的人的所以成為人的本質特徵及其活動所表現的規律的最主要的一門科學。心理學如果看不到人是世界萬物中最可貴的東西這一點，就會忽視了它自己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即闡明人的最重要的本質特徵和所發揮的重大作用。所以人貴思想是心理科學所最需要的一種最根本的思想。沒有這樣的認識，就會把人和動物以至一般生物混作一談，以致使心理學模糊了或完全無視了自己最核心的研究課題。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中最獨特的一項思想就是人貴論。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幾乎沒有一人不把人和禽獸明白區分開來而把人獸並提的。這種看法是中國整個古代思想一個一直綿延不絕、直到現在的一項優良傳統。中國的學者一向把人和天與地並立，叫作天、地、人「三才」（最初見《易繫辭傳》）。中國最早的史書《尚書·泰誓》上說：「惟天地、萬物父母（天地是萬物所由生的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人是萬物中最智慧的）。」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家一直宣稱的「人為萬物之靈」的最早表述，也一直延續至今。（《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1頁）這是「人貴論」的另一種說法。孔子一派的《孝經》中說「天地之性（生）人為貴（天地所生，人最貴）」，這大概是人貴論最早見於記載的。此後孫臏說：「問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孫臏兵法·月戰》）到了後漢時，孔子的一個後代季彥引述了《孝經》那句話之後說，「貴有知（智）也」（《孔叢子》卷下），說明了人貴是由於有智。那時的王充在他的《論衡》中有好幾篇申述了他的人貴思想，在其中一個地方說：「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論衡·詰術》）曹操也曾說：「天地間，人為貴。」（《曹操集·度關山詩》）唐時的劉禹錫也說：「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爾」（《劉夢得文集·天論上》）。他又說：「植類曰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指人），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劉夢得文集·天論下》），這也說明人貴是由於「智最大」，因而能用人的理智與天爭勝。這也是說明人為什麼可貴的理由的。清代初期的王夫之說：「天地之生，人為貴。」（《尚書引義·洪範三》）清代後期的龔自珍說：「天地至頑也，得倮蟲（指人）而靈。」（《龔自珍全集·釋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頁）直到最近的毛澤東同志也強調了世界萬物中人最為可貴的這個論點。（《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頁） 總之，我國古代心理學思想中的人貴論是一種很值得珍視的思想，對科學的心理學是一種最重要的根本思想。心理學是探索人的實質及其活動規律的一門主要科學。如不理解人在這個世界中的突出重要地位及其所能發揮的越來越大的作用，要建立起一種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心理學觀點，只能是很困難的，或者說是做不到的。 四、荀況強調人和動物有本質區別：有辨、有義、能群，是「最為天下貴」的[4] 在中國思想史上，一般都強調人和動物的區別，指出人的獨特地位，而不是把人和動物相提並論或者混同。荀況對人的看法是一個例子（其他例子如孫臏的《孫臏兵法·月戰》，王充的《論衡·無形》和《詰術》，曹操的《曹操集·度關山詩》）。他說：「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猩猩）形笑（狀）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非相》）又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荀況在這裡說禽獸和人同樣有「知」，在另一地方也說，「有血氣之屬必有知」，但接著又說，「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似乎認為人的「知」和禽獸的「知」是有所不同的。可能後一個「知」是「智」的意思。荀況在有些地方講的「知」就是「智」的意思。他曾說「智」是符合於實際情況的「知」。所以在他的理解中，「智」這種「知」是「知」的較高級形式，人類是最具有這種「知」的。）這裡的中心論點是指出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區別在於「有辨」，「辨莫大於分」。人的另外一個特點是「能群」。但「能群」也在於能「分」，「分」必須有「義」。所以人不僅和生物那樣有生，也不僅和禽獸那樣有知，有感知覺，而且還有「辨」，有「分」「義」，因而成為世界上最可貴的東西。不過，這裡所說人和動物的區別並不很確切，因為動物也是有分辨（「有知」）的，並且也「能群」。 但荀況所說的「辨」和「分」顯然不限於感知覺，因為人的「辨」和「分」還和「義」結合在一起。構成人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思維。辨和分，如就分辨和分析的意義說，雖然是人的思維的一個重要作用，但思維還有另一個主要作用，即聯繫或綜合。所以只指出分辨還很不夠。荀況用「分」和「有義」來把人區別於也有「知」的動物，這說明他主要是從人的社會生活方面，從倫理或政治方面來看的。這裡所引的全部議論也顯得是這樣。荀況在很多地方都講到「分」或「辨」，其中有些是講人在一般認識方面的分辨，但較多的是聯繫到倫理或政治方面而講的。至於思想則很少著重講到。所以關於人類在心理方面和動物的本質區別，荀況講得並不夠，也不夠確切。但這裡所引述的一些言論，足以說明荀況是強調指出人類和動物有本質的區別的，（荀況沒有提到人的言語和勞動。就荀況的社會地位看，沒有提到勞動，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君子」之流，大概認為勞動不過是「勞力」的事，是不足道的。至於言語，中國過去曾有「猩猩能言」和「鸚鵡能言」的說法，亦許以為言語不是人的特徵吧）是「最為天下貴」的。 * * * [1]. 本文出自《潘菽全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卷七，第496頁。原載《中國大百科全書·心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頁。 [2]. 本文出自《心理學簡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卷十，第937頁。 [3]. 本文出自《心理學簡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卷十，第895頁。 [4]. 本文出自《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第51頁）之《關於荀況心理學思想的研究札記》（四）。題目採用《潘菽全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收入此文時所加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