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 五言詩之起源

四言詩起源之蹤跡可以追尋者甚微，因《詩經》以前沒有關於韻文的記載遺留及我們，而四言到了西周晚年，體制已經很完整了。五言在這一節上的情形稍好些，因五言起在漢時，我們得見的記載多了。七言更後，所以他的起源更可以看得顯明些。至於詞和曲的起源，可以有很細密的研究，其中有些調兒也許是受外國樂及樂歌的影響，有些名字先已引人這麼想的，如菩薩曼、甘州樂之類；不過這一類的工作現還未開始。作這種研究也不容易。將來卻一定有很多知識得到的（中國文學研究中許地山君《論中國歌劇與梵樂關係》一文，即示人此等問題所在，甚值得一看）。這本來是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問題，只可惜現在研究詞曲及他樣韻文體裁的人沒有注意到這些上。 我們於論五言詩起源之前，先辨明兩種傳說之不當。 一 論五言不起於枚乘 辨這些問題應以下列四書作參考，一《文心雕龍》，二《詩品》，三《文選》，四《玉台新詠》（《文章緣起》題任昉撰，然實後人書也，故不舉列）。 《文心雕龍》云：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按：《柏梁》亦偽詩，亭林以來辯之詳矣）。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好見疑於後代也。 《詩品》云：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好，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 《文選》尚無所謂枚乘詩，只有蘇武、李陵詩，《玉台新詠》所加之枚乘者，《文選》列入無名氏古詩中。《玉台新詠》除《結髮為夫婦》一首與《文選》一樣歸之蘇屬國外，所謂李陵詩不見，所謂李陵詩在性質上固然不屬《玉台新詠》一格。 比核上列的四說，顯然可見五言詩起於枚乘之說實在作俑於徐陵或他同時的人。昭明太子於孝穆為前輩，尚不取此說。自《文心雕龍》明言，「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辭人「莫見五言」；枚為辭人（即賦家），是枚乘作五言一說，齊人劉彥和尚不聞不見（彥和實齊人，卒於梁代耳）。而鍾君《詩品》又明明說枚與他人僅「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徐陵去枚時已七百年，斷無七百年間不談不聞的事，乃七百年後反而為人知道的（若以充分的材料作考證，乃另是一回事）。且直到齊梁尚無枚乘作詩之說，《雕龍》、《詩品》可以為證，是此說不特於事實無當，又且是一個很後之說。這一說本不夠成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不必多辯了。 二 論五言詩不起於李陵 比上一說歷史較長根據較多的，是李陵創五言之一說。這一說始於甚麼時代，我們也很難考，不過班孟堅作《漢書》，大家補成的時候，還沒有這一說（可看《李陵傳》）。建安黃初時代有沒有這一說我們也沒有記載可考，而齊梁間人對這還是將信將疑的。所以劉彥和說「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 我們不信五言起於李陵一說有好幾層理由。（一）《漢書》記載蘇、李事甚詳，獨無李陵制五言詩一說，在別處也無五言詩起源之記載。（二）自李陵至東漢中世，時將二百年，為人指為曾作五言者，只有蘇武、李陵、班婕妤、傅毅數人，直到漢末然後一時大興，如五言已始於李都尉，則建安以前，蘇、李以後，不應那樣零落。（三）現存五言樂府古詩無絲毫為西漢之痕跡，而「遊戲宛與落」為人指為枚乘作者，明明是東京（玉衡指孟冬一句，為人指為西漢之口實，其實此種指證，與法國海軍官兵某以「日中星火」證《堯典》為真，同一荒唐）。（四）漢武昭宣時，楚調餘聲未沫，此種絕整齊之五言體恐未能成熟產生。（五）最有力之反證，即《漢書》實載李陵別蘇武歌，仍是楚節，而非五言，（六）試取《文選》所指為蘇、李贈答詩者一看，皆是別妻之調，無一句與蘇、李情景合。如「俯視江漢流」明明不是塞北的話。 不過李都尉成了五言詩的創作者一個傳說也有他由來的道理。鳴沙山石室發見文卷中就存巴黎之一部分而論，什七八為佛經及其他外國文籍，中國自著文籍不過什之一，而其中已有關於蘇、李故事者四五篇（記憶如此，不獲據目錄校之），可見李陵的故事在唐五代還是在民間很流行的。現在雖然這李陵的傳說在民間已死了。而京調中的「楊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一切層次，尚且和李陵一生的關節相合，若楊四郎「在北國招了駙馬」等等，又很像李陵，大約這個楊家故事，即是李家故事到了宋後改名換姓的（一種故事的這樣變法甚常見）。李陵故事流傳之長久及普遍，至今可以想見，而就這物事為題目的文學出產品，當然不少的（一個民間故事，即是一個民間文學出產品）。即如蘇、李往來書，敦煌石室出了好幾首，其中有一個蘇武是大罵李陵（已是故事的倫理化）。有一條罵他智不如孫權。這樣的文章自然不是蕭統及他的參訂學士大夫所取的，所以《文選》里僅僅有「子卿足下勤宣令德……」一文。這篇文極多的人愛他，卻只有幾個人說他，也許是李陵作的。大約自漢以及六朝，民間傳說李陵、蘇武的故事時，有些歌調，詠敘這事，如秦羅敷；有些話言，作為由他自己出，如秦嘉婦。漢末樂府屬於相和清商等者，本來多這樣，所以當時必有很多李陵的詩，蘇武的詩，如平話中的「有詩為證」。《水滸傳》中（原來也只是一種平話）宋江的題詩，宣和遺事的宋太宗詩，一個道理。如果這段故事敷衍得長了，也許吸收若干當時民間的歌調，而成一段一段的狀態，所以無名氏的別妻詩成了蘇武的別妻詩。這些詩靠這借用的故事流傳，後來的學士們愛他，遂又從故事中抽出，而真箇成了蘇武的詩。此外很顯出故事性質的蘇李詩，因為文采不艷，只在民間流行，久而喪失。原來古代的文人學士本不了解民間故事及歌曲的性質，看見李陵故事裡有作為李陵口氣的五言詩，遂以為李陵作五言詩；但最初也只是將信將疑，後來傳久了，然後增加了這一說的威權。 何以李陵故事這樣流行，也有一層道理，即李陵的一生縱使不加文飾也是一段可泣可詠的事實。李氏本是隴西士族，當時士大夫之望，不幸李廣那樣「數奇」，以不願對簿而自殺。李陵少年又為甚多人器許，武帝愛他，司馬遷那樣稱讚他：「事親孝，與士信，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赴國家之急。」在當時的士人看去，李陵比當時由佞幸倡優出身的大將，如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不可同年語的。偏偏遭際那樣不巧，至於「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而李降虜後，還是一個有聲色有意氣的人。有這樣的情形，自然可以成一種故事的題目。蘇屬國是個完節的人，是個堅忍而無甚聲采的人，拿他和李君親起來，尤其使這故事有聲色。天然造成的一個故事資料，所以便如此成就了。 東漢的故事現在只可於支支節節的遺文之中認識他的題目，如杞梁妻（《飲馬長城窟行》屬之）、秦羅敷（秋胡是其變說。秦嘉故事或亦是其中一節，將秦嘉為男子，遂為秦婦造徐淑之名）、李陵蘇武、趙飛燕（班婕妤故事大約附在內）、王昭君等，多半有歌詞傳到現在。其中必有若干的好文學，可惜現在不見了。 三 論五言不起一人 然則五言是誰創的？曰，這個問題不應這樣說法，某一人創造某一體一種話，都由於以前人不明白文體是一種的有機體，自然生成，以漸生成，不是憑空創造的，然後說出。誠然，古來文人賣弄字句的體裁，如「連珠」，最近代印刷術大發達後的出版界中文體，如「自由詩」，都可由一個文人創造，但這樣的事都是以不能通行於一般社會的體裁為限，都不能成文學上的一個大風氣（即使有人憑空創了，到底不能緣勢通行）。所有文學史上的大體裁，並不以中國為限，都是民眾經過若干時期造成的，在散文尚且如此（中國近代之白話小說出於平話，《水滸傳奇》等，尚經數百年在民眾中之變遷而成今體，西洋之Romance字義先帶地方人民性，不待說，即novel，淵源上亦經若干世之演化，流變上亦經若干人之修改，然後成近體也）。何況韻文，何況憑傳於民間歌樂的詩？所以五言、七言、詞等，其來都很漸，都是在歷史上先露若干端緒，慢慢的一步一步出現，從沒有忽然一下子出來，前無淵源，頓成大體的。果然有人問五言是何時何人創的，我們只好回答他，五言是漢朝的民間出產品，若干時代漸漸成就的出產品。 五言在漢時慢慢出來有痕跡可見嗎？曰：現在可見的西漢歌詞中（可靠的書籍所記載，並可確知其為西漢者）。沒有一篇完全五言的，只存下列三詩有一個向五言演化的趨勢。 一、《戚夫人歌》（見《漢書·外戚傳》） 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 （三、三、五、五、五、五） 二、《李延年歌》（見《漢書·外戚傳》）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五、五、五、五、八、五） （《玉台新詠》已將第五句改成五言，遂為一完全五言詩矣）。 三、《楊惲歌》（見《漢書·楊惲傳》）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短，化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幾時？ （四、四、四、四、五、五） 這三篇都不是楚調。戚姬，定陶人；定陶屬濟陰郡，濟陰地在戰國末雖鄰於楚之北疆，然楚文化當不及此。李延年，中山人。楊惲則明言「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故他這歌非秦即趙。我們不能斷定西漢時沒有一篇整齊的五言詩（《困學紀聞》所引《虞姬歌》自不可據）。但若果多了，當不至於一首不遺留到現在，只見這三首有五言的趨向之詩。那麼，五言在西漢只有含蓄在非楚調的雜言中，逐漸有就整齊成五言的趨向，縱使這一類之中偶然有全篇的五言，在當時人也不至於注意到，另為他標一格。大凡一種文體出來，必須時期成熟，《詩經》中雖有「子兮子兮」一流的話，《論語》中的「鳳兮鳳兮」一歌，也還近於《詩經》遠於《楚辭》，直到《孟子》書中引的《滄浪之歌》，才像《楚辭》，所以《九辯》《九章》的體裁，總不能是戰國中期以前的物事，西漢時楚調盛行，高帝武帝都提倡他所以房中之樂（如《安世房中歌》），乃至《郊祀之歌》（說詳後），都是盛行楚聲的。賦又是楚聲之擴張體，如果歌樂的權柄在司馬相如、枚皋一般人手裡（見《史記》、《漢書》數處），則含蓄在非楚調的雜言詩中之五言，沒有發展的機會。一種普行的文體乃是時代環境之所形成，楚調不衰五言不盛。 我們宜注意下列幾件事 一、中國一切詩體皆從樂府出，詞曲本是樂府，不必論；《詩三百》與樂之關係成說甚多，也不煩證明；只論辭賦，五言，七言，無不從樂府出來。《漢志》於《辭賦略》中標舉「不歌而誦」謂之賦一句話，這話說司馬相如是對的，說屈原是錯的，舉一事為證，屈賦每每有亂，《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有亂的文辭不是樂章是什麼？賦體後來愈演愈鋪張多，節奏少，乃至於不可歌罷了。七言從漢魏樂府中出來的痕跡更顯明（後來再論），五言則除見於東漢樂府者不待說外，所謂古詩，蘇、李詩，非相和之詞，即清商之祖；後來到曹操所作，還都是樂府，子建的五言也大半是樂府。填詞做詩不為歌唱，乃純是後人的事，古世文人的范域與一般之差別不如後世之大，做詩而不歌，又為什麼？所以杜工部還在那裡「新詩改罷自長吟」，近代人才按譜填詞，畢竟不歌哩（詞律之規平仄，辨清濁陰陽，皆為歌時之流暢而起，既不歌矣，而按譜填，真成雕蟲之技，不復屬於文章之事，無謂甚矣）。 二、中國一切詩歌之原皆是長短句，詞曲不必論，四言在《詩經》中始終未整齊，到了漢朝人做那時的「古體詩」（如韋、孟等及自四言詩出之箴銘等等）。才成整齊的四言，七言五言從雜言的漢樂府出之痕跡亦可見。 三、從非楚調的雜言中出來了五言，必是當時的樂節上先有此趨勢，然後歌調跟著同方向的走，這宗憑傳於音樂的詩歌，情趣雖然屬於文學，體裁都是依傍樂章，他難得先音樂而變。可惜漢代樂調一無可考，我們遂不能詳看五言如何從雜言樂府出一個重要事實。 《楚詞》不續《詩經》之體及樂，《楚詞》在文情上也斷然和《詩經》不同，五言不續《楚詞》之體及樂，五言在文情上也斷然和《楚詞》不同。《國風》、《小雅》中的情感在東漢五言詩中重新出現了（應取《古詩十九首》、蘇李詩、五言樂府等與《國風》、《小雅》較）。 論五言樂府者見「漢樂府」節，論漢季五言詩者，見「建安五言詩」節。 ◎附錄 《古詩十九首》 蘇李詩 擬蘇李詩 《玉台新詠》卷一 《樂府詩集》宜為必論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