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 儒林

刑名出於三晉，黃老變自刑名，迂怪生於燕齊，儒術盛於鄒魯。學業因地方而不同，亦因時代而變遷，一派分為數支，數學合為同派。以上這些情形在戰國時代的，我們在前篇中說，現在只談儒術入漢時的樣子。原來儒宗勢力之擴張，在乎他們是些教書匠，在戰國時代的著作看來，儒雖然有時是一思想的系統，不過有時也是一個職業上的名詞。「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可以顯明的看出儒是職業來。後來術士、縱橫之士都號儒，固然因為這些人也學過《詩》、《書》、孔子語（從儒者學的），也因為儒這一個名詞本不如墨之謹嚴，異道可以同文，同文則同為人呼作儒（如秦所坑之儒當然不是拒叔孫通之魯兩生所謂儒）。儒既是「教書匠階級」，遂因為教書而散居四方（孔子常言學，本是他的職業話），貴顯者竟為人君之師。子夏設教西河，魏文侯好儒，以之為師，子貢適齊，澹臺子羽居楚，故孟子前一世之楚人，已有「北學於中國」者（陳良），子思則老於衛。墨與儒為敵，然墨翟亦曾先「修儒者之業，讀孔子之書」，禽滑釐則受業於子夏。儒學之布於中部諸國，子夏居西河之力為大。故戰國末季，儒為顯學，亦成通名。我等固無證據謂戰國時縱橫之士亦號為儒，然漢初號為儒者每多縱橫之士，如陸賈以至主父偃皆是。韓非子謂儒分為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孫卿），有樂正氏之儒」。這話不見得能盡當時的儒家宗派，大約僅就韓非所見的說，韓非未嘗到過齊魯（大約如此），當時齊魯另有些宗派。現在看《禮記》及他書所記，漢初儒者所從出，有兩個大師：一、曾子；二、荀卿。傳《禮》、傳《論語》者俱稱曾子，漢儒一切託詞多歸之曾子；《詩》、《書》、禮、樂之論每涉荀卿，而劉向校書時，《荀子》竟有三百餘篇，去重複，存三十餘篇，其中尚多與《禮記》出入之義。故漢初之儒，與戰國之儒實難分。《管子》、《晏子》書中亦均有儒家語，出於戰國，或出於初漢，亦難定。 儒家雖在戰國晚年已遍及列國，但漢初年儒學仍以齊魯為西向出發之大本營。在戰國時，儒本有論道、傳經之不同，漢朝政治一統，論道者每每與縱橫家俱廢，而兩者又侈復為一。諸經故訓，是內傳；外傳則推衍其義，以論古今，以衡世人，以辯政治。故《詩》魯說、《尚書大傳》、《春秋繁露》以及陸賈、賈誼所著，都可說是荀子著書一線下來之流派。現在我們以六經為分，論漢初儒者所遺之文學。 《詩》 《詩經》釋義之學，毛鄭勝於三家，故三家為毛淘汰，朱子勝於毛鄭，故毛鄭為朱子淘汰。清代儒者想回到毛鄭身上的人，所爭得的只是幾個名物上的事，訓詁大有進步，而解釋文義，反而拘束不如朱子，故清儒注了幾遍卻並不能代朱子。嘉慶以來，三家《詩》之學興，然究竟做不到《公羊》復興的狀態，因為《公羊傳》文，邵公《解詁》俱存，《繁露》也不失，所以有根據。三家《詩》六朝即成絕學，借漢儒所引，現在尚得見者，「存十一於千百」，雖可恢復些殘缺，究竟沒有像公羊學那樣子成大宗的憑藉。我們現在就清儒所輯三家《詩》異文及遺說看，三家《詩》實在大同小異。大約三家《詩》之異處，在引申經義，以論政治倫理之處，不在釋經，故「五際」之義，只有《齊詩》有，《魯》、《韓》都沒有。三家皆以《詩》論道、論政，《齊詩》尤能與時抑揚，大約一切齊學，都作侈言，都隨時變遷。《齊詩》如此，遂有五際，《公羊》如此，流成讖緯，伏《書》如此，雜以五行。《魯詩》也是高談致用，但不如齊學雜陰陽而談天人，大約《韓詩》尤收斂，最少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故流行也最久（此只就漢儒所說及現存若干段中可得之印象論之，其實情甚難知）。舉例而言，太史公是學《魯詩》的，《魯詩》也最是大宗，他說： 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詩，《清廟》為《頌》始。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這樣子拿著《詩經》解說一種的系統的政治哲學，和《公羊傳》又有何分別？想當時三家必有若干「通義」，如春秋之胡毋生條例，大一統、黜周王魯故宋、三世三統等等。大約漢初儒者，都以孔子刪《詩》修《春秋》皆是撥亂反正之義。 《莊子·天下篇》（篇首當是漢初年儒者所修改，六經次序猶是武帝時狀態）說「《詩》以道志」，《太史公自敘》說，「《詩》長於風」，「《詩》以達意」，《經解》「《詩》之失愚」，這些話都不錯。但把《詩經》張大其辭而作解釋的風氣，自孔子已然。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這些話，我們也不能怪他，因為《詩》在當時是教育，拿來做學人修養用的，故引申出這些哲學來也是情理之常。我們固斷然不能更信這些話是對於《詩》本文有切解的，但也要明白當時有這些話的背景。對漢儒以《詩經》侈談政治也該一樣。且《詩》本有一部分只是些歌謠，正靠這種張大其詞得存於世。 關於漢初三家《詩》義，可看陳喬樅等著作，此處不及多說。 《書》 《詩》於景帝時即是三家，三家雖大同，究不知出於一家否。《書》卻只有一家，歐陽、大小夏侯皆出自伏生。自昭帝時，鬧《大誓》問題起，一切的所謂《古文尚書》叢出不窮，經學之有古文問題，自《尚書》始。漢朝《詩》學起於多元，而終於無大異（《毛詩》在外），《書》學起於一元，而終於紛歧。 伏生說《書》，也不是專訓詁，也是借《書》論政，雜以故事，合以陰陽，一如《春秋》及《詩》之齊學。現在抄陳壽祺輯定《大傳》之二節，前節《唐傳》，後節《略說》。 維五祀，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箸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為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浡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報事還歸二年， 然乃作《大唐之歌》。《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為屍，於時百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維十有四祀，鍾石笙管，變聲樂，未罷，疾風髮屋，天大雷雨。帝沉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於鍾石。帝乃雍而歌耆重篇，招為賓客而雍為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天府》、《九原》，而夏道興。維十有五祀，祀者祀者，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室之義，唐為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時卿雲聚，俊人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原註：禮字當作 ）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再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通，卿雲藂藂。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鱉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里，窺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大傳》現在只有這個輯佚本，然已可看其雜於五行陰陽之學，純是漢初年狀態。西漢儒者本不以故訓為大業（以故訓為大業東漢諸通學始然），都是「通經致用」的人們。 《禮》 《禮》本無經，因為禮之本不明文字的事，漢初儒者以戰國時之《士禮》十七篇當之（此雖古文說，然甚通），鄭注的《儀禮》即是這個。據《漢書·儒林傳》，《禮》學之傳如下： 《禮記》 二戴所傳之《記》中，多存漢早年文學，現在舉幾篇重要的敘說一下子，其但關於制度，祭祀的，考證應詳，非一時所能就，故從闕。 《曲禮》這篇文章恰如這個名字，所談皆是些禮之節，無長段，都是幾句話的小段。從開始「不敬」起，至「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稍談修養並極言禮之重要，以下便是一條一條的雜記了。所記多是些居室接人的樣子，很可表現魯國儒家（一種的）之樣子主義，也有很多是釋名稱的，如前邊所舉「十年曰幼學」等等，末尾尤多。這篇東西的材料大約多是先秦，然也有較後的痕跡。如「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這斷非漢朝一統天下時代的話，且所舉名稱與《禮》，多與《春秋》合，與《孟子》、《荀子》亦有同者。所以這部書的大多部份應是先秦的物事，或者竟在春秋戰國之交。這本書里包含很多魯國「士階級」之習俗及文教，故歷史材料的價值很大。然很後的增加也有，如「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這已經純是秦漢間方士之談了。 《檀弓》這篇恐是《禮記》中最早之篇，所記雖較長，不如《曲禮》之簡，仿佛繁者宜居後，然裡面找不出一點秦漢的痕跡來，（這篇里所記多魯故，間有衛齊晉事，無戰國事，所記晉獻文子之張老，猶在前也）。所記固是喪葬祭一流的事，而和《論語》、《孟子》、《荀子》相發明處很多，所列的些名字也多是春秋末乃至戰國時儒家或與儒家多少相涉的人。取韓非儒分為八之言以校之，則數家之名見於此篇，取墨子非儒之義以核之，則此篇里恰有為墨論引以為矢的的話（《檀弓上》：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斷，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虞，其曰明器神之也。」此外一切以喪祭為人生惟一重事的話，皆墨家所力攻者）。《論語》孔子叩原壤之脛，曾子臨死戰戰兢兢之言，孟子有若似夫子等語，在《檀弓》里都有一個較詳的敘述。這篇裡面已經把孔子看做神乎其神，《史記》野合而生孔子之說，雖尚未出，然孔子在《檀弓》中已不知其父之墓，且已是損益三代，宗殷文周的人，並可預知其死了（《國語》已把孔子看成神人，這需要至少好幾十年，孔子同時人斷無如此者，故《國語》《左氏》作者斷非孔子之友「魯君子左邱明」）。所有一切服色，宗制，漢代儒者專以為業的，在這書里也有端了。曾子一派下來之魯國正統儒家，在這篇里已經很顯得他的勢力了。這篇里實在保存了很多很多可寶貴的七十子後荀子前儒家史料。 《王制》《王制》中的制度與《孟子》、《周禮》各不同，究是何王之制，漢儒初未曾明說。如說是三王一貫之制，乃真昏語。東漢盧植以為《王制》是漢文帝令博士諸生所作（引見《經典釋文》卷一及卷十一），大約差近。《周禮》之偽，最容易看出的地方，在他的整齊及瑣碎，是絕不能行之制度，《王制》之偽，最容易看出的地方，在他的刻板的形式，也是絕不能行之制度。如說，「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由。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由。」這樣的制度，就是新開闢的美洲，拿著經緯線當省界的，也還辦不到。但這篇中若干的禮制與初年儒家說相發明，其教胄子，論選士，合親親及名分之誼以折獄，戒侈靡，論養老等，皆漢初儒者以為要政者，試與賈誼疏一校即知。其不帶著戰國的色彩，亦甚顯然，蓋戰國人論制，無此抽象，無此刻板，無此系統者。所以盧植以為文帝令博士作，即使無所本，也甚近情，實不能因盧是古學，古學用《周官》，遂大抑《王制》也。 這篇很代表漢初年儒家的政治思想。《禮記》由二戴刪錄，二戴不與古文相干，所以這一篇還能經古文學之大盛而遺留。但鄭玄覺其與《周禮》違，遂創為殷制之說，此實不通之論。 《王制》自古文學興後，即不顯，朱文公亦不喜他，直到清嘉慶後，今文學復興，以後以經籍談政治者，愈出膽愈大，於是《王制》竟成素王手制之法。此種議論，發之康長素，本甚自然，發之紹述王、段之俞蔭甫乃真怪事，總是一時習俗移人呵。 《月令》這一篇同時見於《呂覽》，又刪要見於《淮南鴻烈·時則訓》。然《淮南子》有此無足異，《禮記》與《呂覽》有此，俱甚可怪。這篇整齊的論夏正，應該是漢初陰陽家的典籍，這個照道理放不進儒家的系統之內，而與《呂氏春秋》的其他各篇也並不相連屬，但秦始皇帝坑燕齊海上術士，而扶蘇諫曰，諸儒皆誦法孔子，荀卿亦以五行譏孟子子思，那麼，陰陽家的勢力浸入儒家，由來甚久了。到漢時，刑名黃老儒術無不為陰陽所化，《易》竟為六經之首，結果遂成了圖錄讖緯。然陰陽學在當時頗解些自然知識（看《淮南子》），曆法其一。《禮記》中之有《月令》，是漢先年儒術陰陽合糅的一個好證據。至於以《十二紀》分配《呂覽》十二卷，應該也是漢人的把戲。（本書《序意篇》雲，「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是未嘗紀曆也。） 《曾子問》所論皆禮之支節，又傅會孔子問禮老聃事。 《文王世子》漢早年每以良儒為太子諸王太傅，雖文景不喜儒，這個風尚卻流行。我疑這篇正是當時傅太子或傅諸王者之作，然無論如何，此是漢代所作，中雲「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是秦以來爵。 《禮運》《禮運》運字之解釋，當與「天其運乎」、「日月運行」之運同，指變動言，故始終未必如一。但，縱使如此，此篇之不一貫尚極明顯，細按之實是拼湊好幾個不同的小節而成，每節固非如註疏本中所章句者之短，而亦不甚長，前後反覆及顛倒之痕跡，已有數處。這篇里有一個甚顯著的色彩，就是這一篇雜黃老刑名之旨、並不是純粹儒家的話。如：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按，禮是儒者之詞，柄是刑名之語），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按此是黃老馭政之術），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者，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此亦儒道刑名混合語）。 尤其有趣的是最前兩大節，宗旨完全相反。第一大節中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已經極言禮為世運既衰後之產物，維持衰世之品。其下言偃忽問，「如此乎禮之急也」，已不銜接，而孔子答語，「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夫禮必本於天」，又這樣稱禮之隆。這顯然不是一篇之文，一人之思想。 此篇第一節中論天下為公之大同思想，為近代今文學家所開始稱道，實是漢初年儒道兩種思想之混合，且道之成分更多。漢武帝以後，經宋學清學，無多人注意此者，最近始顯。 《學記》此篇是漢初儒者論教及學之方，並陳師尊之義。中引《兌命》，在伏生已佚，不知何據。又引《記》，不知何《記》。漢先年儒者生活之狀態，此篇可示其數端。 《樂記》此篇有一部分與《苟子·樂論》參差著相同。但荀子注重在駁墨，此則申泛義而已。此篇當是漢儒集戰國及漢初儒者論樂之文貫串起來成這一篇，以論樂之用。末有三老五更之詞，可見裡邊有漢朝的材料。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此數篇皆論禮之用及其節制，頗有與《荀子》相證處，要是漢初年儒者述而兼作之言。 《中庸》《中庸》顯然是三個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之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從「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起」，直到「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開頭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話（現在的篇首顯然是一個後加的大帽子），這甲部中所謂中庸，全是兩端之中，庸常之道，寫一個下大夫上士中間階級的世家人生觀，所以結尾才是「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流的話，不述索隱行怪，而有甚多的修養，不談大題目，而論家庭社會間事，顯然是一個文化甚細密中的東西（魯國），顯然不是一個發大議論的文筆（漢儒）。相傳子思作《中庸》，看來這甲部《中庸》，與此傳說頗合。要之，總是這一類的人的文字。乙部《中庸》，從「子曰：鬼神之為總其盛矣乎」起，直至「明乎郊社之禮帝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止，與甲部《中庸》完全不相干，反與《禮記》中論郊祀、論祭、《大傳》諸篇相涉，其為自他篇羼入無疑。丙部《中庸》自「哀公問政」以下直至篇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合著頭上那個大帽子，由「天命之謂性」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共為一部。這一部中的意思，便和甲部完全不同了，這純是漢儒的東西。這部中間，所謂中庸，已經全不是甲部中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是「中和」了。《中庸》在甲部本是一家之「小言詹詹」，在這丙部中乃是一個會合一切而謂共不衝突（即太和）之「大言炎炎」。蓋中之初義乃取其中之一點而不偏於其兩端之一，丙部中所謂中者，以其中括有其兩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堯舜（法先王），憲章文武（法後王），上慮天時（羲和），下襲水土（禹）」，這比孟子稱孔子之集大成更進一步了。孟子所謂金聲玉振，尚是論德性的話，此處乃是想把孔子包羅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異，都把他一爐而熔之。九經之九事有些在本來是不相容的，如親親尊賢，在戰國是兩派思想，親親者儒，尊賢者墨，此乃「並行而不相害並育而不相悖」，這豈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然而中庸究竟不能太后了，因為雖提到禎祥，尚未人讖緯，但也許盧植有所刪削。 西漢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漢人的文章也截然和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幾個標準，有時可以助我們決定一篇的文章屬於晚周或漢世。 （一）就事說話的晚周，做起文來的是西漢的。 （二）對當時問題而言的是晚周的，空談主義的是西漢的。 （三）思想成一貫，然並不為系統的鋪排的，是晚周，為系統的鋪排的，是西漢（自《呂覽》發之）。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了不能夠想出他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就是說，發的議論是抽象，對於時代獨立的，是西漢，而反過來的一面，就是說，能想出他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卻不一定是晚周。因為漢朝也有就事論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卻沒有憑空成思之為方術者。 《呂覽》是中國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只多見些語錄（《論語》不必說，即《孟子》等亦是記言之文）。談話究竟不能成八股，所以戰國以文代言的篇章總有個問題在前面，且以事為學，也難得抽象。漢儒不以事為學而以書為學，不以文代言，而以文為文，所以才有那樣磅礴而混沌的氣象。漢儒竟有三年不窺園亭者，遑論社會？那麼，他的思想還不是書本子中的出產品嗎？ 《中庸》一書前人已疑其非子思作，如「載華岳而不重」，若是子思，應為岱宗。又「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這當然不是先秦的話。此數點前人已論，故不詳說也。 《中庸》為子思作一說，見《史記》，而《漢志》有《中庸》說二篇，不知我們上文所論乙丙兩部是不是說二篇中之語。 《儒行》哀公問儒冠服儒服於孔子一說，已見於《荀子》三十一《哀公篇》，然意思和《儒行篇》全不同。《哀公問篇》中，問舜冠，孔子不對，以其不問蒼生而問此。又問紳委章甫有益於仁否，孔子告以服能致善。這都未嘗答以不知儒服。漢高帝惡儒生，罵人曰豎儒，隨時溺儒冠，所謂以儒服為戲者，大約即是他，及他這一類人《儒行篇》中只言儒服儒冠受之自然（「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卻不敢詆毀笑儒服者，而以儒行對當之，這恐是漢初儒者感受苦痛自解之詞。哀公即劉季也。 《大學》《孟子》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見《孟子》時尚沒有一種完備發育的「身、家、國、天下」之系統哲學，《孟子》只是始提到這個思想。換言之，這個思想在《孟子》時是胎兒，而在《大學》時已是成人了。可見《孟子》在先，《大學》在後。《大學》總是說平天下，而與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時候有孔子時候的平天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齊桓晉文之霸業是。孟子時候有孟子時候的平天下，所謂「以齊王」是。列國分立時候的平天下，總是講究天下如何定於一，姑無論是「合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擾為東周，是「以齊王」，總都是些國與國間的關係；然而《大學》之談平天下，但談理財，既以財為末，又痛非聚斂之臣。理財原來只是一個治國的要務，到了理財成了平天下的要務，必在天下已一之後。可見《大學》不先於秦皇。《大學》引《秦誓》，秦向被東方諸侯以戎狄視之，他的掌故是難得成為東方的學問的。《書》二十八篇，出於伏生，伏生故秦博士，我總疑《書》中有《秦誓》，是伏生做過秦博士的痕跡。這話要真，《大學》要後於秦代了。且《大學》篇末大罵一陣聚斂之臣，不如盜臣，進之四夷，不與同中國等等。漢初兵革紛擾，不成政治，無所謂聚斂之臣，文帝最不會聞聚斂之臣，而景帝也不聞曾用過，直到武帝時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學》也就大罵而特罵了。《大學》總不能先於秦，而漢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斂之臣，如果《大學》是對時政而立論，那麼，這篇書或者應該作於孔伋、桑弘羊登用之後，輪台下詔之前罷！ 《大學》、《中庸》之為顯學自宋始，仁宗始御書此兩篇以賜新科狀元王拱宸，十數年而程學興，誠所謂利祿之途使然。在此一點，漢宋兩代學問有何不同？（《中庸》古已顯，惟未若宋後之超於經上，《大學》則自宋始顯耳。） 《大戴記》《大戴記》現存篇章不完，乾隆間儒者以《永樂大典》核之，稍有所得，而篇數的問題至今難決。現在抄錄通行本的決敘如下面。 …… 主立第三十九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禮三本第四十二 …… 禮察第四十六 夏小正第四十七 保傅第四十八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 五帝德第六十二 帝系第六十三 勸學第六十四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盛德第六十六 明堂第六十七 千乘第六十八 四代第六十九 虞戴德第七十 浩志第七十一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諸侯遷廟第七十三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小辯第七十四 用兵第七十五 小間第七十六 朝事第七十七 投壺第七十八 公府第七十九 本命第八十 易本命第八十一 按，此書之少獨立性質，一校即見。《主言》與王肅《家語·王言》合，《哀公問五義》與《荀子·哀公篇》二節合，《哀公問於孔子》與《小戴記·哀公問》合，《禮三本》與《荀子·禮論》第二節合，《禮察初》同《小戴·經解》，後一部分與《漢書·賈誼傳》合，《夏小正》在《隋書·經籍志》尚獨立，《保傅》則全是《賈誼傳》語。《曾子立事》至《曾子天圓》，《漢志》別有《曾子》十八篇，王應麟、晁公武即以此十篇當之，不為無見。《武王踐阼》純是道家語（或亦一種之《佚周書》），《衛將軍文子》則多同《仲尼弟子列傳》，而太史公只雲取《論語·弟子問》，不言取此。《五帝德帝系姓》則同於《史記·五帝本紀》，《勸學》則大同於《荀子》第一篇。《盛德》、《明堂》兩篇為一為二，東漢許、鄭已有爭論。《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辯》、《用兵》、《小間》七篇，王應麟據《三國·蜀志·秦宓傳》裴注引劉向《七略》「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之語，定為即《漢志》《論語》類之《三朝記》。《遷廟》、《興廟》兩篇疑實一篇，其中一部同《小戴·雜記》；《朝事》多同《小戴·聘義》及《周禮·典命》、《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等，《投壺》合於《小戴記》。《公符》未有昭帝冠辭，《本命篇》中一節合於《小戴·喪服四制》。這樣的凌遲看看與諸書合，很不像一個能在西漢時與《小戴記》有分家的資格的書。且一部獨立的書，自己沒有獨立的性質，篇篇和別些書綜錯著相合，而自己反見出一個七拼八湊的狀態來，殊不近於情理。所以我疑現存的《大戴記》是《禮記》盛行之後，欲自樹立門戶者，將故書雜記拼合起來，且求合於劉向、許、鄭所論列，至《漢志》所舉百三十篇以內，《小戴》四十九篇以外之所謂《大戴記》，其本來面目早已不見了。如果這個設想不錯，則今本《大戴記》之原本，當是魏晉宋間人集史說子家而成之，若王肅《家語》，不過不必有王肅的那個反鄭的作用罷了。後來又喪失數十篇，又將《夏小正》加入，並且和《隋志》也不合啦。所謂十三卷，無非湊合《隋志》所舉之數（其實《隋志》中《夏小正》尚獨立）。 我疑《禮記》自后蒼、二戴後，四十九篇已成本書，此外篇章，原無定本，因傳學之人之好尚而或增或減；文籍上初無所謂《大戴》、《小戴》之分（大小戴書之分，疑在後〔東漢〕，裴引《別錄》恐非原文）。亦無所謂二戴、慶氏三家之別（雖並立學官，實無大異，他經今文分立同）。漢博士分立，每因解說之小不同，不盡由篇章之差異，書之有大、小夏侯，公羊之有嚴、顏，皆是也。《漢書》謂橋仁季卿為小戴學，劉向《別錄》謂其傳《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則謂其從同郡戴德學，《後漢·曹褒傳》，父充，傳慶氏《禮》，「褒亦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是四十九篇三氏所共（今本《大戴》題九江太守戴德，是又弟冠兄戴矣）。自劉向、班固以來，引用《禮》篇，頗出今本大小戴《記》之外，篇名已有佚者，即篇名尚在引文卻不見，是四十九篇之外隨時有多出者，直到鄭注始成畫一。其引文篇名在，而文不在者，是今本四十九篇中與當時本有出入。《經典釋文》引晉陳邵雲，「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此語如實，則今傳《禮記》之字句是馬、盧、鄭玄三家定本，而鄭氏定本以前，三家分別之實，已無可盡考。鄭君雖說：「戴德傳《禮》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但鄭君所謂《大戴禮》是什麼東西，殊不可考，亦不能斷定其必盡在《漢志》百三十一篇之內。今本《大戴》可疑滋多，已如前一節所說，並非鄭所謂者。 但假如我們以為「《大戴禮》是後來拼湊成的」之一說不差，我們卻不能輕視這部材料書，其中誠保存不少古材料。讀者試以《大戴禮》之文句與大體合於他書者，比較一下，或者可以看出先後雜糅、更改、刪加等事來。歐洲人所發達之章句批評學（Text Criticism）實在是「手抄本校勘學」，由校勘而知其系統。乾嘉間儒者之校勘，精闢實過於歐洲，只因所據不過幾個宋本，所參不過幾部類書，及《永樂大典》，故成績有時侷促。王靜安君據敦煌出土材料，成其考定《切韻》數抄本之善作，可以為模範者，也只是把不同的本子比一下子，因其不同，知其系統之別。如用這一法於《大戴禮記》，或者可得些新知識（即是以《大戴》為校書之用）。 《禮記》四十九篇中，無為古文學撐場面者，然除《王制》以外，亦無與古文學大衝突的話。這因為二戴、慶氏本是今文，又或者為古學之馬、盧刪其今文色彩之重者，故有現在不即不離的情形。 與《禮記》關係最多之子家，非《孟子》，實《荀子》。《荀子》大約是漢初年言學者所樂道，故文章重複至三百二十二篇（見劉向所敘），故研究《禮記》，非參考《荀子》不可。 《禮記》中《大學》、《中庸》、《樂記》、《經解》等篇，顯然是西漢之文，重而不華，比而不艷，博厚而不清逸。系統多而分析少，入東漢後，文章不是這樣子了。 《樂》 關於樂一藝之文學，《漢志·六藝略》著錄百六十五篇，現在除《樂記》二十三篇外，皆知其佚。此處《樂記》二十三篇與現在《禮記》中《樂記》之關係如何，亦難定。現存材料不夠我們作結論的。《樂》與文學出產之關係至大，而六經之《樂》與文學出產之關係乃至小，今故不論。 《易》 《易》和孔子沒有關係，也和儒家沒有關係。孔子晚而喜《易》韋編三絕之說，最早見於今本《史記》。《論語》上只有一句提到《易》的，即「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然此易字在魯《論》是亦字，從下文讀，古《論》始改為易。古《論》向壁虛造，本不可信，那麼，《論語》是不曾談到易一字的，《孟子》、《荀子》都不引《周易》。《左氏》、《國語》所引《周易》並不與現存《周易》同（自然有同處）。且《易》本為卜筮之書，《史記》有明文，《史記·儒林傳》敘，舉孔子與《詩》、《書》、《禮》、《樂》、《春秋》五經之關係，無一字談《周易》，《自敘》謂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于田何，習道論於黃子，也是把《易》與方術一齊看，疑《仲尼弟子列傳》之談《易》，皆後人所補（如劉歆一流人）。且《史記·五帝紀》無一語采《繫辭》，《繫辭》必非子長所見（一知百慮之言當據別文）。又《儒林傳》云：「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此六世之傳，《漢書·儒林傳》與《史記·仲尼弟子傳》不同），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楊同子，仲子仲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大夫。」按，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魯哀公十六年（西曆前479）孔子卒，下至漢元光元年（西曆前134）三百四十五年。八世傳三百四十五年，必平均師年四十四，弟子始生，八代平均如此，天下無此事。且《史記》、《漢書》所記之傳授，由魯而江東，由江而燕，而東武，而齊，准以漢世傳經之例，無此輾轉之遠，此為虛造之詞無疑，《易》本愚人之術，孔子不信，孔子並禱亦不為，何況卜筮？《易》實是齊國陰陽家之學，與儒術本不相干，而性相反，自戰國晚年，儒生術士不分，而《易》始成平學。 《易十翼》皆是漢時所著，即現存系詞狀態想亦非司馬子長所及見，其他可知矣（子長雖引《易大傳》然並未引伏犧等雅訓之言，知所見不同今《繫辭》也）。儒家受了陰陽化，而五經之外有《易》；陰陽家受了儒化，而《易》有《文言》、《繫辭》。 《春秋》 孔子和《春秋》的關係之不易斷，已如我們在論孔子時所說，現在我們只談漢初年的《春秋》學。原來《春秋》是公羊所傳，《春秋》即是《公羊》，《公羊》即是《春秋》。《穀梁》本有把《公羊》去泰去甚的痕跡，而《左氏》則是劉歆等把《國語》割裂了來作偽，此兩節均待後來說。《公羊傳》何時著於竹帛，《史記》、《漢書》俱無明文，後漢戴宏敘雲（引見《公羊註疏何序》疏文）：「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現在《傳》文全存；胡毋生《條例》，何休依之為《解詁》。但何去胡毋生三百年，此中《公羊》學之變化正不少，雜圖讖其尤者，故現在從《解詁》中分出胡毋生之《條例》來，也不容易。今抄《註疏》本卷第一於下，以見《公羊春秋》之義法及文詞。就釋經而論，乃是望文生義，無孔不鑿；就作用而論，乃是一部甚超越的政治哲學，支配漢世儒家思想無過此學者。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於昧。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貝冒，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春秋》本是一個「斷爛朝報」，試將甲骨遺文以時次排列，恐怕很像《春秋》了。所以有《穀梁春秋》把《公羊》去泰去甚，尚可說是「尊修舊文而不穿鑿」，《公羊》之例無一無破例者，董仲舒「為之詞」曰《春秋》無常例，則實先本望文生義，後來必有不能合義之文，在斷爛朝報本無所庸心，在釋者卻異常麻煩。董子書號《春秋繁露》，引申經義之外，合以雜文，宋人已疑之，然非盡偽，合於公羊家言者甚多（參看《四庫提要》）。茲於本篇之末附其元光元年對策以見董仲舒之學發於《公羊春秋》，一以《春秋》論時政。 《春秋繁露》一書既凌遲（《漢志》儒家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不引，引太史公舉董仲舒論《春秋》語如下。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以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公羊春秋》與《齊詩》有同樣的氣炎，「泱泱乎大國之風」，《公羊傳》、《繁露》，都無魯儒生沾沾的氣象。 《論語》、《孝經》 今本《論語》是鄭本，幸有《經典釋文》存若干條「魯」、「古」之異。《論語》自是曾子後著於竹帛的，大體上與漢無涉，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韻舞」，純是漢初儒者正朔服色之思想，至早不能過於戰國晚年，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竟是讖緯的話了。《鄉黨》一篇，也有可疑處。漢興，傳《論語》有兩家，《漢志》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少府家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各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當是如《禮記》者諸篇之一，所以后蒼亦傳之，後來為人稱為《孝經》，以配六藝。所說純是漢朝的話，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之天子，只有秦漢皇帝如此，自孔子至戰國末，無此天子。訓諸侯以「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宗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又申之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那裡是對春秋戰國諸侯的話，漢家諸侯王常常坐罪國除，所以才說得上在上不驕，制節謹度，保其社稷，戰戰兢兢。然而劉歆時代《孝經》也有了古文，則古文之古可知了。 綜合上面所論漢武帝前之六經，可見當時儒學實是齊魯兩學之合併，合併後互相為國，然仍各有不同處。齊放肆而魯拘謹，齊大言而魯永言（荀卿遊學於齊，故荀卿亦非純然三晉學者）。又漢初五經之學，幾乎無不雜五行陰陽者，而以齊國諸學為尤甚。原五行之說本始於齊（見《孟子荀卿列傳》）。而荀卿之以責子思、孟軻，當是風開得不合事實（言五行者托於《孟子》）。漢初，黃老刑名亦為五行所化，武帝時號稱宗儒術而絀百家，實則以陰陽統一切之學而已。制禮樂的世宗，並不如封建的世宗之重要。 又漢初儒者實在太陋了，不識字（如書「文王」之成「寧王」），不通故，承受許多戰國遺說，而實不知周時之典（如太史公《周本紀贊》之言，漢學者竟分不清楚宗周與成周），其有反動固宜。 漢初儒學的中心人物是孔子，《詩》、《書》、《禮》、《樂》本是孔子時代士人之通學，《春秋》尚不聞，《易》尤後出。孔子與文藝關係，實不如漢初儒者所說之甚。大約《詩》、《書》、《禮》、《樂》、《春秋》是魯學，儒家是在魯地，故孔子與魯成儒家之中心，今雖不及見漢初六經面目，但六經實是漢初定本。直到宋人才有了考證的工夫，亦能發達古器物學，以證實在，後人反以理學為宋學（其實清朝所謂理學是明朝的官學，即「大全」之學）、以宋學（考訂文籍，辨章器物，皆宋人造成之學）為漢學，直使人有「觚不觚」之嘆。現在括之曰，儒是魯學，經是漢定，理學是明官學，考訂是宋學。 現在把《史記·儒林列傳》抄在下面，並附帶解釋數處可疑的地方。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此處獨不舉《易》，可知太史公並未見，「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之改文，世家所云，後人竄入無疑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持以上之語與《漢書·儒林傳》敘比，則知此是漢武時儒者所釋孔子與六經之關係，彼是古文學盛行後之說也）。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以至於始皇五字衍文也），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坑術士而謂之坑儒，可知當時術士即儒也。參見《始皇紀》扶蘇諫語），六藝從此缺焉（此句當是後來文家所改無疑。《新學偽經考》卷一辯之已詳）。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郁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太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遊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此句重複，疑此句是釋上文「無傳疑」之注，傳抄羼入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此是漢武帝初年一大事，黃老對儒術最後之奮鬥也）。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而得已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征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征，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以上大節，自相矛盾。亡數十篇一說，乃古文說，武帝時儒者以伏生書全，故有二十八宿以拱北辰〔《大誓》〕之論。且伏生既以書教於齊魯之間，奈何又雲文帝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秦焚書，非焚官書，伏生為秦博士，無庸因壁藏而亡數十篇。此段是後來古文學者大改而成，以失其本來面目者也）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此五字使上下文不接，其竄入之跡甚顯也）。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劇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秦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自「自此以後……」至「……滋多於是矣」，全是古文學者所加。既雲兒寬受業孔安國。又雲兒寬後魯周霸、孔安國頗能言《尚書》事，自相矛盾至此，且安國是受魯《詩》者，又早卒，《史記》有明文。安國與《書》關係，與魯共王、河間獻王同是向壁虛造之談也。康有為、崔適諸君辯之詳，茲不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此節亦古文家言，漢初年儒者固不承認其獨傳《士禮》，且叔孫通等，率魯諸生所為，何嘗是士禮？恐高堂生一節，多改刪），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資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河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其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此六字為下文穀梁張本，太史公只見一種《春秋》，則不知有公羊、穀梁之別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按胡毋生一節，三十五字應在董仲舒前，上文「惟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應直接下文，「仲舒弟子遂者……」。其「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至「卒用董仲舒」二十五字，是為穀梁學者所加入）。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 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自「而董仲舒」下十三字為後人所補，太史公固不及見此也）。 平津丞相的事，關係漢世儒學成為正統者最大，且平津的行品恰是古往今來以《詩》、《書》用世者之代表，而主父偃事既見一種齊人儒學之趨向，又和平津侯傳相關連，所以都抄在下面。西漢時齊多相而魯多師，齊魯從學的風氣固不同。齊士好政治，好陰陽，魯士談《詩》、《禮》尚謹。齊人致用而用每隨俗，不隨俗者每每任才使氣，故進而失德則如平津之曲學阿世，退而守德，亦有轅固之面折大君。而申公行事立言，乃真魯生之情況。大約純正的儒家，本不能為政治，所以歷來所謂「儒相」每每偷偷的用申韓黃老之術，而儒家的修行，亦每每流為形式。雖日日言仁義而曲學阿世者'無時不輩出，觀於漢時儒家之畢竟不能致漢於郅治，則儒家效用之侷促可知也。 《史記·平津侯主父偃列傳》 [1]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征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 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余。士亦以此賢之。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 元狩二年，弘病，競以丞相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閒，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乃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搜秋獼，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兇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屍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併吞吐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獘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闢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逾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挽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乾糧餉，女子紡織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奏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系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仇，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獘靡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 閒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余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嚴安上書曰：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虱，民無所告愬。 及至秦王，蠶食天下，併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向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于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闢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挽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掛于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戰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於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滅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蘢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偃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 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余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併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眾筑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 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征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義，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余。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於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於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征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跡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臣慕向，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堅，衛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於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跡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附董促舒《元年舉賢良對策》 [2]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蔚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製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並，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雲「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扦，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岩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 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 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雲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系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 今陛下並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雲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天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 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於是天子復冊之。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雲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復對曰：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 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慾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征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曰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浸微浸滅之道也。 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准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跡之於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1] 「原注」曰「文繁不及抄錄」，今據中華書局1959年版《史記》補人。 [2] 原「編者按」曰「文繁未錄」，今據中華書局1962年版《漢書》補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