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史 · 第十八章 古代農業生產成就

第一節 概　述 一、中國農業的起源和發展 人類最早獲取生活資料的方式是採集植物的根、莖、葉和果實，以及捕捉野獸、魚類。在經歷了上百萬年的採集、漁獵基礎上，才進一步發明了農業。一般所指的農業，包括種植業和畜養業兩大部門。農業的產生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標誌著人類第一次從依賴自然界轉變為開發、改造自然界。沒有農業的發明，人類至今仍會過著穴居野住，採集、漁獵的生活，而不能進入此後經歷的各個社會發展階段。 農業起源於大約一萬多年前，即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證之我國的考古出土材料亦如此。我國農業起源是多源的，迄今全國已發現了六七千處以上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遺址。黃河流域已發現的最早農業遺址是分布在河南中部的裴李崗文化［1］和河北的武安磁山文化，［2］距今約有七八千年之久。與裴李崗、磁山文化年代差不多，經濟面貌相似的還有分布於隴東和關中的大地灣文化（又稱老官台文化），以及分布在陝南漢水上游的李家村文化。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了距今七千多年的栽培黍遺存。［3］裴李崗文化遺址出土的石器，都為農具，製作精緻，種類有石斧、石鏟、骨耜、木耜、石鋤、蚌鋤、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即從砍伐林木、耕翻土地到收割和加工穀物用的農具已一應俱全，配套成龍。磁山遺址出土了四百多個窯穴，其中88個堆積有穀物遺存，估算原存量達5—6噸。又長江下游最早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大量有關農業生產的農具、穀物等。根據發現的稻穀、稻殼和稻草的堆積層，有專家推算，折合稻穀估計在12噸以上。［4］農具中用鹿骨和牛肩胛骨加工成的骨耜，是用於挖溝和翻土的。出土的家畜骨骼，說明河姆渡人已飼養豬、狗和水牛。［5］河姆渡遺址距今已近七千年。以上考古材料再結合《易經·繫辭下》說的「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還有從近代有的少數民族的具體耕作方法來看，可以說，七八千年前我國農業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許多地區已進入了鋤（耜）農業階段，比最早的「刀耕火種」農業已邁進了一個新階段。原始農業又分為三個階段，即刀耕火種、鋤（耜）耕和發達鋤（耜）耕與犁耕萌芽階段。那麼它們的起源時間當在一萬年以前。除上述考古材料外，在長江中游距今9000年的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中發現了保存在陶片和紅燒土中的碳化稻穀，［6］與彭頭山文化時代相近的湖北城背溪文化等遺址也發現了早期稻作遺存。同屬長江水系的漢中盆地李家村和何家灣遺址，也有距今七八千年的稻作遺存出土；［7］湖南道縣玉蟾岩甚至出土了距今約一萬年的栽培稻遺存。［8］華南地區許多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中，都出土了與農業定居生活有關係的原始陶片，還有農業初始階段，安裝在點種棒（木耒的雛形）上的「重石」、磨光的石斧和挖土點種的骨蚌器等。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出土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家豬遺骨。［9］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則出土了距今一萬年前的栽培稻遺存。雲貴和西藏地區的原始農業文化更具有地方特點和多樣性，至遲距今四千多年前已有一些定居農業村落出現。東北和內蒙古、新疆地區，以種植業為主的遺址比較密集分布在東北大平原的中南部，如距今七千年左右的瀋陽新樂文化遺址中出土了栽培黍的遺存。［10］漁獵為主的，以距今約六千年的黑龍江密山新開流遺址為典型。松嫩平原和呼倫貝爾草原也有星散分布以漁獵為主的原始遺存。蒙新高原則零星分布了一些以細石器為主要文化內涵的遺存，可能是原始人們遊獵的遺蹟。 農業生產的發展離不開氣候、地形和水等自然資源條件，同時受到各個歷史時期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因此，各地區的農業面貌和進程總是不盡相同和不平衡的。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發展的進程大致如下： 根據考古學資料，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長江流域，甚至包括珠江、遼河流域、瀾滄江流域部分地區的氏族部落已較普遍地形成了以原始種植業為主，兼營家畜飼養和採集漁獵的綜合經濟；有些地區則以畜牧業為主；有的氏族部落還過著以採集漁獵為主的生活。原始種植業的兩種不同類型，也基本形成，即北方黃河流域為種粟等作物的旱地農業，南方長江流域則為種稻等作物的水田農業。畜牧業已獲得較大發展，成為僅次於種植業的生產部門。採集漁獵業的比重下降，但仍然是原始農業經濟的必要補充。在黃河、長江流域的一些地方，出現了原始的石犁、木犁，但由於使用範圍不廣，牽引動力為人，因此還遠遠不能取代耒耜的地位。夏、商、西周時期，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和長江流域一些地區正經歷著耕作區日益擴大，把遊牧業進一步擠向北部、西北部邊緣地區和山區的過程。農業生產技術的主要內容耕作、栽培、育種三個方面已基本具備。生產工具雖仍以木、石製作的為主，但青銅製的錢、鑹等除草工具已經出現。園圃業已經出現，蔬菜和果樹人工栽培的種類已不少，經濟林木也開始人工種植。在種植業地區，家畜、家禽基本上已全為舍飼，飼養管理、繁殖和相畜術等已積累了較豐富的知識，還出現了獸醫。養蠶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已具有一定的規模。春秋戰國是中國社會發生大變革的時期，農業生產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鐵器自此廣泛使用，牛耕逐漸推廣，社會生產力有很大提高。其結果，耕地得到大量墾闢，數口之家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從而得以出現。個體小農的生產積極性較高，而他們的經營範圍又十分狹小，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我國的農業生產開始走上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為主的道路。《荀子·富國》中說：「農精於田」，說明戰國中期以後，農民已相當精通和講究農業耕作和栽培技術。這一時期不僅大田耕作技術獲得很大提高，其他園圃、林業、畜牧、蠶桑、漁業等方面的技術都有長足的進步。以後，秦和兩漢到魏晉南北朝，是黃河流域農業生產大發展的時期。種植業迅速發展，農耕區向西北方面有了新的擴展；在長江以北淮水以南、關中、中原和西北部分地區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灌溉農業區。長江下游廣大低濕沮洳地帶和嶺南地區還遠遠沒有大量開發。東漢末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黃河流域由於長期戰亂，古代農耕重心地區遭到嚴重破壞。長江以南、五嶺以北廣大地區和巴蜀，逐漸發展成為比較重要的農耕區。特別是江南地區，由於人口、勞動力的增加，水利工程的興修和北方一些先進技術的傳入，農業生產水平開始趕上一再遭到破壞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改變了「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11］的狀況。這一時期，北方旱作農業耕作技術體系形成。為克服乾旱的自然條件，除興修水利外，農民經過世世代代的努力摸索，在生產實踐中總結出了以耕、耙、耱為中心的耕作保墒技術。同時，北方的連種制已定型、輪作複種制有了初步發展，間、混套作也有萌芽。隋、唐五代到宋元時期，一開始，南北方種植業都有較大發展，廣大西北地區是當時的主要牧區。唐中期以後，南方農業發展更為迅速。漢代南方人口只占全國總人口的1／10強。東晉以後，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使南方開發最需要的勞動力大大增加。這時已是「賦之所出，江淮居多」［12］，農耕區的重心已開始由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五代十國時，黃河流域又由於前後九十多年的軍事破壞，已疲憊不堪；而長江以南則因戰爭破壞較少，兩大河流域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低相去更遠，北方日益依賴於南方。北宋和南宋時期，北方勞動人民第二次大批南遷，他們和南方農民一起進一步開發了江南。農耕和蠶桑的重心已明顯地由黃河流域轉移到了南方。此後，中國南方一直是全國的糧食和蠶桑的重要產地。隨著長江流域的開發，水田耕作技術相應發展起來。宋、元時期便形成了以耕、耙、耖為特點的水田耕作技術體系。適應水田耕作的各種農具，自唐代以來陸續出現，如曲轅犁、龍骨車等。為擴大耕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則出現了梯田、圩田以及一年二熟制等。在園藝、蠶桑、畜養、漁茶等經濟部門，這時期在南方也取得突出成就。明清時期，圍繞著人口猛增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一步全面深入發展。宋代南方大規模開發，導致中國人口開始了長期增長的趨勢，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夕，人口已突破四億大關，遠超過耕地的增長，人均耕地面積日益下降。宋代治平三年（1066）平均每人占有耕地面積為19.22畝，而到了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就只有1.64畝了。［13］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農民只有在技術上更下工夫了。首先是多熟種植技術獲得很大發展；其次圍繞多熟種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育種和其他許多栽培技術都有較大發展。這時期還從國外引進了玉米、甘薯和土豆等高產作物。可以說，直到近代不久前，中國農業生產中的作物組成、耕作制度、栽培技術等在此時期基本定型。 二、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的特點 中國農業生產在發展過程中有其自身的特點。首先是成就突出，至少在有文字記載的四千多年來，穩定而沒有中斷過。從整個人類文化發展史看，必須要有相當穩定的農業生產，供給人們以生活物資，然後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化，才有產生和發展的基礎。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或集團，其農業生產中斷了，文化和歷史傳統也一定隨之中斷。如曾經繁榮一時的文明古國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的古巴比倫，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還有古羅馬以及美洲印加帝國，由於外族的入侵或嚴重自然災害等原因，而造成農業生產的破壞、衰落，甚至中斷，以致引起國家的衰落、消亡，中國農業基礎穩定和成就突出的重要原因是在農業生產上有一個先進的、豐富的、完備的科學技術知識體系。這個體系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集中了無數勞動人民的智慧，經過成千上萬年的積累，逐漸充實、改進、提高而臻於完備的。幾千年來，中國農業經歷了無數次大大小小天災人禍的考驗，始終沒有出現過由於技術指導上的錯誤而引起的重大失敗。［14］ 其次，由於社會歷史的各種原因，諸如土地所有權分散、人均耕地少等，中國農業走的是向土地要糧食和纖維的以種植業為主的發展道路。歷史地形成了中原地區重糧食和纖維，西部、北部重畜牧，東部重魚鹽，山區重木材，開發較晚的南方也是以糧食和纖維為主的局面。兩千多年來，除了以畜牧業為主的地區外，中國廣大農業區一直以「五口之家」的家庭為經營單位，在不大的一塊土地上年年種滿作物，同時圈養一些家畜和家禽，畜牧在經濟中所占比重很小。這同歐洲從古代農業直到轉變為近代農業時，仍繼承了古代農業牧草和作物輪作，畜牧業在農業經濟中比重大的特點迥然不同。 中國古代農業的另一個特點是有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精耕細作」系近代人對中國傳統農業（近年來，農史學家們根據農業生產工具和技術的特點，把農業生產的發展歷史過程大致劃分為原始農業〔在中國約為距今一萬多年至4000年前〕、傳統農業〔約距今4000年前直到近代〕和近現代農業三個階段）精練的一個概括，指的是一個綜合技術體系，而不是單項技術；甚至不是局限於種植業，其基本精神也貫徹於畜牧、蠶桑、漁業、林木生產等領域。精耕細作是以勞動集約為主，即是提高勞動強度，實行精耕細作，充分挖掘土地增產潛力，努力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具體措施是充分用地和積極養地緊密相結合，即以合理的耕作、輪作、施肥和灌溉（有條件的地方）來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從而保證包括連種、複種、間作、套種相結合的高複種指數的用地體系的實現。歐美人把中國水稻區的耕作方式叫做「園耕」，意思是在大田作業中應用園藝的經營方式。這是極為集約的農田操作和管理；而且主要是靠農民操作手法的靈巧，用簡陋的工具做出細活來。這也顯然不同於歐洲中世紀耕作粗放的二圃制和三圃制。 三、中國古代的農學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農學家就開始把在此以前豐富的農業生產實踐進行總結和理論概括，以後的農學家在這方面也不斷做了許多工作。中國古代的農學思想有許多很有價值的理論與原則，至今仍閃爍著人類智慧的光芒。 1．農業生產中的核心思想「三才」理論 「三才」一詞最早見於《易經·繫辭下》：「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見「三才」理論是講天、地、人的變化與關係的。它是戰國時期比較流行的哲學觀點之一，被人們運用於經濟生活、政治活動和軍事作戰等各個方面。《呂氏春秋·審時》：「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這段話闡明了農業生產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為首要地位。到漢代，天、地、人演變為「力」、「地」、「時」。晁錯說：「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15］這裡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視人工勞動的含義。中國歷代農學家都繼承了在農業生產中強調人力作用這一思想。農業生產中的「時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則是「三才」理論的另一衍化。其主要內涵就是農業生產必須根據天時、地利的變化和農業生物生長發育的規律，採取相應的措施。「三宜」原則也開始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明代農學家馬一龍對之作了較為全面、科學的說明：「合天時、地脈、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則事半而功倍。」［16］「三才」理論運用在中國農業生產中，為精耕細作技術體系形成和發展的主要指導思想，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作用。其他較重要的農學思想還有地力「常新壯」論、「風土」論和在農業生產中實現廢物利用，物質循環的思想等。 2．具有濃厚特色的經營思想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較早。晉代傅玄（217—278）提出：「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19］即主張提高農業產量，不要靠擴大耕地面積，而應重視在一定單位面積上多投入勞動。後魏農學家賈思勰進一步提出「凡人家營田，須量己力」［20］。意思說，經營農業的規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與物力、勞力等相稱。 「揚長避短，發揮優勢」也是中國農業經營的傳統思想之一。《史記·貨殖列傳》中的「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就是漢代人們根據地區特點，因地制宜發展各項農業生產，揚長避短，發揮地區優勢的生動寫照。清代唐甄在《潛書·富民》中又根據他所處時代的情況，作了「隴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飼鶩，湖濱繅絲，吳鄉之民，編蓑織席」的真實描述。 「趨利避害」是中國古代農業經營思想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淮南子·繆稱訓》：「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趨利避害思想應用到農業生產上就是「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21］的經驗總結。明代的馬一龍不僅明確總結出農業生產的趨利避害原則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勝天」［22］的高度。 第二節 古代先進的農田水利工程和農業生產工具 一、農田水利工程建設成就 水是農業的命脈。在中國，農業生產的發展與水利有著密切的關係，可以說，有些地區農業的盛衰與水利的興廢直接有關。兩者的密切關係具體表現在下列幾方面：一是對中國農業經濟區的形成和轉移有重大影響。如秦、漢時期，一系列大規模灌溉渠系陸續興建，由此而形成了關中、成都平原和冀、魯、豫等幾個重要農業經濟區。東漢至魏、晉，陂塘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使江淮之間成為重要農業經濟區。中唐以後，長江下游塘浦圩田水利的發展為農業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江南地區創造了條件。其次，水利促進了一些地區耕作栽培制度的發展。如長江流域沮洳下濕地區，隨著塘浦圩田水利的發展，排灌技術的進步，耕作栽培制就由一年一熟逐步演進為稻、麥兩熟和兩稻、一麥的制度。第三，水利使一些地區的作物組成發生變化。黃河流域自西周迄至春秋，主要農作物為黍、稷；而到戰國、秦、漢時期，粟、菽（大豆）、麥則成為主要農作物。菽、麥對水分的要求較高，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是促成這一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就是農田水利排灌事業的發展，促使一些低產地區變成為農業高產區。 中國農業，自古以來在水的條件方面一直很不理想。中國大部分地區氣候受季風影響，降雨量年內分配很不均勻，往往不能滿足農業的需要，亟需靠人工灌溉來保證。因此，中國自遠古就開始重視農田水利的興修。從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大量稻穀遺存以及骨耜來推測，河姆渡人從事水稻生產，已初步掌握了根據地勢高低開溝引水和做田埂等的排灌技術。黃河流域一直流傳著大禹「疏九河」［23］，「盡力乎溝洫」［24］的傳說。這可算得上是中國農田水利事業的萌芽時期了，真正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工程的興修，那是到春秋戰國時候的事。中國農田水利事業雖然歷史悠久，成績卓著，但總也達不到理想的地步，結果始終是一個由水利而引起各種災禍所困擾的國家。中國歷代當政者都標榜「重農」和講究水利，二十四史有的就撰有《河渠志》專篇，在《地理志》、《一統志》中也記載有關於農田水利的建設。功績當然都記到了帝王將相的名下。實際上，貢獻更大的是廣大農民。農民不經過官府過問，自己聯合起來修建農田水利的事例各朝各代、各地皆有。如清代中葉，長江流域無地農民紛紛遷往川、鄂、陝邊區山中，開墾山田。他們合力築造堤堰，控渠引水。其結果如道光時《紫陽縣誌》所記載的，「深山邃谷到處有人，寸地皆耕，尺水可灌」。由此而推，歷史上長江流域廣大丘陵地區的開發，情況大體相同。 中國古代因地制宜地創造了多種形式的農田水利工程，有的工程就其規模之大，設計的巧妙和高超技術，都居於當時世界先進之列。 1．灌溉渠系工程 2．陂塘工程 陂塘系利用自然地勢，經過人工整理的貯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二千多年前的文獻中已有利用陂池灌溉農田的記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30］芍陂興建於春秋戰國時期，是最早的一座大型築堤蓄水灌溉工程，「陂有五門，吐納川流」［31］。直徑大約百里，周圍約三百多里，灌注今安徽壽縣以南淠水和淝水之間四萬頃田地。今天的安豐塘就是其殘存部分。漢代，陂塘興築已很普遍，東漢以後，陂塘水利加速發展。陂塘水利適建於丘陵地區，起始於淮河流域，汝南、漢中地區也頗發達。從雲南、四川出土的東漢陶陂池模型，可看出當時已在陂池中養魚，進行綜合利用。《淮南子·說林訓》中有關於陂塘灌溉面積數量的計算：「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中小型陂塘適於小農經濟的農戶修築，南方地區雨季蓄水以備乾旱時用，修築尤多。元代王禎《農書·農器圖譜·灌溉門》說：「惟南方熟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溪堨、水盪，難以數計。」明代僅江西一地就有陂塘數萬個。［32］總之，古代遍布各地的陂塘，對農業生產的作用不可低估。 3．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統 隋、唐、宋時期，水利建設遍及大江南北，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大規模興修尤為突出。古代太湖地區勞動人民在淺水沼澤，或河湖灘地取土築堤圍墾闢田，築堤取土之處，必然出現溝洫。為了解決積水問題，又把這類堤岸、溝洫加以擴展，於是逐漸變成了塘浦。當發展到橫塘縱浦緊密相接，設置閘門控制排灌時，就演變成為棋盤式的塘浦圩田系統。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1043）中描述道：「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閘門，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太湖地區的塘浦圩田形成於唐代中葉以後。五代時吳越國利用軍隊和強征役夫修浚河堤，加強管理護養制度，設立「都水營田使」官職，把治水與治田結合起來。這些措施對塘浦圩田的發展和鞏固起到了良好作用。北宋初，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廢而不治，中期又著手修治。南宋時大盛，作了不少疏浚港浦和圍田置閘之類的工程。 4．海塘工程 自漢、唐起，江、浙、福建沿海人民為防禦潮水災害而開始修建江海堤防。海塘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開發過程中占有相當重要地位。海塘從局部到連成一線，從土塘演變為石塘，建築技術水平不斷提高。五代吳越國錢鏐在位時，曾在杭州候潮門和通江門外築塘防潮，所用「石囤木樁法」［33］以木柵為格，格內填進磚石，經漲沙充淤後，就成為遠比土塘堅固的土石塘。可以說這是從土塘到石塘的過渡。北宋時，石塘技術上的一次改革就是採用了「坡坨法」，即海塘為斜坡石級式，塘身穩定性優於壁立式海塘，坡階又起消力作用。明、清時，海塘工程更受重視，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以及技術上的進步都超過其他歷史時期。 5．井灌 二、農業生產工具 1．高效的取水設備和機具 引水灌溉，最重要的是設法把低處的水引向高處。在這方面，中國古代有過不少靈巧的發明。人們熟悉的水車，也叫「翻車」、「龍骨車」、「水蜈蚣」。它出現於東漢、三國之際，最初只用來澆灌園地，後來被水田區的農民廣泛採用，將近二千年來，在生產上一直起著較大的作用。筒車，今天在許多地方還可見到，大約有千年以上歷史。這是把一個大的轉輪，周圍系上許多竹筒或木筒，安置在水邊，轉輪一部分沒在水中，水流激動轉輪，輪上的筒就川流不息地依次汲水注到岸上的田地里。元代王禎《農書》里記載的水轉翻車、牛轉翻車、驢轉翻車、高轉筒車，構造比較複雜，效率比較高，都是從翻車和筒車變化出來的。高轉筒車可以把水引到十丈以上高的地方。為了把水引向遠處，則有連筒和架槽的發明。連筒是把粗大的竹竿去掉裡面的節，一根根連接起來，下面隨地勢高下，用木石架起，可以跨越澗谷，把水引到很遠的地方。架槽的設計基本上同連筒一樣，只是用以引水的是木槽而已。這類器具，正如王禎所說：「大可下潤於千頃，高可飛流於百尺，架之則遠達，穴之則潛通，世間無不救之田，地上有可興之雨。」［34］反映出中國古代這方面的創造發明之巧妙，高效而又實用。 2．耕翻平整土地的農具 3．播種農具 4．中耕除草農具 一類是錢、鏟和銚，構造大同小異，實質是同一種農具。古代文獻往往用來相互注釋，《說文解字》十四：「錢，銚也，古農器。」這類農具需運用手腕力量貼地平鏟以除草鬆土，也可用來翻土。另一類是耨、鎛和鋤，就構造說也大同小異，都是向後用力以間苗、除草和鬆土的農具，比錢、鏟、銚要進步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著。春秋戰國時已有了鐵鋤；漢代以後的鐵鋤和近代使用的基本上沒有什麼差異。耘是水田用的除草、鬆土農具。王禎《農書·農器圖譜·錢鑹門》中有耘圖。宋、元之際的《種蒔直說》中第一次記載了耬鋤。這是一種用畜力牽引的中耕除草和培土農具。 5．收穫農具 新石器時代已有石制或蚌殼制的割取穀物穗子及稿稈的銍與鐮。金屬出現後，則有青銅和鐵制的銍和鐮。幾千年來，銍和鐮的形制基本上沒有多大變化。宋以前，還出現了撥鐮、艾、翳鐮、推鐮、鉤鐮等收穫農具。王禎《農書·農器圖譜》中記載的由麥釤、麥綽等組成的芟麥器，是一種比較先進的收穫小麥的農具。穀物收割脫粒後，利用比重和風力把秕殼與籽粒分開的辦法很早就使用了。從《詩經》中可以找到證明：「維南有箕（箕斗，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不可以簸揚。」［40］1973年河南濟源縣泗澗溝漢墓出土的陶風車模型，［41］說明至遲西漢晚期已經發明了清理籽粒，分出糠秕的有效工具。風車把葉片轉動生風和籽粒重則沉、糠秕輕則颺的經驗巧妙地結合在同一機械中，確是一種新穎的創造。 第三節 科學靈活地掌握農時 農業生產活動必須按季節，即各地的氣候條件適時而耕，適時而種，適時而獲，這就叫做「農時」。不違農時，作物在整個生長過程中就能夠很好地適應和利用氣候條件，獲得豐收；違反農時，輕則招致減產，重則會顆粒無收。中國勞動人民很早就對農時與農業生產的關係有了較深刻的認識，而且摸索出了科學、靈活地巧用農時的方法。 一、對農時與農業生產的關係的認識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農業生產中的天時、地宜、人力觀已基本形成。諸子著作中多有所論述，並把天時放在一個較為突出的地位來看待。人們認識到天時能決定作物的生長和收成好壞，強調在整個生產過程中都應予以重視，漁業、林業生產也應如是，所以說「不違農時，谷不勝食也」［42］；「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43］；「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44］《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對天時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性進行了系統總結。除強調「凡農之道，厚（候）之為寶」外，還指出適時耕種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及提高農作物產量和穀物的質量。因此，當權者的職責是致力於掌握農時。為了保證民時，不妨礙農業生產，提出的具體措施是讓農民「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正當農忙時，「不興土功，不作師徒（軍旅）。庶人不冠弁（成年禮）、娶妻、嫁女、享祀」。［45］ 戰國以後，對農時的認識不斷深化。南宋初的《陳旉農書》指出適時耕種能保證農業生產計劃的完成，「種蒔之事，各有攸序。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明代的《農說》從相反方面指出掌握農時的重要：「時一失，則緩急先後之序皆倒行而逆施矣，安得順暢而不困苦哉。」 二、科學靈活地巧用農時 古代農業生產基本上是靠天吃飯。人們沒有能力控制氣候條件，只能從長期的觀察和實踐中找出天時變化的規律；利用有利於農業生產的天時，以減輕天時災害的影響，達到增產的目的。因而古代著作中論述如何利用天時時，都說「秉時」、「順時」、「不違天時」、「應時」和「節四時之適」等，［46］也就是《呂氏春秋·任地》所說的「時至而作，竭時而止」。 為了做到掌握好農時，古代人們在「巧用」二字上下工夫。首先很早就利用物候。把觀測星躔（chán，或作纏。星躔指星辰運行度次）、花、鳥、蟲、魚、獸等物候作為時宜的標誌。據古代文獻記載，早在顓頊時代就有了「火正」這一職官，專門負責觀測「大火」（心宿二），根據其出沒來指導農業生產。現代研究者根據推算，認為最利於觀測「大火」來決定春分的時代是公元前2400年前後。［47］夏、商、周三代最高統治者已把觀測天象，敬授民時列為國家的重大政事來抓。中國現存最早、含有夏代豐富物候知識的《夏小正》中記載有許多物候、氣象、天象和與之相對應的農事及其他生產活動。例如： 《夏小正》把天象同相應的物候揉在一起，構成了物候歷與天文歷的結合體。其物候觀測內容，植物方面，對木本和草本植物都有觀察；動物方面，凡鳥、獸、蟲、魚都有所注意。戰國時的諸子著作以及後世的農書中都或多或少記錄有不同地區的物候觀測。 實際上，物候學是農民自己的科學。它主要是歷代農民千百年來對千變萬化的各種自然現象的觀測總結，揭示出了「天變於上，物候於下」的內在聯繫，而將之運用於農業生產的。因此，很多物候知識是通過諺語和詩歌形式在民間口頭流傳著。「春日載陽，有鳴倉庚（黃鶯），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48］詩歌里的「黃鶯兒鳴叫」就是採桑活動時宜的標誌。後魏的《齊民要術》引用古農諺三十餘條，與物候有關的如「椹厘厘（言桑葚多且熟也），種黍時」［49］；「麥黃種麻，麻黃種麥」；「夏至後，不沒狗（指生長不良，株高不沒狗）；但雨多，沒橐駝」［50］等。 中國古代曆法中的二十四節氣與農業生產的關係最為密切。所謂「節氣」就是太陽位置，即氣候寒暖的反映。大體太陽在黃經上從春分點起，每移過黃經15度，算經過一個節氣（15天）。這種節氣制為中國所獨創，還推廣到了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二十四節氣在戰國時期已基本形成，但其全部名稱到西漢初的《淮南子·天文訓》中才具備了。傳至今天的二十四節氣名稱是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從這些節氣的命名來看，均來自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觀察和實踐積累。它主要也通過農諺形式，在民間世世代代流傳著。如「小滿前後，種瓜點豆」（山西）；「冬至菜花年大麥」（上海）；「驚蟄春分兩相連，耕田浸種莫遲延」（廣東）等，都是已有相當長年月的農諺了。 由於物候和二十四節氣在農業生產上能夠較確切地起指示作用，特別是物候，現代氣象工作者對之評價甚高，說它往往是很多氣象資料也難以完全替代的，因此中國農民幾千年來一直喜歡利用物候和二十四節氣來掌握農時。 古代人們掌握農時的原則是科學、靈活的。首先注意到農業生產上的時宜和地區的關係。因地勢的高低，地區的南北不同，氣候的條件也會有差異，作物的播種時間就應有差別，西漢末的《氾勝之書》說粟的種植時間應「因地為時」。《致富奇書廣集·授時》闡述比較具體，說：「以上播種隨南北地氣先後為之，若閩、廣地暖，正月則萬樹俱青，百種易茁矣。至於北地土寒，清明始見柳芽，而燕代五月方可種瓜也。此則因江以南地氣先至而言之，以示人及時樹藝，時不可失也。」先秦時人們已根據土壤的性質不同決定耕作的早晚。《呂氏春秋·辯土》說，剛硬的「壚」土要先耕，因它含水分少，表層易乾枯；軟弱的「靹」土可以後耕。《氾勝之書》也說：「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杏始華（花）榮，輒耕輕土弱土。」在播種方面，雖為同一種作物，種在不同的土壤里，時宜標準也不一樣，東漢崔寔的《四民月令》說：「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齊民要術·種穀第三》說：「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實也。」 此外，還認識到不同作物的播種期和收穫期也不一樣，這和作物本身所具備的特性有關。《氾勝之書》說種枲（雄麻）「寧失於早，不失於晚」。晚種了，麻皮質量就差。《齊民要術》談種蔓青，認為七月初下種最相宜；如在六月種，根部雖長得粗大，但葉子要遭蟲吃；如在七月底種，葉子雖肥大，但根部卻細小。［51］個別地區的特別災害也足以影響作物的播種期。如長江下游產棉區，每年秋季常有颱風過境，棉鈴被吹落，植株被拔倒，影響產量，《農政全書》中就總結出提早種十多天以避免或減輕風害。［52］在作物收穫方面，作物特性表現得更為明顯。不同作物，收割時期早晚不同。《齊民要術》指出秫「收刈欲晚」，其原因是「性不零落，早刈損實」。［53］而小麥則迥然不同，成熟後麥粒易落，所以《韓氏直說》里提出要帶青刈割，一般民間都說「收麥如救火」。 第四節 充分利用土地 農作物種在地里，所以土地是種植業的基礎。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國的農業生產在許多地區已走上了以種植業為主的道路。以後人口逐漸增多，越往後世近代人口增加越快，清代乾隆初年，中國人口已突破一億大關。為了養活眾多的人口，中國世世代代的農民，在充分利用土地上創造了值得讚嘆的業績。 一、想方設法增闢耕地 增加糧食產量的一個重要辦法是擴大耕地。為此，中國古代農民就開展了「向山爭地」、「向水奪田」的鬥爭。這種鬥爭到明、清時期達到了高峰。戰國時期，對丘陵地、平地、低洼地三種類型的土地已有所利用。到漢代，種植業比較發達的中原地區，沼澤地已基本上墾闢治理為農田。漢以後，北方人口不斷向南方遷移，加上鐵制農具的普遍使用，使南方地區農田的墾闢擴大也出現了新形勢。 1．向山爭地 中國有廣大的丘陵地帶和山區，農田向山坡擴展是必然的趨勢。它最主要的形式是「梯田」，在農業生產中占有重要地位。開闢梯田始於何時？有不同看法。大致梯田是由山坡田逐步發展而來，《詩經》提到的「阪田」可能就是簡單的山坡田。山坡田會破壞山坡上的天然植被，引起水土流失。從嚴重的失敗教訓中人們總結出修築梯田的辦法。梯田在條件不同的地方，修築形式和效果也有所不同。西北黃土地帶，主要作用是攔截水土，當地農民的口號是「水不下原，土不下坡，泥不出溝」［54］。而南方丘陵地區的梯田則結合豐富的水源條件，表現了對於水土的高度的利用。「梯田」之名稱最早見於南宋范成大的《驂鸞錄》，說江西袁州「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梯田的出現當然比這要早得多，四川彭水縣東漢墓出土的一塊陶田模型上，丘形狹斜，丘與丘相接如魚鱗，略呈階梯形，研究者認為很像現今四川之梯田。［55］說明梯田在四川已有近二千年的歷史了。唐代人樊綽到過雲南，在所著《蠻書》中寫道：「蠻治山田，殊為精好」；「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56］有人工灌溉設施，種植農作物的山田，當為梯田無疑。南宋時，梯田在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成為普通的田法。南宋以後，梯田仍繼續發展。山坡被廣泛開闢為農田，必然會形成與林、牧爭地的局面。 2．向水奪田 有多種方式，主要的一種是圍湖造田。低洼地方湖泊多，濱湖的土地比較肥沃，對人們特別具有吸引力。《漢書》中已記載了北方個別圍湖造田的事例。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對農田的需求急劇增加。江南地區圍湖造田的活動逐漸增加。劉宋時（420—479），謝靈運先後奏請將會稽回踵湖、始寧（浙江上虞縣西南）岯崲湖「決以為田」［57］。孔靈符奏請遷徙山陰（浙江紹興）貧民到餘姚、（浙江鄞縣東）、鄞三縣開墾湖田。［58］圍湖造田，就是排放湖裡的水；有的先築起一道堤，堤的兩端與陸地相連，並在適當地方開口設閘，然後把堤內水排乾。從湖田衍變出的圍田又叫「圩田」、「壩田」、「垸田」，主要推行於古雲夢澤及沿長江的沼澤地區。《禹貢》中把荊、揚兩州的土壤稱為「塗泥」，屬下下田。有了圩田這種巧妙的設計後，就使之變成了肥美豐產的水田。唐代著作中關於圩田的記載不多，說明尚未廣為推廣。到宋代，記載多了起來，北宋沈括（1031—1095）《長興集·萬春圩圖記》說，萬春圩在南唐以前叫「秦家圩」，「土豪秦氏世擅其利」。宋廷南渡後，大量南撤的軍隊屯駐在沿江一帶，大規模開墾圩田。從此以後，圩田成為長江中下游廣大沼澤低洼地區的重要水田類型，對促進這一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不過，這種向水索地的辦法，如超過了一定的合理限度，濫圍濫墾，就會破壞天然的水利和生態平衡。 3．想方設法找田種 北方有些地區的農民在自然條件非常差，甚至種植業難以發展起來的地方，也千方百計地擴大種植面積。突出地表現在兩大創舉上，一是改造鹽鹼地，古代把鹽鹼地稱為「斥鹵」。農民創造出「趕鹽」、「壓鹽」、「壓青」、「泡茬」、「躲鹽」、「放淤」等辦法，把許多斥鹵不毛之地改造成為能種植的農田。另一是明、清時期甘肅某些地方農民創造的特殊的土地利用法——「石子田」［60］。貧瘠多山的黃土高原降雨很少，風又大，晝夜溫差變化大，水土流失嚴重。於是農民們設法在耕地之後，施上肥，然後運來砂石，先鋪一層粗沙，再逐層鋪上一層小石子和大石塊。石子田因砂石下面土壤晝夜溫差較小，溫度較高，適於作物生長；又由於有砂石的覆蓋，大大減少了土壤中水分的蒸發，降水滲入土內的水分不易流失；土壤水分保持較好，鹽分不易上升，有減輕鹽鹼化的效果。石子田不僅保收，產量也比當地一般農田要高得多。但它建造起來很費工，而且頭十年收成很好，以後產量逐漸下降，30年後必須重新改鋪。這種石子田實為世界農業生產技術史上少有的一項創舉。 二、提高土地利用率 要增加農業生產量，除擴大耕地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設法充分合理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單位面積產量。美國經濟學家帕金斯（D.H.Perkins）認為，從14—19世紀，中國人為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除了通常的技術措施外，改進耕作方式起了突出的作用。［61］美國育種學家布勞格（N.E.Borlang）認為，中國人創造了世界上已知的最驚人的變革之一是「遍及全國的兩熟和三熟栽培，它在發展中的國家中也居於領先地位」［62］。 《周禮·地官·縣師》：「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東漢學者鄭玄注釋說：「萊，休不耕者。」反映出周代農田還盛行輪荒農作制。到春秋戰國時，就開始逐漸廢棄了輪荒農作制而走上了土地連種制的道路，並在此基礎上又創造了輪作複種制，公元前5世紀，魏國政治家李悝提出「盡地力」之教，其實質就是設法擺脫原始的休耕制，而向連作的高級階段發展，提高已耕農田的利用率。《荀子·富國》中說，黃河流域有的地方「人善治之」，可以「一歲而再獲之」（二年三熟或一年二熟）。東漢鄭玄在《周禮·地官·稻人》注釋中說，他生活的那個時代，黃河流域已經流行「禾下麥」、「麥下種禾、豆」的谷、麥、豆之間輪作複種的二年三熟制。南方氣候溫暖，雨水充足，這一時期在漢水流域的河南南陽一帶已經有了稻、麥輪作複種的一年二熟制。［63］《異物志》則記載有「一歲再種」的雙季稻。宋以後，中國廣大農區已經很少有閒田曠土了，人多地少的矛盾開始出現。在長江以南地區，除大規模開展修造圩田和梯田的活動外，再就是採取更為有效的措施，進一步努力提高複種指數。《吳郡圖經續記》中說江蘇南部種莊稼已是「刈麥種禾（水稻），一歲再熟」。嶺南地區更有水稻一年兩熟，一年三熟的記載。［64］「一年三熟」很可能是通過間套複種等多種方式實現的。宋以後，輪作複種制繼續有所發展。 「間作」、「套種」是中國種植制度上的又一獨具特色的優良傳統。中國的多熟種植主要是綜合運用輪作複種和間作套種的種植方式實現的。所謂「間作」、「套種」就是在同一塊地里同時夾雜栽種不同的作物；或在一種作物的生長期中間，再栽種另外一種作物。這樣，當前一種作物還沒有收穫，而後一種作物已經長起來了。它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土地，使之沒有空閒之時。《氾勝之書》和《齊民要術》中都提到了間作、套種，從中反映出在公元6世紀以前，這種方法還只限於使用在園藝蔬菜方面。間作、套種等複種技術在明、清時有較大的發展，方式更豐富多彩，並同輪作複種密切配合，綜合運用，收效更大。1834年成書的《江南催耕課稻編》中說：「台灣百餘年前種稻歲只一熟，自民食日眾，地利日興，今則三種三收矣。」《修齊直指》中詳述的18世紀陝西關中地區「一歲數收之法」和「二年收十三料」之法是北方綜合運用間套複種的最典型實例。作者楊屾認為這「乃人多地少，救貧濟急之要法」。 三、使地力常新壯 作物生長發育須由土壤供給水分、養料和一部分空氣。土壤的這種供給能力，叫「土壤肥力」。土壤肥力保證了人們生存必需的糧食、纖維和其他生活資料。所以古人說「地生財」［65］。戰國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66］。隨著農業生產土壤管理科學技術的提高，又進一步認識到合理利用土壤、改良土壤和培肥土壤，土壤肥力就不會減退。宋代陳敷的《農書》對此有精闢的論述，並提出了「地力常新壯」［67］這一上升到一定理論高度的土地利用原則。對人們努力提高土壤肥力，定向改造土壤，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具有積極意義。 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對土壤一向採取主動態度，想方設法去改良和維持它的肥力，在生產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把土壤耕作，作物輪作和施肥等措施加以綜合運用的方法，從而使中國的農田使用了幾千年而沒有衰敝。近百年來到中國的歐洲人對這一事實很是驚異。 施用有機肥料來恢復和維持地力是關鍵的措施。古文字學家根據對甲骨卜辭的研究，認為商代已開始給作物施用糞肥，並有了貯存人畜糞和造廄肥的方法。［68］《詩經·周頌·良耜》：「荼蓼朽止，黍稷茂之。」反映周代人們認識到使用綠肥與莊稼生長良好的必然關係。《周禮》、《孟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中都談到了「多糞肥田」，以及改良土壤和對不同土壤應施不同肥料的「土化之法」和「糞種」等。《齊民要術》的記載反映了公元6世紀時的肥料種類有人糞尿，牛、羊、豬等畜糞，還有蠶糞、繅蛹汁、獸骨灰、草木灰和陳牆土。還介紹了一種造堆肥的方法——「踏糞」；強調作物要施用腐熟的熟糞：對基肥和追肥的施用法也作了具體記述，反映出施肥技術已有較高水平。 6世紀以後，在開闢肥源方面不斷有新的發展，對施肥方法的改進也很突出。陳敷《農書》說：「用糞猶用藥也。」在12世紀時對施肥有這樣深刻的認識是值得重視的。18世紀的楊屾在《知本提綱》中總結了歷代農民積累的施肥經驗，發展了陳敷的認識，指出施肥要注意「時宜」、「土宜」和「物宜」，所謂「時宜」就是「寒熱不同，各應其候」；所謂「土宜」就是「隨土用糞，如因病下藥」；所謂「物宜」是因為「物性不齊」，應「當隨其情」。總之，到明、清時期，中國農田施肥技術幾乎達到了經驗知識的頂端，至於施肥的作用和意義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歐洲，農田施肥是比較晚的事，即使較早的國家、地區到11世紀方才開始施肥。18世紀時，法國農業在歐洲算是最先進的，可是全國農田仍有半數以上經常休閒著。聽任大量土地休閒，主要是因為無法迅速恢復土壤的肥力。 第五節 選種育種成就 中國古代不僅把許多野生動植物馴養和培育成為家養動物與栽培植物，而且通過改良營養條件、人工選擇、雜交育種等實踐和研究，創造性地培育了大量的農作物和家畜、家禽優良品種，以供人們生活所需。 一、農作物的育種成就 中國為世界栽培植物重要起源地之一。起源於中國的農作物有粟、稷（黍子）、水稻、蕎麥；豆類有大豆、毛黃豆；蔬菜有白菜、蘿蔔；果樹有桃、杏、李、梨、柑橘、荔枝等。 當遠古人們把野生植物加以馴化栽培時，需有所選擇，這就是農作物出現的開始。所以選種的歷史和農業發生的歷史同樣悠久。中國的農作物種類很多，品種更多，現今水稻品種有四萬多個，粟有一萬五千多個。這都是經過無數代的農民廣泛採用存優汰劣的留種和選種技術創造出來的。 根據考古發掘資料，在六千多年前，中國水稻已有秈稻和粳稻兩種。在周代，農作物播種前，對種子要進行粒選。選種的標準是色澤鮮亮，子粒粗大飽滿，即《詩經·大雅·生民》中說的「種之黃茂」。此篇還反映了當時人們已具有優良品種——「嘉種」的概念，並記述了黍和粟各兩個優良品種的名稱：「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的好粟）、「糜」（赤粱粟）、「芑」（白粱粟）。《詩經·魯頌·宮》篇中有「黍稷重穋，植穉菽麥」之句，「重」、「穋」、「稙」、「穉」，即晚熟、早熟和早播、晚播的兩類品種。它們是考察了很多品種的特性和特徵之後予以概括出來的，有明顯的品種區別，說明周代的選育種技術已有相當高水平。戰國時期，人們通過總結積累的經驗，制定出了一些選種的標準和措施，如《呂氏春秋·審時》里就分別提出了禾（粟）、黍、稻、麻、菽、麥六種糧食作物的選種標準。 用一個具有優良性狀的單株或單穗選育新品種的單株選擇法很早就有了。清初，農民已普遍使用此法。《康熙幾暇格物編》下冊中記載了康熙皇帝用此法在豐澤園中選育成功了一種「早熟」、高產、「氣香而味腴」的水稻優良品種「御稻」。曾推廣到江、浙一帶，在蘇州地區一年兩季共收五石二斗，比其他品種增產一石三斗。四年之後產量高達六石多，比其他稻增產1.7倍。乾隆時編纂的《授時通考》收錄的作物品種比《齊民要術》更多，如粟有250個，對各品種的特徵和特性都有詳細記述。在最近幾個世紀以來編纂的全國各地方志中所記載的各地農作物品種，更是多不可數。 二、家畜家禽的育種成就 中國各地的優良家畜家禽種類之多，品種資源之豐富，過去以及今天都受到世界其他國家的重視。馬、牛、羊、雞、犬、豕「六畜」，中國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全部飼養了。中國是最早飼養豬、雞、鴨、馬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早用雜交方法培育騾的國家。 馬在家畜中占有特殊地位。根據《夏小正》記載，夏代在春季已實行「頒馬」，即選擇強壯種馬配種。商、周時期，馬被用於軍事、狩獵、娛樂，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品種不斷增多。人們根據馬的品質高下，毛色的純駁而將之分類，並規定了使用範圍，《周禮·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有繁殖配種用的「種馬」，軍事用的「戎」馬，毛色整齊供祭典用的「齊馬」，善奔馳騁用的「道馬」，田獵所用之「田馬」，還有供雜役用的「駑馬」。漢武帝大力提倡養馬，從中亞和新疆地區引進汗血馬3000匹進行大規模雜交繁殖改良內地的馬種。唐代在馬匹改良上也作過很大努力，據《唐會要》記載，唐高祖時，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汗一帶）進貢四千匹大宛良馬。唐太宗時，居住在瀚海以北的「骨利干」族人（現西伯利亞葉尼塞茨克地方）派使者帶來良馬100匹，其中有10匹特別優良，唐太宗極為珍愛，給每匹馬都取了名字，號為「十駿」。漢、唐以來，先後從西域輸入的良馬有大宛馬、烏孫馬、波斯馬、突厥馬等等。 利用異種間的有性雜交方法來培育新畜種（jué tí），也是中國古代家畜育種技術的重大成就。現在把母馬配公驢產生的騾子叫馬騾，古代叫「」（luó）；把母驢配公馬生的騾子叫驢騾，古代就叫「」。這是北方匈奴民族的貢獻，春秋時期已引入內地。騾既繼承了馬和驢的優良性狀，而且又勝過馬和驢。《齊民要術·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69］說：「，驢覆馬生，則准常。以馬覆驢，所生騾者，形容壯大，彌復勝馬。」這種雜交育種方法現今還在生產中廣泛應用。 中國華南廣東豬自漢以來就以早熟、易肥、繁殖力強而著稱於世，大秦（古羅馬帝國）的本地豬種生長慢、晚熟、肉質差，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因此千方百計地引入中國華南豬以改良本地的豬種，育成了羅馬豬。而羅馬豬對於近代西方著名豬種的育成起過很大作用。英國在18世紀初引入中國廣東豬種，到18世紀後期，其本地豬種已漸絕跡；著名的大約克夏，又名英國大白豬，為優良的醃肉用豬，就是用中國華南豬和約克夏地方本地豬雜交改良而成的。總之，現今世界上許多著名豬種，幾乎都含有中國豬的血統。英國進化論學說奠基人，偉大的博物學家達爾文說過：「中國豬在改進歐洲品種中，具有高度的價值。」［70］ 在雞、鴨方面，中國歷代培育了很多珍貴品種。雞有魯雞、長鳴雞、遼陽雞、矮雞、泰和雞、壽光雞、九斤黃雞和狼山雞。鴨主要有番鴨、北京鴨。北京鴨育成於15世紀，用它燒製成的佳肴「北京烤鴨」聞名於中外。 第六節 蠶桑、園藝和畜牧獸醫方面的特殊貢獻 中國在蠶桑、園藝和畜牧獸醫方面有不少特殊的創造發明，對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蠶桑方面的貢獻 中國是世界上養蠶、種桑、繅絲最早的國家。當二千多年前中國絲綢傳入歐洲時，歐洲人對那美麗、輕盈的絲綢是如何織造的，竟一無所知。 中國古代關於養蠶的傳說特別多，諸如天駟龍精、馬頭娘、菀窳婦人、寓氏公主、西陵氏始蠶等等。實際上，像養蠶織絲這樣偉大的發明，只能是人們集體的、長期的經驗積累。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五千年前的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中發掘出了一批絲織品，有絹片、絲帶和絲線。［71］遺物經浙江省紡織科學研究所鑑定，絹片為平紋組織，經緯密度為每厘米40根，粗細均勻。絲帶組合，觀察為10股，每股單紗3根，共計單紗30根編織成。有人據絲織物分析，認為已是先繅後織的產品，蠶也進入了家養的時代。［72］比這再早與蠶桑有關的考古資料還有1926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一個「半割的繭殼」，經1928年美國Smith-Sonion學院鑑定為蠶繭。［73］此外，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一個牙雕小盅，「外壁雕刻有編織紋和蠶紋的圖案一圈」［74］，織紋和蠶紋組成一個圖像，反映了蠶與織的相互依賴關係。 通過長期養蠶的實踐，歷代蠶農在養蠶技術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不少成就。首先，家蠶經過長期飼育和選擇，其性狀發生了很大變化，並形成了各種類型的品種。宋、元時期，江、浙地區飼育成了四眠蠶和許多優良品種。三眠蠶比四眠蠶抗病能力強，容易飼養，但從蠶絲生產角度看，四眠蠶的蠶絲比三眠蠶優良。四眠蠶的飼育成功和推廣是養蠶生產上的一大進步。 為了發展蠶絲生產，中國古代除了飼養春蠶外，還飼養夏蠶、秋蠶，甚至一年裡養多批蠶。一千六百多年前，已利用低溫抑制蠶卵使之延期孵化的低溫催青製取生種的方法，為能在一年內多批養蠶創造了有利條件。這是中國古代養蠶生產技術上的又一項重大發明。 為提高蠶絲的產量，現代蠶業工作者經過長期反覆研究，發明了用葆幼激素配合蛻皮激素體噴或添食的養蠶方法。而在八百多年前，中國蠶農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發明了用中藥添食增產絲的方法。宋代莊季裕《雞肋篇》卷上中說：「每槌間用生地黃四兩，研汁灑桑葉飼之，則取絲多於其他。」華南農學院做了驗證性試驗，證明莊氏的記載是可靠的。［75］ 古代蠶農還積累了豐富的防治蠶病的經驗。採取了許多衛生措施、藥物添食以及隔離病蠶等辦法來防止蠶病的發生和蔓延。衛生措施有，養蠶前修整和打掃蠶室蠶具，用煙熏方法來對蠶室進行消毒。在飼養過程中，及時清除蠶沙（蠶糞），利用日光照射蠶具消毒。藥物防治蠶病，包括藥物添食和藥物煙熏兩種。17世紀的《養蠶秘訣》等書記載了用「甘草水」、「大蒜汁」、「燒酒」等噴在桑葉上餵蠶來防治各種蠶病。以後更針對不同症狀，提出不同的治病藥方。 發展養蠶業，必須繁殖桑樹，發展桑園。開始人們利用撒子播種來繁殖桑樹。至遲到公元5世紀，壓條法已經應用在桑樹繁殖上。此法比用種子播種大大縮短生長時間。宋、元以來，南方蠶農又把果樹嫁接技術使用到桑樹上，這對老桑樹的復壯更新，保存優良性狀，加速桑苗繁殖，培育優良品種都有重要意義。 二、園藝方面的成就 距今約六千年前的陝西西安半坡村遺址曾出土一個陶罐，裡面留存有芥菜一類的菜籽，說明那時已種植蔬菜。周代出現了園圃。《詩經·小雅·鶴鳴》：「樂彼之園，爰有樹檀」；《魏風·園有桃》：「園有桃，其實之殽」；《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惠之百畝」。由此可見園圃中經營的有蔬菜、果樹、經濟林木和觀賞植物等。隨著商品經濟和城鎮的發展，農（大田作物）、圃（園藝）分工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樊遲向他的老師請教種莊稼和種菜之道，孔子回答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77］ 在園藝栽培中，中國很早就採用了複種、連作、套種等技術措施；此外，在長期實踐中還創造了其他一些獨特的技術。如近代採用的人工加溫辦法，以保護幼嫩植物抗禦嚴寒或酷暑，是農業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之一。而這在公元前2世紀的中國已有發軔。秦始皇時，「乃密令冬種瓜於驪山坑谷中溫處」［78］；唐代詩人杜甫有「御苑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的詩句。這兩例是利用溫泉溫室提前種瓜。《漢書·召信臣傳》則記載有利用「蘊火」（即燒著不起焰的火）提高室溫，促進蔬菜的生長：「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蘊火，待溫氣乃生」。6世紀，北方農村有利用日暖「籠盛」育菜苗，提早發芽的。10世紀時，多風嚴寒的漠北農民利用牲畜糞便腐熟時發酵生熱，增加地溫，於棚中種西瓜。［79］南宋時，浙江杭縣西馬塍的藝花工人對溫室栽培技術有重要的提高和發展。周密《齊東野語》記載其法：「凡花之早放者曰堂（塘）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磺，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被當時人們譽之為「侔造化，通仙靈」的技術。 黃化栽培的歷史也較早。北宋蘇軾詩中已有「青蒿韭黃試新盤」的詩句。溫室囤韭黃的技術，王禎《農書》中有詳細記載：「至冬移根藏於屋蔭中，培以馬糞，暖而即生，高可尺許，不見風日，其葉嫩黃，謂之韭黃。」［80］南方菜農還利用這一原理在露地用瓦筒培植韭黃、蔥黃、芹菜等蔬菜。無土灌溉培育的黃化豆芽菜，最早記載見於宋代林洪《山家清供》中的「鵝黃豆生」，就是用黑大豆培育出來的豆芽菜。 近幾百年來，貴州省北部，廣東省廣州、佛山等地區的菜農，利用小型竹筐育苗。筐內盛苔蘚植物、鋸木屑、灰糞等，厚約三寸，鋪平，撒上溫水浸過的種子，再蓋上一寸厚的苔蘚，置溫暖處，並經常噴灑溫水，待種子發芽後再移植大田。可算得上是活動苗床的雛形。 中國蔬菜種類繁多，品種豐富。東漢末，僅據《四民月令》記載，黃河流域的蔬菜種類已有二十餘種。後魏《齊民要術》記載的有31種，其中21種至今仍在栽培，並為主要蔬菜種類。現在世界上蔬菜約有一百六十餘種，其中常見的一百種左右。在這一百種左右的蔬菜中，原產於中國和雖為引入，但經過精心培育而成優良種型的大致有五十餘種。如白菜（古代稱菘）現僅在華北就有五百多個地方品種。日本於1875年開始從中國引種。芥菜、蘿蔔，中國也是原產地之一。蘿蔔由於栽培時間長，種植地域廣，育出了世界上類型最多的品種。引進的蔬菜經過精心培育，也逐漸演化為適應中國風土特點的許多新的優良類型的品種，如原產美洲的辣椒，傳入中國不過三四百年光景，現在已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辣椒品種，其中柿子椒已引種到美國，並被命名為「中國巨人」。 中國是世界上三大果樹原產地之一。據蘇聯學者瓦維洛夫考察，起源於中國的果樹有52種。重要的有桃、中國李、杏、中國梨、柿、棗、核桃、栗、櫻桃、木瓜、柑、橙、柚、龍眼、荔枝、枇杷、楊梅等。桃，原產中國，已有二千多年栽培史，《齊民要術》詳細記載了它的性狀、繁殖和栽培技術。大約於公元前1—2世紀由中國西北部經中亞傳入伊朗，再傳至希臘，最後傳至歐洲各國。荔枝主要分布於長江以南，公元前1世紀，曾採用特殊保護措施少量移栽到當時京城西安的「扶荔宮」中。宋初，《廣中荔枝譜》僅記載廣州附近地區品種就有22個，蔡襄《荔枝譜》記閩產荔枝品種有32種。當時已遠銷新羅、琉球、大食等國。橙、橘、柚也原產中國，戰國時代楚國詩人屈原曾以橘為題材寫下了傑出的文學作品《橘頌》。漢時已大規模種植於四川、湖北一帶。世界上其他國家栽培的柑橘良種，大都引自中國。世界上第一部柑橘專著，為韓彥直撰寫的《橘錄》（1178）系統介紹了27種柑、橘、橙的性狀特徵、品種和名稱的由來，以及種治、去病、採摘、收藏法等。 在果樹和經濟林木的繁育上，嫁接有重要意義。這種無性繁殖法比用種子的有性繁殖，不僅結果快，還能保持栽培品種原有特性和促進變異培育新品種。嫁接技術在中國出現比較早，《齊民要術》對嫁接原理、方法已有比較詳細的記述。隨著時間的推移，果樹嫁接法越來越豐富。《齊民要術》只講到枝接和根接法，而發展到元代已有六種「縛接法」：「夫接博（縛）其法有六，一曰身接，二曰根接，三曰皮接，四曰枝接，五曰靨接，六曰搭接。」［81］顧名思義，六種接縛法是以嫁接方法或嫁接部位的不同加以區分的。雖然不十分科學，但有些接木名詞作為專門術語，在中、日兩國至今仍沿用著。嫁接法還運用於花卉上，唐、宋時，因採用嫁接法而培育出來的花卉品種之多為當世所罕見。 三、畜牧獸醫方面的創造發明 閹割術的發明，是畜牧獸醫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經過閹割的家畜膘肥肉壯，性情馴順，便於飼養並提高經濟價值。《夏小正》中的「攻駒」就是給馬去勢。日本學者認為，世界上馬的閹割以中國為最早。商代甲骨文中有關於閹割過的豬的字符。至今中國民間還流行的小母豬卵巢摘除術，手術過程只需一二分鐘，而且術前不需麻醉，術後不需縫合；手術機械簡單，手術部位正確，創口小，手術安全，無後遺症，隨時隨地都能施行手術。國外畜牧獸醫界對這一閹割技術非常重視。 相畜學是中國一門古老的科學，起源於文字沒有發明前。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戰爭和生產的發展需要大量的馬、牛等家畜，推進了相畜學的形成和發展。當時有不少著名的相畜專家，最著名的有衛國的寧戚，著《相牛經》（早已佚失）。相馬的理論和技術成就更大，《呂氏春秋·觀表》說：古時，善相馬的有十大家：寒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吻，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最有名的相馬學家是伯樂，著有《相馬經》，奠定了中國相畜學的基礎。漢代，出現了完整的《相六畜》著作。相畜學對於家畜品質的提高有重大意義。 中國還有一些特殊的家畜飼養技術得到世界上的重視。如馬蹄鐵的發明。蹄鐵是馬匹管理上不可缺少的東西，由「無鐵即無蹄，無蹄即無馬」這句諺語就足以說明其重要性。製造蹄鐵和裝蹄、削蹄是一項專門技術。它可以提高馬匹的工作效能。蹄鐵的發明時間，有人說是漢代，有說是隋、唐到明代之間。不論哪一種說法成立，中國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蹄鐵的國家。家禽人工孵化法，兩千多年前在中國已使用。北方人大都用土缸或火炕孵蛋，燃燒煤炭升溫。在南方，一般用木桶或谷圍孵蛋，以炒熱的穀子為熱源。這些方法設備簡單，不用溫度調節設備，也不需要溫度表，卻能保持比較穩定的溫度，而且孵化時數量不受限制，成本低，孵化率可達95%以上。此外，像填鴨肥育技術和人工止卵、強制換羽的方法也是中國人首創的。 中國的獸醫自成體系。周代，獸醫已從醫學中獨立出來。《周禮·天官》中有「獸醫」，職掌治療「獸病」（內科）、「獸瘍」（外科）。治內科病採用口服湯藥的方法；治外科病，除服藥外，還要施行手術割治。此外，又制定了診療程序，重視護理工作等，反映出兩千多年前中國的獸醫科學已有相當高水平。針灸療法是中國獨創的一種優越的醫療技術，起源很早，根據漢代劉向所著《列仙傳》所說，黃帝時的馬師皇用「針其唇下及口中和甘草湯治癒」，說明中獸醫「方不離針，針不離方」的傳統由來已久。到5世紀，針灸療法已流傳到國外。現今針灸療法仍為廣大獸醫界所樂用。隋、唐時代，獸醫分科更加完善，關於疾病的診治、藥方和針灸都有專著。宋、元、明、清各代，專門的獸醫著作出現更多。 第七節 勸課農桑和古農書 一、歷代的勸課農桑 中國歷代王朝，特別是開國之君，對勸課農桑都比較重視。除下達詔書、命令提倡之外，也採取一些切實措施。當然，大多數情況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所謂「勸課農桑」，類似於近代的農業推廣。就是把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通過宣傳、示範和展覽等方式，傳遞給廣大農民，以使農業生產有所增長。 中國的勸課農桑制度創始於周代。首先是設立一系列農官進行教導。見於《詩經》中的有「田畯」［83］、「保介」［84］等。《周禮·地官》記載的則從立田制、興修農田水利、辨別土壤種類、備耕備種一直到收穫都設有專職官員分工管理，如「大司徒」之職是「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里宰」，「掌比其邑之鄉眾……以歲時合耦於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稻人」，「掌稼下地」；「司稼」，「為之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於邑閭」等等。其次，制定出一套制度，如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野，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驅獸無害五穀，毋大田獵」。［85］ 春秋戰國時期，各地人口大增，「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86］；商業貿易發達起來了；加之諸侯國爭雄稱霸，戰爭頻繁，都需要農業提供大量剩餘產品糧食、布帛、肉類和蔬菜。因此，從當時諸子著作中都可找到他們建議當政者重視農業生產，勸課農桑的言論。如《管子》中的「牧民」、「立政」、「八觀」、「治國」等篇都是以重農勸課為言的。 兩漢，特別是西漢王朝，繼秦王朝的暴政之後，農民流離失所，餓殍遍野，漢高祖統一天下後，立即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以後各帝對勸課農桑也頗為重視，屢下勸農詔，將勸課農桑的好壞作為考核各級官員政績的重要內容。這一系列措施，取得顯著成就。其中尤以漢武帝時的農業推廣工作做得出色。武帝好大喜功，對四境擴大疆土，屢次用兵，弄得民窮財盡。晚年悔征伐之事，決心抓農業生產，下詔說：「方今之務，在於力農」。征和四年（前89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田太常、三輔（關中一帶）。趙過總結民間經驗，創立了一種比較精細、先進的「代田法」。代田法的基本內容是「一畝三甽（在一畝地上開三條溝，形成三條溝和三條壟），歲代處（即壟和溝每年輪換著種植）」。因為播種時將種子播於溝內，水分和溫度條件比壟上稍好，有利於作物出苗和生長，畝產量比不開溝作壟的縵田要高得多。趙過在推廣代田法過程中分作三個步驟：首先親自實地試驗，證實代田法比縵田法優越，作為推廣的先決條件。其次，借用行政力量，縣令長和鄉村中的「三老」，還有生產骨幹力量「力田」和老農「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最後，由骨幹通過公田和「家田」作重點推廣後，再普遍展開。趙過推廣代田法約七年時間，取得了「用力少而得谷多」［87］，民皆稱便的效果。趙過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農業技術推廣程序的首創者，使農業科技推廣工作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唐、宋時期，政府對勸課農桑工作也較重視。唐代勸農官員的設置，據《舊唐書·職官志》：中央有司農卿一人，少卿二人；地方道、州、縣的副長官主要職責是勸課農桑。此外還深入鄉里，以百戶為里，每里設里正一人，專掌按比戶口和課殖農桑。武則天時又刪定《兆人本業》一書，頒行天下，宣傳推廣農業技術。這是中國官修的第一部農書。 宋代的農業技術推廣工作，最高統治者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都親自過問過，淳化五年（994），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可以人力替代牛力，太宗立即下令依式樣製造推廣給農民使用。［88］宋真宗也抓過兩件農業推廣工作，一是下詔翻印《農器圖》、《齊民要術》、《四時纂要》等農書頒布民間。另一件是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遣使從福建取「占城稻」（生長期短、成熟早、較抗旱、對土壤肥力要求不高的一種旱稻）三萬斛，分給江淮、兩浙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由朝廷公布占城稻的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號召種植。［89］北宋的地方官還利用「勸農文」的形式來勸課農桑。它類似近代的宣傳品，內容主要講農業生產技術，與農書所不同的是比較注意針對當地的農業生產情況，文句簡練，篇幅短小。南宋時勸農文仍盛行。 明、清時期，民間出現了不少農業推廣者。如明末清初的陳振龍家族，在甘薯的引進和推廣上連續幾代人為之奮鬥了一百五十多年。［92］康熙、乾隆年間，陝西興平人楊屾，為使其家鄉人能增加收入，解決穿衣難的問題，他先「博訪樹桑養蠶之法」，然後「先自樹桑數百株」，又親自養蠶、繅絲、織綢。經過13年的努力宣傳、示範，他在興平及其鄰近地區推廣栽桑養蠶取得了一定成效。［93］直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厘定《學堂章程》，中國才開始有近代農業學校和農業試驗場等近代農業推廣方法及機構組織。 二、中國的古農書 中國現存最早的古農書，距今已有二千多年。在中國古代科技類書籍中，農書的數量稱得上名列前茅。它卷帙浩繁、體裁多樣，內容豐富，且有許多哲理性的農學思想，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一份重要財富。中國古農書到底有多少？中外專家說法紛紜，所以，真正要把古農書的數量摸清楚是很困難的。 中國早期古農書，以生產穀物、蔬菜、油料、纖維和某些特種作物（如茶葉、染料、藥材）、果樹、蠶桑、畜牧、材木、花卉等為主題的「綜合性農書」占大多數。它在發展過程中又演變成為三個類型：一是「農家月令書」，創始於東漢崔寔的《四民月令》。它將一年12個月必須進行的農業生產操作事項，按時令緩急，依次安排。對農作物生產過程沒有作系統的連續敘述，技術性知識顯得分散些。二是以後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為代表，著重於各項技術知識的系統記錄。除各項農業生產技術知識外，還包括農產品加工技術等的記述是「百科知識」型的。第三類是綜合上述二種類型的特點，將各種技術約略地集中在某一個時令中，而將上兩類書中的叢辰、占卜、祈禳、厭勝等迷信內容擴大加重到占壓倒的優勢。這類書一向稱之為「通書」，現存以唐末韓鄂的《四時纂要》為最早。「專業性農書」，最早著重於相馬、相六畜、養魚等方面。由於宮廷對花木的需要，導出了花卉、庭園方面的專書，到唐代則有討論種茶、農器和養蠶等的第三類專業性農書出現。時代越往後，農業分工越細，專業性農書也越多。它有時與「譜」、「錄」合流，有時分家。除上述三類專業農書外，到明、清時還出現了救荒和治蝗專書。如果從時間上看，還可作如下歸納： 1．先秦和兩漢的農書 《漢書·藝文志》「農家類」收錄了九種漢代流傳著的農書，其中四種「作者不知何世」，兩種確定為「六國」時人所作，即《神農》和《野老》。以上全已不存於世。現存先秦的農學著作只有《呂氏春秋》一書中的《上（尚）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上農》是專講農業政策的；後三篇總結了先秦的農業生產經驗，反映了戰國時期的農業生產技術水平。肯定為西漢人所著的有《董安國》12篇，《蔡葵》一篇，《氾勝之書》18篇。前二書早已佚失。《氾勝之書》靠《齊民要術》等幾部書的引用，現還保存了一些零星片斷。清代曾有三種輯佚本，現代則有1956年出版的《氾勝之書今釋》［94］和1957年出版的《氾勝之書輯釋》。［95］氾勝之，山東曹縣人，漢成帝時（前33—前7年）為議郎。劉向《別錄》說他曾「教田三輔，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氾勝之書》現殘存只有三千多字，內容包括耕作的總原則；12種作物從選種、播種、栽培、收穫到儲藏為止的各種方法細節，以及少量帶有神秘色彩的「卜種」、「藏谷」方法；還有「治種」（處理種子）和「區種」兩項特別技術內容。 《後漢書》沒有「藝文志」，因此東漢二百餘年中，出現過多少農書，至今沒有可供考證的歷史記錄。目前能確知的有《四民月令》。此書已佚失，現存的只是輯佚書。［96］作者崔寔是冀州安平人（今河北安平縣一帶），其家庭是當時「望族」。他曾在洛陽自己多年經營著一份莊田，利用所積累的農事經驗，加以整理寫成《四民月令》，傳授給和他相似的其他經營地主。 2．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動盪最多的年代之一。記載這約四百年歷史的11種「正史」中都沒有「經籍志」或「藝文志」部分。因此，除《齊民要術》外，是否還有其他值得提及的真正農書，至今沒有發現直接史料可供參證。《齊民要術》是公元6世紀時中國出現的一部空前偉大的農書。關於作者賈思勰，只能憑藉《齊民要術》卷首所題「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知道他作過這麼一個官；由書中部分內容還知道他曾到過今井陘、壺關、上黨等地，觀察了此處一些作物的特點；他家裡曾養過二百多頭羊；他有一位朋友劉仁之，做過兗州刺史。 《齊民要術》全書由「序」、「雜說」和正文三大部分組成。正文裡又夾有雙行小字附註。全書11萬字，正文約7萬，夾注小字4萬。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雜說」是後人寫的，時間在北宋前。夾注小字當中也有些是唐代的資料。此書範圍包括廣泛，正如其「序」所說：「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齊民要術》是中國北方旱地農業技術總結得最好的一部書，真正掌握了旱地保墒農業技術的精髓。它對國外，特別是日本農學有較大影響。 3．唐、宋兩代的農書 隋代沒有新農書出現。唐代出現了幾部與農業有關的著作，現存的就是陸龜蒙的《耒耜經》和韓鄂的《四時纂要》。《耒耜經》為江南人所著最早的一部農書，也是最早一部專論農具的書。全書並序文在內共443字。圍繞耕犁這一件農器各部分的構造與功能作了詳細正確的敘述，附帶談了另外的三件小農具。《四時纂要》的作者韓鄂為唐末至五代時人。此書大約在宋以後佚失。近年在日本發現了它的一個朝鮮復刻南宋本。全書五卷，分作12個月。每月依次抄錄了天文（星躔為主）、占候、叢辰、禳鎮、食忌、祭祀、種植、修造、牧養、雜事的新舊文獻，最後抄一段《禮記·月令》中的「愆忒」（即節令不正常所引起的災禍）作結尾。這些內容中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只有種植、牧養兩項和雜事中的幾條。陸羽的《茶經》則是這時期第一部有關飲茶和栽培茶樹的專書，對中國甚至世界茶文化都有影響。 4．元代的農書 5．明、清時期的農書 清代出現了不少小型專業農書。果譜、花譜較多是一大特點。值得一提的有《秘傳花鏡》（又稱《花鏡》），作者陳淏子，杭州人。全書分「花歷新栽」、「課花十八法」、「花木類考」三部分。還有康熙四十六年（1708），皇帝命一班詞臣就明王象晉的《二如亭廣群芳譜》改編成一百卷《廣群芳譜》，雖在形式、體裁上有所改進，但實際內容仍和舊著一樣，對農業生產意義不大。討論一個小地區農業生產特點和技術的小型農書，從清初到道光時（19世紀初）出現了不少。如專論河北省澤地農業的《澤農要錄》，專論江南早稻的《江南催耕課稻篇》，山西祁嶲藻的《馬首農言》，陝西楊屾的《豳風廣義》和楊秀元的《農言著實》等都是根據小地區需要和特點寫成的，對當地農業生產的指導意義較大。傳統形式的大型農書清代也有一部，是乾隆二年（1737）弘曆召集一班文臣編纂成的《授時通考》。全書布局依次序分作「天時」、「地宜」、「谷種」、「功作」、「勸課」、「蓄聚」、「農余」、「蠶桑」等八門，各門都有圖，引用文獻達427種。因是皇帝敕撰，有詔令各省復刻，流傳很廣，在國外也頗有名聲。作為農書而言，它在指導農業生產上並沒有多大作用。 * * * ［1］　開封地區文管會等《河南新鄭裴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78年第2期；《裴李崗遺址一九七八年發掘簡報》，《考古》1979年第3期。 ［2］　河北文物管理處等《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佟偉青《磁山遺址的原始農業遺存及其相關問題》，《農業考古》1984年第1期。 ［3］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1978—1982年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1983年第11期。 ［4］　嚴文明《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農業考古》1982年第1期。 ［5］　浙江文管會等《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8期；裴安平《彭頭山文化的稻作遺存與中國史前稻作農業》，《農業考古》1989年第2期。 ［7］　向安陽《論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的農業》，《農業考古》1991年第3期。 ［8］　董愷忱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科學出版社，2000，第41頁。 ［9］　廣西文物工作隊《廣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遺址試掘》，《考古》1976年第3期；李有桓、韓德芬《廣西甑皮岩遺址動物群》，《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8年第16卷第4期。 ［10］　董愷忱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41頁。 ［11］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第3270頁。 ［12］　劉昫《舊唐書·第五琦傳》，第3517頁。 ［13］　閔宗殿、董愷忱《關於中國農業技術史上的幾個問題》，《農業考古》1982年第2期。 ［14］　參見石聲漢《中國農業遺產要略》，農業出版社，1981。 ［15］　班固《漢書·食貨志》，第1131—1132頁。 ［16］　馬一龍《農說》，范楚玉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第130—131頁。 ［17］　班固《漢書·食貨志》，第1124頁。 ［18］　同上書，第1138—1139頁。 ［19］　房玄齡等《晉書·傅玄傳》，第1321頁。 ［20］　賈思勰《齊民要術·雜說》，范楚玉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一，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第24頁。 ［21］　班固《漢書·食貨志》，第1120頁。 ［22］　馬一龍《農說》，范楚玉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二，第130頁。 ［23］　《孟子·滕文公上》，《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86，第221頁。 ［24］　《論語·泰伯》，《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86，第170頁。 ［25］　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第3211頁。 ［26］　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劉琳校注本，巴蜀書社，1984，第202頁。 ［27］　司馬遷《史記·河渠書》，第1408頁。 ［28］　同上書，第1414頁。 ［29］　孟池《從新疆歷史文物看漢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經濟建設》，《文物》1975年第7期。 ［30］　《詩經·小雅·白華》，朱熹集注《詩集傳》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72頁。 ［31］　《水經注·肥水》，江蘇古籍出版社《水經註疏》，1989，第2679頁。 ［32］　《古今圖書集成·田制·議江西屯田水利》，中華書局、巴蜀書社影印本，1985。 ［33］　《吳越備史》卷一，《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吳枚庵手抄本。 ［34］　王禎《農書·農器圖譜·灌溉門》，《中國科技典籍通匯·農學卷》一，第646頁。 ［35］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嘴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12期。 ［36］　《漢書·食貨志》，第1139頁。 ［37］　嘉峪關市文物清理小組《嘉峪關漢畫像磚墓》，《文物》1976年第12期。 ［38］　徐恆彬《簡談廣東連縣出土西晉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 ［39］　參見劉仙洲《中國古代農業機械發明史》，科學出版社，1963。 ［40］　《詩經·小雅·大東》，朱熹集注《詩集傳》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48頁。 ［41］　河南省博物館《濟源泗澗溝三座漢墓的發掘》，《文物》1973年第2期。 ［42］　《孟子·梁惠王上》，《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86，第311頁。 ［43］　《荀子·王制》，《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86，第105頁。 ［44］　《荀子·王制》，《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86，第105頁。 ［45］　《呂氏春秋·上農》，《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86，第332頁。 ［46］　范楚玉《我國古代農業生產中的天時·地宜·人力觀》，《自然科學史研究》1984年第3期。 ［47］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編著《中國天文學史》，科學出版社，1981。 ［48］　《詩經·豳風·七月》，朱熹注《詩集傳》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90頁。 ［49］　賈思勰《齊民要術·黍傺第四》，《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一，第36頁。 ［50］　同上書，第39頁。 ［51］　賈思勰《齊民要術·蔓菁第十八》，同上《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一，第49頁。 ［52］　徐光啟《農政全書·蠶桑廣類·木棉》，《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二，第776頁。 ［53］　《齊民要術·粱秫第五》，《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一，第37頁。 ［54］　參見王毓瑚《中國古代農業科學成就》，科學普及出版社，1957。 ［55］　參見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中國農學史稿》上冊，科學出版社，1984。 ［56］　樊綽《蠻書》卷七，向達校注本，中華書局，1962，第172—173頁。 ［57］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第1776頁。 ［58］　沈約《宋書·孔季恭傳》，第1533頁。 ［59］　王禎《農書·農器圖譜·田制門》，《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一，第577頁。 ［60］　李鳳岐、張波《隴中砂田之探討》，《中國農史》1982年第2期。 ［61］　D.H.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1969。 ［62］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7年12月7日。 ［63］　張衡《南都賦》：「冬稌夏穱」。稌，為一種稬稻；稻下種麥稱穱。 ［64］　周去非《嶺外代答·月禾》，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5］　《呂氏春秋·任地》，《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86，第334頁。 ［66］　《呂氏春秋·任地》，同上，第334頁。 ［67］　陳敷《農書·糞田之宜》，《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一，第342頁。 ［68］　胡厚宣《再論殷代農作物施肥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 ［69］　繆啟愉《齊民要術校釋》卷六，農業出版社，1982。 ［70］　張仲葛《我國豬種的形成及其發展》，《北京農業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 ［71］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錢山漾遺址第一、二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0年第2期。 ［72］　周匡民《錢三漾殘絹片出土的啟示》，《文物》1980年第1期。 ［73］　參見陳維稷主編《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科學出版社，1984。 ［74］　河姆渡遺址孝古隊《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1980年第5期。 ［75］　黃世瑞《八百多年前蠶業科技上的兩項重大發明》，《農業考古》1984年第1期。 ［76］　《齊民要術·種桑柘第四十五》，《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一，第66頁。 ［77］　《論語·子路》，《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86，第284頁。 ［78］　《漢書·儒林傳》，顏注引衛宏《尚定古文尚書序》。衛宏為東漢人。第3592頁。 ［79］　陳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八引五代《陷虜記》，農業出版社影印宋刻本，1982。 ［80］　王禎《農書·谷譜·蔬屬》，《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一，第740頁。 ［81］　王禎《農書·農桑通訣·種植篇第十三》，《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一，第557—558頁。 ［82］　《史記·匈奴列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馳（駝）。」 ［83］　《詩經·小雅·甫田》，朱熹注《詩集傳》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56頁。 ［84］　《詩經·周頌·臣工》，同上，卷十九，第228頁。 ［85］　《禮記·月令》，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1989，第56頁。 ［86］　《戰國策·趙策三》卷六，《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至正刊本。 ［87］　《漢書·食貨志》，第1139頁。 ［88］　脫脫等《宋史·食貨志》，第4159頁。 ［89］　《宋史·食貨志》卷一七三，第4162頁。 ［90］　宋濂等《元史·世祖三》卷六，第122頁。 ［91］　《蔡文淵農桑輯要序》，載《元文類》卷三六。 ［92］　陳世元《金薯傳習錄》，《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四，第731頁。 ［93］　《豳風廣義弁言》，《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農學卷》四，第209頁。 ［94］　石聲漢著，科學出版社，1956。 ［95］　萬國鼎著，中華書局，1957。 ［96］　1923年前共有四種輯佚本。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石聲漢的《四民月令校注》。 ［97］　胡道靜校注《種藝必用》，農業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