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史 · 第一章 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多民族文化融合

中國大陸是一塊古老的土地，1800萬年前的大陸板塊運動，造就了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向東南沿海傾斜的地勢，形成了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和平原的不同地貌。南北氣候歷經熱帶、亞熱帶、暖溫帶、中溫帶、寒溫帶，具備了不同的生態景觀。中華民族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塊土地上，黃河、長江孕育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當然，相對於這塊土地的滄桑巨變，中華民族的歷史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中國文化的興衰沉浮，也不過是幾千年的事。但是，我們要追溯中國文化的起源發生，就必須關注這塊土地的地理生態環境，關注人類自起源到有史社會的漫長進化歷程。在地理環境與人類歷史文化發展的關係問題上，西方學界曾有「地理唯物論」的觀點，認為地理條件規定著民族性與社會制度，制約著歷史和文化發展的方向。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化討論中，也有人用黃色陸地文明和藍色海洋文明概括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區別，並得出中華文明落後的結論。對於此種「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觀點，我們自然無法認同，但是決不意味著漠視地理環境對歷史文化發展的重要影響。具體到中國的地理環境而言，由於四周有明顯的天然屏障，而且這些屏障在史前甚至上古時期都是難以逾越的，所以中國不但與相距遙遠的世界上幾個最古老的文明發祥地缺乏聯繫，而且同距離最近的古印度文明因為隔著喜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也無法溝通。因此中華文明只能是起源於本地，而且在早期的發展中也極少與外界文化發生關係，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 在相對封閉的區域之內，中華文明卻擁有較其他古老文明更為遼闊的發展腹地，而複雜的地理形勢，完備的氣候類型，則為歷史文化的多樣化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中國三大自然區中，西北乾旱區和青藏高寒區經濟發展受到環境較大制約，歷來人煙稀少。即使在人口密集的東部季風區，由於自然環境的差異，經濟活動和文化發展呈現出不同的態勢。華南地區在採集經濟時代，環境無疑十分優越，但正因為一年四季都可以比較容易地獲取天然食物，缺乏用人工方法生產食物的壓力和動力，所以農業就發生得比較晚。東北地區森林資源豐富，適宜狩獵和採集活動，但因為氣候寒冷，農業發展有相當的困難。西南地區氣候適宜，但山多平地少，交通不便，無法發展大規模的農業，所以人口分散且民族複雜，文化多姿多彩但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因此，綜合地理條件和氣候因素，黃河中下游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才是最適宜農業發展的兩大溫床。在史前時期，對於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無疑首推農業的發明，黃河中下游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兩大農業溫床緊相毗連，各有特色又相互補充，它們的發展對於中華文明的起源、文明特點的形成以及往後的發展道路都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是偉大中華文明的搖籃。 第一節 從聚落到國家 世界最古老的、獨立發展的文明，有六大文明，即兩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國、墨西哥和秘魯。在世界古老文明中，唯有中華文明延續時間最長，且始終未曾中斷。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曾經存在兩個極大的誤區，這就是基於歐洲中心論的中華文明外來說和中華文明單一起源說。但大量的考古發掘表明：中華文明的產生，主要是由於本身的發展，是在中國大地上土生土長的，當然這並不排斥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時可能加上一些外來的因素、外來的影響；另外，中華文明也不是單一起源於黃河流域，而是呈多元發展態勢。 在文明的起源問題上，學術界通常是把文字、銅器、城市等作為文明的標誌或基本要素。但是根據不同區域考古發掘的情況來看，古代不同類型的文明在其演進過程中所呈現的物化形式存在很大差異，也就是說，我們很難歸納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明標誌物。因此，有些學者又提出擺脫具體的物化形式和文化形式，把相對抽象的「國家」出現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實際上近百年來，把國家的出現視為史前社會的終結和文明社會的開端，已經在學術界獲得相當廣泛的共識。當然，關於國家形成的標誌，還存在不同的闡釋。 如果把國家的出現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那麼從聚落到國家的社會進化歷程，就是研究文明起源的關鍵所在。在這一問題上，摩爾根的「部落聯盟」和恩格斯的「軍事民主制」概念奠定了唯物史觀的基石，國內史學界長期沿襲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國家的發展模式，缺乏社會形態和結構特徵方面的深入探討。20世紀60年代起，塞維斯（Elman R. Servic）等西方人類學家依照社會進化的觀點把民族學上各種社會加以分類，構想其演進程序為：游團（band，地域性的狩獵採集集團）—部落（tribe，平等性的，一般與農業經濟相結合）—酋邦（chiefdom，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分層社會）—國家（state，階級社會）。華人學者張光直在其《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係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中，［1］系統引述了游團、部落、酋邦、國家的概念，並將黃河流域古代社會進化程序與之相對應： 李學勤主編的《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一書，則根據考古發現，把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國家形成劃分為三大階段：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態；都邑國家形態。分別對應的是：公元前7100—前5000年的彭頭山、磁山、裴李崗、老官台、河姆渡文化和前5000—前4000年的半坡、姜寨文化；前3500—前3000年間的仰韶後期、紅山後期、大汶口後期、屈家嶺前期、崧澤和良渚早期；前3000—前2000年夏之前的方國崛起時期，相當於考古學的龍山文化和古史傳說的顓頊、堯、舜、禹時期。［2］ 其實，無論是基於文字、銅器、城市之類物化標誌，還是作為社會結構文明標誌的國家形成考量，中華文明都可以說是肇源於新石器時代。中國的新石器文化遺址非常豐富，迄今已發現七千多處，遍及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年代大約起於公元前6000年，一般延續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根據目前正式發掘的一百多處遺址來看，中國新石器文化的面貌基本是明確的。 半坡、姜寨遺址揭示的聚落布局，顯然是一種有意識的安排，居住區內大房子和中小房基的對應關係，則似乎暗示著人群組織的形式。據此我們可以推論，七八千年以前，黃河流域已經存在相當於村落規模，且有一定秩序的社會組織。在秦安大地灣遺址、泰安大汶口遺址時期，此類聚落的規模更為擴大，大地灣遺址的面積是36萬平方米，大汶口遺址更多達80多萬平方米，反映出人口集結的規模和經濟、軍事的實力。而聚落之間和聚落內部，根據建築規模、墓葬形制等方面考察，已經形成主從和不平等關係，出現了類似廟堂的建築群。階層和階級的產生，實際是文明和國家起源的必然歷程。 大約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黃河、長江流域陸續出現了許多用夯土城牆或石頭築成的城邑遺址。如山東章丘城子崖，河南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台，湖北天門石家河等遺址，發現有面積巨大的公共建築、陶器作坊、下水設施，護城河和防禦性建築。石家河遺址甚至在方圓八平方公里的範圍內有幾十處同期遺址，形成衛星式遺址群，足可構成一個方國。城邑式遺址分布格局表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時代，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已陸續形成了邦國林立的局面。這種狀況同文獻記載中夏代之前「五帝」時期「萬國」並存的傳說相吻合。應該說國家的雛形已然形成，即將跨入文明社會。 從「以玉為兵」的黃帝到「以銅為兵」的禹，中華民族實際是在向青銅時代過渡的過程中，完成了向文明的過渡。傳說的堯、舜、禹時期，部落領袖實際已經具有相當於後世國王的權力，只是這一職位還要由各部落首長協商推選，史稱「禪讓」。據說堯、舜、禹之間就是經過「禪讓」轉移權力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隨著私有財產的豐富和部落領袖權力的增加，權力和財富的繼承也被壟斷。夏禹死後，其子啟繼位，把「禪讓」的公天下，變成了傳子的家天下，確立了「大人世及以為禮」的制度（以子繼父為世，以弟繼兄為及）。至此，國家形態正式產生，中國進入了有史社會。 第二節 神話傳說的文化寓意 神話自然不能當做歷史來穿鑿附會，但神話的流傳及其內涵，實在是文化傳統嬗變中其來有自的現象，不會憑空產生。赫胥黎說：「古代的傳說，如用現代嚴密的科學方法去檢驗，大都是像夢一樣平凡地消逝了。但是奇怪的是，這種像夢一樣的傳說，往往是一個半醒半睡的夢，預示著真實。」［3］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史前社會「三皇五帝」之類神話傳說，雖然屢經臆測改篡，但撥去歷史的迷霧，仍不難發現有價值的因素。「三皇五帝」自然不會像儒家學派纂集的帝王譜系那樣精心排列，但是其具體名號如何，史前社會有無其人，實際上並不重要。我們可以把他們看做是我們祖先處於史前各個不同文化階段的象徵，可以籠統地說，他們是史前社會華夏、羌、夷、戎、狄、苗、蠻等氏族部落的首領，或者是氏族部落的象徵物（圖騰），或者是氏族部落的名號。他們所代表的氏族部落，「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部落的不斷遷移和相互交往的擴大，各個部落之間在某些時候，某些地方形成相反的利益，而在另一些時候和另一些地方又形成了相同的利益，由此引起了各個部落的分化和組合、戰爭和聯盟，逐漸形成為不同的民族」（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這些民族就是今天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前身。 東夷集團的活動區域主要在黃河下游，包括今山東、河南東南和安徽中部地區。在考古學上，屬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及青蓮崗文化江北類型分布區。五帝中的太昊、少昊，以及與黃帝惡戰的蚩尤、鑿井的伯益、射日的后羿、為舜掌管刑法的皋陶，都屬於這個集團。 苗蠻集團主要活動於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帶。即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分布區，如若向東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也可歸入此集團。三苗、伏羲、女媧、兜，都屬於這個集團。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私有財產、私有觀念萌生，血緣關係逐漸為地域關係所取代，各氏族部落基於自己的利益和崇尚，訴諸武力解決矛盾衝突。黃帝、炎帝所代表的部族，兄弟同室操戈，大戰於阪泉之野，炎帝潰敗，黃帝獨自成為華夏集團的代表。此後，黃帝又與東夷集團的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獲勝後將蚩尤處死。黃帝之後，華夏集團經堯、舜、禹幾代努力，又征服了苗蠻集團，把中華文明傳播到兩湖三湘大地。華夏集團的勝利，鞏固了其在中華民族及文化多元發生中的主流地位，「華夏」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稱號，「黃帝」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祭奠的人文始祖。實際上經歷了大規模戰爭、遷徙之後，華夏集團本身的民族血液、文化純潔都已不復存在，大量融進東夷、苗蠻等諸多部族的文化成分。實際上，「世界上沒有血統很純粹的民族。民族既非單元，文化也就不會單元。反過來，文化越燦爛，民族的血統似乎越複雜」［5］。 第三節 民族融合與民族遷徙 中國古史傳說中有「五帝時代」，蘇秉琦氏根據考古發掘成果，揭示出其活動背景。五帝時代大約以距今5000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大階段，前段以黃帝為代表，後段的代表是堯、舜、禹。古史記載，堯、舜、禹活動的中心在晉南一帶，大約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中國」一詞。此時，萬邦林立，各邦的「訴訟」、「朝賀」，均由四面八方「之中國」，出現了最初的「中國」概念。但這只是承認萬邦之中有一個不十分確切的中心，此時的「中國」概念可以說是「共識的中國」。夏、商、周三代，基於方國的成熟與發展，出現了鬆散聯邦式的「中國」。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實際只是「理想的中國」。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秦漢帝國建立，「理想的中國」才真正變為「現實的中國」［6］。因此，「中國」概念的形成過程，又是中華民族多支祖先不斷組合與重組的過程。五帝時代，夏、商、周時代，無不如此，只是主題有所變化。如果說夏、商兩代還是以「諸夷猾夏」、「諸夷率服」，夷、夏較量，互為消長為特點的話，那麼西周至春秋時期則是以「以夏變夷」為其主流，「尊王攘夷」成為諸侯競相揭櫫的旗幟。戰國時代，孟子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7］，標誌著夷夏共同體重組的歷史使命已經大致完成，從而為秦漢時期建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奠定了社會基礎。 夏、商、周三代在政治繼承制度和國家的政治構築形態方面，同處在由村落社會過渡到國家社會時期。三代之間的關係，並不似後世王朝的前後繼替。根據《史記》的說法，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和后稷，都在帝堯、帝舜的朝廷里服務。夏商周應是自黃帝下來一直平行存在的三個政治集團，他們之間的更替，只是代表對統治中心的占據和勢力強弱的浮沉而已。［8］但是三代在文化方面，根據文獻考古資料來看，基本表現為平行並進，互為重疊影響，大同小異。所謂「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禮記·禮器》）《論語·為政》：「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夏、商、周的氏族來源固然不一，宗廟各異，但均發展出城邑式的宗族統治機構，君王的繼承制度也有基本上的類似。而且在物質文化方面，基本特點也是一致的。比如，都以農耕為主要生業，都以土葬為主要埋葬方式，陶器都以灰色印紋陶為特徵，器形以三足和圈足為特徵。凡此種種，足以表明中國文化在其早期即產生了自身的凝聚力，可謂「尋其本則一脈相承」。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空前動盪和分裂的時期，但是中國統一的基礎也就在列國兼併戰爭之中奠定。兼併戰爭就是弱肉強食，強大的國家隨著兼併的國家越來越多，實力越來越強。齊國兼併了山東半島及沿海地區大量的東夷小國；楚國兼併了長江、漢水沿岸的各個諸侯國，基本統一了長江流域；燕、趙二國消滅了北中國的大量少數民族，將之同化；秦國在西北地區也大量兼併少數民族和諸侯小國。這些兼併過程，既進一步拓寬了中國的疆域，又加速了各民族各地區文化的融會交流，為統一打下了基礎。 王室陵夷，諸侯力政，戰亂頻仍，生靈塗炭。長久分裂造成的痛苦，也加劇了華夏民族業已存在的嚮往天下一統的心理趨勢。統一天下，不但是國君的野心，同時也是全社會對秩序的渴望。在諸子百家爭鳴、文化多元發生階段，實際已經孕育著文化整合的力量。「尊王攘夷」成為春秋霸主競相揭櫫的旗幟，孔子念念不忘「宗周」，墨子倡言「一同天下之義」，都表現出社會嚮往統一與秩序。戰國時代，孟子發出天下統一才能安定的橫議，荀子則呼喚「四海之內若一家」。成文於戰國晚期的《禹貢》，以「九州」劃分天下，表明一統國家地域觀念的明確。 漢代初期，實施與民休息政策，往往以「和親」等方式安撫周邊少數民族。漢武帝執政開始，漢王朝經過數十年的休養生息，進入政治、經濟發展的全盛時期。漢武帝本人深具雄才大略，自然不甘心清靜無為的保守政治，執政期間，不但大力削弱地方割據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同時在軍事上開疆拓土，聲威遠播。伴隨著漢王朝擴張的步伐，高度發達的漢文化也傳播到了周邊地區，與當地的土著文化發生碰撞，相互交流。其間，漢與西域的文化交流堪稱是最輝煌的篇章。西域與內地的聯繫，始於遙遠的歷史年代，但大規模的交流卻始於漢武帝時代。漢王朝憑藉強盛的軍事、經濟實力，開疆拓土，挺進西北。當時對漢朝威脅最大的是西北地區的遊牧民族——匈奴。建元三年（前138），漢武帝派遣張騫通使西域，尋找被匈奴驅逐西遷的大月氏人，希望他們返回故地，共同夾擊匈奴貴族。張騫歷經千辛萬苦，跨越大宛、康居，到達大月氏。儘管大月氏陶醉於大夏故國的肥沃土地，不願返鄉復仇，使張騫無功而返。但張騫打通了貫穿中亞，進而聯結歐洲及北非的交通幹線——「絲綢之路」，內地與西域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從此拉開了新的序幕。 在統一的秦漢帝國之後，中國歷史進入了三國鼎立、「五胡亂華」、南北對峙的分裂和動盪時期。其中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自4世紀初到6世紀末葉，長期處於外來民族的控制之下。內遷和沿邊的諸少數民族，紛紛登上北中國的歷史舞台，建立起自己的政權。由於文明發展程度不同，文化存在差異，民族關係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面。其間有民族歧視、壓迫，甚至仇殺，有胡化抑或漢化的激烈對抗，但是總體趨勢是民族融合。在高度發達的漢族文明影響之下，不同民族之間經過滲透融合，混融為中華民族的整體。匈奴、羯、鮮卑、氐、羌這些顯赫一時的民族，以及許多雜「胡」，都是在此期間解體，步入了歷史。 公元3世紀末葉，西晉王室自相殘殺的「八王之亂」，開啟了中原乃至廣大北方地區混戰的序幕。匈奴、鮮卑、羯、氐、羌諸民族利用西晉王朝自我毀滅創造的機會，先後在中原地區建立自己的政權，他們彼此之間以及與漢族政權之間進行了殘酷的廝殺，民族矛盾達到白熱化。從公元304年匈奴劉淵建立漢國到北魏統一北方之前，短短的一百多年時間，王朝嬗代猶如走馬燈，戰亂頻仍，為害劇烈，成為中華文明史上黑暗的一頁。史稱「五胡亂華」，即「五胡十六國時期」。 十六國指漢及前趙（匈奴）、後趙（羯）、前燕（鮮卑）、成漢（巴氐）、前涼（漢）、前秦（氐）、後秦（羌）、後燕（鮮卑）、西秦（鮮卑）、後涼（氐）、南涼（鮮卑）、西涼（漢）、北涼（盧水胡）、南燕（鮮卑）、北燕（漢）、夏（匈奴）等16個政權。其中成漢在巴蜀地區。在傳統的十六國之外，還有漢人冉閔建立的魏、丁靈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帥楊氏建立的仇池國、鮮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鮮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個政權，先後總計建立了21個政權。其中，後趙、前燕、前秦都曾占據過北方的大部分疆域，前秦甚至基本上統一了北方，不過時間都很短。一百多年的時間，北方基本處於戰亂狀態。 由於北方各族混戰，災難深重，中原地區的漢族百姓為逃避戰火，掀起移民江南的熱潮。特別是東晉建都建業（今南京）之後，北方世家大族率先舉族遷居江南，追隨正統王朝，爾後普通民眾大遷徙，許多地方官府機構會同民戶整個遷到江南，產生了歷史上獨特的「僑置郡縣」現象。魏晉時期的南方，除漢族之外，主要有越、蠻、傒、俚、僚、爨等民族。他們大多散居在深山峽谷之中，過著比較原始的村社生活。代表漢族正統的晉政權南遷之後，政治中心隨之南移，世家大族大量移居江南。為補充兵源和勞動力，南朝統治者逼迫南方少數民族出山，採取的辦法是武力征服、燒山和懷柔。南方民族被迫移居山外，為漢族貴族服役、耕作。由於大批北方居民的遷入，黃河流域相對先進的生產技術傳到江南，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加之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相對太平的社會環境，使江南很快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延至唐朝，全國財富以揚州為第一，益州為第二，標誌著中國經濟中心正式由北方轉移到了南方。 江南之外，中原漢族百姓還逃避到遼西、涼州等邊遠地區。遼西地區在中原混戰之時，相對和平穩定，河北的漢族百姓紛紛到此避難，設置了許多僑郡、僑縣，致使「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晉書·慕容皝載紀》）經濟也相應得到發展，成為新的經濟開發區。涼州地區在西漢時代就因絲綢之路上發達的經濟貿易而得到一定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該地區還比較穩定，吸引了大批漢人，除傳統的河西走廊之外，連帶其他地區也得到了開發。 第四節 漢化與胡化的較量 民族的兼併、遷徙不但導致了族群的混融，而且也加速了文化的融合。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發揮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血統，種族的歧視只是暫時的，而文化的融合則是永久的。陳寅恪先生即指出：「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10］中古時期，北方諸民族文明發展程度參差不齊，且均遠遠落後於高度發達的漢族文明。他們遷徙到傳統的漢族居住區之後，必然受到處於強勢地位的漢文化的薰陶，而他們所建立的政權，為了能夠穩定在漢族地區的統治，也不得不拉攏漢族頭面人物，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進入中原地區的北方少數民族，不但族群逐漸解體，固有的文化也被「漢化」。 在胡族漢化的歷史進程中，後趙的石勒，前秦的苻堅，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頗具代表性的推動人物。石勒雖然在政治上主要依靠羯人和其他「胡」族，但是非常注意拉攏漢族失意士人，如張賓就成了石勒的謀主。在攻陷冀州時，石勒就搜羅當地「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定都襄國後，又專設「崇仁里」，安排漢人士族居住，下令禁止「胡」人「侮易衣冠華族」。石勒還恢復九品中正制度，並通過察舉、考經等辦法，為士人參政廣開門路。石勒在襄國設太學，令「胡」人貴族子弟入學，學習漢族文化。還設專官主管經學、律學和史學，開辦文化事業，表現出對漢文明的崇尚。由於石勒的籠絡，不少漢族士人甘願為他效勞，對後趙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五胡之中，氐族受漢文明的影響較深，苻堅登基之後，即重用漢族寒門士人王猛，進行一系列改革，強化封建的中央集權制度。苻堅還聽從王猛的建議，採取了一些恢復和發展漢族文化的措施。他廣立學校，提倡儒學，令公卿貴族、將佐子弟以及宿衛戰士和宮中后妃入學受業。苻堅每月一臨太學，親自考問學生經義，提拔成績優異者做官。苻堅還下令「復魏晉士籍」，維護士族特權，爭取漢族士大夫的支持。由於政治修明，文化措施得當，前秦的國力增強，版圖一度西至西域，東極于海，北盡沙漠，南至西南邊陲，只有占據東南一隅的東晉與之對峙。 漢化是必然的歷史趨勢，但是漢化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經常受到胡化的衝擊。入主中原的各少數民族，由於尚處在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雖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漢族的影響，但基本上還保存著自己的部落組織，有自己的語言和習俗，統治方式也具有部落軍事統治和封建統治的二重性，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表現出相當程度的野蠻和落後。胡族軍事集團基於其遊牧民族的習性，赤裸裸地掠奪和濫殺，更是對華夏文明造成了嚴重破壞。匈奴族建立的漢國，占據了黃河中下游廣大地區，把各族人民大批地遷到山西地區，採用胡漢分治的辦法，加強控制。後趙石勒頗具政治見識，崇尚漢族文化，但是也未能擺脫劉漢政權胡漢分治的民族局限，甚至走得更遠。他下令以羯人為「國人」，不准稱他們為「胡」，「國人」的社會地位高人一等，完全與民族融合的客觀要求背道而馳。前秦王猛的改革措施，觸犯了氐族貴族的利益，在漢化與胡化的問題上鬥爭十分激烈，得力於苻堅的強力支持，才能夠推行。而苻堅的支持並不是一貫的，王猛死後，族內守舊勢力抬頭，苻堅不僅放棄了王猛打擊氐豪的作法，還把關隴氐人15萬戶分配到諸方要鎮，殘酷壓迫當地人民，造成民族矛盾激化。北魏的漢化改革深入而徹底，因而招致了保守的鮮卑貴族的激烈反抗。孝文帝遷都洛陽，鮮卑貴族堅決反對，最後不得不以南伐為名義，率30萬大軍南下。連綿不斷的秋雨，讓長途跋涉的鮮卑貴族和士兵睏乏不堪，到達洛陽後都不願繼續前進，孝文帝乘機宣布定都洛陽。孝文帝的漢化措施也受到鮮卑宗室貴族的強烈抵制，他們對孝文帝信用漢人而疏遠「國戚」表示不滿，甚至屢屢發動叛亂進行反抗。 當然，文化融合的趨勢並不以部分人的意志為轉移，在強勢的漢文化壓力之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數民族迅速融入漢族這一主導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羌，包括南方的越、蠻、傒、俚、僚、爨，作為民族名號已然隱入歷史，但是其文化因子並未消解，在隋唐乃至以後的社會，仍然顯現著靈光。 漢代建立起的絲綢之路，加強了中原與西域地區的聯繫，進而引發了各國之間嚮往接觸的強烈願望，並進行了初步的商貿和文化交往。但是從漢末到隋初三百多年時間內，由於戰亂綿延不斷，中原王朝無力經營西域，致使其長期為割據勢力和少數民族控制，絲綢之路時斷時續，中西交流受到嚴重影響。隋朝立國之後，鑒於突厥、吐谷渾稱霸西域，阻斷絲綢之路的局面，決心打通西域。隋煬帝委派大將薛世雄、裴矩建立伊吾城，控制咽喉要地，並廣開屯田，保證西域之路的暢通。煬帝還任命知曉邊事的裴矩為「監知關市」，吸引西域諸國到張掖進行貿易。裴矩通過與胡商的交往，詳細了解各國的風俗物產和山川險易，準確描述出了通往西方到達波斯、東羅馬的三條道路。這些記錄不僅有助於國家的決策，而且使原來並不固定的通道更加確定、暢通。隋大業五年（609），煬帝巡幸河右，深入祁連山腹地，極大地傳播了中原王朝的聲威，西域和中原的經貿往來隨之日趨活躍。 地處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作為國際文化進入中原的門戶，在這方面最具有代表意義。敦煌在漢代已經設郡，集聚了大批西域人和漢人，成為「華戎所交一都會」。隋代裴矩描述的通西域的三條道路，「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唐人則把坐落於敦煌西南的陽關看做是一條文化分水嶺，「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敦煌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為軍事、文化並重的城鎮。往來於絲綢之路的各國商賈、僧侶、使節在此休整，辦理關牒手續，許多貿易活動在此拍板成交，有些商人乾脆定居創業，成為大唐的編戶齊民。民族的雜處，導致了文化的融合，不同背景的文化經過初步的整合之後，又向東傳播到關中和中原地區。 在西南地區，烏蠻聯合白蠻建立的南詔，接受唐的封號，臣屬於唐。唐玄宗時，南詔王皮邏閣在唐朝的支持和直接參與下，統一六詔。公元766年，南詔王閣羅鳳建立《南詔德化碑》，追述南詔與唐朝建立和發展關係的歷史，表示「我自古及今，為漢不侵不叛之臣」。南詔作為西南多民族融合的共同體，在中原與南亞地區的聯繫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在東北地區，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國，也一直接受唐朝的冊封，保持著臣屬關係。渤海國全盛時期，其疆域涵蓋今東北大部、朝鮮半島北部及俄國濱海地區部分，號稱「海東盛國」。渤海國是唐朝與東亞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 魏晉南北朝時期多民族的衝突與融合，展示了新民族重構的歷史進程。由於戰亂、地理隔絕等因素的制約，基於民族融合而產生的文化融合效應，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還遠遠沒有顯示出來，等到隋唐建立統一的帝國之後，胡漢文化融合的效應才得到充分的釋放。 在多元文化的氛圍之下，長安出現了「胡化之風」，唐人坦然接受傳統漢族士人極力詆拒的胡人風尚。唐太宗的廢太子李承乾，在宮城裡建五狼頭纛，五人置一帳落，平時喜歡說突厥話，穿突厥服，役使宮奴數百人，椎髻彩衣作胡舞，撞擊叫嘯，聲聞於外。他甚至聲稱：「一朝有天下，當帥數千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發為突厥。」［13］足見其不習慣衣冠文明而嚮往遊牧民族的生活。承乾做太子時八歲，假使不是李家本身尚存有不少胡俗，身旁又有不少胡兒，應不會有如此言行舉止。胡人風尚還滲透到了社會各個階層，就連中唐反對胡化、大聲疾呼「願求牙曠正華音，不令夷夏相交侵」的大詩人白居易，也喜歡在庭院中住氈帳，並寫下了不少氈帳詩。西域的胡商在長安廣設酒店、珠寶店，聘用能歌善舞的「胡姬」為招待，李白、王績等文人因經常出入胡商的酒店，筆端遂有「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風吹柳花滿店香，胡姬壓酒勸客嘗」等名吟，胡姬酒肆把異域文化普及到了市井酒樓。唐人還非常喜歡「胡食」、「胡裝」。胡食之中，燒餅最受歡迎，日本僧圓仁入唐，曾見「時行胡餅，俗家皆然」［14］。姚汝能《安祿山事跡》稱：「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衣胡服……衣服之制度，襟度窄小。」「就中偏稱小腰身」的回鶻裝，有「四周垂絲網」的吐谷渾長裙帽，用「烏羊毛」織成、頂部略尖、四周織有花紋的蕃帽，髻堆面赭的化妝形式，成為長安服飾的流行風。在日常生活中，胡瓶、胡床、胡餅、胡麻、胡椒等用品和食物都與人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陝西富平縣唐代房陵大長公主墓壁畫，有七幅侍女畫中的侍女手持帶把壺、高足杯、多曲長杯等各種外來器物，表現貴族進食場景，其中手持高足杯的侍女連用手指掐住杯足那種不自然的執物方式，也模仿著異邦情調，顯示出商品輸入、文化碰撞後引起的生活方式的變化。 唐朝還主動吸收外來文化，陸續引入的異域新穎的音樂、舞蹈、繪畫等藝術樣式，為傳統文化注入了新鮮元素。唐太宗時，增訂國家雅樂為十部樂，分別是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廣泛融合了域外音樂形式。箜篌、琵琶、笙、笛、簫、篳篥、銅鈸等西域樂器，隨之進入了中原文化生活。西域曹國的曹保、曹善才、曹剛一家以善彈琵琶著名，安國的安萬善以吹奏篳篥聞名。唐代士大夫多醉心胡樂，王建有詩云：「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風靡於長安的胡舞更使唐人心醉神迷，以至有「祿山胡旋迷君眼」、「貴妃胡旋迷君心」的詩句，其時流行的胡旋、胡騰、柘枝等胡舞樣式，至今仍能在唐墓壁畫和敦煌壁畫雕刻中看到。異域文化的湧入，為唐人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萬千風采。 總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過程中，應該說漢化是總體的趨勢，但是文化的融合併非只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甚至是多向的。伴隨著胡族入居中原，背景廣闊的異質文化匯入漢族社會，在對傳統文化造成劇烈衝擊的同時，也為其帶來了新鮮而有活力的因素。實際上正是由於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特別是得益於突破國家、民族、地域限制的「絲綢之路」的暢通，最終促進了南北統一後隋唐文化新的整合，造就了空前的輝煌盛世。秦漢時期形成的中華文化共同體，經過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時期異質文化因素的滋養，不但內核不失強固，而且更具有兼容並包的文化自信，最終形成了向四周強力輻射的文化圈。 第五節 北方民族政權建構與文化衝突 在經歷魏晉南北朝的「五胡亂華」、隋唐時期的胡漢文化融合之後，公元10—13世紀，中國歷史又進入了一個北方民族活動的高峰期。此間契丹人、党項人、女真人、蒙古人先後建立了遼、夏（史稱西夏）、金、元四個強大的民族政權。公元17世紀，東北地區的女真人後裔形成滿族，他們建立的滿清王朝為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民族融合畫上了圓滿的句號。遼、西夏、金、元、清這些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與歷史上匈奴、突厥、回鶻建立的草原遊牧民族政權具有很大的不同，他們都是仿照漢族王朝的模式而建立，擁有國號、年號、漢式政權機構和相關的禮儀制度。其統治範圍，已不再局限於民族原居住地，而是不同程度地拓展到漢族社會。遼、西夏控制了部分北方和西北的農耕地區；金則入主中原，與南宋形成對峙；元更是混一南北，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北方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清代，中國的疆域得到進一步的拓展和鞏固，北方民族融合達到高峰。在民族融合的廣闊背景之下，異質文化之間的衝突、交流、融匯陸續發生，其中北方民族的漢化依然是主流傾向，漢文化的核心地位更加強化。 北方民族均是華夏民族夷狄遇之的所謂野蠻民族。據文獻所稱，契丹是鮮卑宇文部之後，源流出於古老的東胡。唐初，契丹八部組成部落聯盟，聯盟長稱可汗，受唐賜姓為李。唐代中期起，聯盟內耶律氏家族勢力不斷壯大。至10世紀初，耶律阿保機遂取代可汗之職，並於916年稱帝建立契丹國。其次子耶律德光在位期間，利用中原的混亂局勢，幫助軍閥石敬瑭取代後唐建立後晉政權，因而得到長城以南、包括今天北京和河北、山西北部的燕雲十六州作為酬勞。947年，德光出兵滅掉後晉，進入汴京，模仿漢王朝禮儀接受百官朝賀，正式定國號為遼。由於在中原難以立足，很快撤回北方。北宋建立後，遼、宋之間互有攻守。1004年，遼、宋在澶州（今河南濮陽）訂立「澶淵之盟」，雙方約為兄弟，各守疆界。宋每年向遼支付「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此後雙方基本相安無事，直至1125年，遼被新崛起的金所滅。其部分殘餘勢力在皇族耶律大石的率領下至西域重新建國，史稱西遼，1218年亡於蒙古。 女真是唐朝黑水靺鞨的後裔，其族源可追溯至上古的肅慎。主要活動範圍在黑龍江、松花江流域，因臣屬於遼，一部分人被遷至遼東，編入戶籍，稱為「熟女真」。沒有遷徙者，社會形態相對落後，稱為「生女真」。遼代後期，完顏部逐漸統一了生女真各部，首領完顏阿骨打於1115年正式稱帝，建國號金，定都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南）。1125年，金滅遼，1127年，滅北宋。1141年，金與南宋簽訂「紹興和議」，雙方以東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一線劃界。南宋稱臣於金，每年繳納「歲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金第四任皇帝海陵王完顏亮在位時，遷都至燕京（今北京），改名中都大興府。13世紀初，蒙古崛起於漠北草原，南下攻金。金被迫放棄中都，遷都至北宋舊都汴京，扼守河南、陝西的狹窄地區，苟延殘喘。1234年，金為蒙古和南宋聯軍所滅。 金被元滅亡之後，女真人散布在東北諸地。元代時居住在遼陽等路的女真人，因長期與漢族雜居，從事農業，逐漸趨於漢化。而分布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龍江中下游的女真人，則是「無市井城郭，逐水草為居，以射獵為業」［15］。明代初年，這部分女真人逐漸向南遷徙，並形成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東海女真三大部落。三大部女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平衡，相互之間為了爭奪全族的統治權而不斷進行兼併戰爭，公元17世紀上半葉，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最後完成了對女真各部的統一。努爾哈赤打破原有的氏族血緣關係，創立政治、經濟、軍事合一的八旗制度，統轄所有女真人，並致力於語言文化的統一。女真各部的統一，為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公元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了後金政權。公元1635年，皇太極廢黜女真舊號，定族名為「滿洲」。次年皇太極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大清」。公元1644年，明王朝滅亡，清遷都北京，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清代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空前鞏固和發展的時期，其疆域「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勒至於蔥嶺，北極外興安嶺，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16］，基本奠定了近、現代中國的版圖。清王朝的建立和國土的空前統一，為均已形成單一穩定的民族共同體的中國各個民族創造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繫與交流的極好平台。 北方民族的統治在某種程度上還把奴隸制因素注入漢地，致使社會經濟領域中出現了人身依附關係強化的倒退趨勢。女真、蒙古社會中都有役使奴婢的傳統，進入中原後，通過戰爭俘虜、罪犯家屬籍沒和人口販賣等方式，大量掠奪人口，作為奴婢。據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統計數字，女真貴族、平民擁有的奴婢總人數將近140萬。奴婢在金、元又稱為「驅口」，子孫相襲，沒有人身自由。元朝法律規定，驅口是主人財產的組成部分，可以任意轉賣。元朝的統治還帶有很強的民族歧視與壓迫色彩，統治者按照被征服的先後將治下百姓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等，地位依次降低。在戶籍管理方面，則依據職業、信仰等因素將全體居民分為若干種，稱諸色戶計。其中承擔特殊行當的「戶計」，都是父子兄弟世代相傳，不得隨便脫籍，表現出更強的人身依附關係。清代的大規模圈地，導致京畿地區漢族農民變成「無田無家」的流民，清廷強迫他們「投充」，即依附於滿族地主。而滿族地主對於投充人的人身及其財產，都可以隨意處置，實際使投充人喪失了平民身份，變成世襲的奴隸。習慣於自耕農生活的漢族農民對此自然強烈反抗，紛紛逃亡，清廷於是制定嚴厲的「逃人法」，緝捕逃人，形成嚴重的民族矛盾。 在北方民族南進的浪潮中，中華傳統文化遭受極大衝擊。戰火所及，經籍散亡，學校隳廢，儒士顛沛流離，困窘不堪。蒙古入主中原之後，很長時間裡滿足於「馬上治天下」，「視學校為不急，謂詩書為無用」。［19］士大夫無以為生，「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為黃冠」［20］，甚至淪為驅口，處境十分悲慘。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其官僚體系基本是本民族舊制與漢制的複合產物，如遼朝即實行南、北面官制度，「（北面）以國制治契丹，（南面）以漢制待漢人」［21］。在官員的選擇方面，貴族世襲政治色彩明顯，唐宋發展完善的科舉制度反而降為從屬。元代選官首重怯薛（皇帝的宿衛親軍）近侍，其次為刀筆胥吏，儒士反而出路狹窄，仕進無門。延至清代前期，滿洲貴族仍然牢牢控制著重要的職位，在行政管理上，儘管使用漢人，但是並不賦予實權。漢族士人社會地位的低落，實際是儒家文化受到輕視的反映。在北方民族的觀念中，儒教思想相對陌生，他們更為熟悉的是薩滿之類本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外來的佛教、喇嘛教信仰。元朝建立後，最高統治階層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甚至親自受戒皈依喇嘛教，並在地方廣設帝師殿，供奉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製度超出孔廟。清代早期，喇嘛教還是十分盛行，在滿洲皇室和貴族階層獲得廣泛的崇奉，但不再具有國教的地位。 清朝定鼎中原之後，面對人口占據絕對多數且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國，自然產生出本能的文化恐懼。為此，清廷提出「崇尚滿洲」的治國原則，並通過屢興文字獄、禁毀書籍的方式消弭漢族士人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認同。有清一代，文獻記錄的文字獄多達一百六十餘起［22］，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而案由多是涉及眷念前朝、否定清廷正統地位。康熙朝的第一大案是莊廷瓏《明史》案，莊氏為湖州富戶，有志著史傳世，購得明末朱國禎《皇明史概》殘稿，請人加工補寫，以為己作。因書中多有清廷忌諱的「違礙」詞句，被人以「逆書」罪名告發。當時莊氏已死，剖棺戮屍，作序、校補、審稿、出資助刊、刻印及買賣之人均遭株連殺害，死者七十餘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發生戴名世《南山集》案。戴氏為翰林院編修，以古文名家，著有《南山集偶抄》，其中引用方孝標《滇黔紀聞》，議論南明史事，並用南明諸帝年號，比為蜀漢，視作正統。結果被參劾「語多狂悖」，戴名世處死，方孝標戮屍。牽連兩家家屬及刊印、作序之人數百，本來皆議處死，後經康熙帝親自裁定，從寬戍邊。較之莊氏史案，已是足夠寬大。雍正朝影響最大的是呂留良案。呂留良主程朱性理之學，尤重華夷之辨，有強烈的反清復明思想。湖南人曾靜受其影響，著《知幾錄》、《知新錄》，宣揚華夷之別，表達對清朝的仇恨情緒。雍正六年（1728），曾靜派弟子張熙策動川陝總督岳鍾琪反清，被岳告發逮捕。呂留良遭剖棺戮屍，其後人及弟子或殺或充軍，曾靜、張熙師徒卻意外地被作為「誤信邪說」的從犯，赦而不殺。雍正意圖利用曾、張進行宣傳，他把經過歪曲的與曾靜辯論「華夷之辨」以及自己即位合法性的文字，包括曾靜的懺悔作《歸仁錄》，合編為《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乾隆即位以後，迅速將曾、張二人凌遲處死。乾隆朝是清代文字獄最為頻繁的時期，而且絕大部分案件都是望文生義、穿鑿曲解，加以莫須有之罪。沈德潛《詠黑牡丹》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句，乾隆以其暗含影射，下令剖棺銼屍。詩文中「明」、「清」二字的使用，往往遭到深文周納。徐述夔去世多年後，遺著《一柱樓詩集》因含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明朝期振奮，一舉去清都」之類文字，而遭剖棺銼屍，後代問斬。乾隆朝文字獄還有一個顯著特點，文字獄的對象已不僅僅限於士大夫，而且擴展到士農工商各個階層，幾乎成為遍及社會的政治運動。 滿族入主中原後，在語言、禮儀、服飾諸傳統習俗層面，也採取放棄漢族傳統而進行滿族化的政策。順治初年，強迫漢人剃髮留辮，服用滿式衣冠，規定「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25］。此項高壓舉措自然引起漢人的強烈反應，滿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嘉定、江陰軍民則發出「頭可斷，發決不可薙」的誓言，並以死抗爭。許多士大夫更以「士可殺不可辱」相期，清初王夫之堅守夷夏大防，「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26］，甚至主張對非我族類者，「殺之而不為不仁，奪之而不為不義」［27］。王夫之的思想延至清代末年，仍在鼓舞著主張反清復明的志士。 第六節 北方民族的漢化與民族融合 北方民族憑藉武力征服統治漢地，但是在與漢族社會的廣泛接觸過程中，依然沒有逃脫征服者反而被征服的命運，通過遣使、朝貢、互市、聯姻等不同方式的經濟文化交流，北方民族相繼走向漢化，主體部分內遷之後逐步融入漢族。契丹雖是遊牧民族，但長期活動在華北農業區的北緣，對漢族農業文明有著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並很早就開始發展農耕和紡織。遼開國之初，阿保機即在上京建孔子廟，春秋祭奠。遼聖宗喜歡讀《貞觀政要》和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的事跡，經常詢問臣下有關唐朝貞觀、開元之政事，以汲取經驗教訓。遼後期皇帝道宗自謂「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28］，他在清寧元年（1055）下詔設學養士，在各州相繼建立孔子廟，並頒賜「五經」諸家註疏，命令博士、助教認真傳授。此後還在中京設國子監，詔令有司頒行《史記》、《漢書》，翰林學士宣講五經大義。遼亡於金，契丹人大多被金朝編入部族軍，守衛北部邊境或承擔畜牧業勞動，部分契丹貴族則在金朝任職，並加入了女真貴族漢化的潮流。遼太祖長子耶律倍的八世孫、金尚書右丞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蒙元前期在漢廷怯薛掌管漢地文書，漢人稱為中書令，實際是一個漢化相當徹底的契丹士大夫。他反覆向蒙古統治者陳說儒家治國之道，並致力推行減少屠殺、依照中原傳統確定賦稅制度、通過考試選拔人才、設立機構編纂刊刻經史著作等旨在恢復漢地正常統治秩序的措施。契丹出身的耶律楚材為保護和延續中原農業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故後人稱其「大有造於中國，功德塞天地」［29］。在元代的四個民族等級中，契丹人、女真人和北方漢族居民被視為一體，統稱「漢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所列漢人八種就有契丹人。實際最遲至元末明初，契丹除少部分融入漠北蒙古族和東北女真族之外，基本都與漢族社會融合，契丹之名逐漸從歷史的舞台上消失。 党項族是以党項羌為主體，吸收西北地區氐、羌、吐蕃等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發展本身就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段的民族融合過程。党項雖然以遊牧為主要生活方式，但是與漢族地區的接觸比較早，因此漢化的傾向非常明顯。元昊親自主持、野利仁榮等人創製的西夏文字，形體結構都是以漢字為依據，而且大量使用漢語借詞。《論語》、《孟子》、《孝經》、《貞觀政要》、《周書》、《孫子兵法》、《六韜》等大量的漢語文獻被譯成西夏文字，在西夏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西夏仁宗因母后曹氏是漢人，自幼對漢族文化十分崇尚，在其統治西夏的五十四年中，始終堅持「崇儒」、「尚文」的施政方針。他廣置學校，設立孔廟，並加封孔子為「文宣帝」以示尊崇。此外還開設科舉，並允許宗室成員應試，西夏神宗早年即以科舉出身，且為廷試第一。仁宗建有內學，挑選著名儒學家主持講授。西夏自己的儒學家斡道沖就被任命為蕃、漢教授，他曾用西夏文翻譯過《論語注》，名為《論語小義》，還用西夏文撰成《周易卜筮斷》一書，流傳於西夏各地。党項人在元朝的民族等級制度中，與畏兀兒等西北民族共同列為第二等級色目人，不同於契丹、女真列入漢人，因而民族文化風習保持相對持久。元朝統一全國之後，党項人作為重要的依靠力量被分遣到各地戍守，逐漸融入了當地漢族社會。河南濮陽的西夏遺民在家譜中記載：「時北方人初至，猶射獵為俗，後漸知耕墾、播殖如華人。」党項之名大致在元末明初也歸入了歷史。 女真建國前後，生產方式已經過渡到粗放的農耕階段，因此雖然活動的區域遠離漢地，但是接受漢文化的激進程度較契丹、党項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三任皇帝熙宗尚未遷都中原，即已「失女真之本態」，「宛然一漢家少年子也」。［30］遷都之後諸帝漢化愈深，文治更盛，號稱「一代製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31］。金滅北宋之後，實際儒學逐漸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據統治地位。熙宗開始，諸帝都遵奉孔子，力崇儒學，宣講儒學在金朝蔚成風氣。學習儒學為主的學校日益興盛，士人由科舉而位列宰相者甚多，還湧現了霸州杜時升、易州麻九疇、真定王若虛、磁州趙秉文等理學名家。金朝以詞賦取士，詩詞成為文人普遍採用的文學體裁。金人詩詞繼承北宋，模仿蘇（軾）黃（庭堅），金末元好問以其傾注飽經喪亂情感的詩詞，獨特的藝術造詣，成為當時北方文壇的魁首。女真人自金太宗至金末，內遷一直沒有停止，特別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壓迫遷都汴京，內遷的女真人更多，約占人口總數的一半。他們與漢人錯雜而居，互為婚姻，多習漢語，衣漢服，效仿漢族生活習慣，甚或棄武就文，趨尚文墨，民族特色逐漸喪失。金亡之後，中原女真人大多改用漢姓，如完顏改王，烏古論改商，紇石烈改高，術虎改董，蒲查改李，赤盞改張等，與漢族更少分別。元朝將女真人列入「漢人」這一等級，更在客觀上消除了女真人與漢人的民族畛域，使之徹底融為一體。只有東北地區的女真人依然保持舊俗，成為後來滿族的前身。 但是，作為元朝的統治民族，我們應當看到，蒙古族內遷漢地的只是一小部分，民族的主體仍然居於漠北草原，並且沒有因為元朝的滅亡而消失或同化於他族，而是長期作為草原的主人活躍在歷史的舞台。由於堅持遊牧、狩獵生活方式，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存在著一個強大而保守的草原遊牧貴族集團。蒙古族與契丹、党項、女真相比較，漢化進程明顯遲緩，而蒙古文化除漢文化之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其實，元朝色目人在與漢族融合的過程中，也有例外的情況，那就是今天中華民族重要的成員回族。當年伴隨著蒙古對中亞、西亞的征服，有大批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波斯、阿拉伯人移居到中國，漢人稱之為回回人，他們被元朝政府列入色目人之中。回回人的種族、語言、籍貫並不相同，但入居中國後，在伊斯蘭教強大的整合作用下，形成為新的文化共同體。他們散居在全國各地，長期與漢人相處，深受漢文化的影響，但又始終保持著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致力於興教建寺活動。元朝滅亡後，內遷色目人基本融入漢族，只有回回人沒有消失，最終發展成為今天的回族。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關鍵時期之一，無論其影響的幅度還是深度，都達到了新的歷史高峰。在疆域遼闊且統一鞏固的多民族帝國里，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融合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得到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其中滿漢之間的民族融合占據了主角位置。早在清兵入關之前，清政權與明王朝之間已經有著經常的接觸。努爾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之初，就重視在漢族的文明寶庫中尋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要素，他設置專門的翻譯機構，將《明會典》、《武經》、《洪武寶訓》、《大學衍義》、《資治通鑑》和《通鑑綱目》等書翻譯成滿文，還翻譯了《三國演義》、《西廂記》、《金瓶梅》等文學名著。清初的科舉考試中，也設有專門的翻譯科。漢文經典的大量翻譯，勢必影響文化相對落後的滿人在政治、社會、人倫等方面的價值取向，潛移默化地改變處在「半遊牧」狀態的滿族的文化心理。努爾哈赤、皇太極都經常引用漢文經典訓誡諸王「世守孝悌之道」、「體恤士卒」。清兵入關之後，隨著滿人大批內遷，滿漢之間的地域界限被打破，進而形成交錯雜居的局面。儘管清初實行「崇尚滿洲」的治國方略，強制推行圈地、投充、剃髮等激化民族矛盾的政策，並在科舉、任官甚至居住區域諸多方面，刻意地區分滿漢，以求維護滿族文化的地位。但是在漢族地區的統治趨於穩固之後，置身於漢文化汪洋大海之中的滿洲貴族，逐漸迷失了自己，依然沒有逃脫被漢化的命運。清代的康、雍、乾三帝自幼都接受過良好的漢化教育，就其個人文化素質而論，甚至超出了歷史上絕大多數的漢族皇帝。康熙帝一生以好學著稱，精通漢文經典名著，親自撰寫了多種解經著作。他崇尚程朱理學，重用漢人理學名臣，還親自為太子講授四書五經，務令精熟貫通。康熙又愛好自然科學，對農學、醫學、氣象都有濃厚的興趣，還專門向歐洲傳教士學習過幾何學等西方科學知識。雍正帝在經史之外，通曉佛、道之學，還自撰論著闡述治國理念，對華夷之別、君臣職分等重大政治問題都進行過深入透徹的論述。乾隆帝擅長詩文書畫，寫作的漢文詩篇達五萬餘首，題字遍及天下，在歷史、地理、考古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詣。在諸帝的示範之下，滿洲貴族學習漢族文化蔚然成風，由於享有優渥的物質待遇，他們把大量的精力消磨在漢族傳統士大夫熱衷的詩書琴棋畫等藝術門類。《八旗通志》記載有五百多種滿族士人的經史子集著作，民國初年成書的《八旗畫錄》收錄了從順治至清末的滿族畫家二百九十餘人，其間享有盛名者頗眾。普通的滿族百姓在與漢人的交錯雜居中，也逐漸吸收和順應漢民族的文化習俗，他們與漢族通婚，語言文字習用漢語，許多滿人已不會說滿語，最後連姓氏大部分也改用漢姓。可以說截止到清末，除了部分區域和家族，滿漢民族已然融為一體。 * * * ［1］　《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1983，第49—54頁。 ［2］　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 ［3］　赫胥黎《類人猿的自然史》，《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科學出版社，1971，第1頁。 ［4］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 ［5］　岑仲勉《西周社會制度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11頁。 ［6］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書店，1999。 ［7］　《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8］　參見張光直《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係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載《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1983。 ［9］　顧頡剛《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漢代學術史略》附錄，東方出版社，1996。 ［10］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唐太宗貞觀七年，中華書局，1982。 ［12］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中華書局，1982。 ［1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九六，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中華書局，1982。 ［14］　〔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　宋濂《元史·地理志》卷五九，中華書局，1976，第1400頁。 ［16］　趙爾巽等《清史稿·地理志》卷五四，中華書局，1977，第1891頁。 ［17］　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蘇天爵編《元文類》卷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8］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中華書局，1985—1987。 ［19］　程鉅夫《雪樓集》卷十《奏議·學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　彭大雅撰、徐霆疏證《黑韃事略》，《叢書集成》初編本。 ［21］　脫脫等《遼史·百官志一》，中華書局，1974。 ［22］　據郭成康、林鐵鈞《清代文字獄》統計，群眾出版社，1990。 ［23］　詳見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24］　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 ［25］　《清世祖實錄》卷一七，中華書局，1985—1987。 ［26］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四，「哀帝」，中華書局，1975。 ［27］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八，「五代」上，中華書局，1975。 ［28］　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9］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八，「耶律楚材」條，中華書局，1997。 ［30］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六引《金虜節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1］　脫脫《金史》卷一二五，列傳第六十三，文藝上，中華書局，1975。 ［32］　元朝後期鎮江路所轄一司三縣，即住有非漢族的外來僑寓人口一百七十餘戶，其中包括蒙古29戶，畏兀兒14戶，回回59戶，也里可溫（指外來的基督徒）23戶，河西（党項）3戶，契丹21戶，女真25戶。《至順鎮江志》卷三《戶口·僑寓》，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90—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