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塔剎藝術探源 · 北平護國寺殘跡

寺舊名崇國寺，在北平西四牌樓北，與妙應、隆福諸寺同以廟市著稱。往歲余僦居西城，休沐之暇，偶游此寺，自山門歷金剛、天王、延壽、崇壽諸殿，均明、清二代所建，了無足異，唯崇壽之北，有千佛殿殘壁，以木骨與土磚合砌，上施闌額至隅柱外垂直截割，頗類遼代遺構。歸而稽之志乘，謂寺創於元初，與是殿結構未能符合，疑莫能釋。邇來數至寺中，周訪遺蹟，摩讀殘碑，徘徊不能自已。因擇其與建築藝術有關者，偕陳明達、劭力工、莫宗江三君測繪攝影，勒為此篇。而寺之沿革與現狀，亦摘要著之篇首，以資參證。 略史 寺之沿革，據《日下舊聞考》引《燕雲錄》，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陳過庭使金，自真定遣詣燕山崇國寺安泊。知崇國為金初舊剎，唯金以前無可考矣。金、元之際，寺與憫忠寺同毀於兵，事定後，耶律楚材疏請僧善選住持憫忠，尋之崇國。見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危素所撰《隆安選公傳戒碑》[6]。但其後善選之徒定演另營寺大都，位於金城東北，稱崇國北寺，所以別於舊寺也。北寺起源，據元仁宗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趙孟頫所撰《佛性圓融崇教大師演公碑》，及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大都崇國寺重新修建碑》，僧定演者，燕三河人，七歲入崇國寺，事善選為師，嗣游五台，還主上方寺，博觀海藏，兼習毗尼，適崇國虛席，迎為住持，以講《華嚴》受知世祖，賜號「佛性圓融崇教大師」。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前後，別賜地大都，與門人葉力興建，成大殿、經閣、丈室、廊、廡、齋、廚、僧舍百有餘楹，是為此寺之濫觴[2,4]。但皇慶碑稱世祖賜地，事在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至正碑則屬之二十二年。此外千佛殿內，尚有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碑，載是年二月，大都路僧錄司，札付薊州遵化縣般若院莊田、水碾，歸崇國北寺掌管[1]，北寺之名首見於此，視至正碑所載尤早一歲。豈其時頒賜頻繁，挾剎之數，自般若院以次無慮二十餘所[5]，碑文各據一部言之，致未獲一致歟？嗣仁宗皇慶、延祐間（公元1312—1320年），前後賜鈔三千餘錠，增建山門[4]。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中書省參政速安及子曲迷夫不花於千佛殿後施建舍利塔[3]。順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僧智學等又重修法堂、雲堂及祖師、伽藍二堂，與廚庫、僧房、侍者僦房五十餘間。復新建鐘樓、法堂東廊廡、南方丈等30餘間，歷時六載始告厥成[4]。元代建置可考者約略如此。至於千佛殿內舊藏塑像二尊，傳為元丞相脫脫夫妻，寺亦其舍宅所建。振生君《城西訪古記》已辨其妄[7]，茲不復贅。 明代史跡，據現存天順、成化、正德諸碑，明成祖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有西僧桑渴已辣者中天竺人，隨貢使梯航至南京。永樂十四年（公元1416年）敕移此寺，授內監番語[9]。宣宗宣德間因舊更新[10]，四年（公元1429年）賜名大隆善寺[8]。英宗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太監阮文等復興修後殿、山門、廊房、方丈；四年（公元1439年）改稱崇恩寺[9]。天順間（公元1457—1464年）寺一部傾頹[10]。憲宗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命太監黃順、工部侍郎蒯祥等大事興築，翌年工竣，授工匠張定住30人為文思院副使。事具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碑[10,11,12]及《憲宗實錄》[13]。其時寺名復稱隆善，其下更綴以「護國」二字，護國之名蓋起於此。唯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碑，謂「昔為如提煨燼」，又似火災事予以修治者也[14]。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敕西番大慶法王凌戩巴勒丹與大覺法王札什藏布居此寺[15]。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尚書李時等先後請撤少師姚廣孝太廟祀典，移其神主、畫像於大興隆寺。十四年寺災，復移此[16]。今寺後護法殿猶存傳雲之廣孝木像與侍像二軀，唯畫像於乾隆時已無可考[17]。世俗不察，謂寺為廣孝影堂，亦誤。 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蒙古王公貝勒修繕此寺為聖祖祝厘，見御製《崇國寺碑》[18]。其後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高宗行幸此寺，曾賦詩紀事[19]，但未聞修葺。此外，寺中爐、罄、雲板之題記，有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數種。然清代修理記錄見於碑碣者，唯康熙一度而已。今每月逢七、八日有廟市，自山門內夾道支棚為攤，百貨雜陳，遊人輻湊，至不能駐步。然記載所示，明季內城廟市只城隍廟一處而已。入清以後，東城隆福寺雖傳為明代燈市之遺，而此寺廟市獨無可考。僅據《日下舊聞考》，知乾隆時已有之矣[20]。 綜上所述，此寺自定演創建以來，迄今650餘年，經元皇慶、延祐、至正，及明宣德、正統、成化，與清康熙數度增修，蔚為巨剎。然考元代諸碑，其時主要建築，僅大殿、經閣、鐘樓、山門、舍利塔、法堂、雲堂，及伽藍、祖師二堂，似較現寺規模（插圖1）不逮遠甚。又以遺物推之，明以前者唯存千佛殿殘壁，與舍利塔及元碑數通，皆萃聚於殿之前、後。其餘北部護法、功課二殿，與南部崇壽、延壽、天王、金剛諸殿，及鍾、鼓二樓、廊廡、雜屋，依式樣判斷，咸屬明、清二代所建，而主要建築屬於明代者尤多，則現寺規模，決為明宣德、成化間增擴無疑矣。 插圖1 現狀 寺最外山門三間，單檐歇山，題「大隆善護國寺」，左、右垣辟旁門各一。門內廣場中央，有康熙末鐵制香爐一具。兩側舊有幡竿今俱毀，唯余夾杆石。 第二層金剛殿五間（圖版1［甲］），內置金剛二，似為明塑。殿正面門、窗皆壼門式，壁面裝障日板。外側之梁、枋在梢間及山面大額枋下者，復施小額枋一層，與殿門同一制度。殿左、右夾以短牆，設東、西旁門。門內鐘樓全圮，僅存鼓樓。附近舊應有東、西廊房分列兩側，今悉改築若雜院矣（插圖1）。 圖版1［甲］　護國寺金剛殿 第三層天王殿（圖版1［乙］）祀四天王，摶塑之術較前述金剛尤劣。殿東西五間，中央三間於額枋下施雀替，無小額枋及槅扇，仍系門制。現屋頂大部頹毀，據梁架結構及殘存天花、彩畫、雀替（圖版2［乙］）觀之，殆明代所建。殿後舊有配殿，東曰文殊，西曰秘密；唯前者現已無存，後者亦依舊址改修，僅能辨其大概位置而已。 圖版1［乙］　天王殿 圖版2［乙］　天王殿雀替 第四層延壽殿，前為月台，台下列二碑，東碑題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建，西碑鐫藏文；再前置鐵香爐一具。殿本身面闊五間，進深顯四間，後附抱廈一間。現殿頂已失（圖版2［甲］），自外窺之，內部塑像傾圮略盡，壁畫亦僅存西壁一部，俱非佳作。就斗拱結構及霸王拳式樣，與裙板所雕三幅雲推測，決為明代遺構（圖版2［丙］）。又後抱廈之制，證以隆福、智化、碧雲諸寺，與此寺崇壽、護法二殿，無不如是，殆為明代佛殿平面之一特徵。殿東、西二側各有廊房十一間，前接文殊、秘密二殿，後與伽藍、無量二殿相通，自此向後，經大悲、地藏二殿，折至千佛殿兩側，包中央諸殿於內（插圖1）。核之臥佛、隆福二寺，配列之法，亦皆符合。又據元虞集《東嶽仁聖宮碑》： 圖版2［甲］　延壽殿 圖版2［丙］　延壽殿槅扇裙板 「作大殿，作大門……明年作東、西廡。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 知明代北平諸寺，於大殿左、右，配列廊房與東、西配殿，互相銜接，實襲元代舊法，而元寺又胎息於唐、宋廊院之制，無可疑也。現伽藍、大悲二殿遺址僅存，唯西側無量、地藏二殿距新修未久，尚完整（圖版3［甲］）。 圖版3［甲］　明成化八年碑 第五層崇壽殿，前庭置鐵鼎一，次井二，次六角碑亭二，分列左、右（插圖1）。東亭內藏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御製《大隆善護國寺碑記》，石面漶漫，存字無幾。唯西亭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72年）碑，鐫滿、漢、蒙古、藏四體文字，猶清晰可辨。月台前復有成化八年碑二（圖版3），形制奇特，另詳下文。台前及殿後各有陛石，所雕捲雲純屬明人手法（圖版5［甲］）。台上崇壽殿（圖版4［乙］）面闊五間，進深九檁，後附抱廈一間。此殿之頂亦摧夷過半，前後、門窗現以短垣封塞，未能入內。據檐端斗拱觀之，其柱頭科所用單翹重昂寬度均各相等（圖版5［乙］），而平身科螞蚱頭向後挑出壓於檁下，如智化寺萬佛閣之狀，確為明中葉通行之方法。 圖版3［乙］　詳部（其一） 圖版3［丙］　詳部（其二） 圖版4［甲］　無量殿及廊房 圖版4［乙］　崇壽殿 圖版5［甲］　崇壽殿北面石陛 圖版5［乙］　崇壽殿斗拱 圖版5［丙］　崇壽殿菱花槅 第六層千佛殿，前構月台，再前為甬道，與崇壽殿後抱廈銜接。月台東側三碑。前碑無字。後二碑（圖版6［甲］）居東者，為元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演公碑》，趙孟頫撰書，石質堅密，保存甚佳。西為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危素撰書《選公碑》，下部裂為三段，現以鐵錠絡之。月台兩側復有四碑。前碑亦無字。後三碑居東者，為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大都崇國寺重新修建碑》（圖版6［乙］）。中碑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立，內雜蒙語白話，為歷來治元代通俗文字者所重視。碑之背面刻南、北二寺莊田資產[5]，除大都外，有香河、寶坻、永清、平谷、三河、遵化諸縣及順州、邴州、檀州、通州、薊州、杭州等處寺產，足窺當時此寺之盛狀。西碑明英宗天順二年（公元1458年）立。 圖版6［甲］　元皇慶元年及至正二十四年碑 圖版6［乙］　元至正二十一年碑碑首 千佛殿俗稱土坯殿，為寺內最古建築，惜闌額以上部分現已毀壞，只剩殘壁一周，矗立風雨中，極為惋惜（圖版8）。殿內西次間存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碑一通（圖版11［甲］），刻僧錄司札付般若院地產執照，亦雜以蒙古白話。背面則鐫地產四至，頗稱詳盡[1]。其餘壁內木骨結構與柱礎、月台角石等，另於下節論述。 圖版11［甲］　千佛殿元至元二十一年碑 殿之東、西兩側，利用廊屋為走道，繞至殿後，復有東西向橫道，兩端各闢一門通至寺外（插圖1）。道中央三門南向，中為垂花門（圖版12［甲］），乃寺之第七層。其前列石狻猊，依式樣判之至遲亦為明物（圖版11［乙］）。門內東、西二塔皆喇嘛教式（圖版13），外部繞以短垣，似為後代增築者。 圖版11［乙］　垂花門前石獸 圖版12［甲］　垂花門 圖版12［乙］　垂花門詳部 圖版13［甲］　西舍利塔 圖版13［乙］　東舍利塔 第八層護法殿，據《帝京景物略》，殆即明之景命殿[21]？殿前東、西配殿各三間。月台西側一碑，文字大部磨滅，據銘刻知為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立。殿面闊五間，單檐硬山頂，前辟走廊（圖版14［甲］），後附抱廈三間，其屋頂一部業已殘破。內部在東、西第二縫各構板壁，約厚5厘米，壁面施麻灰，繪曼荼羅，疑出明人手筆（圖版14［乙］）。其梁、柁彩畫枋心以紅色為地，飾錦文，而兩端旋子構圖，亦與近世稍異，極類明末清初所繪。東梢間內藏姚廣孝木像(1)（圖版15［乙］）與脅侍二尊，在明、清造像中尚非下乘。唯廣孝影堂與僧錄司原在大興隆寺，嘉靖中寺災，移於此寺之後，而影堂位於司右[16]，像應庋藏於是，不知何時頹廢遷於此殿也。 圖版14［甲］　護法殿 圖版14［乙］　護法殿壁畫 抱廈北有石座二。后座置石量器形如碗，未審何名。次鐵爐一，題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鑄。其後稍東，有一碑鐫藏文。再次功課殿五間（圖版15［甲］），為寺之第九層。殿前抱廈三間，三面辟門、窗，與殿本身均施懸山頂。內祀無量壽佛，有康熙「寶蓮法地」匾額，嚴整如新。殿前東側有雜屋數椽，頹敗不堪。西側則久夷為平地矣。 圖版15［甲］　功課殿 圖版15［乙］　護法殿姚廣孝像 第十層為後樓三間，下層明間有喇嘛塔一基，塗白堊，俗傳帕布喇嘛之塔，未知確否？西次間置銅質觀音像一尊（圖版15［丙］），無年代銘刻，傳出自土中。像高1.66米，曲右足支右手膝上，尚存宋塑舊型。其肩上絛帶糾纏，亦如其他元代造像。唯兩臂僵直毫無生氣，且左膝以下過於臃腫，與右腿凹曲，皆極不合理。證以下部衣帶卷結形狀，與明正德間所塑北平延福寺諸像一致，或為元末明初作品，未可知也。樓之左、右，尚存台石一部，與西側樓房連屬，疑舊為轉角樓房，年久傾圮僅餘西側一部，而中央三間則為最近重建者也。 圖版15［丙］　自在觀音像 寺之現狀，論者每以垂花門以北，堂殿三重自成一廓，遂謂寺為二寺合併而成。然余考此寺遺物屬於明以前者，如千佛殿與舍利塔，皆分布於垂花門與橫道南、北（插圖1），則此部在元代決非二寺，無異明如觀火。且門兩脅之牆距舍利塔甚近，苟為元至元、延祐間舊狀，詎至侷促若是？此可依平面配置，決為後代增建者也。意者，寺之前部，自山門至千佛殿為全寺主體。而垂花門以北，乃附屬堂殿，若方丈、僧房、僧錄司之屬，其體制較卑，故於殿後以橫道區隔南北。又於道之兩端各闢一門，俾內外交通無虞混亂也。 以上系寺之大概情狀。再次就遺蹟中比較重要者，另條敘述如後。 千佛殿 殿舊題：「三仙千佛之殿」，見《日下舊聞考》引《炙硯錄》，千佛蓋其簡稱也。殿前月台置鐵爐一，下部已毀。台東南、西南二隅復有角石各一，雕琢甚美。東南者，刻三獅一球（圖版7［甲、乙］），西南唯二獅，皆剔地起突，與《營造法式》所圖吻合。又角石方67厘米，高29厘米，亦與《法式》規定：「每方一尺，厚四寸」略合。案角石之制，今定縣、曲陽一帶，尚處可以發現，唯曲陽為元以來石工極盛之地，舊法傳流，不足為異。若北平明、清建築，則此制稀如星鳳，故疑為元代遺物也。 圖版7［甲］　千佛殿月台角石（其一） 圖版7［乙］　千佛殿月台角石（其二） 殿面闊五間，進深顯三間，面闊、進深約為五與二之比（插圖2）。內部之柱因為泥土封積，僅發現西第二縫前內柱柱礎一處。以意度之，殿之進深當超過11米以上，在結構上各縫必有內柱，極為明顯。但其前、後內柱是否對稱，無由懸擬，故圖中未為一一增入也。柱礎覆盆上所雕壓地隱起華文已大部磨滅，僅西北隅一石保存稍佳（圖版11）。觀其雕刻手法，與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1309年）河北安平縣聖姑廟大體符合[22]，疑其年代亦約略相同。 插圖2　護國寺千佛殿平面圖 殿之大木結構，自闌額以上摧毀無餘。今所知者，唯柱與闌額而已。柱徑46厘米，至頂，略有卷殺，但非梭柱。徑與柱高約為一與十之比。 闌額斷面狹而高，其寬與高約為一比二·二。然最足注意者，無如額之前端，伸出隅柱外且垂直截去一事（圖版9［甲］）。案此法發現於山西、河北二省北部者，皆遼代遺物，整然自成一系統[23]，其餘金、元遺構，若大同善化寺三聖殿與山門、正定陽和樓、安平聖姑廟、定興慈雲閣、曲陽北嶽廟，皆非此式，足為此殿建築年代有力之佐證。 圖版8［甲］　千佛殿正面 圖版8［乙］　千佛殿背面 圖版9［甲］　千佛殿前檐牆 此殿屋頂雖已崩塌，但民國初年，寺中尚保存角神一具，振生君《城西訪古記》曾著其事： 「此寺建時，窮極工巧，窗欞之紋，瓦當之式，均無同者。如前殿之頂，與此殿之硬朗漢，皆匠人炫巧處。凡寺宇殿外檐角，例以一木瓶承之；獨此殿外東南角，作一木偶，為壯士形，騎馬式，兩手叉腰，以負檐角，俗呼為『硬朗漢』。殿圮墮地，今尚收存。」[24] 振生君此文所記，系根據寺中喇嘛王星垣所云，其事宜可徵信。今以實物證之，河北省易縣開元寺毗盧殿建於遼末天祚帝乾統五年（公元1105年），其外檐東南角，有角神跪於平盤斗上，見拙著《河北省西部古建築調查紀略》。而《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五卷第四期，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論述之北平天寧寺塔，在角梁下亦有同樣結構，均與《營造法式》所載符合；可為建築年代之又一證明。惜王君物故多時，詢諸寺中喇嘛，無知此像者，殆遺失久矣。 殿之平面，除正面當心、次三間裝槅扇外，正面梢間及其餘三面皆以牆壁包圍。牆之結構，下為磚砌之群肩，高80厘米，唯厚度則略有區別。即南檐牆厚96厘米；北檐牆厚1.03米；東、西山牆增至1.11米。此種山牆增厚之法，曾見於大同善化寺山門；而群肩上施木骨一層，其上再以木骨與土磚合砌，亦復相同。但此殿木骨配列之法，依牆身厚薄，又分為二種。 （一）兩側山牆（圖版9［乙］）與後檐牆，由四種木骨組合而成（插圖3）。最外側者，在群肩上用水平木骨數層，厚6厘米，寬12厘米，裝於牆之外側，殆即《營造法式》所云之紝木？次為斜撐，支於兩柱間。再次為貫通內、外之木骨，在平面上與牆面略成四十五度之角度。此外尚有間柱支於闌額內側。最後，復於牆之內側施紝木數層，與外側同。 圖版9［乙］　千佛殿山牆 插圖3　護國寺千佛殿山牆木骨 （二）正面檐牆，在西梢間者保存完整，唯東梢間之牆（圖版9［甲］）外部業已剝落，是否群肩上亦有水平木骨數層，無由查驗。據現狀言，牆內僅有貫通內、外之木骨，無斜撐與間柱（插圖4），其故莫辨。又此項木骨，在平面上各層互相參錯，但方向相反，極堪注目。 插圖4　護國寺千佛殿前檐牆木骨 按我國磚牆進展之順序，由板築進為日光乾燥之土磚，再改為純粹陶製之磚牆，其事殆無可疑。唯國內幅員廣闊，造牆之法依地理、氣候不一其式：如河北、山西二省北部，以產硝鹽著稱，苟為板築與土磚之牆，不足阻鹼質之上升，而純粹磚牆，又非一般物力所能措辦。故民間建築，每於群肩上施木骨或稻草一層，其上再構土磚、板築或空斗磚牆。此三者內，土磚與板築之牆，無論對於垂直、水平或其他任何外力，均甚孑弱。故壘砌土磚時，每輔以木骨，俾增其強度。據中國營造學社調查之古建築證之，此式實為遼、金、元以來通行之方法[25]。第大同諸例所示，僅能窺其表面。而此殿因殘敗之故，反足知其內部情況，亦治斯學者引為深幸者也。 牆內側舊有壁龕，安設無數小佛像，故有千佛殿之名。今龕佛雖亡，而牆之表面，猶有縱橫木板痕跡，及淺綠色之背光，依稀可辨（圖版10［甲］）。 圖版10［甲］　千佛殿壁龕殘跡 圖版10［乙］　千佛殿柱礎 殿之年代，在文獻上無確定記錄，僅據元皇慶、至正諸碑，知定演所營之寺，有大殿、經閣、丈室、廊廡，百有餘楹而已。然以千佛殿式樣衡之，決非經閣及丈室，亦非延祐後增建之山門、鐘樓及其他附屬建築。以愚意揣度，舍大殿外，殆難其選。唯可疑者，大殿建於元世祖至元間，而此殿闌額純屬遼式，無由吻合。豈定演營者之前，其地原有一寺，此殿乃舊寺所遺？抑其時大木架構系利用遼代舊物，自他處移此，而僅柱礎、牆壁等為定演所構耶？此二說中，前說與皇慶碑「化塊礫為寶坊，幻蒿萊為金界」[2]牴觸不合，似難成立。唯後說在建築上數見不鮮，且不悖文獻與遺物所示之佐證，疑與事實較為接近。 舍利塔 垂花門北，有磚砌喇嘛塔二，分峙東、西（圖版13）。西塔上部於十三天下，正面施石額，署「舍利塔」三字。東塔無題記，世俗因之，遂呼為配塔。1931年夏，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發現東塔北牆下，有元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碑，題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政速安及子中奉大夫曲迷夫不花建塔緣由，有「願以一塔入八萬四千塔，一切塔入此一塔」等語[3]，與是塔蘊藏無數小塔之事實，適相符應。則東塔固為速安父子所建，略無疑義。且《帝京景物略》謂寺有舍利塔二[21]，足證明時無配塔之稱，世俗讕言，不足信也。 就形體言，二塔俱分上、中、下三部（插圖5、6）。下部為台座；中部為塔肚（即覆缽或寶瓶）；上為塔脖子及十三天、寶珠等。其結構詳狀如次。 插圖5　護國寺西舍利塔 西塔（插圖5）台座，在平面上系圓形。最下為地栿。栿上重疊須彌座二組，每組皆由下枋、下梟、下線腳、束腰、上線腳、上梟、上枋七層構成。所異者下組束腰較高，且施間柱，為上組所無。 上部直接位於塔肚上者，為塔脖子，外觀略如須彌座，但無上梟、下梟。在平面上，此部系十字折角形，每角向內遞收二折，疑即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重修北海白塔冊》中所稱之「四出軒」。其上十三天與相輪同一性質。再上施圓盤形寶蓋與小圓盤三，至頂則冠以寶珠。 東塔式樣與西塔大體一致，唯塔之比例較為肥碩耳（插圖6）。數載前，其台座及塔肚下之蓮瓣俱崩毀，故塔之下部無由窺其原狀。就上部觀之，其塔脖子在平面上，僅向內收進一折；而上線腳之上，復增上梟一層，比例均視西塔粗健。又上枋兩端所施裝飾，即《營造法式》佛道帳之山華蕉葉用於轉角處者[26]，其式又見於甘肅敦煌莫高窟第117窟壁畫、山西大同雲岡石窟中部第2窟支提四隅之小塔[27]，與山東歷城神通寺四門塔等。而其輪廓尤與希臘殿堂上Acroterion極相類似，故疑由希臘經波斯、犍陀羅，於南北朝時，傳入我國，後受固有藝術之陶冶，其細部花紋漸趨華化也。塔脖子上，施線腳四層。上為十三天。再上為石制仰蓮及寶蓋與小圓盤一層。盤上雕仰、覆蓮瓣，中列聯珠，最上為寶頂，亦石質。 插圖6　護國寺東舍利塔 中部於台座上，施水平線腳二道。次為蓮瓣。再次，用線腳與聯珠各二層，互相間隔，而下層者較巨，殆即清式金剛圈之權輿？再上為塔肚，其高較直徑約殺三分之一，當系覆缽之變體。清代匠工呼為寶瓶，距原意遠矣。 東、西二塔之式樣，如前所述，雖大體一致，而東塔比例較為雄健，是否此二塔成於同時或同一匠工之手，殊令人懷疑。然延祐二年碑，未言所建之塔，為一為二，則此事決難以臆測定之。無已，唯有求諸塔之式樣。 按我國此類之塔，分布於河北、山西、熱河、遼寧諸省者，實較他處為多：如元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所建之北平妙應寺塔（圖版16［甲］），及明萬曆七年（公元1579年）五台山塔院寺塔（圖版16［乙］），清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瀋陽延壽、廣慈、永光、法輪諸寺之塔（圖版16［丙］），與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北平北海永安寺塔，皆其最著者也。以上諸塔之外觀，大抵與時代互為推移，而距元愈遠者，其差違亦愈甚；至清乾隆間西黃寺班禪喇嘛清淨化成塔，舊法所存，蓋無幾矣。茲擇元、明二代及清初之例，依結構順序，自下而上，比較如次。 圖版16［甲］　北平妙應寺塔 圖版16［乙］　五台山塔院寺塔 圖版16［丙］　瀋陽延壽寺塔 一、台座　元代喇嘛塔台座，不論平面為圓形，抑十字折角形，俱以須彌座二層構成。明以後此部比例漸高，但五台山塔院寺塔，尚為二層。清初則多數改為一層，其下另以階台一層或二層承之。 二、蓮瓣　台座之上，元塔概施蓮瓣一層，其上為小線腳數層，或線腳內夾以聯珠。明塔尚偶用之。清初受蒙古喇嘛塔之影響，改為比例粗巨之金剛圈三層，無蓮瓣。 三、塔肚　元、明塔肚之比例較肥矮。其正面亦無眼光門及佛像。 四、塔脖子　清以前者面闊較大。入清後，其面闊較十三天之下徑尤小。 五、十三天　元、明比例均較肥碩。至清此部特別縮小，幾如鐸柄形狀。 六、寶蓋　元代小塔用石，大塔用銅盤，垂流蘇、鈴鐸，自成一式。明五台山塔猶如是。清初易為天盤、地盤二層。 七、塔頂　今所知者，元、明用寶珠與小銅塔二種，清初改為日、月、火焰。 今以此寺二塔與上述諸例對較，則東塔形體最與妙應寺白塔類似，而元延祐二年碑，復植於塔側，其為速安父子所營，殆無可疑。唯西塔比例較高瘦，其細部結構亦較輕快，似其年代較之東塔稍晚？唯文獻上毫無證據，仍難決定。僅據《帝京景物略》知明時寺有舍利塔二基，其落成時期，至遲亦在明中葉以前也。 此外應附帶敘述者，即東塔於1932年春、夏之間，下部崩塌，發現塔內藏有無數小塔（插圖7）。其大小，據著者所見，大抵高5厘米，徑4厘米者居多(2)。塔作深褐色，內雜石灰少許，未經窯火，中藏藏經一條，以桑皮紙書之。塔下部作不規則之圓形，上緣稍突出，周圍雕壼門式花紋。其上緣施俯蓮與聯珠各一列。再上塔身用圓錐體或方錐體，殊不一律，然表面均刻水平線四五層，逐漸收進若梯級形狀，極類印度婆羅門教之塔。又表面浮刻梯級式小塔附於塔身，至巔，置饅首形寶頂（插圖7）。據文獻及近日發現之證物，此類小塔，可自遼與西夏，經Kharakhoto，Khadalik，追溯至公元9世紀印度遺物。唯所涉範圍過於廣泛，當於《古建築調查報告》專刊內，與喇嘛塔流傳中國之經過及其式樣之變遷，另為文論之。 插圖7　護國寺東舍利塔中所藏小塔 透龍碑 碑額題「大元重修崇國寺碑」，在千佛殿月台西側，建於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在元碑中時代較晚，然碑首透雕異於常制，俗有透龍碑之稱（圖版6［乙］）。此外，其寶珠、火焰等局部手法，均足代表元人碑碣之特徵，故為介紹如次。 考漢代碑碣形狀，有圭首與圓首二種。圓首者，沿外緣雕圓線糾結，稱為「暈」（圖版17［甲］）。暈者，卷積之謂，後世碑首盤龍，即自此演變而成。據今日所知，東漢熹平六年（公元177年）費鳳碑於暈之兩端琢龍首下垂，為碑首用龍最早之例。其後復有建安（公元196—220年）間樊敏、高頤二碑[29]，及晉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張朗碑（圖版17［乙］），唯其時暈身仍如常狀。洎北魏神龜二年（公元519年）兗州賈使君碑乃易為龍形（圖版17［丙］），故盤龍之制，至六朝始正式成立，殆可征言。顧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年）始興王蕭憺碑（圖版17［丁］），雖時代稍後，而暈身尚交結若繩狀，足征其時江左猶為過渡時期。其後歷北齊、北周，體制漸備（圖版18［甲］）。降至初唐，蔚為巨觀。如《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大智禪師碑》（圖版18［乙］），及少林寺《太宗御書碑》，皆雄健瑰麗，幾躋完美之域，可謂前無古人矣。宋、遼以後舊型僅存，而細部手法漸趨衰落，至元末其流弊尤甚，本文所述，即其一例。 圖版17［甲］　曲阜孔廟漢孔彪碑 圖版17［乙］　晉張朗碑 圖版17［丙］　山東滋陽縣北魏賈使君碑 圖版17［丁］　南京梁始興忠武王蕭憺碑 圖版18［甲］　河南登封縣碑樓寺北齊碑 圖版18［乙］　西安碑林唐大智禪師碑 自唐以來，碑首外鐫盤龍，內為圭首形之題額，幾成一般通則。唯宋、遼以後，碑首比例，高低、廣狹不得其當，致影響碑身全體之比例（圖版19［甲］）。元末諸例，碑首每過於高瘦，於是內部題額處，亦隨之呈細長形狀，實為最大特點（圖版6）。所鐫龍之形體，與唐代諸碑異者，亦有數端。 圖版19［甲］　河北昌平縣大覺寺金碑 一、自宋、金迄於元初，龍身視唐稍為瘦削，然無元末諸碑之甚。且自遼以來，龍身愈小，其蟠結糾纏之狀，亦愈趨複雜（圖版6［甲、乙］、19［甲］），唐碑雄偉氣概，至此喪失殆盡矣。至於此碑龍身透雕，徒呈技巧，無關宏旨。 二、龍之前足於舊制旁題額直下，與全身呼應，最為生動動目（圖版18）。而足之形狀以愈勁者愈佳。元初之碑如正定《重修大龍興寺功德碑》，猶保存舊形。此碑則前足過短，且為尾所掩蔽，致全體姿勢陷於板滯（圖版6［乙］）。 三、龍之後足合捧寶珠，始見於北齊天保八年（公元557年）《碑樓寺碑》（圖版18［甲］）。唐代偶代以佛像，然用寶珠、火焰者最多。遼、宋以來，大都因襲其制。洎元北平、瀋陽諸碑，其火焰未附於寶珠周圍，而在其上部；且火焰特別肥大，不與寶珠調和，最不足取，此碑其明證也（圖版6［甲、乙］）。 明成化年碑 碑植於延壽殿月台前，東、西各一。下無龜趺，代以長方形之台，台下琢圭角承之。台面雕毬文下垂（圖版3［甲］），如北平普通獅座情狀。其上左、右各刻一獅，中為須彌座（圖版3［乙］、［丙］），座之圭角與清代習見者稍異。座上復有二獅，承托碑身，為碑碣中罕睹之例。 碑首輪廓，上、左、右三面俱用直線，至轉角處用弧線連接之（圖版3［甲］）。其詳細手法，先隨輪廓刻邊框一道；內為二龍昂首相向，中置寶珠，龍尾上翹，繞至珠上；而珠下題額改為長方形，視明以前者大相徑庭。又其龍、雲雕刻淺而且平，亦為明代石刻之特徵。 按明代碑首輪廓，如南京孝陵《聖德神功碑》，雖與此碑一致，但其時尚無邊框，且龍首下垂，拊於碑側，猶未盡忘舊時矩規，可為過渡時代之例（圖版19［乙］）。迨昌平長陵碑，始於邊框內配置雙龍，於是北齊以來流傳900餘年之式樣，至此發生極大變動。其後景、獻諸陵及曲阜孔廟、孔陵諸碑（圖版19［丙］）因襲相承，煽為風尚。遂至內部構圖為邊框所拘束，陷於千篇一律。而描線纖弱，與雕刻手法之庸俗，方諸元碑墮落程度，殆無軒輊之別焉。 圖版19［乙］　南京明孝陵聖德神功碑 圖版19［丙］　山東曲阜孔陵孔子墓碑 垂花門 千佛殿後，有單間垂花門一座，結構簡潔洗鍊，與北平常見者稍異（圖版12［甲］）。此門在平面上，前部二中柱與兩側界牆之中線一致；其後復有後檐柱二，承載後部屋頂。依現存梁架觀之，似其屋頂，前為清水脊，後為抱廈，即清式之勾連搭垂花門。然其細部手法，與清式異者，計有數端： 一、前、後檐額枋上，施平板枋一層，其寬與垂蓮柱相等，非清式所有（圖版12［甲］）。 二、後部平板枋上，僅置一斗三升交麻葉四攢，較清式疏朗。 三、麻葉抱頭梁、麻葉穿插枋及檐額枋等，斷面均比較高狹，與清式異（圖版12［甲］）。 四、角背所刻卷草（圖版12［乙］）純系明式。清代用此者，僅順治間所建內閣諸建築而已。 五、楣子、雀替、垂蓮柱所雕花紋（圖版12［乙］）均甚粗健。 六、門左、右兩側之牆，自冰盤沿以上部分顯系後代所增。冰盤沿以下者，比例低而且厚，不類清世所建（圖版12［甲］）。 依上列各項，疑此門為明代遺構。 延壽殿菱花槅 延壽殿正面現以短牆封閉，致各間槅扇、檻窗無由窺其全豹。然就上部露出部分觀之，其花紋玲瓏秀麗，為平市古建築中不易多得之精品（圖版5［丙］）。 菱花槅之構圖，繫於等邊六角形內搭配菱花，雖與毬文菱花合配者同一原則，但其紋樣秀逸，不落常套（插圖8）。且欞子皆以小支條拚鬥，所余空眼較大，亦為構成外觀美麗之一因素。此項手法，與明智化寺萬佛閣大體類似，足窺其時尚無木板挖雕之法。 插圖8　護國寺延壽殿菱花格實測圖 天王殿雀替 此殿中央三間在檐柱上施雀替數具（圖版2［乙］）。其前端斜線不如清式之長；底部雕曲線五段亦略近水平形狀，與清代通用者稍異其制。 按雀替之起源，據本社近歲調查之古建築，似由替木演變而成。其最早者，當推山西大同雲岡中部第八洞前室東側之浮雕。其於櫨斗上施替木一層以承受闌額（插圖9）。在結構上，與左、右橫出之泥道拱、令拱同一用意。次為河北正定北宋龍興寺轉輪藏殿上檐之角替（插圖9）。其前端卷殺尚存拱形，殆距脫離替木之形狀為期未久；唯其後端下部增出小塊，疑後世雀替下之拱子十八斗實淵源於此，乃雀替演變中最重要之證物。較此再晚，則有金初所建山西大同善化寺三聖殿（插圖10）及河南安陽天寧寺正殿二處角替。前端雕曲線數段，已非替木形制，但後端尚如龍興寺之例。至元正定陽和樓者，其前端曲線益趨複雜，遂至全體輪廓若鳥翼舒展，最為美觀。而明、清二代式樣，即自此演變而成。如昌平明長陵祾恩門雀替，前端斜線（即「出鋒」）雖已增長，但其底部曲線（即「蟬肚」）七段，除第一段外，其餘略成水平形狀，且每段長度約略相等，可謂尚存陽和樓余意者也（圖版20［甲］）。本殿雀替大體與前例類似，唯底部曲線減為五段，殆為明中葉或中葉稍前所建，毫無疑義。自此以後，雀替之式樣復略有變遷，即明嘉靖中所建天壇祈年門，其前端斜線逐漸加大最堪注目（圖版20［乙］）。洎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所建之太和殿，此傾向更為顯著；同時底部曲線近前端之一段，亦較明代諸例稍長（圖版20［丙］）。至清末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重建之太和門，前端益臻肥碩，成為極端之例（圖版20［丁］），此為明、清二代雀替輪廓相差最甚之一點也。吾輩苟以北魏以來諸例互相比較，則其進展之順序，似可別為三期：即北宋以前，未脫替木形狀者，為第一期；金、元為第二期；明、清為第三期；惜前二期，尚嫌證物不足，僅能為極簡略之推論耳。至於雀替之長，據此殿所示，在明中葉已與建築物之面闊成正比例。而雀替後端之拱子十八斗，明代亦已用之。第此部施三幅雲及其他裝飾，是否為明中葉以前所有，尚難斷定。以上系就正定龍興寺以來之系統，略加申論，其餘變例甚多，恕不俱及。 插圖9 插圖10　雀替之變遷 圖版20［甲］　河北昌平縣明長陵祾恩門雀替 圖版20［乙］　北平天壇祈年門雀替 圖版20［丙］　北平故宮太和殿雀替 圖版20［丁］　北平故宮太和門雀替 雀替內所雕花紋，工者極難多得。據今日所知，當推明長陵祾恩門為最佳，天壇祈年門次之（圖版20［甲、乙］），其餘或散漫，或纖弱，或生硬，其弊不一，即以此殿論，亦嫌構圖過於瑣碎。 注釋 [1]皇帝聖旨里，總制院照得大都路薊州遵化縣般若院一所，元系先生占住二百三十七處數內寺院，欽奉聖旨回付，依舊為寺，今為無僧住持。有本院官親哥玉都實經歷奏大都遵化縣般若院，是先生每根底回將來的院子，如今與崇國寺交差和尚每住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驗據般若院並所屬莊田、水碾等物，欽依聖旨處分事意委僧修理住持施行。須議札付者：右給付崇國寺准此，照會崇國寺。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二月十九日　眾官印押。 皇帝聖旨里，帝師法旨里，宣授大都路都僧錄司：承奉總統所札付，該二月十五日大殿內總制院官親哥相公，對崇國講主省會本所官正宗弘教大師，屬薊州的般若院，系二百三十七處數內回付到院子，見無主人，您總統每將那院子便分付與大都崇國寺家教做下院者，奉此，總所合下仰照驗依奉親哥相公鈞旨處分事理，將般若院交付崇國寺永遠為主施行奉此，使司除已行下薊州僧正司依上交付外，很有崇國寺收把執照，合行出給者：右付崇國寺收執，准此執照事。至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眾官印押。 《崇國北寺地產圖》：大都路薊州遵化縣豐稔鄉蘇家莊般若院常住應有房舍、莊田、水碾磨等物花名下項，東至駙馬寨廟西水渠為界，南至河南山頭為界，西至田知事墳為界，北至鳩山為界，內上、下水碾二盤。石家莊莊子一處，東至自己河為界，南至分水嶺為界，西至神樹分水嶺為界，北至答安分水嶺為界。東梁子河水碾一盤，內瞻碾地二十餘畝。隔城口水碾一盤，內瞻碾地約二十餘畝。大元至元二十一年月日三剛等立石。特賜佛性圓融崇教華嚴傳戒大師演吉祥。 [2]皇慶元年趙孟頫撰書《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融崇教大師演公碑》：「師名定演，俗姓王氏，世為燕三河人。在孕，母便絕葷肉。能言，祖母教之佛經，應聲成誦。七歲，入大崇國寺，事隆安和尚為弟子。……及隆安順世，遺命必以師補其處。法兄總統清慧寂照大師志公，探其道熟，付之麈尾，囑以傳明之任。……師計不得已，遁去。三游五台山，還居上方寺，博觀海藏，兼習毗尼。屬崇國復虛席，眾泣而告之，師始從其請。日講《華嚴經》，訓釋孜孜，曾無廢。世祖皇帝聞而嘉之，賜號『佛性圓融崇教大師』。至元二十四年，別賜地大都，乃與門人葉力興建，化塊礫為寶坊，幻蒿萊為金界，作大殿以像三聖，樹高閣以庋藏經，丈室廊廡，齋廚僧舍，悉皆完美，故崇國有南、北寺焉。」 [3]《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匯報》第四卷第三期，姚彤章先生《記護國寺舍利塔中之藏塔》載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政速安並男中奉大夫曲迷夫不花《建塔記》：「速安參政公，具佛知，見在日嘗謂其子曰：『吾卜崇國重地，建舍利塔，為諸有情大作佛事。』竟弗諧，齎志而逝。其子肯堂肯構，不食先君願言，捐財鳩工，涓吉就事，壘磚成塔，安奉舍利。」 [4]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皇元大都崇國寺重新修建碑》：「京都有寺曰：崇國，前至元乙酉（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世祖皇帝所賜地，傳戒大德沙門定演所開創，凡為佛殿、經閣、雲堂、方丈、香積、僧寮、僦屋等百有餘楹。敕賜薊州遵化縣般若院為挾剎，資以水碾磨、田產有加。皇慶延祐間，仁宗皇帝、剌□室刺皇后賜鈔三千餘錠，貿易民地，別建三門。壽元皇太后復賜鈔五百錠而經營焉。寺之倫序，十完六七。……無何歲月變更，漸至頹弊。且鐘樓、廊廡等屋，尚焉闕如。至正乙酉，適方丈虛席，寺眾會謀曰：寺之房宇久故，將不可支吾矣，況未備尤多，非力量人莫克有為，孤峰學公，法派之嫡；其器局拔群，宜敦勉焉。乃闔辭三請致之。既署事，講演之餘，相厥緩急，捐己衣資，於疏漏□修者，曰：法堂、雲堂、祖師、伽藍二堂、廚庫、僧房，侍者僦賃等房，計間五十餘；於新創建者，鐘樓、法堂東廊廡、南方丈等，計間亦三十餘，皆為之甃砌圬墁，丹堊髹漆，輪焉奐焉，咸為一新。」 [5]至正十四年碑陰，刻南、北崇國寺莊田資產，內載所轄之寺，自香河縣降安寺以下，無慮二十餘所。 [6]至正二十四年危素撰書《大崇國寺空明圓證大法師隆安選公特賜證慧禪師傳戒碑略》：「善選師，姓劉氏，世居香河會仙鄉馬家裡，生於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四月。稍長，出家於里中隆安寺。……聞燕京永慶寺正法藏大師，通清涼國師義疏，乃造習焉。……我師伐金，師轉徒平、灤軍中，僅得還燕。閔忠、崇國二寺，已俱為兵毀，丞相雅克圖等奉朝命，徒各寺人匠。中書令耶律楚材署疏請主閔忠寺，尋之崇國寺。」 [7]見陳宗藩《燕都叢考》第二編150頁及151頁。 [8]光緒《順天府志》十六：「明宣德己酉（四年，公元1429年），賜名：大隆善寺。」 [9]天順二年（公元1458年）《敕賜崇國寺碑》：「西天大剌麻梵名桑渴已辣，乃中天竺國之人。則嘗言其自幼出家，游五天竺，參習秘密最上一乘。以抵西番鳥思藏國，遇我皇明冊封圓融妙慧靜覺弘濟輔國光范衍教灌頂廣善西天佛子大國師光無隱上師，宣傳聖化。在彼藏中，迎葛哩麻大寶法王，則於彼時禮無隱上師為師，傾心歸服，執事左右。已而，同葛哩麻，統諸番邦進貢方物。來我中原，不啻數萬千里，梯山航海，遠到南京，朝覲太宗皇帝，獲蒙見喜，賞賜勞來之甚，命居西天寺，恆給光祿飲饌，及任隨方演教，自在修行，即永樂三年也。其後駕幸北京，越十一年，被召而來，居崇恩寺。尋奉聖旨，內府番經廠教授內臣千餘員，習學番語、真實名經、諸品梵音讚嘆，以及內、外壇場。……正統元年，伏蒙御用監太監阮文等，同其仍將崇恩後殿興修莊嚴，救度佛母色相，與蓋山門、廊房、方丈皆備。至四年間欽蒙敕賜還做『崇恩』之額。」 [10]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碑：「朕自登大寶以來，奉天敬佛，無不誠心。近聞禁城西隅，有佛剎曰：大隆善寺。宣德年間，奉佛敬僧，將香殿□座數十餘間修蓋。佛殿僧房，於天順年間傾頹。朕念佛地，乃出帑金，募財結緣，以成勝事。命太監二員黃順、覃勤，謹率監督內官杜堅等十三員，及侍郎等官蒯祥等各色巧匠千數餘人，自成化七年九月初八日興工，次年十一月初二日畢工。」 [11]成化八年《樂助善緣之記》：「大明成化七年，皇帝自出金帛，僦工市材，重建大隆善寺，加額曰：『護國』。於是內侍、太監等臣，欽唯皇上至善深仁，發乎聖心，不勝欣躍，亦各樂助私財，共成勝事。」 [12]成化八年碑：「大明成化七年，皇帝重新修建大隆善護國寺，欽承聖母皇太后助賜金帛，及中宮並各皇妃，下至女官、宮人等，亦各樂助銀幣等物。」 [13]《憲宗實錄》：「成化八年七月，修繕善寺畢工，命工匠張定住等三十人為文思院副使，寫碑官尚寶司少卿任道遜為本司卿，司丞程洛為少卿。」 [14]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敕建大隆善護國寺看誦欽頒大乘諸部藏經碑文》：「昔為招提煨燼，大興工役經營，金碧交輝，轉祗洹於東土，丹青絢彩，移兜率於下方。」 [15]《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三：「正德壬申（七年，公元1512年），敕西番大慶法王凌戩巴勒丹、大覺法王札什藏布等居此。」 [16]《畿輔通志》：「明成祖欲為姚少師建第，少師固辭，居慶壽寺。後更名大興隆寺。」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廣孝傳：「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尚書李時偕大學士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詔曰可。」 《日下舊聞考》卷四十三·引明《嘉靖祀典》：「嘉靖九年，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奏：『太廟功臣配享，永樂以來，附以姚廣孝。今大興隆寺有廣孝影堂，像削髮披緇，不可上比聖祖開國功臣之例。』」 又引《明典匯》：「十四年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請改僧錄司於大隆善寺，並遷姚廣孝牌位。」 又卷五十三引《帝京景物略》：「大隆善護國寺，都人呼崇國寺……後僧錄司。司右姚少師影堂。少師佐成祖為靖難首勛，侑享太廟。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俄寺災。移此。木主題：『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姚廣孝』。像露頂袈裟趺坐。上有偈，署『獨庵老人題』。獨庵，少師號也。」 [17]《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三：「姚廣孝畫像無考。」 [18]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御製崇國寺碑文》：「禁城西安門外乾隅，有崇國寺，元大德（公元1297—1307年）時所建。至明正德（公元1506—1521年）間，命大慶法王居之，為西僧香火地，迄今二百餘載。康熙六十年春，諸蒙古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他布囊等，請創寺祝厘，朕未諭允。複合詞陳奏，謂茲寺為前代名剎，規模具存，纂葺之工，減於肇構，堅懇興修。朕重違其誠，勉從所請。於是蕃族庀材，匠氏併力，經始落成，曾不逾歲；蓋楝宇仍舊，而丹艧增煥矣。」 [19]乾隆御製詩，見《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三。 [20]《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三：「每月逢七、八兩日，有廟市。」 [21]《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三·引《帝京景物略》：「中殿三，旁殿八，最後景命殿，殿旁塔二，曰：佛舍利塔。」 [22]《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第四期《河北省西部古建築調查紀略》圖版十九（乙）。 [23]《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本《大同古建築調查報告》第155、156兩頁。 [24]陳宗藩《燕都叢考》第二編147頁。 [25]希參閱《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本《大同古建築調查報告》99、100、124、132頁。 [26]《營造法式》卷九·佛道帳，及卷三十二·山華蕉葉、佛道帳圖。 [27]《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本《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插圖第16、18、19、38。 [28]見《隸釋》卷五及《隸續》卷九。 [29]見《隸釋》卷十一及《金石苑》卷一。 （本文曾發表於1935年12月《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六卷第二期） * * * (1)整理者註：今人有證之為班丹扎釋像。見《文物》1979年第7期第82頁。 (2)作者識語：《大唐西域記》卷九·摩揭陀國下：「……近有鄔波索迦闍邪犀那者（唐言勝軍），西印度剎帝利種也。志尚夷簡，情悅山林，跡居幻境，心游真際，內外典籍，窮究幽微，詞論清高，儀範閒雅。諸沙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長者、豪右，相趣通謁，伏膺請益，受業門人，十室而六。年漸七十，耽讀不倦，余藝捐廢，唯習佛經，策勵身心，不舍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為泥，作小窣堵坡，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坡總聚於內，常修供養。故勝軍之為業也，口則宣說妙法，導誘學人，手乃作窣堵坡，式崇勝福，夜又經行禮誦，宴坐思惟，寢食不遑，晝夜無怠。年百歲後，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胝（唐言億）『法舍利』窣堵坡，每滿一拘胝，建大窣堵坡而總置中，盛修供養，請諸僧眾法會稱慶。其時，神光燭曜，靈異昭著，自茲厥後，時放光明。」故此寺小塔即印度之法舍利，其導源可推至7世紀初期玄奘留學印度時，或在其更前。 一九三七年三月　士能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