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 · 第十二章　造像與石經

北魏自太武帝毀佛之後，文成帝即位興復佛法之時，佛教大盛；西域所畫佛像，接踵而至；而魏之先代，本有鑿石為廟之遺風；雕刻技術，夙所擅長；因此每一帝即位；即於都城近處山岡，為帝或後，建造石窟，就山岩鐫佛像；歷久蔚為大觀，為佛教上至有價值之美術；最著名者大同雲岡之石窟佛像、及洛陽伊闕之石窟佛像是也。雲岡在魏之舊都平城西三十里；伊闕在魏之新都洛陽南三十里；雲岡濱臨武州川水；伊闕濱臨伊水；地理形勢亦相類；故魏時稱雲岡為北石窟；伊闕為南石窟。 《續高僧傳》，釋《曇曜傳》云：「曇曜少出家，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統，住恆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岩；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 《魏書·釋老志》：亦言「沙門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時。」 觀此兩文所載：可知魏之開鑿石窟，實始於曇曜。先是：太武帝信司徒崔浩之說；崇重道士寇謙之；排斥佛教，焚毀寺塔；太武后感致癘疾，方始覺悟，誅夷崔氏。及崩。文成帝嗣位；重興佛法。曇曜遂白於帝，開鑿石窟；曜之赴京，在文成帝興復佛法之明年，即興安二年（453年）也。 大同雲岡行窟之造像；昔時因僻在塞北，知者頗鮮，即碑碣亦無一存者；不如伊闕造像，屢見於金石家之紀載；蓋一則因元魏崛興，文化未盛；至孝文遷洛，始禁胡語，肇啟華風；二則因雲岡石質較粗，易於剝蝕；其開鑿又先於伊闕五十年；佛像巨大，雖經風霜，未全損壞；文字則磨滅無遺也。至後京綏鐵路，可以直達大同；雲岡石窟之名，世人多知之；考古者亦注意及之矣。 石窟寺今俗呼石佛寺；依山開窟，建築層樓；每樓各就一窟，窟上通光；窟中大佛，高者約五六尺；窟之寬廣，最大者徑六七丈，其小者三四丈，略如佛殿；四壁雕琢大佛像無數，及浮屠、幡幢、寶蓋等，種種裝飾，多施采色。寺西又大窟五：窟外石質多剝落；寺東更有大小石窟，以數百計；佛像大者數丈，小者數寸；多至不可勝計。酈道元《水經注》□水條下有云：「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並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靈岩；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酈道元撰《水經注》在魏太和年間；去石窟之建築，不過四五十年；其所記載，至為可信；據《魏書》則曇曜所鑿者只五所；而此則曰山堂水殿，煙寺相望；可知曇曜以後，繼續開窟者之眾；又曰：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可見當時景色之美麗；而魏諸帝之行幸石窟寺，亦屢見於史書；造像之風，斯為盛矣。 伊闕石窟寺，則建於孝文帝遼都洛陽之後；伊闕之山：西曰龍門；東曰香山；山岩石壁，上下鑿石，為大小窟無數；與雲岡絕相似。 《魏書·釋老志》：「景明初，世宗（宣武帝）詔大長秋卿白整，准代京靈岩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太祖、文昭皂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是，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500年）至正光（孝明帝年號）四年（523年）六月以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按此為伊闕開鑿石窟之始；宣武帝景明，在孝文帝遷洛之後；去文成帝興安復佛之年，約五十年；是則伊闕石窟，後於雲岡石窟亦五十年。從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至正光四年（523年），其間經過二十八年，僅造石窟三所，已費工如此之巨；則雲岡石窟，奚啻三所；其工程之宏大可知矣。 雲岡石窟，完全為北魏一朝開鑿：伊闕石窟則不然；始於北魏，繼續於有唐；蓋北魏自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至孝武帝永熙三（534年）年高歡入洛，東西魏分裂；自此兵爭不息，鑿窟工役，當無暇及此；至唐貞觀中葉，魏王泰為其母文德皇后，鑿三窟於魏石窟之北；至今尚存；褚遂良書《伊闕三龕碑》記其事；歐陽修《集古錄》謂：「龍門山壁間，鑿石為佛像；後魏及唐吋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為長孫皇后所造也」；《金石文字記》謂：「龍門山鐫石為佛像，無慮萬計；石窟最大者，今名賓陽洞；像尤高大；洞外高處有刻字，拓之得二十餘行；按《集古錄》有三龕記；岑文本撰，褚遂良書，今拓字有聿修陰德等字，知即此記也」。觀此諸記，則知伊闕石窟，其建造實自北魏以迄於唐；與雲岡之成於一代不同也。 伊闕之石窟寺，在龍門山之東北麓；今亦稱為潛溪寺；第一石窟，高約四五丈，寬二丈余，深亦如之；其中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三；賓陽洞凡三窟；中間一窟，坐大佛一；左右立者各五；窟頂雕天女像；壁間雕小佛百數；窟高約四五丈，深寬均約三丈余；右一窟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一；壁間雕小佛以數百計；高與中窟略同；深約二丈，寬約三丈；左一窟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二；壁間雕小佛百餘；高深寬，略與右窟同；窟外刻佛無算；距窟二丈許，建一軒；右為僧房；惟濱臨伊水，地勢逼窄；視雲岡之高樓四層，佛殿端中居前；氣象遠不及也。 龍門山自北徂南，僅里許之內，所鐫佛像；或雲四萬餘，或雲七萬，無可確計。洛陽縣誌《金石門》所載：「龍門造像，唐代居鄉；開元、天寶以前，年月曆歷可考；蓋人民奉佛，久成習俗故也。」是則龍門造像，不限於帝王之家，人民亦多作此功德矣。 北齊時，南嶽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藏，悶封岩壑中；坐下有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承師付囑；乃於隋大業年間，劫刻石藏經板；就涿州西北五十里之白帶山，開鑿石洞；以石經板，藏諸洞內；既滿，即用石欞塞戶，以鐵錮之。至貞觀五年（631年），《大涅槃經》成；及十三年（639年），靜琬法師願未終而卒。門人導公、儀公、暹公、法公相繼五世，陸續增刻；歷唐至宋，凡得七十七種，二千三百餘石；而經尚未完；迨遼聖宗時，有留公法師，奏請續刻；興宗亦賜錢刻之；道宗時，相國楊遵勖、梁穎亦奏請賜錢續刻；故自太平七年（1027年），至清寧三年間（1057年）；因隋唐所刻《大般若經》，止五百二十卷；續鐫八十卷，完成六百卷之數；計二百四十石；又續鐫《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計三百六十石；以成四大部之數；總合二千七百三十石。 白帶山既藏石經，故亦名石經山；以其景物幽秀，類似天竺，故又名小西天。山頂有雷音洞，就洞建室，高丈余，深九步；室隅亦橫九步，其前闊十三丈，如箕形；有幾、案、壚、瓶之屬，皆石為之；三面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經：東北壁為全部法華經；西壁為雜編；共有四百十八石：故又名石經堂；此雷音洞之石經，乃顯露於壁間，供人摹拓，非深錮於洞內者也。雷音洞之左有洞二；右有洞三；雷音之下，復有洞二；共計七洞：皆滿貯石經，經板層疊，並列洞內；自洞口石欞之隙，可窺見之；有完整者；亦有破裂者；所謂二千三百餘石，殆皆在此七洞之內；有石幢記其目甚悉。 道宗在清寧三年（1057年）後，又續刻石經一百八十石。是時又有通理大師，慨石經未全，有續造之志；遂於大安九年（1093年），在山之西峪寺，開放戒壇；士庶道俗，入山受戒；所獲施錢萬餘，付門人善定，校勘刻石；至大安十年，錢盡功止；又有門人善銳，念先師遺風，不能續扇；與善定共議募刊，以畢其功；凡得四千八十石。於天祚帝大慶七年（117年），就寺內西南隅，穿地為穴，將道宗清寧三年（1057年）以後所刻。及通理大師所辦石經，藏瘞地穴之內；其上築台，砌磚建石塔一座，刻文標地，知經所在。是知白帶山之石經，除七洞之外，西峪寺西南塔下，尚有一部分也。西峪、東峪均在白帶山下；就其地建東西雲居寺，亦稱東峪寺、西峪寺；今東峪寺已毀，僅存兩峪寺；至清代改稱為西域雲居禪林。 石經既自唐至遼，歷代續刻；迨元朝至正年間，有高麗沙門慧月大師來我國，亦繼續其事；惟明以後則無聞焉。此誠佛教史上偉大之事業，不僅關於美術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