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 · 第四章　南北佛教之中心

羅什之來長安也，北地佛教之盛，實可概見。當其譯經逍遙園時，門徒如雲，號稱三千餘人，其傳譯《大品》也，受其意旨，與之有關者，名僧有五百餘人，或八百餘人。其傳譯《法華經》也，四方義學之沙門，集者二千餘人（《法華宗要·序》所載）。或謂其時聽受領悟者，八百餘人（《法華經·後序》所載）。其譯《思益經》也，僧徒集者二千餘人。其譯《維摩經》也，集者千二百餘人。此僅指當時學者而言，然其盛已可想矣。當苻秦之際，有小乘持律堅固者，自罽賓國陸續來華，傳譯《小乘》。羅什來長安時，適當《小乘》傳譯隆盛之後；故其學說，能傾動一時。僧睿所謂：「鳩摩羅法師至自龜茲；持律《三藏集》自罽賓；禪師徒眾，尋亦並集；關中洋洋十數年中，當是大法復興之盛也。」此言蓋紀實也。羅什門下，知名者十人，即道生、僧肇、道融、僧睿、曇影、慧嚴、慧觀、僧□、道常、道標是也。此十人，古稱「羅門十哲」。道生、僧肇、道融、僧睿四人最賢，號「關中四傑」。所謂英才林立，而羅什在長安之勢，如旭日方升，其聲名遂洋溢乎域外。青眼律師卑摩羅叉在西域時，以《十誦律》教授羅什；聞其有盛名於長安，亦不辭遠道而來。有佛陀耶舍者，羅什往沙勒國時，曾從而受教者，亦聞風遙集。有弗若多羅，曾譯《十誦》。此三人者：輩行皆在羅什之先；其視羅什聲勢垣赫，不覺瞠乎其後矣。此雖由於羅什學深識高，亦未始非秦主保護之厚，有以致之也。 當是時，惟新來之佛陀跋陀羅，可與羅什比肩；論其德或過之。羅什學識，誠足冠絕當代。但苻秦以來，僧徒之自罽賓等處至者，咸持戒律，人民已視為固然。而羅什則為秦主所逼，受其所贈妓女十人，帶妻而居，從事俗家生活。其行為雖不滿人意，而無一人加以非難者，其政治上保護之功乎？抑其弟子推尊其師如活佛所致乎？然羅什違異小乘，專傳大乘，自不免受小乘學者之攻訐；如《大品般若》出，則慧導難之；《法華》出，則曇樂誹之；即其例也。 佛陀跋陀羅，學佛教於印度北方之罽賓。智嚴遊學西域，請與俱來。凡自罽賓來中國者，咸由中央亞細亞，逾蔥嶺，出天山南路。佛陀跋陀羅則異是。相傳其來也，出罽賓，跋涉三年，道由雪山，備極艱阻；中途附船，遵海而至。其說雖未可盡信；然其航海之際，遭遇暴風，飄流至山東青州東萊郡登陸，則確無可疑。自罽賓來華，而復遵海，其方向難明；意者其故鄉乃北天竺、中天竺歟？實非印度南部也。當是時，秦主姚興力崇佛教，羅什名滿天下；佛陀跋陀羅，遂聞風而至長安。其始至也，羅什喜而迎之，備極歡洽；然因質疑於佛陀跋陀羅，有不合處，交情乃變矣。 佛陀跋陀羅之居長安也，所處境遇，大異羅什。羅什為朝廷所崇奉，優與保衛，故其聲勢顯赫，佛陀跋陀羅，力避俗權，獨以教養弟子為務。相傳「時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惟覺賢守靜，不與眾同。」（覺賢者，佛陀跋陀羅之略稱；蓋譯佛陀為覺。而譯跋陀羅曰賢也）。是知羅什、覺賢二派，明明有對立之傾向。厥後覺賢不能安，《高僧傳》載賢「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眾。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靜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澆偽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讟，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眾或藏名潛去，或逾牆夜走；半日之時、眾散殆盡，賢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道恆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己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眾，咸共嘆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關中舊僧，指羅什弟子）。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恆曰：「覺賢沙門協道來游，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敕令追之；賢謂使者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高僧傳》之言若此：則當時二派之不相容，可以想見。於是智嚴退處山東精舍，靜修禪定。覺賢遂南往廬山，依慧遠矣（五舶之預言云者，即覺賢所言本國舶來之謂。其後五舶果來，誠如豫言所云。此事傳記多載之。是覺賢本鄉，或非罽賓山國也）。 次更言慧遠。慧遠、羅什，稱南北二派。羅什為北派領袖，所居之長安，為北地佛教中心。慧遠為南派領袖，所居之廬山，為南地佛教中心。羅什受政府優遇，義學之徒，麇聚雲集；長安佛教，譬如春花盛開，生氣勃發。廬山反之，地既幽靜，適於隱者；慧遠又力避權勢，持沙門下拜王者之主張；學者數百人，萃止一山，發揮南地佛教特色；廬山佛教，譬如深秋枯木，旨趣閒寂。當是時，實南北二派並立之時。慧遠、羅什，未嘗謀面；而書問往還，互相推重。覺賢之南來也，慧遠久耳其名，深致敬禮；願居羅什、覺賢之間，負調解之責。 慧遠者，道安弟子，乃竺佛圖澄再傳弟子也（見第二章）。竺佛圖澄之來華，值五胡侵入之初；匈奴劉淵獨立，國號漢；後分前趙、後趙；前趙為後趙石勒所滅；石勒死，石虎繼立；即竺佛圖澄來華時也。竺佛圖澄未嘗翻譯經論，惟以德望，感化後趙。後趙石氏，羯人也，本匈奴一部落，素未立教化。石虎凶暴性成，無所忌憚。終歸依竺佛圖澄，漸改其行焉。 後趙衰，鮮卑來自滿洲，立燕國。苻健者。西方氐人也；立國於長安，號前秦。當是時，中國北部，紛亂益甚。竺佛圖澄之弟子，避亂東西，求居南北，流轉四方，未嘗輟學。道安留寓襄陽時，適襄陽為苻堅所陷，載之北去，此前秦佛教初興時期。而罽賓小乘教之來，勢如潮湧，亦即其時也。其助之翻譯暨宣傳者，以竺佛念、釋道安為尤著（出家則稱氏為釋，自道安始，前既述之矣）。 道安為注釋佛經之始祖。當是時，為翻譯學極幼稚時期；所譯經文索解不易；講佛學者，不過敘其大意，以便轉讀而已。至道安始有注釋，詮解文義，俾文之首尾易明。具所註解者，凡二十餘巷。茲撮《出三藏記》，示其重要書目於下： 《光贊折中解》一卷 《光贊抄解》一卷 《般若析疑准》一卷 《般若析疑略》二卷 《般若起盡解》一卷 《道行集異注》一卷 《小十二門注》一卷 《大十二門注》二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 《密跡金剛持心梵天二經甄解》一卷 《賢劫八萬四千度無極解》一卷 《人本欲生經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此經今藏中所存者，惟有道安注） 《陰持入注》二卷 《大道地經　十法句義》合為一卷 《義指注》一卷 《九十八結解》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以上總計十九部二十卷；此外尚有《諸天錄》一卷、《經錄》一卷、《答法汰難》二卷、《答法將難》一卷、《西域志》一卷，但非注本耳。 按道安所注書目：蓋於般若諸部暨禪經最為注重。雖翻譯小乘經論，亦稱盡力，其序文嘗自道之；然道安極崇超俗脫塵之風規，自甘淡泊，離棄拘束，以玩味般若諸部之說；嘗退居一室，安心瞑坐，離一切情慾妄念、而忘吾我，靜參禪悅。大小十二門、安般守意、陰持入、大道地之類，皆屬之。《安般注》序文所云，信可謂道安得意之言也，其文曰：「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級別者，忘之又忘之，以至無欲也；無為故無形而不因；無欲故無事而不適；無形而不因，故能開物：無事而不適，故能成務。」（《安般經》說禪之進境，設有四禪六行之階級。今所謂階差級別雲者，即指此而言）。 道安所處時代，混亂已極。當是時，適承西晉末流，猶沿崇尚老、莊余習；學者以無為無欲為理想，以恬淡生活為高尚。佛教為中國人所喜，亦因其學說，與老、莊有類似之處。是以初期譯經時代，研究國人心理，以期推廣佛教，惟近乎無為無欲恬淡諸說者為宜；而空禪諸經，遂特別受國人之歡迎，蓋有故焉，考道安素習道教，後歸佛教；其趨向若此，其註解亦可想見矣。道安之在長安也，居恆與罽賓三藏（指小乘之持律堅固者）相接。嘗就安世高所譯諸書，加以註解；如《大十二門》、《小十二門》、《人本欲生》、《安般守意》、《陰持入》諸書，皆可信為安世高所譯者。道安嘗云：「若得面稟安世高，無異見聖。」其崇信之篤若此，殆喜其長於禪乎？《安般注·序》曰：「學其所出經，禪數最悉」；《小十二門·序》曰：「安世高善開禪數」；其論若此，信崇之故，可以明矣。然為此論者，非獨道安一人。《僧伽跋澄傳》亦云：「苻堅之末，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此實當時風氣使然。蓋道安在佛教初期時代，解釋經典，代表中國人，奉迎佛教，信可謂能揣測國人之習尚者也。 出道安之門，擅青出於藍之譽者，慧遠也。道安系統，以超俗脫塵恬淡無為為旨；嚴持戒律，堅離六情六塵之迷，力保精神安靜；非如西晉老、莊學者之放浪不檢也。其所主張，與羅什異，而與罽賓諸師同。道安《增一阿含經·序》曰：「而今以後，幸共護之，使與律同；此乃茲邦之急者也。斯諄諄之誨，幸無藐藐聽也。」又曰：「此二經，有力道士，乃能見當以著心焉。如其輕忽不以為意者，幸我同志鳴鼓攻之可也。」慧遠既受此感化，其持律嚴肅，實無足異。傳聞慧遠病篤，弟子等勸進豉酒。謂違律不飲；又請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進者，亦恐違律，乃命檢尋律文得飲與否？卷未半而逝。其遺誡云：「死後露骸松林下，視同土木」；觀此可以知其風格矣。故廬山之教，以超俗嚴肅為骨髓；與長安羅什習尚相反；此南北二地二大中心對立之狀態也。 茲述南地佛教緣起：我國佛教，自通西域，始來長安，決無可疑。印度人直接由海道來中國南部者，為時較後。《高僧傳》載印度佛教僧來中國南部……所謂南部者，當指船泊廣州或交州而言，但此乘船而來者，至劉宋後始盛；劉宋以前，航路交通，可稱絕無。雖相傳佛陀跋陀羅航海而來，法顯三藏遵海而回；然二人之船，乃泊山東半島、非抵南部也。 相傳安世高圓寂於南方，近於附會。閱七十載，康僧會南來，建寺於建業，名建初寺，是為南地寺院之始。其前四五十年，有牟子者，居交州；著《理惑論》，頗為佛教辯護；似南方此時已有佛教。但牟子名稱。近於假託；《理惑論》亦屬偽書。南方佛教，傳自何人？真際難明。相傳建業佛教，傳自康僧會；但康僧會之前，有支謙居士者，在古代翻譯家中。當首屈一指；所譯經典，今日尚有存者（支謙所譯經典，《出三藏記》載三十六部，或三十七部。《高僧傳》載四十九部。《歷代三寶記》載百二十九部。《開元錄》載八十八部）。支謙之往吳也，其南方佛教之始乎？考維只難（以譯法句經知名者）、竺律炎之往武昌，尚在支謙之前；其事跡不詳，其影響及佛教亦不大。稽諸史冊，吳主孫權即位時，維只難、竺律炎初赴武昌，但未入吳都建業耳。其在建業弘佛教者，居士則始自支謙，出家人則始自康僧會；蓋支謙廣譯經典，弘宣佛教，而康僧會則為君民所歸向者也。故推究南方佛教之原始者，往往以康僧會，與其建初寺，相提並論也。 爾後，三國為晉所並。晉末，五胡亂華，南地變為東晉。實西域中國交通便利時代。傳佛教者，亦乘機源源而來．即前所述苻秦、姚秦相繼據有長安時也。當是時，大法流布之勢，寢盛於南方。於是昔日號稱法緣薄弱之南地，比於北地，得先沾佛陀德澤矣。慧遠本北人，其師道安被苻堅載之北去，慧遠即別師來廬山。當時高僧之來廬山依慧遠者，概來自北方者也。 北人質直，南人灑脫。南北風氣各殊，自古已然。東晉沿西晉崇尚老、莊余習，故廬山一派，所示高逸之風，頗合時宜。況自北方來者，多厭離亂，而欲安靜樂道于山水間者乎？廬山派之興盛，非偶然也。 廬山雖不假政治力之保護，但聞慧遠之風，自西自東，慕其學而來者，絡繹不絕。慧遠憑其力之所及，黽勉從事。既迎來學者；復遺求法者，往西域求取梵本；更傳譯《經論》，其事業可謂盛矣。道安《比丘尼大戒·序》曰：「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禪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關要也；戒者，斷三惡之干將也；禪者，絕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齊藥病之妙醫也。」其言之意味，雖極平淡；但當時嚴肅佛徒，想像其真際，兼三者而修之，視為活語。慧遠尤奉行惟謹，持律極嚴；傳譯禪經，苦心獨具；信可謂當代傑出之學者矣。《十誦律》本弗若多羅與羅什共譯。弗若多羅，半途圓寂。其後曇摩流支來長安，攜有《十誦梵》本，遠乃致書敦請，令在關中續譯之。卒能完成弗若多羅未竟之業者，遠之力也。佛陀跋陀羅在長安被逼而去。發使至關中迎入廬山者。亦遠之意也。佛陀跋陀羅素以禪著稱，慧遠羅而致之，俾得一意傳禪；所譯《達摩多羅禪經》，乃其得意之作也。慧遠弟子法淨、法領俱受師命，遠赴西域，多攜梵本而回。僧伽提婆，亦自罽賓來廬山，所譯經典頗多。故相傳有「所以《禪法經戒》，皆出廬山，幾且百卷」之語。佛陀跋陀羅所譯《華嚴經》梵本，亦法領自於闐攜還者。故相傳有「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缺；遠大存教本，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淨等，遠尋眾經，越沙雪，曠歲方還」之語（但譯《華嚴經》之處。乃在建業道場寺，不在廬山）。由此觀之，南地佛教，風行一時者，慧遠一人之功也。故相傳有「蔥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皆遠之力也」之語。斯言也，可稱實錄。 後慧遠復在廬山結念佛社，即歷史上有名之白蓮社也。所謂白蓮社者，在廬山般若台精舍，適謝靈運鑿池東林寺前，植白蓮其中，遂因以為號焉。入社者凡百二十三人：有僧，有俗，有道安弟子，有羅什門徒，皆避世遺榮、慕廬山之風而來集者；其中尤賢者十八人，世稱「廬山十八賢」：是為中國興行念佛之始。謝靈運為慧遠弟子，未經入社。陶淵明亦與慧遠善；常往來廬山，締世外之交；亦蓮社中人也。 廬山至今尚有慧遠遺風，惟近來所傳念佛宗，其旨乃合念佛與禪二者而一之。在慧遠當時，則未嘗倡禪淨一致之理論。蓋戒、定、慧三者，為佛徒所必修；而念佛則視為一種禪觀而修之；故念佛亦有種種修法。慧遠所謂定心別時念佛，殆分晝夜六時（晝三度，夜三度）。使按時念佛耳。定心者，即凝觀念，即指所謂禪觀而言之也。故廬山念佛，不過於阿彌陀佛像前，口唱佛名，心觀佛相佛德；可由此想到未來往生西方之位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