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 第三章 黃土地區與中國社會的起源

中國文化發源於黃土地帶 研究中國上古史，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其地理範圍不大。中國歷史並不起源於今日中國內散布的各點，再由這些據點發展合併成一個包括多源的共同文化。相反，中國歷史的根源只在兩個地區:一個是黃河流域中部的主要中心，一個是長江流域中部的次要中心，[15]後來，由這兩個中心發展起來的文化互相接觸影響，這樣，就出現了是北方文化還是南方文化占優勢的問題。最初是北方文化占優勢，一部分原因是它在早期發展時有其內在的有利條件;另一部分原因是在歷史因素的相互作用漸趨複雜時，它已經發展到必須在農業中國的歷史及亞洲內陸的草原——包括其邊緣的綠洲、山地和林區——的歷史間求取平衡的地步。 但是，當各種勢力的總和決定其發展的方向後，漢族的地理分布就顯得並不均衡了。他們對南方的發展頗為積極。古代中國的南部，長江流域的中游、淮河流域及漢水流域下游，變成了中國中部。更南方的原始居民一部分一部分地被吸收同化，而形成新的中國的南部。在北方的發展，不但不均衡，而且不穩定地時斷時續，時進時退。長城線就是這種變動的表現。分析這種不平衡發展的原因，就可以說明中國歷史的形態以及造成這種形態的歷史行為。 新石器時代的居民也許很廣泛、很分散地分布在今日中國的各個地理及氣候區域中。可是，新石器時代的歷史卻是靜止的。它的社會組織不健全，知識與日常生活的改進和傳播也極為緩慢和吃力。這個弱點，即使在其已經逐漸累積了生活知識，知道如何製造工具，如何學習別人的經驗，逐漸提高了創造能力之後，仍然存在。由於這個弱點，在新石器時代末期所出現的人類歷史的加速進步，從使用木器及石器進入到使用金屬器，只有在某種環境下才能實現。 流過中國北部及中部的黃河的下游，時常泛濫而改變河道，造成巨大的沼澤。這些沼澤地的排水、整理及築堤，需要原始人類所不具備的有組織的社會力量。這個區域內也許有一些新石器時代的沼澤居民，以打獵、捕魚及採食野生水果與穀類為生，但正如馬伯樂所說，[16]這個地區不能成為原始中國民族的發源地。至於長江中游，不但有大量雨水造成的許多沼澤，還有茂盛的森林。只有很複雜的稻米生產灌溉技術才把長江中、下游開闢成有利的農業地區，容納大量人口。[17]若想假定在文化及社會發展的最初期就能有這種技術，就像是在第一步剛才邁出就要再邁第二步一樣不可能。 所以，中國歷史的主要中心是黃土地帶。中國舊學者也都認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中心是在黃河，其在今日的山陝地區從北向南流，再折而東，流入華北大平原。現代中國的著名學者如丁文江也有同樣的看法。[18]歐洲學者如李希霍芬[19]、理雅各[20]和較近的康拉迪[21]，都進一步認為中國文化的中心在陝西的渭河流域，或是在山西南部及其附近，位於大平原的邊緣，但仍居於黃土地帶的一角。 魏特夫提出了很明確的確定上古中國歷史的地理區域的標準。典型的中國民族一定是在黃河彎曲地帶的黃土地區獲得其第一個重要的進步，其原因不是那裡的土地最肥沃，而是最容易耕作。黃土上面沒有難以砍伐的茂盛森林，其土壤也可以被新石器時代的不健全的人類社會組織用原始的簡陋工具所耕作。這些有利方面比起其他一些不利方面，要更加重要。那些不利方面包括黃土地區產的小米和小麥不如大沖積平原上的多，也不如中、南部的稻米收穫大。[22] 在黃河向東轉折的前後，有一些支流匯入。人們在這些河谷中可以取水，至少有一部分不受泛濫之害。在這類地區，可以由採集野生穀類的生活方式進步到最原始的耕作，雖然野生穀類還繼續被食用。對鹿、野雞及鷓鴣的捕捉提供食物、衣著和骨器。老虎在今日仍可在陝北找到，[23]豹、野豬、鹿及無數的野雞和鷓鴣也生存於陝西及山西。在這兩個省的荒原上，生長著灌木及小樹(沒有厚黃土層覆蓋基岩的地點除外) ，但沒有大的森林，這是保存下來的一些上古中國的環境特點。 古代中國文化與黃土地帶的土壤氣候之關係 這個地區的土壤與氣候特徵對於中國文化的起源有著特殊的關係。深厚的黃土層沒有石頭，可以用最原始的工具來耕作，土壤的垂直節理可以允許在黃土崖邊建造冬暖夏涼的窯洞。[24]地勢優越的窯洞至今還用來躲避盜匪，其在原始時代躲避敵人的作用應當更大。 黃土的大量孔隙使它能夠迅速地吸收水分，然後又從地下吸升到表土來供養植物的根。黃土地區的天然植被是草，河谷中有一些灌木和小樹。黃土的堆積也很慢，在增加厚度時，野草能在一層一層的表土上生長。舊錶土被覆蓋的時候，舊有的草根也隨之腐爛，這可以增加土壤的孔隙並由化學作用轉變成肥料。當雨水或河水浸到黃土層中又回升到表面上來時，它帶來溶解的天然肥料。因此，只要有充分的水分，黃土地的肥沃性不必施肥就可以保存。[25] 這個特徵在討論到氣候問題時尤為重要。在整個農業中國，黃土地區的雨量變動最大。這個地區的旱季，不至於旱得使一切植物都枯死。因此，在剛開始農作的時候，大半還是依賴狩獵及採集野生果蔬為生的原始民族，不至於被迫他遷。相反，他們可以在有河水的地方把水引到其粗耕的狹小田畝中去。黃土的疏鬆土質是很容易耕作的，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小規模的灌溉事業，從河流某一點開渠引水到幾百公尺以外的田地上去的工作，可以在新石器時代實現，儘管這種假定還沒有辦法證實。現在陝西及山西的許多小渠道雖然都是用鐵制工具開挖的，但如果用骨、木或石器來開挖，也並不困難。 第一個從事這種工作的社會，不論其如何原始，總帶有進化的傾向，這種傾向形成了與同一地區中其他原始社會的差異，並影響到後來整個社會發展的途徑——避免什麼趨勢，選擇什麼趨勢，最後形成成熟的形態。這個最初的差異非常重要。早期漢族和他們所接觸的其他民族在人種學上的問題這裡先不作討論。如果能夠確知漢民族是由兩個或三個，或更多的民族融合起來的，這固然是件有意思的事。但這個問題卻不是絕對重要的，因為在這一時期的歷史中，主要的問題不是血管中的血液，而是生活的方式及其變異性——它在原地域中的發展和在較大地域中的適應能力。 從地質、地理及氣候各方所得的結論都集中在一點，如果不能控制水，農業就不能穩固，就不能供養眾多人口，也不能使他們擺脫靠狩獵及採集來補助生活的狀況。最初簡陋的取水灌田工作，可以由一個人和他的妻子完成。而較大規模的控制土壤和水的工作，就只有群力才能完成。人們協力挖掘更大的渠道，修築約束洪水的堤壩，這種原始時代的共同勞動大概是基於公有制度。 原始土地所有權不論是什麼形式——家庭、氏族或是公有——土地利用的進步使共同勞動不可避免。因此，在原有地域範圍內社會組織的領導者，不論其為酋長、氏族會議、王或是國家，都可以通過共同勞動來更直接、更有效地實現其權力，這比通過土地所有權的控制還要有效。如果一個人或一個團體能夠決定要多少人到一個地點去取得新的土地和水，那麼，這個人或團體就掌握了統治這個社會的實權。 從黃土地帶向外的早期發展 向外發展多半不是由陸路而是沿河道的。修築堤壩的技術與挖渠的技術並沒有根本的差別。因此，能夠集中大量人力並指揮其行動，就可以向華北大平原移殖。這是在研究半神話的夏代(約前2000)始祖，也是第一位大規模從事水利工作的君主大禹的傳說時所須注意的一點。關於大禹的一切傳說我們已作過研究，以確定其地點、人物和時代，我們也關注他的傳說關係到中國的什麼地方，是否還包含許多其他傳說，以及其是否代表一個真正的歷史時代。不過，討論的最重要之點是:這個傳說表明，中國人在從原始的農業技術進入較為廣大地域的農業發展的時代時，必須有一個「歷史」，因而一個英雄就出現了，許多傳說也都附在他的名下。[26] 當他們向大平原發展的時候，中國人發現黃河的下游是一個可怕對手。黃河在陝西高原及山西山地之間由北向南直流之後，轉而向平原傾吐大量的河水。在經過黃土地區的時候，它挾著大量泥沙，在河身突然東轉之後，水流在平原上變緩，泥沙逐漸沉澱，河床亦漸增高。上游不平衡雨量的結果，使有些年頭的水流遠遠超過其平時或平均流量，在逐年沉澱淤積之後發生這種現象，河水便很容易衝決兩岸，泛濫於四周的大平原，造成廣大的沼澤，並且時常改變河道。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在中國的原始社會已經成熟到能夠大規模地從事築堤及排水工程後，才能在此建立永久性的農業。 當這件事成功之後，便沒有東西能夠阻止大平原成為「中國」之一部。在人種學上，原來住在大平原上的湖沼民族，也許和山西、陝西的早期民族相同，或者相異。[27]由於環境的不同，最初他們還不能接受中國人的早期農業方式，但是到中國的方式能夠大面積推行的時候，湖沼民族和他們的土地，就逐漸歸併到日見發展的中國文化中，而成為中華民族之一部。 這種轉化同樣可以由一條通路從陝西到達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也可以從另一條通路到達長江中游的平原、長江下游及江南少數民族所居的野莽。我們可以認為，中國中部(當時的南部，現在的華南，在當時只是遼遠的、野蠻的林莽)稻米種植的起源是有別於北部的小米及小麥的種植的。北部環境上的優良條件顯然能使人們優先進步到較大規模的經濟經營、社會組織及政治統一。一些北部的方法——長江流域的人可以學習卻不能發明的方法——也許在漢族把長江流域在政治上與北部聯合在一起之前就到了南部。這種傳播也許是由小股好勝的北方人到南方自立為王而帶過去的，[28]他們帶去了較高的技術能力，卻在社會與政治上與老家隔絕。 顯然，南部長時期是一個獨立的文化中心。在一個時期內，北方、南方的社會與政治發展能力都可以組建大的社會並長時期發展，這時還說不清誰是主要的，誰是次要的。我相信，是北部草原邊疆所形成的若干特徵最終決定著這個問題。[29]這一段中國歷史將在後面討論。 無論如何，中國歷史的北流與南流終於匯合，其結果是一個包括多種活動的農業社會，在眾多地域差異中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各地都有相當進步的農業。魏特夫在研究了相當材料之後，指出了一般歐洲學者的錯誤認識。他們以為南部的農業是精耕，而北部是粗放農業。在精耕的程度上，南方的稻田和北方的小米、豆、麥田當然不一樣，然而在大體上它們還是相同的。北部的農業經濟的細作，是盡社會組織之所能。在不能用渠道引水灌田的北方，有很多水井，所有的井水匯總起來，支持著廣泛的農業活動，而其精耕的程度有如園田農業。[30] 即使在北方的山地和不能灌溉的黃土高原上，「旱田」也屬於那些構成經濟中心、影響社會結構、決定土地權的精耕農業的外圍部分。同時它又是一切有組織行為的目標，如同一種對其他社會及經濟的發展的拖累。北方和南方一樣，問題的中心是耕最好的土地，把多數的人集中在生產力最高的土地上，種植多種作物以便充分利用土地與人力。 這樣在南、北兩方都形成了農業景觀，其標誌是大型的、築有圍牆的城市。離這些集中地點越遠，人口和耕地也就越急劇地減少。[31]精耕土地的邊緣是粗耕區，過了粗耕地區後就沒有什麼有意義的農業活動了。用農業之外的方法去利用山地的努力，較之中心地區精耕農業的成熟發展，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向北方發展的弱勢 在中國北方的草原邊緣，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況。在長城線以北的亞洲，地理的變化比氣候的變化還要迅速，那兒沒有足供灌溉的河流。雖然在內蒙古的大部地區可以農耕，但是耕作必須從精耕改為粗耕，並更傾向於「混合農業」，即在相當程度上依賴牲畜。在現代，這種形式正在大規模地推行，移民運動也正在推進，但這是因為鐵路完全改變了古代那種社會與經濟條件的均衡。從中國歷史的起源開始，直到19世紀末，無論是移民或是對草原民族之同化，都沒有這樣具有決定作用的發展。中國人曾經屢次越過長城，卻是時行時止地猶豫不決。同樣，草原民族也屢次侵入中國，然而他們也不可能在長城以南永久地建立草原經濟和遊牧社會。 比較這種北方的差異及限制與南方的不限定的發展，[32]可以看出在中國本部歷史進步的過程中，究竟誰最重要。簡而言之，關鍵似乎是:中國的每一個主要地區都可以支持一個進步的文明。我們知道，第一個主要發展的地區並不是最肥沃的，而是對文明初期發展阻力最小，並對最簡陋的灌溉制度也能給以豐厚回報的地區。最初即出現的精耕傾向在持續發展。中國人所擴張的各種地區，雖然地理與氣候各不相同，其中有些地區比原來的黃河河曲地帶還要肥沃，但對建立在灌溉基礎上的精耕制度的反響卻很好，有些也許在不同的社會及經濟制度下也能同樣發展。這個特殊的中國方式是第一個獲得充分發展的趨勢，因此，它在此後的歷史中也容易趨於一致化，而不是多元化。 只有在北方，顯著的差異取代了一致化的趨向。因為原始的漢族已從事農耕，他們不可能一面向日趨複雜的精耕農業前進，而又同時接受粗放農業及混合經濟制度。[33]事實上，北方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現象，即草原的遊牧經濟。由此產生了一個永恆的矛盾，使在歷史上掌握長城邊疆的民族和國家——無論是漢族或其他民族——不得不做出一個決定，是選擇精耕的農業經濟，還是選擇粗放的遊牧經濟。歷史上屢次出現試圖調和二者的社會或國家，但沒有一次能夠成功。 中國歷史的形式 這裡，我們可以大略談談中國歷史的形式，不過我們所談暫不包括早期的母系社會制度、封建制度，或是成熟期的統一帝國的組織及活動。 在中國的景觀中，最好的土地是灌溉的田地。而建立並維持灌溉制度所必需的水利工程，要想完全由私人完成是不可能的，無論他是怎樣一個富有的地主，[34]水利工程必定要由國家經營。這樣，國家從事這類活動的能力，就比土地所有權更進一步地成為政治力量的基礎。國家也要有大量的存糧，因為田賦的一部分是徵收實物。這種存糧需要有一個社會中心，一個便於保護的中心——城池。這就造成了每一區域的結構單元，即都有一個城池和足夠的土地，構成貿易與行政的單位。每一區域存糧的一部分，又集中在某些重要地方的倉庫里，由政府支配，充作各地方的代表中央政權的駐軍的糧餉。[35] 糧食積累的意義大於財富，因為戰時可以提供軍糧。灌溉地區比粗耕地區更有利於對設防城市的圍城與守城的陣地戰。更重要的是，在國家及人民的日常活動中，積粟可以集合大量的人從事於其他工作，包括修繕現存渠道及新興工程。充裕的食糧和充裕的人力是互為因果的。 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精耕需要專注的勞力。地主也許有很大的田地，但佃農或僱農的耕作單位卻很小。為了增加地租而減少工資，社會制度需要大量人口，這個要求可以得到滿足，因為家庭與社會都贊成人口生殖。這一現象又由於中國機械事業不發達而加劇，那些權益建立在人力上的階級，自然反對人力以外力量的發展。因為他們的權益建立在農業之上，他們同時也反對礦業、工業(手工業除外)及其他一切足以威脅他們利益的活動，他們就是掌握灌溉土地及人力的中國歷代真正的統治階級。 同樣的理由也可以解釋中國人為什麼除去很短的時期及有限的地區外，不能永久性地伸展到長城線之外。精耕制度的轉變，就意味著人口分散，意味著放棄已經成為規範的行政方法。另外，沒有了灌溉制度，就是放棄了長期形成的經濟、社會及政治體制的基本的一環。 漢族散布在中國，是由許多單位合併而形成的。雖然各有差異，但大體上是一體的。每一個單位有一個農業地區，被一個城池控制，城與城的距離在較肥沃的地區內也只有一天的路程。不過，他們雖然一體，在事實上中國卻很少有共同的活動，因為每一個區域都是自給自足的。這些區域的結合過程是，最初有許多獨立的王國，然後形成一個統一的帝國。這種政治結合對農業沒有多大影響，可是它卻增大了國營水利事業的範圍。每個地區單位的存糧都要拿出一部分集中到幾個重要據點去，[36]這種工作是利用河流及運河而完成的。這些河流及運河一方面是交通要道，一方面也是灌溉系統中的命脈。 各種社會力量集中在這種發展上的特殊方式，可以很顯著地從自北向南與海岸平行的運河上看出來。一個朝代若能有力量維持並保護這條運河(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它與河流是交叉的) ，則其貨物運輸量會遠遠超過一切海道運輸。這是由於中國社會歡迎在運河上用人力拖拽的船運，而不喜歡海上貿易的離心趨勢。而且運河所經過的都是開墾地區，它的組織可以與農村行政相協調。海運卻是一件獨立的事，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競爭行為。也許航運也受季風的影響，據竺可楨的意見，季風在北方都是平行於海岸移動的。[37] 運河猶如一個人為的尼羅河，[38]對它的控制造成了主要經濟地區與主要政治地區的均衡的最成熟形態。冀朝鼎對這一點有正確的說明。一個朝代統治中國，必須在北方建立政治及軍事首都，監視不能同化的邊疆，控制一個可以供給首都豐富農產品的地區。首都及主要經濟地區的地點，因歷史時代的不同而不同。[39] 貿易、礦冶與官僚 中國在19世紀中被海上勢力侵入以前，多數人口及貿易只是在城市市場與鄉村市場間移動，只有特種商品及特殊商人的流通較廣。鹽、鐵、茶和絲雖不是到處生產，卻流通很廣。茶和絲是農業活動的特產，可以由一個本地商人轉到另一個商人手裡。鹽與各種金屬，特別是鐵，則需要特別條例來管理，因為中國的農業社會需要它們，同時又不能通過普通農業活動生產它們。因此，從很早的時期起，由國家轉讓專商經營鹽的精製與販賣和鐵的采冶，就成為可獲大利的事情。 其結果是很特別的，在產鹽地附近賣的是最壞而且又貴的鹽，因為鹽是專賣的，好一點的鹽可以擔得起運費，運到較遠的市場去，不過臨出售之前，會摻上雜質以增加盈利。民眾必須買鹽，因為作為其主要消費者的農民階級差不多完全以穀類和蔬菜為生，鹽是這些食物的不可缺少的化學成分。鹽的重要性可以從一個現在的實例中看出來，鹽的禁運和中央政府的軍事行動，同樣成為1936年將共產黨從其1928年起即占據的長江以南的地區逼走的主要辦法。[40] 礦冶則被一種近乎勒索的稅收制度所摧毀。中國行政的主要的基礎社會是密集發展的農耕區，而礦冶則遠離這個基礎社會，躲在山裡面活動。[41]掌握國家主要政務並追求仕途發達的官僚對於礦業並不注意，而視採礦只是一種財源，如果一個礦發了財，對那個礦主所征的稅額便立刻提高，使採礦技術的改良無法施行。為改良礦山設備而增加資本表示礦主發了財，官府即刻就要徵收特別稅款，或派視察員或派管理委員來監查。不開發礦產沒有罪，因為金屬的缺乏被認為是正常的事。這些情況可以解釋在中國的國家及大眾文化方面，有些東西可以發展到極成熟，而對近區礦物資源的少量開發，只夠手工生產的需要，在煤礦附近幾里地的人卻仍在燒草根。 在各種事業上代表國家利益的是一個特殊的階級，稱做官僚，他們不像農民、城市居民及商人那樣久居於一個區域中，而是隨時移動的。 他們一方面管理一個區域的政事，有時也從地方行政升到國家行政。所以，他們形成了一個個和諧而多半孤立的單位的生活與整個國家生活之間的重要聯繫。在這一方面，他們的地位是專利的，因而他們很自然地要保存成規，反對改革，以保全他們的專利。 中國歷史的循環 中國歷史事件的過程每多重複，除去已有的顯著特徵變得更加專門化而外，一般的進化都被阻礙，王朝的興亡也只是朝代的重複。最開始，是在適宜的地區集中人工，組織進行大規模水利工程及農耕，利潤於是隨之增加。然後，由於這些活動，生產達到高峰，一切平穩，統治者便集中力量來維持這種秩序，取締一切另作別圖的努力。到第三個階段，利潤逐漸減少，因為這種社會制度著重於大家族，而經濟制度卻阻止一切可以雇用多餘人工的新活動，人力過剩是那些掌握法律、秩序和傳統的人的興盛的條件，但因此也造成農村生活的衰落和崩潰。少數有知識、有資產的統治階級，與多數無知識的、依賴勞力為生的、在勞力過剩時就沒有工作而不能生活的人們之間的矛盾極深。最後，農民暴動，推翻政府，但他們並不能建立一個新型政府。[42] 這時候，局勢和人民都需要勝利者設立一個新朝代。秩序可以用武力恢復，稅收卻不能。因此，這位戰勝者在他的權力被公認之後，便開始保護修繕水利工程的人，並召集殘餘士大夫階級來組織並管理這些工作，登記漕運及貢粟的數字。在與這種起義與戰爭俱來的饑饉及人口縮減之後，新的朝代依據新的利益，開始了一個新的循環的發展。但是摧毀舊機構與建立新機構都沒有動搖底層的基礎，社會大體上仍是向心發展的，舊的生活方式是民眾所能了解的唯一方式。沒有大批的人口願意到與中國毗連而不被認為是中國的草原上去建立一個新秩序。 19世紀——西方的侵入 根據這幾點，我們可以找到解釋中國歷史循環的線索。例如在19世紀初，由少數民族建立而用漢族方法來統治的滿清王朝已經跨過了它的極盛時代，整個社會已經成熟，並且開始潰爛。太平軍之亂(1851—1864)雖尚未爆發，卻已顯出徵兆。對一個由海上到中國來的人，當時的中國是什麼樣子？典型的中國人是哪些？ 沿海口岸的貿易很繁盛，對外貿易也在發展，但大半都是由外商在經營。雖然有一些新式中國商人隨之興起，依賴對外貿易而發展，但是維繫中國生活方式的貿易卻並不依賴於對外貿易。中國口岸的中國貿易是以中國其他地區為對象的，沿海貿易如同陸路、水路(河流或運河)一樣地為對內貿易，每一個口岸有它的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腹地，它與這個腹地的近程貿易及較遠的其他地區貿易，並無異於內地城市如陝西西安與四川成都之間的近、遠程貿易。 在內地，中國生活機制的地理背景是很明顯的，精耕土地都因城池的存在而分割成若干小單位，在貧瘠的土地或山地，農業及人口都迅速減縮，雖然這些地方可以用開發礦產，發展工業，或以耕牧並重來補償，但都沒有得以實行。在南方的雲南、貴州、廣西諸省，固然有農牧經濟的存在，但這並不代表中國整個的趨勢。漢族是在最近幾個世紀才發展到這個地區的[43]，他們現在還在從事對當地少數民族及其風俗的同化工作。 牟利的貿易活動，特別是短距離貿易，和城市中手工業產品的銷售，是一種中間商人的職業。將資本單獨投資於生產及銷售是很難的事。一般的原則是，貿易距離越遠，其商品就越局限於奢侈品而非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的交易是短距離的，所以不在意速度、便利性及運輸距離。唯一的例外是糧食，在這一點上，大運河的重要性遠過於驛道。 存儲糧食無疑是真正財富的標準，而便於運用、轉移、流通的貨幣財富，卻發展很慢。在中國，貨幣沒有脫離收積金錠及珍寶的簡陋形式。因此，無論如何富足的商人，都不能超越其經紀人的地位，地主階級是他服務的對象，所以地主階級對國家政事要比商人更有力量。即使在借貸關係上，農民向地主借錢也比向商人借錢容易，並且擔保也比較可靠，因為地主能夠直接控制農業，商人卻不能。 官僚，即所謂士大夫階級的特殊分子[44]，就是地主階級，不過，成為官僚的地主又成了他們自己的敵人，因為政府行政和統治階級之間永遠有矛盾。由於在職官員必須迴避其家族勢力深厚的本籍的規定，政府占得上風而推行統治。而士大夫們，則因政府公事來往的都是其「本階級人士」，因之亦占優勢。賦稅對士大夫並不從嚴，其不足額均自農民及商人身上徵收。富商也可以利用財富使自己成為地主商人，居於特殊階級，不過他的貿易經營則必須服從於他的土地利益。 文學教育將士大夫與官僚連接為孿生的統治階級。這種文學相當深奧難習，而且拒絕一切簡單化及走入民間的傾向。它「分隔社會的階級卻連繫著各個地區」[45]。它需要長期學習，所以只有有閒階級才能學習，而名義上在考場內人人平等，也只是已經掌握政權的階級的機會平等而已。只有通過考試的人才能管理賦稅，收集貢糧，分配渠水，徵集並組織修渠的勞力。他們可以很容易地確保其家庭對優良土地及用水的優先權。他們並不需要形成一種軍閥階級，因為無論如何英勇的軍人，必須熟知頗為高深的文學並有一群文書幕僚協助，方能控制一個生產及稅收的系統。就連外來的征服者也不能摧毀中國的文人，因為無論是誰擔任統治的名義，統治的實權都在他們手裡。 由此，「典型」的中國人有兩種，一種是地位略高於牲畜的農夫，另一種是因不服勞役而修著長指甲的文人。「文化」成為一種最腐敗(尤以貪污舞弊為盛)同時又最雍容多禮、知識高深(在某些方面)的特殊階級的專利品。農民也有自己的傳統，他們的世界雖然不廣，但是千百年相傳的高深農業技術和群力的合作精神，也在他們之中形成了傳統的社會特性。他們能把理論付諸實施，在沒有明顯的領袖的情況下合作，並利用各種資源，在上面沒有壓力時迅速升為較高級的組織。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打開中國的門戶，特別經過太平軍之亂，中國統治力量轉弱之後，一個足以摧毀而改變中國舊生活方式的發展隨之開始。西方列強引入了許多新的財富和力量，但舊秩序中有錢有勢的人對此並不歡迎，所以官僚階級要竭力反對外來勢力之侵入。最初的轉變不是由於他們，而是由於中間商人，他們可以代外國人做經紀人，只要其所得的利益比為士大夫階級服務所得的豐厚。 因為這些商人中有一部分人也來自士大夫階級，這種轉變亦隨之侵入到千百年來產生士大夫的家族裡去。舊秩序的基礎已被破壞，有一些家庭及個人隨著他們所把握的新方法興旺起來，而有的則緊緊抓著舊辦法而日趨沒落。 在現代，中國被各自活躍的家族所控制。他們仍然保有大量土地，但同時也從事貿易、工業和金融活動。[46]技工很迅速地形成一個工業無產階級，從農村及農家的規範中分離。最後感受這種影響的是農民，因此農民的命運能決定國家的前途。如果全國都有轉變，而農民仍限於舊的生活方式中，則中國將變成一個大的日本，擁有一個若干部門很發達而整體卻並不協調的工業，並像日本一樣地在工廠的機械進步與農村的人工勞動間存在一個鴻溝。[47]除非農民被解放出來與各階級同樣有進步的權利，否則農村人工過剩的佃農將使工廠工人的工資降低，素質下降，從而危及整個國民經濟，這也和日本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