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理智 · 信念

G. K.卻斯特頓有一次曾為報紙的論爭藝術已隨了今日「信念堅定」的衰落而衰落，感到痛心。據他想來，新舊新聞紙的主要分界線就在於這一點。關於現今所發生的政治哲學，或宗教問題都難得會有一定的論斷，大都是一種若即若離的話——好像作者正在注意著或描寫著鳥的飛翔一樣。 他是弄錯了，以為缺乏堅強的信念便是時代思想的混亂。對於這種對真理淡漠的態度，拿博物學者的注意鳥飛來比喻，倒不如拿中國的「蜻蜓掠水」的成語來比喻。卻斯特頓把這種態度歸諸新社會中懷疑論的分歧。然而懷疑論卻是和古雅典一樣的陳舊的了。在中國，我們只能說那些時代思想的紛亂僅是道教和莊子學說的方法論的末流。總之，莊子學說的真理和杜威學說的真理是有著十分相同的性質的。譬如，卻斯特頓的悼惜著「那個人能有一個公認的宗教和哲學根據可以參考」的上古時代，而「帝國主義者會對社會主義者說『我以為你要推翻國王的企圖是極違反基督精神的』。社會主義者也會反駁道：『我覺得你那消滅黑人的政策是可惡之極的。』」。如果莊子生於一九〇五年，如果他也參加著這次帝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爭論，他是會對這些堅持信仰的君子們大笑不止的，他那拉長的面龐看來也似乎像一個大的問號。 我不想在這裡替懷疑論作辯護，不管它是時新的還是陳舊的，我想把自己的心理紛亂描述一下。這種紛亂在許多人事問題上簡直使我不安而受害匪淺。我還記得，在大學時代，歐戰剛正爆發，我那時非常妒恨一般同學的信念，他們都堅決地認定這次戰爭德國是罪魁禍首。後來俄國脫離協約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時，我又為那些極端憎恨無產階級的同學教授的堅決感到震撼。我知道如果我對於無產階級也會有這樣堅決的成見，那我不知道要經過多少的困難阻礙，長期思索猶豫疑惑，才能得到，然而他們卻能如此敏捷地得到了同樣的結果。他們這輩人也並不和我辯論。我有時表示一下懷疑，他們便只靜靜地看了我一眼，算是回答，或者在院外面譏笑我不懂。 我的不安決不僅在學院中討論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時才有的。使我懾服的不僅是那些大學教授和學生，連一些商人也如此。這兩派人的聲調是一樣的，簡直不能判明哪一派應該多受一些卻斯特頓的讚揚。有一天我要買一隻Remington打字機放在辦公室里。我倒並不是特別要買Remington牌的。對於我，Underwood牌子是一樣的，我從來分別不出Underwood和Remington間究竟哪一種比較好些。總之，我對於東西，是沒有什麼信念的。我的走入Remington牌的經售處而不到Underwood牌的經售處完全是偶然的巧合。可是使我奇怪的，他們告訴我在Remington和Underwood間的確有很大的區別，譬如後者就沒有一個保護字鍵的半圓彈簧。他問兩者之間為什麼便沒有區別呢？他以為我應該很知道「聰明的大商人大都是喜歡Remington牌的」。我老實告訴他，我沒有彼輩大商人那麼聰明，我也不想要有他那麼聰明，我現在已經是三十五歲多的人了。他秘密地告訴我，有一家打字機公司幾年前就因為不善經營幾乎破產了的。這使我的心理狀態比前時更為困惑了，為了挽救自己，我靜靜地購了他的機器。 選擇香菸也是我心理紛亂的另一例證。我的神經非常敏感，我的菸癮也非常大，我總相信雪茄或是菸斗，卻不要捲菸。所以別人也不能責備我缺乏鑑別家鑑別煙味的能力。可是，一直到現在，我還不能判別哪一種最好。我吃過絞盤牌，金葉牌，Fatima牌，Westminister牌，三炮台，克來文，都覺得很好，可是我至今還不能有些微信念判斷究竟哪一種最好。我常喜歡絞盤牌，這是因為它的煙味是不大變動的緣故，可是吸這種牌子煙的人的正直觀念也多少影響了我一些。我總以為抽吸之愉快固在於煙味，但也在於抽菸時的情緒。有時我抽吸二十銅元一包的紅仙女和抽吸五倍價值的絞盤牌覺得一樣愉快。在抽菸上看來，我是一個懦夫，一個變節者，一個機會主義者。在這件事情上我是沒有固定的信念的。我也許會在今天捨棄了絞盤牌，但當我覺得高興時，我又會接受它而又會覺得很滿意的。如果沒有別的牌子的煙，我是會吸駱駝牌的，可是我卻不會為了要買它而跑上一里路的。 何必再要舉更多的例子呢。總之，高至哲學的疑難，低至奴僕的問題，我總是被莊子的方法論累得困苦不堪。在有一天，當我懷疑著醫院僕役應給小賬，而看護不必給的時候，有一位女子竟把我大大地揶揄了一番。看她那樣言之鑿鑿，她似乎是有全部理由的。我妒恨她思想表現的明晰。而經濟學教授是不是會確實地對我說照他的意見看來，孫中山是比馬克思更偉大的經濟哲學家，他的態度又是那麼堅定有力，他的地位和我太接近了，我覺得他應該用李士特靈或者別的除臭藥水漱一下口的呢？他是不是會這樣給我保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