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30章 大清皇帝

滿族人奪取皇位的方式，無論怎麼看都像是一招妙手空空的戲法。滿人的攝政王大臣們以一種對蠻族人來說確實不同尋常的機敏，利用了李自成與吳三桂之間的鬥爭，硬是讓自己擠進了北京城。他們通過幫助吳三桂懲罰篡位者，從而贏得了忠臣和士大夫們的完全認可，然後，在沒有積極有效的中央權力足以對他們構成挑戰的時候，他們兵不血刃地讓自己成為了這個古老帝國的主人。這種和平接管，與13世紀蒙古人征服中原時長達20年的屠殺與破壞比較起來，有著天壤之別。誠然，在除掉南明王朝最後幾位皇位覬覦者之前，滿族人在華南不得不打了7年的仗，但這些戰役都只局限在南部邊境省份，與蒙古征服者在同一地區長達42年的殘忍角逐比較起來，簡直可以忽略不計。此外，那位代表侄子熟練管理政府的攝政王，也很注意在這項任務中主要任用漢人，那些歸順並支持大清王朝的明朝貴族，也都得到了爵銜和賞金的回報。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漢人支持者，他在南方創立了三個大的封邑，任命了三位漢人權貴統治它們，其中就有吳三桂。攝政王去世之後，順治皇帝儘管還很年輕——當時他只有17歲，但他像路易十四一樣，聲稱希望當自己的宰相，直接控制政府（1651年2月1日）。 這位年輕的君主證明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對耶穌會神父湯若望表現出了顯著的尊重，1645年任命他為欽天監監正，1653年授予他「通玄教師」的頭銜。1654年，湯若望呈遞了一篇關於歐洲天文學的論文，次年被朝廷正式採用。此外，湯若望在為他的聖上效力的過程中，似乎有機會扮演更私密的角色。 在皇帝只有17歲或18歲時，有一天，在一次宮廷慶典上，他注意到了美麗迷人的董小宛——他的一位主要官員的年輕妻子——並立刻神魂顛倒地愛上了她。董小宛的丈夫在得知皇上的感情之後自殺了。順治皇帝讓人把這個年輕女人帶到了宮裡，因為他已經結婚，於是便封她為貴妃。「幾年來，他一直很幸福，他的愛越來越強烈。貴妃給他生了個兒子，皇帝的幸福是圓滿的。接下來，母子兩人都死了，沒有人知道她們得的是什麼病，多半是被毒死的。」皇帝的悲痛有目共睹。「他下令處死了貴妃的30名隨從，把他們埋在她的棺槨的腳頭。沒人知道他這樣做的目的到底是為了給死者報仇，還是按照韃靼人的古老習俗，為了讓他們在另一個世界裡給她作伴。」[1]順治皇帝甚至企圖自殺，幸好被及時制止，但他從此之後就變得頹廢。湯若望神父（順治皇帝對他越來越友好）儘自己最大的努力鼓勵順治皇帝恢復自製。有一個廣為流傳的謠言，說的是順治皇帝秘密退位了，跑到五台山出家。有人聲稱，在曹雪芹（卒於1763年）所著的那部偉大的清代小說《紅樓夢》中發現了這齣戲的回聲，但這種暗示，即便有的話，也隱藏得非常之深[2]。 順治皇帝去世的時候，滿洲王爺們把一個8歲的孩子推上了皇位，新年號是康熙。 康熙皇帝的統治時間幾乎像他的同時代人路易十四一樣漫長，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之一。就像路易十四一樣，他的同時代人也都異口同聲地讚頌他的美貌、他與生俱來的威嚴，以及他的沉著鎮定[3]。「他的個頭比一般人要高，體形勻稱，他的臉形端正飽滿，他的眼睛活潑生動，比一般的中國人張得更開，他的前額很大，鼻子稍稍有些鷹鉤，嘴巴闊大；他的舉止溫和而親切，然而又是那樣的莊重而威嚴，以至於你一眼就可以在眾多的廷臣中把他認出來。」——這就是那些很熟悉他的耶穌會傳教士們為他畫的肖像。他們還補充道：「他那令人愉快的外表預示著一顆高貴的心靈，這使得他能夠駕馭自己的激情，預示著敏銳而富有洞察力的頭腦，健全而可靠的判斷力，以及滴水不漏的非凡記憶力。」他與生俱來的聰慧，結合了對學習的喜愛，這使得這位韃靼王子成了一位符合儒家士大夫心意的皇帝。然而我們應該看到，無論他有多麼漢化，但在處理基督教的事務上，他依然保持著完全不受儒家俗套的約束。對外政策的問題，顯露出了這位天子身上的滿族首領的本性——或者毋寧說，顯露出了他強大個性中的兩個方面在這些事情上的互補。毋庸置疑，當他在上亞細亞重新開始歷史——不僅是漢、唐王朝，而且還包括蒙古的大可汗們——所遺留下來的宏圖大業時，他偉大的想像力要歸功於他的滿族遺產。 在康熙皇帝未成年時，行使權力的是四位攝政王大臣，他們在某些方面與順治皇帝的政策背道而馳。比如，1665年1月4日，他們頒布了一道詔令，禁止基督教[4]。湯若望神父儘管是先帝的私人朋友，但他也被逮了起來，並且被判死刑，然而太后發怒了，讓人把他給放了。這位老人的精神因為這次飛來橫禍而徹底崩潰，沒過多久，他就去世了（1666年8月15日）。通過1662年的一篇詔令，攝政王大臣作出規定，從那以後，科舉考試將主要根據士子的文學創作來評判，這種命題作文應該解釋朱熹學派的官方教義。這項制度一直有效地維持到了1905年。 與此同時，康熙皇帝儘管很年輕，但他急切盼望著結束攝政王大臣們的監護。1667年8月25日，年僅13歲的康熙皇帝親手抓住了政府的韁繩。兩年之後，他開始著手對攝政王大臣們的行政管理進行嚴格的調查。1669年6月14日，他們當中的一位被逮了起來，並被判處斬首（後改為終生監禁），另一位則遭貶黜。作為在他親政的愉快時刻賜給中國百姓的一份禮物，他下令將所有被滿人非法奪取的土地全部歸還給原先的主人。儘管有這些慷慨的措施，但不久之後，一場反對清朝政府的叛亂還是爆發了。 我們已經看到，滿洲的征服者們為了儘可能以最小的代價讓南方諸省俯首稱臣，並確保民眾的普遍支持，已經把華南的統治委託給了三位重要的漢人權貴，他們享有親王的爵位，其封邑實際上是自治的。其中一位親王管理著福建，另一位統治著廣東地區，而第三位則控制著四川和雲南——此人並非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吳三桂。我們已經看到，吳三桂在1644年的那場大戲中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看到了這位忠誠的將領是如何在拿起武器為大明王朝報仇雪恥之後發現自己竟然在無意中充當了滿族入侵者的排頭兵。這位被滿族人當槍耍的將軍，被形勢所迫，成了他們的同夥，也得到了他們慷慨的回報，先是陝西總督的位置，然後是西南的封邑。這裡不僅是他的獨立王國，而且實際上也固若金湯，因為四川和雲南的崇山峻岭保護了這兩個偏遠省份，似乎足以抵擋任何攻擊。滿族人並沒有忘記他們欠吳三桂的情（因為如果沒有他在1644年的合作，他們根本攻占不了北京城），因此總是迎合他，對他幾乎是平等相待，他們甚至把順治皇帝的一位妹妹下嫁給了吳三桂的兒子。 新皇帝康熙不喜歡這種地方自治，看著吳三桂儼然自命為獨立自主的統治者，他不免有些惴惴不安，於是便召吳三桂進京覲見。起初，吳三桂以年邁為藉口，後來，在收到進一步的、更懇切的邀請的時候，這位老人乾脆就揭竿而起，公開反叛，他號召漢人加入他的針對滿族人的民族起義（1674）。他的榜樣，得到了南方另外兩位自治親王、廣東和福建的統治者的效仿。與此同時，在內蒙古，最重要的蒙古部落、在河北省北部放牧的察哈爾人，也起來反叛。察哈爾人的可汗布爾尼（他是成吉思汗與忽必烈的直系後裔）請求東蒙古人加入這次對滿人宗主國的反叛，但另外一些部落並不支持他，他兵敗被殺。在南方，福建和廣東地區很快就被征服了（1676—1677）。吳三桂從四川撤退到了雲南，清軍相信，深入雲南山區去追擊他是不明智的。不久之後，吳三桂老死雲南（1678年10月）。清軍直到1681年才占領雲南，吳三桂全家被處死。造反者的殘餘勢力被碾成粉末，飄散在風中。康熙皇帝通過統一台灣從而讓自己獲得了圓滿的勝利。 察哈爾人的潰敗，牢固地確立了康熙皇帝對內蒙古（察哈爾人與鄂爾多斯人）的宗主權，他現在可以放開手腳去關注外蒙古了。 外蒙古被分成了兩個部落群：東蒙古人（或稱喀爾喀人）和西蒙古人（或稱衛拉特人）。喀爾喀人分屬5位不同的可汗統治，全都是成吉思汗的後代，他們占據著嚴格意義上的蒙古，從克魯倫河下游，到科布多諸湖。衛拉特人把他們的畜群放牧到了更遠的西部和西南部，在科布多與天山之間。衛拉特人中最重要的是綽羅斯人，他們生活在塔爾巴哈台群山的周圍地區，位於科布多與伊犁河之間，綽羅斯人包括一個被稱為準噶爾的部落。從1676年至1697年，準噶爾人的首領是一個名叫噶爾丹的非凡人物，可以說是一位功敗垂成的「成吉思汗」，他夢想著重建古老的蒙古帝國，並置於西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年輕的時候，噶爾丹作為一名小喇嘛生活在西藏，在拉薩的達賴喇嘛（相當於喇嘛教的教皇）的手下。他與這位喇嘛教的「聖座」保持著非常友好的關係，達賴喇嘛對上亞細亞喇嘛教徒（如今幾乎所有蒙古人都是喇嘛教徒）的巨大政治影響力隨時可以為他所用。噶爾丹既是西藏的喇嘛教的保護者，同時又是喀什噶爾的伊斯蘭教的捍衛者，他推翻了那裡的從成吉思汗一脈相傳下來的可汗，代之以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權國家。接下來，他著手征服蒙古的喀爾喀人，經過兩年的戰爭（1688—1690）之後，成功地征服了這一地區，從科布多一直延伸到克魯倫河。 被趕出家園的喀爾喀親王們躲到長城附近避難，並尋求康熙皇帝的幫助。皇帝可受不了讓一個新的蒙古帝國在中國的大門口崛起。再說，噶爾丹在開始追擊喀爾喀人之後，如今竟膽敢沿庫倫到張家口一路向前，進入內蒙古。於是，康熙皇帝便派出了一支裝備著火炮的大軍去對付他——這些火炮是耶穌會士們在北京修造的。在1690年9月2日爆發的那場戰役中，在一片沼澤的後面占據了有利位置的準噶爾人，本可以抵擋住清軍的進攻，但炮火似乎把他們給嚇著了，1690年的晚些時候，噶爾丹撤出了喀爾喀人在外蒙古的全部領土。康熙皇帝的介入，把喀爾喀的親王們從準噶爾人的統治下解救了出來，1691年5月，在多倫諾爾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他們莊重地向康熙皇帝表示效忠。 當時所確立的外蒙古的地位，一直維持到了1912年。喀爾喀的親王們一直向大清帝國納貢，作為回報，皇帝頒賜給他們頭銜和禮物。成吉思汗的子孫們與清朝皇帝之間的個人忠誠的紐帶就這樣形成了，同時，通過兩個家族之間的幾次聯姻而使這種關係得以增強。明朝的永樂皇帝曾設想過類似的方法，但作為一個漢人，是決不可能讓蒙古人接受的。而康熙皇帝卻輕而易舉地成功了，因為他本人也是個韃靼人。事實上，蒙古的新地位，乃是基於蒙古可汗與滿族大可汗之間的遊牧民對遊牧民的關係。一等到清王朝垮台，蒙古的親王們就把他們的忠誠誓言丟到了一邊，擅自宣布獨立。 1695年，當噶爾丹再次入侵外蒙古——喀爾喀人的國家——並直逼克魯倫河的時候，這位準噶爾人的首領與大清帝國之間的戰火又重新點燃了。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掉這一威脅，康熙皇帝集結起了一支強大的遠征軍，由他親自指揮。1696年2月16日，他把自己的所有將領都召到宮裡，親手為他們奉上壯行酒。4月13日，他啟程出征，跟隨他鞍前馬後的耶穌會神父張誠[5]，留下了一份關於這次遠征的目擊者的記述。他注意到了「被維持得完美的秩序，聖上及隨從們的樸素，以及他對將士們的關心。他總是堅持要等到看見將士們紮好營帳之後，才肯回到自己的大帳里」。「行軍的隊伍穿過一個一直以來都很窮的國家，當時那裡已被戰火所摧毀，這讓部隊吃了不少苦頭。皇帝跟他們同甘共苦，輕蔑地拒絕了官員們的懇請，他們求他別再跟將士們一起風餐露宿了。他飽滿的精神賦予了將士們以新的勇氣。」部隊在皇帝的親自指揮下向克魯倫河進逼，與此同時，他的副將費揚古也正在向土拉河進軍，為的是切斷噶爾丹的退路。1696年6月12日，費揚古在土拉河南岸、庫倫以南的昭莫多與敵軍短兵相接，多虧了他的火槍和大炮，給了敵人致命一擊。噶爾丹的妻子被殺，他所有的輜重和畜群全都落入了清軍之手。在損失了一半人馬之後，這位準噶爾人的首領朝著科布多的方向落荒而逃。康熙皇帝的介入再一次救了喀爾喀人，他們永久占有了自己的國家，北京朝廷對他們的保護從那以後再也未受到過挑戰。 這一次偉大的功績——喀爾喀人的解救、重整旗鼓以及最終平定——是康熙皇帝親手取得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這項任務中，竭力跟蒙古的親王們建立起長期信任、互相友好的關係。他對蒙古的一切都非常喜歡，每當他與喀爾喀人或鄂爾多斯人的首領們在一起的時候，這位中國的天子便成了遊牧部落的真正領袖。他用他們能聽懂的語言跟他們說話，迎合他們「旗」的榮譽和軍事忠誠，擁有跟他們的心靈貼得非常近的情感。跟這些人的接觸，似乎重新喚醒了他身上遺傳的遊牧民氣質。遠離了紫禁城的富麗堂皇，在蒙古封臣們的陪伴下獵殺野兔和羚羊，他從未像這時候這麼快樂過。在一次戰役中，他寫信給兒子說：「鄂爾多斯的野兔別有風味。這裡的每樣東西比北京所能拿出的最好的東西都更有風味。」 康熙皇帝只滿足於把準噶爾人趕出嚴格意義上的蒙古，而不打算追擊到他們的老家——由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和伊犁等地區所組成的準噶爾。準噶爾人的首領噶爾丹在1696年的兵敗之後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侄子和繼任者策妄阿拉布坦很快就重新開始了他叔叔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計劃，這一次他們轉向了西藏。1717年12月2日，準噶爾大軍進入拉薩城，把充當漢人黨羽的喇嘛全給殺了，準備永久性地定居在這座聖城。康熙皇帝立刻派出了一支遠征軍去西藏，但被趕了回來（1718年）。皇帝在等待時機，1720年秋，一支規模更大的清軍進入了拉薩城，趕跑了準噶爾人。屬於帝黨的達賴喇嘛登上了王位，同時任命了兩位中國高級專員，負責指導喇嘛教會的對外政策。 在南滿洲，康熙皇帝與俄羅斯的擴張發生了衝突。自16世紀末以來，俄國人一直控制著西西伯利亞，在他們向太平洋推進的時候，到達了黑龍江的兩岸，1651年，他們在那裡修建了雅克薩要塞。在這一地區定居的通古斯部落與滿族人有很親近的血緣關係，並且被置於清朝的宗主權之下，盛產黑貂。俄羅斯人剛剛站穩腳跟，就與本地的捕獵手和漢人皮毛商展開了競爭。當1682年一位俄羅斯總督被派到雅克薩的時候，北京政府終於生氣了。康熙皇帝斷然採取了行動，這多虧了耶穌會士們擁有高效的火炮。1685年6月，一萬五千名清軍攜帶著150門火炮和50門迫擊炮被派往雅克薩，俄羅斯人乖乖投降。他們被迫離開，他們的工事被摧毀。然而，中國人剛走，哥薩克人又回到了雅克薩，建起了一個新要塞，但很快就被中國人所包圍。最後，雙方在尼布楚展開了談判，中國代表團里有兩位耶穌會士，其中有一位就是張誠。最終條約的達成，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張誠，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條約》簽訂，這份條約是用拉丁文、滿文、漢文、蒙文和俄文擬寫的。俄羅斯人放棄了雅克薩的領地，他們在那裡修建的要塞也被夷為平地，但他們保住了尼布楚。石勒喀河與額爾古納河標誌著兩個帝國之間的邊界。整個黑龍江流域，包括它的北部支流，都歸屬中國。長話短說吧，俄國人被阻止在遠離黑龍江兩岸的地方，在外興安嶺的那邊；滿洲——大清王朝的故國家園——則免除了一直懸在頭頂上的危險[6]。康熙皇帝表示了對張誠神甫的感激之情，他的這次外交勝利，張誠立了頭功。 康熙皇帝親政的時候，攝政王大臣們1655年1月4日所頒布的一項法令依然有效，該項法令禁止基督教。然而，耶穌會士們因為他們的科學知識而變得不可或缺。在湯若望神父的同事中有一位比利時的耶穌會士——南懷仁[7]神甫，以其數學和天文學知識而著稱。1669年，康熙皇帝不顧儒家士大夫的忠告，在科學領域對南懷仁表示尊敬，並採納了他的曆法改革，同時還任命他為欽天監監副。基督教當然會受益於皇帝對南懷仁及其他耶穌會士的青睞。很顯然，康熙皇帝一方面因為耶穌會士們的知識而對他們優禮有加，並違反1665年的詔令允許他們私下裡信奉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又在維護1669年和1671年的禁令：禁止勸誘中國人入教。但各地的總督們（他們了解到了耶穌會士們在朝廷所受到的禮遇）卻對基督教的傳教活動表現出了最大限度的寬容。1674年，在吳三桂叛亂期間，南懷仁的聲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當時，他修造了大量的火炮，對清軍的勝利可謂居功至偉。 1688年1月29日，恩寵正隆的南懷仁神甫在北京去世，2月7日，來了一個繼承他的衣缽的人，此人便是法國耶穌會士張誠。在3月21日的覲見中，張誠給康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特意安排人教授他滿語，為的是更方便地與他對話。當他們能夠一起交談的時候，皇帝便頻繁地與這位傳教士談論科學話題，並讓他用滿文撰寫一部對歐幾里得幾何學的解釋。張誠作為《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代表為中國所作的貢獻，上面已經提到過了，出於感激，康熙皇帝頒布了兩道諭旨，容許基督教的信仰自由（1692年3月17日和19日）。第一道上諭宣稱：「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中國就這樣對基督教敞開了大門。但那場不幸的「禮儀之爭」——它在西方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並且完全被誤解了——卻讓迄今為止取得的所有成果付諸東流。耶穌會士們承認，在原則上，儒家的「天」的概念，是可以與基督教的「上帝」的概念相協調的，而且，不管是為紀念孔子而舉行的儀式，還是對祖先的敬畏，都可以被視為純粹的世俗儀式，視為對聖賢的尊崇或普通的孝行。這樣，他們沒有犧牲任何基督教信條或承認任何異教行為，就避開了與儒家士大夫——換句話說，就是整個官僚階層——的直接衝突。教皇亞歷山大七世也同意這種做法，在近代，教皇庇護十一世和庇護十二世也都採取了同樣的態度。反對「禮儀」的行動是由某些基督徒發起的，對中國的事情，他們所懂得的，遠比耶穌會士們要少得多，因此也就不大能夠欣賞中國人觀念中的形上學和神學意義。1715年，「禮儀」受到天主教教會的譴責。康熙皇帝是個相當文明的人，他本人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他想方設法讓人們相信：在獻給孔子牌位或祖先牌位的敬意當中，並不存在偶像崇拜的嫌疑。他寫道：「中國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養育。……聖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垂教萬世，……此至聖先師之所應尊應敬也。」發現自己的解釋並沒有被人重視，他被刺痛了，於是在1717年5月17日頒布了一道詔令，禁止基督教的傳教活動，以此作為報復。 詹森派信徒反對耶穌會士的戰役結出了它的果實。中國在對基督教打開大門之後，再一次關上了。 康熙皇帝在海子公園打獵的時候不幸染上風寒，於1722年12月20日去世，終年69歲。他把皇位留給了皇四子，年號雍正（1723—1735）。 46歲登上皇位的雍正皇帝把他大部分兄弟給關了起來，或者安排他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儘管這個開局很不吉利，但他是個勤勉刻苦的統治者，對公共利益也很用心，然而，跟父親比起來，他可算是個蒼白的人物。而他父親所表現出的獨立精神，無疑要歸功於滿族人的培養教育；雍正皇帝則更多地受到士大夫們的影響，常常表現出極端的狹隘，尤其是對基督教的態度。1724年，他下令趕走所有的傳教士，除了那些由於他們的科學知識而被允許留在朝廷的人之外。在對外事務上，他重新開始了與準噶爾人的角逐。1731年，他派出了一支遠征軍去準噶爾，並占領了科布多，但兩個月之後，遭到敵軍的奇襲，全軍覆沒。1734年，另一支清朝軍隊再次進軍科布多地區，但第二年，雍正皇帝就中止了敵對狀態。 雍正皇帝死於1735年10月8日，他把皇位留給了他的第四個兒子、一個24歲的年輕人。新的年號是乾隆（1736—1796）。 乾隆皇帝像他的祖父一樣，統治了60年。這是大清王朝最後一個偉大的統治時期，我們將看到，他如何在蒙古和西藏完成了康熙皇帝未竟的大業。這些征服並不是皇帝本人親自實現的，因為，乾隆皇帝不像康熙皇帝，他並不是一個軍人，而是一個外交家和管理者。 我們已經看到，雍正皇帝吞併準噶爾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形勢對乾隆皇帝更有利一些。準噶爾正處在一場內戰的劇痛中，1754年，準噶爾的一位王位覬覦者阿睦爾撒納到清朝廷尋求庇護。乾隆皇帝在熱河召見了他，派他和他的人馬作為清軍的前鋒去攻占準噶爾。但阿睦爾撒納與他的保護者們鬧翻了，並號召準噶爾人協助他進攻占領軍，這一仗讓清軍遭受了重創。精力充沛的清軍統帥兆惠收復了陣地，在葉密立河與塔爾巴哈台打垮了叛軍，攻占了敵軍的另一個抵抗中心固爾扎（1757年）。阿睦爾撒納逃到了西伯利亞，在那裡消失不見了。 這次潰敗是準噶爾作為一個國家的末日。大致由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以及伊犁河沿岸的固爾扎等地區組成的準噶爾，直接併入了大清帝國的版圖。乾隆皇帝讓來自整個帝國的移民重新住進了這個國家，他們當中有來自喀什噶爾和甘肅的穆斯林。1771年，他又讓土爾扈特人（他們是西蒙古人以及準噶爾人的同族）定居在固爾扎的南邊和東邊；他們在俄羅斯的阿斯特拉罕生活了一段漫長的時期之後，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故鄉。 我們已經看到，準噶爾人在1680年把他們的宗主權強加給了喀什噶爾，安置了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權國家作為他們的封臣。等到準噶爾剛一被占領，清軍統帥兆惠就進入了喀什噶爾地區（1758年），並在經過兩場不屈不撓的圍攻戰之後，占領了喀什噶爾和葉爾羌這兩座城市（1759年）。整個東突厥斯坦地區被併入了大清帝國，這一地區後來被稱為新疆。 喀什噶爾的征服，標誌著一項長期計劃的最終實現，這項計劃已有1800年的歷史，偉大的漢、唐王朝就曾執行過這一計劃。 在西藏，乾隆皇帝也完成了他祖父的工作。儘管任命了兩位中國高級專員在拉薩城監督達賴喇嘛，但在這座聖城，依然存在著一個親準噶爾人、反中原人的團體。1750年，這一團體煽動了一場叛亂，結果導致兩位中原高級專員及其他所有中原居民被屠殺。皇帝派出了一支大軍去拉薩，沒費多大力氣就恢復了那裡的秩序。然後他利用這個機會使西藏跟大清帝國的關係變得更緊密了。兩位中國高級專員（滿語為amban，即大臣）接管了全部的政治權力，並握有提名新任達賴喇嘛的決定性選票。喇嘛教的教權就這樣納入了清朝行政管理的框架之內。為了對達賴喇嘛所失去的獨立做出適當的補償，乾隆皇帝正式授予他西藏王的世俗頭銜，這樣就增加了他的位置的榮譽和尊嚴。但是，作為一種額外的防範措施，乾隆皇帝又煞費苦心地相應增加另一位西藏宗教領袖、扎什倫布寺住持的特權，讓他做了日喀則的國王。1779年，這位喇嘛朝覲了乾隆皇帝，皇帝分別在熱河與北京隆重接待了他。西藏一直緊密地隸屬於大清帝國，直到1912年。 乾隆皇帝作為西藏教權保護者，導致他插手尼泊爾的事務。1791年，尼泊爾的廓爾喀人襲擊西藏，大肆劫掠。乾隆皇帝立即派出了一支遠征軍，他們橫穿了青藏高原，越過了喜馬拉雅山，進入了尼泊爾。這支大軍把廓爾喀人打得落花流水，迫使他們成了大清帝國的附庸國（1792年9月）。 在中國的南部，依然是森林覆蓋的群山，以及貴州的石灰石高原，充當著苗族人的庇護所，這些「生番」到這時為止一直都守護著他們的自治權，漢人移民僅僅滿足於清理那些河谷。1775年，乾隆皇帝著手征服這些體格健壯的山地人。他們位於懸崖峭壁間修築了防禦工事的隱蔽處，一個接一個地遭到狂風暴雨般的猛攻，人員損失慘重。首領們被押解進京，在那裡被折磨至死，他們嚴重扭曲的頭顱暴露在囚籠里。 對苗人的征服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它完成了中國人對中國的征服，這是一項千秋大業，由巴比倫時期和迦勒底人的吾珥城時代的那些傳說中的王朝開始，在法國大革命前夕結束。乾隆末年，也就是1796年，像漢、唐鼎盛時期一樣，中華帝國的版圖再一次包括了那塊被西伯利亞、阿爾泰、天山、帕米爾高原和喜馬拉雅山所環抱的「封閉的大陸」。 從經濟和社會的觀點看，清王朝通過其對耕地問題的處理，給中國人幫了大忙。在明代，已經發展出了一種免除了役工和稅捐的特權財產，規模之大到了相當危險的程度。這些為親王、朝臣或官吏們所創立的大領地，由佃農和長工們耕種，他們不受《大明律》的保護。馬伯樂指出：「《大明律》賦予主人以懲罰膽敢違抗的奴僕或佃戶的權利，即使這種懲罰導致受罰者的死亡，也不能要求主人賠償。」同時，皇室家族自己也獲得了巨大的地產，當然同樣也用不著分派役工、繳納稅捐，而且在持續不斷地擴張，毫不理會一些更誠實的官員的抗議。在大莊園裡從事耕作的農業人口任由管理官員的盤剝勒索。清王朝為了它的信譽，把屬於皇室家族的部分土地轉交給了國家。富戶的特權財產被沒收了，部分分給了農民，作為他們的私有財產。 清王朝並沒有就此罷手。據馬伯樂說，它不斷鼓勵小土地所有者的發展，保持著嚴厲的監管，為的是阻止回到過去的大莊園制度。大地主失去了強制的權利，這種權利使得他們藉助農奴和長工來實現大莊園的擴張變得更便利。嚴厲的強制性法律規定，通過虐待而致農奴或長工死亡的地主，將杖一百，流放三年。更加重要的一項規定是，那些全家耕種同一塊土地達數代以上的人，將最終獲得對其地表的合法所有權，地主則保持對地下的權利。農民可以買賣「表面」土地。 這些措施，以及實施這些措施的精神，導致了普遍的土地再分配。 與明代比較起來，鄉村百姓的生存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這導致了人口的迅速增長。據當時的統計數據，人口總數從1578年（晚明）的60692000增長到了1661年的104700000，直到1766年的182076000，在1872年，甚至達到了329560000。再來看看乾隆皇帝的宗教政策吧，我們發現，他像其父親一樣，也任用了那些有才能的天主教傳教士。就這樣，1715年，修道士郎世寧來到北京，並一直留在北京，直到1764年去世。他成了皇帝的宮廷畫師之一。郎世寧受乾隆皇帝之命為宮女們畫肖像；他還畫過皇帝接受的吉爾吉斯人進貢的很多戰馬，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館裡可以看到這幅畫。大約在1760—1765年間，皇帝委託郎世寧與另外兩位耶穌會士——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和艾啟蒙（Ignatius Sickelpart）——以及聖奧古斯丁修士會修士安德義（Jean Damascene）一起，繪製了一套表現征服準噶爾的場景的畫作。這套畫後來被送到法國，在皇家美術學院院士貝爾坦的指導下進行雕刻（1765—1774年）。 然而，乾隆皇帝對某些耶穌會士畫家和數學家的私人友誼並沒能阻止他禁止他的臣民信奉基督教（1736年4月24日的上諭）。同時，耶穌會士們也並沒有誤解他的真情實感，汪達洪（Jean-Mathieu de Ventavon）神甫以完全客觀的態度寫道：「他是一位事必躬親的偉大君主。年齡越大，他對歐洲人的態度變得越偏袒。他和他的王公貴族們都承認：我們的宗教是善的。即使他們禁止我們公開宣教、不允許有傳教士在他們的地盤上存在，這也純粹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因為擔心我們在宗教的幌子下隱藏著別的圖謀。他們都知道歐洲人在印度的征服，唯恐類似的事情在中國發生。」此外，歐洲本身似乎也決定阻止天主教傳教團的進一步發展。1764年，路易十五的政府把耶穌會的神甫們趕出了法國。接下來，在來自凡爾賽與馬德里的宮廷的壓力下，教皇很不情願地暫時做出讓步，1773年，耶穌會不得不在歐洲和中國消失。巴黎的知識界為這一措施鼓掌喝彩，但他們壓根兒就沒認識到，法國因為否認她最優秀的精神先驅，而正在遠東遭受挫敗，這差不多就像加拿大的那「幾畝雪地」[10]的損失一樣大。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藝術的復興而著稱，尤其是在建築和陶瓷領域。 我們已經看到，1409—1424年間，明朝的永樂皇帝開創了「紫禁城」（位於現代北京的中心）的總體規劃。這一組無與倫比的建築，在1644年明朝垮台的時候被夷為平地，三位偉大的清朝皇帝對它進行了重建和完善。事實上，他們非常理解明代建築師們的抱負，以至於完全可以說，他們是紫禁城的第二代奠基人。此外，也只有通過他們的重建，我們才能對永樂皇帝的工作做出評判。 眾所周知，紫禁城的建築，不僅符合美學的規則，而且也符合一系列在古代中國宗教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幾何學與天文學的考量。迴廊、樓梯、露台、宮室和大殿的整個排列，都坐北朝南，但就重要性而言又是從南向北遞進，「與宇宙秩序相和諧」。它同時又與人類的秩序相和諧，因為一切都朝上通向皇座，那是世界的中心。由午門進入紫禁城，皇帝通常在這裡接見得勝還朝的軍隊。你先過金水河——那是一條裝飾性的小河，從大理石橋下蜿蜒流過，再通過太和門，來到一個舉行儀式的大院子，院子被大理石露台所環繞，每座露台上聳立著一座宮殿。正中間是有著鍍金屋頂的皇座大殿——太和殿，這座大殿是打算用來舉行某些莊重儀式的，比如新年，事實上就是「皇帝的儀式生活的中心」——帝國宗教的中心。在這幢建築物的後面、屬於同一建築群的，是另外兩座同樣重要的皇座大殿：中和殿與保和殿。前者是皇帝在春耕儀式開始之前檢查農業器具的地方，後者則是他接見諸王的地方。再往北一點，依然在中軸上，是乾清宮，這是用於皇帝朝會的大殿，他就是在這裡處理國事。在同一根中軸上，但在紫禁城的北牆之外，聳立著煤山（更恰當的叫法是景山），一共有5座小山丘，其上各有一座亭閣。 在紫禁城的西邊，幾乎挨著城牆的是西苑三海，那是一片延伸的水域，被一座橋和一條狹地分隔開來；在那條分開南海與中海的大理石橋的正北方，是白塔，一個矗立著一座白色佛塔的假山，這座佛塔是順治皇帝修建的。 在從白塔到煤山的路上，你將經過大高殿，一座覆蓋著黃色琉璃瓦的寺廟，是在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修建的，在清代雍正和乾隆時期被裝飾一新。乾旱時節皇帝到這裡來祈雨。 在北京的南城區，離外城牆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栽植著刺槐和松柏的大公園，這是天壇，它實際上是由不下於5座祭壇和廟宇所組成的，是明代的永樂皇帝在1420年建造的，後經乾隆皇帝重修。每一年，皇帝以3000年宗教的大祭司的角色，在三次莊重的場合來到這裡：一次是冬至，皇帝來到圜丘壇，把他的訓令呈遞給上天；另一次是正月的上辛日（正月上旬的辛日），他回到這裡，上天把他的訓令授予給皇帝，讓他在這一年裡統治國家；還有一次是夏至，他來到這裡祈求上天讓這一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在兩排白色大理石柱廊的那邊，矗立著皇穹宇，這是一座由八根柱子支撐著一個圓形屋頂的圓形建築。在皇穹宇的西邊，是先農壇，始建於明代，後經乾隆皇帝重修。 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並不滿足於重修和完善那些始建於明代的建築。他們在北京的西北郊區修建了被西方人稱為「夏宮」（Summer Palace）、堪稱「中國凡爾賽」的皇家園林。它由兩組建築群所組成：康熙皇帝所使用的長春園，以及雍正皇帝最愛去的圓明園[11]。乾隆皇帝把這兩組宮殿結合到了一起，並在這項工作中任用了傳教士郎世寧和王致誠，他們因為擁有畫家的技能而獲選。對這個地方，王致誠為我們留下了一段令人愉快的描述： 20至60英尺高的小山丘壘起來了，修造了無數條小河谷。清澈的溝渠灌溉著這些河谷，其水源來自這一地區的高山上，它們分開，再又在幾個地方匯合到一起，形成了盆地、池塘和所謂的「海」。高山和小丘的斜坡上覆蓋著那些在中國很常見的開花樹木。溝渠並不是按直線修造的，那些砌在溝渠邊緣的粗糙石頭放置得如此藝術，以至於你完全可以說它們是大自然的作品，因為這些水道忽而變寬，忽而變窄，以最自然的方式蜿蜒扭曲。溝渠的兩岸點綴著從岩石中長出的花卉，每一個季節都有不同的鮮花。 這位著名耶穌會士的描述，對於研究18世紀中葉中國的造園藝術——這一藝術明顯是基於明、清繪畫的經典——是最合適的材料之一。王致誠繼續寫道： 在到達一條河谷的時候，你會注意到那些建築。整個正面是由廊柱和窗戶構成的。木質構件有鍍金、彩繪，或者被塗了漆。牆是灰磚砌成的，切割得方方正正，打磨得平滑光潔。屋頂覆蓋著紅、黃、藍、紫等色的琉璃瓦，通過對它們的混合與排列，從而產生了賞心悅目的各種圖案。每一條河谷都有亭閣，跟周圍的環境比起來並不大，但也足夠裝得下我們最顯赫的貴族及其僕從。其中有幾座亭閣是用雪松木修造成的，這些雪松木是從1200英里之外的地方運來的。在這個巨大的圍場中，總共很可能有200餘座宮殿，這就更不用說太監們居住的簡陋建築了。 溝渠上橫跨著千姿百態的小橋。其中有些橋的欄杆是用白色大理石做的，樣式精巧，雕刻著浮雕。在大湖中央的一塊岩石上，是一座小宮殿，建築師把它修建在一個中心位置上，這樣你就可以從這裡縱覽公園裡的所有美景。你可以乘坐華麗的小船沿著最大的水道上下來往。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藝術表現的趨向。如果說這一時期的繪畫和雕飾墮入了衰落的話，那麼，建築——尤其是城市建築師和造園藝術家的技藝——已經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瓷器最後的傑作被創造出來了。 康熙年間（1662—1722），江西景德鎮的官窯得以重建（1680年），陶瓷藝術在諸如牛血紅、桃紅和寶石藍這樣明亮單色上達到了它的頂峰，尤其是像五彩釉（綠色為賞心悅目的排列和多色彩形成了背景）、粉末藍或非常罕見的黑地彩這樣的帶有彩繪裝飾的瓷器。雍正年間（1723—1735），出現了我們稱之為「粉彩」的極其精緻的帶有彩繪裝飾的瓷器。乾隆年間（1736—1796）另外產生了一種被稱為「乳花」的漂亮裝飾。但幾乎緊接著這一時期，隨著中國陶瓷開始為出口歐洲市場而生產，衰落也就開始了；歐洲需要中國式裝飾風格，供應也就依此而產生。 這一藝術的衰微，是大清王朝衰落的徵兆，這種衰落可以追溯到8世紀——追溯到「理性時代」的賢哲們為中國人的教化大唱讚歌的時期。中國歷史的模式就是：在出現兩三代有能力的統治者之後，王朝就陷入衰落。古老的帝國，被王朝的創立者所重建，然後再一次土崩瓦解。1644年贏得皇位的滿族部落，也逃不出這一規律。從第七位統治者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期（1796—1820）開始，衰落就變得日益明顯。不幸的是，大清王朝的衰竭，與世界上其他地區在科學和機器文明影響下的繁榮興旺，正好是同一時期。17世紀後半葉，中國依然與歐洲處於同一水平，荷蘭人被趕出台灣，以及俄國人在雅克薩受挫，都說明了這一點。1820至1850年間，中國突然發現自己已經落後了幾百年。跟正在擴張的歐洲比起來，中國如今成了一個蠻荒未化的國家，不過，因為福音傳教和商業拓展，這個國家依然存在著無限的可能性。 歐洲人對中國的第一場戰爭，是大英帝國在1840年發動的。這場戰爭是由於中國官方不願意接受一種能最便利地維持貿易平衡的日用品——鴉片——而激起的，所以被稱為「鴉片戰爭」。10年後，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大約15年的時間，這場內戰把華中地區蹂躪得一片狼藉，幾乎標誌著大清帝國的末日。這場革命的失敗，似乎有三個主要原因：首先，是領導者們的腐化墮落，這導致內部紛爭，致使沒能實施改革。其次，是士大夫反對一個有著反儒意識形態的軍事政權（太平軍的「天王」得到了基督教教義的啟示並聲稱是耶穌基督的兄弟）。最後，是英國和法國在1860年占領北京並獲得了事實上等於是廢除中國主權的媾和條款之後，便騰出手來，幫助清政府鎮壓叛亂者。 從1860年起，直到1912年最終退位，清王朝一直只是一個已經破產並緩慢瓦解的帝國有名無實的統治者，交替地受到入侵和造反的威脅。隨著西方列強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入侵的危險也就越來越大，但也因為列強之間的競爭而被減弱。造反的危險主要在於衰落時期慣有的地方自治的增長，但在接近世紀之交的時候，也發展出了一股相當可觀的改革情緒的浪潮。清王朝拒絕接受「西化者」們的計劃，而是鼓勵所謂的「義和拳」的興起，結果無果而終。它最終被外國列強的軍隊所鎮壓，緊接著就是拖延得太久的改革措施的出台。1912年，清王朝遜位，讓位給有名無實的民國政府，它事實上是處在地方軍閥的控制之下。與此同時，整個東北（滿洲）卻任由俄國和日本在你爭我奪，而其他列強則在這個國家的不同地區占據著各自的「勢力範圍」。 假如中國依然保持著與世隔絕的狀態，那麼一位能幹的將領就可能會建立起一個新的王朝，繼承清朝的大統。但是，西方的力量和西方的理念正在侵蝕傳統的政治觀念。史無前例的物質因素和意識形態因素進入了這場權力的角逐，帝制的大廈終於坍塌。 【注釋】 [1]原註：蘇利埃·德·莫朗《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史詩》（L』épopée des jésuites en Chine）。 英譯者註：格魯塞所講的這個關於董小宛與順治皇帝的故事長期以來被人們所接受，但俞平伯等人的研究表明，這只是一個歷史傳說。事實上，這位貴妃與董小宛是兩個不同的女人。董小宛是一位美麗迷人、多才多藝的歌女，後來成了一位中國學者的小妾，並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死了。巧的是，在皇帝的年齡大到能夠欣賞她的魅力之前，她就已經死了。而這位貴妃則是一位滿人將領的女兒。她的家族姓「董鄂」，與董小宛是同一個「董」字，這明顯足以讓某位作家相信，那位風流浪漫的歌女事實上就是這位浪漫的貴妃。據記載，貴妃的隨從也不是被屠殺的，而是自殺的，後來也有這樣的事例。 [2]原註：《紅樓夢》的基本主題是一次熱烈戀情的受挫和一個貴胄世家的衰落。長期以來人們覺得它表現了某些真實事件，需要大量冗長而詳盡的注釋。是胡適把人們從這一泥沼中解救了出來，他通過認真細緻的研究，證實了第一章里有一個簡單明了的暗示：這個故事是自傳性質的。這一發現，解決了大多數歷史人物的「影射」，而這正是注釋家們煞費苦心地想要揭示的。 [3]原註：張誠及其他耶穌會士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關於康熙皇帝的逸聞趣事。下面就是一個例子：有一天，康熙在御花園騎馬的時候，突然瞥見身邊的一位官員，康熙知道此人曾向一位求他辦事的人勒索了兩萬兩銀子。皇帝對這位官員說：「牽住韁繩，領我繞場一周。」他們剛一回到原地，皇帝便下了馬。「這是你的辛苦費。」皇帝說著，給了他一兩銀子。「現在，」皇帝補充道，「輪到你了。上馬！」對方不得不照他說的做，皇帝牽住韁繩，領著他同樣走了一圈，說：「現在該你付錢了。我應該比你多多少呢？」這位官員結結巴巴地說：「無……無……無限。」皇帝簡單地回答道：「就讓我們按照兩萬倍算吧。你欠我兩萬兩銀子。」這位官員不得不乖乖地付錢。 [4]原註：耶穌會士的對頭們指控他們組織了一個秘密社團，對皇帝下咒。 [5]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字實齋，法國人，耶穌會傳教士。 [6]原註：最大的危險是俄羅斯人與西蒙古人結成聯盟。 [7]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時人，耶穌會傳教士，1658年來華。 [8]原註：對中國臣民來說，接受外國統治者（教皇）的命令被認為是錯誤的（也是危險的）。 [9]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義大利人，耶穌會傳教士，1715年來華，成為清初最重要的宮廷畫家。書中關於郎世寧的卒年有誤。 [10]語出法國作家伏爾泰。1750年代，英法兩國為爭奪加拿大而兵戎相見，伏爾泰稱，這根本就是「為了爭幾畝雪地而打仗」。 [11]作者這裡介紹得並不準確，事實上，圓明園是由三組園林建築群所組成的，即：圓明園、長春園和萬春園（後改名綺春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