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19章 大時代

玄宗皇帝繼位的時候只有28歲。他積極而勇敢，對自己的職責、家族的偉大以及大唐帝國在亞洲的命運，都有著鮮活的感受。他的統治時期（712—756），是最偉大的統治時期之一；他的時代，從許多方面看都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很少有過這麼多的天才人物一起湧現。玄宗皇帝本人就是一個出色的文士、詩人和音樂家，他是文學的保護人，身邊的詩人群星薈萃。兩位最偉大的抒情詩人李白（701—762）和杜甫（712—770），就生活在他的統治時期。 儘管中國詩歌主要依靠文學典故，因此常常被我們所忽略，但唐代抒情詩理解起來似乎更直接，因為它們所喚起的情感是人類普遍經驗的一部分。或許，這要歸功於唐詩所汲取的多重來源。如果我們分析它的成分，就會發現其中既有古代道教的宇宙幻想（由一種對崇高事物的澎湃激情所引發），又有佛教的憂思（由俗世紅塵的萬物無常所喚起）。這種雙重的靈感，在李白詩歌中某些更閎闊浩大的詩行里非常明顯：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 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春容舍我去，秋發已衰改。 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 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有時候，李白的一行詩就獨立地傳達了佛家萬物無常的全部精神：長波寫萬古。 而有的時候，調子則越來越苦澀、越來越絕望，就像這首以「虛空中的虛空」般的音調結尾的詩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 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 …… 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 還有：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 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 …… 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 下面這首也是類似的幻想主題：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 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李白的另外一些詩歌則是純粹的道教靈感：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提到大鵬鳥的古老神話，就這種帶有明顯象徵色彩的非凡翱翔而言，李白甚至比道教走得更遠：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 當他們不能上升到這樣的高度時，唐代詩人就會滿足於想像中的水陸山川、天高海闊，這意味著風景的創造。下面是王勃（649—676）著名的對句：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王維（他也是一位著名畫家）下面的這行詩，本身就是一幅畫： 積雨空林煙火遲。 在李白的詩歌中，也有許多這樣的空間想像，以最敏銳的印象主義風格表現出來。下面就是一幅洞庭湖的圖畫：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 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 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 山青滅遠樹，水綠無寒煙。 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 風清長沙浦，山空雲夢田。 這是山景： 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這是一幅黃昏的景色：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一幅夜景：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在訪僧的古典主題中（詩畫是共通的），你不難發現佛教和道教的靈感：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 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鍾。 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下面是探訪一位道教隱士：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 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鍾。 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峰。 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在說到李白的時候，如果不提及另一位偉大的唐代詩人、他的朋友兼競爭對手杜甫的話，那將是不公正的。杜甫也是一位風景詩人，正像在這幅秋景中所顯示的那樣：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層陰。 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 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 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李白與杜甫不僅僅是偉大的抒情詩人，玄宗皇帝還給了他們宮廷詩人的位置。他們都寫過長安宮廷里的無與倫比的生活，寫過皇帝寵妃楊貴妃的魅力。這個女人以她的才智和美貌而著稱，既是中國的蓬巴杜夫人，又是中國的瑪麗·安托瓦內特[1]。她最初是玄宗皇帝一位兒子的寵妾，皇帝被她給迷住了，讓他做了自己的寵妃。李白將她喻為著名的漢代美人趙飛燕： 選妓隨雕輦，征歌出洞房。 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他進一步表達這種優雅微妙的敬意：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 李白的另一首在宮廷宴會上創作的詩，說到這位寵妃：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杜甫也唱道： 中堂舞神仙，煙霧蒙玉質。 下面是杜甫所勾畫的一次皇家氣派的郊遊：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頭上何所有，翠微葉垂鬢唇。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穩稱身。 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 後來，當華宴曲終人散、美人香消玉殞之後，杜甫回想起了一次這樣的宮廷遊園會：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 昭陽殿里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 在下一代中，另一位著名詩人白居易（772—846），在他的《長恨歌》里寫到了這些其樂融融的集會：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 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除了在敦煌壁畫中發現了少量寺廟捐助人的肖像之外，世俗主題的唐代繪畫保存下來的非常少。然而，玄宗宮廷里的那些風流優雅的娛樂活動，卻在唐代陶俑小人像的發展中被喚醒了——女性音樂家和舞蹈者，貴婦人和他們的侍從，「剽悍強壯」的打馬球的少女。精緻的彩飾，使它們的膚色生氣飽滿，使它們的飾帶更加醒目，使它們的姿態更加優雅。這些小雕像，像李白和杜甫的詩歌一樣生動逼真，它們使長安宮廷的那個無與倫比的時期重新復活了。唐代騎兵連同他們的馬也已整裝待發，那些戰馬正用前蹄刨著地面，蠻族友軍帶有強烈鮮明的人種特徵，甚至包括佛教的護法天王，所有這一切，全都在講述著從太宗到玄宗時期，中國人在亞洲的英雄史詩。 宮廷生活的娛樂，並未妨礙玄宗執行他偉大的祖先在亞洲擴張的政策。在繼位之初，他有幸擺脫了他的主要對手、蒙古突厥人的統治者默啜可汗——他在一次叛亂中被殺，他的腦袋被送到了中國的宮廷（716年）。默啜的侄子和繼任者毗伽（意為「智者」）可汗真心誠意地努力與大唐帝國講和（721—722）。就這樣，長安城的輝煌朝廷與鄂爾渾上游的蠻族宮廷之間建立起了友好的關係，後者對前者表現出了顯著的敬重。它的位置，被那些打算控制蒙古的維吾爾人部落中的一個所取代，他們在鄂爾渾上游建立了大本營，他們的都城位於今日喀拉和林附近的黑城遺址。維吾爾人後來證明了他們是大唐王朝忠誠的盟友。 714年，在托克馬克附近，唐朝人在西突厥人的國家裡贏得了一場徹底的勝利，這使得很多這樣的部落都歸順到了唐軍的帳下。在736年和744年，唐朝的將領們贏得了對巴爾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谷那些反叛的突厥可汗的進一步的勝利。748年，中原人的廟宇修到了伊塞克湖西邊的托克馬克城——這是大唐帝國擴張到西突厥斯坦的一個明顯證據。在塔里木盆地，長期以來一直在搗亂的焉耆、龜茲、于闐和疏勒等小王國，再一次成了大唐帝國忠誠的諸侯。事實上，這些說印歐語言的古老民族開始意識到，大唐的保護是他們抵禦新的入侵者——吐蕃人和阿拉伯人——不可或缺的手段。我們已經看到，早在670年，安西四鎮就曾被吐蕃人占領，直到692年，大唐人才有能力解救它們。毋庸置疑，比起幾近野蠻的吐蕃人的統治，他們更願意接受大唐的宗主地位。至於阿拉伯人，在公元652年消滅薩桑王朝並征服波斯帝國之後，他們就把自己的征服範圍擴張到了河中。709年，他們把自己的宗主權強加給了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的國王。712至714年之間，他們延伸到了塔什干，滲透進了費爾干納。費爾干納的國王跑到疏勒避難，在那裡請求大唐守軍的幫助。他的請求立刻被接受了，715年，大唐大軍進入費爾干納，恢復了他的王位，趕走了阿拉伯人的前哨。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的國王，試圖從大唐人那裡獲得同樣的援助，吐火羅（巴爾克）國王也是如此。從718年到731年，所有這些親王都一直在向大唐朝廷上表稱臣。對此，玄宗皇帝做出的回應是：授予他們任職的文書，並讓那些處於他的宗主權之下的突厥部落去協助他們對付阿拉伯人。但他一直在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派一支大唐遠征軍到這麼遠的戰場上去。相反，他著手干涉帕米爾高原的另一側。 在這裡，他的主要任務就是阻止吐蕃人的擴張。現在，大唐人正在這一地區全方位地遭遇吐蕃人，特別是被迫發動一場讓人精疲力竭的針對荒涼的青海湖（庫庫諾爾）地區的吐蕃人的邊境戰爭。在吐蕃的另一端，吐蕃人正在威脅著位於帕米爾高原南部、印度一側的那些小王國。大唐在塔里木盆地的保護國和印度之間的最直接的通道經過這些王國——缽和（瓦罕）、小勃律（吉爾吉特）、大勃律（巴爾提斯坦）。唐代中國，通過貿易和佛教朝聖的紐帶與印度聯結起來，穿越這些帕米爾高原河谷的活動自由，對中國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吐蕃人把他們的宗主權強加給了小勃律，747年，唐朝將領、龜茲副節度使高仙芝（他是一個在中國效力的朝鮮人）由奇里克（婆羅犀羅）山口穿越帕米爾高原，在小勃律建立了大唐的保護國。當吐火羅國王於749年請求中國人的幫助以對付一位次要的山地首領（他是吐蕃人的盟友，切斷了小勃律與克什米爾之間的交通）的時候，高仙芝再度穿越帕米爾高原，又一次掃清了這一地區（750年）。在這一時期，克什米爾的首領和喀布爾的國王都是大唐朝廷的忠誠盟友，多次向朝廷上表稱臣。 就這樣，大唐在天山和帕米爾高原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成了塔什干、費爾干那和小勃律的主人，成了克什米爾、大夏和撒馬爾罕的保護者，大唐在亞洲享有了一個無與倫比的位置。高仙芝在龜茲的官邸中擔當了中國的中亞總督。 突然之間，整個結構轟然坍塌。同樣是這位高仙芝，對大唐軍隊走得如此之遠負有主要責任。 塔什乾的突厥人國王一直是大唐人的忠誠諸侯，因為他，塔什干成了抵禦阿拉伯人的最前哨。但在750年，高仙芝希望把國王的財富據為己有，於是捏造了一項針對他的子虛烏有的指控，領著一支大軍來到了國王的領地，砍掉了他的腦袋。這一暴行導致了西突厥人的反叛。受害者的兒子求助於阿拉伯人，他們立即派出了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的守軍去幫助他。751年7月，高仙芝的軍隊在怛邏斯河畔（今江布爾附近）被突厥和阿拉伯聯軍團團包圍，最後全軍覆沒。阿拉伯人把數千名大唐戰俘帶回了撒馬爾罕。這個歷史性的日子決定了中亞的命運，或者至少是決定了突厥斯坦的命運，它沒有成為大唐的（從事情的早期進展來看很有可能會這樣），而是成了穆斯林的。或許，大唐人在怛邏斯河畔所遭遇的滅頂之災還是有可能挽回的，倘若這場災難沒有碰巧跟大唐王朝軍事力量的崩潰合拍的話。就在同一年，也就是751年，南詔的倮倮王國在雲南的大理湖畔把唐朝的大軍打得落花流水；也是在這個災難性的一年，契丹的蒙古部落再一次在遼河西岸（今天的熱河）擊潰了中國將領安祿山。 事實上，唐朝已經被沒完沒了的軍事征服弄得疲憊不堪。人民已經越來越厭倦這些大範圍的遠征，他們從中看不到任何好處，最重要的是，他們越來越厭倦徵兵。就連李白這樣的宮廷詩人，也掩飾不住這樣的心境： 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 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 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 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 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 在杜甫的詩歌中，這種對戰爭的厭倦尤為醒目，哪怕他把時代改為漢朝以掩飾他的批評。下面是他寫於752年的《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第二年，杜甫的批評變得更直接了：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 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這是一首描述新兵到達上亞細亞的：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 徑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 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 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杜甫甚至把人民的悲慘境遇與宮廷的奢侈豪華做了比較，尤其是跟寵臣家庭所積聚起來的財富做了比較：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 …… 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 ……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揭竿而起的條件成熟了。反叛來自最意想不到的方向，領頭的是朝中的一位將領——安祿山，他是一位在大唐效力的韃靼冒險家。玄宗皇帝和美麗的楊貴妃都對他寵愛有加。然而，755年，深知人民對君王普遍不滿的安祿山，突然在遼東他的大本營里舉起了反叛的大旗。幾周之內，他越過了河北，突襲了洛陽，正向都城長安進軍。就在他逼近長安的時候，皇帝帶著楊貴妃和她的兩位姐姐以及她的一位擔任宰相的堂兄，連夜逃往四川。路上，隨行將士缺乏糧餉，發動兵變。他們殺死了楊貴妃的堂兄、宰相楊國忠，把他的腦袋挑在長矛上，帶給了皇帝。接下來，他們以同樣的方式處理了楊貴妃的兩位姐姐。皇帝被將士們的叫嚷聲給嚇住了，他走了出來，試圖用溫言好語平息他們，但譁變者們現在要的是楊貴妃本人的腦袋。玄宗皇帝被叛亂者團團圍住，只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不幸的女人被人帶走，然後被士兵們絞死。完事之後，心滿意足的士兵們各歸其位。 曾經在楊貴妃的輝煌歲月讚美過她的杜甫，在一首感人至深的詩歌里哀嘆了她的悲劇結局：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 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晚輩詩人白居易在他的《長恨歌》里寫到了她戲劇性的死亡：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在此期間，安祿山占領了都城長安（756年7月18日）。不幸的玄宗皇帝繼續他的逃亡之旅，直奔四川，這是一次事實上的退位。他的兒子李亨在寧夏地區指揮著忠誠於皇室的軍隊，在那裡被他的將士們推上了皇位（756年8月12日）。 這位新皇帝（唐肅宗）是一位積極而善意的皇子，他的整個統治時期（756—762年）全都被用來從叛亂者手裡贏回中原。在完成這項任務的過程中，他得到了一位偉大的軍事將領的協助，此人就是郭子儀。郭子儀是軍事忠誠和獻身王朝的榜樣，唐朝的復辟，最大的功勞要歸於他。為了得到增援，肅宗求助於突厥人，從太宗時期以來，大唐王朝在突厥人當中享有相當高的威望。最有力的突厥民族，是當時控制著外蒙古的維吾爾人，他們給肅宗派出了一些小分隊，多虧了這些援軍，唐軍才得以收復長安和洛陽（757年）。但叛亂遠沒有被鎮壓下去，肅宗死了，留下了未完成的任務（762年5月）。叛亂者甚至第二次占領了洛陽。要想最終把他們趕走並平定下去，還需要維吾爾可汗親自介入，他領著自己的騎兵從蒙古揮師南下（762年11月）。 在這場戰役期間，維吾爾人的可汗結識了一位摩尼教教士。摩尼教是一種在波斯創立的混合宗教，部分源自於本地的襖教，部分源自於基督教。作為會見這位教士的結果，維吾爾可汗皈依了摩尼教，並讓它成為了本民族的國教。這種曾經幾乎讓聖奧古斯丁也皈依的異端信條，如今被一種奇怪的命運拿來征服蒙古。必須承認，摩尼教幫助了維吾爾人的風俗習慣人性化，除此之外，還在他們當中傳播了藝術，這種藝術，就像摩尼教本身一樣，主要來自於波斯。在吐魯番地區發現的摩尼教的壁畫和縮圖（鑑定年代在800至840年之間），事實上是現存的波斯繪畫最早的樣本。 既然是靠著人家的力量挽救並恢復了皇位，唐王朝對這些維吾爾國王的任何要求都沒法拒絕，有幾次，他們還娶了唐王朝的公主。維吾爾人還把他們的影響力用來保護唐王朝的摩尼教，在他們的要求下，長安朝廷批准了在幾座城市裡修建摩尼教的廟宇。只要維吾爾人的統治繼續存在，這種保護就會一直維持下去。840年，當維吾爾人的統治被吉爾吉斯突厥人的攻擊所中斷的時候，唐王朝的摩尼教團體發現，一夜之間，他們的宗教就被禁了。 另一方面，景教在唐代卻享受著幾乎從未中斷的保護。我們已經提到過，最早的景教教堂是638年在長安城建造的。就在同一年，太宗皇帝頒布了一篇支持景教的詔書，稱它是王朝寬容精神的一個值得讚許的榜樣：「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2]關於景教在中國的情況，有一塊著名的碑刻，是781年在長安城用古敘利亞文和漢文刻成的。它一開始是一段基督教（景教）教義，然後是一份清單，開列了唐朝皇帝自太宗時期以來賜予景教團體的恩德，這裡面著重提到了玄宗皇帝，他曾帶著一幅親自題寫的字駕臨長安的景教教堂。景教一直沒有遭受過什麼磨難，直到845年，當迫害對準佛教的時候，它也遭受了池魚之殃。 但摩尼教和景教在中國從未得到過廣泛的傳播，幾乎完全局限于波斯和突厥的居民。主要的觀念之戰，依然是在儒教、道教跟佛教之間進行。745年，玄宗皇帝（他終其一生主要是受道教的影響）統治的晚期，道教典籍首次被收集成一部總集，這形成了未來道教經文的基礎。837年，9部儒家經文被鐫刻在石碑上，這樣，學者就可以製作任何數量的經文拓片。至於佛經，我們已經看到了，像玄奘和義淨這樣的朝聖者從印度回來的時候是如何整套整套地帶回了梵文佛經的典藏[3]，這些典藏很快就被翻譯成了漢文。大量漢文典藏的收藏，佐證了這項工作是以什麼樣的水準來完成的。 文人們以古代儒家智慧的名義，極力反對佛教和道教神秘主義的前進浪潮。819年，憲宗皇帝（他本人醉心於這兩種宗教信仰），以盛大的儀式迎接了一件佛教遺物。為此，他受到了韓愈的責難。韓愈是唐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呈遞了一篇措辭激烈的奏摺，其中的有些話直到今天依然經常被人們引用：「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韓愈誠實而勇敢，他把佛教和道教歸為同一類，指責它們是反社會的、無政府主義的：「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4]儒家文士總是攻擊佛教徒的懶惰和出家，攻擊道教徒的消極、煉丹和巫術。然而，在某些特殊場合，儒教和道教又能夠採取共同的立場，一致反對「外來宗教」——佛教。845年，武宗皇帝（他本人是道教信徒）頒布了一篇反對佛教的詔書，以回應韓愈的所有論點。大量的佛僧被迫還俗，4600座佛寺和廟宇被關閉。但下一位皇帝懿宗（859年—873年在位）卻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在他的統治時期，佛僧恢復了其全部的影響力。 然而，佛教終歸還是在中國紮下了根，理由就在於它變得更加漢化了。在唐代早期經由塔里木盆地從印度北方傳過來的最新的佛教，是古代印度宗教信仰的一種高度發展的形式，事實上幾乎就是一種全新的宗教。我們已經看到，在印度，從大約公元初年開始，一種不期然而產生的形上學和神話被添加上了最初由佛教所宣揚的相當簡單的教義。這種轉化，是那些被稱為大乘佛教的教派的傑作。其中的一部分宣稱信仰一種絕對的理想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唯心主義的一元論，它多少有點類似於費希特的體系，滅除了自我和外部世界，最終僅僅只承認「唯識」，或者「理想的世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這就是玄奘從印度帶回來的那套體系。有些類似的觀念，形成了另一套體系的框架，這套體系是6世紀晚期一位中國佛僧在浙江的天台山創立的。在普遍無常當中（根據佛教的說法，正是這種無常組成了世界），天台宗發現了一種普遍本質，掌握了這種本質，信徒就能夠實現徹悟。這種信條導致了一種神秘的一元論，在其中，我們不難發現道教的滲透，因為這種普遍本質跟「道」有著顯著的類似性。另一個佛教流派禪宗（梵文是dhyana，漢文是「禪」，日文是zen），試圖通過直覺來發現心靈深處完美的本質。這種內省式的投入，這種神秘的淨化，無疑可以追溯到印度瑜珈信徒（既有佛教徒，也有婆羅門教徒）的苦行。然而，你可以在這裡再次認識到道教觀念的逐步滲透。禪宗的沉思，與道教的忘我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如果說古老的本土道教就這樣影響著佛教的發展的話，那麼反過來說也同樣是對的。如今，道教也仿效佛教把自己組織成教會組織，道教的聖人們，按照佛教僧院的模式聚集在教派團體中。 佛教對中國民眾的最大吸引力，就在於它的神話，在於它五花八門的禮拜儀式，尤其是對菩薩的祭拜，這些超自然的存在被創造出來以代表歷史上的佛陀。這樣的創造是必不可少的。一種宗教必須提供信徒能夠對之祈禱的上天保護者。如今，佛教並不包括任何絕對的觀念，歷史上的佛陀作為人的存在已經實現了涅或者最終消失了（整個佛教教義依賴於這一斷言），你如何能向他祈禱呢？因此，在印度，大約從公元初葉開始，大乘佛教的信徒們就賦予了他們的彌賽亞——彌勒佛——以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他即將道成肉身（像佛陀釋迦牟尼一樣），再一次拯救世界。在公元紀元的前6個世紀裡，信眾的虔誠轉向這位彌賽亞，在中國——從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的佛像來判斷——他在北魏時期的佛像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接下來，隨著救世主的緩慢出現，這種對彌賽亞的崇拜也就逐漸衰退了。流行的禮拜儀式轉向了另一位菩薩——Avalokiteshvara（他的名字在梵文里的意思是「俯視蒼生的主人」），相當於佛教里的上帝。通過一種古怪的變形，在這位菩薩到達中國的時候，他似乎披上了女性的裝束。這位俯視蒼生的主人變成了「女神」觀音，相當於佛教里的聖母馬利亞，充滿溫和與憐憫，她拯救靈魂，把他們從五花八門的地獄裡營救出來，讓他們重獲新生（在她腳下神秘的蓮花內），進入美妙神奇的天國。與觀音共同承擔這項任務的，是另一位神——dhyani-buddha（神秘的佛陀）阿彌陀佛，他被看作是觀音的精神之父，觀音把他的像戴在自己的頭髮上。對阿彌陀佛的虔誠禮拜，產生出了一種心靈的宗教，一種真正虔誠的純粹個人化的崇拜，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基於對菩薩慈悲的無限信任的單獨祈禱；只要向阿彌陀佛看上一眼，或者在心靈深處向他發出一聲祈禱，就足以獲得拯救。 這種充滿了溫柔和信心的個人宗教，或許正是佛教在中國民眾中能夠贏得更多皈依者的原因，其作用要超過所有玄乎其玄的佛教哲學沉思。無論是儒教還是道教，都拿不出堪與之相比的東西。女神觀音被中國百姓所接受，在民間的祠廟裡跟儒家的聖賢和道家的神仙並排擺在一起。她也被道教徒自己所採用，她依然在所有不同宗教崇拜的普遍結合中占據著頭等重要的位置，這種宗教融合，組成了今天中國的民間宗教。 敦煌的那些旗子（鑑定年代來自唐朝和五代），顯示了發展中的各種佛教崇拜。彌勒佛的救世信仰與觀音的天國福地並駕齊驅，印度人的俯視蒼生的主人，在你的眼前轉化成了中國人的觀音。這就是敦煌洞窟為什麼特別引人入勝的原因。敦煌不僅僅是從依然滲透著印度影響的塔里木盆地藝術過渡到純中國藝術的交匯點，它還保存了中國被佛教征服之後中國人對佛教的反吞併的唯一證據。 【注釋】 [1]蓬巴杜夫人（Marquise de Pompadour,1721—1764），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情婦。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后，法國大革命中被送上斷頭台。 [2]《唐會要》卷四十九。 [3]原註：玄奘朝聖是在630—644年，而義淨是在671—695年。 [4]這兩節引文均出自《舊唐書·韓愈傳》卷一百六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