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15章 北魏的藝術

我們已經看到，整個公元4世紀，在中國北方，前赴後繼的突厥－蒙古人的遊牧部落，在連續不斷的短命王國的顛覆中互相殘殺。從這場大混亂中，最終出現了一個更持久的政府，這就是拓跋王朝，這個民族在文明史和藝術史中都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他們的朝代被稱為魏（常常稱做拓跋魏，以區別於三國時期的魏）。 拓跋是一個在大入侵時期之初定居于山西最北部的突厥部落。在396年至439年之間，他們消滅和兼併了所有定居在中國北方的其他部落，把整個華北地區統一在自己的統治之下，正像歐洲的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倫巴第人消亡之後，法蘭克人在他們的廢墟上建立了加洛林帝國一樣。像法蘭克人把日耳曼文化與拉丁文化相協調一樣，拓跋人也在保存他們突厥人的活力的同時，又逐步成為了中國傳統的組成部分。此外，他們在漢人的心目中也獲得了自身的價值，作為中原北方的守衛者，抵禦著新的入侵者，尤其是當時控制著戈壁的阿瓦爾人（柔然）的蒙古部落。通過一系列先發制人的遠征和決定性的反襲擊，他們迫使這些遊牧部族在整個5世紀中退回了蒙古腹地。 北魏國王拓跋燾（太武帝，423年—452年在位）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了一場雙重爭鬥中，最終奠定了本家族的大業。一方面要在戈壁作戰，保護中土免遭來自北面的遊牧部落新發動的入侵，另一方面又要持續不斷地壓制南京的南朝帝國。在一次不同尋常的講話中（這是中國史家保存下來的），他本人就暗示了自己所享有的優勢：跟蠻人比他是半個漢人，跟漢人比他是半個蠻人。「漢人（指南朝人）皆步卒，我們是騎手。一群小馬小牛如何能斗虎狼？至於那些遊牧民，夏天趕著他們的畜群在漠北草場放牧，至冬天才南下擄掠。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在春天到草原上去攻擊他們。在那個季節，他們的馬匹毫無價值。牡馬一心想著母馬，而母馬則惦記著它們的馬駒。這時候只需出其不意，大舉襲擊，切斷牧場和水潭的通道，不出數日，他們就會束手就擒。」[1]公元427年，他依計而行。四路輕騎兵縱隊由南至北穿越了戈壁灘，他們的行進沒有被輜重車隊所拖累，每個人攜帶了15天的乾糧。措手不及的柔然人被趕出了蒙古大草原，退回了貝加爾湖附近或鄂爾渾河邊的崇山峻岭中。429年，拓跋燾親自實施了一次更遠的襲擊。遊牧部落再一次被打了個措手不及，陷入混亂，不得不交出數不清的車馬牛羊。差不多400年後，同樣是這些柔然人，他們最後的子孫在匈牙利被另一位文明的捍衛者——查理大帝——給徹底消滅了。 查理大帝調和日耳曼文化和拉丁文化的方式，與拓跋燾調和本民族信仰和漢族思想信念的努力，我們可以在這兩者之間作進一步的比較。天神（Tengri，阿爾泰部落的神）很容易轉化為「天」——凌駕於儒家哲學之上的天，而大地女神以及各種春天與山頂之神，也可以被認同為漢人自然崇拜中的眾神，就像羅馬人把鄰國的神同化為自己的神一樣。但拓跋燾比他的前任們走得更遠，他放棄了那些不能被改造得與儒家信仰相一致的阿爾泰宗教。然而，在以這種方式漢化本民族的同時，他並不允許他們丟掉自己的軍事才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拒絕放棄祖輩們在最遠的山西邊境的營地（位於大草原的邊緣），而進據他的大軍所占領的中國歷史都城長安和洛陽。此外，他還保留了野蠻（儘管很明智）的祖制：在一位新的拓跋國王即位之前，新國王的母親必須被處死，以避免來自這位未來太后或其宗族成員的敵意和野心。最後，與許多其他蠻族首領不同，他不信任佛教影響的日漸衰微和僧侶出家的增長。438年，他頒布了讓佛教僧徒還俗的詔令，而444年和446年所採取的實實在在的迫害措施使這一詔令得到了強化。儒教史家懷有敵意地堅持認為，446年的詔令要歸因於在一座最著名的佛寺里發現了醇酒和婦人。但儒家文人對這一偉大印度宗教的指控更加嚴重：佛教徒的僧侶生活「取消了家庭」，並因此動搖了祖先崇拜的根基，另外，它讓人有機會逃避兵役，這對於像拓跋燾這樣的軍人來說很有說服力。 這場迫害以拓跋燾被殺和他的孫子拓跋（文成帝）的最終繼位而告終，時在公元452年。接下來的統治者拓跋弘（獻文帝，466年—471年在位）公開宣稱自己是佛教徒。471年，他讓位給兒子（一個5歲的孩子），出家為僧。「他退隱到皇家花園的一座佛塔里，與僧人為伴，除了特別重大的事情，其他概不與聞。」他的兒子，年輕的國王，對這一偉大的印度宗教表現出了同樣的熱情。在佛教的影響下，他賦予拓跋家族的嚴刑峻法以人性，砍頭的刑罰被監禁所取代。佛家憐憫眾生的精神，導致了對用動物祭祀天地祖宗鬼神的禁止，或者至少是大幅度減少。公元494年，他把首都從平城（山西的最北端）遷到了洛陽——古代的東都，並令自己的官員使用漢語、穿著漢服，以此完成了拓跋魏的漢化。 從515年到528年，拓跋魏被胡太后所統治。這位老蠻族首領的女繼承人，是本朝一位了不起的統治者。她是一個精力充沛、肆無忌憚的女人，為了保住手中的權力什麼事情都幹得出。胡太后害怕一位從前的競爭對手，逼她皈依佛門，最後乾脆殺了她。同樣，她還下令處死了那些不再討她喜歡的情人。528年，她毒死了自己的兒子，因為他越來越厭煩她的情人們的監護，而對此憤憤不平的政府官員們開始揭竿而起。認識到自己大勢已去，這位殘忍無情的女王剪掉了自己的青發，立誓為尼，但起義者們把她從尼姑庵里拖了出來，扔進了黃河。胡太后儘管作惡多端，但她像前面幾位國王一樣，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鼎鼎大名的龍門石窟，其部分建築要歸功於她，正是她派出了朝聖者宋雲去印度學佛（518年—521年）。 流血的時代常常也是信仰的時代。中國最偉大的宗教雕塑——山西北部的雲岡石窟（452年—512年）和洛陽附近龍門石窟（自494年起）的那些佛像，就要歸功於拓跋魏。 北魏的雕塑，被稱為羅馬式和哥德式雕塑的遠東版本，這二者要到600年和800年之後才在歐洲發展成型。它們的起點——中國的希臘－佛教風格，和歐洲的高盧－羅馬風格——是相似的。正像哥德式或羅馬式塑像作者使希臘－羅馬造型藝術的傳統適應於純粹的精神目的一樣，北魏時期的藝術也藉助了犍陀羅的裝飾技法和阿波羅樣的面貌特徵，目的僅僅在於更完美地表現佛教的純精神性。這一點至關重要。古典原型（當時尚未徹底消失），衣飾（當時尚未程式化為大角褶或小圓波），以及面貌特徵的人性化魅力（當時並沒有幾乎完全消瘦）——所有這些都從屬於玄學思想。這裡只留有虔誠、熱情和純粹信仰的訴說。雲岡石窟中的某尊佛像就是一種人格化了的冥想。另一尊雲岡佛像，帶有一絲動人的微笑，就像蘭斯的天使那樣的微笑，表達了對塵世事物的超然，還有一種神秘的嘲諷（多半是無心的）——然而這種嘲諷充滿了對世間的愚蠢和虛榮的寬容。但更常見的是，這種超然的諷刺似乎在逐漸減弱，因此，從這種意味深長的冥思中閃耀出的僅僅是解脫後的大平靜。 追蹤雲岡藝術的演變是有可能的。首先是來自阿富汗的希臘風格佛教藝術的影響，是由大量聚集在拓跋國王的宮廷里的犍陀羅傳教僧侶們帶來的。因此，在這兩座石窟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巨型佛像，其樸素的處理方式，讓人聯想到阿富汗的巴米揚大佛。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壁龕中那些小佛像的處理方式已經遠離了犍陀羅藝術的經驗。這些纖瘦的、拉長的、常常還瘦骨嶙峋的形象，有著剛健褶皺的衣飾，但保持著讓人安靜的簡樸和青春朝氣的優雅，呈現出某種在全然「刻板」的犍陀羅雕像中所缺乏的東西。這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性的藝術。正如哈金[2]所寫的：「這些以令人愉悅的嚴肅為特徵的形式，佐證了藝術對信仰事件的迅速適應。他們預示著高水平的精神生活；它們的造型外觀被小心翼翼地削弱了，不再那麼引人注意，溫柔慈愛的微笑，殘留著『賜福者』對這個世界的唯一妥協。」這是一種從未能同時實現的和諧。據喜龍仁[3]說，雲岡藝術是從一種極端神秘的貧乏向造型形式的相對恢復發展的：「雲岡藝術，在達到成熟的時候，似乎達到了某種背離其早期風格化的程度。形態更圓、更滿，衣服的褶皺不那麼僵硬了，線條的相互作用更柔和流暢。不過，形象依然保持著相對冷峻的外觀，一種難以形容的內省和超然的氣氛，這讓它們在宗教雕塑當中達到了很高的水平。」[4] 龍門石窟的雕像，是雲岡佛像的延續。其神秘色彩和風格化常常走得更遠，例如那些鑑定年代出自509年和523年的佛像。大大拉長了的僵硬體形，帶著固定的微笑，衣飾粗糙地突變成大褶皺，或者瑣碎地衰減為小波紋，與任何模式化的人神恰恰相反。在籠罩著它們的巨大光輪（這形成了僧袍的一種程式化符號）的尖拱之下，不再有肉體生命的外形。這種佛僧特有的氣質賦予龍門佛像（確切地說是那些出自公元6世紀的佛像）以一種最為引人注目的神秘色彩。 不妨在這一時期的藝術與歐洲的羅馬式藝術之間作一個比較，倘若我們懂得這麼做乃是從比較哲學的觀點出發，是為了分析和比較人類價值的目的。如果跨越時空的界限，北魏藝術與羅馬藝術之間是存在關聯的，因為二者都源自於古典標準，儘管這一古典標準不受習慣的約束，並且被一種巨大的神秘力量所革新，從那以後被用來表達純粹的精神價值，而不是身體的美。雲岡和龍門的藝術跟希臘風格的佛教藝術之間相隔的時間距離，與羅馬藝術跟歐洲的大教堂藝術之間相隔的時間距離很接近。偉大宗教藝術的重要時期並不多見，北魏時期就是其中之一。 【注釋】 [1]這段話其實出自拓跋燾的謀臣崔浩，由於文意出入較大，這裡只好意譯。原文參見《魏書·崔浩傳》卷三五：「蠕蠕（即柔然）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群，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 [2]約瑟夫·哈金（Joseph Hackin,1886—1941），法國考古學家。 [3]喜龍仁（Osvald Sirén,1879—1966），瑞典學者，以研究中國藝術史著稱。 [4]原註：其中有一尊最精美的佛像現存巴黎的塞努奇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