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兵器史稿 · 第一節　銅器時代

中華民族最先知用銅為器之時究在何時？稽諸古籍，多難徵信。 民國以來，發掘事業漸盛，考古學家輩出，對於銅器時期漸多論斷。如馬衡氏謂：「吾人可信商之末季已完全入於銅器時代。但此為積極的證據，若由消極的證據觀之，不能謂銅器時代即始於是時。何則？吾人所見商末之器，其製作之藝術極精，如《考古圖》所錄亶甲墓旁所出之足跡罍，雖周代重器亦無以過之。此種工藝，豈一朝一夕之功所克臻此。況古代文明之進步，其速率蓋遠不如今日。以吾人之推測，至少亦當經四五百年之演進，始能有此精緻之藝術。然則始入銅器時代之時，至遲亦當在商初，雖其時或為石器銅器交替之時，但不得不謂之銅器時代。故言中國之銅器時代，必數商周二代，其時期約歷千五百年。秦漢以後，銅器漸微，而鐵器代興矣。」[1] 一九三五年，英國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對於中國青銅器之起源，有簡單之論斷，略謂：「中國青銅器之發明，最遲當在商初（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或尚遠在其前。以我人就現存之商代銅器觀之，其製作之技巧已極進步矣。冶金術之起源與制陶極有影響，故古代銅器之形制，大部與陶器相同。如鬲、甗、豆等，在古陶器內極多發現。然銅器之較遲者，或出於他種器物之模仿，如簠即仿諸竹製之筐是也。」[2]此其說殆與馬衡氏所見大同小異。 一九三七年四月，南京《全國美術展覽會專刊》載唐蘭君之《中國古代美術與銅器》一文，對於銅器時代略有論及，略謂：「中國銅器時代的早期情形，現在還不很清楚。商代的銅器製作，已極精美，決不是初期作品，所以我們假定它是源起於夏代的。由商到西周是極盛時期。春秋以後，鐵器漸興，戰國時銅器雖一度有很精美的作品，但到漢以後就完全衰落了。」[3]比其說亦仍與馬衡所見不甚相遠，唯由商初而略推遠至夏代耳。 繆鳳林君所作《評馬衡「中國之銅器時代」》一文[4]，力辟馬氏所謂「中國之銅器時代，必數商周二代」之說，一一指摘其引證之不當，立言甚博。其意似謂中國銅器時代遠在三代以前，然並未明言始於何時，而偏重於駁斥馬氏之謬誤。依吾人見解，馬氏固謂「始入銅器時代之時，至遲亦當在商初」，既謂至遲，馬氏固未敢斷定銅器僅始於商初也。 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間，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歸自甘肅，將所獲古器物分為六期，前三期均無銅器，後三期則銅器次第增加，且有頗為精美者。安氏曾以其最末期（沙井期）之銅器，與羅振玉在河南所獲之殷墟銅器比較，不逮遠甚，因謂甘肅出土最晚期之銅器必在商殷之前[5]。 日本學者梅原末治君近著《中國青銅器時代考》一短冊，其結論一方面承認「中國青銅戈戚等有特性之利器，在四鄰各古文化國中，皆難以見出，其器形之發展，乃自石器而來，在古代中國之地域，為不動者。換言之，即此種銅利器之特殊的發達，乃表示中國青銅時代之獨自性，此後不久即成為具有特色尊彝出現之背景。而由此以來其時代之長短，今日雖尚無可以計出之確證，然其決不能短，則可以推測知之」。是謂戈戚等兵器，為中國特產之古兵也，一方面則主張銅器時代東西一元論之說。謂中國開始之青銅器，來自西方[6]。 梅原氏此項主張並非新穎，從前歐洲學者已經有人說過。就大體而論，銅器西來說蓋與中國人種西來說有相當之聯絡，其理由大同小異。主張人種西來說者，從前大都以中國未曾發現石器時代之文化為其主要理由，今則中國各地均已先後發現各石器時代之遺物極多，頗有自成一家、深具個性、與西方石器時代之器物迥然不同者，人種西來說既已失其根據，銅器西來說亦自難以成立。銅錫合金之器物未必系由西方傳入，中國南部，銅錫均有而頗富，現在發掘工作，僅及商殷，地方多在中原，將來範圍逐漸推遠，得到中國南方古文化遺址之發現，自有實物可以證明吾人之說也。 與吾人之意見相同者，當推十數年前章鴻釗氏之說。章氏為金石及考古專家，為主張中國人種及黃帝西來說最力之一人[7]。吾人對於中國民族之見解，雖始終認為自遠古以來，中國人種即為中國之主人翁，並非自西而來或由南而至，但頗同情於黃帝西來之說。唯此之所謂西，並非歐洲或亞洲之極西部，不過在中國之西方耳。至於章氏對於中國銅器時代之主張，則吾人深表同情，認為所見甚為正確。章氏所謂：「中國之有銅器，從考古學證之，固當始於公元前兩千五六百年，或更進而上之，亦尚未可知也。」[8]恰與吾人上文所言意見相同。章氏所作《中國銅器鐵器時代沿革考》[9]徵引甚博而詳，茲摘錄其結論如下： 中國銅器與鐵器之消長時代，得大別如下： 始用銅器時代　五帝之初，即公元前二十六七世紀。是時石器或未全廢，唯書契無可考…… 銅器全盛時代　夏、商、周三代，即自公元前二十二世紀至前五世紀…… 始用鐵器時代　春秋、戰國之間，即公元前五世紀。吳楚諸國，冶煉漸精，始制鐵兵，唯仍以用銅為多。 鐵器漸盛時代　自戰國至漢初，即自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之始。是時農具及日用諸器，已盛用鐵，唯兵器尚兼用銅。 鐵器全盛時代　東漢以降，即自公元一世紀至今日。東漢兵器已盛用鐵，其後銅愈乏，甚乃禁用銅器。 章氏此種論斷，吾人極表同情，所謂銅器始於五帝之初，全盛於三代之時，想與事實相去甚近。將來出土實物日多，自可逐漸證明此說之當否也。唯有兩點須加說明：一即紅銅（天然銅）與青銅（合金）之時期先後，章氏未曾注意及此。蓋因商代以前之銅器，至今尚鮮出土之物，僅安特生在甘肅發現所謂銅器時代及青銅時代之初期銅器，而列入辛店、寺窪及沙井三期。沙井期已有精緻帶翼之銅鏃，據云已當商初時代，約在公元前十七八世紀之時，當已為青銅器矣。究竟紅銅器始於何時，章氏所謂銅器始於公元前兩千五六百年，是否專指紅銅器而言，青銅器在後若干年？是須分別言之，始能證明梅原末治所主張「中國青銅器西來說」之謬誤否也。二則章氏之意，以為中國銅器始於公元前二十六七世紀，即黃帝由西方來主中夏之時，銅器系與黃帝俱來者。此意吾人未敢苟同。蓋中國南方自遠古即為產銅產錫之區，斯時中國南方民族似早已用銅矣。不但紅銅兵器為中國古民族所自行創製者，即合金之青銅兵器，亦為中國南方古民族自行發明創作之物，並非來自西方者。將來發掘事業日盛，出土物日多，必可證明吾人之說不謬。現時論述古銅兵，既缺實物，亦寡考據，僅知其遠古以來，地下應有，蘊藏或富而已。但因出土實物缺乏，故古兵器之形狀種類及其製造方法，均漫無可考，多聞闕疑，慎言其餘，為吾人應守之規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