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兵器史稿 · 第三節　新石器時代之石兵

中國新石器時代之石器，近二十年來，各地均有所發現，尤以最近數年出土者為多。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各省圖書館、博物館、古物保存所以及考古專家輩之努力，發掘事業之進展甚速，出土器物日多，專門報告何止數十種。是以一九三六年新加坡賴佛斯博物館所出《馬來石器彙刊》（英文版）第一冊中，曾有英國考古學家加能費斯（Callenfels）在其專著中讚美中國人近來對於石器時代器物之研究及工作，謂「駸駸乎駕於日本之上」，進步甚速，蓋實有所據而云然也。 新石器時代之石兵，業已大形進化，非但人工磨製精良，兵器平澤銳利，可與現代之石器相比而無遜色，抑且各種兵器均有，如石刀、石刃、石匕首、石刺刀、石槍、石矛頭、石戈、石鏃、石棒、石斧、石圭、石鐮刀、石錛、石鏟等器（日本且有石盔發現），幾於全套武裝均有。既然出土之地點較多而廣，可依地理由西北而東北而東南而西南，分省敘述，並各依出土先後以列之。 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氏，於十餘年前，在甘肅、新疆一帶曾發現新石器時代之石器，為數不多（陶器則甚多），但其中有一兵器可與注意，即骨石合制之刀是也。其刀以骨為干，而以燧石薄片嵌入為鋒口，出土於西寧縣周家寨[10]（第一圖）。 一九三二年，法國教士德日進與楊鍾健在甘肅、內蒙古及新疆一帶收穫新石器時代之石器不少，其中有類似他處出土之物者，有異於各處出土之物，而從未經人研究者[11]。此類石器大多數均系打琢石器，極有興趣及價值。其中有大石鏟三具，其長達三十公分，想系新石器時代居住沙漠地方人民所用之大型石鏟；內矽晶石制平杵形大鏟二，發現於內蒙古烏里烏蘇沙漠中，兩頭作圓形，體平而如板；又綠岩石制尖腳形大鏟一，發現於新疆吐魯番東邊七角井子地方，其切面略如合蓋蚌殼形，邊上之打琢痕跡較多。琢腰平面石子二件，頗似近年馬來半島出土之腰形石斧，系在新疆溫宿出土者。此種中部左右琢入凹成腰形之腰形斧（第三圖版第一號），出土範圍甚廣，北至蒙古、張家口等處，南至馬來半島，中達四川、西康及西藏等處，均曾發現同式樣之器，今又在較西之新疆溫宿地方覓獲，可以證明當時利用此等石兵之人群，其足跡幾遍及於亞洲之東南北各處，是否與廣西中石器時代之人類同期或在後，尚待證實，今只能假定為新石器時代之石器耳。一邊琢腰兩面有刃綠石小刀一具，其切面作合蚌形，又圓錐形或饅頭形火山石塊小石錘一具，均獲自內蒙古哈達廟地方，頗似「滿蒙新石器時代式」；而半琢腰之刃，又與腰形斧同其源流。據德日進之記載，謂此次在內蒙古搜尋石器之結果，並未發現磨製石斧，僅獲打制（琢制）之器，然則此種石器之屬於中石器時代，固有可能性也。新疆西部七角井子地方出土之石器，尚有立體如錐（蛇頭形）、平面如扁蚌之綠石塊制石鑿或石琢二具，系用扁平石塊製成，而琢打其一邊者，其尖喙凸出可認。德氏又在新疆溫宿地方獲得黃色柔沙石制之石刀，磨製甚平，磨工頗細，其形略如雪茄菸，底圓而上尖略歪，兩面磨平，一邊開口，有三缺痕，想系用損者。德氏謂此刀頗似數年前李濟在河南殷墟發現之刀。又在溫宿獲一石刀或石刮，則較上刀大為簡單，系用天然長扁一頭圓形、一頭直形之石子琢打其一邊而成刃者，切面作葉形，想較上刀為古。溫宿出土之石器，據云大都均系用天然石子製成，石子大小不等，大率長圓形或圓形，其體扁直平澤者居多。或琢打其一邊而成刃，或琢打其圓體而成磨盤與沖搗器，或琢凹其腰而成腰形斧。此種石子制之石器頗多與近年馬來半島出土之石子制石器相仿佛，彼此應有關聯（第三圖版第一號）。 東北諸省近十餘年來，出土新石器時代石器頗多。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梁思永氏，曾先後在吉林昂昂溪及熱河查不干廟、林西、雙井、赤峰等處，掘出新石器時代石器及骨器多種。安特生氏，亦在奉天[12]錦西縣沙鍋屯掘出仰韶時代遺址之琢制石鏃數種及磨製石斧（第六圖版第十一、十二、十四等號及第三圖版第六號）。昂昂溪之骨兵，有漁叉及骨刀等器（第七圖版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等號），應系古代漁人所用，其中亦有角制器數件。石兵則有精琢不同式之石鏃（第六圖版第九、十兩號），精琢類於矛頭之石器（第六圖版第三、四、五等號），琢邊石刀（第四圖版第一號），石斧錛（第三圖版第二、三兩號），以及麼石制石刃及類於石矛頭或匕首之兵器。 熱河林西之石兵則有大石核制之石刃、石刮刀、石鑿、石槌等器；麼石制之小刃及刮、錐、鑿等器；非麼石制之鑽、割、刮等器；精工琢打而成之非麼石制石刃、石刮、石鑽、石槌等器以及捶制搗器、磨器、大小石磨盤及手磨棒杵等器。赤峰出土石器，有製作簡樸，頗類舊石器時代石器之石兵二件、粗糙石刮、石槌、磨製石斧碎片及搗磨石器。其中有一大石子制之石斧，石皮尚在，琢痕清晰可數，頗堪注意（第三圖版第四號）。 從前熱河凌源地方，曾出土雙孔燧石小刀，嗣後河南殷墟等處亦掘出此種雙孔小燧石刀極多。章鴻釗氏謂為石粟鑒[13]。《集韻》云：「鑒，剛也，其刃長寸余，上帶圓銎，穿之食指，刃向手內，農人收穫之際用摘禾穗，與銍鐮制不同，而名亦異，然其用則一，此特加便利耳。」錄之以備參考。 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出土之石鏃，多系琢打製法（長者疑係矛頭），形式亦與河南出土者不同（第六圖版第十一、十二、十四等號），然安特生斷為仰韶時期遺址之石兵（一九三六年，北平研究院史學會考古組，由徐炳昶君領導，曾在陝西寶雞鬥雞台地方掘出新石器時代之石兵多件，尚未詳細報告）。 日本關東廳博物館及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均藏有東北南部貔子窩及牧羊城出土之石鏃多具，大小長短不等，有平底、尖底、弧底及半圓底諸形式，均磨製之物（第六圖版第十五、十六兩號）。日本帝國大學又藏有河南安陽小屯出土之尖長石棒一件，判為石鏃，恐系矛頭，作三角錐形，莖部切面作圓形（第六圖版第六號）。又東北南部牧羊城出土骨鏃，莖長而刃無棱（第七圖版第十三號）。安特生圖示河南澠池縣仰韶村出土新石器時期末之磨製石兵數件[14]，稱為仰韶文化期之製作品。中有石矛頭一具，其形式已與後來脫胎銅製矛頭相仿佛；板岩石鏃三具，均底平而尖銳，體形則各不同（第六圖版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號）；綠色石錛一具；白色大理石鑿一具；綠色石斧二具（第三圖版第五號）。各器磨工頗精，琢痕烏有，且形式整齊鋒利，已接近銅器時代，故安特生斷為新石器時代尾期之物。又日人小林胖生曾居北平多年，搜集吾國古兵極多，即銅鏃一項，聞在河南等處收集者，已有數千件之多。其所收藏之仰韶村出土石鏃，由章鴻釗君選印十件於其《石雅》一書中，但其中多數恐系石矛頭，僅一、四、五等號，或為石鏃，然四號又類小刀，其頭形體恐亦非作鏃用者。總之，仰韶期接近石銅器時代，或已至石銅器時代。石矛之形式，已甚進化。又因石矛頭或者脫胎於石鏃，或者同時創製，形制略同，擇其小者短者裝小柄短柄為箭而射遠者為鏃，擇其大者長者裝大柄長柄而刺近者為矛首，故仰韶出土之石矛頭，輒被誤認為石鏃也。近十年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陽殷墟等處發掘之結果，發現石兵不少，但石鏃迄未多見，骨鏃則甚多，貝蚌鏃亦有。李濟因而假定殷人所用石鏃或許是別處輸入的，但即系別處輸入的，如殷人喜用之，殷墟中亦當有巨量遺鏃，因石鏃較骨、蚌鏃耐久，埋地不損腐，而戰士載鏃其數量必較他種兵器為多，故小林胖生能在河南一省以賤價搜獲精美銅鏃至數千枚之多（內有殷周及戰國之物）。今殷墟少見石鏃，恐系石鏃至殷代業已退化，銅鏃業已進化至相當程度，非石鏃之所能冀及，故殷人或殷之前代人遂放棄石鏃而改用銅鏃也。至於殷墟出土其他石兵之所以尚多者，非但系殷人祖先之所遺留，亦因便於利用，其值較廉，故仍繼續製造，而與銅兵並用耳。如大批出土之小石刀二種，一作雪茄菸狀，可切、可割、可刮；一作扁豆莢形，而兩端各有一孔，與上述熱河石粟鑒同形，可以穿索懸腰，可以敲燧石發火，亦可切、可割、可刮，便於使用，或且可為農具，如章鴻釗氏之所引證者，是以殷人仍普用之。以安陽一處出土者計之，此類小石刀已有數千具之多，可知當時製造之多及使用之廣（第五圖版）。此外尚有長方厚背、凸背、三角及長方曲身四種直刃形之石刀。凸背尖端曲刃石刀、梯形雙刃石刀，均已去銅刀之形式不遠，用法亦與銅刀同樣便利，而值較廉，且不生鏽，故不畏汗，置諸懷中，反較為耐久便用（第五圖版）。其他石器，如石斧、石錛，磨工均甚精澤，且有穿小孔者，或者亦曾與銅器並用（第三圖版第七、八、九、十、十一等號）。故殷墟出之石兵，已在石銅器時代之後，其較佳者，均系銅器時代之石器，較仰韶期之石器更為晚近之物矣。近年河南濬縣大賚店史前遺址出土之石器，其時期則較早。據劉耀氏所圖示者[15]，尚有打琢痕跡，但磨工業已精澤，恐非新石器時代末期之物，當為石銅器時代之石器。計有彩陶期覆盂形大刃一件，似斧而非斧，似割牛刀而非刀；且三面均有琢打而制之刃，人手只能把握上面；但上面雖平，而有一邊作凹入之短槽，或為縛柄之用，此器或系安柄之戰斧，亦未可知。又有玉斧一具（第九圖版第十二號）、玉戈或玉矛頭一具（第六圖版第三十四號）以及黑陶期中心穿孔之板岩小石刀、小石錛及無孔之火成岩小石斧，體厚而類於鑿，均系磨製石器而略帶有琢痕者。又河南安陽等處，亦曾掘出骨制斧、錛及骨鏃、蚌鏃不少（第七圖版第四、九、十、十一、十二等號，第八圖版第一、二、三、四等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又曾於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在山東歷城縣龍山鎮城子崖掘出石兵、骨兵及角蚌制兵器甚多。據云，城子崖系中國黑陶文化遺址，其時期大約在仰韶期以後之石銅器時代，距離新石器時代之尾期或者尚不甚遠。在黑陶層之上層，曾同時發現銅兵，經斷為戰國時期之物，與下層石、骨器無關聯，乃係後代人遺留於其上面者[16]。城子崖之石兵，均系精工磨製者，形式已接近銅器。其中如扁豆莢形雙孔石刀及中部穿孔之石斧，均與河南及熱河出土者相類似，是否屬於同一黑陶文化期，尚待證實。其他尖頭形、長方形及曲頭形之石刀，磨工均甚整齊鋒利，亦有類似河南殷墟出土之物者。石鏃之出土者則較殷墟為多，形狀各自不同，大都作三稜體，亦有作六角形者，式樣均已接近銅鏃，其較大者亦恐系石矛頭（第六圖版第七、八、二十一、二十二等號）。石鑿、石斧、石刮等器磨工均甚完好，大約均系紅銅器已開始時之石器。城子崖出土之骨兵甚多，尤以骨鏃為最。骨鏃較石鏃長，戰鏃之切面大都作等邊三角形；獵獸及捕魚之骨鏃則切面扁圓而鏃頭間作雙鉤形，人工均甚完整平澤，或者已用金屬器工作（第七圖版第一、二、三、五、六等號，第八圖版第五、六、七、八、九等號）。骨制矛頭亦不少，有兩邊向內凹入者，已接近銅矛形式。骨刺兵亦有，形如細角，頗為銳利，不亞近代刺刀（第八圖版第十三號）。骨刀長體者多亦有寬短而穿孔者，共計掘出骨器三百四十四件之多，其殘缺者尚不在內。角器之完整者，亦掘出一百三十六件，其兵器中有長刀可以安柄者，有尖鋒匕首（第八圖版第十號），及錘棒等物；角鏃則未之見，想因角質或形不宜於制鏃之故。蚌鏃（貝殼鏃）則出土者不少，蓋因蚌殼之體小者，常天然具有鏃形，質堅而利，稍加磨製即可用也。唯因蚌之形體無定式，故蚌鏃之切面亦各不同，但中均有孔，便於貫矢（第七圖版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等號）。其他蚌制兵器，有鏟刀、鋸刀等器，大都均較石器為大而較薄，蓋以蚌體使然，用為鏟鋸，反較石鏟、石鋸便而易制多矣（第八圖版第十一、十二兩號）。城子崖蚌器共出數百件，不完全者居多數，恐其實數尚不止此，必較石器骨器尤多，山東濱海，蚌殼易得，故佩用者極多，但因年久壓碎，故多數難於辨認耳。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藏有我國東北南部及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石兵多具，有東北南部琢制（打制）石斧一，山西石槌一；但槌上琢痕頗類近代之物，而石槌之用途，至今尚可於內地及邊域見及。此二器是否石器或石銅器時代之物，殊難斷定。又有河南小屯出土磨製石刃一、山西大同出土磨製石斧三，內一斧上部有孔，類於錛。此四器則似屬新石器或石銅器時代之物，但或者在後亦未可知。 河北龍關縣黃土坡董家窯曾有石兵出土，北平歷史博物館藏有數器，均系磨製者。其中有孔之燧石斧磨工極精；又燧石錛及有孔燧石刮二具，亦系精磨之品；又沙石斧或錘一件，左右各有一小耳，或為雙手抬高鑿下之用，或為安柄之用；灰石錛一件，較大於燧石錛；灰石刀及燧石刀各一件，一如矛頭，一如廚刀。以上各器，想均系石銅器時代之物。 山西萬泉縣等處，曾於一九二九年前後出土石兵多件，現存於南京古物保存所者有燧石刀、燧石鑿、燧石斧（三件）、燧石鏃等器，均系磨製之器，系新石器時代末期或石銅器時代之物（該所又藏有一九二九年河南洛陽湯灣出土之上部穿孔燧石大石圭一具，一邊有鋒刃；又燧石制長石鑿一件，體厚而重，即其殘存之體，已長十一英寸六分，厚至二英寸）。山西太原民眾教育館藏有骨鏃數具，其形式僅具平邊矛頭形及兩疊邊形，或系新石器時代之物亦未可知。 南京和平門外四十里遠之棲霞山腳下，在二十餘年以前開築京滬鐵路時，曾有築路工人發現類似石兵之石器。一九三〇年，南京古物保存所前往該山腳試掘，唯掘地不深，廣僅數丈，工作範圍太小，未能獲得多數同樣之石器，以資考鑒。現所存於該所者，有似石器非石器之石核及石塊十餘件：有類似石鏃而過大者，有類似舊石器時代之石拳（手斧）而形式不無可疑者，有類似石鑿之殘體者，均系黃色石灰質石制，均非磨製之器，人工打琢之痕跡亦稀，頗似天然石塊；僅有一二器似確曾經過人工打琢者，但痕跡模糊，無從鑑定，須俟將來續在該處或附近為較大規模之發掘，獲得大宗石器時，始克斷定其時代。無論如何，江蘇、浙江等處，以及長江流域，在新石器時代（或者遠在舊石器時代），即已有人群居住，地下必埋藏石兵等石器甚多，且區域甚廣，到處均可以隨時發現，此則為必然之事實，無可置疑者也。近年來如金山衛、鎮江等地，與浙江之紹興、吳興、嘉興、武康、湖州等處，均已先後發現石器不少，尤以古盪及良渚鎮之發現為至關重要。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南京市有大颶風過境，清涼山附近老樹及竹笆等均被吹倒，在掘土修笆時，作者於離地面僅尺許處（舊為塘池）發現石器一枚，似遠古石器時代之石錘，且中部有人指（拇指）把握之痕跡甚深，此器可證明南京一帶，在遠古石器文化時期即有中國本土人群居住（可稱為遠古吳越文化時期），且此器不同於北方出土之器，而形式雅觀，亦南中國古文化之一特徵也。此器略如一中國式布鞋形，根直而首尖，底平而兩幫（邊）自底上聯成一銳角，三邊兩頭，一頭可鑿，一頭可捶打，中段指痕陷入至半寸之深，可見其用期之久。器重通秤四斤四兩，約合市秤五斤（二公斤有半），長三〇七公厘，一邊（鞋底）較平狹，其最寬處約為七〇公厘，兩鞋邊（鞋幫）之最寬處均為一〇〇公厘，錘首（鞋跟）長八〇公厘，寬四〇公厘，尖首（鞋尖）長二五公厘，寬約十公厘，系用沉渣地層之矽質石灰岩石制。器面似略有打制痕跡，而非磨製者。其三面平滑，系半出於天然，半由於握用之期甚長之故。 一九三五年，浙江杭州之古盪地方，由衛聚賢前往掘出新石器時代或石銅器時代之石兵甚多，業已刊布報告[17]。其石器均系精工磨製之器，就其具有兵器性質者而論，可分為五種： 一、石斧錛與石鑽鑿。錛之較大者為燧石制（此系杭縣第二區出土之物），磨工完好，形式厚重，體上有用尖器劃成之花紋，橫直線及圈形、弧形均有，似非偶然之事，惜公布之他器上，未見有同樣之花紋。其餘兩斧錛，一為千枚岩制，一為變質凝灰岩制，均為磨琢兼施之器（第三圖版第十二、十三兩號）。雙尖形之石鑽形式特異，為流紋岩制，磨工完好。在北方出土石器中，罕見此式石鑽，可見新石器時代或石銅器時代之中國南方居民，早已有其特殊之文化。 二、石刀或石刃。有千枚岩質之石鐮刀，其刃鋒寬而銳（第四圖版第二號）；矽質石灰岩之石鐮刀體有雙孔甚大，但與熱河及河南殷墟出土之雙孔石刀不同形；杭州出土之刀作長方形，而刃鋒略向外凸，略如新式剃刀片形（第四圖版第三號）。又有柄可資把握之三角形石刀，如馬蹄形，千枚岩制，切割劃刮均可用，或為割獸皮之用（第四圖版第四號），北方出土石器中未見此形式，但越南各地出土石刀及銅刀（如越南東京附近清化東山出土之物），則頗多具此形式者，幾於完全相同，如出一手所制。 三、石鏃。形式簡單，可分為有柄無柄兩種，正面大都作長葉形，切面作形；亦有多邊者，磨工均甚平滑。其較長而有柄者，恐系石矛頭，因古人之石矛未必甚長，僅較箭鏃稍長，其杆亦然，僅較箭杆稍長，後人所謂短標槍是也。如鏃均千枚岩制，僅有少數系矽質石灰岩制（第六圖版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等號）。 四、石戈與石鉞。有長脊以裝柄，其形制已為最進化之石器，千枚岩質。石戈二，一為千枚岩質，一為矽質石灰岩質，體雖短而有柄可以裝杆，當系長兵勾兵，故名之為戈。 五、石鏟或石鋤。所以名之為鋤者，因其上部之圓孔甚大，可以納木柄而用大力鋤田，有如錛之作用也。杭州出土石鋤特多，磨工亦較精細。長度似亦可為鋤田之用；形式則大都長方，下部略寬，刃鋒銳利，有直形及弧形之不同；石質則以變質凝灰岩居多，亦有千枚岩及綠色千枚岩質。此種石鋤，不但磨工極精細，形式已接近銅錛，且其上部大圓孔之琢制極為勻稱細巧，無異今日良工之手藝，恐非僅用石器工具可以獲得如此磨琢良美之器物者，故吾人可以推定杭州古盪出土之石器，系新石器時代最晚期或系石銅器時代之物，且有代表中國南方優美柔和高尚古文化之價值焉。 浙江湖州漾湖於一九三四年大旱時涸底露出石器不少。慎微之君乃作小規模之發掘，即已獲得新石器時代之石器至百餘具之多。其中各種石器均有，石兵極為完全，如石刀、石棒、石鏃、石斧、石錛、石錘、石鐮、石戈、石矛頭，均有出土者。粗工磨製者固有，精工磨製完美如新者尤多。但慎君迄未發表其器物圖樣及報告，無從據以研究耳。 迨至一九三六年，浙江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之發現，確為南方考古界之創穫，可將吳越文化之源流推遠幾千年。何天行君謂「從中國文化的起源與發展而論，此次的發現，不啻為東南古文化奠一新基礎與途徑」[18]，非過言也。先是杭縣良渚鎮一帶，向以出玉著名，民之掘玉者，對於石器及黑陶器均棄而不收，以致歷久不彰。所掘之玉，並非天然玉，皆吳越文化時期之殉葬玉器，與石器同埋於地下者也。據云土色愈綠者，則出玉愈佳，而伴有骨器之粉。玉器之排列，亦有定式，且凡見有石鏟處，大都有玉器，圓口者與玉貼近，或玉居石鏟之中與四周；刃口高處即指玉器之所在，但如遇平口石鏟，則絕無玉器伴存。出玉之土層恆較為細膩，大部分精細石器，亦出於此層之中。一九三五年，西湖博物館施昕更君在良渚調查地質，見有黑陶遺址，掘獲黑陶器極多，並獲有黃沙陶器及骨器石器。嗣由何天行君繼續掘得並覓獲石器甚多。但因遺址均潛藏於水潭以下，僅能為部分之收穫，尚待將來公家為大規模之發掘始能確定地層之遺蹟。何君關於石器之報告如下： 就杭縣良渚鎮所發現的石器形態與製作區別，約可分為前後二期，除小部分未製成石器外，每期又可別為兩類：初期石器如板岩石器，石鑿、石錛、石錘及石斧等，這一類大都粗製，或擊或磨，因刃部有用痕，故知為實用物。這一類應屬於史前的石器時代。其次如石刀、石戈、石鏃、石鐮、石戚、石銼、石杵、石磨盤、石鏟、石輪等等，雖亦或磨或擊，但較前者為精緻。其時代略晚。這一類的石器與古盪所出的相仿，以上是前期的石器（第四圖版第五、六、七等號及第六圖版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等號），疑為殉葬物，時代恐與玉器相等。其中或作玉佩形飾物者。這一類的石器是否與玉器同一時期，抑與石戈、石刀等的時代相近，還不能亟為斷定，現在姑且將它們列在後期。此外，這次杭縣良渚鎮所發現石器裡面，一種是向所未見的，現據銅器中古鉞形式暫名為鉞（戉），此類石器因發現極多，因此更使人注意。其形狀略與石錛相符，從這類石器上觀察，大約是從石錛所演化而加以修飾的。是否戉字即由代表這種石器的產地而來（金文中「越」字作戉，甲骨中亦屢見戉字），如金文有「夨氏國」，《史記》載夏時有「有戈氏」之國相同，尚不能斷而已。 何氏所稱之石戉，其報告中雲有四具，三具為等邊長方形，一具較大，長方不等邊，刃較上邊長（直長四寸，中闊二寸二分，胡長一寸，刃長二寸三分，中厚五分，胡厚三分）。四戉之外體均作形，下方為刃，中槽或上或下，均在中心線之上。此類石刃似斧非斧，似錛非錛，似鑿非鑿，似刀非刀，系屬古越文化時期中之一種特形石兵，他處少見，而杭縣獨多。至於良渚鎮出土之馬蹄形或短腳形石刀，則與古盪出土者同，與越南清化東山出土者亦同。越國石器時代之文化，與越南或有關聯，亦未可知。 福建自一九三一年以來，亦已陸續發現新石器時代之石兵及石工具不少。先是斯年春，廈門南普陀附近東邊社山坡及峰巢山開馬路時，曾由該地大學林教授於該兩地拾得石錛（狀如刨）各一枚。一九三六年五月，閩西武平縣梁教員在該縣南小山（山名為小徑背、大洋坪、獅形、畫眉山、風口等）發現石錛、石鏃、石鑿、石杵、石刀、石礪、石瑗等石器甚多。其大多數均在土面，向上之一面，多生黑苔，質亦變松，蓋均新石器時代之遺物也。其中數石錛，與廈門出土者同形，其他石器亦有與浙江出土物相類似者。武平遺址，系綿亘數里十餘山峰之古代住所或堡壘，山上石鏃最多，散布土面，該小山或為古時戰爭之要塞。由此發現閩越族之古文化大明，而中華遠古東南民族固有之石器時代文化，亦愈信而有徵矣。 四川成都華西協合大學古物博物館，藏有四川珙縣出土燧石及矽石制之石斧、石鑿及石刃數件，均系磨製者，斧之磨工完好，其形式與河北、山西、河南等處出土者相類似，而與杭州出土者迥異。又藏有四川峨眉出土之石器數件，為琢工多磨工少之器，其中有一心形之鑿，體面劃有兩橫線及一直線，如系原用該石器之人所劃，則必非偶然之事，或者與廣西武鳴出土之石磨盤上所刻之花紋有所關係。且此鑿似一天然石塊，人工之琢打極少，磨工更無，以列於廣西發現之中石器時代物中，亦屬可能之事也。又有一鸚鵡喙形石斧，磨打兼施而成，其尖極銳，其形與各地出土之石斧不同；其式如錛，而上端方平，可以為錘，頗類今人所用之釘錘，亦可以為鑿，而作曲回之鑿工，一器可以三用，可稱進化之石器。可以想見四川石器時代之居民，已有頗高之文化矣。此外有腰形石斧，即中凹石斧一具，頗類新疆、甘肅、內蒙古、張家口及馬來半島出土之腰形石斧，或者為同一文化期之物，而有相屬相聯之關係。又石核制有邊刃之石兵一件，其面已受磨工。華西協合大學判定以上各石器均為新石器時代之物，然珙縣出土之石斧石刃，或屬於石銅器時代之物；至於峨眉出土之物，似較為古遠，或者屬於新石器時代亦未可知。心形之鑿，或者更古，然在四川發現他器劃有同樣花紋之前，殊難斷定耳。以上所述，為吾國各省各地出土石兵及角骨貝蚌等項兵器之大致狀況也。 新石器時代之石兵，磨工極為良好精緻，研究其製造方法，系屬極有興趣之事，且亦有此必要。但因各地出土之石器其製造法未必盡同，而又限於篇幅，不克詳述，姑就山東城子崖出土之大宗石兵及角、骨、蚌、貝等兵器之製造法，論列其大要於下： 一、石兵製造法。城子崖石器之製法，依現有之材料來推測，大概分為下列五種手續：（一）取材。按所擬作之器物，擇取適當之材料，且往往利用石料之天然形狀。為圓柱形者以之作錘，扁平者以之作刀，帶尖者以之作矢等。我們於發掘時，常見此類石料。（二）初步打修。在磨光之前，先照器物之形狀大致打修一遍，有了大概之形象以後，再從細打磨。（三）打磨兼施。器物之大概形狀既成，再就其鋒棱露出之處其特著者略打之，其些微者磨之。（四）主要部分之製作。一器物之功用，必有其主要之部分，刀必有刃，矢必有尖，否則失其為刀為矢，故於器形完成之後，再製作其主要之部分。（五）次要部分之製作。鑽孔穿槽，以便安柄及繫繩，皆為附加之條件。故於主要部分製成之後，始作此類工作。唯斧刀之類，鑽孔穿槽，殊屬不易。單以鑽孔而言，必打與鑽兼施方成。有時因打擊過重，而致全器破碎，作者於訪古平陵期間，獲得石刀一片，即系因打孔時用力過大而致碎者。 二、骨兵製造法。今欲斷定某器物之最自然之製作方法，即考驗此物於製作之時所留工具之遺蹟。近代人手工精巧，於器物之上，往往無痕跡可尋。城子崖期之人們卻不然，陶器上留有指印是極平常之事，石蚌諸器，多留打制磨製之痕，骨器上所留之礪石痕更為顯著。礪石用粗細沙石來磨擦，作成帶尖帶刃或其他形狀之骨器，是為最普通之製法。按其磨製之時，特注意某器之主要部分，其他部分僅磨其大概，或竟不加摩擦，而利用骨塊之原形以作把柄。骨器磨製之時，就其磨紋交叉之情形斷定，礪石多系固定，而於磨製時常轉動被磨之骨塊，以求所磨物體之勻稱。城子崖上層所出骨器，尚有留鋸痕、刀痕、錯痕者，以其為石器時代以後物，於此不述。 三、蚌兵製造法。蚌兵之製法，從實物自身所帶之遺痕觀察，大致與石器略同，分為打、磨、修三步手續。不過因為蚌之本質較脆較軟之故，於製造之時，雖可略省時間，但其手工更須精巧。如若用力過大，就會打碎；鑽孔修邊，一不小心，亦會弄破。刀之磨刃法，多順生長線之天然彎曲；而鋸齒尖之連線，則與生長線斜交。此乃由於齒之用法，不與刃同，若順生長線而作齒，即齒尖連線與生長線並行，一至應用，齒易脫落，此為必然之事。此種生產知識，必為當時之人在屢次工作經驗中所得。遇蚌片較厚者，有時先挖槽，而後鑽孔，鑽孔皆從兩面，以免中途破碎。從作刃、作齒、穿孔這三種技術來看，那時之人們對於蚌器之應用很有經驗；就其製造之審慎視之，其對蚌器諒亦為寶貴，或竟在石器之上，蓋因蚌器原具有一種裝飾性質也。 以上所述，為山東城子崖出土大宗石骨蚌兵製造方法之大致情形也。他處出土物之製造未必一致，且即以山東一省之石器而論，各地出土者形式已迥不相同，其製法亦未必相同，特其大要手續途徑，均皆大同小異耳。就手工之粗細而論，浙江杭州古盪及杭縣良渚鎮出土之石兵，磨工極為精緻細膩，非北方出土物所能比及，其光澤之程度，曾令人疑為加釉者，是實為南方優美柔和高尚古文化之一特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