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兵器史稿 · 導言

一民族固有之兵器，實與其人種、文化、歷史、科學、美術、技藝，及其民族之消長生息強弱盛衰，有密切之關係。是以世界各國，既有古兵博物館之設置，以資觀感，復各有其兵器史，以利學者及軍人之研究，並供人民閱讀。吾國兵器在商周已臻發達，惜無著述遺留，漢人所著之《考工記》承周代文化之後，對於合金之術尚有所昭示，但亦略而不詳，且僅及周末之兵器。自漢以來，以迄於今，除宋曾公亮之《武經總要》及明茅元儀之《武備志》圖示宋明兩代所用兵器尚詳外，其他關於兵器之著述，大都不出商周二代兵器之範圍，僅《金石索》採納較廣，《西清續鑒》稍列西北回蒙二族之兵器耳。推原其故，一則因發掘之事業未盛，商以前之銅兵尚無出土者，而石兵之出土又系近年之事，故前人論兵，其遠不能超越商周，亦事實之所宜然。二則因鐵兵發生，周末僅有萌芽，而鐵質易腐，且無銘文，海內藏兵家多不及漢以後之物，或存有三代以下非古之見解，然亦因實物不多及不佳之故。至於邊疆各民族，如蒙古、回、藏、苗、瑤、彝、羌，及「戎」「番」「夷」，以及緬甸、馬來等族之古兵器，均有可觀，且早已見知於世，帝國主義者劫奪甚多；海內人士則收藏尚少，歷代以來從無注意及此者。清高宗之收入十數器於《西清續鑒》，尚屬創舉，但無繼響者。蓋因疇昔藏器之士，存玩古之見者較多，既以三代為古，復專重銘文花紋及器形之考較，遂偏重器之外表，而對於三代鑄造之術及科學藝術之實質反少研究；三代以後之器更無論矣，邊疆各民族之器更無論矣。清代海通以後，實學之思想漸盛，故清儒之論周代兵器，一祛從前附會神奇之說，而以實物為著論之根據，如程瑤田其翹楚也。程氏所著《通藝錄》中之《考工創物小記》，對於周代長兵、短兵及射遠器，如戈、戟、劍、匕首、弓、矢之類，均一一為深切詳晰之研究，龐然巨籍，並無一語涉及神奇怪誕之說，或虛無附會穿鑿不經之語，此誠清季儒者漸重實學之明證，而為前人之所不及，後人之所宜致其欽遲者也。嗣後趨重科學，考古之學盛，著書立說之士日多，對於兵器一端不乏知言之士。如陸懋德之《中國上古銅兵考》上篇[1]，對於鉞、戚、斤、戣、瞿、戈、戟、矛等古長兵，解釋考據頗周（僅戟形有誤），且圖示其裝柄使用之形，巧具匠心。馬衡著之《戈戟之研究》一文[2]，圖示戈戟之形式及附件，及所仿造之柲（擬圖有誤）。一九三一年郭沫若著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內有《說戟》一文，圖示戟之形及其裝柲之形，糾正馬衡之主張，圖形大有不同。一九三二年李濟著《殷虛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及一九三一年著《俯身葬》二文中有《勾兵之研究》[3]，證明商及周初之戈，胡均甚短，多半連胡亦無之，雕戈只是戈之一種，《考工記》的戈至早不過是周末之戈。一九三二年廣州黃花考古學院之《考古學雜誌》，載有胡肇椿著之《戟辨》，以廣州木塘崗出土銅戟，辨正馬衡說戈戟同為一物之誤。一九三五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三分載有郭寶鈞著《戈戟餘論》一文，根據河南辛村衛墓出土之銅戟十五具，及汲縣出土長鬍戈十餘事，證明程瑤田初年所說之戟不誤，及阮元《揅經室集》中所載龍伯之可信，於是戈戟之形大明，裝柄之式亦定，自此可以毋庸再辯，誠如郭沫若氏所謂實物為論斷之主體也。又如一九三四年徐中舒著《弋射與弩之溯源及關於此類名物之考釋》一文[4]，亦可繼《玉海》諸古籍之後而為古式射遠器加一旁證。以上為今人圖列及研究兵器大致也。但三代以後之兵器，仍鮮著述，且少實物；漢、晉、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兩千年以來（舶來品除外），吾中華民族固有兵器之變遷沿革，其鑄造如何遞變，其形式如何更易，其歷代製造所受外族影響如何，其向外發展傳播之勢力範圍如何，均無所考焉。著者於此困難過程中，曾向全國各省各縣之博物館、圖書館、各大學、古物陳列所、民眾陳列所，以及其他公私收藏兵器之處所及人士，兼及蒙、藏、回，及苗、瑤、彝諸民族，徵求自漢以下以迄清季之中國兵器攝影或圖形，以及關於兵器未知之著作；一征不應再征之，且曾函請各方相助為理而自行擔負各種費用；如是者勞勞十數年，甚至大廟叢林之藏有古兵者，亦不舍置。今者檢查所獲結果，尚並非各代均有，雖一切旅行及攝影等費，均由著者擔任，尚有吝不肯攝，或置諸不理，或誚為多事者。甚矣，吾儕學者專門研究之難也。因《亞洲古兵器圖考》[5]之編輯，先成中華民族古兵器一集，名曰《中國兵器史稿》問世。碌碌三十年，所得僅此！因略述經歷甘苦及編述旨趣以代導言。 * * * [1]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二號，一九二九年。 [2]見《燕京學報》，第五期，一九二九年。 [3]殷虛，即殷墟，虛同墟。勾兵，或作句兵。 [4]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 [5]作者遺稿《亞洲各民族古兵器考》及《亞洲古兵器製造考略》合為一本，以《亞洲古兵器圖說》為題，一九九三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