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報學史 · 前言

家叔公振逝世已二十年，他所著的《中國報學史》一書出版也已二十八年了。回想在他生前，他曾經想用白話來改寫《中國報學史》，同時並將他所發現的各種新的史料增補進去，使它成為一本通俗的讀物，可惜這個願望他始終未能實現。甚至在他臨終的遺言中，他還曾這樣告訴鄒韜奮先生：「我的著作……《報學史》原想用白話改寫，現在要請你叫寶權替我用白話完全寫過……關於蘇聯的視察記，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寶權接下去……還有關於《世界報業考察記》，材料都已有，可惜還未寫出來……現在只好隨它去了。……」（見韜奮：《悼戈公振先生》）多少年來，我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來往於國內外各地，家叔公振生前所收集的書籍和材料又散置各處，再加以我的學識和能力都有限，以致未能完成他遺言中的願望。當此三聯書店決定把《中國報學史》重印出來，供研究新聞學的人作為史料參考之用，特在書前略志數句，以示紀念。 家叔公振自從在民初參加了《時報》的編輯工作之後，就決定終生獻身於新聞事業。這是一條長遠而又曲折的旅程，同時也是一條思想的探索和發展的道路。在這二十多年當中，他從《時報》出發，經過了《申報》，一直發展到籌劃創辦《生活日報》的階段。在這二十多年當中，他除了從事報紙的編輯工作之外，還又專心於研究新聞學和新聞學史（他稱之為報學和報學史），在這方面他留下了不少著作，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種，就是現在重印的這本《中國報學史》。 遠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時，他就根據開樂凱（F.N.Clark, Jr.）所寫的《新聞學手冊》（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編寫過一本《新聞學撮要》。民國十四年，他在上海「國民大學」講授新聞學，並於同年組織了「上海報學社」。就在這時候，他已開始從事編寫《中國報學史》的工作。他在《中國報學史》的自序中這樣寫道：「民國十四年夏，國民大學成立，延予講中國報學史。予維報學（Journalism）一名詞，在歐美亦甚新穎，其在我國，則更無成書可考。無已，姑取關於報館之掌故與事實，附以己見，編次成書，時未越歲，已裒然成帙矣。」這本書最初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翌年十月再版，民國二十年五月三版，民國二十四年一月曾出過國難後第一版，此後即未曾再印過。這本書的題名，雖然稱為《中國報學史》，其實也可說是一本泛論新聞學和我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的書籍。 家叔公振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曾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我記得在他的書房（同時也是他的臥室）里，有四個高大的書架，全放滿了有關新聞學的書籍和收藏著各種稀有的報刊與剪報。據他告訴我，他為了寫作這本書，常向私家的藏書室和圖書館借閱書籍，並且曾在上海徐家匯圖書館的藏書樓里消磨了很多時光。他還常向各方面請教和徵詢意見，像他為了調查和了解當時俄國人在我國所出版的各種俄文報紙，曾和蔣光赤通過信。又如《中國報學史》第二章《官報獨占時期》中有不少圖片，就是他的朋友在北京書肆中代為搜集和贈送給他的。他在這本書的編排和印刷上，也提供了不少意見，甚至模仿《京報》的形式和顏色所印成的封面，也是他本人設計的。 在這本書出版之後，他仍然繼續從事研究工作。我記得他有一本用深藍色的絲綢裝訂成的《中國報學史》，經常帶在身邊，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在這本書上，他改了很多的字誤，寫上了許多補充的材料，可惜不知道這本書現在存置何處，否則這次可根據他親自修改過的文字再版付印。當他在民國十六年至十八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期間至歐美日本等國旅行和考察各國的新聞事業時，他曾在英國博物館的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讀過書，尤其是在英國博物館的圖書館裡曾發現了《中國報學史》第三章《外報創始時期》所提及的許多種報刊，他在《英京讀書記》一文中曾寫道：「我國向未視報章為一種著述，且日久則卷帙浩繁，非有大廈，庋藏實難。故予纂《中國報學史》時，有若干種只存其名而未見其書，中心憾之。我國現代報紙之產生，系發端於英人，比來倫敦，於英國博物院藏書目錄中，果獲曩日遍訪而未得之定期出版物多種，爰撮大要，以足吾書，兼以餉治報學者快睹焉。」在這篇文字中，他介紹了《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特選撮要每月紀傳》《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等種刊物，並用照片影印出來。這一部分材料始終未能編入《中國報學史》，因此特將《英京讀書記》一文作為附錄印在本書的後面，以供參考。 家叔公振所著的《中國報學史》系寫作於二十八年前，從觀點上看當然不是一本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寫成的書，同時在論點上也不一定全然正確，但其中對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材料，因此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只能用批判的眼光和把它當作史料來使用。 當此家叔公振逝世二十周年之際，特將他的略傳和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一些事情，一併附述於此。 家叔公振於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十月十六日生於江蘇省東台縣，原名紹發，字春霆，公振是他的號。他從參加《時報》的編輯工作和發表文章的時候起，就用「公振」這個名字，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他幼年時，曾在伯祖母翟氏所辦的弢庵學塾讀書。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入東台高等學堂，畢業後曾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參加過《東台日報》的工作。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考入南通師範學堂，因家庭經濟困難未入學，當年冬他即往上海，至有正書局習業，後任《時報》編輯，旋被洊任為總編輯。當時他即已致力於報紙革新的工作，創辦了各種副刊，並首創了《圖書時報》，此外他又開始研究新聞學，前後在《時報》工作達十五年之久。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正月，他靠了歷年來的積蓄，至歐美日本等國旅行並考察各國的新聞事業，他曾先後到過英、法、德、意、瑞士、美國、日本等許多國家，並曾於民國十六年八月間出席國際聯盟在日內瓦所召開的報界專家會議。民國十八年冬返國，旋參加《申報》總管理處的設計工作，並曾先後在上海的國民、南方、大夏和復旦等大學講授新聞學，在杭州創辦過暑期報學講習所。他所寫的《世界報業考察記》的一部分，特別是關於英美的報紙和通訊社的，亦即成於此時。我當時曾抄寫和校閱過這部分稿子，可惜「一·二八」淞滬戰役時因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及編輯部全毀於火而未能出版。 「九一八」和「一·二八」前後（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是他在思想上起了很大轉變的年代。他這時開始閱讀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研究蘇聯的書籍，同時憤於國難，又積極地參加了抗日運動。「一·二八」之後當國際聯盟派了調查團前來我國調查「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戰役的情況時，家叔公振曾以新聞記者的資格隨團訪問了淞滬戰場並同去東北。他知道國聯調查團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他當時曾這樣講過：「我們自己不爭氣，只是希望旁人賣力為我們爭回東北，本來是不合情理；而國際聯盟又是個紙老虎，調查團的五委員只以自身利害為立場，將來報告書的製作，最多只從原則上說幾句風涼話，似乎也在意料之中。」在到了東北後，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到東北調查後，據我個人粗淺的觀察，除非舉國一致，背城借一，不但東北無收回的希望，而且華北也要陷於極危險的地位。事實如此，並非我危言聳聽。」（俱見《到東北調查後》一文）他預感到這次去東北可能發生意外，在離開北京之前就寫好了遺書，果然在抵瀋陽後不久即被逮捕，後幸獲釋放。從他的遺書中看來，他是抱了勇敢的置生死於度外的精神前往東北，想將東北淪陷後的真相忠實地報道出來。同年九月間他又隨調查團前往日內瓦，參加了國際聯盟討論有關日本侵略我國問題的特別大會。會後曾赴馬德里參加國際新聞專家會議。此外他還曾先後赴法、意、德、奧及捷克等國遊覽，並考察了這幾個國家的新聞事業。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蘇兩國恢復邦交，翌年家叔公振即隨復交的使團前往莫斯科，這是他久所嚮往的地方，當他在民國十六年第一次到歐洲時，他曾想赴蘇聯一游，及至行抵波蘭，中俄斷絕邦交，不得已廢然而返，這次他總算是一償夙願了。在蘇聯前後居留的三年當中，他潛心於研究蘇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設，他甚至將蘇聯一名詞改譯為「庶聯」，用他的解釋來說：「Sovi et Union通常譯為蘇聯，蘇字譯音無意，故我改譯為庶，『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見《從日內瓦到莫斯科》一文）這三年也是他的思想迅速發展和成長的年代，韜奮先生曾指出他在這兩三年當中「對世界大勢的辛勤的觀察研究，在正確認識上的邁進」，並且寫道：「我在莫斯科和他作數次長談，深感覺到他的猛烈進步」（見《悼戈公振先生》一文）。我還記得我在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初抵莫斯科時，他曾這樣向我講過：「中蘇兩國有很多相似之處，兩個國家地大物博，接壤相連，兩個國家的人民又都是愛勤勞的。蘇聯今天的建設，處處值得我們借鏡和學習，看了蘇聯的今天，就能展望我們的將來。」正因為這樣，他在當時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情形下，不斷地向國內的報刊寄發新聞和通訊，來介紹蘇聯人民的英勇的建設成就。 在這三年當中，他除常住莫斯科之外，還曾先後轉赴列寧格勒、哈爾柯夫、得尼泊、羅斯托夫、巴庫、烏拉爾山一帶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馬格尼托高爾斯克、契略賓斯克，以及中央亞細亞各共和國、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地遊覽參觀，寫成了《社會城》《谷城》《電城》《油城》《鹼城和鐵城》等許多通訊文字，反映出了蘇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情形。這些通訊文字曾由韜奮先生輯為一冊，題名為《從東北到庶聯》，由生活書店出版經售。 家叔公振和鄒韜奮先生是有著深厚的友誼的，早在「一·二八」前後時，他就和韜奮先生籌劃出版《生活日報》的工作，可惜未能實現。他在致韜奮先生的信中曾寫道：「韜奮吾兄：二次赴歐，決定於最短期間，出於意外，然國難當前，豈憚個人跋涉？故又冒暑遠征。弟對於國事實抱無上悲觀，但吾人既稍有知識，只有盡國民一份子責任，從自己奮鬥起。《生活日報》籌備事，使兄偏勞，心實不安，弟身雖遠，此心實懸念也。」（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日於日內瓦）民國二十四年夏，國難日深，韜奮先生曾電邀他早日返國重新籌辦《生活日報》，他立即整裝啟程，當他臨終時他曾告訴韜奮先生：「在俄國有許多朋友勸我不必就回來……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從這些話當中，也可以看出他對於祖國的熱愛。他於當年十月十五日抵上海，旋即病倒，因盲腸炎與腹膜炎開刀，於十月二十二日長逝，享年四十有六，遺骨葬上海市公墓。 在他遺留下的著作中，有《新聞學撮要》（民國十四年二月初版，十八年二月再版）《中國報學史》《世界報業考察記》（未出版）《新聞學》（此書原為《萬有文庫》所寫，成書於民國二十年，後經家叔紹龍整理，於民國二十九年四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再版）及《從東北到庶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二十五年三月三版）等書。據我所記得的，他在《時報》工作的期間，還曾編輯過一本《中國美術圖案集》，由有正書局出版。此外他所寫的通訊文字甚多，散見《時報》《申報》《大公報》《國聞周報》《生活周刊》《世界知識》等各種報刊中。 戈寶權識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於北京，時為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