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 · 時政評論一集（1950年）

加繆《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

——獻給勒內·夏爾（專欄文章，1944—1948）楊榮甲譯與其仇恨和恐懼毋寧死去；與其讓人仇恨和恐懼更毋寧死去；有一天這應是任何政治上有組織的社會的最高準則。 ——尼采前言本卷概括了一位作家投身本國公眾生活四年間的體驗。從中人們可以看到直至1946年《戰鬥報》發表過的社論選編和1946年至1948年對當時時事進行評論的一系列文章或見證。因此，可以說這是一個總結。這一體驗，很自然地以丟掉了某些幻想和更堅定了信心而告終。我僅僅像我應該做的那樣，關注所選的文章不至於對那些對我來說已變得陌生了的立場有絲毫的掩飾。例如，這兒選取的有些《戰鬥報》的社論，不是因其價值，其價值常常是相對而言的，也不是因其內容，有些內容我已不再認同，而是因其所包含的實際意義。實際上，有一兩篇社論，我今天讀起來已不無苦惱和悲傷，我是再三斟酌之後才決定將它們出版的。而這種見證是不應有任何疏漏的。我想這樣我已將自己不那麼公正的選擇解釋清了。人們將只會看到，我同時只讓至少是始終如一的信念在講話。而最後，我還注意到了忠誠和希望之類的問題。正是在不迴避那個時代人們所想和所經歷的任何事情，承認懷疑和堅信共存，承認存在政治上像影子一樣追隨著信念的錯誤的情況下，該書才會做到忠實於體驗——很多法國人和歐洲人曾有過的那種體驗。即使僅剩下了一個人，只要樸實無華的真理原原本本地被接受，那麼希望也就同時存在。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同意一位天才作家的原因，他最近被邀參加一次關於歐洲文化的討論會，卻拒絕出席，並說，在兩大帝國夾縫中被窒息的歐洲文化已經死亡。確實可能。在這位作家形成這種想法的時候，至少一部分歐洲文化已經死亡。不過，雖然這本集子內是些老文章，但對我來說，它似乎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種悲觀主義。真正的失望不會產生於艱難的逆境當中，也不會產生於一場實力不均和鬥爭的筋疲力盡之時。它產生於人們已不再知道為什麼要鬥爭之時，而反之，人們則會去戰鬥。下面的文章僅僅說明，如果鬥爭艱巨，那麼至少鬥爭的理由則一直是明確的。巴黎的解放自由的鮮血（戰鬥報，1944.8.24）八月的夜晚，巴黎到處都是槍林彈雨。在這條涌動著歷史沉重腳步形成的潮流的河流兩岸，在這巨大的沿岸石塊和水流的背景中，自由的街壘再一次構築起來。又一次，人們需要付出鮮血來換取正義。我們非常了解這種戰鬥，我們已過於以血肉和全部身心去投入，毫不感覺痛苦就接受了這可怕的命運。不過，我們同樣十分了解其中的賭注有多大，真情又如何，也不會去接受應該由我們獨自承擔的艱苦的命運。時間將會證明，法國人並不願意去殺戮，他們是帶著一雙乾淨的手參加到一場並非由他們選擇的戰鬥中來的。難道需要有千條理由才會使他們一下子拿起武器，在夜晚不停地朝著兩年來一直認為戰爭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的那些士兵開槍嗎？是的，他們是有千條理由的。他們的理由源自巨大的希望和對起義的深刻理解。這是關係到一個人們對過去經過長期的深思熟慮、志願要維護國家的未來的問題。巴黎今天正在為了明天法蘭西的發言權而戰鬥。人民今晚已拿起了武器，因為人民期盼明天的正義。有的人會說沒有這種必要，只要耐心等待，巴黎只需付出不大的代價即將會解放。這是因為他們感到不安，擔心起義會威脅到很多文物建築物的安全，如果不發生起義，這些東西將不會受到影響。相反，道理應是很清楚的：任何人都不能設想，在激烈動盪中爭得的自由會像一些人所盼望所想像的那樣顯得十分平和和馴服。這是一場革命的可怕的分娩過程。不應期待那些奮鬥著的人們，那些四年來一直在沉默中整天聽慣了空中的喧囂和子彈爆裂聲的人們，願意看到不論以何種形式出現的戰敗的和非正義的勢力又捲土重來。不應期望，那些最優秀的人們，他們又同意做過去二十五年中最優秀的人所做的事情，即沉默地熱愛自己的國家，並沉默地蔑視國家的領導人。今晚正在戰鬥的巴黎，明天要發號施令。不是為了權力，而是為了正義；不是為了政治，而是為了道德；不是為了統治國家，而是為了國家的尊嚴。我們的信念不是對未來所做的信念，而是對我們今天在歷經苦難堅忍不拔的戰鬥中的所作所為的信念。因此，透過人們的苦難，儘管人們在流血、憤怒，儘管有不可避免的傷亡，要發出的不應當是遺憾的語言，而應當是希望的言辭，是同自己的命運在一起的孤獨的人們強烈希望的話語。這又黑又熱的遼闊的巴黎，這天上人間正在經歷著兩場暴風雨的巴黎，對我們來說，顯得比那個全世界都曾羨慕過的不夜城還要明亮。希望和痛苦的火焰在它的上空迸發，清澈無畏的火焰正在該城燃起，這不僅是解放的火焰，而且也是未來自由的火焰。真理之夜（戰鬥報，1944.8.25）當自由的子彈還在城市上空呼嘯飛過的時候，解放的大炮已在歡呼聲和鮮花的簇擁之中開進了巴黎城。在這個最美麗最火熱的八月的夜晚，巴黎的夜空中除了永恆的星光之外，又增添了曳光彈，燃燒著的殘餘的戰火和人民歡樂，色彩繽紛的煙火的光芒。這個無與倫比的夜晚結束了四年殘酷的歷史和一場無法描述的鬥爭，這又是法蘭西一直同自己的恥辱和荒誕進行搏鬥的四年。那些沒有對自己，沒有對自己的國家失望的人，終於得到了人世間給予的回報。這個夜晚就是整個世界，這是真理之夜。這是武裝起來和進行戰鬥的真理，是在長期赤手空拳袒露胸膛的真理之後充滿著力量的真理。在這個人民與大炮同時咆哮的夜裡，真理無處不在。真理甚至就是人民和大炮發出的聲音，就是街上那些帶著傷痕，流著汗水，筋疲力盡的戰士們勝利的面孔。是的，這確實是真理之夜，是唯一有價值的真理，敢於戰鬥和勝利的真理之夜。四年前，一些人從廢墟和失望中奮起，平靜而堅決地表示，我們還沒有失敗。他們說應當繼續戰鬥，只要付出代價，善的力量總會戰勝惡的力量。他們付出了代價。而這代價可能是很沉重的，是鮮血的代價，到處是可怕的監獄。他們中的很多人死去了，還有一些人幾年來一直被關在獄中。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不過這些人，如果他們今天還活著，他們是不會責怪我們今天迸發出的像海潮一樣無限歡樂的情景的。因為，這種歡樂並不是對他們的不忠。恰恰相反，這歡樂證明了他們的正確，他們是有道理的。四年中，共同的苦難把我們團結在一起，我們今天還陶醉在這種友情之中，我們做到了團結友愛。在這令人激動的夜晚，我們驚奇地發現，四年來我們從不孤立。我們經歷了兄弟般友愛的歲月。艱苦的戰鬥還在後面。但是，和平已回到了這塊飽受創傷的土地，回到了人們因希望和記憶備受折磨的心裡。人們不能永遠生活在殺戮和暴力之中。幸福和慈愛的時刻已經來臨。而我們對和平是不易忘記的。我們中的一些人將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的兄弟們被打死後的可怖面容和這些年來鑄造的偉大的兄弟情誼。讓我們死去的兄弟，為他們自己留住這熱烈的夜晚賜予我們的和平吧。我們的戰鬥也將是他們的戰鬥。人們尚未收到什麼成果，而他們為贏得這少許成果，卻付出了不公正的死亡的代價。但是，人的偉大並不在這兒，而在於人們做出的決定，要比命運更強大。但如果命運是不公正的，那麼人們則只有一種戰勝命運的方法，那就是人們自己要公正。我們今晚的真理，這飄蕩在八月天空中的真理，正好是給予人們的慰藉。面對這到來的勝利，我們心中的和平像我們死去的兄弟嚮往的和平一樣，會義無反顧無怨無悔地允許我們說：「我們已經做了應該做的事情。」輕蔑的時刻（戰鬥報，1944.8.30）有三十四名法國人被拷打之後在萬塞訥被暗殺，如果人們不運用自己的想像力，這句話並不說明什麼問題。而人們通過想像又能看到什麼？兩個人面對面站著，其中一人正準備對另一個望著他的人下手。這並不是第一次讓我們看到這些令人無法忍受的景象。1933年開始了一個我們之中最偉大的一位人物，準確地說，令人輕蔑的時期。十年間，每當有手無寸鐵全身被剝光了的人們，被一些長著和我們一樣面孔的人緩慢肢解的消息傳來，就令我們頭暈噁心，而我們不禁會問，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而這種事情卻可能會發生。在那十年間，這的確曾可能會發生，而今天，正如我們知道的，武裝取得的勝利並不會使一切壞事都絕跡，而現在又有些同伴被殺害，四肢被肢解，眼睛被人用鞋跟踹了出來。而那些曾干出這種事的人恰是在地鐵里知道給別人讓座位的人，就像把酷刑當做科學和職業的希姆萊一樣，為了不打擾他心愛的金絲雀，他夜裡回家每次都要走後門。是的，這種事曾經是可能發生的，我們很清楚。但有那麼多可做的事情，為什麼他們不做別的事情，偏選擇做這種事情？這是因為，他們是要毀滅人的精神，侮辱人的靈魂。誰相信武力，誰就很清楚他的敵人。即使有上千眼槍口對準一個人，也阻擋不住他對正義事業的信仰。一旦他死了，另一些擁護正義事業的人又會對暴力說「不」，直到使暴力屈服。因而，殺死一個擁護正義事業的人是不夠的，而應當毀掉他的精神，這樣才能用他失去人的尊嚴的榜樣，打擊所有擁護正義事業的人和正義事業本身。十年來，一個民族專注於毀滅靈魂的活動。他們對自己的武力相當自信，認為從今以後靈魂成了唯一的障礙，應當關心靈魂問題。他們關注了靈魂，不幸的是，他們有時獲得了成功。他們知道，在白天和夜晚總有某個時刻連最勇敢的人也會感到怯懦。他們一直知道要等待這一時刻的到來。到了這個時刻，他們會利用你身體的傷口抓住你的靈魂，使你的靈魂變得惶恐不安，變得瘋狂起來，有時甚至會說謊和背叛。誰這時還敢說對不起呢？既然精神最後已明白，精神只能用利劍才能戰勝利劍，既然精神已拿起武器並已取得了勝利，誰還會讓精神去忘記過去呢？明天不是仇恨，而是建立在記憶之上的正義本身才有發言權。我們中所有那些未曾講話、懷著從未背叛的平靜的心態的人，經歷最英勇的戰鬥而死去。而對於由於受到侵害而變得怯懦的人們來說，對於內心一直被蹂躪，帶著對其他人的怨恨和對自己的輕視在絕望中死去的人們來說，可能只有永恆和神聖的正義才會使他們感到慰藉。批評的報業對新報業的批評（戰鬥報，1944.8.31）既然今天在起義和戰爭之間我們有了一段間歇時間，我想談論一件我很熟悉又一直牽掛著的事情，那就是報業。而既然這是剛剛從巴黎的戰鬥中誕生的新的報業，我願同時以戰友的兄弟情誼和洞察力來談談這新的報業。當我們在地下撰寫報紙文章的時候，很自然，不會有多餘的故事，也無鬚髮表原則聲明。但我知道，我們所有的報業同志都抱著秘密的巨大希望。我們曾希望，這些為了某種寶貴的思想而冒著生命危險的人，能給他們的國家帶來一種無愧於國家的前所未有的報業。我們的經歷告訴我們，戰前的報業已在其原則和道德之中迷失了方向。追逐金錢和對偉大的事物視而不見同時並存，使法國的報業（除了很少的例外），除了增強某些人的權勢外別無目的，除了使大眾的道德墮落外別無效果。因此，這樣的報業變成了後來1940年到1944年的那種報業，即成了這個國家的恥辱，也就不足為怪了。我們的願望——這種因其強烈而常常會沉默不語的願望，是把報紙從金錢中解放出來，使它們有自己的聲音，真理的聲音，這聲音能配得上公眾，能達到公眾身上最優秀的品德的高度。我們那時認為，一個國家報業的價值常常就是這個國家價值的寫照。而如果說報紙是一個民族的聲音此話不假，我們會決心盡我們的微薄之力用加強自己的聲音的辦法來提高我們國家的地位。不管是否有道理，我們中的很多人正是為此在難以想像的情況下死去，還有另一些人經受了獄中的孤獨，受到過牢獄的威脅。事實上，我們只占據一片地方，在那裡我們編排報紙，並在戰鬥中得以發行。這是一個巨大的勝利，同樣可以看到，抵抗運動的新聞工作者們表現出了大無畏的精神和堅強的意志，值得所有人尊敬。但是，在大家仍沉浸在熱情之中的時候，我不得不說，這些算不得什麼，因為一切正等待著我們去做。我們掌握了我們想要的進行這場深刻革命的手段。還需要我們真的去從事這場革命。總之一句話，目前在巴黎已出版了十來期解放了的報業的表現，還不太令人滿意。我希望，我在這篇文章和以後的文章中所要說的話，能得到人們正確的理解。我是憑著戰鬥中結成的友誼在講話，而並不特別針對什麼人。可能提出的批評意見毫無例外地是說給整體報業的，在這點上我們是會相互理解的。人們會說這樣做為時尚早：在對人們的意識進行測試之前，是否應給我們的報業留下進行籌劃的足夠的時間？回答是否定的。我們所處的地位使我們很清楚，我們的報紙是在怎樣難以置信的條件下印製出來的。但問題並不在那裡。問題在從一開始可能確定而沒有確定的主調上。相反，報業在已開始運作、將確定自己的最終形象的時候，才知道應該自查自省。報業將更加了解它願成為怎樣的報業，而它將會成為怎樣的報業。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報業呢？我們需要明確、有魄力和使用令人尊重的語言的報業。過去一些年，對那些撰寫文章，知道文章可能會給自己招來牢獄之災、甚至會付出生命代價的人來說，很明顯，他們寫的每個字都字字千鈞，他們對每個字都必須仔細斟酌。他們想要恢復的正是新聞工作者這種對公眾所應有的高度責任感。然而，在我們緊張、滿腔怒火或狂熱進攻的時候，我們的報業卻因遲鈍而犯錯誤。這些天，由於身體過多地勞作，以至使精神喪失了警覺。在這裡，我只將下面會詳細談及的情況概括提一下：我們很多報紙又拾起了被認為是過時的言辭，不害怕濫用辭藻或具有宣戰前後我們報業那種「輕佻女郎」言辭的特點。對第一種情況，我們必須得承認，我們僅僅是把占領時期的報業又移接到今天。對第二種情況，是由於便利，我們重又拾起了甚至會破壞新聞業和國家道德的言辭和思想。要麼不讓這些可能成為現實，要麼放棄我們的工作，對其不抱任何希望。既然從今以後我們已爭取並獲得了發表言論的途徑，那我們對自己和對國家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最基本的，也即是本文的主要意思，是我們必須嚴陣以待。我們每個人的任務是必須對我們所寫的內容認真思考，逐漸理清自己的也是報紙的思路使之成形，仔細寫作，永遠不要脫離國家向我們提出的巨大要求：對一切事物進行深刻的分析。如果我們能做到使我們的聲音成為富有活力的聲音而不是仇恨的聲音，是客觀現實的聲音而不是玩弄辭藻的聲音，是人道的聲音而不是平庸的聲音，那麼，很多事情將會得到拯救，而我們也將不會犯下大的過失。批評的報業（戰鬥報，1944.9.8）我們也應當關照一下新聞業的思想狀況。我們已經說過了，「法國的報業由新聞構成」之類的看法更正確。人們希望儘快看到消息，而不是消息的準確。人們並不能從這樣的新聞業中獲取真理。對於讓實質性的文章占據一點兒新聞所占的不多的位置，人們不能因此而感到不快。至少有一件事很明顯，對於今天提供給報紙的消息和報紙刊登的消息，不應缺少批判性的評論。這是整個報業向前發展的一種方式。首先，對於那些來源和意圖不明的消息，記者可以通過對其確切的意思所作的一系列的說明來幫助讀者理解這些消息。例如，他可以在編排時將那些內容相互矛盾的電訊進行對照及提出疑問。由於知道消息出自哪個通訊社或國外哪個辦事處，他可以就某條消息可能的準確性向公眾作出說明。為了精確地舉例說明，可以十分肯定地說，戰前各通訊社在國外設立的眾多辦事處中，只有四家或五家作出過一個負責任的新聞社應當作出的那種真實報道的保證。作為記者，他比公眾更知情，他十分了解消息的不可靠性，是他在向報社提供消息，卻對其可靠性沒有任何保證。除了這一直接的批評之外，記者在文章中和在消息來源上，還應寫出儘可能明確和詳細的報告，將獲取消息的辦法告知公眾。既然讀者對佩蒂奧大夫的故事和首飾詐騙案感興趣，也就沒有直接的理由不讓一家國際新聞社不對此感興趣。這類報道的好處是可以保存其批評的含義，而不是去求助於其吸引人的便利。問題僅僅是需要知道，這一批評性的新聞在技術上是否可行。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積極的。對公眾來說，記者還有另一種資本。這種資本就存在於對時事所作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評論之中。新聞在其所寫的歷史的雜亂無章的各種勢力面前，日復一日地將一個人或幾個人共同觀察的結果記錄下來是有益的。但是，這是不可能在毫無顧忌、毫無距離感和沒有某種相對觀點的情況下做到的。當然，對真理的熱愛不會阻止人們做出決定。而且，如果人們已經開始了解我們在這份報紙中試圖做的事情，那麼我們和讀者雙方之中缺了任何一方，另一方也不會被人理解。不過，這和別的情況沒有什麼不同，需要定下一個主調，否則一切將變得沒有什麼價值。以今天的報業作為例子，可以肯定的是，盟軍驚人的推進和國際新聞的迅速跟進，突然取代了人們對解放望眼欲穿的企盼的勝利，及最後和平的來臨迫使有的報紙必須毫不遲疑地對國家的意願和國家的含義作出解釋。因此，各報在其文章中均對法蘭西的問題作了大量評論。不過，很顯然，這是一個人們必須小心謹慎，必須字斟句酌討論的主題。要是重新使用「祖國」這種曾使法國人憤怒的某個時代的愛國主義的陳詞濫調的話，那就不會對作出考究的解釋有任何幫助。但是人們會從考究的解釋中獲益良多。應該給予新的時期即使不是新的詞彙，至少是詞彙的新的寓意。這新的寓意，只有人們的心靈可以領會，只有人們真摯的愛才會使其受到尊重。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會以微薄的力量在使這個國家能發出一種令世人傾聽的聲音方面作出我們的貢獻。可以看到，我們重又開始要求，有分量的文章必須有實質性的內容，並要求假消息和有疑問的消息不應被當做真實的消息報道出來。正是這一系列的做法，我把它們稱之為批評的報業。再說一遍，報業必須有自己的主調，還必須為此而捨棄很多東西。的確，如果人們已開始思考報業的問題，這也許就足夠了。自我批評（戰鬥報，1944.11.22）讓我們來作一點兒自我批評。這一每天面對眼前的事件，都必須對人的良知和誠實正直的考驗做出回答的職業並非毫無危險。想做得最好，卻評判得最差，而有時則僅僅是做得不那麼好而已。總之，人們可以一貫地像法官、小學教員或道德課老師那樣行事。從這一職業到自命不凡或到愚蠢之間，僅有一步之遙。我們希望我們尚未邁出這一步。但我們並不能保證：我們總能避開這種危險，總能顯出自信有遠見的天賦，具有從不會犯錯誤的人的優勢。然而，這算不得什麼。我們真誠地希望通過定期實行的某些規定為共同的事業努力工作，雖然對我們來說似乎直到現在這些規定在政治上並未起到什麼作用。這就是我們所有的奢望，當然，我們說出了某些思想的局限性或政治行動，我們同時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並試圖通過我們的某種審慎態度能對這種不足而有所補救。但是，時事對我們是苛求的，劃分道德和道德主義的界限是不明確的。人們可能會因為勞累和遺忘而越過這條界限。怎樣才能躲過這種危險？通過諷刺。但可惜的是我們並不處於諷刺的時代。我們還處在憤怒的時代。我們僅僅知道，不管發生什麼，讓我們保留住相對的意識，那麼一切就會有救。當然，在麥茨城被攻占的第二天並了解了這一占領的代價之後，我們會不無義憤地讀到一篇關於馬來納·迪特里希的部隊開進麥茨的報道。而我們也有理由一直對此感到義憤。但是應當懂得，這對我們來說並不意味著同時我們的報紙也一定要對此表示惱怒。道理很簡單，我們並不認為戰爭期間，一位明星的愛情故事會比人民的痛苦、軍隊的浴血奮戰或一個在尋求真理的民族所作出的執著的努力更值得關注。要做到這一切是困難的。正義是一種思想，同時又是發自靈魂深處的一種熾熱的情感。讓我們得到包含著人道主義內容的正義，而不要把正義變為毀掉了眾多人生命的那種可怕的、抽象的狂熱。諷刺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而需要認真予以對待的也不只是我們。只有這個國家面臨的難以言狀的考驗和巨大的冒險才應去體驗去認真對待。這樣的區分，會使我們每天所作的努力恰如其分並具有相對性的特點。今天我們認為有必要講出這些內容並同時將其告訴我們的讀者，以便讓他們知道，在我們日復一日的寫作之中，我們並沒有忘記進行思考的責任，並沒有忘記所有新聞工作者應有的那種顧忌。總而言之，在此刻進行對我們來說不可缺少的批評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忘記了我們自己。道德與政治一（戰鬥報，1944.9.8）在昨天的《費加羅報》上，道默森先生對教皇的演說作了評論。這篇演說已經引起了很多注意。但是，道默森先生的評論至少值得人們十分明確地將歐洲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提出來。「需要，」他寫道，「將比以往更有必要更神聖的個人自由與因現代生活條件而變得不可避免的社會集體組織協調一致起來。」這句話說得很好。我們僅想建議道默森先生用更簡潔的言辭來說出他說過的話：需要我們所有的人能將正義與自由協調一致起來。讓每個人都享有自由和公正的生活，這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法國，在那些對此已付出努力、已不同程度取得成功，要麼強調自由勝於正義、要麼強調正義勝於自由的國家之中，應為在兩者之間尋求更高級的平衡而作出努力。不應當對此進行隱瞞，要做到協調一致是很困難的。如果看看歷史人們就會知道，這種協調一致在過去曾是不可能實現的，就像這兩個概念本身就是互相對立那樣。怎樣才能使這種情況不繼續下去呢？如果給每個人以自由，同樣也得給銀行家或野心家以自由：這使不義又產生了。如果對所有人的正義，同時又需要個人對集體利益的服從，又怎能談得上絕對的自由呢？而道默森先生的看法是，基督教已為此提出了答案。那麼，還是讓在該教之外，且尊重別人信仰的人告訴他在這一問題上所持的懷疑看法吧。基督教的教義基本上（這也正是它相互矛盾的偉大的地方）是一種不公正的理論。它是建立在無罪之人作出犧牲並接受這種犧牲的基礎之上的。而正義則恰恰相反，正如巴黎在火光沖天的夜晚舉行的起義所證實的那樣，是不會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從天而降的。應當放棄這種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意義的努力嗎？不，不應當放棄，而僅僅應當衡量一下這樣做的巨大困難，並將這一點告訴那些善良的看法過於簡單的人。至於別的，我們應當知道，這是今天這個世界上唯一值得我們去作的努力，唯一值得我們去為之奮鬥的事情。要同十分令人失望的命運抗爭，本世紀最艱巨、最神奇的任務，就是要在這個已變得最不正義的世界上建立正義和拯救那些從一開始就註定受奴役的靈魂並給它們以自由。如果我們失敗了，那麼人類將會回到漫漫的長夜之中。但是，至少我們將會努力地去嘗試。最後，這種努力應是明智的有遠見的努力，而這種敏銳的警覺性使我們在處理社會事務時就會提醒我們要考慮到個人利益，每當個人的事務吸引了我們的注意時就又會提醒我們要考慮所有人的利益。要想保持穩定不變是十分困難的，道默森先生有理由認為，基督徒可以通過對鄰人的友愛而做到這一點。但其他不信教的人通過單純地對真理的追求同樣也可以達到這種境界，忘掉他們自身並具有人類偉大的品格。二（戰鬥報，1944.10.7） 1944年3月26日，在阿爾及爾召開的《戰鬥報》大會申明，《戰鬥報》運動將下列觀點當做自己的觀點：「反共論是獨裁的開始。」我們認為重申這一看法是有益的並要加以補充。在我們需要就人們已看到的出現的誤會與我們的共產黨人同志進行解釋的時候，對上述觀點就更是不能作絲毫的改動。事實上我們認為，沒有光明磊落就不可能作出什麼好事來。而我們今天願意對我們的一個困難問題持一種理智而又人道的觀點。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原則並非是未加思考的結論——是最近二十五年來的經驗讓我們作出了這種毫不含糊的結論。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是共產黨人。基督教的信徒們也不是共產黨人，然而他們也同意了可以和共產黨人一致行動。而我們的立場和基督徒的立場一樣，即意味著：儘管我們不同意共產主義的哲學，也不同意其實際的道德觀念，但我們也斷然拒絕政治上的反共主義，因為我們了解那意味著什麼和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一種堅定的立場不應使人產生任何誤會。然而情況卻並非如此。因此，只有我們使用笨拙的用語或隱晦的言辭才行。於是，我們的任務就是不得不去弄明白這些誤會並分析這些誤會。對於本世紀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我們將永遠看不到人們會抱著足夠的真誠和明確的態度。因此，應當明確承認，可能出現的誤會產生於方法的差異。我們那些同志大部分的集體主義思想和社會綱領，他們對正義的理想、對金錢和特權主宰一切的厭惡，所有這一切均與我們的想法是一樣的。只是，我們那些同志公開承認這一點，他們從十分規律的歷史哲學中找到了論證政治實在論的結論，並以此作為實現很多法國人抱有的共同理想的方法。很明顯，正是在這點上，我們與他們是不同的。我們已經說過多次，我們不同意政治實在論觀點。我們的方法與其是不相同的。我們的共產黨同志們會明白，那些不像他們曾對某種理論十分堅信的人，在這四年期間卻思考著很多問題。他們是冒著巨大的危險在誠心誠意地做著這件事的。他們在廢墟之上，看到了多少紛亂的思想飄逝而去，多少純潔的面孔已不復存在。這時他們感到迫切需要一種理論，一種新的生活。對他們來說，隨著1940年6月而死去的是整整一個世界。今天，他們仍然在以同樣的誠意、毫無獨斷排他的態度尋求這新的真理。同樣，人們也會明白，同樣是這些人，他們對失敗中最淒楚的失敗進行過反思，也同樣了解他們自身的弱點。他們認為，他們的國家是由於混亂而犯錯誤，而今後只有在目光遠大和更新變革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才會有光明的未來。這就是今天我們正試圖運用的方法。這就是我們希望人們承認我們有權利誠心誠意地進行試驗的那種方法。這一方法並不奢望去重塑一個國家的政治。它只想將一種十分有限的經驗引入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即通過簡單客觀的批評手段，而將道德納入到實施政治的過程之中。這就等於在同時說是和不是，等於以同樣嚴肅的口吻和同樣客觀的態度說是和不是。只要認真，並帶著人們對任何誠心誠意事業所抱的善意閱讀我們的文章，人們就會發現，我們經常會用一隻手更多地、似乎又將我們用另一隻手收回的東西送了出去。如果只看見我們所持的不同意見，那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誤解。但如果公平地既看到我們的歧見，又看到我們多次重申要團結一致的言論，那麼人們也就不難承認，我們一直在努力不向那些對人類無益的狂熱讓步，並一直在為政治史上最重要的運動之一討回公道。有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這一困難的方法的意義並不總是很明顯的。報業並不是培養完美學生的學校。需要有一百期報紙才能明確一種見解。而對這一見解，只要人們用提出它時採用的同樣客觀的態度去審議，就能有助於明確其他的見解，也有可能我們錯了，我們的方法是烏托邦式的或是行不通的。但我們認為在未做任何嘗試之前我們尚不能這麼說。這正是我們現在所做的實驗，以一種儘可能的誠實態度所做的實驗，因為我們關心的唯有誠實和正直。我們僅僅希望我們的共產黨同志們也能像我們努力思索他們的不同觀點那樣思考這些問題。我們至少已從中獲益匪淺，每個人都能明確陳述我們的立場。至少對我們來說，能更清楚地看出我們事業存在的困難或機遇；至少正是因此而使我們堅持使用這種語言與他們對話。而如果我們之間互不信任支吾其詞，把我們引入連最優秀的法國人都認為無視生存崇尚孤獨是比爭論和不和還要好的政治環境之中，我們同樣擔心法國會被引向失敗。三（戰鬥報，1944.10.12）現在人們正在大談秩序問題。這是因為秩序是一件好事，而我們過去是太缺乏秩序了。說實在的，我們這一代人從未經歷過什麼秩序，倒是對其有一種思念之情，而如果我們同時不能肯定秩序應與真理同時存在的話，這種懷念可能會使我們做出許多冒失的舉動來。這使得我們這一代人對於人們提出的秩序的樣板會有幾分不信任，並感到有點兒棘手。因為秩序還是一個晦澀的概念。有好幾種不同的秩序。有仍在華沙占統治地位的秩序，有隱藏著的混亂的秩序，以及對歌德來說十分寶貴的，卻與正義針鋒相對的秩序。還有那種心靈的、覺醒了的叫做愛的高級秩序，和那種人們否定自己並在仇恨中大行其道的血淋淋的秩序。我們非常希望能從中分辨出好的秩序來。很清楚，我們今天談論的秩序是指社會秩序。但社會秩序僅僅指的是大街上的安寧嗎？這是不確切的。因為畢竟我們所有人的印象是，在這令人心肺欲裂的八月的日子裡，秩序恰恰是與起義最初的槍炮聲一齊開始的。革命常常會帶著雜亂無章的內容將秩序的原則帶給人們。當革命是完全的革命時，這一原則將統治下去。但當革命流產或者半途而廢時，那麼一種重要而又單調的無秩序狀態就會建立起來並會延續多年。秩序，至少意味著與政府一致嗎？當然，秩序不能離開與政府一致這個前提。德國政府做到了一致，但我們並不能因此說這種一致使德國有了真正的秩序。也許單純對個人行為進行的考察能幫助我們解決這一問題。什麼時候人們會說某人生活安排得很有秩序呢？為此，此人必須會協調地生活並使自己的行為與其真實的感知相一致。為了自己信奉的思想滿懷豪情死去的起義者，事實上正是一位有條理、守秩序的人，因為他已使自己的任何行動都服從於他認為應當遵守的原則。但是我們卻永遠不能將一位享有特權，一生中每日都定時吃三餐，有穩定的收入，街上一有動靜就縮回家中的人，看做是一位有條理守秩序的人。他只不過是個膽小和節儉的人而已。而如果法國的秩序是謹小慎微心靈乾涸的人的秩序，那我們很快就會看到出現最混亂的局面，因為大家都漠不關心，這種秩序很快會產生許多不公正的事情。通過以上事實，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沒有平衡和協調一致就沒有秩序。就社會秩序而言，需要在政府和被統治的人們之間找到某種平衡。應當有一種至高無上的原則使這種協調一致得以實現。這個原則對我們而言就是正義。沒有正義就不會有秩序，而人民理想的秩序就是人民幸福的本身。結論是，不應當為了強調秩序而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這樣做就把問題弄顛倒了。不能僅僅為了好好地統治而要求有秩序，而應為了實現唯一有價值的秩序必須好好地統治。不是秩序能使正義得到加強，而是只有正義才能使秩序得到保證。沒有人像我們一樣希望能有這樣好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下，在一個和平，自己掌握著自己命運的國家裡，每個人都有工作，都有閒暇娛樂的時間；在沒有痛苦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工作；藝術家在不會受到人間不幸折磨的情況下自由地創作；每個人都能以平靜的心態思考著自己的命運。我們對這個充滿暴力和噪音的世界並無什麼不可告人的特殊興趣。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中的優秀者正陷入精疲力竭毫無希望的爭鬥之中。不過，既然已經開局了，我們認為就應該一直堅持到看到結局時為止。我們因此而認為應當建立一種我們並不喜歡的秩序，因為這種秩序會使我們遠離自己的目標和給人們的希望畫上句號。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如此堅決協助建立一種最終是公正的秩序的同時，還應知道，我們同樣永遠堅決反對那位假偉人那句著名的話，並聲明我們將永遠寧願要無秩序而勝於不義。四（戰鬥報，1944.10.29）新聞部長於前天發表了一篇演說，我們對此表示完全同意。不過有一點需要我們探討一下，因為一位部長對其國家操著一種強有力的道德語言並強調人們對國家應盡的義務，這卻是很不尋常的事情。泰特讓先生分析了致使很多怯懦的法國人走上背叛道路的妥協退讓的機制。對敵人和對八面玲瓏作風的每次讓步都會引來下一次讓步。第二次讓步不比第一次讓步更大，但兩次加在一起就構成了卑怯可恥的行為，而兩次卑怯可恥的行為就會使人臉面喪盡。這正是這個國家的悲劇。這一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是因為它涉及人類所有的良知。因為這是一個必須斬釘截鐵回答是與不是的問題。法國過去在靠一種過時的智慧生活著，總是在告訴年輕的一代，生活就是這樣，必須得學會讓步，單靠熱情是難以持久的，在一個狡詐的人總是有理的世界上，必須得小心謹慎不能犯錯誤。我們確曾是這種情況。而當我們這一代人突然驚異地面對不義的現實時，人們又勸說我們，這種情況很快會過去。就這樣，八面玲瓏和看破紅塵的道德漸漸傳播開來。人們對要求法國委曲求全的這種消極失望可憐巴巴的聲音會產生什麼結果，怎樣評價也不為過。你只要對人談最容易的事，即喜歡安寧就總會勝出。而熱愛榮譽則對自己對別人都會有極高的要求——這當然會讓人厭煩。而在1940年，已有一些法國人早就對此表示厭倦了。但表示厭倦的並不是所有的人。人們驚奇地發現，很多參加抵抗運動的人並不是那些專職的愛國者。這首先是因為愛國主義並不是一種職業。愛國主義是一種熱愛國家，不願看到國家不義，不願只是把它放在嘴上說說而已的一種方式。而且還因為，愛國主義並不總是以使人們奮起投入到一場奇怪的鬥爭中去，還需要有內心厭惡任何妥協的這種微妙的感覺，那種有產者缺乏的自豪感，一句話，需要有說不的勇氣。這個時代的偉大之處，另外又是其十分悲慘之處，就是要作的選擇已變得十分簡單，那就是對已成了最不可推卸的責任決不推卸，而妥協退讓的道德最後要受到懲罰。如果狡詐的人總是有理，那就必須允許人們犯錯誤。而如果恥辱、欺詐和暴政成了家常便飯，那就無異於去接受死亡。我們今天在全法國和各個級別上所應建立的正是這樣一個不妥協的、有尊嚴的政權。必須了解，任何平庸、任何自暴自棄和每次忍讓都無異於敵人刺向我們的刀槍。在經受了四年可怕的考驗之後，精疲力竭的法國已看清了這場悲劇的嚴重性，她再也沒有感到厭倦的權利了。這是我們重新站起來的首要條件，國家的希望就在於，這些過去敢於說不的人，明天會以同樣堅定的意志和無私的精神說是，他們最終也會懂得要積極發揚榮譽感的美德就像他們過去為了榮譽而敢於說不那樣。五（戰鬥報，1944.11.4）兩天前，讓·蓋埃諾在《費加羅報》上發表了一篇好文章。他的文章對所有關注人類前途的人頗有啟發，使我們不能不對此表示同情和尊敬。他談到了純潔問題：此專題是頗具難度的。的確是，假如那位年輕的記者不在一篇聰明但卻不公正的文章中就道德的純潔性對他進行了指責，擔心他將道德的純潔與知識分子的冷漠攪在了一起，他很可能就不會談論這個問題了。讓·蓋埃諾十分正確地作了回答，為在行動中維持純潔性作了辯護。而當然，這使現實主義的問題又被提了出來，即是否所有的方法都是好的。我們大家對目的的看法都一致，而對方法的看法則不同。請不要懷疑，我們大家對難以實現的所有人的幸福都抱有一種無私的熱情。但只是，我們中有些人認為為了得到這種幸福，人們可以藉助一切方法，而另一些人則不這樣認為。我們屬於後者。我們知道為達目的會怎樣迅速地採用各種方法，我們並不是什么正義都接受的。這可能會引來現實主義者的譏諷，讓·蓋埃諾剛剛證實了這一點。不過，他是有道理的，我們確信他表面的瘋狂是今天唯一明智的做法。因為這事實上是在拯救人的靈魂。不是置身人間之外，而是要通過歷史本身去達到目的。重要的是應通過無愧於歷史的方法來提高人的尊嚴。人們需要對類似事業的困難和矛盾進行一番衡量。我們知道，事實上要拯救人的靈魂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我們要說這並不是停止進行這種試驗的一個理由，而我們更要說在還未曾好好做過一次、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之前，就不應當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我們已有了機會。這個國家貧窮，而我們也和國家一樣的貧窮。歐洲貧困不堪，它的貧困也是我們的貧困。沒有財富，也沒有物質遺產，這反倒可能將我們置身一種自由的境界，使我們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對這個叫做真理的狂熱的追求之中去。就這樣，我們已曾講過我們的信念：最後一次機會已降臨到我們面前。我們的確認為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欺詐、暴力和人類盲目的犧牲，這些方法已經受了多少世紀的考驗。而考驗的結果則是痛苦的。現在只剩下一件事情可以嘗試了，那就是走不抱幻想的誠實坦率而又簡便的中間道路和堅持不懈地維護人的尊嚴。我們認為，理想主義是毫無意義的。不過，最終我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天那些願意行善的人能像那些作惡的人一樣的執著一樣的不知疲倦，那麼善的力量就一定會勝利——也許只是很短的時間，但畢竟會有一段時間，而這個勝利將具有無窮的含義。為什麼我們最後又回過頭來辯論這個問題，既然有那麼多更緊迫的實際問題？不過，我們從未退縮過不去談論那些實際問題，證據是，每當我們談論那些實際問題時，總是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滿意。而從另一方面來看，確實應該回過頭來談談這個問題，因為事實上，這並不是什麼更為緊迫的問題。是的，為什麼要回過頭來辯論這個問題呢？為了有一天在一個已變得現實而又明智的世界上，當人類重又回到瘋狂和黑暗時，那些像蓋埃諾的人還會想起他們並不孤立，他們那時會知道，不管人們怎麼想，純潔將永遠不會是一片荒漠。六（戰鬥報，1944.11.24）人們越是深入思考，就越是相信，社會主義的理論正在大部分政治輿論中逐漸成形並占據了重要位置。我們僅在昨天才指出了這一點。因為，所有這一切均不屬於原來就有的事物。那些對此抱有惡感的人可能會感到驚奇，參加過抵抗運動的人們，還有許多法國人和他們一起為了達此目的，已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不過首先，政治理論並不絕對是新的理論。政治（我們這裡不是說的行動）只是要做事而已。人類的事情就其詳情來說很複雜，但就其原則來說則很簡單。沒有精妙的哲學照樣能很好地實現社會正義。社會正義只要求有真正的良知和這些單純的東西，即遠見卓識、堅毅的品格和無私的精神。有了這些條件，希望不惜一切代價去創新，就是在為2000年而努力。而如果可能的話，很快在明天，我們社會的各種事情就應走上正軌，秩序井然。其次，理論並不因其新穎而有效，而只有通過理論使人們產生堅韌不拔的精神和信奉理論的人們無私奉獻的精神，才會使之發揮作用。很難知道，社會主義的理論對第三共和國的社會黨人是否具有某種深刻含義的理論。而今天，這一理論對很多人來說卻像是某種灼傷而令人痛苦。因為這種理論只是讓人們渴求正義的焦急心情和對正義的火熱追求變得明顯起來。最後，也許憑藉著一種弱化了的社會主義思想使人們會相信，到達那裡的目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對某種形式的這一理論，我們可能會比對專制政治更感到厭惡。這是那種建立在樂觀主義之上的理論，它假借熱愛人類卻不去服務於人類，假借不可避免的進步卻不提工資問題，假借世界和平卻迴避作必要的犧牲問題。這種社會主義是特別以別人的犧牲為代價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從未能使宣傳它的人信服。總之，這種社會主義懼怕一切，並懼怕革命。我們了解這一點。確實，如果僅僅要回到那種社會主義理論可能並不算什麼事情，但還存在另一種社會主義，這是一種決心付出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還拒絕謊言和怯懦。這種社會主義對關於進步的問題不感興趣，卻堅信人的命運一直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不相信絕對的、永遠正確的理論，而只相信人的命運的堅持不懈、充滿艱險曲折的進步。對它來說，正義不亞於一場革命。而如果實現正義對這種社會主義來說比對其他的社會主義更困難，那是由於這種社會主義重視人，且只要求作出必要的犧牲。如果了解這種心態是否能在實際中得到反映，這將是以後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我們今天要澄清幾個模稜兩可的問題。很明顯，第三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未能回答我們剛才提出的要求。這種社會主義現在有了進行改革的機會。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但我們還希望參加抵抗運動的人們和那些與他們有共同語言的法國人，不要觸及這些基本要求。理由是，假如傳統的社會主義要自我改造，它不會在從事這項事業時僅向已逐漸熟悉這一新理論的新型的人們發出呼籲的。它將從事這項事業，相信這一理論，並會全身心地投入到這項事業中去。沒有所有人的承諾和忠誠就不會有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領悟的道理，也正是這點才具有新意。七（戰鬥報，1944.12.26）教皇剛剛發出了一封致世界的信函，公開站在了民主的立場上。我們應當對此表示祝賀。不過我們認為，對這封頗具某種色彩的信函也應進行一番頗具色彩的評論。我們不能肯定這篇評論是否能代表我們《戰鬥報》所有同仁的意見，因為我們之中有些人是基督徒。但是我們敢肯定，本文反映了我們中大多數人的思想感情。既然天賜良機，我們就要說，我們雖然對信函表示滿意，但卻不無遺憾。很多年前，我們就期待本時代最高的宗教界權威，能以明確的語言譴責獨裁統治。我說話用的是明確的語言。因為這種譴責會導致教皇發出若干通諭，然後只需解釋清楚這些通諭。然而，譴責用的是慣常的語言，這是一種對廣大群眾來說永遠不明確的語言。而正是這大多數人，這些年來一直在等待著能聽到一種聲音，一種像今天一樣明確說出惡來自何處的聲音。我們內心深處是希望，這種聲音早應在惡戰勝善和善的力量正受到壓制的時候就發出來。儘管在今天正當獨裁思想在世界上已處於風雨飄搖之勢時，我們才聽到了這種聲音，我們仍明確認為，應當為此而感到高興。但我們並不僅希望對此感到高興，我們還希望能表示信賴和讚賞。我們希望，在物質力量支持精神，支持精神的理由之前，精神就能經受住各種考驗。這封譴責佛朗哥的信函，我們早就希望它在1936年發出了，以使喬治·貝爾納諾無話可說，也無須詛咒。這一指示天主教徒們應採取什麼立場的聲音，是唯一在磨難和呼喊之中發出的聲音，是唯一能平靜勇敢地反對耀武揚威的裝甲部隊的聲音。讓我們明確說吧，我們早就希望教皇能在這些恥辱的年代中立場分明，譴責一切應該譴責的事情。很難想像，教廷不做此事，卻讓默默無聞，沒有它那樣威望的人來做這件事，而這些人中的一些人常常對前途已喪失了希望。因為教廷不曾必須考慮自己要存在下去或保全自己的問題。即使在受奴役時，教廷也沒有中止自己的存在。而相反，它還在受奴役中找到了一種我們今天根本不想承認的力量。至少現在有了這封信函。而現在，那些在共同的鬥爭中獻出了自己最美好的東西的天主教徒知道，他們是有道理的，他們曾站在善的一邊。民主的優越性得到了教皇的承認。而正是在這裡出現了細微的差別。因為這種民主是指廣義的民主。而教皇說民主可以同時包括共和國和君主國。這種民主不相信大眾，教皇庇護十二世巧妙地將民主與人民區別開來。這種民主還承認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可能可以通過博愛的思想來減少這種不平等。在本文中所確認的民主，陰差陽錯地帶有某種激進社會主義的色彩，這並不使我們感到吃驚。此外，既然教皇已表達了他對建立一種溫和制度的願望，那麼這已經是把話說到底了。當然，我們懂得這種願望。穩妥的思想應有助於提高處理社會事務的能力，甚至有利於人類的幸福。但是，過多的細微差別，過多的謹小慎微，則會使溫和穩妥成了最令人厭惡的放肆下流的同義詞，即心靈的墮落。正是這種溫和穩妥才會接受社會的不平等地位，並讓不義一直延續下去。這種溫和的建議是一把雙刃劍。今天，它很可能會服務於那些想保住自己一切利益的人，這些人卻不懂得，有些事情必須要改變了。我們這個世界是不會給那些溫文爾雅的人留下位置的。這個世界只屬於那些有著滾燙心腸的人，只有他們才會給溫和派們設置應有的位置。不，最初幾個世紀的基督徒們都不屬於溫和派。而教廷在今天不應努力把自己同保守勢力混同在一起。這些，至少就是我們想要說的，因為我們希望，在這個世界上一切有名有姓和有榮譽感的人們，都應當服務於自由和正義的事業。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永遠不會是多餘的人。這是我們有保留意見的唯一理由。我們究竟是些什麼人，竟敢批評本世紀宗教界的最高權威呢？什麼人也不是，我們僅僅是思想的捍衛者，但我們感到必須對那些承擔著重要思想使命的人提出極高的要求。八（戰鬥報，1945.1.11）莫里亞克先生剛剛在《蔑視仁慈》上發表了一篇我認為是既不公正又不仁慈的文章。他第一次在使我們產生意見分歧的問題上採用了我不願堅持，且至少我現在也不會採用的語氣。假如形勢不迫使我遠離這些我們中的最優秀者和最卑劣者整日整月談論，卻對重要的問題得不出任何結果的日常討論的話，我是不會做出回答的。假如我不認為這種甚至涉及我們生命的討論正在變得越來越混亂時，我也不會做出回答的。而既然我個人已成了議論的對象，那麼為了結束這種討論，我願以個人的名義談論一下這個問題，並最後嘗試一次，對我過去想說的話作一些澄清。每當涉及清洗問題時，我都談到了正義，而莫里亞克先生卻會談到仁慈。仁慈的美德是如此奇特，以至我在要求正義的時候卻好像是在為仇恨辯護似的。人們確實會認為，聽莫里亞克先生講話，我們在處理日常事物時，非得在兩方面作出選擇不可，要麼愛基督，要麼就仇恨人類。而我們則回答：不！我們是這樣一些人，既不接受來自某一方面發出的憎恨的吼聲，也不接受來自另一方面的令人同情的懇求。我們只在這二者之間尋求能給我們指明毫無恥辱的正確真理的聲音。為此我們亦不需要做到明察秋毫，而僅僅需要有明晰的目光，外加理智的熱情和心靈的機智，沒有這種目光，無論是莫里亞克先生還是我們都不可能做出什麼好事來。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要說，仁慈在這兒毫無用處。在這方面，我似乎感到，莫里亞克先生根本就沒有認真閱讀他所反駁的文章。我倒覺得，他更像是個富有幽默感的作家，而不是一個善於說理的作家。不過，我希望，當我們談論這類問題時還是不要摻進詼諧的調子為好。因為，假如他以為面對今天這樣一個世界我竟會笑得出來，那就表明他根本沒有讀懂我的文章。當我說仁慈只不過是給渴望正義的二十個國家的人民一錢不值的安慰時，我請我的反駁者相信，我是絕對不會微笑著講這句話的。在我對莫里亞克先生表示尊敬的同時，我也有權拒絕接受他的觀點。為此，對他慷慨給予我的仁慈無須抱輕視的態度。相反，對我來說，大家各自的立場都是清楚的。莫里亞克先生並不想在仇恨上再添油加醋，而我在這方面很同意他的看法。不過，我不希望有人在謊言之上還要做文章，而正是在這方面我期待著他能對我表明態度。總之，我期待著他能公開說出今天正義是必要的這句話。事實上，我不相信他會這樣做：這是一種責任，他不會承擔。曾說過我們的共和國可能是冷酷的莫里亞克先生，打算馬上要寫出兩個尚未說過的字：寬恕。我只想對他說，對我們的國家來說，有兩條通往死亡的道路（而有些生存的方式比死亡也好不了多少）。這兩條道路一條是仇恨之路，一條是寬恕之路。兩條道路依我看都是災難性的。我對仇恨毫無興趣。頭腦中只裝著敵人的想法，對我來說也似乎是世上最令人討厭的事，而我們，我的同事們和我必須作出極大的努力才能忍受這種思想。但寬恕，我也不認為這會好多少，今天，這倒更像是對人的一種侮辱。不管怎樣，我認為寬恕不屬於我們。如果說我對判刑感到厭惡，那隻關我的事。如果韋蘭的父母、萊諾的妻子對我說我能，我將會和莫里亞克先生一起公開表示寬恕——但在這之前不能，在這之前永遠不能——為了不至於僅因感情的流露使我背叛我一直熱愛和尊敬的這個世界上的東西，即使人高尚的東西：忠誠。這話可能不那麼順耳。我只希望莫里亞克先生會感覺到，這話並非那麼輕而易舉就能說出來。我已經在文章中明確說過，貝羅罪不當死，但我承認我缺乏想像力，不知道鐐銬是什麼樣子，而據莫里亞克先生說，因叛變而被判刑的人腳踝上都戴著鐐銬。但我們卻應有足夠的想像力去認識到，在四年期間曾有成千上萬的法國人，被那些人們想把他們當成烈士的記者每天指認出來去受各種酷刑。作為一個人，我也許會欣賞莫里亞克知道愛叛徒的做法，但作為公民，我會對此表示痛惜，因為這種愛恰恰會把我們變成一個充滿叛徒和庸人的國家，會把我們帶入一個要不得的社會之中去。最後，莫里亞克先生又把基督擺到了我的面前。我只想以相當嚴肅的口吻對他說：我相信我對基督教的偉大作用有正確的認識，但我們是這個受盡迫害的人群中間的這樣一些人，我們覺得，即使基督對某些人來說已經死了，但他對我們來說卻並沒有死去。就在這同一時期，我們並沒有對人表示絕望。雖無不切實際想拯救人的雄心壯志，但我們至少一直在服務於人。雖然我們不信上帝、不信希望，但我們卻不能輕易地不相信人。在這點上，我可以毫無顧忌地對莫里亞克先生說，我們將不會氣餒，直到最後一分鐘，我們也不會接受剝奪人們對正義要求的上帝的仁慈。九（戰鬥報，1945.6.27）埃里奧先生剛剛發表了不恰當的言論。所謂不恰當是指這種言論發表得不是時候。埃里奧先生在一個不恰當的時間講話，而談論的又是一個可能會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問題。即使他說得有理，他也不是可以指責國家不道德和宣稱現今時代不能教訓戰前時代的人。他的譴責之所以不正確，首先是因為這種指責過於泛泛而談了。誠然，每當涉及自己的問題時，法國人總喜歡把寶押在最壞的情況之上。而如果換了那些為自己的國家進行了頑強戰鬥並經受過很多痛苦的人，他們對一位富有政治經驗，又有思想而應持謙虛態度的精英就不會有同樣的寬容。沒有任何理由允許人們可以去泛泛地進行指責，特別是指責整個國家。埃里奧先生應當知道，本時代並不想給上個時代上道德課。但經歷了可怕的動亂，它有權徹頭徹尾地拋棄曾把它引入災難的那種道德。可能並不是埃里奧先生及其激進的同事們的政治理念把我們引向了失敗。但是他們的這種沒有義務也沒有懲罰的道德，他們賞賜給我們的店主、菸草商和議會宴席上政客們的法蘭西，比大規模的腐敗現象對腐蝕我們的靈魂、瓦解我們的鬥志所起的惡劣作用更為甚之。總之，這樣的道德使埃里奧先生根本無權去指責1945年的法國人。人民正在尋求一種道德，這就是今天的現實。現在尚處在一個臨時時期。不過，人民表現出的忠誠和犧牲精神已有目共睹，有權要求曾代表他們的政治人物們不應以輕蔑的言辭談論他們。我們很清楚埃里奧先生看到人們拋棄戰前那種政治道德所感到的氣惱。不過，他必須順應潮流。法國人對中庸的道德已感到厭倦，他們現在知道，一場遍及全國的關於道德問題的爭論會帶來不幸和痛苦。大眾會脫離那些假精英，這不會令人驚奇，因為他們首先都是些平庸之輩。不論埃里奧先生多麼聰明、富有經驗，我們很多人都認為我們已不希望他教導我們什麼了。如果說他對我們還有用的話，那是因為考慮到他和他的黨的情況，並看到為了法國能獲得新生還將要冒驚人的風險，我們必須得說不可能存在一致的評論尺度，而法國的革新除了不慍不火的心情之外還要求有更多的東西。埃里奧身邊的人有可能寧願要黑市上的兩小時，也不願為正常的工作干一個星期。而我們會向他保證，有幾百萬法國人正在工作並保持著沉默。你必須考慮他們的意見才能對整個國家發表評論。因此，我們認為比起政治改革，法國更需要道德改革；但不進行政治改革的觀點是同樣愚蠢的。法國兩種改革都需要，這樣才不至於使整個國家，受累於幾個無恥之徒獲得的醜惡的利益。在這裡我們一直在強調對道德的要求。但要是這些要求會服務於改變我們所需要的政治和機構改革，這將會是一場騙局。若想有好的臣民，就必須制定好的法律。我們唯一的希望是這些好的法律能在一個適當的時期內防止讓道德教師重新上台掌權，他們曾竭盡全力使議員們和政府發表的言辭在很長時間成了人們嘲諷的對象。十（戰鬥報，1945.8.8）世界就是這樣，微不足道。這是自昨天開始已家喻戶曉的事情，因為所有的廣播、報紙和通訊社都參與了這個大合唱，報道了原子彈爆炸的新聞。通過大量熱情的評論，實際上我們已知道，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不論怎樣都會被一枚如足球大小的炸彈徹底夷為平地。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各報用了大量華麗的辭藻，就原子彈的未來、歷史、發明者、價值、和平使命及對戰爭的影響、政治後果及其獨特的性能作了連篇累牘的評論。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一句話：機械文明剛剛達到了其野蠻程度的頂點。在一個不那麼長遠的未來，人們必須在要麼集體自殺、要麼理智地利用科學成果之間進行抉擇。在此期間，有人還膽敢認為，如此歡慶服務於人們許多世紀、一直從事的最可怕的毀滅活動的這種發明並不那麼恰當。在一個充滿暴力、無力進行任何控制、對正義和人類幸福漠不關心的世界上，讓科學服務於有組織的屠殺，可能除了不知悔改的理想主義者之外，任何人都將不會對此表示震驚。對這些發明應當據實進行記錄、評論並告知世界，以使人們能對自己的命運有一個正確的看法。而若將這些可怕的發明創造罩上美麗的或詼諧的文學語言，則是令人無法忍受的。在一個備受折磨的世界上，人們已感到難以自由地呼吸了。現在，一種新的苦惱又降臨到人們頭上，這很可能將是人們所感受的最後的苦惱了。這也可能是人類最後的機遇了。總之，這也許就是出此特刊的藉口，而本來這應是更能引起人們思索並使人們更會保持沉默的一個問題。其次，對各報向我們推薦的這種幻想小說，我們還有對此持其他保留態度的理由。當人們聽到路透社的外交編輯聲稱這種發明已使過去的條約失效，甚至連波茨坦的決議均已過時，並認為俄國人在科尼斯堡和土耳其人在達達尼爾海峽已無關緊要時，人們不得不對這一宣揚科學發明、慷慨奉獻的美麗大合唱的明顯意圖提出疑問。請注意我們的看法：如果在廣島被毀之後，由於此事所產生的威懾效果致使日本人投降，我們將為此而慶幸。但對這一如此重要的新聞，我們除了繼續堅定地為一個真正公正的國際社會辯護之外不會有另外的選擇。在這樣的國際社會中，大國沒有高出小國和中等國家的權利，而因人類智慧的作用成了最後禍害的戰爭，將再也不會由某個國家的野心或理論來決定了。在人類可怕的前景面前，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和平成了唯一值得我們為之奮鬥的事業。這不再是一種祈求，而成了一道必須使政府與人民協調一致的命令，一種最終必須在地獄和理智之間作出抉擇的命令。十一（戰鬥報，1945.8.30）人們將諒解我們今天以盡人皆知的事作為開場白：可以肯定，今後法國的肅奸運動不僅會失敗，而且會威信掃地。清洗這個詞已相當難以啟口了。事情已變得令人厭惡。若不這樣，只有一種可能，即必須不帶復仇心理和不抱輕率的態度去認真處理此事。必須看到，在一方面是仇恨的喧囂聲、另一方面是昧著良心的辯護聲之中，要找到一條伸張正義的道路是不容易的。總之，這將是徹底的失敗。還有，政治也以極其輕率的態度介入其中。那麼多人在呼喊著死刑，就好像判處苦役成了一種無足輕重的刑罰。而相反，當告密和恥辱使幾年來牢獄遍地時，又有多少人曾狂吼著要恐怖。不論什麼情況，我們都無能為力。而今天也許最能肯定的就是去做應做的事，以使那些過於不義之事，不至於更多毒化這讓法國人已經感到有些呼吸困難的空氣。我們今天要說的就是一件這種不公正的事。同樣一個法庭，判處了阿爾貝蒂尼——法國志願軍團的徵召人五年苦役的刑罰，判處了和平主義者勒內·熱蘭去服八年苦役，因為他在戰爭期間主持了《作品》這一文學專欄。這既不符合邏輯也不公正，這是無法讓人接受的。我們並不贊成勒內·熱蘭。完全的和平主義是站不住腳的，我們知道只要時候一到，它就會不攻自破。我們同樣也不同意熱蘭在《作品》上關於文學專題所發表的觀點。但是，必須尊重應有的判決尺度，按照每個人的實際情況進行判決。你不能對文學評論文章作出服苦役的判決，即使對占領時期的報刊文章也是同樣的道理。此外，熱蘭的立場是一貫的，沒有改變。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他的和平主義思想至少是一個人某種觀念的歸宿，只能受到尊重。一個社會，如果因其缺乏明確的思想標準而無法懲處真正的罪犯，卻把一個偶然與崇拜希特勒、不要和平的假和平主義者站到一起的人投入苦役犯監獄，那就應該對自己進行一番評判。而一個正希望和正要復興的社會，對這種明確的思想標準連起碼的關心都沒有，這難道可以允許嗎？熱蘭沒有告發任何人，他也沒有參加過任何敵人的活動。如果認為他與《作品》的合作應受到處罰，那麼應該做出處罰，但應當列入輕罪去處理。懲處過度會於事無補。這樣的處罰只能令人懷疑，這不是國家的審判，而是某個階級進行的審判。這樣的處罰侮辱了一個人，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這樣的處罰使政治毫無信譽，對所有的人都有害。總之，這一審判應當予以修正。這不僅為了避免使一個人因其錯誤而將受到過度的處罰，還為了使正義能得到維持並使之至少可以使人們能對之肅然起敬。儘管勒內·熱蘭曾是與我們對立陣營中的一員，但我們似乎感到，在這一點上，所有抵抗運動方面的輿論都會同意我們的觀點，為的是果斷地拯救一切還能拯救的東西。肉體一（戰鬥報，1944.10.28）昨天要我們談論勒內·萊諾是很困難的。那些在報紙的一角刊登的公告說，一位叫上述名字的抵抗運動的記者已被德國人槍殺了。這條消息將不會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而這對我們卻是一條十分可怕和殘酷的消息。然而，我們必須講講他的事跡。我們必須要談談他，這是為了使對抵抗運動的記憶如不能被一個健忘的國家保留下來的話，那麼至少會保留在那些關心人的品格的人心中。他從一開始就加入了抵抗組織。所有構成他精神生活的因素，基督教和遵守承諾使他很快在這場地下鬥爭中默默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給自己起了一個戰鬥的名字，很符合他那純潔的心靈：對於《戰鬥報》他所有的戰友們來說，他叫克萊爾（法語有明亮、光明的意思——譯者注）。除了靦腆之外，他唯一還保留著的個人愛好是詩歌。他寫過一些詩，而我們中只有兩三人知道此事。他們也有他那樣的品格，即光明磊落。不過由於每天都在戰鬥，他放棄了寫作，僅僅購買各種詩集，準備戰後閱讀。除此之外，他也和我們一樣相信，以某種筆調加上頑強、正直的品格就會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使我們的國家徹底改變面貌。幾個月來，他在報社的位置一直是空著的，而對他一直懷著深厚的友愛之情的我們，一直不相信他已死去的消息。今天，這一切已不可能了。我們需要的這種筆調，他已不再能堅持下去了。抵抗運動荒謬的悲劇全部體現在這可怕的災難之中。因為，那些像萊諾一樣投身抵抗運動的人深信，任何人如果不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都不可能有發言權。不幸的是，對於不著軍裝的戰爭而言，人們並不簡單地按照戰爭那可怕的規律行事。在戰場上，子彈並不長眼睛，不管你是好人還是壞人。但在這四年期間，最優秀的分子常會犧牲倒下，他們爭得了說話的權利，卻喪失了說話的能力。總之，這位我們所愛的人已不再會說話了。然而，法蘭西卻需要聽到他的聲音。這個像所有人一樣有著一顆驕傲的心、長期以來一直對自己的信仰和名譽緘默不語的人，本應說出他要說的話。但現在他卻永遠地沉默了。而另一些並非問心無愧的人們卻在談論著他那已與自身融為一體的榮譽，就像某些人一樣，他們雖不忠實，卻在以他們所選擇的上帝的名義講話。現在已有可能批評參加抵抗運動的人們，指明他們的缺點，並指責他們。而這也許是因為他們中的最優秀者已經犧牲了。我們這樣說是因為我們深深地感到，如果說我們還活著，那說明我們做得還很不夠。萊諾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今天他回歸了這塊對我們來說前途仍不明朗，而對他來說卻是轉瞬即逝的土地，又離開了他為之獻出一切的事業，我們至少希望，為了使他的靈魂得到安慰，在我們也參與其中的這場人類可憐的冒險事業上，不應當讓人們再聽到那些充滿苦澀和造謠中傷的言論。誰也用不著害怕什麼，我們不會利用他來達到某種目的，他也從來沒有利用過什麼人。他默默無聞地加入到戰爭的行列，又默默無聞地離去。我們會按照他的意願，為他留下我們心靈的靜默、對他永恆的懷念和那份因他的離去而產生的無限的憂愁。我們一直在努力擺脫痛苦的影響，他會原諒我們再一次提起了這一點並已開始使我們感到，也許這樣一個人死去的代價，對那些在行動和作品中已忘卻了四年來某些法國人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犧牲精神的人來說是過於昂貴了。二（戰鬥報，1944.12.22）法蘭西經歷過很多悲劇，而今天這些悲劇已經收場。她還將經歷許多悲劇，而那些悲劇還尚未開始。但有一種悲劇五年來一直使這個國家的男人和女人們在遭受著痛苦，這就是分離的悲劇。遠離家鄉，天各一方，戀人們只有遠隔著歐洲的平原和山脈進行著默默的對話，或是每個人都在焦急地等待著對方，在進行著毫無結果的獨白，這是時代悲慘的景象。五年了，在他們乾涸的心中，他們一直在絕望地與時間進行著抗爭，與擔心對方變老及白白地喪失了幾年愛情和幸福時光的念頭進行著抗爭。是的，這個時代是分離的時代。在遭受苦難的時期，人們不敢再提「幸福」這個字眼兒。而今天，成千上萬的人又在追尋著幸福，過去的幾年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個暫時的休眠期而已。從今以後，重又燃起獲得幸福的願望，對他們來說是可能的了。誰會因此而責備他們呢？誰會說他們不對呢？如果不能得到幸福，正義又有何用，貧困的自由又有何用？我們這些曾投入到這場戰爭中的法國人很清楚，我們之所以投入，不是出於對征服的興趣，而恰恰是為了保衛某種追求幸福的思想。只是，幸福是相當難得、相當純潔之物，看來值得我們為它去經受那麼多年的苦難。因此，我們應當記住什麼是幸福，並記住那些失去了幸福的人。這會使我們忘掉鬥爭的殘酷性，卻不會使法國的苦難和其分離的孩子們的悲劇得到絲毫的減輕。現在尚不是說出下面這些話合適的時間和地點：對我們來說，分離常常是很正常的，而團聚則是個例外，幸福呢，僅是正在延續中的一個偶然。人們希望從我們這裡聽到的是希望的詞句。的確，我們這代人從未想過的一件事，就是類似絕望這樣的事。但這可能倒使我們更有了談論最迫切的希望的思想準備，即人們在貧困的世界中所追尋的、似是勝利的這種東西。這是唯一值得我們尊重的東西。只有一件事是我們無法戰勝的，那就是永遠的分離，因為它會葬送掉一切。而其餘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勇敢和愛情所不能解決的。堅持了五年的勇敢、五年的愛情，這是對法國男人和女人們的非人道的考驗，這一考驗成了他們經受的深重苦難的寫照。這正是人們想在「紀念失蹤者周」中要紀念的東西。一周時間，算不上什麼大事情。因為巧妙地救濟不幸比一直做好事要容易。當我們救濟不幸時，我們沒有多少辦法，我們會拿出錢來。我只希望人人都能慷慨解囊，多出錢。既然我們對解除痛苦已無能為力，那就讓我們為了解除貧困做些事情吧。這樣，痛苦將會減輕，所有那些不幸的人除了痛苦之外將會有了些閒暇。對很多人來說，這將是一種奢侈，很長時間以來，他們享受閒暇的權利早已被剝奪了。不過，任何人都不要以為已盡到了義務，不要以為只要給了錢自己的良知就可以安寧了，義務是永無止境的。那些已躺在那裡的男人和女人們，這個由無數人組成的神秘和友愛的群體，他們會以我們曾熟悉的面孔站在我們面前，但他們都已離我們而去了。而我們很清楚，在他們把目光投向我們的時候，我們沒有給他們以足夠的愛，給他們以足夠的支持。沒有人給他們足夠的愛，他們的祖國也包括在內，因為他們今天正躺在他們所在的地方。至少讓這個星期，「我們的」星期使我們不要忘記「他們的」年代。讓這個星期提醒我們，不要用一般的愛去愛他們，我們應當紀念他們，想著他們，這是使我們能無愧於他們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讓這個星期、每當我們將要面對他們的那個困難而又神奇的時刻，會使我們忘掉我們說過的那些最無用的話，並在他們面前保持靜默。三（戰鬥報，1945.1.2）我們讀了昨天發表在《大眾報》上一位戰士的來信，對此我們表示尊敬和讚許。該信的嚴厲內容是合理的，信中提出的指責也大都論據充足。至於信中表示的不安和苦惱，我們早已給予過相當的注意，我們也曾多次提出過，我們全國都應當按照戰爭的規則行事，以使我們不會再看到戰爭。除此之外，我們卻不贊成我們這位同志對後方青年所進行的指責：「像木偶一樣枯瘦如柴，可笑卻在大聲地嘲笑著遠遠比他們強的、像維克多·雨果這樣的人和勇敢之類的品德。」不是不能反駁這種觀點，而是他實際上並無道理，他只是指出了我們中一部分可以理解的精神狀態而已。但也許應該想一下那些讀到這封信的法國年輕人，他們可能會不相信自己，想到原來這就是人們對他們的看法，並會因自己讓兄長們留下了如此可笑的形象而感到痛苦和失望。因為這一指責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它的缺點是過於泛泛而談，反映了那些備受痛苦的人合理的意見。任何苦難都會導致人們對這個世界持有某種看法。失望會使人們將一些現象看成是普遍的現象，而當人們仔細關注一些不幸之人的情況時就會談起所有青年的問題。我們這裡並不想為所談及的那些不幸的人辯護，但我們認為卻可能為這些青年作證，他們多年來曾被那些與納粹合作的人咒罵，而在我們需要青年人的時候卻要指責他們則是不正確的。法國青年們的任務曾是不容易的。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曾參加過戰鬥。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在起義那天，在街壘上曾有過像成年人一樣多的孩子們的面孔。另一些人曾失去了參加鬥爭的機會，或者是他們曾不夠機智。今天，他們所有的人都是未來的希望。兩代人給這代青年留下的是對思想理念的不信任和純潔的詞句。現在眾多的任務擺到了他們面前，而卻沒有教給他們任何辦法。他們無事可做，而世界上的任何事都令他們驚訝。誰能說他們應受到譴責呢？我最近看到很多青年在同一個大廳里聚會。我在那裡看到的唯有他們那種認真和聚精會神的樣子。確實，這是一代專心致志的年輕人。這也意味著他們在期待，而對他們這種沉默的要求遠沒有人給過他們答案。不是他們，而是我們，是整個國家和國家的政府，才應對他們孤立無援和消極的狀態負責。輕蔑的語言對他們毫無幫助。只有伸出友愛的手和用強有力的語言才會使他們得到幫助。這個很長時期以來深受年老體衰之苦的國家不能沒有年輕人。但青年需要得到人們的信任，人們應以偉大的精神引導他們，而不應把他們引入那種失望和厭惡的環境之中。法蘭西經歷過那種絕望的勇敢時期。也許正是這種毫無前途、毫無親情的勇敢，最後拯救了這個國家。但是，這種徹底扭曲了的靈魂所迸發出的力量是不能永遠存在下去的。法國人肯定並不需要幻想。他們對於幻象已經是過於敏感了。但法國不能僅生活在不信任和逃避之中。總之，法國的青年需要人們給予他們肯定的回答，這樣，他們才會對自己有明確的信心。要把那些參加戰鬥的人和只在一旁期盼的人們團結到一起總是很困難的。只有共同的思想遠不夠，還需要有共同的經歷。而假如永遠不能將經受過不同痛苦的人們融合到共同的思想中，那讓我們至少也不去做任何使他們相互對立的事情。我們所關注的是，讓我們不要在青年們苦惱的時候還要指責他們，因為如果他們感到指責不公正的話，這將會激怒他們；而如果他們認為指責可以接受，這又會使他們產生自卑感。在痛苦面前，有時我們有很多理由不得不作出讓步。但是，如果可能的話，我們還是應當儘可能將痛苦留給我們自己。不，事實上，這代青年人並沒有諷刺勝過他們的人或事。我們所認識的青年人，至少除了吹牛大話之外從沒有嘲笑過什麼，而他們有理由這樣做。我們看見他們在鬥爭中或在勇敢的場面面前總是保持著沉默。這正是他們品質的標誌和他們苛求的靈魂的體現，他們只求自己能有用，而他們對人們把他們置於孤立無援的狀況是不應負有責任的。四（戰鬥報，1945.5.17）中午，我們的食物是僅有的一碗湯，而晚上則是些許咖啡和三百克麵包……我們身上長滿了虱子和跳蚤……每天，都有猶太人死去。人一死，就會被堆放到屋子的角落裡，而死人一旦夠數就會被埋掉……就這樣，每天每時，在陽光的作用下，在猶太人居住的營房內和我們營房的周圍，都散發著一股惡臭的味道。這個充滿死人惡臭味的集中營就是達豪集中營。對此我們早已知道，而人們對這種令人髮指的殘暴現在已開始有點厭倦了。愛挑剔的人們感到這種事單調乏味，而我們對還在談這種事也會頗有微詞。不過，當法國知道了這是在美國軍隊解放了他們八天之後，達豪幾千名政治犯中的一人發出的呼喊時，卻產生了新的同情心。因為這些人一邊在等待著被遣返回國的行動，一邊仍留在集中營內。在令他們已變得絕望的地方，他們今天仍在受著極度痛苦的煎熬，因為這次更動搖了他們的信心。我們引用的文字，出自一位被囚禁的人給他家人的信的內容。我們將此段文字摘錄下來以備所有的人參考。過去的很多消息都告訴我們，實際上，我們被流放的同志的狀況就是那個樣子，但我們曾仍然堅持到，在得到更確切的消息之後再談論此事。今天，已經不可能再這麼做了。最先從那裡傳來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而我們不能不對此表示極大的憤慨。這是一種恥辱，應當立即制止。當德國的鄉村到處都是食品和用品的時候，當希特勒的將軍們仍像以往一樣進餐的時候，而那些政治囚犯卻還在餓肚子，這真是莫大的恥辱！當那些「榮譽囚犯」立即，而且是乘著飛機被遣送回國時，我們的同志們卻仍在絕望地凝視著他們幾年來一直在凝視著的那同一片天空，這真是莫大的恥辱！這些人並無什麼大的要求。他們並不想受到優待。他們既不要求得到頒發的獎章，也不要求會聽到歡迎的演說。他們只要求能回到家鄉。他們會對此感到厭倦。為了解放，他們寧願忍受痛苦，但他們今天卻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還要忍受解放的痛苦。是的，他們對此會感到厭倦，因為人們會讓他們錯過所有的機會，包括感受勝利的機會，這一點是對精神的力量不感興趣的人們所不能理解的，而這勝利也是他們的勝利。人們應該懂得，對法國和整個世界來說，這些人的一根頭髮也比那被攝影機圍得水泄不通微笑著的二十來位政治家更重要。他們，只有他們，才是榮譽的捍衛者和勇敢的見證人。因此，應當使人們知道，當我們知道他們仍在忍受著飢餓和疾病的折磨時已經感到無法忍受了，而要使他們失望就更是無法忍受了。在這封每一行字都令我們讀者感到義憤的信中，我們的同志對勝利那天的達豪作了這樣的描述：「沒有一聲歡呼，」他寫道，「也沒有人遊行，這一天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變化。」當這些人本可以等著勝利從海洋的彼岸來到他們眼前，而他們為了最希望的這一天的到來卻犧牲了自己的一切時，我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這一天終於到來了！然而卻仍會在死人堆中、臭氣熏天的地方才能見到他們，他們的豪情仍然被關在鐵絲網內，面對著一個他們即使有最陰暗的想法，也想像不出已愚蠢和糊塗到何種程度的世界。我們將就此止筆。但是，如果這呼聲沒有被聽見，如果盟軍的機構沒有立即採取措施，我們將再次發出呼籲，我們將會使用我們擁有的一切手段向全世界呼喊，並告知所有國家，那些勝利的民主國家為那些曾可能會被屠殺的證人帶來的是什麼樣的命運，以使這些國家所捍衛的原則至少在表面上還能得到落實。五（戰鬥報，1945.5.19）前天，我們已就集中營犯人的命運問題進行了抗議，他們至今仍一直待在德國的集中營里。我們《法蘭西晚報》的同事，昨天試圖就我們的抗議作一番政治解釋，對此我們表示斷然不能接受。類似這樣的嘗試不僅是幼稚的，其談論這樣一個極嚴重問題的口氣也是很壞的。我們在這兒不是要保護什麼人。我們只想看到一件事情：拯救我們法國人中最寶貴的人的生命。在這個緊迫的問題上，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全國的注意力都應關注儘快解決此事。總之，這不是要起訴的時候，因為訴訟可能會過於籠統。是應該迅速採取行動的時候了，是對懶惰的思想和漠不關心的態度敲響警鐘的時候了，我們已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應當行動起來，迅速行動起來。只要我們的聲音能產生一定的反響，我們將繼續傳播下去，直到讓每個人都聽到。美國人今天答應我們，每天將使用飛機空運五千名集中營的囚犯回國。這一承諾是在我們發出了呼籲後作出的，我們對此感到高興和滿意。但尚有涉及四十來個集中營的問題。達豪和阿拉克集中營有十分之一的人已死於傷寒病。到5月6日，每天都有一百二十人死去。在那裡囚犯中的醫生們要求進行隔離，不是把病人隔離在已經人滿為患、每寸土地都感染了病菌的營內，而是隔離到一個黨衛軍的營地中，那個營地僅位於幾公里以外的地方，不僅乾淨而且舒適。至今這一要求尚未得到允許，這件事應當立即就辦妥。當此事解決之後，應當制定責任制度，將責任制度建立起來。不過，還必須提醒那些消極怠工者，所有的消極怠工者。應當告訴他們，我們被囚禁的同志不能正常地與家人通信聯繫，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像在最不幸的日子裡那樣遠離祖國的懷抱，這是我們所不能答應的。應當告訴他們，比如，不應當再向這些破爛不堪的機構運送罐頭食品了，而應當向那裡供應有益健康的食品，這需要一系列的運輸設備，因為這樣才能使一些寶貴的生命得到挽救。不管怎樣，我們還要繼續抗議下去，直到令我們完全滿意時為止。要是我們的前一篇文章已喚起了人們的同情，那正是我們所希望的。最好還是不要用文章來喚起人們的同情心為好。在達豪，有些場面已足以使人感動了。不過，現在並不是表示歉意的時候，而是應當投入行動的時候。總而言之，把話說清楚，我們並非特別怨恨美國人。應當知道，為了美國的友誼，我們會盡力去做應做的事情。但是，我們提出了一般性的指責，那些對此應當負責的人應當認識到這一指責並且道歉，以便改正他們的疏漏和錯誤。國家和國民經常會看不見他們的利益和他們的財富之所在。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民主國家的政府不論是哪國政府，均表現出他們根本不知道在何處才能找到本國的精英。精英們仍生活在這散發著臭味的集中營內，與英雄隊伍中的一些生還者，正在同各國政府的冷漠和輕率的態度作著鬥爭。法蘭西在自願組織的抵抗運動的戰鬥中，失去了特別多的最優秀的兒子。她每天都應當關注這一損失。今天在達豪死去的每個人，都是法國的損失和不幸。我們對此十分清楚，不會不珍惜這些人的生命，不會不盡力保護他們，不會去考慮任何別的人、任何別的事，直到他們獲得第二次解放的那一天。悲觀主義和專制悲觀主義和勇氣（戰鬥報，1945.9）一段時間以來，出現了一些談論某些作品的文章，有人認為這些作品屬悲觀主義的作品，並想由此而證明，是這些作品直接導致我們受到了可恥的奴役。這種推理是不夠認真的，悲觀主義哲學實質上是一種失望的哲學，那些不相信會有一個好的世界的人因此會專心服務於專制制度。這些文章中最佳，因而也是最有效的一篇是喬治·亞當先生在《法國文學》上發表的文章。在最近某一期《黎明報》上，喬治·拉博先生又在「納粹主義沒有死亡嗎？」這一無法讓人接受的題目下重新提出了這樣的指責。我看對這場爭論只有一種回答的方法，那就是公開回答。儘管問題與我無關，而是涉及馬爾羅、薩特和其他幾個比我更重要的人物，但我若是不以自己的名字談論這一問題則只能表明我是虛偽的。不過，我並不想強調辯論的實質是什麼。認為一種悲觀主義的思想必定是失望的思想，這種想法是一種幼稚的想法，但需要寫很長的文字來加以說明。在這裡我只想談談促使人們寫出這些文章的思想方法問題。我首先要說，這是一種不顧及事實的思想方法。這些文章所針對的那些作家已盡其所能證明了，儘管他們缺乏哲學上的樂觀主義，但至少作為人的責任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一個持客觀看法的人可能會認為，一種消極的哲學實際上與自由和無畏的道德觀並不是不相融的。他只不過在其中可能看到了從人們的心靈中，能學到某種東西的機會而已。這種持客觀觀點的人可能更有道理。因為在有些思想觀點中，這種消極哲學和積極道德觀念的結合，實際上正是使整個一個時代動盪痛苦的最主要的原因。總之，這是一個文明方面的問題，這是一個我們應當知道人在沒有對永恆或唯理論主義思想救助的情況下，能否為自己建立屬於自己的價值觀。這項事業遠非是我們所有的人的能力可以達到的。我這樣說是因為我也這麼認為，法國和歐洲今天要麼必須去創建一種新的文明，要麼滅亡。但是，文明不是動動手、寫出幾條規則而形成的。文明是通過思想的交鋒，是用心血、痛苦和勇敢而鑄就的。歐洲百年來的各種問題，不可能轉瞬間得到《黎明報》一位毫不猶豫把淫蕩之風歸因於尼采、把存在毫無意義的思想歸因於海德格爾的社論作家的正確的評判。我對於十分有名氣的存在哲學並無多少興趣，總而言之，我是聽信了錯誤的結論。但它至少代表了對思想的一種偉大的探索，很難容忍看到像拉博做的那樣，會讓這種哲學去服從於因循守舊最簡單教條的評判。根據客觀性的原則，事實上目前正是這些問題和這些事情並未得到重視。人們不是根據事實，而是在根據某種理論評價這些問題。我們的共產黨同事們和基督教的同事們，在高聲地談論著我們所尊重的理論。那不是我們的理論，但我們從來沒有用他們對待我們及他們那種自信的口氣談論這些理論的想法。對於無足輕重的我們來說，請讓我們繼續我們的看法和我們的探索吧。拉博先生指責我們爭得了聽眾。我認為這有些言過其實了。不過，其中真實的情況是，令我們苦惱的恰是我們無法擺脫的整個時代的苦惱。我們願意在我們的歷史中思考和生活。我們認為，只有本世紀這齣戲到了閉幕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認識本世紀的真理。如果說時代曾深受虛無主義之苦，也並非在我們對虛無主義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就能擁有我們所需要的道德。不，凡事並不僅在否定荒誕中才得以體現。我們清楚這一點。不過，必須首先提出否定和荒誕的問題，因為正是否定和荒誕，才是我們這一代人碰到的並必須予以解決的問題。受到這些文章指責的人正試圖通過作品和生命的雙重努力來解決這一問題。你不可能用幾行字就解決一個其他人畢生努力都沒有把握解決的問題，要明白這一點難道會很困難嗎？我們難道不能像對待任何真誠的事業一樣，也對他們保持更多一些耐心嗎？最後，難道我們不應當以謙遜的態度同他們討論問題嗎？本人的批駁意見就此止筆。我希望我還是有分寸地表達了我的意見。不過，我寧願讓人感到我的意見是憤怒中的意見。我認為，客觀的批評意見是大好事，我會很願意接受別人直言的意見，認為某個作品不好或某種哲學對人類的命運是不好的，等等。作家對自己的作品應當負有責任，這會使他們思考問題，而我們每個人都應當認真地思考問題。但是，從這些原則中得出是受奴役於某種或另一種思想的結論，尤其是當人們有了相反的證據時，就認為某種或另一種思想肯定會導致納粹主義的發展時，這其實是在為人塑造一種我不想說出口的形象，這是在為樂觀主義哲學道德善行提供毫無說服力的證據。保護智慧（1945. 3.15，「法蘭西友誼組織」在互助大廳舉行的大會上的講話）假如我們談論的法蘭西友誼只是互有好感的人們之間的一種單純的感情流露，那麼我對此不會多麼重視。這可能是最易做到的事，而也可能是最無用的事。我覺得，那些發起這一運動的人想要表明的是另外的意思，即一種與建設同義的更難以得到的友誼。為使我們不為追求方便而讓步、僅滿足於相互之間的祝賀活動，在這被限定的十分鐘裡，我只想談談此項事業的困難之處。從這一點出發，我只想通過談論友誼的永恆的對立物，我認為是謊言和仇恨，來更好地達到目的。假如我們不能從謊言和仇恨之中解放出來，我們對法國的友誼實際上將什麼也做不成。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確實還未能從謊言和仇恨之中解放出來。我們學習這兩種東西確實已有太長時間了。而這也許正是希特勒主義最後的、最持久的勝利，這是留在那些竭盡全力與之進行鬥爭的人心靈中的可恥的標記。怎樣才能不這樣呢？一些年來，在這個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仇恨在到處肆虐。四年中，在我們這裡，我們也曾陷入了理智的仇恨之中。一些像你和我這樣的人早晨還在地鐵里逗著孩子，到了晚上就悄悄地變成了劊子手。大家都成了仇恨和實施酷刑的行家裡手。四年間，這些行家裡手在從事著他們的行政工作：在到處製造孤兒村，當面對著人開槍，以使別人認不出死者是誰，用腳把孩子們的屍體踢入狹小的棺材中，在其姐妹們面前對人實施酷刑，製造著膽小鬼，毀滅著最值得人們引以為傲的靈魂。在國外，人們似乎都不相信這些故事。但在四年中，這故事的確曾在我們的血肉和苦惱中得到了印證。四年中，每個法國人在清晨都會收到一份仇恨和一份侮辱。這正是每個法國人打開報紙的時候。這樣的事情必然還會留下一些痕跡。仇恨還留給了我們。這種運動還留給了我們，某一天這運動將一位十四歲的少年，推向了一個被私刑殺死的通敵分子面前，讓他去撕破他的臉。我們還留下了狂怒，這狂怒使我們一回憶起某些景象和某些面孔就令我們的靈魂受到震撼。對於劊子手的仇恨，回之於受害者的仇恨。而一旦劊子手離去，法國人便只有同他們尚未發泄出去的部分仇恨待在一起。他們彼此互相看著，那剩下的憤怒還積蓄在心中。那麼，好吧！我們首先應該戰勝的正是這個。應當治癒這些受到過毒害的心靈。而明天，我們要打敗敵人取得最艱巨的勝利，正需要我們作出最大的努力，把仇恨的心理變為對正義的渴求，需要我們去戰勝我們自己。不應當在仇恨面前退讓，不要對暴力作絲毫的讓步，不應當使我們的熱情帶著盲目性，這正是我們為了友誼和反對希特勒主義而能夠做的。今天在某些報紙上，仍有人在鼓吹暴力和進行謾罵。而這樣做正意味著是在敵人面前退讓。相反，我們永遠也不應讓批評變成謾罵，我們必須得承認，持和我們相反觀點的人也可能是正確的，且在任何情況下，他的道理即使很壞，也可能並不出於私心。最後，我們必須重新建設我們的政治思想。如果我們對這些問題進行認真的思考，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我們應當保護智慧。因為我深信，這正是問題的所在。一些年前，當納粹剛剛上台時，格林曾對他們的哲學作過很準確的說明：「誰要是對我談論智慧問題，我立刻就會拔出手槍來。」這種哲學當時泛濫於整個德國。與此同時，在整個文明的歐洲，過多的智慧和知識分子的缺陷都曾受到指責。知識分子自己的反應很有趣，他們並不是最後才進行這場辯論的人。本能哲學到處都取得了勝利，而與此同時，一種更多是憑感覺去理解的低級的浪漫主義也在大肆泛濫，就像它們之間毫無關係一樣。自此之後，智慧就不斷地受到指責。戰爭來臨了，接著是戰敗。維希政府告訴我們主要的責任要歸咎於智慧。農民們看普魯斯特的書看得太多了。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巴黎晚報》、費爾南戴爾和聯誼會的宴會都是智慧的標誌。可能會導致法國滅亡的精英們平庸的根源似乎是來自書中。現在，智慧仍受到人們不公正的對待。這隻證明，敵人還沒有被戰勝。而只需人們努力做到不帶成見地去理解就夠了，只要談論起客觀性來，人們就會揭露你的狡猾，就會對你的所有主張都進行指責。而我們要說不！正是這些需要進行改革。因為和所有的人一樣，我很了解過多的智慧是什麼，和所有的人一樣，我知道知識分子是危險的動物，會很容易就背叛。但那是一種壞的智慧。我們談的是建立在勇敢基礎上的智慧，是四年來付出了巨大代價，應受到人們尊敬的智慧。當這樣的智慧熄滅之時，接踵而來的將是專制的漫漫長夜。因此，我們維護這樣的智慧，維護它的各種職責和權利。這樣，也只有這樣，法蘭西的友誼才有意義。因為友誼是自由的人們的一門學問。而沒有智慧和相互間的理解也就不會有自由。最後，大學生們，我正是在對你們講話。我並不是對你們進行道德說教的那些人中的一員。有很多法國人總把道德與貧血混同起來。我要是有某種權利，我更願意要求你們有更多的熱情。而我希望那些代表著法國明日智慧的人，能至少在一兩個問題上決心永不退讓。我希望，當有人對他們說智慧永遠是多餘的時候，當有人向他們證明為了成功可以說謊時，他們將不會退讓。我希望他們不會在欺詐、暴力、懦弱面前退讓。這樣，也許法蘭西的友誼就可能實現，而不會僅僅是一些無用的廢話而已。這樣，也許在一個自由而又熱心追求真理的國度里，人會重新找到做人的感覺，否則，這個世界將永遠無法擺脫巨大的孤獨感。兩年以後民主與謙虛（戰鬥報，1947.2）政治活動重新開場了。人們重又開始了交易、討價還價和互相爭鬥的活動。兩年來一直令我們厭煩的那些問題還將被引入同樣的死胡同。而每當一種自由的聲音要不帶奢望地想表達自己的意見時，各種各樣和各種政治色彩的看家狗就會成群結隊地狂吠起來，以便壓住這種聲音使它無法傳播。很顯然，所有這些做法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所幸的是，只要人們心中充滿著合理的希望，就會有堅定的信念。曾經歷過整整十年磨難的法國人，至少已經學會了不再為自己而擔驚受怕，卻只為別人而提心弔膽。他們已經擺脫了厄運的糾纏。從此以後，他們已變得平靜而又堅定，讓我們平靜而又堅定地，並帶著別人一直熟悉我們的那種永遠的稚氣，重申那些唯一似乎能使政治生活被我們接受的基本原則吧。也許並不存在好的政治制度，但民主肯定不是最壞的制度。民主無法擺脫政黨的概念，但政黨的概念卻可以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存在。當一個政黨或一個集團自認為已經掌握了絕對真理的時候，這種情況就會發生。因此，議會和議員們今天很需要有謙虛的精神。今天這個世界本身就有千條理由教人們應當謙虛。我們怎能忘記國民議會和任何一屆政府都未能解決我們所面臨的棘手問題呢？證據就是，這些問題中沒有一個問題是在國際上進行的爭論尚未明確之前，議員們曾對之進行過積極的討論。在煤炭的問題上我們不就失去了機會嗎？這是因為英國人不給我們魯爾的煤，而俄國人不給我們薩爾的煤。麵包會缺乏嗎？勃魯姆先生和多列士先生當面退回了莫斯科和華盛頓提供給我們的成噸的小麥。我們無法表示同意，議會和政府的職能現時僅僅是一種行政職能，而法國最後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我們唯一要做的是必須承認上述事實，從中得出適當的結論並努力，例如共同確定國際秩序，否則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國內問題都將無法得到解決。換句話說，應當多少忘掉一些自己。這會使議員們和各個政黨變得謙虛一點兒，而謙虛則有利於好的民主和真正的民主的形成。一個民主主義者，總之是一個會接受對手可能是正確的觀點、允許對手表達意見並能站在對方論據的立場上進行思考的人。當一些政黨或一些人變得相當自信、要通過暴力封住持反對意見的人的嘴時，民主即不復存在。不管謙虛有何理由，它對共和國來說總是有益的。今天的法國已不具有一個強國的力量。讓我們讓位給別人，讓人家去評判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吧。而這是一次機會。在期盼著重新成為一個強國或放棄成為強國念頭之時，我們國家還有可能成為一個榜樣國家。很簡單，在世人眼裡，只有當法國把本國國內體現的真理公布於眾，她才能成為一個榜樣，即她必須通過政府的工作來證明，只要國際民主秩序尚未建立起來，國內的民主就只能是一種近似的民主，而最後她必須在原則上提出，為了成為民主國家，這種秩序應當遠離暴力的痛苦。人們已經懂得，這尚是一些自願的，但並非現時的看法。傳染病（戰鬥報，1947.5.10）不容置疑，與我到過的所有國家相比，法國遠算不上是個帶種族主義色彩的國家。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不可能會接受這裡和那裡的這種愚蠢和罪惡的病態表現而毫無惡感。一家晨報冠以頭版多個欄目的標題是：「殺人犯拉斯塔。」這是一個跡象。因為，很明顯，拉斯塔案件目前正處在預審階段，而在預審結束之前，根本不應給如此嚴重的指控作這樣的宣傳。我必須馬上作出說明，關於馬爾加什事件，我所得到的確切消息，只是一些起義者犯下的暴行和某些有關鎮壓方面的報告。由於信仰的原因，對於兩種方式我同樣都感到反感。不過，問題是必須得知道，拉斯塔先生是否是殺人犯。可以肯定地說，一個誠實的人只有在起義結束後才會對此作出結論。不論怎樣，假如設想那個殺人犯叫杜邦或迪朗，就不會有記者敢用這樣的標題了。而拉斯塔是馬爾加什人，在某種程度上他就應該是殺人犯。反正這樣的標題也產生不了嚴重後果。這不是唯一的跡象。像報道的那樣，人們這樣認為似乎很正常，這位不幸的殺害了女友的大學生為了轉移人們懷疑他的視線，還利用了在塞納爾樹林裡「阿拉伯人」在場的情況。因為阿拉伯人即使會到樹林裡散步，也與春天毫不相干。他們到那裡只可能是為了殺害自己的同胞。同樣，我敢肯定隨時都能碰到這樣的法國人，他常常很聰明，而他會對你說猶太人的確會誇大其詞。而這位法國人很自然地會有一個猶太人朋友，這位猶太人朋友至少……至於談到幾百萬受盡折磨被燒死的猶太人，談話者是肯定不贊成這樣做的。只是，他認為，猶太人誇大了事實，即使集中營的生活教會了他們要團結起來，他們之間互相支持、互相幫助也是不對的。是的，這就是一些跡象，且還有更壞的情況。在阿爾及利亞，一年前人們使用了集體鎮壓的方法。《戰鬥報》已經揭露了在菲亞納蘭楚阿「自動」招供室的情況。我並不想在這裡討論這一問題的實質，那屬於另一類問題。但是，我必須談談這種方式，這值得人們深思。對這種恐怖政治的體驗剛剛過去了三年，法國人就帶著司空見慣的冷漠態度記錄下了這樣的新聞。不過，事實就擺在那裡，非常清楚，也非常可惡：我們正在做那些我們曾譴責德國人所做的事情。我很清楚有人向我們作過的解釋。因為馬爾加什的起義者，他們也曾拷打過法國人。但是，用對方的怯懦和罪惡並不能原諒我們的怯懦和罪惡。我並沒聽說過，為報復納粹我們也曾建立過焚屍爐。在得到相反的證據之前，我們是以法庭來回敬他們的。法律的證據，就是明確而又堅定的正義。應當讓正義成為法國的象徵。事實上，答案應當到別處去尋找。希特勒分子們之所以在歐洲實施他們罪惡的法律，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種族比別的種族優越，不能用同樣的法律來對待德國人和受其奴役的人民。我們法國人之所以會起來反對這種恐怖行為，是由於我們認為，所有的歐洲人在法律上和尊嚴上都是平等的。不過，如果今天一些法國人竟不反感就學會了另一些法國人對待阿爾及利亞或馬爾加什人時使用的方法，這是因為他們糊裡糊塗就篤信，在某些方面，我們要比那些人優越，而為了表現這種優越感，使用什麼方法則是無關緊要的。再說一遍，這裡並不是要解決殖民地的問題，也不涉及要原諒什麼的問題。這是一個捕捉種族主義表現的問題，種族主義已使很多國家威信掃地，因而，至少應當使我國免除這一災害。這才是應當顯示我們優越性的地方，而我們中的幾個人非常擔心我們會喪失掉我們的這種優越性。如果說殖民地問題確實是我們所面對的所有問題中最複雜的問題，而該問題確實將會決定未來五十年歷史的進程，那麼同樣確定的是，如果我們帶著最不幸的成見去處理這一問題，那我們將永遠不會解決好這個問題。這兒並不存在為那種將所有種族都摻和到同樣值得憐憫的混合物中去的可笑的溫情主義辯護的問題。人和人是不相同的，這是真的，我很清楚，在我和一個非洲人或一個穆斯林之間，在傳統方面存在著怎樣一條鴻溝。我還很清楚我和他們所共同的東西，他們每個人的身上都有某種東西，那是我如果不甘墮落就不能蔑視的東西。因此，有必要清楚地指出，這些或明或暗的種族主義跡象表明了人們的內心深處可恥和荒誕的一面。只有當我們戰勝它時我們才能捍衛那困難的、能揭露在任何地方出現的專制或暴力思想的權利。周年紀念（戰鬥報，1947.5.7） 1945年5月8日，德國簽署了歷史上最著名的投降書。約德爾將軍那時曾說：「我認為，投降書將德國和德國人民置於了戰勝國的手中。」十八個月後，約德爾在紐倫堡被處以絞刑。但是，我們不能把七千萬居民都絞死，德國一直被置於戰勝國的手中，最終，這個紀念日並不是一個歡樂的日子。勝利同樣也有其局限性。因為，人們不停地譴責德國，讓一個法國人在這個問題上能說出理智的話或做出理智的事情來，這尤其困難。兩年前，弗倫斯堡電台曾根據鄧尼茨的命令播出了一則呼籲，已戰敗的第三帝國的領導人在呼籲中希望「在所有領土上圍繞著德國的仇恨的情緒會逐漸被國家間和解的精神所取代，不這樣，整個世界將不會得到振興」。這一清醒的認識遲到了五年，而鄧尼茨的思想也僅僅實現了一半。對德國的仇恨已被一種奇怪的情感所取代，這種情感是一種互不信任、模模糊糊的怨恨和已感到厭倦的冷漠的混合體。而至於和解精神…… 宣布德國投降之後，緊接著三分鐘的靜默會在全世界的靜默中延續下去，被占領的德國在一個僅拿它作為輕蔑的消遣對象的世界上，繼續在這種靜默的氣氛中過著有些誠惶誠恐的生活。這可能是由於納粹像所有侵略成性的制度一樣，可以從世界那裡期待任何東西，除了遺忘。正是納粹教我們學會了仇恨。也許這種仇恨會漸漸被遺忘，因為人們的記憶會隨著歷史前進的步伐飛逝而去。但是，希特勒制度在歷史上的計謀和其可怕的準確程度卻會留在人們的心中。仇恨的製造者不會比其使用的方法更容易被人們遺忘。這是對所有人的一個有益的警告。我這個年紀的人對有些事情是不會忘記的。不過，我相信，我們中沒有任何人會同意在此周年之際去辱罵、踐踏一個戰敗的國家。就像永恆的仇恨和永恆的愛不存在一樣，也不可能有絕對的正義。因此，我們應當回到理智上來。產生《啟示錄》的時代已不復存在。我們現在已進入了一個組織平庸和毫無偉大可言的妥協的時代。出於明智或對幸福的追求，即使我們知道由於平庸會導致世界末日的到來，我們還是應當更喜歡今天這個時代。不過，這個暫時的和緩時期可以使我們思考，而思考不會喚起我們今天已處於休眠狀態的仇恨，卻相反會引導我們安排好事情，並將德國安置到屬於它的真正的位置上。不管我們的內心情感如何，也不管我們對我們的起義留下了什麼樣的記憶，我們都清楚地知道，世界和平需要一個和平化的德國，而既要使一個國家和平化，卻又將其永遠排除在國際秩序之外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尚能夠與德國進行對話，那是因為理智要求我們必須這樣做。但是，同時應當指出，儘管有人有時為了轉移我們的注意力，想把德國問題當成所有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德國問題仍屬於第二位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德國在成為威脅之前，現在已經成了俄國和美國間的一個賭注。本世紀唯一最緊迫的問題，是這兩大強國要麼達成協議，要麼採取敵對態勢。如能達成協議，德國及與它一起的其他幾個國家將會有個理智的前景。如果是相反的情況，德國的戰敗國地位一直將會延續下去。這就是說，與此同時，不論處於怎樣的形勢下，法國都應向著理智的方向作出努力，而不應站在強權政治的一邊。今天是應當作出選擇的時候了，要麼做那些可能，但並不一定會產生積極效果的事情，要麼去做那些肯定是罪惡的事情。依我看，作出選擇並不困難。這種努力也是對自己信心的一種證明。這是人們對不論發生什麼事情，都要堅定地為正義和自由而戰鬥、而辯護的證明。今天的世界並不是希望中的世界。我們可能會回到《啟示錄》的時代。但德國的投降，這種違背任何理智、任何希望的勝利將長期顯示出物質力量的無能，正像拿破崙曾不無傷感地說道：「從長遠來看，封丹納，思想總會戰勝利劍。」從長遠來看，是的……不過說到底，一種好的行為準則會認為，自由的思想總是有道理的，最終總是會勝利的，因為思想不再正確的那一天，也就是全體人類都錯了的那一天，而那時，整個人類的歷史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不可原諒（戰鬥報，1947.3.22）在我們昨天出的那期報紙上，可以讀到尊敬的里凱神甫勇敢地寫給拉馬迪埃先生的信，里凱神甫曾是抵抗運動的戰士並曾被關進過集中營。我不知道基督徒們對此問題會持有什麼看法。不過，對我來說，若是讓這封信默默無聞，毫無反響，則會令我於心不安。相反我認為，對我們新聞界有些人對待這一事件的可恥態度，我作為一個無宗教信仰的人比任何人都感到憤怒。我不想為任何人進行辯護。修道士們如果真的犯下了陰謀反對國家的罪行，應當根據國家制定的法律去處理他們的問題。但是，據我所知，直到今天，法國並不認為責任可以由集體來承擔。在揭露修道院成了殺人犯和叛徒的巢穴、教堂成了策劃重大陰謀的場所之前，我只希望報業人士和黨派人士們作些努力，回憶回憶過去的歷史。這也許會喚起他們對某個時期的記憶，那時，有的修道院確曾悄悄地醞釀過某種完全不同的陰謀。他們也許同意用幾位不聲不響離開了自己和平修會，而到滅絕營備受磨難的修會的英雄的榜樣，去教育那些不堅定的和不那麼忠誠的分子。我們曾首先揭露過一些宗教要人的自鳴得意，我們有權在有些報業人士已忘卻了自己的職責和尊嚴而變成了謾罵者的時候，寫下這些文字。一個僅披露適合披露的東西、一個要選擇最適當的時機才講話的政府，無論其所承擔的責任怎樣，相比之下，都不如報業人士的責任更為重要。因為，他們曾否認他們所了解的情況，他們背離了我們唯一為之辯護的東西，即四年來我們共同經受的痛苦。對那些有幸經歷過地下工作的報業來說，這種遺忘是不可原諒的，這是對神對記憶的褻瀆和對正義的挑戰。《自由射手報》未刊載里凱神甫的信就叫喊道：「誰忠實於抵抗運動的思想？是那些設法讓把神甫們關入集中營的劊子手逃避司法懲罰的人，還是想處罰他們的人呢？」該報忘記了，當有一種適用於敵人的法律時，也就會有一種超越于思想之上、適用於其戰友的法律。最嚴格的司法制度要求在這方面必須作出努力，不應當在普遍指控的混亂之中將一小撮罪犯同廣大的無辜的人們混為一談，以至心甘情願就忘記了那些曾任人宰割、被人殺害了的人。不，絕不應當原諒這類事情。不過，實際上，這又有何用處？只算計利弊會使人充耳不聞事實，我們是在對牛彈琴。今天，還有誰關心抵抗運動和那時的榮譽？在那麼多希望都破滅了的兩年後的今天，重複這些話使人感到心情是多麼的沉重。人們只談論所了解的事情，人們為所愛的人而羞愧，且只會為他們感到羞愧。我在這裡已聽到了有人發出的嘲笑聲。怎麼搞的！《戰鬥報》今天怎麼站到了教會一邊。這事無論如何不過是小事一樁。我們這些不信教的人只有面對仇恨時才會有仇恨，在這個國家只要還有一絲自由的空氣，我們仍會拒絕加入到吼叫和謾罵的人的行列之中，而只願與那些——也不管他們是什麼人——用事實講話的人為伍。不做受害者，也不當劊子手恐懼的世紀（戰鬥報，1946.11）十七世紀曾是數學的世紀，十八世紀是物理學的世紀，而十九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我們現在的二十世紀則是恐懼的世紀。有人會對我說，恐懼並不是一門科學啊。不過，首先科學之所以存在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因為最近科學在理論上的進步已將自己引入了完全否定自己的境地，因為科學在實踐上所取得的成績正威脅到要消滅整個世界。此外，如果說我們不應將恐懼看成是一門科學，但不容置疑的是它卻是一種技巧。事實上，在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世界上，首先且通常最令人震驚的是，大部分人（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士除外）均無前程可言。沒有前程，沒有深思熟慮的前進目標，生活是不會有價值的。在絕望中掙扎，這是像狗一樣的生活。可是，我們這代人和今天走進工廠、走進大學的這一代人，過去過的和今天過的生活卻越來越像是狗一樣的生活。當然，人們被剝奪了物質前程的情況這已並非是第一次。不過，通常人們會通過發表言論和吶喊來戰勝這種情況。他們會呼喚能給他們帶來希望的其他社會準則。今天，沒有人還在呼喊（除了那些不斷重複其觀點的人們），因為看來世界正在被一股盲目的力量牽著走，這股力量既對人們發出的警告、呼喊無動於衷，也聽不進任何的建議和祈求。我們在剛剛過去的年代中所經歷的場面，已將我們身上的某種東西給毀掉了。這某種東西就是對人的永恆的信念，正是這信念曾使人相信，只要用人道的語言去說服另一個人，就能使他迷途知返。然而我們看到的是說謊、墮落、殺戮、監禁、拷打，而每次我們都無法說服那些這樣做的人，因為他們確信自己的所為，而人們是無法說服一種抽象的概念的，即說服一種思想的代表人物。人們之間長期進行的對話現在停止了。而且很顯然，一個人們無法說服的人是令人恐懼的人。這樣，在那些不講話——不講話是因為他們認為講話也沒有用——的人的身邊，過去和今天一直在醞釀著一個無聲大陰謀，這陰謀不僅為那些戰慄的人所接受，他們還千方百計地掩飾自己的恐懼，還會受到那些有利可圖的人的鼓勵。「你們不應該談論俄國對藝術家進行的清洗，因為那將有利於反動派。」「你們應對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保留佛朗哥的問題保持沉默，否則那會使共產黨人從中得益。」所以我說恐懼是一種技巧。人們處於對所有的人都在準備打仗的普遍恐懼和對殺戮意識特別的恐懼之中，這樣，我們的確是生活在恐怖之中。我們生活在恐怖之中，因為說服已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人們已經將自己全部獻給了歷史，而已不再考慮同樣真實的、在美麗的世界和眾多面孔映襯下的自己的存在；還因為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抽象概念的世界上，一個由辦公室、機器、絕對思想和毫無差別的救世主思想構成的世界上。在那些認為無論是自己的機制還是思想都絕對正確的人之中，令我們感到窒息。而對那些只能生活在對話和人類友誼之中的人來說，這沉默本身就意味著是世界的末日。為了擺脫這恐怖，就必須進行思考，並在思考後採取行動。不過，恐怖的環境恰恰對思考是有害的。然而，我同意，不必去譴責這種恐懼，而應當將其看做是形勢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去努力改變它。沒有比這一點更重要了，因為這關係到絕大多數歐洲人的命運。他們飽受暴力之苦和備受謊言的欺騙，在無限的希望中失望，他們對殺害他們的同類或是迫使他們的同類認罪臣服的思想感到憤怒，同樣也對自己不得不以同樣的方式臣服的思想感到厭惡。歐洲絕大多數人並不站在任何人一方，或者說他們對自己選擇的一方並不感到滿意，他們對俄國的共產主義和美國的自由主義均抱懷疑態度，他們承認美、蘇兩國均有說明自己對真理認識的權利，但不是同意它們有對個人進行殺害、對集體進行殺戮，從而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權利。然而，他們的處境卻決定了他們必須在二者之間擇其一。在今天的強者們之中，看不到那些王國統治下的人。他們將不會讓人接受（我不說強制而說接受）他們的觀點，而只有當他們意識到，他們所追求的內容和為了使他們的言論能結成一股力量，他們能將自己的願望相當簡潔、相當有力地表達出來時，他們才會找到自己的祖國。而假如恐懼不是阻礙正確思考的環境，那麼他們應當首先解決恐懼的問題。為了解決恐懼問題，應了解什麼是恐懼和恐懼擯棄什麼。它意味並擯棄同樣一個東西；一個殺人被合法化，而人類的正常生活卻被認為是毫無意義的世界。這是今天首要的政治問題。在談及其他問題之前，應首先對這一問題表明立場。在開始任何建設活動之前，今天應首先提出兩個問題：「是與否，你願意直接或間接被殺或遭到暴力迫害嗎？是與否，你願意直接或間接殺人或用暴力迫害別人嗎？」對這兩個問題全都回答否的人，便自動地捲入了一系列會改變他們提問方式的後果中去了。我計劃將對這些後果之中的兩三個後果給予明確的說明。在此期間，善意的讀者可以對此提出問題並對問題做出回答。拯救人身有一天我曾說過，在經歷了這兩年的現實之後，我已不再接受那種會將我置於直接或間接必須承擔判處一個人死刑的責任中的任何真理了。我過去尊重過的思想已使我注意到，我陷入了烏托邦之中，而且那種不會有一天把我們引入極端的政治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要麼必須去冒走極端的風險，要麼必須得接受像現在這樣的這個世界。這一論據已經有力地提了出來。但是，我首先認為，人們之所以如此賣力地提出這一論據，僅僅是因為提出這一論據的人對別人的死亡缺乏想像力。這是我們這個世紀的一種怪癖。像人們通過電話談情說愛、不再直接加工而是通過機器來加工一個產品那樣，今天人們連殺人和被殺也可以通過代理人來進行了。人們保持了乾淨的雙手，卻喪失了良知。然而，這一論據卻具有另外一種力量，儘管是間接的力量：論據提出了烏托邦的問題。總之，一些像我一樣的人希望能看到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人們並不是已不再互相殺戮（我們不會那麼愚蠢！），只是殺戮已不再合法化了。事實上，我們已陷入了烏托邦和矛盾之中，因為，我們正是生活在一個殺戮已變得合法化的世界上，要是我們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世界，我們就應當改變它。不過，似乎是人們如果不想冒殺戮的風險就無法改變這個世界。這樣，殺戮會把我們又帶入到殺戮之中，我們將繼續生活在恐怖之中。我們將繼續生活在恐怖之中，要麼我們必須耐心地接受恐怖，要麼我們必須採取措施用另一種恐怖來替代這種恐怖。依我之見，每個人都應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在論戰、威脅和暴力之中，令我震驚的是所有的人都有良好的意願。幾個騙子除外，從右派到左派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們的真理就是要使人們幸福。然而，這些良好的意願的匯合卻導致了一個窮凶極惡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人們仍被殺戮，受到威脅，被流放，人們還正在準備著戰爭，只要人們說一句話就不可能不即刻遭到謾罵或出賣。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如果說有一些像我們一樣的人是生活在矛盾之中，那麼他們並不孤單，而那些指責他們是烏托邦的人也許自己正生活在一種不同的烏托邦之中，且最後很可能會使人們付出更多的代價。因此，應當接受，拒絕使殺戮合法化迫使我們重新考慮我們對烏托邦的看法。在這方面，似乎人們可以這樣說：烏托邦就是與現實相矛盾的東西。從這一觀點出發，要使人們不再殺戮任何人就完全是烏托邦。這是徹頭徹尾的空想主義。而要求使殺戮不再合法化，這則是一種很低程度上的烏托邦。另外，同樣建立在進步思想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每種思想都認為實行自己的原則都必須會給社會帶來平衡和穩定，卻是在很大程度上的空想主義。而且，它們正在使我們付出十分高昂的代價。可以得出結論說，實際上，未來年月里的鬥爭，將不會在烏托邦勢力和現實力量之間進行，而會在那些努力接近現實的各烏托邦勢力之間，和那些要選擇付出最小代價的烏托邦勢力之間進行。我認為，我們不再能理智地希望要拯救一切，我們只能選擇去拯救人們的身體，以使我們還可能保住未來。人們因此可以看到，拒絕使殺戮合法化，並不比今天現實主義的態度更烏托邦。一切問題之所在是要了解，我們對我們所採取的態度所付出的代價會更高還是更低些。這是一個我們同樣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而我有理由認為，與烏托邦的思想相比較，為了使人們的思想和各國變得更為和平而確定必要的條件將是有益的。這一思想，只要它是在既無恐懼又不自負的情況下形成的，就會有利於在那些既不願做受害者也不願當劊子手的人中間，確定正確的思想和達成臨時協議的條件。當然，在後面的文章中，並不存在要確定一種絕對立場的問題，而只是要重新提出今天已被歪曲了的概念，及儘可能努力正確提出關於烏托邦的問題。總之，這是一個要確定樸實的政治思想的問題，即這是一種從各種企盼救世主降臨的思想中解放出來、擺脫了對各種人間天堂嚮往的政治思想。喬裝改扮的革命自1944年8月以來，在我們這裡所有的人都在談論著革命，且一直那麼真誠，對此絲毫用不著懷疑。但是，真誠本身並不就是美德。有些有關真誠的含義就十分混亂，甚至比謊言還要壞。今天對我們來說不是說不說心裡話的問題，而唯一需要的是進行冷靜地思考的問題。從理想上看，革命就是改變政治和經濟制度，給世界以更多的自由和正義。而實際上，這常常是一系列不幸的歷史事件的集合，導致了這一令人滿意的變革。我們今天能夠說我們使用的這個詞符合它的傳統意思嗎？當我們聽到人們談論革命時，而假設他們又都很冷靜，那麼他們所設想的其實是一種要麼通過多數人的原則來立法，要麼通過少數人奪取權力來實現所有制方式的改變（通常是將生產資料變為公有）。很容易就能認識到，上述這些概念在我們今天所處的形勢下是毫無意義的。首先，用暴力來奪取政權這種想法，由於武器裝備的進步已成了羅曼蒂克式的幻想。政府的鎮壓機器再加上坦克、飛機，已變得十分強大。要想和政府作對，也必須有坦克和飛機。1789年和1917年仍將是讓人們紀念的年份，但已不再是人們能效法的榜樣了。假設這種奪取政權的方式仍然可行，通過武裝或按照法律來進行，這也只有在法國（或是義大利、捷克斯洛伐克）被隔絕起來，被孤立於世界之外時才有可能會做到。因為在1946年我們所面對的歷史現實是，要改變所有制會導致美國對我們的信任發生根本性的動搖，這足以使我國的經濟面臨崩潰的威脅。一場右派發動的革命也不會有更多的成功機會，因為俄國也為我們設置了同樣的障礙，使我們這裡有了幾百萬共產黨的選民，俄國已成了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真理——很抱歉我在這裡直言，而其他人個個心知肚明都不明說出的這個真理就是，作為法國人，作為革命者，我們其實並不自由。或至少是，我們已再不能成為孤立的革命者了，因為在今天的世界上已不存在、僅只在國家的舞台上演出的保守黨或社會黨的政治話劇了。這樣，我們所談的就只能是國際的革命了。確切地說，革命將在國際範圍內發生或者不發生。可這個字眼還有什麼意思呢？有一個時期，人們認為國際變革可以通過好幾個國家同時發生的、聯合起來的革命來實現。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一系列奇蹟聚合到一起的產物。而今天，如果我們前面的分析是正確的，我們就只能認為那只是一場已獲得成功的革命的延續了。這是史達林清楚地看到的情況，而這也是人們對他的政治作的最善意的解釋了（另外的意見則拒絕給俄國以革命的名義講話的權利）。這等於把歐洲和西方看做一個國家，在那兒，一個精心武裝起來的少數集團，會為最後取得政權而鬥爭並獲得勝利。但保守勢力（這裡指的是美國）同樣的也裝備精良，因為很容易就能認識到，革命的概念今天已被意識形態之間的戰爭概念所取代了。更確切地說，在今天，如不冒巨大的戰爭風險，世界革命是無法成功的。未來的任何革命都將是一場涉外的革命。這種革命將始於軍事占領或通過訛詐來進行，最後又以占領而結束。它只有在占領者對世界其他各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之時才有意義。在各國內部，革命已使人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過，鑒於革命被認為會帶來進步，人們通常會接受這種必要的損失。今天，應對人類為戰爭所付出的代價，和人們所期望的俄國或美國取得統治世界的權力所帶來的進步進行一番衡量。我深信人們會做出比較，人們尚沒有忘記剛剛發生的三千萬人屍橫遍野的景象，也不乏想像力會設想在一場十倍於此的大災難之後的地球將是什麼樣子。我願提請注意，這種論理的方式是一種純粹客觀的方式。這僅僅是對現實作出評價，並不摻入意識形態的內容或對評判意見帶有感情色彩。總之，這種方式應當能促使那些對革命抱輕率態度的人去認真思考問題。這個詞今天所包含的意思應當要麼全盤接受，要麼從整體上擯棄。如果接受它，那我們就應當自覺地承擔起對未來戰爭的責任。如果擯棄它，我們就應當要麼宣布自己是現狀維持派，這是設想歷史固定不變的百分之百的烏托邦。要麼更新革命一詞的含義，這就意味著是對我所說的相對的烏托邦的認可。在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一些思考之後，我認為，那些今天想有效改變世界的人，不得不在發出預報的停屍房、希望讓歷史突然停止的夢想，同時會給行動和人們留下機會的相對的烏托邦之間作出選擇。不過，我們不難看到，與人們的願望相反，這相對的烏托邦是唯一可能、唯一受到現實精神啟迪的東西。能把我們從停屍房中解救出來的微弱機會在哪裡，我們在下一篇文章中將談論這個問題。國際民主和獨裁今天我們知道，已經不存在什麼孤島了，邊界已經變得沒有什麼意義了。我們知道，在一個不用一天即可穿越大西洋，在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對話只需要幾個小時的不斷加速變化的世界上，我們不得不根據變化了的情況要麼團結一致，要麼成為同謀共犯。四十年代讓我們明白了，對一個布拉格大學生進行辱罵同時會激怒克利希的工人，灑在歐洲中央河流兩岸某處的鮮血，會招致德克薩斯的農民將自己的鮮血灑在他第一次來到的阿登地區的土地上。像沒有單一的、孤立的痛苦一樣，在這個世界上，也早已不存在我們每日的生活中產生迴響的單一的酷刑。有很多美國人，希望繼續生活在他們感覺良好的封閉社會內。有很多俄國人，也許喜歡待在資本主義世界之外繼續進行他們國家干涉主義的試驗。現在他們不可能繼續這樣做了，而且永遠不再可能這樣做了。同樣，任何一個經濟問題，不管其顯得多麼次要，今天如無各國的團結一致，也不可能得到解決。歐洲的麵包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而西伯利亞的工具機則是底特律製造的。今天，連悲劇都是發生在集體身上的悲劇。我們大家因此而懂得了，已不容置疑，我們所尋求的新秩序不可能僅是國家的或甚至是本洲的，更不會是西方的東方的新秩序。希望部分地或作出讓步來解決問題已不再有成功的可能。我們所看到過的妥協，就是今天的苦惱，明天的殺戮。而與此同時，歷史的車輪和世界的步伐正在加速前進。二十一個聾子，未來的戰爭罪犯，今天正安靜地坐在一列以每小時一千公里速度將他們帶向深淵的快速列車的中央討論著問題，進行著他們之間毫無生氣的對話。是的，世界秩序是今天唯一最重要的問題，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人們在憲法和選舉法問題上的爭吵。正是這個世界秩序要求我們必須為之付出我們的全部意願和全部智慧。今天有什麼方法能使整個世界得以統一，能實現這樣一場世界革命，使我們的人力資源、生產資料、商業市場和知識財富得到更好的重新配置呢？我看只有兩種方法，這兩種方法決定了我們最後的選擇。這個世界可以從上面被一個比其他國家都強大的唯一國家統一起來，就像我昨天說過的那樣。俄國或美國可以自認為能勝任這一角色。對於有些人為之辯護的思想，即俄國或美國有辦法根據他們的社會樣板來統一和統治這個世界，我無以反駁，我所認識的人也都無以反駁。作為一個法國人，尤其是作為一個地中海人，我對此表示十分厭惡。但是，對這種帶感情色彩的論調，我將不予重視。我們唯一的意見是這樣的，就像我在最後一篇文章中所說的那樣：這種統一不可能不通過戰爭來實現，或至少不冒巨大的戰爭風險是不可能實現的。我還可以接受，而我並不相信，戰爭可以不是原子戰爭。無論如何，明天的戰爭將使人類遭受巨大的損害，將使人類變得十分貧困，以致會使某種秩序的思想最終也變得不合時宜了。馬克思像他對待1870年的戰爭那樣可以為戰爭辯護，因為那場戰爭還是使用步槍時代的戰爭，而且僅局限在一定的地區。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死掉十萬人算不得什麼，實際上那是為了幾億人的幸福而作出的犧牲。可是，要是肯定會死幾億人，而僅僅是為了活下來的人的幸福，那代價就太大了。武器裝備的飛速發展，這一歷史事實是馬克思所無法知道的，這迫使人們必須用新的方式來看待目的和手段問題。在這裡，手段會使目的化為烏有。不管人們希望的目的怎樣，多麼高尚，多麼需要，要不要以犧牲人們的幸福、犧牲正義或自由為代價，為達目的而使用的手段都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與成功的榮光極不相稱的冒險，這都是我們客觀上拒絕冒的風險。因此，應當回到專為確保這一世界秩序的第二種方法上來，這就是所有各方達成相互一致的協議，我們不去問自己能否做到這點，但我們認為這正是我們唯一可能做的事情。我們首先要問自己的是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協議。這種各方達成的協議有一個名字，就是國際民主。自然，現在在聯合國里每個人都在談論著這個民主。可是，什麼是國際民主呢？這是一種國際的民主。請原諒我在這裡咬文嚼字，因為最明顯的事實常常最容易被歪曲。什麼是國家民主或國際民主？這是一種社會形式，在那裡，法律高於政府之上，因為法律是所有人意志的體現，由一個立法機構代表。這是今天人們正試圖要建立的東西嗎？事實上，有人正在為我們準備這樣一部國際法。可是，這個法是由各國政府，即執行者來制定或廢除的。所以我們仍處在國際獨裁制度的統治之下。要擺脫這種制度的唯一方法，是將國際法置於各國政府之上，起草這一法律，設置一個議會，並通過由整個世界來選舉的方法建立這個議會，應當讓全世界的人民都參加選舉。而既然我們沒有這樣一個議會，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在世界範圍內抵制這種國際獨裁，並在不違背追尋目的的情況下來進行這一工作。世界在快速前進很明顯，對大家來說，政治思想已越來越落後於形勢的發展。例如，法國人在1914年戰爭開始時採用的作戰方法還停留在1870年的戰爭時期，而在1939年戰爭開始時採用的作戰方法則還停留在1918年的戰爭時期。不過，思想落後於時代這並非是法國人所獨有的特點。在這裡，我們只要指出今天那些自稱可以用十八世紀的理論原理解決自由資本主義，用十九世紀的原理來解決被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的這關係到世界未來的大政方針就夠了。第一種情況是源自現代工業出現後最初年代的思想，第二種情況是出自達爾文進化論和勒南樂觀主義看法的現代思想，這兩種思想都企圖把擁有原子彈、發生突變和虛無主義的時代等同起來。沒有任何事情比這能更好地表明在政治思想和歷史現實之間出現的這種越來越可悲的巨大差距。當然，思想總是趕不上世界的發展。當歷史在前進時，思想卻一直在醞釀著、思索著。不過，由於歷史在加速前進，這一不可避免的差距今天正在增大。世界在最近五十年的變化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二百年。人們注意到，世界今天正在熱衷於解決邊界問題，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邊界現在已只不過是個抽象的概念了。而國籍的原則仍在二十一國會議上占據著重要地位。我們對歷史現實的研究，必須考慮到上述情況。今天，我們正把我們思考的焦點集中在德國問題上，但與威脅我們的、誰將支配我們的衝擊相比較，德國問題則只是一個次要的問題。不過，假如明天我們找到了解決俄—美問題的國際辦法，我們又會冒連我們自己也變得過時了的風險。到那時，支配權的衝擊與文明的衝擊相比較將會變成次要的問題。事實上，殖民化的文明到處都在傳播著它的聲音。再過十年，再過五十年，西方文明的優勢將會出現問題。立即關注這個問題並為這些文明設立一個世界議會是有益的，以便使議會的法律能真正成為世界的法律，使法律規定的秩序能成為世界秩序。今天，否決權提出的問題被曲解了，因為反對聯合國的多數或少數是不真實的。只要多數只是部長們的多數，而不是世界人民由其代表所體現的多數，只要世界人民並沒有在其中被代表，蘇聯就一直有反駁多數人法律的權利。只有這個多數具有了真正的多數含義的那一天，才應當使每個人要麼服從這個多數原則，要麼拒絕多數人制定的法律，即公開表明自己支配自己命運的意志。同樣，我們要是能經常在思想上明確世界在飛速前進這一現實，我們就有希望找到一種好的方式把今天的經濟問題提出來。在1930年，我們不會像1848年所做的那樣再去關注社會主義問題。消除了所有制之後，接著而來的是將生產資料變為公有。公有化除了解決了所有制問題，還注意到了經濟問題提出來的擴大了範圍的問題。而自1930年以來，這一範圍已經擴大了。如同政治的解決辦法是國際化的或不是國際化的那樣，經濟問題的解決辦法同樣也應首先對準整個世界的生產資料：石油、煤和鈾。如要實行集體化，那麼集體化應當針對所有人必不可少的資源，資源不應屬於任何個人，其餘的，所有其餘的東西均可以成為選舉演說的內容。這些看法在有些人眼裡是烏托邦，但對所有那些不希望發生戰爭的人們來說，他們毫無保留地要申明和捍衛的正是這些總的原則。至於能使我們與類似的觀念接近的方法，如不召開有老社會黨人、現今人們和那些全世界孤立無援的人之間的會議則是難以想像的。總之，為了結束本文，我們願再一次對那些指責有關烏托邦的言論給予回答。因為，對我們來說事情很簡單：要麼是烏托邦，要麼是戰爭，我們帶著陳舊的思想，結果是等待我們的前途就是這樣的。今天的世界可以在過時的政治思想和烏托邦思想之間進行選擇。那過時的思想現在正在毀滅我們。無論我們怎樣表示懷疑（無論我怎樣懷疑），現實的思想仍迫使我們必須回到相對烏托邦的思想上來。像同樣的很多其他烏托邦思想那樣，當相對的烏托邦思想成了歷史的時候，人們將無法想像出還會有其他的現實。千真萬確，歷史只會成為人們為實現其最明智的夢想所作的絕望的努力。新的社會契約我概述我的觀點。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問題，在和平和世界組織機構未得到解決之前將不會得到解決。在這場革命發生之前，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會發生有效的革命。在法國談論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毫無意義的或是自私自利的。我甚至認為事情比這還要嚴重。只要沒有建立起和平的環境，在世界上就沒有任何地方不僅所有制的形式不會有持久的改變，而且像人們所食用的麵包、折磨著歐洲人的飢餓這種最簡單的問題都不會有任何解決辦法。任何誠實地承認自己不能為謊言和殺戮進行辯解的思想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這種思想還顧及真理的存在。除此之外，這種思想所顧及的則是能平靜地與這種真理的方式保持一致。這樣，這種思想就會承認：第一，單純來看的國內政策就成了一種純粹次要的，且難以想像的事物；第二，唯一的問題是要建立一種能最終帶來持久性的結構變革的國際秩序，革命可以通過這一變革來體現；第三，在各國內部只有——且儘可能在等待由於更為普遍也就更為有效的政治解決的同時——需要臨時解決的行政問題。例如，應當承認，對於法國憲法，我們僅能根據其對建立在正義和對話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提供的或沒有提供的服務來做出判斷。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憲法對人類自由這一最普遍問題的漠不關心的態度應當受到指責。必須承認，對物品供應的組織工作比國有化或選舉統計數字重要十倍以上。國有化在一個國家中是行不通的。而如果物品的供應問題也不能在一個國家範圍內得到解決，那麼這個問題是更為迫切的問題，那就只有採取緊急辦法，哪怕是臨時性的辦法也好。所有這一切，因而會對我們在國內政策方面的判斷，定下了一個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現過的標準。《黎明報》在三十篇社論中白白與《人道報》的三十篇社論進行論戰了，這不會讓我們忘記兩家報紙，也不會忘記它們所代表的政黨和主持人，以及它們那不通過全民公決就贊成歸併布里格和唐德地區的立場，因為這樣，它們就參與到破壞國際民主的共同事業中去了。不論他們的個人意願是好是壞，皮杜爾和多列士先生都擁護國際獨裁的原則。從這個問題上看，不論人們怎樣認為，在我們的政治中他們所代表的都不是現實的東西，而是最不幸的烏托邦。是的，我們應當將這種思想對國內政治的重要影響排除掉。我們不能用治療鼻炎的辦法來治療鼠疫。一切導致整個世界發生危機的疾患，只應在整個世界的範圍內得到根治。為了使影響每個人的貧困、恐懼得到緩解，所有的人都需要秩序，這就是我們今天合乎邏輯的目標。但是，這要求人們必須行動起來並作出犧牲。而今天要是有很多人在內心深處都痛恨暴力和殺戮，他們就會認識到，這會迫使人們重新考慮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對那些願意在這方面作出努力的人來說，他們將會從中看到理智的希望並從中找到行動的規則。他們將認識到，他們從各國現政府那裡期望不到什麼重要的東西，因為那些政府是按照殺戮的原則行事的。唯一的希望是必須作出巨大的努力，忍受巨大的痛苦，這就要使一切從頭開始，以便把一個已病入膏肓的社會變為一個生動而有活力的社會。人們因此應在自己中間，在其邊界之內，並超越邊界的範圍，一個一個地訂立新的社會契約，這契約將根據更合理的原則把人們團結在一起。我所講過的和平運動，應能在各國內部各工作團體的基礎上，並通過超越邊界的行動在研究思考團體的基礎上聯合在一起。根據在合作方式基礎上相互自願建立起來的第一種團體會減輕絕大多數人的痛苦，而第二種團體在利用一切機會為國際秩序辯護的同時，將會確定這一國際秩序的價值觀。更確切地說，第二種團體的任務是使用明確的語言，反對恐怖的混亂，同時又為一個和平的世界確定其不可或缺的價值觀。制定一部國際法，它的第一條將是普遍廢除死刑，明確規定任何文明都需要對話的原則將是其第一批要達到的目標。這一工作滿足了一個時代的要求，這個時代在任何哲學思想中，都無法找到說明今天令西方思想界激動的對友愛渴求的緣由。不過，很明顯，這並不是個要創立一種新思想的問題，這只是個要尋求某種生活方式的問題。總之，這是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而在這些文章中我無法將這些問題展開來討論。但是，為了說得更具體些，應當承認，那些把榜樣和實力、把說教和統治、把對話和謾罵及把單純的榮譽和狡詐對立起來的人；那些不承認現今社會有任何益處、不認為義務和責任把他們與其他人聯繫在一起的人；那些根據直到現在一直通行的行為準則專心指導教育，其次是報業和輿論的人，這些人他們並不是在烏托邦思想指導下採取行動，這一點是很明顯的，這只不過是根據最誠實的現實主義觀點看這個問題而得出的結論。他們可能正在為未來做著準備，並可能會自今天起讓有些壓迫我們的人垮台。假如現實主義是既考慮到現在又同時顧及到未來的一種藝術，能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收穫的藝術，那麼誰又會看不到，那最明顯的現實恰恰非他們莫屬呢？這些人將會站起來或站不起來，我對此一無所知。很可能，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現在正在思考著，這是好事情。但肯定的是，他們行動的效率離不開勇氣，有了勇氣，他們將同意放棄他們眼前的某些無法實現的夢想，以便專心致力於基本的東西，即保護生命。說到這裡，也許在結束本文之前，我應該為此而提高嗓音大聲呼喊。走向對話是的，應當提高嗓音呼喊。直到現在我都在克制自己，不去動員利用情感的力量。今天使我們憂心忡忡的是我們造就的全部歷史邏輯，其癥結將會以我們的窒息而終結。情感並不能解開這種不理智的邏輯的癥結，而是只有這種邏輯在所了解的限度內的理智才能做到這一點。但是，為了結束討論，我並不想讓人認為世界的未來，可以不顧及我們的憤怒及愛所產生的力量。我知道，為了讓人們行動起來應有偉大的動機來推動，而為了一場目標十分有限而又沒有多少希望的戰鬥，要想使自己行動起來則是很困難的。不過，又不能採用帶進去的辦法來讓人們投入行動中去。恰恰相反，重要的不是把人們帶進去，而是應當讓人們清楚地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拯救尚能拯救的東西，這僅僅是使未來成為可能的現實，這就是所需要的偉大動機、熱情和犧牲。這隻要求人們應當思考這一問題，明確做出決定：是否為了永遠難以弄清的目的還要增加人類的痛苦；是否贊成讓整個世界都充滿武器，讓兄弟之間重又互相殘殺，或者是相反的情況；是否只是儘可能讓我們這一代人少流血、少受痛苦，而將機會留給比我們武裝得更精良的我們後幾代的人們。對我來說，我相信自己已差不多肯定作出了選擇。而一旦已作出了選擇，我認為我就應該講話，說明不管怎樣，我將再也不會站在那些能忍受殺戮並還能從中得出適當的結論的人一邊。木已成舟，我今天將就此止步。而過去，我會希望人們能清楚地了解我講話時的思想狀態。有人要我們必須愛或恨這個或那個國家，這國或那國的人民。而我們是這樣一些人，我們了解我們與所有的人太相近了，因而不會接受這樣的選擇。愛俄國人民，承認他們的一直存在，即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所說的世界的源泉，並不是希望他們為了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去冒險，而是希望他們在經受了那麼多的考驗之後能使自己避免新的、可怕的流血。對美國人民，對不幸的歐洲來說也是一樣。正是這種最基本的現實，人們卻由於日復一日的怨恨而遺忘了。是的，今天我們應當反對的是恐懼和沉默，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思想與靈魂的分離。我們應當保衛的，是人們之間的對話和普遍的交流。奴役、不公正、謊言是阻礙這種交流和禁止人們對話的禍害。因此，我們必須反對這些禍害。然而，這些禍害今天已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因而很多人甚至已將這些禍害視為必不可少的病患。同樣，我們的確無法逃離歷史的現實，因為我們已深入其中不能自拔。但人們可以聲稱要在歷史上為保護不屬於人的這一部分而鬥爭。這正是我曾經想說的所有的話。總之，在結束本文之前，我將通過我所希望的論證，比別人認為的更老實的態度來為寫作這些文章的立場和思想定下調子。今天，一項大的實驗正在根據強權的法律將所有的國家都動員了起來。應當阻止或是讓這項實驗得以繼續進行下去，我將對此不發表意見。這實驗不需要得到我們的幫助，而目前，我們要是對此說三道四就會受到嘲諷。實驗因此將會繼續下去。我將只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假如實驗失敗，曾有那麼多傑出人物對此表示信賴的歷史的邏輯不復存在了，那麼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儘管發生過兩次或三次戰爭，儘管幾代人作出過犧牲、付出過物質的代價，但假如我們的子孫們——我們假定他們會生存下去——不能接近於一個全球的社會，那麼又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那些在這一實驗之後，有幸還活著的人甚至連成為他們自己末日的見證人的機會都沒有了。因為，既然實驗在繼續，那麼不可避免地實驗將一直繼續進行下去，人們在走向世界末日的歷史長河中，給自己定下不聲稱能解決一切問題，卻一直準備著在某一時刻為賦予平日生活某種含義作少許思考反省的任務，這倒並不是一件壞事。重要的是這些人應對所付出的代價好好地衡量一番，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現在我可以總結一下結束本文了。所有我所希望的，是人們在這個充滿殺戮的世界中能決心進行思考並作出選擇。如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就會在那些認為必要時同意成為殺戮者，和那些會盡一切努力不做殺戮者的人之間很難作出抉擇。既然存在著這種可怕的分歧，讓人們能認清這種分歧則至少是個進步。在未來的年代裡，整個五大洲都會在暴力和預言之間繼續著一場無休止的鬥爭。而暴力獲勝的機遇要千倍於預言獲勝的機遇。但我一直認為，如果說對人類的命運抱有希望的人是瘋子，那麼那個對事態絕望的人就是一個膽小鬼。而從今以後，唯一的榮譽將屬於那個一直堅持不懈、對最終言論是否能戰勝子彈下可怕的賭注的人。對埃馬努埃爾·達斯蒂埃·德拉維熱里的兩次回答第一次回答（卡利邦雜誌，第十六期）我對您回答的標題將略去不談，因為我認為那題目是不慎重的 [1] 。我還對您的兩三個矛盾之處略去不談，因為我不想利用這些地方得益。我並不想據理力爭反對您，令我感興趣的是就問題的一些主要方面來回答您。而我的困惑也由此產生。因為您恰恰沒有談及主要方面，而您對我的意見依我看常常涉及一些次要問題，或是沒有什麼內容。我之所以還願意首先回答您，僅僅是因為想保留充分選擇的自由。事實上，反駁非暴力並不等於我在為自己辯護。我從沒有為非暴力進行過辯護。這只是人們為了辯論而強加給我的一種看法。我並不認為應當用恩惠來回答別人的攻擊。我認為暴力是難以避免的，占領時期教會了我這一點。總而言之，在那個時期曾發生過很多可怕的暴力事件，我並沒有感到有任何問題。我一點兒也不認為應當取消任何暴力行動，這當然是人們所希望的，但事實上這是一種空想。我只說應當拒絕給暴力任何合法化的地位，因為讓暴力合法化出自極權國家或專制的哲學思想。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同時又是難以辨明的。我認為應當保留暴力的特殊屬性，並將其限制在可能做到的範圍之內。我並不為非暴力進行說教，因為不幸的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像喜歡戲謔的人所說的那樣為聖潔而說教：我非常清楚，不相信有所謂純粹的道德。但是，在一個人們努力用對立的論據為恐怖辯護的世界上，我認為應當為暴力確定一個限度，當不可避免時把暴力限定在某些部門內，緩解其可怕的一面，禁止瘋狂地使用暴力。我厭惡動不動使用暴力。我厭惡那些說得多做得少的人。正因為如此，我才與我們那些大思想家中的某些人分了手，而當他們手持槍支要處決別人時，我對他們呼喚殺戮的聲音就不敢輕視了。在您文章的開頭，您問我出於何種理由使我站到了抵抗運動一邊。這個問題對很多人來說沒有什麼意義，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員。我的想法並非與眾不同，就是這樣。我過去認為，現在也一直認為，我們不能站在那些製造了集中營的人一邊。我那時明白了，我痛恨製造暴力的機關要遠勝於暴力本身。而為了說得更明確些，那就是我清楚地記得印在我腦海里的那一天起義達到高潮時的情景。那是一天的早晨，在里昂，我在報上讀到了處決加希里埃爾·貝里的消息。正是這些給了人們——我也在其中——（而且僅僅給了他們，達斯蒂埃！）大聲敘說他們討厭、厭惡希臘現政府，並以最終比你們更有效的方式與之鬥爭的權利。雅典那些人是卑鄙的劊子手。他們並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人，但他們則是剛剛通常還加以掩飾、現在卻公開在整個世界面前讓資產階級社會的罪行大行其道的人。極言之，您會主張，為了使希臘的共產黨人不被槍斃，就得讓一定數量的非共產黨人保持沉默或消滅掉他們。這意味著只有共產黨人才應當被拯救，因為只有他們才是誠實可靠的。而我則要說，他們的確應當被拯救，但是別人也一樣應當被拯救。我要說，向我們提出的令人討厭的問題不會接受僅在統計方面的解決辦法。懲辦劊子手不應當意味受害者成倍地增加。我們應當對我們自身，並在我們周圍採取措施（一種措施），以便使必要的裁決不至於和一場看不到明天的悲慘事件聯繫到一起。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簡單的道義問題或是因驕傲而乾的蠢事。即使是您認為比較進步的暴力，正如我們的哲學家——觀眾們所說的那樣，我也要說，必須對暴力進行限制。然而，我們對暴力限制了嗎？這正是問題的實質，我還會談到這個問題。總之，當您抱怨說我是個順民時，我能說的就是，您對我的這種憐憫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另外，您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大喊大叫的時代，一個不願輕易加入到這個隊伍中去的人，常會被人看做是一個順民。很不幸，我不喜歡檢閱儀式，不管是民眾的還是軍事的檢閱。請允許我不提高嗓門兒對您說，真正的順從會導致盲目的正統觀念，而絕望則會導致暴力哲學的產生。對您說的已經夠多的了，對您所認可的任何事情，我將永遠不會順從。我同樣也不認為，指責我是一名知識分子、說我保護自己的內心生活勝於人的解放是理智的和大度的。您的政治覺悟來得太晚了，您不認為是這樣嗎？我了解這一點。但是這種轉變，即使只有可敬的一面，也無法賦予您某種特權，允許您一下子就否定別人有幸在過去的歲月里，為反對一切形式的專制而作出的貢獻。相反，轉變反倒應促使您去問一個為什麼，為什麼今天同樣是這些人卻起來反對暴力的誘惑。那些類似我這樣的人，對利潤和強權社會的譴責已不是從今日開始。假如您能採取正確的態度，同意對諸事去問一個為什麼，那我就可以告訴您，在反對您的同時，我還想著要講話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您的一位同志寄給我他的一本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書，他彬彬有禮，但同時指出我並沒有弄懂馬克思所說的自由。這是真實的：我是在貧困中學到自由的。但是，你們中的大部分人並不知道這個詞的含義。而我是在以那些和我一樣經受過貧困的人的名義在講話，我了解這些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和平，因為他們知道在戰爭中他們是得不到正義的。像您說的那樣，客觀上講，難道他們錯了嗎？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問題。不過，請您不要責備知識分子或什麼內心生活，請您明確承認在你們的制度下，一位持不同意見的工人比一位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也好不了多少，同樣不會被容忍。請公開地講出來，這是因為反對派的概念受到了置疑。這樣我們將會回到現實中來，您要做的將是為這漂亮的理論去辯護。我們將就您的辯護去進行對話。正是在這裡我們才接觸到了真正的問題。而過去，我必須得否認您曾兩次加在我頭上的觀點。並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我都不支持（您很清楚地知道這點），我所反對的是它們那種帶著征服特徵的思想，即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將堅持我已申明的看法，即這些思想產生於一個世紀之前，在蒸汽機和恬靜的科學樂觀主義產生的那個時代，今天已經過時了，它們在目前形式下已無法解決原子和相對論出現後的本世紀所提出的各種問題。您選擇了蒸汽機，而正是這個使您無法看清，除了像您說的用法律將無政府狀態合法化之外，人們可以對設立一個世界議會的想法提出很多不同意見。無政府狀態，就其通俗的意義上來說，只有當每個人都做其想做的事和一切想做的事時，才會在社會中得以存在。而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恰恰是由於每個國家在國民經濟遇到大問題的時候只服從於本國利益所造成的。無政府主義，在今天這就是主權，很容易就能看清，正是您為了某些資產階級或警察國家的間接利益在保護這種無政府主義。不過，我認為這些誤解是難以避免的，因為您沒有談及主要的問題。而我們現在恰恰應當回到談論的主要問題方面來。在我所堅持的道理中我只講了一個問題。我說過，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不再是自由的、能自己進行一場革命的國家了，革命將是世界的革命或不是這樣的革命，但革命將不會再以我們古老夢想的面貌出現了：今天它會通過意識形態的戰爭來實現。而我僅僅希望人們能思考這個任何人都不願談論的問題。您沒有說過您認為這個分析是對的或是錯誤的，但我們應該討論的恰恰是這個問題。因為，說我拒絕探討1789年和1917年革命的問題，這不是在討論問題。這是很荒謬的。在思想和歷史領域，有些遺產是不能放棄的。說我把戰爭和革命混為一談，這也不是在討論問題。因為您這樣做就大大歪曲了您曾經讀過的內容：我僅僅寫道，在今天，1948年，戰爭和革命是混同在一起的。您只滿足於否定和平主義，而我的分析在陳述了為了人類的解放而必須付出代價的重要性的同時，卻認為這種和平主義是有道理的。而馬克思1870年在對戰爭一片讚揚聲的面前並沒有讓步，他認為戰爭的結果會促進解放運動。不過，相對而言那場戰爭更是一場經濟戰爭，而馬克思的考慮是根據當時所使用的步槍只是一種小學生使用的武器而得出的結論。今天，您和我都知道，一場原子戰爭之後的情況是不可想像的，而在一個會被第三次世界大戰毀掉的世界上談論什麼人類的解放這更像是對人類的挑釁。請您給聖馬洛和卡昂的居民們解釋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改善他們的命運去吧！在理論上，我們可以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為了一個很不可能實現的公正的社會需要作出巨大的犧牲。但如果這種可能性幾乎等於零，而要實現的社會只是一個被原子廢墟所充斥的大陸，這樣的犧牲又有什麼意義呢？這是提出的唯一的問題。我對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我並不承認自己有指導別人反對戰爭及作出長期努力實現真正的國際民主的權利。總而言之，我看不出，一個關心正義並有著解放人類理想的思想家會作出另外的選擇。假如唯有正義存在問題，那麼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一位社會主義者，一位有政治覺悟的人會拒絕採取這種立場。而假如有些歐洲的精英根本不接受這種立場，反之卻反對這種立場，那就不是正義的問題，這點是很清楚的。正是在這裡開始出現了欺騙，企圖讓我們相信，強權政治，不論如何，會帶給我們一個更美好的、能最後實現社會解放的社會。強權政治意味著正在準備戰爭。準備戰爭，尤其是戰爭本身，恰恰會使社會解放變為不能實現。社會解放和工人的尊嚴全靠國際秩序的建立。唯一的問題是，應當了解是通過戰爭還是和平人們才能實現這一目標。正是就這一問題進行的選擇，決定了我們應當團結在一起還是各走各的路。所有其他的選擇在我看來都是毫無意義的。您說過，為了消滅戰爭，應當消滅資本主義。我也很希望這樣。不過，為了消滅資本主義，你們得使用戰爭來達到目的。這是很荒謬的，我要繼續說，兩害相權衡應取其輕，我們不能用更壞的東西，而應當用不那麼壞的東西來反對壞的東西。您會對我說這將是最後的戰爭，這場戰爭將會解決一切問題。事實上，我非常擔心這會是最後一場戰爭，而無論如何，看到讓人們投入這種冒險並對他們說應當再干一次以使他們的兒女再也看不到戰爭，這使我感到很不安。實際上，資本主義世界和史達林自己都猶豫不決要打這場戰爭。而您，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的您卻似乎並不那麼猶豫不決。這只在表面上是相互矛盾的，我願儘量簡潔地對您講是什麼原因。我一直認為，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某些方面是論據確鑿的。但是，假如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從欺騙的概念中吸取這樣的看法，即最好的意願，包括那些以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為論據的良好意願都可能會受到欺騙。馬克思的著作中關於要謙虛的一課，依我看來似乎已被人們忘記。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還有要尊重現實及尊重已取得的經驗的思想，這經驗可能會使他修正自己的某些觀點，而今天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們卻常常以僵化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教條。我很難想像，馬克思會在原子裂變、可怕的大規模毀滅手段面前，會認識不到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這還因為馬克思熱愛人類（真正的、活著的人們，而不是那些你們廉價高喊要熱愛的十二代之後的人，因為他們還不存在，也就說不清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愛了）。而有些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想看到客觀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五十多年了，有很多事情他們睜著眼睛卻不去觀察思考。這是因為他們想自己去創造歷史甚至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去行事。這是理性主義者的弱點。馬克思認為自己糾正了黑格爾的錯誤。但是他從黑格爾那裡繼承下來的東西在他的繼承者們那裡又打敗了他。道理很簡單，我向您解釋，不以審判官傲慢的口吻，而是帶著自信洗刷了所有非難、太了解這個複雜時代的憂慮心情來向您解釋。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他們並不是唯一的這種人）正處在當今智慧的漫長悲劇的盡頭，我們也許在弄清了驕傲的歐洲的歷史之後才會將這悲劇寫清。在列寧那裡有馬克思和涅恰也夫的思想。最後是涅恰也夫慢慢地占了上風。絕對的理性主義，正如歷史已經證明了的那樣，這是符合邏輯的，最後會與絕對的虛無主義統一到一起。事實上，不論您怎樣申明，正義已不再受到置疑。受到置疑的，是要通過人類理智的唯一權威，將人、將權力、將世界統一起來的這種不可思議的神話。受到置疑的，是對全世界的征服，而俄國自認為自己是這種沒有上帝的救世學說實現其理想的工具。在這種極端神秘主義面前，正義、幾代人的生命和人類的痛苦又算什麼呢？直率地說，什麼也算不上。少數野心勃勃的精英，率領著一支由信徒們組成的軍隊向著夢想中的聖地前進。四分之一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確在指導著整個世界的活動。他們睜著眼睛。他們一直用激情指引著世界，但此後他們卻閉上了眼睛。假如他們不及時睜開眼睛，他們就會在一堵驕傲的大牆腳下撞得粉身碎骨，而千百萬人將為這個美麗的夢想付出沉重的代價。任何錯誤的思想都會在付出了鮮血的代價後而終結，不過那一直都是別人的鮮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某些哲學家不論說些什麼，他們總是處之泰然的緣故。對眼前的正義絕望之後，自稱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選擇了以未來正義的名義統治世界的目標。從某種角度來看，儘管還維持著表象，他們其實已不屬於這個世界了。他們是在邏輯中生活的人。在法國知識階層的歷史上，第一次是以邏輯的名義，那些前衛作家是在利用他們的智慧為那些槍決人的人辯護，哪怕隨後又以堅定的口氣以被槍斃的人的名義進行抗議。這裡需要用很多哲學思想來解釋，人們做到了，哲學也就變得一錢不值了。這是因為知識階層的歷史已沒有什麼意義了。有的只是宗教的歷史，而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們，要是相信他們的話，卻從來沒有僅僅為了人們的真正幸福而處決過人們。我並不了解您是否也持那種看法。不過我願對您說，因為這是實際情況，您選擇的是殺戮的智慧，您之所以作出了這樣的選擇是由於您的出奇的絕望和順從。在您看來這樣的前景也許有些過分。然而這確是真實的情況，而今天的歷史是十足血腥味的，這僅僅是因為歐洲的智慧已背叛了它的遺產和天性，由於對哀婉動人和激情的偏愛而作出了過分的選擇。應當從這樣的前景出發去認清現實的真實情況。總之，為了結束本文，正是這種前景使我要對您文章中唯一一部分我不能接受的內容做出回答。您威脅我說，我不自覺地或是客觀上成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同謀。對類似的威脅我已部分進行了回答。不過，僅僅說我不認為您有權提出這樣的指責是不夠的。我還拒絕承認您認為自己的手腳是乾淨的說法。我們正處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這同謀是徹頭徹尾的同謀。您不僅躲避不了這種奴役，而且您還不作任何努力來躲避奴役。我唯一勝過您的一點是，在我這方面，我會作出努力，我會像我應該做的那樣，以我的職業和我所有的同事們的名義盡一切努力並進行申辯，為的是從現在起能減輕人類的巨大痛苦。當您讀完本回答之後，我僅希望您問問自己，您把什麼當成了順從的同謀。您也許會看到，正像洛特雷阿蒙說過的那樣，傾一海之水也無法洗清知識分子的血污。請您放心，洛特雷阿蒙是個詩人。即使沒有一海之水，只要有點東西就能把您的污點洗清：誠懇地發誓說自己無知。那些自稱無所不知、什麼問題都能解決的人，將會以毀滅一切而終結。有一天終會來臨，那時他們將沒有別的準則而只有殺戮，沒有別的科學而只剩下了隨時服務於為殺戮辯護的可憐的經院哲學。沒有別的出路，除非他們明確地承認他們並非無所不知。讓你們中的一些人也能像我所做的那樣承認他們在某個方面的無知，你們就能從中獲益。而且，所有有罪之人也正是靠著發誓的益處而苟且偷生。我期待著你們會變得虛心一些。在那個時刻到來之前，是我自己的無知一直在不讓我總是指責你們。此外，我還能怎樣呢？對你們來說，更壞的莫過於會看到你們努力在我面前維護的東西取得了勝利。因為，那一天到來時，也許證明了你們是對的，不過含義是這個可憐的世界不得不順從你們。你們是對的，不過代價是沉默和無數的死人堆。這是一種我永遠也不想看到的你們所擁有的勝利。第二次回答（左派雜誌，第一期，1948.10）我的第二次回答將是最後的回答。您長篇大論 [2] 中的語調使我不得不給予簡要的回答。不過，我還得做以下幾點澄清： 1.我曾不得不對您說過，我出身於一個工人家庭。這不是一個理由（直到目前，我從未利用過這一點）。這只是糾正了一個錯誤。有很多次，您回答我的文章和那些試圖競相撒謊的文章都把我說成是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且至少一次以上。我曾提醒您注意，你們——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們中的大多數人，對工人的狀況並無絲毫的體驗，而你們卻稱我們是對現實毫無所知的空想者，這是沒有道理的。並不是我應受到置疑，這一次應當好好揭露的是這場大辯論的論據。因此，是你們的貞潔錯誤地傷害了你們自己。 2.相反，過去可能有過、現在也會有那種厚著臉皮去羅列在抵抗運動中自己功勞的情況。人不應以其出身而自豪，而應以其行動感到驕傲。不過，要是對其功德緘默不語，功德才更顯得完滿。長語短說，我並不屬於老戰士的行列。我也不想像你們那樣在我們之間作比較。我覺得這種比較對我有點是惡意中傷，這很自然，但您不會期望我會為自己辯解。為了使你們不感到不便，我不會故意作難，讓你們那優越的等級，去冒那種會使我承認過去永遠屬於我的二等公民的現實的風險。不過，在任何情況下，請不要一邊寫道「我對那些言論比行動走得更遠的人感到恐怖」，一邊裝作相信，我要對你們的行動提出異議。再說一次，這是一個我對之無能為力的論據。而說這句話的背景可以明確證明這點。這句話僅僅意味著，已經夠了，我對這些知識分子和記者感到恐怖，您正是和他們並肩站在一起的，而正是他們要求或贊成執行死刑，卻指望別人去做這種營生。 3.應當毫不含糊地使你們說出你們那些共產黨朋友要說的話。您很少這樣寫過：「我承認我是法國共產黨的同謀。」 4.對您就反對派權利，我的這一問題的回答方式我並不表示欣賞。「請您承認，」我曾對您說過，「在你們的制度下，一個持反對意見的工人不會比一個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好多少。」您很清楚這是真的，您只要還有一點兒誠意就會承認這一點。相反您卻回答我說，反對意見的概念不清楚。應當相信，很難公開對一個工人的反對權利持有異議，而我對您對法國無產者表現出的間接的敬意表示高興。不過，這仍不能不讓人以為這個回答只是在欺騙。在羅馬尼亞剛剛處決了七名反對派人士，打的旗號說他們是「恐怖主義分子」。請你們向他們的家庭、朋友，向那些知道這一消息的自由的人解釋去吧，說反對派的概念在羅馬尼亞還沒有確定下來呢。 5.既然您堅持己見，我也不必扯得更遠，我給您舉一個關於暴力合法化的很好的例子：集中營把政治犯當做勞動力使用的例子。在德國，集中營成了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集中營在蘇維埃俄國也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您不會不知道。後一種情況，出於歷史的需要，它們看起來似乎是合法的。我想要說的很簡單。集中營與一場起義出現的短暫的暴力不同，依我看不具有任何後者具有的理由。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的理由，不管是歷史的、進步的，還是反動的，能讓我接受集中營這種現實。我僅僅建議，社會黨人首先，且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拒絕將集中營當做政府進行統治的一種方法。就這個問題，您可以發表您的意見。 [3] 6.我一直認為，直到今天我們所理解的是，革命在當今只能通過戰爭的道路才能取得勝利。您給我舉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您所說的布拉格的革命首先只是外交政策上的一次站隊而已，曾使我們十分接近於打一場戰爭。這一事件驗證了我的觀點。在此期間，也許通過南斯拉夫的冒險，會使您在哥特瓦爾德和捷克領導人將純粹的國內問題置於突出地位的問題上得到啟發。在您就這一問題做出的回答中唯一觸動我的事是，您認為根本不可能在戰爭訛詐面前讓步。請不要以為我對這個問題會完全不了解：我對這個問題已進行過思考。同樣，也存在像人們對自己所做的那種對革命的訛詐。我建議不要去支持兩大帝國進行的那種競相抬價的活動。不對訛詐讓步的最好辦法是既不採取失敗主義的態度，也不盲目地固執己見。這辦法就是要為反對戰爭、擁護成立一個國際組織而奮鬥。在作了長期的努力之後，革命一詞將會重新擁有它應有的含義，不過不是在作出長期的努力之前。所以，我仍然認為，只有和平運動和聯邦制的設想才能有效地抑制這種訛詐。而當您和您的幾個同伴對這一遠大目標還進行嘲諷時，我還要對您說：除此我們別無選擇，我們既不要已令我們厭倦的虛偽的自由主義，也不要你們甘願為其充當僕人的集中營式的社會主義。儘管你們也在希望，但希望是同我們在一起的。 7.最後，我再談談您向我提的建議。在您請我給美國新聞界寫一封公開信，對最近在希臘發生的處決事件中起了直接或間接同謀作用的英國表示抗議時，您以為這會令我難堪。這使我少許感到了安慰，因為，這恰是您不了解我的真正立場的證明。此外，您不可能了解幾周前我在英國就這一具體案例表明的態度，及兩年前我在美國公開演說中對類似的一些案例所表明的態度。所以，我不會感到有什麼困難回答您：我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寫這封信。我還要在信中加上一項對違背歐洲良知的真正罪惡的抗議，即讓佛朗哥繼續待在西班牙。我授您全權公布這封信，唯一的條件是我希望，您認為這是合法的。您也應當寫一封公開信，不是給蘇聯的報界，因為他們不會刊載，而是給法國報界。信中，您要站在反對集中營制度和把犯人當做勞動力使用的立場。根據互換的原則，您應同時要求無條件釋放那些目前尚關押在蘇維埃俄國的西班牙共和黨人，而您的同志古爾塔德曾認為自己是可以羞辱他們的人，卻忘了這些人的存在對我們所有的人意味著什麼，況且可能並不知道不值得去為他們做什麼事情。依我看，似乎所有這一切都不能與你們為之感到驕傲的革命的使命相提並論。而我們將會知道這樣的對話是否有用。事實上，我揭露了令您惱怒的疾患，而您也只能通過揭露讓您感到同樣厭惡的疾患才能對這件好事做出補償 [4] 。因為我願相信，這些疾患會令您感到厭惡。而在結束這一論戰之前，我現在為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不信任您。每當您說假如屍骨遍地的景象不由自主再一次出現，您希望在他們中間您能站在正確的一邊而不是錯誤的一邊，我將不會相信您。不過，這證實了我在第一次回答您時說過的話。然而，我更希望是我錯了。因為，為了炫耀這樣可怕的要求，要麼是極為自負，要麼是特別缺乏想像力。事實上是極其自負。因為，這等於是在申明，你們選擇的歷史的理智對你們而言是唯一的好的選擇，而人類不可能被任何其他的選擇所拯救。要麼是你們的理智，要麼是屍骨遍地，這就是你們所描繪的未來。很顯然，我比您更樂觀些，我不同意您的設想。我來小結一下。在您冗長的回答中，您對很多事情都表示厭惡。您對某幾件事表示的厭惡之情我是能接受的。我承認，我的角色不是去改變世界，也不是去改變人：對此，我並不具備足夠的品德，也無足夠的學識。不過我這樣的人也許還存在某種價值，無此，一個即使已經改變了的世界也並不值得人們去體驗、去留戀；無此，一個人，即使是一個新人，也不值得人們去尊敬。這些正是在我結束與您的談話之前想要對您說的：您不能不具有這些價值，您會找到這些價值的，並相信能重新創造這些價值。人不能只生活在鬥爭和仇恨之中。人也總不能手拿著武器而死去。還有歷史，其他事情，樸實的幸福生活，對人類的愛，大自然的美……那是一切事物的根，歷史卻不書寫這些內容，而歐洲正是因為喪失了這些，今天已變成了一片荒漠。我對您表示過，馬克思主義者有時對自由主義者應表示歉疚，而自由主義者經常會反省自己。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就不需要反省自己了嗎？如果他們不知道反省自己，那麼，世界上沒有任何人還能為他們做點什麼，而我們所有的人都知道，最終等待著歐洲的將只有失敗，只有付出更多的鮮血的代價。如果他們知道自己需要反省，反省將使他們能挽救歐洲，否則這幾個尚沒有割裂歷史、了解自己局限性的人，就會盡其所能去說明歐洲的災難及希望之所在。孤獨者們！你們還以輕蔑的口吻說話吧。可能僅僅是現在了。而要是沒有這些孤獨者，你們就會更加孤立了。無宗教信仰者與基督徒 1948年在拉圖爾——莫布爾多明我會修道院所作報告的節錄既然你們很願意一個與你們信仰不同的人，回答你們在談話中提出的一般性問題——在對你們說出我認為無宗教信仰者對基督徒的期望之前——我願首先用肯定某些原則的方式來表達對你們寬容精神的讚賞。我將竭力不在世俗的偽善面前讓步。我把那些假裝相信基督教義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假裝以局外人身份觀察基督教義的名義，對基督徒而不是對自己提出更多要求的人稱做是世俗的偽善者。我認為，實際上基督徒要肩負很多義務，但並不需要提醒已放棄這些義務的人及這些義務的存在，而應當去提醒那些承認這些義務的人。如果說有人有資格對基督徒提出某種要求，那也是基督徒自己。結論是，請允許我在報告的結尾要求你們能盡些義務，這也只能是今天我們可以向任何人——不論其是否是基督徒——要求的必須做到的義務。其次，我還想說，我並不認為自己握有什麼絕對真理，也沒有掌握多少信息，我從來不認為基督教義的真理是以虛幻的原則去看問題，而只是從我未能接受這一教義的現實出發去看問題。為了說明這一立場，我願承認：三年前，我與你們之中的一個人曾進行過爭論，而他並非是個小人物。那幾年的狂熱，對兩三位朋友慘遭殺害的痛苦回憶曾使我義憤填膺。不過我仍可以作證，儘管弗朗索瓦·莫里亞克有時會出言不遜，我卻從未停止對他的話進行思考。在思考之後，我可以將我對信教者——無宗教信仰者進行對話的作用的看法告知你們，我終於可以承認，而且是公開地承認，從根本上來說，在我們曾經爭論的焦點問題上，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先生有理由批駁我的看法。說到此，我可以更容易地提出我的第三條和最後一條原則。這很簡單。我不會試圖改變我的看法，也不會去改變你們的看法（只要我能對之作出判斷），以便能在我們之間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和解。相反，今天我想要對你們說的是，世界需要真正的對話，對話的反面則是謊言，也是沉默，而只有在行為始終如一和講真話的人們中間才有可能進行對話。這就是說，今天的世界要求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有一天，一位天主教的神甫對一位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報告人公開說到，他也反對教權主義。那麼，好了！我不喜歡反教權主義的神甫，就像我不喜歡對哲學感到恥辱的哲學一樣。我個人絕不會當著你們的面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基督徒。我和你們一樣，害怕苦難。我和你們所抱的希望不同，我將繼續同使這些孩子正在遭受痛苦和死亡的世界作鬥爭。 …… 為什麼我在這裡說的話與在其他地方寫的內容不一樣？在這些可怕的年月里，我一直長時間地期望羅馬會發出一個強大的聲音。這是我，一個無宗教信仰者說的話嗎？正是。因為我知道，如果精神在武力面前不對判決發出吶喊，精神就會消亡。看來，這個聲音已經提高了嗓門兒。可是，我向你們發誓，有幾百萬人和我一樣還沒有聽到這個聲音，在所有人的心中，不管是宗教信徒還是無宗教信仰者，他們都感到，隨著日復一日時光的流逝和劊子手的人數不斷增加，一種孤獨的情緒正在不停地擴大和蔓延。在判決之後，一直有人在向我解釋。不過，一直是用教皇通諭那種不明確的語言作著解釋。已經作了判決，但人們對此卻並不理解！有人意識不到什麼是真正的判決，而有人也看不到這個例子本身會產生需要做出解答的某種因素，這可能正是你們要求我做出的全部解答。世界期待於基督徒的是基督徒應當講話，用大聲和明確的語言講話，應當以在最淳樸的人們心中永不會引起疑問、不會引起絲毫疑問的方式作出判決。也就是說，他們應當脫離抽象的概念，應當去直面今天鮮血淋淋的歷史。我們需要的聯盟應是決心用明確的語言講話和決心奉獻的人們之間的聯盟。當一個西班牙主教為政治處決而祈福時，他已不再是一位主教，不是一個基督徒，甚至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條狗，完全像那個意識形態的主宰指揮著處決，卻不親自動手一樣。我們在期待，我在期待，有一天，那些不願淪為畜生的人，那些決心付出必須付出的代價，以使人生能成為比作為畜生有著某種更多的含義的人能集合到一起來。 …… 現在，基督徒能為我們做些什麼呢？首先，應當結束那些無謂的爭吵，第一件就是關於悲觀主義的爭吵。比如，我認為，加布里埃爾·馬塞爾先生如果放棄那些令他著迷，卻又使他惶惑的思想對他是有益的。馬塞爾先生不能自稱是民主派，卻同時要求禁演薩特的戲劇。這是一種令所有的人都感到厭煩的立場。馬塞爾先生想捍衛貞潔和人類神聖的真理那樣的絕對價值觀，而他卻不過是在捍衛使他某一天能舒舒服服為這些絕對的價值觀奮鬥的某種暫時的價值而已…… 基督徒和馬克思主義者有什麼權利指責我是悲觀主義者呢？不是我發明了人間貧困和神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厄運。不是我在高喊Nemo bonus和發出讓未經過洗禮的孩子去下地獄的叫喊。我也沒有說過，人自己是無力自救的和人在墮落的深淵是毫無希望的而只有乞求上帝的寬恕。至於說到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的樂觀主義觀點，任何人對人的不信任都不曾達到如此程度，而最終，這個世界經濟上的厄運將比神的變幻無常更為可怕！基督徒和共產黨人會告訴我，他們的樂觀主義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勝過一切，而由於情況各異，只有上帝或歷史才是他們辯證法的令人滿意的歸宿。我也要作出同樣的推理。如果說基督教義對人的看法是悲觀的，而對人的命運的看法則是樂觀的。那麼，好吧！而我則認為，對於人的命運我是悲觀的，而對於人我則是樂觀主義者。而我並不以對我來說永遠是短暫的人道主義的名義講話，而是以試圖對什麼也不抱否定態度的無知者的名義講話。這就意味著應當為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下個明確的定義，在我們等待能完成這一工作之時，我們應當更關注那些能把我們聚合在一起、而不是使我們更加分離的東西。 …… 我想，這就是我想要說的。我們正在面臨著不幸。而我的感覺確實有點像基督教義誕生前那位奧古斯丁一樣，他曾說道：「我曾尋找不幸來自何處，而我卻無法擺脫不幸。」我確實還了解，我同其他幾個人應當做些什麼，如不能減輕不幸，至少不要再給不幸添油加醋。我們也許無法阻止在我們所創造的這個世界上會有許多孩子遭拷打，但我們應能減少遭拷打的孩子的人數。要是你們也不幫助我們做這件事，那麼世界上還有誰能幫助我們呢？在恐怖勢力和對話的力量之間，一場大的、不平等的戰鬥已經開始。對這場鬥爭的結局，我只抱適度的希望。我認為，應當進行這場戰鬥，我也知道，人們至少已經下定了決心。我只擔心他們有時會感到有些孤獨，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而在兩千年的間隔之後，我們又會陷入蘇格拉底多次重複過的祭獻活動之中。明天的計劃是對話的領域，或是對話見證人的莊嚴和意義重大的死刑。在我進行了回答之後，輪到我向基督徒提的問題是：「蘇格拉底還將是孤立的麼，在他身上和在你們的教義中難道沒有任何東西能推動你們與我們會合到一起麼？」我清楚，基督教義可能會給予否定的回答。噢！不是通過你們的嘴做出的回答，我知道。不過可能是，而且最為可能的是，基督教會堅持和解，或是對判決冠以教皇通諭的隱蔽形式。基督教可能會最終放棄它過去那反抗和表示憤怒的傳統，這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這樣，基督徒將會活下去，而基督教將會死亡。這樣，事實上將會有其他人去作出犧牲。儘管這一切都會使我抱有希望或使我感到憂慮，但無論如何，並不是由我對未來做出決定。我只能談我了解的事情。而我所了解的和有時讓我懷念的則是，要是基督徒們決心這樣做，那麼幾百萬人的聲音，你們知道嗎，就會加入到少數孤立無援的人的吶喊聲中去，而這些不顧一切、孤立無援的人，今天正在不知疲倦地到處為孩子們、為人類而辯護。三次訪談錄一（開羅雜誌，1948）本次訪談錄由埃米爾·西蒙刊登在1948年的《開羅雜誌》上。埃米爾·西蒙所提的很長的、中肯的問題在這裡做了刪節，但未改變原意。問：……您不認為可以為幸福，某些人在思想上與放任、快樂、安逸的生活不恰當地混同一起的概念找到一種純粹的寓意嗎？而且幸福的確是一種十分高尚的境界和十分難以得到的（比幸福的人更為罕見？）…… 答：是的，對幸福來說是這樣。而且是無例外的。巴斯卡爾說，錯誤總是源自排他性。只追求幸福，最後得到的將是便利。要是只耕耘不幸，則會導致自滿。兩種情況，都走了樣。希臘人早就懂得，一部分是陰影，那另一部分必定是陽光。今天，我們看到的只有陰影，那些不願絕望的人努力做的就是要喚回陽光，喚回陽光燦爛的生命的正午時光。而這是一個戰略問題。總之，應當崇尚的趨向，不是結束，而是均衡和克制。問：能否做出推論認為，是孩子們的痛苦——毫無必要、極其可怕和毫無道理的痛苦——這一最明顯不過的原因使您拒絕相信基督徒對上帝的祈求，使您認為創世說是一個大的失敗？對這種痛苦，基督徒只能用信仰來加以反對……但基督徒的信仰活動，這種理智對最無恥的非正義的服從，僅是一种放棄和逃避行為。基督徒是為了拯救自己才信教的，以便拯救自己的靈魂使之安寧。唯一稱得上是人的正確態度的是李厄博士，他在精神上拒絕與不幸妥協並調動自己智力和心靈的一切力量使人類能擺脫痛苦。這就是您思想的本質吧？答：我認為，事實上不可逾越的障礙是不幸問題。而對傳統的人道主義來說這同樣是一個現實的障礙。兒童的死亡有的意味著是上帝專斷的旨意，同樣殺害兒童則是由於人的專橫。我們被夾在兩種專斷之間。我個人的立場就其可以得到辯護來說，如果人們不是無辜的，那麼他們僅會因無知而有罪。這一點需要得到進一步的說明。不過，像您說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种放棄一樣，在說話之前會進行一番思考。我們能為那位神聖的奧古斯丁或巴斯卡爾寫出這個詞來嗎？誠實的行為是，評判一種理論要從它達到的頂點來看，而不是看它的副產品。此外，雖然我對這些事情知之不多，但我覺得，信仰更多的不是一種安寧，而是一種悲劇性的願望。說到此，我並不是一個基督徒。我出生於一個貧困的家庭，一個幸福的環境，曾感覺到大自然的和諧，大自然並無敵意。因而，我的生活並不是從紛爭，而是從充實開始的。然後是……我感到自己有一顆希臘人的心靈。希臘人的思想中有什麼東西為基督教不能接受呢？很多東西，特別是希臘人不否認神的存在，只是要擺正它們的位置。基督教是一種「完全的」宗教，這是一個時髦的詞。基督教不接受這樣的思想，即那個應占據全部位置的卻僅占據了部分位置。然而，這種思想卻非常能接受基督教的存在。這樣，任何一位聰明的基督徒都會對你們說，只要馬克思主義接受這個看法，他寧願相信馬克思主義。這是就理論而言，下面談談教會。只要教會的精神領袖們能以大眾的語言講話，並能體驗絕大多數人過的那種危險、悲慘的生活，我會很嚴肅地看待教會的。問：對一位作家來說，單純寫作或是創作這一現實就足以擯棄荒誕，抵住那懸在頭上、就要碾碎他的西西弗的石頭嗎？您相信對寫作來說存在一種超凡脫俗的道德嗎？答：人類的反叛有兩種表現方式，創造和革命行動。在人的本身和人之外，人在始初階段遇到的只會是混亂和不一致。在無序的情況下，應當做的就是建立秩序。不過，這會把問題扯遠了。問：您難道不認為，越是刺激我們的荒誕的意識，越是加劇我們命運不連貫性的東西，恰是我們正在經歷的可怕的事情嗎？…… 答：貫穿於文學中的悲劇性情結並非始於昨天。自有文學以來，這一情結就貫穿其中。不過，歷史的現實今天的確已將這一情結推至頂點。這是因為在今天歷史的現實要求我們必須建立一個世界性的組織。明天，黑格爾將會得到肯定的回答或是表示極其失望。今天的情況已不是涉及某個國家的存在或某個人的命運問題了，而是關係到全人類的命運問題。我們正處在需要作出決斷的前夜，不過，這是人將要對自己作出的決斷。這就是每個人都是孤立的、孤立在自己的思想之中的原因，就像每個人都會以某種方式成為被告一樣。然而，真理不在孤獨和分離之中，而是存在於聚合之中。問：今天最優秀的作家，是那些團結一致捍衛他們以及我們稱之為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的人。 ……像我們一樣，在絕對和抽象之中捍衛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同時，我們也許不知不覺會成為上述價值觀那過時的、不符合歷史的形式的俘虜。 ……我們過去曾經歷過一些時代，現在我們也許正處在認識另一個時代的前夜。在這個時代，作家偉大與他對社會的凝聚力及他所代表的力量直接有關。只有當一個社會正在解體時，一位作家的品德才與其持異議的能力有關。答：談到捍衛自由，人們永遠是在抽象之中捍衛自由，直到需要付出代價的時候。我並沒有為了持不同政見而持不同政見的興趣。不過，您說的反倒證實了在希特勒即將取得勝利的國家、一位德國民族主義作家所寫的那本書：《尼貝龍根之歌》。《尼貝龍根之歌》將建立在千百萬被殺害的人的白骨之上。還需要對您說，我認為那是一種過於昂貴的協議嗎？作家要求的自由，您認為與什麼相比是抽象的呢？與社會的要求相比。但是，假如多少世紀以來都未得到言論自由，那麼這種要求今天也將毫無意義。正義需要由權利來體現。權利需要由自由來捍衛。人為了行動需要講話。我們知道我們捍衛的是什麼。然後是，每個人都以某個協定的名義講話。任何的「不」都會有個「是」。我是以一個不以經濟壓迫和警察式的壓迫來強制人們保持沉默的社會的名義在講話。問：共產主義社會——具體說蘇聯的社會——不允許作家專心研究我們所說的藝術的價值觀。今天，法國藝術家和作家中的一些人也認同了這種看問題的方法。您不認為，他們由於僅僅不懂得藝術作品的基本價值而導致文化瀕臨滅亡嗎？答：這是個錯誤的問題。不存在現實主義的藝術。（即使是攝影，也不是現實主義的：攝影需要選擇。）而您所說的作家，不論他們怎麼說，他們都在利用藝術的價值。從他不是寫一張傳單而是另外東西的那一刻起，一位共產黨作家就是一位藝術家，而他的行為就絕不會完全與一種理論或是宣傳相吻合。所以說，文學是無法領導的，而最多是取消文學。俄國並沒有取消文學。它認為可以利用自己的作家為它服務。但是，這些作家，即使有好的意願，他們也將會一直因其作用本身而成為異端分子。我說的這些，可以從對文學界的清洗中看得很清楚。所以說，這些作家不像您說的，會讓文化滅亡，而是文化會置他們於死地。像在一尊荒唐的耶穌受難像面前，帶著強迫的友愛之情那樣，我說這話毫無諷刺的意味。二　為對話而對話（保護人類雜誌，1949.7）問：未來的前景是暗淡的。答：為什麼？既然我們已經對最壞的情況都做好了準備，那就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們只有理由去希望、去鬥爭。問：和誰一起鬥爭？答：為和平而鬥爭。問：無條件的和平主義者？答：無條件的抵抗運動戰士，直到有了新秩序——且像別人說的那樣，以極大的熱情。問：總之，像人們說的那樣，您並未參與其中。答：未參與這件事。問：這讓人不能感到欣慰。答：是的。我試圖開誠布公地參與其中。我會做出嚴肅的樣子來的！而我又是順從的：應當把罪犯叫做罪犯。我參與的是另一種事情。問：一個斷然的「不」。答：斷然的「是」。自然，有些人比較聰明，他們會就什麼事達成一致。我對此無法表示反對。問：那又怎樣呢？答：怎樣，我贊成立場的多元化。您能支持那種對自己是否正確也不肯定的人嗎？這正是我的情況。總之，我不會去謾罵那些與我意見不同的人。這正是我唯一與眾不同的地方。問：能否說得更明確些？答：可以。根據紐倫堡法庭的定義，今天的俄國、美國和幾位歐洲國家的統治者是戰爭的罪人。所有不論以這種還是那種方式支持他們的國內政策，所有在精神上或非精神上不譴責世界深受其害的神秘主義的教會，均帶有犯下此種罪行的特徵。問：什麼神秘主義？答：那種想讓我們相信強國政治不論怎樣都會將我們帶入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在那裡可以最終實現社會的解放的神秘主義。強國政治意味著準備戰爭。備戰進一步說就是戰爭本身，恰恰會使社會的解放成為不可能。問：那您又作何選擇呢？答：我願為和平而下注。這是我的樂觀主義。但必須為和平做些事情，這將是艱巨的。這又是我的悲觀主義。總之，我要參與的唯一活動是在國際上爭取能得到不斷發展的和平運動。真正的現實主義者恰恰在他們中間。而我與他們站在一起。問：您想到慕尼黑了嗎？答：我想到了。我所了解的人們將不會以任何代價去贖買和平。但是，考慮到備戰帶來的不幸和一場新的戰爭將帶來的難以想像的災難，他們認為沒有盡到一切努力之前我們不應當放棄和平。而且在慕尼黑已經簽訂了協定，還是兩次。在雅爾達和波茨坦。這些協定正是那些今天還十分想打仗的人簽訂的，並不是我們把東方人民民主制度下的自由黨人、社會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交給了蘇聯的法庭，也不是我們絞死了彼得科夫。這是那些簽訂了瓜分世界協定的人的所為。問：那些人指責您是個空想家。答：他們會這麼做的。而我個人願意接受這一角色，因為我對從事殺人的職業沒有興趣。問：有人會告訴您必須得這樣做。答：這種人是不會少的。例如那些壯漢。這樣可以對工作進行分工。 …… 問：結論呢？答：我剛才談到的那些人，在他們為和平而工作的同時，還應當在國際上通過一項限制暴力的法律：取消死刑，譴責那些不明確期限的判決，譴責那些有追溯力的法律和集中營制度。問：還有嗎？答：為了更加明確還應有另一個框架。不過，如果這些人有可能大批地參加到正在進行的和平運動中去，在國際上為了運動的統一而工作，以口頭和典型的方式起草我們需要的新的社會契約，我認為他們於情於理都是符合真理的要求的。要是有時間我還會說，這些人應當努力保留那並不屬於歷史範疇中的個人生活的快樂。有人想讓我們相信，今天的世界需要完全與他們的理論保持一致、能絕對服從信仰並一直為實現最終目的而奮鬥的人。我認為在目前世界所處的情況下，這些人會做出更多的壞事而不是好事。讓我們假設他們最終做的好事占了上風，不過我並不相信這會實現。我認為我們需要的是另一種人，他們關注的是保護細小的差異、生活的風格、幸福的機遇、愛情，最後還有即使已實現了完美的社會，他們的孩子們最終仍十分需要的那種來之不易的平衡。三　未發表過的訪談錄「……當然，自稱是革命者卻不同意死刑、不同意需要限制自由和反對戰爭，這是毫無意義的。要是不說自己是革命者並讚揚死刑、剝奪自由和戰爭，那我們暫時就什麼也不要說。這就等於在說你是反動分子，這恰是這個詞最客觀、最貼切的意思。這是因為現代的革命者們已經接受了這種語言。今天，我們全世界都經歷過反動的歷史。對一個人們尚不了解的時代來說，歷史是由警察大國和金元帝國違背人民的利益、違背人類的真理而寫成的。不過也許正因為此，人們也才存有希望。既然我們已不再經歷革命的時代了，那至少讓我們學會生活在這造反的時代吧。知道怎樣說不，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都為革新創造活生生的價值，維護值得維護的東西，培育那些有生命力的東西，努力去尋求幸福以使人們對正義的渴望變得溫和些，這就是人們要求重新振興和滿懷希望的原因。」「……有一種訛詐，今後將行不通了。有些神秘主義的東西，今後我們將會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我們將拒絕仍相信沙龍和政府部門中的基督教義會不受懲罰地遺忘掉監獄的基督教義。不過，由於基督教政府有著充當同謀的嗜好，我們將不會忘記，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指控式的理論，其辯證法只有在訴訟中才會起作用。我們將如實稱呼那些集中營的東西，即使是社會主義也是如此。」「我們知道，我們的社會建立在謊言之上。而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劇，是曾在希望的色彩斑斕的幻影中看到了一種新的謊言代替了老的謊言。但至少，也沒有任何東西能強迫我們把暴君稱做是救星及用保護人的託詞來為殺害兒童而辯護了。這樣我們將拒絕相信，哪怕是暫時的，要正義就必須取消自由。照他們的說法，所有的專制制度都是暫時的。他們對我們解釋說，在反動的專制和進步的專制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這樣，就產生了歷史上的集中營和會帶給人們希望的強迫勞動制度。假定這是真實的，我們至少還要對希望的期限提出問題。要是這種專制，哪怕是進步的專制會延續一代人的時間，那麼這種專制對千百萬人來說只能意味著要過奴隸的生活，除此沒有任何別的意思。當暫時相當於一個人一生的時間時，對這個人來說，這就意味著是他的一切。再說，我們在這裡是在詭辯。沒有法律就沒有正義，而如果沒有這法定的言論自由就不會產生出法律。這個今天有很多人為之而死或讓人而死的正義，僅僅是因為少數自由的思想家在歷史上所作的努力才為之爭得了言論自由的權利，才使人們今天能如此驕傲地談起它。在這裡，我僅對那些人們輕蔑地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人表示敬意。」為什麼是西班牙？ ——回答加布里埃爾·馬塞爾（戰鬥報，1948.12）我在這裡僅就您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有關《戒嚴》一文中的兩段內容作個回答。不過，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願回答您或其他人對作為戲劇作品的劇本發表的批評意見。每當讓人演出一個劇目或是出版一本書時，你都會處於被批評的地位，而且還得接受那個時代的審查制度。不管你想說什麼，最好還是保持沉默。在您對一部關於專制獨裁的劇目是發生在西班牙而感到驚訝的同時，您已經超越了您的批評的權利，您認為這種現象更應該指的是東方國家。在您寫到這種做法既缺乏勇氣也不誠實時，您實際上最終把發言權又交給了我。您的確有不少理由認為對這一選擇我是有些不負責任的（讓我們這樣來解釋：是巴羅這傢伙的過錯，他早已「惡貫滿盈」了）。不幸的是劇情就發生在西班牙，這是我的選擇，是我經過思索後的選擇，選擇劇情就發生在那裡。我因此必須得面對您對我的機會主義和不誠實的譴責了。您將不會感到吃驚，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回答您。此外，如果您沒有觸及像西班牙這麼嚴肅的主題，我很可能對您的指責就不會進行自我辯護（今天，又能到哪裡去說理呢？）。因為我實在沒有任何必要去說，我寫《戒嚴》不想去恭維任何人。我是想直接抨擊一下這種過去或現在按照右的、左的專制模式組成的政治社會。任何一位善意的觀眾都不會懷疑，這個劇本就其具有的高尚的、熱愛人間的內容來說，就其反對專制國家，不論是俄國、德國或西班牙的空想和恐怖的方面來說，是站在個人和肉體一邊的。一些嚴肅的醫生每天都在思索著我們社會的衰敗，並在深入地尋根求源。可能會找到根源。但對我們中最單純的人們來說，時代的病患是由其效果，而不是由其產生的原因來診斷的。這個病患就叫做國家，警察國家或官僚主義國家。這種病患以各種意識形態為藉口在各國的擴散，機械的和心理上的鎮壓手段帶給它的屈辱性的安全，對我們每個人身上的美好的東西來說構成了致命的危險。從這一觀點出發，現代的政治社會，不論其內容如何，都是可鄙的。我並沒有說別的什麼，就這點來說《戒嚴》是一個決裂的行動，對什麼也不願放過。說清了上面的話之後，那麼，為什麼是西班牙呢？我對您說實話，處在您的位置上，提這樣的問題我會感到有點羞恥。為什麼是格爾尼卡·加布里埃爾·馬塞爾？為什麼，第一次，當世界還處在舒服的、可憐的睡夢狀態之中，發生了這次會見，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是在向孩子們顯示其專制集權的技術？是啊，為什麼會有這種與我們緊密相關的會見？我們這一代人第一次親眼目睹了非正義在歷史上占了上風。無辜者的鮮血就在偽善的喋喋不休的閒談之中流淌，這種閒談至今還在繼續著。為什麼是西班牙？就因為我們中的幾個人雙手還沾滿著洗不清的鮮血。不管反共主義有多少理由，我知道的理由也並不少，但假如它如此信賴自己卻忘了這種非正義在我們政府同謀的合作下仍在繼續，那是不會被我們接受的。我同樣也大聲說過，我也會說出對俄國集中營的看法。但這不會讓我忘記達豪、布痕瓦爾德和幾百萬人的生命正危在旦夕，以及對西班牙共和國進行的十者殺一的可怕的鎮壓。而我不會原諒這發生在西歐的可怕的瘟疫，它現在正在更大的範圍蹂躪著東歐地區。您寫道，對那些消息靈通的人來說，此時此刻，那些令有尊嚴的人們最失望的消息並不來自西班牙。加布里埃爾·馬塞爾，您錯了。就在昨天，有五位政治反對派人士在那裡被判處了死刑。而您卻喜歡忘卻，偏對這樣的消息聽而不聞。您忘記了，專制戰爭最初的子彈恰恰沾滿的是西班牙人的鮮血。您忘記了，1936年，一位反叛的將軍以基督的名義徵召了一支摩爾人的軍隊，去反對西班牙共和國的合法政府，在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之後讓非正義的事業取得了勝利，從那時起開始了一場持續了十年、至今還沒有結束的鎮壓。是的，的確，為什麼是西班牙？因為和很多人一樣，您得了健忘症。還因為有一小撮法國人，他們使我無法對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我不知道法國是否曾將蘇聯的反對派拱手交給俄國政府。這種事可能就會發生，我們的精英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不過對西班牙來說正相反，我們已經做了不少事情。根據最臭名昭著的停戰協議的條款，我們已經依照希特勒的命令，將西班牙的共和黨人拱手交給了佛朗哥，在那些人中有著名的路易斯·孔帕尼斯。而孔帕尼斯在這種可恥的交易中被槍殺了。當然，這是維希政府幹的，而不是我們。而我們，我們僅在1938年將詩人安東尼奧·馬查多關到了集中營里，他從集中營出來後就死了。而在法國國家成了專制制度劊子手的幫凶那一天，誰曾大聲反對過？沒有。這可能是由於，加布里埃爾·馬塞爾，那些本可以抗議的人像您一樣認為，與他們最厭惡的俄國制度比起來這算不得什麼事情。於是，就成了只不過是多槍斃一個人或少槍斃一個人的事情！但是，一個被槍斃的面孔，就是一個醜陋的傷口，而潰瘍最終會擴展開來。潰瘍最終會占了上風。那麼，殺害孔帕尼斯的兇手在哪兒？在莫斯科還是在我國？應當回答：在我國。應當說是我們槍殺了孔帕尼斯，我們應當對隨後發生的事情負責任。應當說我們因此事而丟了臉，而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保持對那個曾經是自由的西班牙，那個我們曾處在無足輕重地位卻以卑下的方式背叛了的西班牙的記憶。的確，沒有一個大國沒有背叛這個國家，除了德國和義大利，他們曾當面槍斃西班牙人。但這對我們並不是一種安慰，而自由的西班牙仍在繼續無聲地要求我們做些彌補工作。我已盡了我的微薄力量做了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讓你們感到憤怒。我要是更聰明點的話，會做更多的這種彌補工作，這就是我要說的一切。怯懦和欺騙在這裡就是退讓。不過考慮到您的關係，就這一問題我就談到這裡，我要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我也許最多還能對您說，任何一個有敏銳目光的人都不應感到驚奇，在不得不選擇讓人民講話、讓人民去談論肉體和自豪感這類話題、反對獨裁帶來的恥辱和陰影的情況下，我選擇了西班牙人民。我還是無法選擇《讀者文摘》在世界上的那些讀者或《星期六晚報》和《法蘭西星期日報》的讀者。而您很可能急於想知道，為了結束我認為教會應起的作用的話題及我所作的解釋。在這個問題上，我將作簡短的說明。您會覺得這種作用是令人憎惡的，但我在我的小說中並不這麼認為。不過，我應當在小說中對占領時期我所遇到的基督徒朋友們進行的正義鬥爭給予積極的評價。相反的是，我在我的劇本中卻不得不談西班牙教會過去所起的作用問題。我之所以把它的作用寫得讓人覺得可憎，那是因為西班牙教會在世界面前所起的作用是可憎的。不管承認這一點多麼困難，但當您看到令您難堪的場景僅持續一分鐘時，您會感到寬慰。而使整個歐洲的良知感到憤怒的場景，四年來卻一直在繼續。假如從第一天起那兩位偉大的基督徒——一位是貝納諾斯，現已亡故，一位是若澤·貝爾加曼，已被流放——沒有大聲疾呼的話，整個教會都可能會參與到西班牙主教們為處決而祈福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醜聞之中。貝納諾斯若是還活著，在這個問題上，他是不會寫出您所寫的那些文字的。他知道，我劇本中作結語的話——「西班牙的基督徒們，你們被遺棄了」並沒有蔑視您的信仰。他知道，要是說另外的話，或是保持沉默，那才是對真理的不敬。假如要我重新寫《戒嚴》，我仍會讓故事發生在西班牙，這就是我的結論。通過發生在西班牙的故事，今天也好，明天也好，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寫那裡的判決是指向所有的專制社會的。不過，這至少還沒有較為可恥的同謀。只有這樣，而不是以別的方式，而且永遠不能以別的方式，我們才能保持住自己抗議恐怖的權利。這也正是當您說我們絕對贊成政治秩序時我不能表示同意您的原因。因為您在同一種恐怖作鬥爭時卻對另一種恐怖保持沉默。我們是不願對任何事情保持沉默的那種人。我們全部的政治社會令我們作嘔。只有當所有那些有著某種價值、為了在難以解決的矛盾之中尋找革新之路的人全部放棄了拯救的時候，才會得到拯救。而從現在起要達此目的，還必須得奮鬥。但同時必須知道，專制制度並非建立在專制者的道德之上，它是建立在自由派的錯誤之上的。塔列朗的話是可鄙的，錯誤不比罪行更壞。但是，錯誤以導致罪行而終結，並成了罪行的託詞。錯誤會使受害者感到絕望，因而錯誤也是有罪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不能原諒現代社會：現代社會是一架使人失望的機器。您可能會感到，在這裡為一個小小的託詞卻付出了那麼多的熱情。那麼還是讓我以個人的名義作個解釋吧。我生活的世界使我反感，但我感到我與那些飽受痛苦的人是休戚相關的。有人有雄心壯志，但那不是我，而如要我必須憑著人們保留給那些很適應這個世界的人的可憐的特權走我的路的話，我是不會舒服的。不過我認為還有另一種雄心，這應是所有作家們應有的雄心：只要可能，就要盡我們的能力為那些像我們一樣受奴役的人作證並吶喊。正是這種雄心讓您在文章中提出了置疑。而當一個人被殺害時，除非這個人與您的思想一致，否則就引不起您的憤怒，只要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將永遠不會承認您有那樣的權利。自由的見證人 1948年11月在普雷耶爾召開的一次全國作家會議上的講話，發表在1948年12月20日的《左翼報》上。我們處在這樣一個時代，人們被各種平庸而又殘酷的意識形態所驅動，已習慣於對一切都感到恥辱。為他們自己、為幸福、為愛或創作而感到恥辱。那個拉辛為其《貝蕾尼絲》而感到恥辱、倫勃朗為畫了《巡夜》而請求原諒的時代，可能會永遠被打入了冷宮。今天的作家和藝術家因此而缺乏良知，而我們中的一些人經常為自己的職業而道歉則是時髦的事。事實上，有人對促使我們這麼做還頗有熱情。從這個政治社會的四面八方，那高叫聲正衝著我們而來，迫使我們必須進行自我辯白。應當為我們的無用而辯白，同時還要為由於我們的無用、我們在服務於骯髒的事業而辯白。而當我們回答說要消除如此矛盾的指責十分困難時，人們就會對我們說，我們不可能在所有人的眼裡都能解脫，但我們可以得到某些人慷慨的諒解，只要站在他們一邊就行了，而且要相信他們的話，因為這是唯一正確的。如果這種遊說沒有成功，人們則又會對藝術家說：「你看看這個不幸的世界。你為它又做了些什麼呢？」對這種厚顏無恥的訛詐，藝術家可以這樣回答：「不幸的世界？我並沒有助長這種情況。你們當中誰有資格也敢這樣說呢？」說真的，我們中沒有任何人在必要時會對來自絕望的人們的呼喚無動於衷。應當因此而感到有負罪感。我們被引入不是宗教的宗教中去了，這是最壞的結果。然而，事情並不這麼簡單。人們要我們進行的選擇並不取決於這種選擇本身，這種選擇是由其他一些選擇、以前的事實所決定的。而藝術家的首要選擇，恰恰應當是當藝術家。而如果他選擇了要成為一位藝術家，這是因為他考慮到了自身的情況及他對藝術獨到的看法。如果這些理由很好地解釋了他的選擇，那麼，這些理由很可能是繼續幫他確定自己對歷史看法的很好的理由。這至少是我的想法。今晚既然我們在以個人的名義自由地交談，那我想談簡單一些，不去強調我並無體驗的不良的意識，而是談談面對世界的不幸及由此我對我的職業產生的兩種感受，即感激和自豪。由於需要自我辯白，我想解釋的是，在我們的力量和能力的範圍內，在一個被仇恨所折磨的世界上，我為什麼要從事一種會使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平靜地說出他不是任何人的死敵的職業。不過，對這一點需要進行解釋。而我只有多少談談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和我們這些藝術家和作家決心要做的事情才能做到這點。我們周圍的這個世界是個不幸的世界，需要我們做些事情來改變這個世界。這種不幸是什麼呢？首先，這一不幸可以簡單歸結為：近年來人們在世界上進行了太多的殺戮，而一些人預言還會殺戮。如此大量的死亡，最終會使我們的生存空間不堪重負。當然，這並不是新鮮事。歷史一直就是由頭號殺人犯們寫就的。並不是今天該隱殺死了亞伯。然而，正是今天該隱以邏輯推理為名殺死了亞伯，然後還要求得到榮譽軍團勳章。我舉個例子以便更好地解釋我的觀點。 1947年11月大罷工時，各家報紙都報道了巴黎的劊子手也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照我看，人們並沒有認真注意到我們這位同胞的決定。他提出的要求很明確。他要求每次行刑都應發給他獎金，這符合任何企業的規定。但是，他還特別起勁地要求得到辦公室主任的職位。他實際上想要求他為之忠誠服務的國家，給予他一個現代國家給予其優秀公僕的獨一無二的確認和顯著的榮譽，我想說的是行政官員的資格。這樣一來，在歷史的沉重壓力之下，我們最後的幾種自由職業消失了。因為這確實是由於歷史的壓力造成的。在野蠻時期，一種可怕的光環將劊子手置於社會的邊緣。劊子手是職業上專門剝奪人的生命和肉體的人。他是，並且他自知自己是一種令人恐懼的工具。而這種恐懼同時又左右著人的生命的價值。今天，劊子手僅是保護社會貞操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他有理由不願與可憐的廚師為伍，因為人們總認為後者的手腳不乾淨。在一個殺人和暴力已形成了理論，並正在成為一種制度的文明社會裡，劊子手完全有權進入行政部門。說實在的，我們法國人已經有些落後了。差不多在世界各地，那些負責行刑的人已經坐到政府部門的座椅上了。他們僅僅是用圖章代替了斧子而已。當死亡成了統計和行政部門管轄的事務時，這事實已經說明世界上的事情辦得不怎麼樣了。不過，假如死亡已成了抽象的概念，那是因為生命也是一樣。從人們開始讓生命服從於意識形態的那一刻起，每個人的生命也就只能是抽象的概念了。我們的不幸就在於我們正處在意識形態的時代，專制的意識形態的時代。就是說，這是些非常固執的意識形態，只服從自己那愚蠢的理智或它們那短命的真理，認為只有在它們的統治下才能使世界得到拯救。而想統治某個人或某種事物，其實就是要使這個人失去生育能力，使其保持沉默或是要他去死。只要看看我們周圍就能注意到這種現象了。沒有對話就沒有生命。而在我們世界的絕大部分地區，對話在今天已被論戰所取代。二十世紀是論戰和凌辱的世紀。論戰在各國和每個人之間，甚至對過去人們漠不關心的學科來說，均已代替了傳統的深思熟慮的對話。成千上萬種聲音夜以繼日地天天重複著嘈雜的、千篇一律的論調，向人民拋出了洪水般的謊言及相互攻擊、辯解和蠱惑人心的言辭。然而，什麼是論戰的機制？論戰把對手當成敵人，從而將對手大而化之，拒絕正眼看他一眼。那個被我凌辱的人，我甚至不知道他眼睛的顏色，也不知道他有時微笑會是什麼樣子。藉助於論戰的激情，我們中四分之三的人已變成了瞎子，我們已脫離了生活的人群，而是生活在一個由影子組成的世界上。沒有說服就沒有生命。而今天的歷史只有恐嚇。人們活著也只帶著這樣的思想：他們大家有著某種共同的東西，他們總能聚會在一起。但是我們發現，有些人是人們無法說服的。對一位集中營的受害者來說，過去不可能，現在也不可能說服那些曾奴役他們的人，過去不應當那樣做。這是因為這些人已不再是人，他們代表的是一種思想，一種體現從不屈服的意志的思想。想統治別人的人是聾子。在他面前，要麼鬥爭，要麼死亡。所以說今天的人們是生活在恐怖之中的。在《死亡者的書》中，可以讀到公正的埃及人為了得到寬慰會說：「我沒有給任何人製造過恐怖。」在這種情況下，在最後判決的那一天，我們將不會在受福人的行列中找到我們今天那些偉大的人。今後，這些聾子和瞎子被恐嚇，身上帶著票證，其整個生命都寫入一張警察局的卡片中的影子們，都會被當成匿名的抽象物來對待，難道人們還會感到吃驚嗎？有趣的是人們已注意到，從這類意識形態中產生出的制度，恰是系統地讓人民背井離鄉，把人民當做毫無生氣的幽靈驅使在歐洲大陸，讓他們僅在統計數字中，才體現出微不足道含義的那種制度。自從這些美妙的哲學出現在歷史上以來，有眾多的人，他們每個人過去都有自己的握手方式，最終他們都會被埋葬在一個極合乎邏輯的世界，為他們發明的流離失所者的兩個開頭的字母中了。是的，這一切都是合乎邏輯的。當你要把全世界都統一在一種理論的名下時，沒有別的路可走，那就只能使這個世界像這種理論一樣變得沒有血肉，成為瞎子、聾子。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將人與生命和大自然聯繫在一起的根割斷。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來，人們在偉大的歐洲文學中再也看不到真實的情景，這不是偶然的。今天出的重要書籍，不關心人們心靈的微妙變化、愛情的真諦，卻只對法官、審判、起訴的機器感興趣，不去打開窗戶欣賞世界之美景，卻小心地對孤獨、苦惱的人們關上了窗子，這不是偶然的。一個吸收了歐洲所有思想的哲學家卻寫道，只有現代生活才能使思想家意識到自己本身，甚至還說大自然是抽象的，而只有理智才是具體的這種話，這也不是偶然的。這其實是黑格爾的觀點，這是一場巨大的智力冒險的出發點，是最終會消滅一切事物的冒險。在大自然這個巨大的舞台上，這些醉夢中的思想家除了他們自己什麼也看不見。這是極端的盲目。為什麼說得這麼遠？那些看到過眾多歐洲被毀壞的城市的人，知道我指的是什麼。這些城市顯現出一副成群的幽靈，正在尋找失去的友誼，正與自然和人們一同走在漫長的、通往世界末日道路上的世界景象。西方人的巨大悲劇在於人和歷史的演變之間，大自然的力量和友誼產生的力量都已不復存在了。人的根已被割斷，手臂已瘦得像乾柴，已同命中注定給他挎在脖子上的絞架混同一起了。但至少，既然這個世紀已達到了喪失理智的頂點，那就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我們揭露它裝作追逐理智王國的欺騙性，它只是在尋找已失去的愛的理智而已。我們的作家們很清楚這點，所有這一切最終都會藉助於不幸的、不包括愛的那種代用品即道德。今天的人們也許能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是他們了不起的地方。但至少有一樣東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卻永遠無法得到，即他們已失去了愛的力量。這就是他們之所以感到恥辱的原因。由於藝術家已為此付出，他們也是感到恥辱的。不過，應當至少得讓他們說他們是為自己，而不是為職業而感到恥辱的。因為藝術的尊嚴是與這樣的世界針鋒相對的，並擯棄這樣的世界。藝術品通過唯一本身的現實存在，否定意識形態有征服的權力。明日歷史的內容之一就是鬥爭，征服者與藝術家的鬥爭，這種鬥爭已經開始了。然而，這兩種人會給人們同樣的結果。政治行為和創作，是反對世界無秩序、同樣的反叛不同的兩面。兩種努力都會促使世界統一。很長時期以來，藝術家和政治革新者的事業已混在一起了。波拿巴和歌德有著同樣的雄心壯志。只是波拿巴將戰鼓留給了我們的中學，而歌德留給我們的是《羅馬哀歌》。然而，自講究效率的意識形態藉助技術的力量出現以來，自從革命者藉助巧妙的運動成為征服者以來，兩種思想潮流開始分道揚鑣。因為來自右的或左的征服者們所追求的，不是首先協調對立面的統一，而是要徹底消滅不同的意見。征服者要把一切拉平，而藝術家卻要明辨差異。活著並以血肉和熱情創作的藝術家知道，任何東西都不是簡單的，在此物之外還有彼物存在。征服者希望彼物根本就不存在，他的世界，甚至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是一個僅有主人和奴隸的世界。藝術家的世界是有活生生的爭論和需要去理解的世界。我不知道有任何偉大的作品是僅僅建在仇恨之上的，而我們卻知道有建立在仇恨之上的帝國。在一個征服者必然會成為行刑者和警察的時代，藝術家不得不成為抗命者。面對現代的政治社會，作為一個藝術家唯一正確的態度，就是毫不妥協地拒絕合作。要麼，他就不得不放棄藝術。即使他願意，他也不會成為運用現代意識形態的語言或方法的人的同謀。這就是為什麼要我們申辯和介入是無用的和具有諷刺意味的原因。介入，我們儘管並非自願還是介入了。為了結束我的話，我要說，不是鬥爭把我們變成了藝術家，而是藝術迫使我們變成了戰士。因職責的緣故，藝術家成了自由的見證人，這就是他們付出了巨大代價的原因。因為職責，藝術家被牽連進極其紛繁複雜的歷史情結之中，這情結會使人的血肉凝滯。世界就是這樣，我們無論如何都置身其中，而本質上我們又都是今天那些正取得勝利的抽象的偶像的敵人，他們是國家和信徒們的偶像。正如利用補充的欺騙試圖使人們相信這點一樣，這一切並不是在道義和道德的名下進行的。我們不是道德家。看到我們那些改革家表現出的那種鑑定犯罪的德行，我們不必對此表示什麼遺憾了。我們正是以很少人才有的熱情，永遠擯棄這種孕育著不理智因素的行徑。這同時又決定了我們對所有人的友愛。為此，我們必須保護每個人孤獨的權利，即讓我們將不再是孤獨的人。我們感到緊迫，我們不能單獨從事這一工作。托爾斯泰寫了他並未參加過的一場戰爭，完成了所有文學作品中最偉大的一部作品。我們的戰爭除了戰爭之外沒讓我們寫出任何一些別的什麼東西，而在同一時刻，戰爭卻殺害了貝璣和幾千名年輕的詩人。正是因為這樣，我認為，通過闡述我們之間可能存在的巨大分歧，今晚這些人的聚會是有意義的。在國境之外，有時人們並不知道，眾多的人正在一同完成一項共同的作品，這一作品將會豎立在總作品的對面。所有的人一起，是的，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千百人，他們正努力在城市的喧鬧聲中將他們創作的無聲形象樹立起來。和他們在一起的，甚至還有那些不在這裡的人和隨著事態的發展有一天將會投身到我們之中的人。那些相信能用藝術方法為專制的意識形態工作的人也一樣，在他們的作品中，藝術的力量使宣傳得以大行其道，要求他們作為真正的僕人的那種統一，並在不信任那些臨時利用他們的人的同時，強制他們也擁有我們那種友愛。真正的藝術家不做政治上的贏家，他們不能輕率地接受讓對手死亡，是的，我很清楚這點！他們與生在一起，而不站在死的一邊。他們是肉體，而不是法律的見證人。要理解甚至屬於他們的敵人的東西，這是他們的天性使然。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能分辨好與壞。而那些最醜惡的罪犯，他們的嗜好就是剝奪別人的生命，他們認為，痛苦就是他們為人們而奉獻的明證。這就是我們一直不能作出絕對的評判，也即不能同意絕對懲處的原因。在這個還有死刑的世界上，藝術家們應為那些拒絕死亡的人身上的某種東西而作證。不是劊子手的敵人，也不是任何人的敵人！這就是不朽的吉倫特派一直受到戴著金絲光亮塔夫綢袖套的山嶽派的威脅和打擊的原因。總之，這種不順從的態度反因其不順從而成就了其偉大。這一天將會來臨，到那時，所有的人都會認識到這一點，尊重我們之間的分歧意見，我們之中最有價值的人們將會停止像過去那樣相互廝殺。他們將認識到，他們最重要的天職是永遠要保護對手持不同意見的權利。他們將會聲明，即使會犯錯誤也不要殺害人，同時，讓人家講話要勝過在沉默和停屍房中的正確意見。他們將會證明，即使革命可以用暴力的手段取得勝利，但它卻需要對話來使其得到鞏固。他們將懂得，這種獨特的使命會帶給人們最震撼人心的友愛，在前途未卜戰鬥中的友愛和在尊嚴受到威脅時體驗到的友愛，各年齡段知識分子在不間斷同歷史的抽象進行的鬥爭中，尋找超越歷史即不論痛苦還是幸福的那種友愛。今天，已經壯麗地崛起的整個歐洲卻在對他們高喊，這種做法是微不足道的和無用的。而在世界上，我們所有的人都在為證明相反的道理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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