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死的疾病 · 前言

這種「闡述」形式可能對於許多人來說很奇怪；對於他們來說，如果要把這種形式當作是陶冶性的，那麼它過於嚴格；而如果將之視作是嚴格地科學性的，那麼它又有著太多精神陶冶的傾向[1]。關於後者，我沒有什麼好說的。而關於前者，我則要說，那不是我對之的看法；如果真是那樣，如果它真是過於嚴格而無法作為陶冶性的，那麼，按照我的概念來看，這就是一個錯誤。當然，如果說它是由於「並非每一個人都有接受這種陶冶的前提條件」而無法對於每一個人都有陶冶性的意味，這是一回事；然而，它具備「那陶冶性的」[2]特質，這則是另一回事。在基督教的立場上看，就是說一切，一切都應當為「陶冶」服務[3]。這種類型的「科學性」，如果它最終不是陶冶性的，那麼它恰恰就因此而不是基督教的。一切「基督教的東西」在其表現中必須有一種與「一個醫生在病床前的說法方式」[4]的類似；雖然只有懂醫的人能夠明白病理，但是他絕對不應當忘記：這是在病床前。「那基督教的」的這種對於「生活」的關係（與一種對「生活」的「科學性的距離」相反），或者「那基督教的」的這種倫理的方面，恰恰是「那陶冶性的」；並且不管這種表現方式在別的方面是怎樣地嚴格，它是完全地不同（在質的意義上不同）於這一類型的「科學性」；這「科學性」是漠不關心，從基督教的角度看，它的崇高的英雄主義遠遠地不是什麼英雄主義，以至於它在基督教的視角之下只是一種不具人性的好奇心。從基督教的角度看，「敢於去完全地成為自己」才是英雄主義，這在事實上可能是很罕見的，敢於去完全地成為自己，一個單個的人，這個特定的單個的人，自己單獨地直接面對上帝，自己單獨地站立在這種巨大的努力和這種巨大的責任中；但是，去迷戀「純粹的人」的概念[5]，或者去用世界歷史來玩那種驚奇遊戲[6]，這都不是基督教所認定的英雄主義。所有基督教的認識，不管它的形式在別的方面是怎樣地嚴格，都應當是關懷的[7]；而這種「關懷」[8]正是「那陶冶性的」。「關懷」是與「生活」的關係，是與「人格」之現實的關係，並且以這樣的方式，在基督教的意義上，就是「嚴肅」；從基督教的立場看，「漠不關心的[9]知識」的崇高性，遠遠夠不上是更嚴肅的，它只是基督教所認為的笑話和虛妄。而「嚴肅」則又是「那陶冶性的」。 因此，在一種意義上看，這個小小的文本有著這樣的特性：一個師範生[10]能夠寫得出這書；在另一種意義上則卻可能是如此：並非每一個教授都能夠寫得出這書。 但是，這論文的寫作形式是它所是的這種形式，它至少是經過了反覆斟酌的，並且在心理學的意義上無疑也是正確的。一種更莊重的文風是存在的，如此莊重以至於並不顯得意義重大，並且只是因為人們對之太熟悉了而很容易變得不具有任何意義[11]。 另外，只有一個說明，無疑這是一種多餘，但我還是想說出這多餘的話：我想一了百了地提請讀者注意；在這整個文本中，「絕望」——正如標題所說——被解讀作「病症」，而不是作為良藥。也就是說，絕望有著這樣一種辯證意義。其實在基督教用語中也是如此，死亡是對於「最嚴重的精神上的糟糕狀態」的表述[12]，而對之的醫治則恰恰就是「去死」，「去棄世而死」[13]。 18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