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 · 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

一　被杜威「牽著鼻子走了」 實驗主義是以極粗淺的形式邏輯為基礎的玄學，乘著哲學的貧困時代而出現於資本主義世界。「他是獨立戰爭後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產物，亦即這個階級龐大的蒸蒸日上的權力意識和企業精神的一種表現。這個階級在實踐上，既不受一切封建殘餘的妨害，在理論上，又不受一切形上學成見的羈絆，便把他的福音：『無顧忌的蓄積』插入實際中。」據詹母士說：「我們的觀念是『工作的假設』產生於對效果的信仰。但從『對效果的信仰』到『信仰的效果』觀，只有一步路」，所以「他的實驗主義——這種主義用真實不虛的美國無顧忌式的態度，表現於一切理論的問題中——流於神秘。因此宗教感情的滿足，必定構成企業的一個部分，這裡也是美國生活中最高技術經濟發展和最大的宗教欺騙特別匯合的真實圖形」，所以實驗主義的方法「一開始就成了抽象，把他們從可感覺的諸物中抽攝出來，後來卻又希望從感覺上來認識他們，希望看到時間，嗅到空間，經驗者已被他們用慣了的經濟論的實驗所迷著了」。 由於實驗主義之庸俗的思想方法，頗能適合於一般市儈的精神水平，所以他曾經一時傳布於世界的各地。在德國則以謝勒的人本主義、馬赫的經驗批判主義出現，在美國則以杜威的應用主義出現。然而不幸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也被硬搬進來了，這就是胡適等所宣揚的實驗主義。 在五四運動中，胡適及其流派，他們乘著中國封建勢力的崩潰與民主主義革命的高潮，便開始以市民代言人的資格而立於思想鬥爭的前線。他們一面對於還正在與他們直接鬥爭的封建思想，作正面的批判；另一面，對於真正在興起中的社會主義思潮拚命的打擊，而積極地鼓吹資本主義合理的資本家的精神。他們毫無批判地打擊中國古典聖經賢傳，以為這些如果不是偽造，便是封建的殘渣。實際上，在儒教的學說中，也不是完全沒有積極的成分，值得中國的市民去承繼和發展的。固然市民的文化，是以否定封建主義的文化而產生出來，但所謂否定，不是完全的消滅，用武斷的方法，把孔子拋到海里去。而是把被否定的諸要素中的積極的東西保存著並發展它，當作新的東西之發展的契機；而是從被否定的東西中找出肯定的東西來，即使否定的東西與肯定的東西獲得辯證的統一。然而實驗主義者，卻想以毀滅中國兩三千年來封建文化中的一切積極的成就，而赤手空拳憑空建立中國的文化，這是非常可憐的愚笨。至於他們對於科學社會主義，則完全採取污衊的態度，他說：「辯證法出於黑格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不錯，黑格爾的辯證法是觀念論的、玄學的方法，也就是說被歪曲成畸形的辯證法。但卡爾卻拒絕了和放棄了他的空虛體系，加以全部的改造為新的正相反的唯物辯證法。不錯，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卡爾革命的唯物辯證法源泉之一，但也僅是源泉之一，卡爾的唯物辯證法，是人類文化在19世紀分成德國哲學，英國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而創作出來的這些優良的東西之正當的綜合與發展。然而這又是實驗主義者所不知道或不願知道的。胡適左右開弓之後，於是不能不離開「學者」的態度，向青年這樣說：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很顯然地，當胡適說這段話時，他自己已經被杜威牽著鼻子走了。 二　歷史是「百依百順的女孩」嗎 實驗主義對於人類歷史發展的認識，完全是觀念論中的主觀主義。他以為客觀的實在性是人類主觀的空想之反映。胡適說：歷史好比「一百個大錢，他可以擺成兩座五十的，也可以擺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擺成十座十個」[1]。又說：「總而言之，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來的實在，這個實在里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塗抹起來，裝扮起來。『實在是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裡，由我們雕成甚麼像』。宇宙是經過我們自己創造的功夫的，無論知識的生活或行為的生活我們都是創造的。實在的名的一部分，和實在的一部分，都有我們參加的分子」[2]。 在這裡，實驗主義者，不但不承認歷史的發展有著客觀的規律性，而且不承認有現實的歷史，在他們看來，歷史只是人類的主觀觀念之反映，歷史是依照主觀觀念的目的而顯現其形象。一切客觀的實在，都是被動的，只有主觀的觀念、意欲、神，才是主動的。客觀的實在是一種可以任意擺布的「大錢」，可以任意裝飾的「百依百順的女孩」，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人類可以用主觀的觀念，任意改變他們的形象。總而言之，歷史是「一幅未完的草稿」留給實驗主義者以「塗改的大權」。這樣，胡適便可以運用其自由意志，觀念，創造適合於其自己脾胃的中國歷史。 然而我們知道，歷史首先是現實的人類生活之發展。而這種歷史的實在性，是離開人類意識而客觀地存在著的，不是人類的主觀觀念決定他的發展傾向，而是他的發展傾向決定人類的主觀觀念。固然人類可以創造歷史，但人類不能依照其自己的意願創造歷史，而只能順應歷史之客觀的傾向創造歷史。只有當私有財產發生以後，希臘羅馬氏族貴族才能創造古代的奴隸國家，只有當奴隸制經濟崩潰的時候，日耳曼人才能在歐洲創造封建的國家，只有在商業資本轉向工業資本的歷史條件之下，近代歐洲的市民才能建立其階級的統治，又只有在資本主義崩潰的今日，社會主義革命與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才有現實的可能性。誠如胡適所云：歷史是一幅未完的草稿，但是這幅草稿，是幾千年來歷史上無數人類在其生活鬥爭中創造出來的，而這種現實的生活鬥爭內容與形式，又是被規定於客觀的歷史條件。因此過去的歷史是千百萬人世世代代的實際行動所創造的，今後的歷史，也仍然是如此。而人類之歷史行動又是被制約於歷史發展之客觀的規律。日本法西斯何嘗不想創造一個「東亞大帝國」的歷史，中國的漢奸汪精衛何嘗不想創造一幅亡國滅種的歷史，但在客觀上卻碰著了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碰著了中國人民大眾的堅強抗戰。當初希特勒以及一些國際陰謀家，又何嘗不想把「第三帝國」的疆域擴展到烏克蘭，但卻遇著了蘇聯強大的紅軍，而不能不反戈以向英法。這一些現實的活的歷史，說明了歷史是非常執拗的，他決不是實驗主義者眼中的「大錢」……他常常與人們的主觀意識，走到相反的方向。主觀的觀念，不但不能創造現實的歷史，而且他本身也是歷史的創造物。歷史之客觀發展的規律性，規定著人類的物質生活，也規定著人類的精神生活。不是孔丘朱熹的思想創造了封建社會，而是封建社會創造了孔丘朱熹的思想；不是馬克思、列寧的思想，煽動了社會革命，而是已經成熟了的社會革命的歷史基礎創造出馬克思、列寧的思想。同樣，不是民族解放的思想煽起了民族革命的戰爭，而是在民族革命的歷史的必然形勢下，反映出民族解放的思想。就是實驗主義的本身，也是資本主義向上發展時代的歷史基礎上所產出來的一種市民層唯利是圖的意識形態。中國的實驗主義者從詹母士學得了一些最簡單的知識之操縱，就想藉此武斷中國的歷史，這是非常可笑的。 三　關於「一點一滴的進步」 實驗主義的歷史觀是陳舊的進化論。胡適說：「哲學是守舊的東西，這60年來哲學所用的『進化』觀念，仍舊是黑格爾的進化觀念，不是達爾文的物種由來的進化觀念，到了實驗主義一派的哲學家，方才把達爾文一派的進化觀念拿到哲學上來應用，拿來批評哲學上的重要問題，拿來討論真理，拿來研究道德。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便發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怎樣叫做『歷史的態度』呢？這就是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的到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這便是實驗的一個重要的元素」[3]。因此他得出如下的結論：「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的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事實——才是真進化。」[4] 在這裡，我們對於實驗主義與達爾文學說有沒有血統關係，這一點姑且不論，我們所要研究的，是實驗主義者為甚麼要抹殺達爾文學說中的物種突變論而強調其進化論這一點。很顯然地他們是要藉此否定人類社會之歷史發展中的革命事實之存在。他們以為人類社會是永遠在和平進化中發展著，人類社會就是在同質的社會經濟基礎上的伸延與發展，從古到今沒有質的突變。從今往後，也不會有質的突變。歷史學的任務就是研究這個社會怎樣一點一滴的和平的進化到了現在。而且也就只准到「現在」為止，對於歷史之未來的發展傾向，是不許研究的。這樣，歷史在實驗主義的眼中，便變成了一片灰色的雲霧，太古的歷史與現在的歷史，只有量的擴大，沒有質的差異了。然而我們知道，所謂發展，無論在自然界或人類社會的歷史中，都不僅僅是量的增大或延續，只要達到一定的發展階段，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原來的東西就會失去其以前的質，而在新質上面成了另外的新的東西。就因為如此，所以歷史的發展，不能意味著是一個絕對連續的；因為由一質到另一質的轉變，卻不是連續的進化，而是飛躍，是歷史過程的連續性之中斷。僅僅承認連續性的和平進化，就等於否認歷史的變革性，否認革命。然而在現實的歷史中，這種變革或革命是存在著的。在現實的歷史上，的確有著各種不同性質的社會，氏族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社會主義社會，這些社會他們雖然是一個跟著一個發生出來，但是他們卻各自具有其獨有的特殊的性質，他們表示著人類歷史發展的特殊階段，也就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具體形式。中國的實驗主義者則主張用和平進化來代替革命突變。 為了圓滿其歷史不變性的主張，胡適又這樣說：「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由於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一種很複雜的現象，決沒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在這裡胡適只承認由量到量的變異，——「一點一滴的變異」是量的變異；他不知道這種變異，不能永遠繼續下去，只要達到一定的程度，他就會表現為質的變異。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任何一種可能的量的成長條件之下，他決不能把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產生出來。然而只要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必然會發生一種革命的突變，使資本主義一點一滴的連續發展中斷，而變質為社會主義社會。而這一個簡單的目的地，也不是一步跳到的，而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一點一滴的長期發展所準備的。並且也不是一步跳到之後，就一成不變，在蘇聯社會主義社會中，他也有其發展的規律。由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到五年計劃經濟時代，他也經過了一系列之發展階段，而且在繼續向前的發展之中。實驗主義者總想把歷史停止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上，因而不能不否認歷史的突變，但是這與現實的歷史並不相干。目前的世界史，卻正走向一個偉大的突變的時代。同樣只有汪精衛等漢奸，才主張中國可能以和平進化的方式走到獨立自由的歷史，而全中國的人民則正在以革命戰爭爭取中國歷史之新的轉向，從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轉向為獨立自由的新中國。這在實驗主義者看來，豈不又違反了達爾文進化論的規律嗎？ 四　所謂「祖孫的方法」 我們現在說到實驗主義的歷史方法，關於這一點，胡適說得很明白。他說： 歷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看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孫。捉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去了，這個方法的應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他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的歷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歷史上所占的地位與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一方面這個方法，又是最厲害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厲害。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5]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實驗主義的歷史方法論，就是因果律論，他們以為只要抓著一個事實的因果，則這個事實就會自明了。因此「明因求果」，就是實驗主義歷史方法論之精髓。 但是我們知道，歷史中的一切事實，一切運動都是相互聯結著相互制約著的。歷史中存在著客觀的規律性，也存在著普遍的交互作用。一定的現象，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產生別的現象。這種現象的繼起，就引起了因果性的表象或諸因果性的因果連鎖的表象的變動。先行的現象叫做原因，繼起的現象才叫做結果。但是因果性之比較完全的證明，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使一定的現象再產生出來的時候才能得到。因此我們從原因與結果考察某一現象時，把個別的現象從一般的聯繫中相對地孤立出來，是不可免的，但同時不應忘記這些因果關係之相互的聯繫，然後，我們才能真正地理解這些個別的歷史現象。然而實驗主義者所謂因果律是沒有看見各現象的整個聯結及其交互作用的。他們觀察事物時，只認為作為原因看的某種現象之後，常常一定會繼續發生一個作為結果看的不變的同一現象。在實驗主義者看來，原因與結果間，只有一種外在的孤立的一次的關係，原因不能成為結果，結果不能成為原因，他們不理解歷史現象之整個性與複雜性，他們把因果性當作規律性的唯一形式。他們就用著這樣的方法去片面地，零碎地，孤立地去解釋歷史上的諸現象，從而歷史在他們眼前，便變為「斷爛朝報」。雖然每一歷史現象都有其自己之原因與結果，但這一現象與另一現象便是各不相關。每一現象都各有其原因與結果，因而每一現象都各自孤立存在著，這就是實驗主義的「又公平又厲害」的「祖孫方法」。 然而即使這樣一種粗淡的方法，中國的實驗主義者也沒有應用起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總算是實驗主義之實驗。但是他的中國哲學史，是劈空從天上掉下來一個孔子替他揭幕，而秦始皇的焚書，替他收場的。他既沒有從古代世界找出中國哲學的祖父，也沒有從秦火灰中發掘出中國哲學的子孫，他沒有「捉住兩頭」，反之，他是捉住了一個「中段」而溜其兩頭。他把中國哲學史斬頭刖足，這樣的方法，我以為只有「厲害」，而並不「忠厚」。 但是實際上，中國歷史開始的地方，思想的進程也應隨之開始。同樣，中國歷史繼續前進的時候，思想也決不會中斷。所謂哲學，不過是人類思維之表現的形式。而人類的思維，則是具體的客觀歷史的反映。胡適一面承認在孔子之前，中國歷史上有個傳說時代，然而他卻不承認這個傳說時代有哲學。他用「無信不征」四個大字，一筆勾銷了中國歷史上的原始共產社會乃至奴隸社會。同時，又利用秦始皇焚書的大火，把中國的哲學史結束了。這樣中國哲學的「前因後果」在那裡？他變成了一個前無祖先，後無子孫的神奇的東西了。 五　「這正是抬高個人的重要」 最後實驗主義者在歷史中極端強調「個人」的作用，而否認「大眾」之歷史的創造作用。胡適說： 個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許可以毀滅一村一族。他起一個念頭，也許可以起幾十年的血戰。他也許「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古人說：「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我們應該說：「說一句話不敢忘這句話的社會影響，走一步路而不敢忘這步路的社會影響」。這才是對於大我負責任。……這樣說法並不是推崇社會而抹殺個人，這正是抬高個人的重要。個人雖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動都在社會上留下不朽的痕跡，芳不止留百世，臭也不止遺萬年，這不是絕對承認個人的重要嗎？[6] 胡適在這裡極端頌揚「個人」，自然他所謂「個人」是「特殊的，傑出的個人」，是英雄，豪傑和聖賢，他以為「過去現在將來，種種『無窮的』『小我』一代傳一代，一點加一滴，一線相傳，連綿不斷，一水奔流，滔滔不絕，這便是一個『大我』。」換言之，他以為歷史的發展就是這些「無窮的」「個人」的意念，言笑和行動之世世代代的積累。他以為中國的哲學，是孔子這個「個人」想出來的，而後來又被秦始皇這個「個人」消滅了。中國的哲學史，就是孔子加孟子，孟子加荀子，荀子加朱熹，這些「特殊個人」的一點一滴的意識之機械的相加的歷史。詹母士「全知全能的上帝」，到胡適面前，便一變而為「全知全能的個人」。從表面看來，胡適的歷史已經從神到達了人類，但實際上，胡適所到達的「人類」，依然不是真正的現實的人類，而是「超人」的「特殊人類」，是與一般人類不同的「人類的幽靈」，他即是「神」或「上帝」。因為他所謂「人類」是具有與「上帝」同等的威權，可以用一個人的意志創造世界，創造歷史的「人類」。這種「人類」在現實的世界，現實的歷史中是不存在的。 實驗主義者，極力「抬高特殊個人」，而「蔑視大眾」，把歷史當作是「特殊個人」的創造事業，而把一般大眾當作是泥土一樣，可以被「特殊個人」隨意塑成任何一種歷史的社會形式。明白些說，可以放在任何一種經濟制度之下去剝削，可以驅到任何一種戰場上去屠殺。他們只是「特殊個人」創造歷史的材料而已。 不錯，我們承認這些「特殊個人」，對歷史之主觀創造作用，但是我們卻以為這種主觀作用是被規定於歷史發展之客觀的規律。因為「社會的發展最後地計算起來，不是傑出人物的意志和思想來決定，而是社會生存所必需的物質條件的發展來決定的，由社會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財富的生產方式的變遷來決定。……不是思想決定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是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他們的思想。如果傑出人物的思想和希望與社會的經濟發展脫節，與先進的階級脫節，則他將變成沒有一點用處，如果相反的，他們的思想和希望正確地反映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先進階級的需要，那末，傑出人物能夠成為真正的傑出人物」。因此，我們以為不是「特殊個人」的一言一笑，一行一動，創造歷史，而是歷史發展的條件，決定著「特殊個人」的言笑行動。因為只有他能反映出整個民族和民族中的整個階級的意識的時候，他才能夠形成一個歷史的行動，否則他決不能給與社會以影響。 其次，「特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只是歷史的偶然，而歷史的偶然性必然要被規定於歷史的必然性。因為歷史的偶然，並不消滅歷史發展之必然的規律；反之我們只有把這偶然性和必然性統一起來看，才能正確地理解個人對歷史的作用。拿破崙是一個「特殊個人」，他在法國歷史上，曾經起過創造作用。但拿破崙的歷史創造，是歷史的偶然，而當時正在興起中的法國布爾喬亞需要這樣一個開闢市場的英雄，則是歷史的必然。假如在當時客觀條件上沒有這種歷史的必然，則拿破崙的偶然性也不能顯現出來；反之，即使沒有拿破崙，也會有另外一個傑出的人物，代替拿破崙來執行歷史的創造任務。然而實驗主義所謂個人是超歷史的超社會的個人，是和「上帝」一樣，可以不顧歷史條件而能一手創造世界，顛倒歷史的個人，而歷史就是這種個人的觀念與行動之連續，這樣的「個人」，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是「神」或「上帝」。實驗主義到這裡，脫去了偽科學的外衣，赤裸裸地顯露出「神秘主義」的原形了。 六　總結幾句 總之，實驗主義者的歷史方法，可以概括如次的幾點：第一，是從主觀觀念論出發，因而否認歷史發展之客觀的規律性。第二，是以陳舊的進化論為中心，因而否認社會經濟在歷史發展中有任何質的突變。第三，是以機械的因果律代替歷史發展之一般的全面性，因而他只能看到個個的零碎的現象，而在現象之間，無力建立其聯繫。第四，他強調歷史發展中之主觀的創造作用，而無視客觀條件對主觀作用之制約性或規定性。第五，他強調歷史的偶然性，並且把偶然性提高到必然性的地位，因而他們以為整個的歷史，都是偶然事件的碰巧與湊合。實驗主義者就以這樣的方法研究歷史，並且在中國歷史科學的領域內造成了一般專憑腦袋去思維，去假設，去尋找道德，尋找真理做擺渡的所謂歷史家。這些「歷史家」，他們專門一點一滴的磔割中國的歷史，他們無批判地否定一切，同時又毫不遲疑地塗改一切。這樣，就形成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歷史科學上的大割裂、大混亂與大曲解。 雖然，不管實驗主義者在主觀上對中國歷史如何割裂、塗改與曲解，然而在客觀上，中國的具體歷史，並沒有依照他們主觀的觀念而改變。在目前中國的人民正在一個空前未有的偉大的歷史創造中，中國的人民為了爭取這一歷史創造的勝利，他們需要吸取過去一切歷史的經驗，需要用歷史經驗教育自己以建立自己的戰鬥知識。所以在目前，中國歷史家的任務，就在於對一切歪曲的歷史觀作理論的清算，把中國歷史從封建的雲霧中，從市民的煙幕中洗刷出來，使中國的歷史在嚴正的科學方法之前，得到正確的說明。這樣中國的歷史，才能成為我們民族解放戰爭之指導的原理。中國人民在自己的歷史的指導之下，才能把他們主觀的創造配合於客觀的歷史傾向以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 （重慶《讀書月報》第二卷第三期，重慶生活書店1940年5月1日出版） * * * [1]《胡適文存》卷二，第440頁。 [2]《胡適文存》卷二，第440頁。 [3]《胡適文存》卷二，第416頁。 [4]《胡適文存》卷二，第535頁。 [5]《胡適文存》卷二，第534頁。 [6]《胡適文存·序言》，第1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