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策 · 英譯本緒論

關於作者 在此奉獻給英國讀者的這本書被E.G.布朗描述為一部最有價值和趣味的波斯文散文著作。它由被尊稱為尼扎姆·莫爾克（Nizām al-Mulk）的徒思（Tūs）人哈桑·伊本·阿里（Hasan ibn'Alī）所著，在30年的生涯中，作者先後在蘇丹阿爾普·阿爾斯蘭（Alp Arslān）及其子馬立克沙（Malikshāh）手下擔任宰相，掌管著大塞爾柱（Saljūqid）帝國的行政。這些塞爾柱人是出自中亞草原上一支野蠻的突厥族遊牧部落的統治家族。他們曾請求加茲納城（Ghazna）蘇丹馬合木（Sultān Mahmūd）允許他們渡過阿姆河，在呼羅珊（Khurāsān）為他們的羊群尋找新鮮的牧草。他們後來興旺起來，不久變得十分強大，以至於能夠從伽色尼王朝人手中奪走呼羅珊。尼扎姆·莫爾克的一生恰逢塞爾柱人掌權和權力上升時期。據兩位權威人士考證，他可能生於回曆408年（1018年，見Mujmal-i Fasībī ）或回曆410年（1019—1020年，見Tārāīkh-i Baihaq ）。他死於回曆485年（1092年），他是被在該書中受到嚴厲譴責的一位伊斯瑪儀派刺客暗殺的。他生前鞠躬盡瘁，直到兩鬢花白。在他死之後，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塞爾柱帝國因他的去世而步入衰落。 他早年的生活鮮為人知，他的父親是拜哈克（Baihaq）人，拜哈克是沙勃茲瓦爾鎮（Sabzvār）及其地區的舊稱。他來到徒思，以收稅員身份在伽色尼王朝效力。在一部記錄神秘主義者謝赫阿布·賽德·伊本·阿比爾·哈爾（Shaikh Abū Sa『īd ibn A bi』l-Khair）的軼事匯編《阿斯拉爾-阿爾-塔烏希德》（Asrār at-Tauhīd ）中，保留了有關他少年時代生活的一些片斷：謝赫在兩次與他見面時都曾預言他將成為世界之宰相（the khwāja of the world），一次在徒思，當時哈桑還是一個小男孩；另一次是哈桑在去莫夫（Merv）深造的途中，他在馬哈納（Maihana）停留並拜訪了謝赫。他對謝赫堅信不疑，終身是他名義上的信徒，他常常談到自己的所有成就應該歸功於謝赫。雖然他本人並不傾向於神秘主義，但是，他晚年為蘇菲派成員建立了幾個濟貧院，並不斷向他們提供經濟援助。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他促進了正統派的教育；他在幾個城市創建了馬德拉沙（madrasa），或者稱高等學術學院；這些學院以他的名字命名為「尼扎姆」（Nizāmiyya），其中最著名者是巴格達（Baghdad）和尼沙普爾（Nishāpūr）的學院。 當呼羅珊隨著蘇丹馬蘇德於431/1040（即回曆431年，公元1040年，下同）年的失敗而落入塞爾柱人手中之時，哈桑的父親帶著兒子到了加茲納。哈桑可能在伽色尼王朝政府部門工作過一段時間，但是，幾年之後他離開那裡回到呼羅珊，為塞爾柱人服務。此時，塞爾柱托格利爾·貝格（Tughril Beg）和查基爾·貝格（Chaghri Beg）兩兄弟已經瓜分了領土：托格利爾得到西半部，其駐地在巴格達；查基爾留在東部，總部在莫夫。查基爾在452/1060年去世之後，托格利爾成為最高統治者。查基爾之子阿爾普·阿爾斯蘭（Alp Arslan）繼承父親權力，成為呼羅珊統治者。阿爾普·阿爾斯蘭曾以其父副將的身份統治著呼羅珊東部，此時，尼扎姆·莫爾克以顧問身份為他服務過幾年。後來，阿爾普·阿爾斯蘭一直視之為得力助手，讓他負責管理整個呼羅珊，直到455/1063年托格利爾去世。正是在此期間，尼扎姆與托格利爾的宰相阿米德·穆爾克·昆都里（『Amīd al-Mulk al-Kundurī）之間產生了敵對。托格利爾沒有男性繼承人，昆都里勸他立查基爾較年幼的兒子蘇萊曼（Sulaimān）為繼承人，昆都里很清楚，如果查基爾較為年長的兒子成為大蘇丹，那麼，成為「世界之宰相」的人將是尼扎姆·莫爾克而不是他。最終，阿爾普·阿爾斯蘭得以安全繼位，昆都里被流放，稍後被處決，無疑是尼扎姆·莫爾克的命令。 在阿爾普·阿爾斯蘭（455—465/1063—1073年）及其子馬立克沙（Malikshāh）統治期間，塞爾柱人的勢力達到鼎盛，尼扎姆·莫爾克的職業生涯也達到了頂峰。帝國疆域覆蓋了從阿富汗邊境到地中海海岸的廣大地區，作為行政部門的首腦，尼扎姆·莫爾克獲得了很大的權力和威望。馬立克沙在繼位之時只有18歲，最初，他對宰相的依賴性很大。因此，尼扎姆·莫爾克在許多年內都獨斷專行，無疑，他熟練而有效地處理了政務。然而，他的態度傲慢，他對親朋好友委以高官的做法開始引起憤恨，他的反對者贏得了蘇丹的贊同。隨著成長，蘇丹極力地維護自己的權力，有時候，他還與他的宰相關係不和。也許正是在這種時刻，即對王國內的事態不滿和考慮除掉宰相的時候，蘇丹命令尼扎姆·莫爾克及另外幾位大臣撰寫治國謀略的條文。其他人撰寫的著作（如果有的話），我們將永遠無法知道；倖存下來的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書——偉大伊朗政治家的業績。 塔巴里茲的那赫基法尼（Nakhjivānī ）手稿 直到該手稿的發現，我們才知道該書原稿沒有得到很好的保存。這樣的（或者說現存的）手稿有十多本，然而，沒有一個版本令人滿意。它們不僅含有使人對全書真實性產生疑點的不相協調的材料，而且還有抄寫員犯下的添寫、篡改、遺漏等各種錯誤。只有對許多如此的版本進行比較，才能產生一個可讀本。那赫基法尼手稿抄於673年/公元1274年，與其他手稿相比，它不僅年代早，而且正確性也遠遠超過它們，這一可讀性版本就是用那赫基法尼手稿編輯的，它於1968年由皇家翻譯出版學院發行，此後不久重新發行了它的修訂本，該書是這一可讀性版本的英譯本。該書的可信性和真實性等優點部分地可以歸結於以下事實，即從字跡和錯誤的性質判斷，幾乎可以肯定抄寫員沒有受過教育，出現字母混淆、標點遺漏和錯置等現象。但是，該手稿絕對沒有像其他手稿那樣大量充斥著無根據的變更和篡改，遺漏的錯誤很少，遺漏也不長，一般可以歸屬於字母的脫漏。古體字和格式，不熟悉的地名都保留下來，它們沒有被後來的抄寫員殘忍地現代化了或改變了，注釋中對這一點進行了說明。但是，該手稿突出的特徵是在以往版本中，如下章節（第40章第33、34節和第41章第22節，在這些章節中，尼扎姆·莫爾克是以第三人稱被談到，尼扎姆·莫爾剋死之後實施統治的蘇丹們被提到）完全沒有。作者的序言在先前只可能是勾畫輪廓，而在結語，全然沒有提到「抄寫者穆罕默德」（僅在一個手稿中他被稱為馬格里比，Maghribi）。因此，我們得到的文本很可能是從作者的手稿傳下來的，結語的編輯，序言的改寫，兩個偽造段的插補完全是抄者所為。幸運的是，尼扎姆·莫爾克倖存原稿的唯一抄本被直接抄入那赫基法尼手稿中（或者一至兩處有移動），而現存其他的所有手稿（除德黑蘭馬吉里圖書館所存手稿，該手稿可以證實是那赫基法尼手稿的直接新抄本）都是源自改編過的版本。那赫基法尼手稿被很好地保存下來，由147頁組成，或者說最初由147頁組成。然而遺憾的是，它有脫漏，第29—40頁不見了，本書以前面所提到的手稿作了補充。該書的第21章第5節有力證實了作者的身份，作者在不多的個人回憶中的一處提到了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對方在提到作者之時，稱「蘇丹阿爾普·阿爾斯蘭的宰相」，以此，我們完全可以確信，該書確實是尼扎姆·莫爾克寫作和編輯的。 關於書名 自查爾斯·斯切弗出版的波斯文本（1891年）和法譯本（1893年）問世以來，這本書在歐洲普遍被名為「Siyāsat-nāma 」，因此，該譯本仍採用「治國策」（The Book of Government ）一名。然而，所有手稿都名為「Siyar al-Mulūk 」（字面意思是「王治之道」）。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該書以此名在伊朗流傳，以此名被波斯文獻引用。在較早的參考資料中，它無疑是《塔巴里斯坦史》（Tārīkh-i Tabarīstān ）一書的參考書，它是伽扎里（Ghazzālī）的《國王必讀》（Nasīhat al-Mulūk，Counsel for Kings ，70—71）一書的參考書也是可以肯定的，因為在《國王必讀》一書中，伽扎里引用了本書第3章第19—21節的故事：即阿蒙·拉茲以薩法爾王朝的財富引誘伊斯邁爾·阿赫默德。在《古茲達史》（Tārīkh-i Guzīda ，72）和《傑瓦米·阿爾·赫卡亞特》（Jawāmi『al-Hikāyāt ）兩本書中也記載了同樣的故事，「Siyar al-Mulūk 」都被列為這兩本書的主要史料來源之一。對該書名稱的暗示來自第43章第6節， [1] 在此我們發現了「dar in kitāb-i siyar 」一詞。關於名字包含「Siyāsat 」一詞的唯一證據在一篇結語中發現了（本書採用的手稿中沒有），在此結語中，一些手稿寫成「in ast kitāb-i Siyāsat 」。的確，尼扎姆·莫爾克似乎已經有自己的固定風格（他以Kitāb at-Tāj fi Akhlāq al-Mulūk ，即Le livre de la couronne 書名為榜樣），借用波斯著作《國王寶鑑》（Mirrors for Princes ）取名的風格，緊接著採用這種風格的作者是伽扎里，在他之後層出不窮。 關於篇目 所有手稿正文部分的章目都是混亂的，這一問題通過參考本書首頁的目錄可以解決。當抄寫員抄到該章中的新標題時，錯誤就出現了（如第27章第2節），他們把該節另標為新的一章。我們所用手稿甚至把第40章的第18節標為第41章，把第19節標為第42章，直到第47章才回到原章目上來。改正過的章目與圖書管理員的首頁十分吻合，首頁中表明尼扎姆最初編輯了39章，後來「由於他對王朝之敵的擔心」又補充了以後的11章。第40章的主題完全適合於新一部分的開端，所以，我們將該書相應地分成兩部分證明是正確的。 偉大的11/17世紀突厥書志學家哈吉·卡里法（Hajjī Khalīfa）對一些細節上存在錯誤的此書作過一些描述，在他的「Kashf az-Zunūn 」一書中，他寫道： 徒思的尼扎姆·莫爾克·哈桑·伊本·阿里宰相（死於回曆485年）的波斯語著作「王治之道」編輯於回曆469年在任塞爾柱王朝馬立克沙的宰相期間，共39章，後來阿爾·亞米尼（al-Yamīnī）把它改編成51章，與原作者不同，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排列了所有的章目。 哈吉·卡里法手頭可能只有一些次等的手稿，我們不能夠接受他那些違反那赫基法尼手稿的數據。 實際上可以肯定，馬立克沙從來沒有見過第二部分，這可以從圖書管理員的章目中推斷出來。圖書管理員幾乎不敢對馬立克沙如此坦率直言，他也沒有機會這樣做，因為馬立克沙到巴格達不久就去世了，離尼扎姆·莫爾克在旅行途中被暗殺才一個月左右。 寫作時間 根據後來抄寫的一組有關手稿，該書編輯於1091年，不過，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撰寫該書的命令發布於1091年。在我們的手稿中，序言是以尼扎姆·莫爾克本人的名字寫成，這一點已經被最近的一本手稿（不是馬吉里斯圖書館的那本）所證實。尼扎姆·莫爾克說，蘇丹馬立克沙在479/1086年邀請他和另外幾個人撰寫一本書。這並不意味著該書，即它的第一部分，必定寫於是年，不過撰寫工作不會拖延到484/1091年。在尼扎姆·莫爾克時期，他的經歷大多涉及到阿爾普·阿爾斯蘭統治時期的事件。在第一部分中，唯一涉及到馬立克沙時期的一件事是在第33章第2節，在此，他寫道，「在我們去撒馬爾罕（Samarqand）和烏茲根（Ūzgand）的那一次」。如果作者談到的是481—482/1088 [2] —1089年的那場戰役（從歷史上看，這是最有可能的），那麼，第一部分或者寫於481/1088年之後，或者這一節是圖書管理員在他提到的修訂之時加進去的。就第一部分而言，我們只能說它寫於479／1086和484／1091年之間，而不是其後，寧願早些而不會更晚。哈吉·卡里法所給的時間可能是把數字479看成數字469而導致的失誤。 然而，第二部分撰寫於484／1091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事實上，483／1090年發生的兩件事使尼扎姆·莫爾克重新提筆寫作。一件是他與蘇丹馬立克沙發生了爭吵，如果他沒有被撤職的話（Rāhat as-Sudūr 一書說，塔吉·阿爾·穆爾克[Tāj al-Mulk]取代了他），也失寵了；這將可以解釋在這些章目中飽含憂傷失落情調的原因。另一件事是哈桑·沙巴赫（Hasan-i Sabbāh）於是年從埃及回來，占領了阿剌穆特（Alamut），並開始他在波斯的活動，這件事可能導致了他強烈呼籲反對異教徒，特別是伊斯瑪儀派。 尼扎姆·莫爾克和蘇丹馬立克沙於485／1092年去世以後，國家因別爾克·亞努齊（Berk-yaruq）和穆罕默德之間的權力之爭而陷入混亂之中。當圖書管理員說在混亂持續期間，他一直不敢公開此書之時，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他。當穆罕默德於498／1105年無可爭議地成為蘇丹之時，局勢重新穩定下來，可以肯定，這位圖書管理員在書的注釋中提到的蘇丹就是穆罕默德。伽扎里在505／1112年以前已經編輯了《國王必讀》（Nasīhat al-Mulūk ）一書，由於當時他手頭可能有《治國策》這本書，我們可以說《治國策》這本書出版於498／1105到505／1112年間，應該記住，當時書籍的發行量是有限的。 材料來源 本書好像是由收集於各種資料的、長短不一的零星材料拼湊而成，這些材料可以歸類如下： 建議：第1、2章是導言和論述與王權有關的理論和神學，由歷史敘述組成的第44—47章是以第43章為介紹而開始的，除以上幾章外，其餘各章的開篇都就君主某方面的職能和職責提供了一段實踐性指導。這種建議性資料都是原創的，是為特定時期的某位蘇丹撰寫的，它完全不同於以往的、以許多抽象論述為基礎的「諮詢書」（pand-nāma-ha ）。可能由於作者在他之前沒有樣板可模仿，因此，這些建議常常顯得粗糙和表達模糊；在只有幾行字構成的一些短章中尤其如此。在一些章節中，即在批評王室君主或提出不受歡迎的建議的章節中，對含糊其辭作另一種解釋是可以理解的。在此，我們可以想像有分寸的詞句和模稜兩可的語言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語錄、傳說和名言：該類材料是由《古蘭經》語錄、先知及其夥伴的傳記、名人名言構成的大文集，一般篇幅只有幾行，它們被阿拉伯作家和波斯倫理論文自如地運用。無疑，作者們常常從前輩著作中選用這些資料，而不是從原始資料中去尋找，伽扎里把《治國策》一書（尤其是第7、8章）的許多連續片斷編入他的《國王必讀》之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奇聞軼事：該類包括許多簡短的故事，其篇幅大約有1—2頁，其內容涉及歷史上的一些統治者或大臣。這些資料來源於作家首創故事的那些較早的書籍和《故事集》（見第25頁注2和《國王寶鑑》94），《故事集》後來發展成一本諸如《傑瓦米·阿爾·赫卡亞特》（Jawāmi『al-Hikāyāt ）一類的、內容繁多的大選集。這些軼事成為共用的文學素材，這可以從《治國策》中找到例證，在許多其他書中也可以發現，有時候會有一些改動，如《國王寶鑑》（58，巴格雷在此列出了18處相似的論述），當然，還有《傑瓦米·阿爾·赫卡亞特》 （第76—84頁）。在與其他書籍雷同的類似故事出現的地方，《治國策》採用了不同的名字（如本書第4章關於巴赫拉姆·古爾[Bahrām Gūr]的故事，在《國王寶鑑》第93頁出現時其名為「古思塔斯比」[Gushtasb]），我們可以猜測，正是尼扎姆·莫爾克對此做了改動。在此，我們必須記住：對尼扎姆·莫爾克而言，這些故事的目的是希望從中吸取道德啟迪；同時也具有趣味性，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說的那樣，不只是考慮歷史性。本書的對象是未受過教育的遊牧民出身的突厥人，如果許多故事所涉及的人名他們不熟悉的話，那麼，他們幾乎是提不起興趣的，也不會在他們的頭腦中留下印象。所以，有時候作者要改變傳說故事中人物的名字，以介紹熟悉的名字，偶爾美化他自己的偶像，特別是伽色尼蘇丹馬合木。 長篇故事：篇幅在10—20頁的長篇故事完全屬於另一類；它們可以稱之為歷史傳奇，同樣，它們代表了早期波斯語散文小說的一部分。它們有冗長乏味的趨向，因為，它們包括了許多重複和拼湊；作者的創造力主要局限於詞語和情節的仔細推敲，介紹一些過時的事物。在這些故事中，有一則故事不是作者本人撰寫的；事實上，它可以確切納入某類資料中的一則。這就是第41章第34節中關於巴爾馬克（Barmakids）的故事。整個故事幾乎一字未改地摘自《巴拉米卡史》（Tārīkh-i Barāmika ）一書的最初幾頁，只是把主要人物的名字由巴爾馬克改為賈法爾（Ja『far）。可能在尼扎姆寫作之前，《巴拉米卡史》一書當時已經成為長篇故事寫作的範本。該書與其說是一部歷史，不如說是一部奇聞軼事集，其中一些故事相當幽默；與尼扎姆的故事一樣，它們包括了許多談話，儘管這些談話的部分虛構給人以真實生活的印象；然而人們不可能想像雅庫比·依·拉斯（Ya『qūb-i Laith）或馬茲達克（Mazdak）的話（正如尼扎姆詳細記載的那樣）與純粹虛構有什麼不同。在尼扎姆的故事中，虛構成分更多；與其偶像相比，他更甚一籌。 下面是這類長篇故事： 伊斯邁爾·伊本·阿赫默德（Isma『il ibn Ahmad）和薩法爾王朝（Saffārids） 第3章第4—21節 巴赫拉姆·古爾（Bahrām Gūr）和拉斯特·拉維斯（Rāst-ravishn） 第4章，5—24節 「正義之王」努細爾汪（Nushīvān） 第5章，2—15節 突厥埃米爾和阿爾·穆塔希姆（al-Mu『tasim） 第7章，9—23節 庫茨·巴倫支（Kuch Baluch）的強盜 第10章，2—16節 阿杜德·阿德·道剌（『Adud ad-Daula）和不公正的法官 第13章，2—14節 蘇丹馬合木（Mahmūd）和不公正的法官 第13章，15—19節 阿爾普特勤（Alptigin）和賽布克特勤（Sabuktigin） 第27章，5—21節 蘇丹馬合木及其稱號 第40章，21—31節 法克爾德·道剌（Fakhr ad-Daula） 第41章，21—26節 蘇萊曼·伊本·阿布杜拉·馬立克（Sulaiman ibn 『Abd al-Malik）和賈法爾·伊本·巴爾馬克（Ja『far ibn Barmak） 第41章，34—41節 馬茲達克的叛亂 第44章，1—26節 納斯爾·伊本·阿赫默德（Nasr ibn Ahmad）和卡爾馬特派（Qarmatīs）第46章，8—17節 與當代事件有關的故事：在本書中，只有5個故事涉及當代人或事，其中大部分發生在阿爾普·阿爾斯蘭統治時期；它們是： 1. 第10章第18節：蘇丹阿爾普·阿爾斯蘭與阿布爾·法德爾·西茲（Abu』l-Fadl Sigzī）就情報員的談話。 2. 第21章第3—5節：以第一人稱敘述的、關於作者會見撒馬爾罕汗使者的故事。 3. 第35章第2節：介紹蘇丹馬立克沙遠征撒馬爾罕和烏茲根。 4. 第38章第2節：阿布杜爾·拉赫曼·卡爾（Abd ar-Rahmā Khāl）試圖使阿爾普·阿爾斯蘭相信某位名人（肯定是阿卜杜·阿拉·安薩里[Abd-Allāh Ansārī]）是偶像崇拜者的故事。 5. 第41章第3—17節：關於阿爾普·阿爾斯蘭在聽說阿達姆（Ardam）任用一個什葉派秘書時表現出不滿的故事。 歷史的敘述：這類材料在《治國策》第45—47章可以見到，在此，作為對當前形勢的警告，尼扎姆·莫爾克列舉了以往反對宗教和國家的一些叛亂者及異端分子的歷史。 除了我們已經歸入另一類的納斯爾·伊本·阿赫默德的故事外，這些都是沒有任何明顯虛構成分的真實記述，它們似乎或多或少地直接引自尼扎姆·莫爾克作為資料使用的那些書；在本書中提到了其中的一些，它們是： 1. 《伊斯法罕史》（Tārīkh-i Isfahān ）。雖然馬法魯肯（Māfarrūkhī）原創的阿拉伯文版Mahāsin Isfahān 一書可能已經被尼扎姆·莫爾克利用過，但是，布朗對波斯文版（伊斯法罕史珍貴的手稿）內容的審視表明，它不可能是尼扎姆聲稱的主要的資料來源，尼扎姆·莫爾克曾在第43章第6節（第189頁） [3] 和第47章第13節（第237頁）中聲稱使用過這本書。我們所知道的關於伊斯法罕的其他歷史，如今已經不復存在。 2. 《塔巴里史》（Tārīkh-i Tabarī ），在第47章13節（第237頁）中提到過。 3. 《阿拔斯哈里法史》（Tārīkh-i Khulafā-yi Banī『Abbās ），在第47章13節（第237頁）中提到過，這也許就是阿斯·蘇里寫的Kitāb al-Aurāq 。 4. 穆罕默德·伊本·扎卡里雅·雅齊的《先知的詭計》（Makhārīq al-Anbiyā ，Hiyal al-Mutanabbiyīn ），在第46章第2節（第209頁）中提到過。 評論與議論：故事不論長短都是一個完整的單元，在故事正文中沒有插入作者的評論，除非這些評論是以演說的方式通過人物的嘴說出來的。在一則故事或一章的末尾僅僅對前面所敘述的內容給予3—4行的簡短評論。 學說：像寫這類書（給君主借鑑之書）的其他作者一樣，尼扎姆·莫爾克在本書的前兩章，以及第二部分的開頭闡述了從薩珊王朝時期傳承下來的有關王道的波斯傳統理論。該理論認為國王是上帝為人類利益而精心挑選的，上帝賦予國王智慧與公正，在復活日，他們有責任向上帝匯報他們所實施的統治。在第一章中，對無神和罪惡時代的描述是以由神靈指定的一位救世王的出現而結束的，這一描述明顯地與敘司塔司佩斯（Hystaspes）預言中對米底王的一段描述相似，敘司塔司佩斯預言被認定是公元前3或2世紀的文獻，由基督教作家拉克坦徒思（Lactantus）記錄下來。當作者在第6章第3節中再次暗示該學說時，他明確地把它置於薩珊時代的背景之下。在第8章第3節中提到的「宗教與國王是兩兄弟」這類相應的學說也起源於瑣羅亞斯特教（Zoroastrian）。在論及宰相時，尼扎姆·莫爾克在第41章34節中說，如薩珊王朝時期那樣，宰相應該像國王一樣是世襲的。在本書中，作者實際上並沒有說宰相是上帝任命的；當他這樣說時，他失掉了自己的工作。據拉巴特·阿斯·蘇杜爾（Rāhat as-Sudūr ）一書第133—134頁的記載，在馬立克沙和尼扎姆·莫爾克於485/1092年離開伊斯法罕（Isfahān） 前往巴格達的前夕，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緊張到了極點。塔爾干可敦（Tarkan Khatun）寵愛自己的門徒塔吉勒·莫爾克（Tāj al-Mulk）而不喜歡尼扎姆·莫爾克，她還想自己的兒子馬合木而不是另一個妻子所生之子、年長的別克·亞路齊（Berk-yaruq）被宣布為法定繼承人，她給蘇丹灌輸的全是尼扎姆·莫爾克過失的故事。馬立克沙捎信指責了尼扎姆·莫爾克，指控他未經請示就任意行事，以及為自己兒子謀求重要職位的事情，並且威脅說，要拿掉他頭上的包頭巾，即要罷他的官。尼扎姆·莫爾克回信說：「是給予你王冠的人把頭巾戴在我的頭上，兩者是相互聯繫相互依賴的。」捎信的人添油加醋，使事情變得更糟。馬立克沙憤怒之至，罷免了尼扎姆·莫爾克，讓塔吉勒·莫爾克取代了他。 第一部分以下的所有章節都是講述統治術的實際問題，對蘇丹及其官員們的行為提出了建議，目的是使國家有效而和平地運轉，使人民滿意並服從統治。當然，軍隊是權力的基礎，它必須保持高度的戰備狀態。而民政官員，特別是如法官、檢察官和檢舉人這些與秩序有關的官員，大權在握，又具有崇高威望。他們必須公正地對待人民而不能有壓迫，否則，他們將不受歡迎。正統信仰必須堅持和發揚，但是，這方面不應該對什葉派教義進行強烈的譴責，在提到阿里及其家庭時應該尊重；唯一談到伊斯瑪儀派是相當不願意的暗示，即雅庫比·依·拉斯是一個皈依宗教者。現在很清楚，尼扎姆將什葉派/拉菲德與可怕得多的伊斯瑪儀教派/巴提之間做了區分；如果以往看起來他將兩者混淆了的話，其原因部分地應該歸於以下事實：在我們的手稿中出現Seveners（Sab『iyān）一詞的地方，在另一些劣質手稿中寫作Shī『 īs（Shī『iyān）；在阿拉伯字母中這兩個字的形狀相似，很容易混淆。作者警告說，不可相信任何人都是忠誠的或誠實的，所以，為了確保任務的完成，命令的實施，應該建立一個精密的情報系統，以便獲得高、低級官員行為的秘密報告。同時，國王應與他的好友們一起運動、開舞會、維持龐大的王室。在他周圍應該有各種榮華富貴；他的宮廷應該有大批侍者和奴隸部隊；他的熱情與慷慨應達到奢侈的地步；塞爾柱人不能為沒有足夠重視儀式或外交禮節而受到責備。但是，國王不應該發布太多的書面（第11章）或口頭（第15章）命令，這樣國王就可以機智地避開本屬宰相管理的日常行政事務的干擾；他唯一特定的社會職責是演講、臨朝聽取控訴或糾正錯誤。以作者的觀點來看，儘管國家並非每一件事都盡善盡美，然而，過失是不嚴重的，也不是根本性的；[書中] [4] 有對蘇丹的批評，但是，批評是委婉而有禮貌的。 第二部分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時代不好，凶眼 [5] 正在活動，事情嚴重惡化，災難令人畏懼。實際上在第40章的開篇中，所有不祥之兆都被列入，通過巧妙的掩飾，全部判斷都以一種假設事件被表述出來。惡習和錯誤的過程正在威脅著國家的安全；貴族家庭的勢力正在遭到削弱；下層人正在變得盛氣凌人；熟練工人正在虛度時光或被解僱；軍隊的經濟無保障；婦女正在干預國事；下屬們正在越權。在第40章第18節、第41章第1、2、43節以及第42章第1節，對蘇丹的批評變得公開了；而在第41章第18—20節，作者明顯地攻擊他的對手塔吉勒·莫爾克。在第40章第1節和第19—34節中，作者對誤用稱號的關注似乎微不足道，但是，這是他表達他擔心的直接方式，即突厥軍隊對波斯民政的控制在上升；他企圖保持行政管理（Raunaq-i dīvān）的權威。他的極度擔憂是由伊斯瑪儀派教義的傳播而引起的。擔憂的直接原因是哈桑·沙巴赫（Hasan-i S,abbāh）於483／1090年從埃及返回伊朗，被任命為戴拉姆王朝（Dailamites）的主要宣傳者，他占據了阿剌穆特堡，從此地開始反對塞爾柱人和實施暗殺活動。第43—47章主要敘述了幾個異端派別的歷史，在這部分的開頭與結尾，我們發現了本書中最令人悲痛的兩節（即第43章第3節和第47章第15節），在這兩節中，正如巴托爾德所說的，我們不可能不聽到「一個人堅定信念的聲音為了信仰的緣故將走向死亡。」尼扎姆·莫爾克寫了很長的一章（第46章）論述伊斯瑪儀教派的起源和卡爾馬特人（人們如此稱呼該派的早期追隨者）的反叛；用兩章論述了在此之前的異教徒，即馬茲達克（第44章）和庫巴德（第45章），接下來是論述巴巴克和庫拉馬丁。在最後3章（第48—50章）中，他以第一章的風格更多地介紹了一些行政話題，似乎是補記；在書的最後一節中，他以勸告告別了他的主子，即凡事應該採取中庸，並在一切事中保持適度。 譯法及其他 附加符號在本書全文中一律省略，在注釋中也沒有嚴格應用。所有名字在書目和索引中都充分標出。音譯一般採用皇家亞洲協會認可的系統；然而，在注釋中（在此簡要說明對該手稿的正確看法是很重要的），該系統為了避免兩個字發一個音的現象而做了一些修改：如thus』=alif，θ=th，c=ch，x=kh，δ=dh，z=zh，=sh，γ=gh；而在標明b，p，t，θ，n，y這些字母的形狀時，沒有區分的標點。 圓括號內的詞是最初波斯文本中的，對於英國人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多餘的。 方括號內的詞波斯文本中沒有，是為了引申或解釋而補充的。 在注釋中，在波斯詞被引用的地方未加評論，其目的有時候是為了校正1968年版的波斯文本。 * * * [1] 第43章只有4節，沒有第6節——譯者。 [2] 作者此處誤寫為1058年，應該是1088年。——譯者 [3] 第43章沒有第6節，該章只有4節。第4節中提到了《伊斯法罕史》（第189頁），以下所標頁碼均為原書頁碼。——譯者 [4] []內為譯者加的主語，以下同。——譯者 [5] 凶眼，具有目視他人而使之遭殃的能力的人——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