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人類學 · 「諧調時代」中的人 [1]

王艾明 吳伯凡譯 * * * [1] 選自《舍勒全集》卷九。——編注 德意志政治學院並沒有將其自身的學術旨趣局限於那些在所有國家的同類學院共有的研究對象之上，也沒有讓自己僅僅滿足於科學地講授那些與國家政策關係密切相關的、存在於各個民族的社會裡所有真實情況的確切而嚴肅的知識。它有兩個根植於歷史的本質和我們民族歷史位置中的更遠大的目標和使命： 首先，它必須竭盡全力地克服強力和精神之間形成的那種古 老的、悲劇性的、德意志式的對立，這種對立在我們這個新的民主的共和國里不是已經減弱，而是愈演愈烈。其次，它必須並且能夠有助於彰顯一種文化風尚，我堅信，這種文化風尚的存在或消失都將決定這個國家的命運。正成長著的一代德國精英人物能夠通過其源於德意志歷史的深層之中的精神和意志，逐漸滲透並潛移默化地左右我們全部領域的政治領導層。這樣的精華人物，不是德意志精神的副本而是它的再生，他將充分地認識當今世界和時代的需求。 如果我們將民主和精英人物視為相互排斥的概念，那就大錯特錯了。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些支持民主制的人當中，雖然他們本人對精英持友好的態度，但在具體的政治行為中，卻與他們的政治對手們——不管這些對手是君主制的擁護者，還是某種獨裁體制的追隨者——一樣頻繁地排斥精英人物。作為精英階層中傑出專家之一的帕累托（Pareto）非常正確地說過，不僅歷史是一個「精英人物的循環運動」，而且不管人們生活於其中的政府是何種形式，精英人物的循環運動構成歷史這一點都是確鑿無疑的。我們知道民主相當無情地顯示了在一個民族中的民眾組織以及因信仰一致而組成的團體、階級、政黨之間是存在著歷史性差異的，但我們也知道，民主本身並不會造就這些差異，並且，通過揭示這些矛盾，民主尖銳而清楚地概括出精英人物不得不解決的未來將出現的種種問題。由於一些在這裡我們不能討論的深刻理由，幾乎全世界所有的議會民主今天都面臨著某種危機自然也就在所難免了。這裡面存在著一場艱難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人們所遭遇的敵對勢力不是從前遇到的那種保守的正統主義者（這種敵手在今天幾乎銷聲匿跡），而是某些滑向「左」的和滑向「右」的獨裁的趨勢。民主如若還想生存下去的話，我們只能說，只有當它能夠從它的反對者手中奪取武器並且產生和容忍一種經過認真挑選、充滿活力和戰鬥力的精英人物時才有可能，這些人物提供給國家和民族的是一種使文化與強力融為一體的局面。無論我們德國人在這方面成敗與否，都將不僅決定我們民族的文化的命運和我們血肉之軀的尊嚴，而且還決定我們現在這個國家的歷史命運。 在此，我不可能就歷史中精英人物的總體問題，就他們的類型、內在素質、維護力量、擴展力量的方式以及他們的興盛衰敗等方面的問題展開來進行討論；即使我將話題僅僅限於我們的國家，我在此也不能展開這種討論。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學問題。有一點是確定的：精英將不是僅僅在血緣和傳統的意義上的那種「精英」，如舊普魯士的貴族階層和舊普魯士的世襲化的國家雇員。我們時代的使命是提高人的素質和能力，而這樣的素質和能力絕非能夠通過心理遺傳的原則由父傳子。這樣的精英也不能從我們如此眾多的政治黨派中產生，這些政黨有著如此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並且極易鋸斷他們所騎坐的枝杈；這就是說，他們認識不到我們民族文化和我們關於德國歷史的概念中存在著一種「求同」的準則，諸種意見的自由、民主的討論以及有條理的陳述在一個議會中將是不可能的（我們在公立學校里發生的就法律而進行的沒有結果的爭執中也能看到這種討論和有條理的陳述無法進行的種種困難）。如果沒有其他原因，精英將不會從中出現，因為特別的政治精英——回想一下在解放戰爭（1813）的衝擊下出現的貴族精英——幾乎不會直接產生於政治領域，但是精英可以誕生在那些精神上具有新意的運動中，與此同時，他們被一種新的活力感所推動，因為他們此時已慢慢地進入到政治領域中來了。因此，在一些經歷過戰爭的老兵和義大利青年中產生的旨在求民族的再生的運動發展成了法西斯主義運動。精英不再輕易地興起於特定的階層，也不再興起於特定的職業。 某些精英經常具有維護和治理特定的文化成果的重要能力。但是，時代自身以「創造」一詞來對之加以鞭策、勸勉的精英卻總是在民族的某一隱秘的深處發育、成熟，隨後才逐漸嶄露頭角的。總之，當他們在社會上露面時一定不再是羽翼未豐的人物了。除非他們使自己慢慢融入到在領導人物周圍形成的「文化群體」之中，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崛起。我個人多年經驗和觀察所形成的堅定的信念是，在尚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今天，他們受制於我們新式的政府，而這新式的政府在其初期與德國人民竟是那樣的格格不入。或許在數年之後，或許在數十年之後，這些今天正處於成長之中的對我們的文化持有太嚴格批判態度的精英才能夠在現實和人生方面成熟起來，才能夠在我們的政治舞台上發揮有益的作用，並且能夠替換德國現存的臨時政府。當然，我們的民族在政治上所經歷的這種再生不是破壞我們的先輩在魏瑪時期所建立起來的一切，而是將關於德性的理想和一種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性的內容注入到作為一種應急組織的政權之中。 形成這樣一種精英的條件（能夠直到今天都被確認的條件）意味著我們應該盡最大可能對我們已步入其中的時代所具有的結構獲得一個通用的概念，同時也意味著對重新造就一個與這個時代相適應的俯視類型的方式獲得一個通用的概念。我說「時代」並非僅僅指年代，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環境與人已開始發生深刻的轉化，我使用「時代」一詞就是表明這一意義，這一意義怎麼估計都不過分。與歷史學家們在他們稱之為「近代歐洲時期」的時代中所劃定的種種分期相比較，這一變化似乎比曾經導致了所謂「歐洲中世紀」向近代過渡的這一根本性轉化更為深刻和多樣。我們必須返回到基督教的本源，返回到日耳曼—羅馬諸民族社會崛起的歷史中去，以便為這種深刻變化找到一種相似的對應物；它不僅是一種事物、環境、制度的轉化或一種基本觀念和藝術形態的轉化，而幾乎是所有規範準則的轉化——這是一種人自身的轉化，一種發生在其身體、內軀、靈魂和精神中的內在結構的本質性轉化；它不僅是一種在其實際的存在中的轉化，而且是一種在其判斷標準中發生的轉化。德國青年的一位領袖人物所作的下列評論觸及了問題的關鍵：在我們身上負載著一個關於人的理想的形象，但是，因為它是一種理想的形象，所以它不能成為我們可能效法的楷模。然而，由於我們懷有這一真實形象，所以當某一個體在成長的自律性發展過程中顯現這一理想形象時，它反而變得尤其明顯。尤其是在發生了深刻轉型的時代，所有深層的人類期望，也包括所有的政治抱負，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受到這樣一種神秘的甚至應該說是一種與人的死亡、世界末日、來世相關的那種人的理想形象所激動。尼采，這最後一位德意志天才人物有意識地試圖創造這樣一種理想形象，並且將它與一種新的歐洲精英的觀念緊密聯繫起來，他用他一直渴求的「超人」來指稱這種理想形象。即使這種理想形象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強有力地影響了整個歐洲和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請順帶想一下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義），這位孤獨的詩人和思想家一方面用他慣有的那種帶有怪異的晦澀語句來表達「超人」這一概念，而且這一概念在他整個一生的思想過程中經歷了我在此無法加以描繪的許多彼此間具有深刻差異的發展階段。在尼采思想發展的整個過程中，「超人」概念的最初形態（而且完全是末世論的形態）是指生物學含義上的一種新型的人，在尼采思想的最後階段，是指一種在現存的人群中有意識地扶植和教育起來的歷史性的精英。尼采從過去的歷史中徵引了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例子，但又補充道，這僅僅是些代表「機會和幸運的事件」。尼采思想發展的後期，他對達爾文及其總體進化論的批判（在許多方面，這一批判甚至在今天仍有價值）顯得最為尖銳，超人僅僅是建立一種新的價值譜系的概念化象徵，這種「新的價值譜系」來自其對傳統的、歷史的「倫理標準」的批判。我不能對「超人」這一理想形象的具體內容展開批判，我只能指出：這樣的概念最具驚人之處也許就在於，它似乎並非能夠被我們這個時代成長著的精英人物接受，並把它作為末世論意義上的人的概念。 我們必須徹底拋棄生物學意義上的，尤其是形態學意義上的人的本質性轉化的思想。整個科學都是與這樣的轉化觀相對立的，而且維護著下述觀念（我這裡不擬對此展開闡述）：人類最終被固定在其生物形態上。當物種獲得了一種更完善的組織形態並且使自己發生變異時，它再向前進化的可能性就相應地降低了（威斯曼），這一事實使我們不再設想人類還會獲得生物上的進化。在進入真正的人類歷史後的各個時代里，人類必定不會在其生物組織上經歷任何本質性的變化。種族的差異可能是自我馴化和文化的一種早期結果。為人類和靈長類所共有的一種特殊的「精神」和「智慧」的進化，已經根本性而系統地取代了人類身體器官的形態學意義上的發展，以致於即使人的身體器官具有最強有力的再生體（見下文）的能力，即使歷經多少個世紀它仍然保持其現有的生物形態，它也不可能產生出一種導致人類發生進一步器官進化的力量。 斯賓塞認定，人能夠從功能上遺傳已獲得的特徵而發生氣質性改變，他並且認為這種改變與人在精神上的發展同步，這樣的看法在我看來純屬無稽之談。現代科學在遺傳學上的探索已否認了這種理論。科學家們還能夠弄清楚人類已獲得的發展某些特徵的「能力」（Fähigkeiten）是否能夠遺傳；倘若不能，那麼能否直接或經由軀體滲入到胚胎原形質的遺傳基因中去。因此，這個過程更多地是間接並且在比斯賓塞所假設延展期更長的時期里發生的。再者，不僅機能的積累，而且精神的發展及其在人類中的活動形式的發展，都已經成了自主的和獨立於他的物質器官的（因此，也將可能通過獨立於生物學的）「智能訓練」來得到研究。這樣，當斯賓塞想給在心理的與社會的和諧中，在人類心靈的先天的資質和道德情懷中的成長以一定的生物學理由時，當他用圖解式語言對之加以表述時，他只看見了物種的一種運動，這一運動朝著越來越明顯的馴服和心理上的馴化，朝著一種所謂的「社會的均衡」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對事物發展的設想也缺乏完整科學的基礎。 如果人類這樣一種進步性的生物學演化和人在地球上進一步成長似乎非常不可能的話，那麼他在生物學意義上產生衰退也就同樣不可能了。當初斯賓塞、達爾文和尼采所描繪的關於未來的圖景是過於輝煌壯麗了，與此相映成趣的是，一幅以同樣程度的誇張性描繪未來的陰冷灰暗的圖景吸引了大量的青年，尤其是德國青年。我尤其關注著這幅未來的圖景，也從生物學的角度思考它，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以極大的想像力和技能渲染這一圖景。克拉格斯的判斷是典型的德國晚期浪漫主義式的。他關於人性的理論看到的是精神、意識、意志和自我在歷史中越來越嚴重地侵蝕著「生命」和「靈魂」所包含著的所有高級的價值。結果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人「思想」，那麼他必定是「機械地」思想；人「打算」，那麼他必定就是產生出在數量上與日俱增的機械，並把這些機械橫放在他與具有原創性的自然之間，這種局面發展到了頂點的結果便是人不再統治和主宰這些機械，反而是機械埋葬了人。我稱克拉格斯是這種泛浪漫主義的傑出解說者［為公平起見，我也應該提到伏羅培紐斯（L.Frobenius）、達克格（E.Dacgue）、斯賓格勒、萊辛］。既然人以技術的手段主宰著有機的自然，精神所通達的道路就是人的生命、靈魂以及活生生的自然走向死亡的道路，這是由於個體的存在本身在心理上和物理上製造出各式各樣的機械裝置來促使自己走向死亡。 這幅關於人類未來的陰鬱圖景從心理的角度來看是多麼淺顯易懂，同時對於我們內心來說又是何等地意味深長，這圖景指給我們的似乎只有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那就是：我們只能在自然的某個偏遠的角落去尋找避難之所，在那裡為人類和歷史的衰落而哀嘆，在神話、傳說、童話和習俗里去緬懷人類遙遠的過去和他最後的殘存物，以此來使自己沉醉不醒，避開所有的行動，帶著纏身的疾病，浸沒在原初的靈魂已經迷失其中的日子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常在報道中讀到「因為技術的原因，它是不可能的……」比如，在決定性的時刻，取消潛艇戰，或者在戰爭的初期，沙皇取消了動員令等。我們之中那些。從戰爭里活過來的人，都期望著20世紀的西方文明在大大小小的方面於近期里整個有所發展。在控制群眾方面不斷增多的困難，支配已經自主化了的大都市之不可能性，——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在我們自己的心胸里難道沒有體驗到這種如同衰微的灰色理論一樣的情感嗎？但是這個晚期文明的幕間曲對於整個人性究竟有什麼重要意義？它是不足取的或者不存在的！這種悲觀的理論恰好如同實證主義一樣，屬於褊狹的歐洲式見解。而實證主義的相信進步，也只是顛倒價值而已。總之，一種歐洲的評判標準既非人性死亡的徵候，亦非「西方的沒落」的預兆！這種悲觀的態度對於喚醒人們的警覺來說也許是重要的，但是，它卻沒有預示我們的未來。「精神」不是人生或靈魂的敵人！當然，它招致痛苦，但它也醫治痛苦。比如，資本主義使有機的大自然遭到劫掠，直到18世紀，人們還用木材取暖；在隨後的時期里，當取暖代之以焦炭和煤時，同樣的資本主義又將無機的能源用於經濟組織之中，並且因此而保護有機的生命並使之具有安全性。資本主義在未來將知道如何把這一勞苦轉讓給較低級力量的能源，如水能、放射能等，因而達到使較高級的力量獲得自由。不是精神，而是克拉格斯用以拒絕「精神」的過分純化的、但又缺少「智慧」的「智能」，才缺乏理念的高尚和理性的價值——以某種尺度來衡量，它是生命的大敵！再升華（Re-Sublimieruag，下面我將解釋該詞的含義）在這裡難道不是可能的嗎？通過使用系統化的優生學來依從這個宣傳中的有價值體系，在德國，這一再升華行動是威廉皇帝學院的費舍爾（E.Fischer）促成的，並且用了許多其他的辦法。還有一件事：我承認，我們有限的文化領域層正處於消逝在機械化文明的危險中；這不僅意味著死亡，還意味著逐漸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變得軟弱無力，但是，只有當自我控制的新藝術完全無助於對自然的控制時，這樣的局面才可能出現，而西方文明到目前為止在這方面已獲得如此廣泛的發展了。下面我們將確認這一事實。 當談論到關於人類未來的一種新見解時，我不能構想面對著任何一個自行轉型的未來景象，這種轉型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也無論是關於人類有機的或自然的稟賦。因為只有一個景象代表著一種承認人類的自由發展自身的「理念」，這是一種意味著人類自身將形成他的無限創造部分的理念，而精神和意志又可以直接地或間接地對之發生影響。來自精神的一切不會自發地發生，它也不會從自身發生。它必須被導引！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接受法國人格雷特里（Gratry）的話：「不僅個體的人，而且全人類都可能終結於聖人或罪犯，這就看它如何支配其意志了。」人是一種其本質為開放性質所決定的動物。他是什麼或者想是什麼呢？ 但是，如果這種理念一定得有一個名稱的話，那麼對於人來說，就是「全人」（Allmensch）， [1] 而不是從群眾和所有民主政體中分離出來的「超人」；通過全人這個理念，超人和次等人一同變成了「人」。 在眾所周知的歷史中，人已經證明其自身是一個有著巨大適應性的存在。因此，對於所有的哲學立場來說最大的危險是過於狹窄地構思人的理念，是毫無意圖地從一個自然的或歷史的形態中推究這一理念，或者在包含這一理念的任何如此狹窄的意圖中發現它。古典含義中的「理性的動物」這一觀念有相當大的局限性。實證主義者的「能工巧匠」，尼采的「狄奧尼索斯式的人」，新的泛浪漫主義理論中的「病態人生」的人，「超人」，林奈（Linne）的「賢明人」，拉美特利的「機器人」，單獨地作為「強力」、「力比多」和「經濟」存在的人，在馬基雅維利、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筆下的人，以及上帝創造的墮落的亞當——所有這些勾畫都太狹窄以至不能涵蓋整個人。因此，所有這些定義都類似諸種事物的名稱。然而，人並非一件東西。他是一種宇宙運動本身的方向，甚至是這種運動之源的方向。人是「小宇宙和一種充滿精神的生靈」。我希望，這些含義不會太狹窄以至不包含他的許多可能性和諸多形式。讓我們承認吧，人及其本質性運動所在的空間是無限的，不要把人拴在一種「模式」中，拴在一個模型里，無論就自然的歷史還是就世界的歷史來看，「人類在其自身中包含著一種無限量的發展，包含著比一個人可能想像到的程度更神秘的和更大的發展」（蘭克語）。 就抽象含義而言，全人幾乎與我們無緣。它是關於某種人的理念，這種人包含並且已經實現了他的所有的本質潛能。的確，他來自我們中間，就如同對於上帝，我們只能在精神和生命中把握他的本質，因此，他就是人的本質，只能存在於無限的形式和完滿的狀態之中。然而，人類歷史的每一年輪都認識一位相對的全人，一個可以接近它的全人性（Allmenschlichkeit）的最大值，一種在人之存在的最高形態中相對的最高參與行為。對於我們的時代來說也是如此。 為了修飾相對意義上的全人，今天如果條件許可的話，作為我們引導性的理想，請允許我從現時代的使命這個觀點開始談起。 如果我站在這個新時代的大門口題獻一個名稱，而這個名稱又將包含著這個時代的總體趨勢的話，那麼，只有一個名稱在我看來似乎是適應的，這就是「諧調的時代」（Ausgleich）。這種諧調是幾乎所有的特徵，尤其是自然的特徵，物理的和心理的特徵，而這些特徵把社會的各種群體區分開來。我們可以將人分成多個社會群體，同時，我們可以發現它們在精神、個性和相對個性方面的差異（如民族差異）以相當大的幅度遞增。對種族間緊張關係的諧調；在心理狀態、自我意識、塵世和神之間，在各個巨大的文化群落（尤其是在亞洲和歐洲）之間的諧調；在男性和女性對人類社會管理的思維方式方面的諧調；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諧調，以及在社會的上層和底層之間的階級論爭、階級條件和權力之間的諧調；在所謂文明的、半文明的和原始的民族之間關於政治權力分享方面的諧調；還有在相對原始的文明與高級的文明的心智之間的諧調；在其心智態勢的評估中青年人與老年人之間的相對諧調；在技術知識和文化成長之間的諧調；在體力勞動和精神勞動之間的諧調；在民族的經濟利益和民族的精神與文化領域方面，對總體文化與人類文明所作出的貢獻之間的諧調；最後，在我已經命名的七種類型的關於人本性的片面觀念之間的諧調。 我們應該認識這種朝著諧調方向發展，並且與人的精神個性日益增多的差異相伴隨的發展趨勢，認識到這種諧調本身並不是我們「選擇」得來的；它是不可逃避的命運。無論誰要作出抵抗，無論誰希望培養某種所謂的「有性格的」或「特別的」理想人，但作為一個已經具體地在歷史中形成的人，他的抵抗和希望都是徒勞的。現代世界充滿著要使成為一個物種的人的種種可能形式復活的企圖。仿佛這個世界是一個二手貨商店，裡面都是被人廢棄的雜物：「異教的人」、「早期信基督」的人、「哥德式」的人、「文藝復興」的人、「拉丁—大公教」的人（法蘭西）、「莫斯科」人（俄國）等。但人類將不加理會地從這各種人工化的浪漫的抱負旁走過！ 如我所說，對在世界大戰中突然發現了它最為真實的共同經驗的人類來說，諧調本身是不可逃避的命運，因為，世界大戰正是人類的一部共同歷史的開端，同時它生髮出引導和管理這種對群體質量與勢力作出諧調的精神使命。當諧調以這樣一種方式實施時，人類便將獲得有價值的成果。這就是所有政治學的使命，說到底，這也是它最基本的使命。 剛剛結束的漫長時代基本上是一個產生各種緊張關係的時代，這些緊張關係一直向著愈益特別化的方向發展，如同歐肯（R.Eucken）所說的，這是一個「各種勢力增長」的時代。它時常被那些相對來說比較少的暴力革命進程所打斷，比如農民戰爭、英國和法國革命、影響較小的德國革命及俄國大革命等。然而，適用於現時代的最普遍的公式，在我看來，似乎是各種勢力的諧調，而這個時代是一個人類各種緊張關係將得到普遍緩和的時代。同時它也是人類在其中再一次依賴自身活生生的精神和勇氣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人類努力成為種種魔幻般的力量的主人，而在上一個世紀中，這個魔幻般的力量在脫離羈絆後曾一度成為人類注意的中心。他的目的是使這些力量服務於人類的救贖和精神價值富有意義的實現。如若每項政策都具有阻止那些妨害這註定諧調的因素的功能，那麼任何厄運都將被一種強大而不可抵制的、朝著諧調發展的潮流所蕩滌無存。今天，以正確的術語所構想的每一個政治學的目標實際上是一項引導和管理這種諧調的某些具體任務，其目的是使毀壞、爆炸、流血和眼淚被限制在最小的程度內。如我說過，它似乎就是在新世紀裡任何政策最普遍的公式，因為我們必須清楚地明確一件事：這個時期不僅是增長著緊張關係特殊勢力的時期，而且也是一個諧調的時期，這個時期對於人類來說恰恰也是最危險的時期，是最充滿著死亡和眼淚的時期。我們在自然和歷史上的稱之為爆炸、災難的每個階段都是一個沒有被精神和意志富有意義地引導的階段，或者不是順從於它們的引導的階段。 讓我們勾勒一下這個即將來臨的諧調的幾種類型吧。 種族的諧調，血統的混合將是不可抗拒的進步。康德已經預言，種族間緊張關係的諧調是不可避免的。無論誰從維護一個「純粹的」種族出發去看待世界的救贖［依他之見，一個「高貴的種族」也只能模仿戈賓諾伯爵（Count Gobineau）的「七位忠誠的朋友」］，那麼就讓他和他的純種民族撤退到荒島上見鬼去吧！獨立的有色民族的崛起已經產生了顯著的進步。在白色人種和有色人種之間的諧調將要開始，但是，它可以進行得很好，也可以很糟，或者是優秀的血統相混合，依據科學經驗而產生出較高級的人種價值系統，或者是一種不充足的混合導致人類作為物種在價值上趨向於敗劣，以致諸價值系統的淪喪。無論一個人是認定幾個大的種族群體獨立地構成了整個人類而不相信人類在種族關係上是相互關聯的，或是站在單一人種學說的角度認為：種族的差別是形成人類過程的組成部分，一個聯合起來的人類從種族和文化的意義上來說雖不是歷史的一個起始點，但可以一直作為它的目標。從其最基本的結構來看，世界歷史中並不包含一種純粹文化成分的、按固定節奏展開的過程，無論是就各個種族的命運，還是就所謂「文化」的命運來說都是如此。各種「文化」從繁榮、成熟到衰落都是相互接近而又彼此獨立的，斯賓格勒暗示了這一點，但他同時也忽視了種族的融合，忽視了一個民族對外來觀念的吸收以及各種以古典的文化為動力的復興運動。世界歷史也不是一種單一的運動，它自開始以來就一直繼續著，並且僅僅在晚近才由於環境的差異以及歷史賦予了一個民族的便利條件而分裂成不同的支系，這種觀點尤其為基督教的和實證主義的歷史觀所認定，但二者都僅僅局限於它們對歐洲歷史的看法之中。實際上，歷史的構架就像一個河系，在這裡面，許多大河在數不清的世紀中依據它們各自的河道奔騰不息，數不清的支流蕩入其中，蔚為壯觀，最終浩浩蕩蕩地直接匯聚在一起，流入一個更為壯偉的主河道中。在數量上逐漸減少的歷史流向產生了我們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歷史機體。就這些根植於人類統一體理性精神的莖幹而言，其中的任何一種精神就其結構具體而言都是獨一無二的，這些關係在地球上是求永存的並且比任何民族的聯合及其政治的和經濟的典章制度更經久不衰。它們所形成的精神意義和客觀價值內容在任何時刻都能夠像文藝復興運動那樣再次興起，並且在混合的文化中重新興盛並形成人類社會。因此，舉例來說，古代的風尚能夠以更新的形態和方式豐富西歐世界。然而，在歷史有機體僅僅「表面」，僅僅是群體的靈魂和生命的「表現」這種意義上（比如傳奇、童話故事、神話、風俗、習慣等），當某個民族單位不復存在時，它們富有生命力的價值觀的內在意義作為現實存著的價值已被確鑿無疑地摧毀和喪失掉了。因此，它們是終歸不免滅亡的存在物。在與純粹的「精神文化」和「表現的模式與屬靈的生命」的強烈對比中，集體的精神產品，對權力的追逐欲、智能，尤其是經驗科學、技術、政府及其管理的形式，法律規則等，簡言之，這些都是文明的而非文化的成分。有機體僅在民族共在與超越民族的存在之外顯示為一種不間斷的「進步」，這些有機體截斷了文化的種種形態，並且成為一種越來越具有「國際化」意義的線性的「漸增效應」。然而，「世界主義」的諧調是純粹文化形態的諧調，不僅當代的文化，而且那些在過去興盛過的殘存的文化都可以在這種諧調中繼續存在下去。這種「世界主義」的諧調比起連結著世界貿易的、文明和技術的「國際化」諧調來顯得尤其不相稱，它緩慢地向前發展，並且以一種與文明和技術的國際化不相同的方式向前發展；但世界貿易的的確確又是「世界主義」諧調的一個先決條件。 在各種類型的諧調中，最重要的一種諧調是與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自身相適應的文化諧調，這種文化諧調與產生及創造整個歷史的人類相適應。 在今天，有一種諧調強烈地引起我們的注意，這種諧調確認，人無論在何處都要朝著全人發展，並且開始形成這樣的結論：精英人物是介於「阿波羅式」和「狄奧尼索斯式」的人之間的一種人物。在「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形式中，作為「理念哲學」和「生命哲學」的對立，到目前為止已將一種二分法引入了所有民族的哲學思想之中。這類諧調不僅出現在西歐，而且，至少也出現在美國，並且作為一種強有力的過程，已經很有效地產生著作用並且嚇唬甚至威脅我們中的許多人，這些人至今仍在只用過去的標準來衡量一切事物。為了用我們今天能夠觀察到的所有徵候來豐富這個過程，我喜歡稱它為一種再升華的過程。所謂再升華的作用，我的意思是指把聚集起的能量降低的精神性意識活動，在這一活動中，有機體把這種能量轉化到腦力或智能中去，它是所有純粹精神活動（例如觀念活動）定然遵循的軌跡。 這再升華過程首先僅僅在一種降了格的重視精神之中顯示自身，這種顯示又尤其發生在對智能活動、對精神作品和它特定的社會承擔者的重視之中。今天，在歐洲和美國所有偉大的近代群眾運動都奇怪地被融合在他們有意識的反理性、反理智的態度中，這種態度通常表現為一種輕視精神、輕視所有精神中的價值的傾向。蘇聯的本質和政策是基於兩種因素。他們被反理智的、反西方的、浪漫的泛斯拉夫主義的火焰所灼烤著，同時還被西歐的「馬克思主義」所維持著，而馬克思主義卻是拒絕這些觀念的。法西斯主義尤其具有活動論的色彩。從事法西斯活動的代表人物們都輕視學者和知識人士。某個時期里，墨索里尼對某些我認識的人士說：「在義大利，他們訓練著悲劇誕生的實際申請者」，即「狄奧尼索斯式的人」。我們只需看一下在所有國家裡飛速成長起來的體育運動；這種青年人的運動帶有他們的現代「身體意識」和對身體的欣賞，這種運動不僅作為一種工作與欣悅的源泉，而且這種運動本身就可以被視為美和美的形態，我們在美國看到了巨大的人種改良運動，看到了清教式的道德觀念的消逝——如林賽（Ben Lindsey）在他的《現代青年人的反叛》一書中描述的那種少年法庭的判決，看到了在所有國家中青年人新型戀愛習慣，看到了聲勢浩大的心理分析學的運動和關於內驅力的現代心理學的流行，看到了瀰漫在全世界的憤怒，看到了自尼采和柏格森以來新近形成的泛活力論的學說，看到了朝著黑暗的神秘主義發展的怪異的當代嗜好，以及幼稚地輕視科學而贊成互助或群體的種種觀念學的傾向，看到了對嬰幼兒和青年人作為某種內在價值存在的新的評估，到了對學者、知識型藝術家、知識型戲劇文學家們的欣賞的急速下降，看到了在當代體育運動或電影中「英雄類型」已經幾乎變成神話般的人物，看到了對「力量」、「美」和「青年」的瘋狂的絕望，看到了對具有原始性神秘的情緒、藝術和精神的欣賞，看到了曾經被歐洲人啟蒙的民族的習俗反過來占據歐洲的整體趨向，即歐洲的「逆向殖民化」（Gegenkolonisierung）……所有這些情形和數以千計的其他特點，我稱之為人的內驅力在新世紀裡對片面升華的一種系統反叛，這種反叛針對著曾被我們的先輩誇大了的理智主義，頑固的禁欲主義實踐及他們的升華技巧（這已經是潛意識的了），到目前為止，這種反叛在歐洲已成了時尚。現在，所謂的「生命」女神似乎已經取代了「精神」女神的統治；因為我不能將這場運動確認為一種短暫的「後大戰現象」。它在大戰之前就已經開始，因為尼采的聲望已充分表明這一點；他使「生命」這個記號具有魔法音色。事實上，我看見了一個集體性的運動已深深地根植在西方歷史之中，這種運動致力於在人的外觀和他的有機組織之間進行總體能量（Gesammtenergie）的再分配。 這些運動真的很令人吃驚？他們沒有為現代人的健康制定出種種必要的方法嗎？儘管他們很早就超越了真理和正義的所有界線，在他們關於意識形態的表述中尤其如此，這也與每類反向運動一樣。正如路德所說，人類僅僅像一個喝醉酒的農民，左搖右晃地發現了通向上帝的途徑。自從古代晚期和耶西米出現以來，甚至從耶穌的有神論開始統治歐洲以來，禁欲主義觀念就已經發展成一種最片面的關於人的學說，它以更新了的形態出現並且產生了許多完全不同的因果式解釋。最後，這種觀念真正地開始危及人類諸種力量間的均衡。最初到來的是作為一種與古代異教相對立的早期基督教的與教父時期的禁欲主義；隨後是中世紀僧侶和修道院的禁欲主義，由於它僅在一個小範圍內產生影響，因而它相對來說是無害的。接著是這種禁慾理想進入到群眾和「俗人」之中，隨後也進入到新教禁欲主義中，它是「內在世界的擁護者」，就像韋伯和特洛爾奇所稱呼的那樣；最後持續增長著的是巨大的資本主義「拜金的禁欲主義」（馬克思），專心於產品無限度積累的工作和工業的禁欲主義。在我們的文化中，這些形態導致具備工作能力的人們達到了一種「理智化」程度，或者，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達到一種「升華」的程度；這種「升華」在當前這個世紀不得不轉變成一種對生命和內驅力的革命，如果人們的均衡將獲得重建的話。某一天，人的本性的反叛終將到來，所有的反叛將都是黑暗的、任性的和本能的，如兒童對成年人的反叛，妻子對丈夫的反叛，庸碌的民眾對有建樹的精英的反叛，有色人種對白色人種的反叛，被稱為無意識的對意識的反叛，環境對人和他的理智的反叛！當然，並非就純粹的政治原因，而是就群眾對其所持有態度而言，世界大戰本身就是一種結果，而不是一種對這個內驅力抑制的原因，也不是內驅力針對過去那種高度緊張的、乃至極度緊張的「阿波羅式」和禁慾式「理性主義」而發生的最初反抗的原因。這場運動就其所涉及的心理分析學的再升華過程而言，既不會受到世人的稱讚，又不會受到責難！它幾乎代表著一種有機的需要，當然，儘管它正受到最片面因素的影響，但也仍無法與先前升華時代那種無限制的禁欲主義和精神化過程相比擬。 對於由這場運動所產生的意識形態的騙局來說，這不是真實的。這些意識形態的騙局包括片面的哲學和「生命宗教」，當然，它們無法獲得可以揭示最後真理的證明。這些意識形態學說忘記了兩件事情：青年人，有力量的人，渴望著生命但仍然不習慣於較高級的理智活動的人，是可以使其自身達到禁慾的理想、達到一種較高級的對精神生活的重視以及對升華的有力推動的。因此，年輕的、有力量的日耳曼諸民族滿腔熱忱地接受了古代晚期的基督教精神。另外，再升華，無論它出現在何處，也無論它採用何種觀念，披著何種形式的價值外衣，其本身就是一個衰老的徵候，一種喪失主導功能的徵兆，恰如由反省產生的再反省，只不過是原始人和小孩對於「第二」童年期的仰慕。當然，它也是為反抗和克服在智能方面的升華而作出的第一個系統化的嘗試！任何乞靈於「生命」（它是我們時代整個理論上的和實踐中的「活力論」），欲使它成為對生命的一種獨特的、非同尋常的完滿性表述的人都不過是孩子氣的。我們時代的活力論是一種反理念（Gegenideal），是一種「精神解毒藥」，而不是一種過剩力量的直接表述。兒童想長大成人而不再是小孩。依戀於兒童時代的高級價值是成年人慕想再成為兒童的一種結果！ 西方社會在相當長的時期里用一種片面的方式來使它充滿生氣的力量得以升華，這已使具有極大耐性的人也失去了對他的「本性」的表露能力。這樣一種強調對人的「本性」的陳述，已培養出如此片面的、以精神為中心的自我意識和生命情感，它具有極其明顯的二元論色彩，以至於即使進行長達一個世紀的系統性再升華都是無害的。在任何情形下，人都有權削弱他在歷史性演化過程中的禁欲主義升華現象，因為他已經自行地和本體性地使其自身精神化了。倫理的全部歷史是一個人的升華達到適當程度並獲得了一種適應的內在力量時，不斷放鬆其外在限制的歷史。 當然，我們今天還沒有看到全人已相對實現的跡象。它僅僅是一個導引，對這樣的一種演化來說它僅僅是序曲而已。如果再升華獲得成功，具體地說，如果我們再次覺得那些不可或缺的價值，那些被現代，尤其被自笛卡兒以來的思想主流掩埋在智性和機械態度之下的價值是不證自明的話，我們就必須建立一種新的均衡，以使精神和精神性恢復其與人的本性相適應的重要性。只有那樣，我們才可以朝著全人邁進，即，朝著精神和衝動，理想和感性意識之間高度緊張的人邁進，這樣的人有能力將這兩種力量有條理地諧調統一為一種存在形式和活動方式。只有這樣，我們將克服註定的甚至是不體面的浪漫化的消解，克服觀念和實在的分離，思想和行為的分離，正是這類分離和消解在成為歐洲所有的理智生活中的通病，而不幸的是我們德國也不例外。 最深切地根植於地球和自然的幽深處的人，產生所有自然現象的「原生的自然」中的人，同時，作為一種精神存在的人，在他的自我意識中，他達到了輝煌的理念世界最高點，這樣的人正接近全人的理念，並且，世界本源的實體理念就通過這樣一種經常增長著的精神和內驅力的相互滲透而成為現實。「有著最深刻思想的人，愛戀著最有活力的事情」（荷爾德林）。 這種朝向在人的精神原則和生命原則之間的諧調運動與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諧調運動相匹敵——這一諧調運動是在人類的男性原則和女性原則之間進行的。我們時代已變得全然俗世：大地的和狄奧尼索斯式的一面已呈現一種明顯朝向某種新升起的價值和女性權威方面發展的趨勢。今天，我們正深深地意識到它，同時它將毫無疑問地進一步影響我們最深切的和最終的觀念。自從大地的崇拜消逝以來，西方關於上帝的概念就一直較片面地受男性的和邏輯的因素影響。在基督教會的框架里，新教主義摧毀了古代母系神祇崇拜的最後遺蹟，被摧毀的古代崇拜還有將瑪利亞奉為上帝生母（Theotodos）的崇拜以及對「聖母教會」的崇拜。到目前為止，對於上帝的觀念在概念和情感上始終都是徹底男性化的。這一點曾被威爾斯（H.G.Wells）在他的《上帝，看不見的主》一書中很充分地表達了出來。［俾斯麥，作為男性精神的體現者也曾以同樣的方式感到這一點並且作出了判斷，而索洛維約夫（V.Solovjev）也聲稱注意到這一影響。］作為一種教義學的概念，我們關於上帝的觀念似乎沒有沿著這一方向發展。我說，它似乎僅僅是因為，只要所有存在的本源恰恰是「純粹精神」和「光」，並且只要一種精神的原則歸因於它而不是把它歸因於「生命」和「內驅力」，那麼，這種本源事實上作為一種以片面的男性的和邏輯的方法被構想和表述出來的古典的人的理念，便是所謂的賢明人（homo sapiens）。從語源學角度看，在許多種語言中，「人類」這個術語都可追溯到「人」這個字。最近朝著一種對女性的重要意義和崇拜發展的新的運動出現了，這一運動把崇拜雜婚（看重肉體的享樂更甚於婚姻的結果）看得比崇拜婚姻和生育之神德米特更重，這個運動向著兩性的價值之間趨於諧調的方向「發展」，雖然它還未明顯地向確立「母權法」的方向發展。與這一運動能夠相伴隨的是所有種族的縱慾淫逸行為。此外，這種發展是在我命名為再升華的總體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它也將用來表明對於那種獨一無二的極端精神化與極度純化的人而言究竟何為通向全人的途徑，這種人根據男性的價值標準來衡量萬事萬物。 進一步影響人類形態的另一種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諧調是，在歐洲與三個偉大的亞洲文化中心：印度、中國和日本，以及作為某種媒介物的伊斯蘭文化之間的諧調。它很久之前就開始了並且在未來將確定無疑地獲得進步。在這裡還有一點，歐洲很久之前就已停止擔當一個唯一的積極推進者的角色了。自從歐洲已經輸出並且繼續在輸出它的技術手段、經濟產品和立於其上的科學給這些亞洲民族，這些民族就通過發展他們自己的經濟面目而日益變得獨立於歐洲，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歐洲——主要是德國，自洪堡、謝林（Fr.Schelling）和叔本華以來，就吸收越來越多的東方古老智慧進入其精神的主體之中，比如，古代亞洲關於生存和苦難的學理釋義等。這種知識通過難以計數的渠道傳入西方，最近，這種傳入正以相當大的規模進行著。因此，歐洲可以將其成功地命名為自己的所有物。一個真正的全世界範圍的世界哲學正在形成，或者至少作為一種流行的運動的基礎。它不僅為歷史記錄了在印度哲學、佛教，中國和日本智慧中的關於存在與生命的最高級原則——這些不證自明的原則長期以來竟不為我們所知曉；同時，它還客觀地檢測著它們並且將它們匯入一種包含其自身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中。由古代、基督教和現代科學所建立的精神模式當前並沒有被拋棄，因為這種拋棄上述精神模式的企圖將導致錯誤的方向。然而，現代人類的形象也同時正在從根本上逐漸獲得變更。 另一個結果是一種關於人和他所仿效的楷模之間的諧調。它是外傾性格的、積極的「英雄」這類基本的西方理念，與最廣泛地出現在亞洲，尤其是在早期南方佛教中從容赴難的「聖哲」這樣的理念相和解，其中亞洲「聖哲」的理念通過他們的受難藝術、「不抵抗」藝術或者甚至通過對外傾性格和自主的抗惡行動的精神排拒來直面存在的痛苦與罪惡。消除每一點疼痛和罪惡，從最簡單的軀體疼痛到最深刻的精神性人物受難，這是最具人類天性特徵的。這種行為可以兩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來進行：從外部，通過改變外觀的病因誘發物；從內部，通過消除我們對病因誘發物的直覺抵抗，簡言之，通過忍耐性的藝術。 我們西方人缺乏從內部戰勝疼痛的系統化技術。我們不信這樣的技術，在我們的能力中也無法持續地發展這樣的技術。我堅信，這是我們多少世紀以來確定猶太—基督教教義的主要理由，這些教義包括人的墮落、原罪，作為對之懲罰的受難，與救贖其他人緊密相關的需要（關於恩寵和啟示的教義），而這些對於古典時代的精英人物來說都是無從知曉的。直到最近，在精神療法和指導內在生命、靈魂的意識中，我們還缺乏心理學的技術。在過去那些基本上採用自然的藥物療法的世紀裡，醫學專注於醫治病人的器官和細胞組織，而對深層心理的與精神的療法未予注意。但是，既然生命的軀體和靈魂從結構上看是一體的，那麼，整個生命過程從理論上來講便依從兩種類型的影響，即，依從於物的、化學的刺激，以及依從於那些通過意識走廊實施影響的構成物。無論真實與否，無論這種真實的程度如何，都必須通過實驗科學與技術來加以確認。這些醫療效果不僅在神經疾病中可以被觀察到，而且在有機體器質性的身體內部的疾病中也可以被觀察到。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認真地自問這樣一個問題：從歷史的經驗是一個整體的立點來看，整個西方文明——一個片面的和過分活躍的外向型過程——從終極性的分析角度來看是否是某種以不合格的手段向前發展的嘗試，除非這個過程伴隨著某種來自克服我們整個非精神性的低劣心理與生理欲望的「生命」內在力量；而這種「生命」是以正常方式存活的，因為裡頭存在著一種與片面、過分活躍、外向正好相反的深思、反省、忍耐的發展手段。有沒有可能——我例舉極端情況——如果人僅僅依靠外力去征服其他的人和物，去征服自然和宇宙，而缺乏上面提到的具有自控能力的行動與抗衡力，其結果恰恰適得其反，在自然——這個人類誤以為是他進行積極干預的理想領域，人類竟日益變得像奴隸一樣並屈從於它的作用力？培根說過：「只有服從自然才能戰勝自然」，另一種同樣正確的說法是：「若我們一心想戰勝自然就必須服從自然。」一則印度神話向我們講述了，年輕的天神梵天那曾在河裡同纏繞其身的一條舉世聞名的蛇徒然搏鬥過很長時間。在這個故事裡，蛇象徵著世界上那種捉摸不定的關係。後來，梵天那神的父親提示他不要忘了自己的神性，於是，他順應著蛇的纏繞，變幻了自己的整個身體，用完全向蛇屈服的方式逃脫了它那惡意的擁抱。印度神話還補充了一句：他像一位女人從手套中抽出手那樣，輕而易舉地逃脫了蛇的纏繞。再例如，猶太—基督教中關於人的概念，同中國、印度或古希臘人關於人的概念相比，是完全片面的、根本上是支離破碎的。對古希臘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來說，關於創世和操縱一切的上帝這一概念，都是聞所未聞的；而猶太—基督教卻依循著這一概念，固執地把人和自然對立起來，甚至把人作為創造的主人和擁有力量、帶有目的的生物與自然對立起來。結果，這種思想就用人類的歷史觀念所不曾採用過的別的方式，把人類從全生命結構中、從自然這個有序的系統中抽取出來。這一觀點，即使把它和「自發的理性」及「理念的自發力量」這些「經典」觀念聯繫起來，也仍是不夠完善的！ 人類必須再一次學會把握那種偉大的、無形的、共同的、存在於生活中的人性的一致性，存在於永恆精神領域中的一切精神的同契性（Solidarität），同時還有世界進程與其第一推動力演變之間的同契性，以及這個第一推動力和世界進程的同契性。人類必得把世界的這種相關性不僅僅當作一種理論接受下來，還須由表及里，徹底地加以採納、實踐與運用。上帝的本質不是世界的「主人」，人類的本質也不是創造的「主人和君王」，不過，兩者首先都是對方命運的夥伴，都具有持久性，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也許有一天，兩者都會大獲全勝。 我剛才所提到的東、西方看待世界的兩種不同思想，在政治手段方面也有其獨特的表現。這種影響的重大意義一般來說都遠遠被低估了。這方面我指的是存在於積極的強權政治、「獵人政治」和消極的不抵抗政治的「受害者」之間那種根深蒂固的差別；後者是一種引誘「獵人」進入混亂地帶，或進入更開闊地區的一種妙計，在那裡，獵人往往易犯錯誤、容易失手，並且無法找到足以控制整個區域的強力中心。蘭克（L.V.Ranke）在《普魯士起義》一書中，曾特別動人地描繪了拿破崙一生中最可怕的時刻：他看到俄國人自己燒了莫斯科。這也許是屬於這類情況的第一個例子。這類情況會更加頻繁地出現在歐洲各國積極的強權政治同亞洲國家消極的政治手段之間的未來爭端中。它也同樣影響著英國在印度的策略及其發展潛力；並可以用來說明甘地為何採用「不抵抗」政策來團結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以共同反對英國在印度的專制統治。 如果我們具有忍耐、受苦這樣的特殊技能，並能使之完善，而且把它和行使外部力量的技能結合起來（這種使用外力的技能在歐美國家已發展得很徹底了），就可能出現一個全面的認識文化之轉型（eine Umformung der allgemeinen Erkenntniskultur）；我的意思是說，就能使我們獲得的技術性、實驗性知識，和人文知識一樣，隸屬於關於得救的形上學知識。本質觀照，這是接近存在的基本方法，尤其是獲得形上學知識的基本方法，但它首先必須與一種「消極的」、忍耐的態度聯結在一塊，儘管這種態度有時會遏止生命的中心欲望及其活動。對自然的真正「體驗」，與帶著支配自然這一目的的自然「科學」是截然不同的，它也要求有一種愛的奉獻態度。我們必須再一次把握住如何才能像阿西德弗蘭斯所做的，或像法布爾在《回憶昆蟲學》中所說的那樣，對自然的「語言」具有深刻的理解。我們必須拋棄那種愚蠢的理論，它竟認為精確的自然科學（儘管還是值得讚嘆的）是我們參與自然的唯一可行的方式。歌德的深刻洞見——「自然的核心不就是人類的心靈嗎？」——自我沉溺於「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自身，認為人類內心和那偉大的、包含一切的成長過程之間存在著一種強有力的合作關係；每種自然有機體都產生於這一過程，正如它們都產生於永恆本體的精神之驅策，——所有這一切都與精確的科學有著天壤之別！正如法布爾所指明的，這些產生於內心的知識，不僅能使每一個活生生的人像平凡的酒神那樣參與生命的宇宙存在，而且還能擁有偉大的阿波羅太陽神的文化經驗。這種知識使人類變得高貴、幸福，而自然科學則教育人類，並使人類有力量改造和支配自然。如果人類內心不曾回歸過自然，如果人類不曾有過一種與自然合一的新感受、對自然的全新的熱愛之情——幾年前在德國和義大利的青年運動中表現尤為強烈，那麼，就可能出現這樣的時刻：人類可能已不再關心去支配他曾一心想支配的東西，他可能已不再認為生活值得去追求並獲得一種「征服自然的力量」的充滿生機的獨特價值。 對形上學也可作類似的思考。形上學，只有靠不斷的思考，把偶然獲得的個別經驗概括成本質性的東西，並使之真正滲入人的思想，才會具有實際意義。只有這樣，自我才能從恐懼中掙脫出來，從僅僅「在此」（Dasein）這樣一種壓力下擺脫出來，從變幻無常的命運之手中解脫出來；只有這樣，形上學才會成為人類在感到具體、明確的周邊「環境」的壓抑時所希冀的那種自由氣息，它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賓諾莎、康德等人來說就是如此。歐美國家幾乎完全喪失了形上學理念，更有甚者，連獲得這種知識的技能和方法也丟掉了。形上學遭到完全的扼殺，這是因為：（1）教會裡的一些粗製濫造的教條主義思想體系；（2）人類實驗和技術知識方面的進步。把人類孤立起來，使他與最切近的生存環境相隔離，割斷他與生活的聯繫，切斷他與萬物之源聯結的紐帶，這無異於是要大大限制他的眼界，甚至於窒息他的內心生活；這就和割斷他與大自然的聯繫一樣其害無窮。歌德說過，人需要崇拜三種東西：一種超乎其上；一種低於其下；還有一種與其相隨。 諧調勢必要在這個範圍內進行。使這種諧調循著正確的方向進行是當前的文化政策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首先，我們一定不能像過去那樣，把德國的學校，尤其是一些高等院校的人文教育僅僅看成是次要的任務，是從屬於技術教育的。要對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進行越來越多的諧調（拉特瑙）；要形成普及教育這一廣泛的運動，充實無產階級的心靈——他們過去幾乎是完全被排斥於我們民族的精神價值之外的。要使這一切僅僅成為可能，就需要社會的上層階級認識到，對人文教育的任務應給予特別而單純地關注。僅具有技術知識與方法，難免導致人類的分崩離析，而一旦具備了真正的人文知識，就能使之在一起呼吸同一種精神的民族王國的空氣。那時候，少數居於一群不成功的勞動群眾之上的缺乏教養的技工，將成為文明的野蠻人。 這些意義重大的未來的諧調形式，將影響新一代掌權人物的人品素質，從而會引導我們作一些影響到階級和國家前途的調和。 世界大戰造成的後果以及整個歐洲大陸轉型的力量結構，將命中注定地要我們對歐洲的政治、經濟中的緊張局面勢進行協調。因為，對政治力量和經濟利益這兩個領域裡的緊張局勢進行日益增多的調和，根本不會對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民族文化的個體性構成威脅；相反，它會更進一步促進、穩定這種精神與文化上的自主性。當然，那種產生於19世紀的，要建立一個在經濟上、政治上實行擴張的殖民政策，權力絕對集中的專制民族國家的巨大歷史性計劃，在即將來臨的這個時代里不得不進行相當大的收縮。單為這個原因，我們德國人就沒有理由再去攫取新殖民地。一定範圍內的聯邦政治將以各種形式體現出來。在這方面，已率領著有聯邦自治領土的英國已最為大度地做出了表率。至今還有一種情況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儘管資產階級中的一些階層和團體是「國家」的真正功臣——他們創建了最具革命性的群體生活模式並推動了向現代化民族國家發展這一歷史性進程；儘管是他們中的一些階層和團體排除了改革中的各種障礙因素——如教會、貴族、農民、封建集團、世襲領地的力量及其官僚體制；然而，這一階級的力量和重要性卻日益削弱，其中那些獨立的資產階級企業家更是首當其衝。不僅僅那些具有國際主義思想的無產階級，就連完全新興的階層也都和資產階級脫離了關係，或超乎其上，或甘居其下。那些甘居其下的階層，逐漸形成了擁有大批私有企業的、不斷趨於官僚化的、正在發展壯大的僱主階層；而那些超乎其上的階層則代表了金融與生機盎然的工業這兩者的磁力中心。至於那些獨立的中產階級——最近曾支持法蘭西民族力量政治［澎伽勒（Poincare）］——由於戰爭的緣故，或多或少遭受了一些嚴重的打擊。然而，這些新興的階層差不多都興致勃勃地傾向於組織一些跨越國界的國際性組織。這將迫使我們以更為寬容的態度對待別國，它與三十年戰爭迫使人們對不同的宗教信仰採取寬容態度是相仿的。由羅昂親王創建的文化合作聯盟，上次在海德堡和法蘭克福舉行會議時，我也參加了，儘管我和這一運動已有好幾年的密切接觸，但對這次會議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非常類似於「神聖同盟」的精神與政治傾向還是感到相當的吃驚。他們也許談不上「神聖」，但卻有一種日益增加的恐懼驅使他們這樣做，歐洲大部分資產階級都很害怕，因為以後國家之間爆發的任何戰爭都將危及到他們的階級力量。由此可以想見，將來，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資產階級分子中間會日益滋長一種和平主義思想。至於社會下層階級，將和上層階級同樣大力主張加強和擴大歐洲經濟共同體；這並非是出於自己的選擇，實是生命中注定不得不這樣做。在此，把政治、經濟上的諧調引入正確的渠道並使之具有適當的形式這一任務，又一次落到了我們身上。 即使是作為這一時的矛盾焦點——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對抗，也會進行一些諧調的。我們還得問一句，未來的精英人物是否有足夠的政治魄力對此進行和平的諧調，是否這種諧調非得不僅通過血腥的階級鬥爭，還得通過階級之間的戰爭才能得以實現？在大戰以前，兩種政治口號所表明的困難從兩方面來看都已具有了不同的含義。以前基本上屬於國家內部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對抗這個老問題，日前在關心社會整體利益的民族福利國家和按北美方式組成的、並同樣為國際的聯繫服務的一些強大的商業聯盟之間的爭端中也開始占據同等重要的地位。意義更為重大的是，如今的一些強權國家和完整的民族獨立國家（英國、俄國）喜歡把它們之間的對抗看作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抗（以前，階級差別只存在於單個國家內部），這樣一來，迫在眉睫的階級鬥爭便蒙上了更具威脅性的階級戰爭的陰暗色彩。因而，原屬國家內部的政治問題卻日益擴大成為外交政策方面的問題。籠罩在歐洲政治（尤其是德國）之上的最為可怕的烏雲，莫過於倫敦和莫斯科之間的緊張關係了；而給我國造成最大威脅的，莫過於歐洲大陸的某股勢力捲入英、俄之間的力量爭端中，或者因對這樣一種策略的偏愛而鼓勵至今仍在猶豫不決的英國拿起來對付俄國。面對這種局面如何採取行動，這一擺在我國人民面前的重大問題；將可能成為一個打入德國民族內部並造成極端分裂的楔子，甚至會導致一場所謂精神上的內戰。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我們的政治家們合乎情理地保證要持守「嚴格的中立」，也無濟於事；因為絕對的持守中立需要強大的力量作後盾，尤其是軍事力量。一個弱小的德國，又處在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是不大可能實現這種中立夢想的。然而，要是歐洲大陸諸國在各方面都能團結一致，那麼，這種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秩序之間的國際性諧調便能同樣很好地以和平的方式在日內瓦進行。一方面，蘇聯及其新經濟秩序建立以來，不得不吸收越來越多的資本主義的東西，並且隨著農民階級日漸重要的地位，這個國家還逐步恢復了其典型的民族格局；另一方面，那些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儘管恪守著私有制原則，但同樣也吸收了越來越多的各種社會主義的因素，採用了全部或部分的集體化經濟政策，因而，實際情形乃是雙方越來越多的名稱與概念上的矛盾得到了諧調和解決。 一個人，無論他是誰，在什麼國家，只要是為新的實力集團或階級之間的諧調服務，都將不得不包容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生活中存在的各種不同的思想方式、道德規範、宗教習俗；都將不得不通過精神與心靈的內部調和來協調它們之間的分歧。由於這一問題影響到不同的意識形態，我已在別處對此進行了詳細的探討。我們面對的是兩種基本的歷史哲學：一種認為過去主要是集體經驗的結果，另一種卻認為主要是偉人的業績；一種把歷史看作是一個辯證的過程，另一種則認為它是發生在帶有一成不變目的性的「上帝安排」的「限度」內的事件的總結；一種因懼怕未來而讚美「過去的好時光」，一種卻是懷著末世論的希望、永遠憧憬著那種斷然否定過去的烏托邦式的理想；一種是相當唯物主義的，另一種卻是極為唯心主義的。這兩種哲學觀都不是由事物的本質所產生出來的，而都是一些完全建立在階級神話基礎之上的邏輯範疇和意識形態，它們證實了，實際利益比理性更有威力。但是，誰若是想對政治有清晰的洞察，兩種觀念都得放棄。 因此，只有懂得如何把欺騙的原因、把從屬於某一階級、把參與民族歷史神話的創造所可能具有的影響考慮在內，只有懂得如何抹去蒙在靈魂之眼上的蜘蛛網，人們才能認清現實，並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法去克服沿襲下來的矛盾。正因為這一點，對歷史教學進行徹底的改革也就具有了高度的重要性。只要對人類、歷史有著自己觀點的「經典」思想以及與此相關的、片面的有神論還在上層階級中占有主要地位，那麼下層階級與那些已經開始起來維護自身利益的國家，就會一直堅持著褻瀆神靈的、終究不過表示「一個人就是他吃下去的東西」這樣公式化的自然主義觀念，或者會一直堅持著某種與之相類似但更為精煉的思想，去嘲笑大人類的一切形上學的束縛。 人們不應該自欺欺人，不該認為無產階級大眾重又會加入某個宗教組織或重又信奉某種宗教，即使今又由於資產階級思想上的混亂與絕望，再加上由此導致的國家威信的日益減退，而使教會贏得不少勢力。基督教信奉純粹精神的、創世的上帝，相信人類的墮落、人類與生俱來、無法彌補原罪，並用這些來解釋許多自然界和社會上的罪惡現象如戰爭、國家對暴力的使用、賣淫等。似乎這些現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社會變革的產物——所有這些觀點，就像關於人的經典觀念及其變體一樣，是專屬上層階級意識形態的。而且，位格性的有神論僅僅來自於異教的東方君主大國，這一事實便證明了，這種有神論是一種具有強烈的家長制文化色彩及其思想方式的君主意識。把上帝視作「絕對精神」（黑格爾）的泛神論也基本上是屬於上層階級的意識形態。只要上層階級僅僅相信絕對精神的自發力量，絕對意志的積極和肯定的力量，不滿足於精神意志對人類及人類歷史僅僅起著「導向」作用，只要上層階級把這種信仰作為從事政治、社會活動的基礎，特別是在教育領域，那麼，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下層階級也會一直堅持著關於人類的純粹自然主義觀念，這種觀念對宗教及其權威只作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解釋。 各個階級要在形上學、宗教方面，因而也就是在政治、社會各方面都達到完全的有機統一和相互協調，將只能通過建立這樣一種形上學，這樣一種關於自我、世界、上帝的觀念：它融合了光明與黑暗，精神與命運決定論，以及對生存與生命的神秘衝動；這種觀念同時把人視作精神動物和受衝動驅使的動物，並使人植根於一切事物的神聖來源中；它承認生命和自然對精神的完全依賴，也承認精神對生命與自然的普遍依賴。它把這種相互依賴性結合起來形成了關於世界本源的觀念：作為物質存在的世界的本源是超越於這一對比的兩個極端的；在那裡，精神與生命、理念與力量達到了和諧，當然，這種諧調必須同時發生在世界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並且不能脫離人類的行動。 研究宗教和形上學這兩種體系的社會學，其目標是要把有關上帝、得救這種觀念和社會模式、政治體制聯繫起來，在這一領域裡，韋伯、特洛爾奇、施米特（C.Schmitt）以及一些人種學家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馬克思所認為的，事實上，宗教觀念的世界不可能真的從歷史模式，甚至經濟生產狀況中直接產生出來。不過，兩者卻由一條內在紐帶——一種對於存在的共同的基本觀點和態度——維繫得緊緊的，並同時難以察覺或辨認。如果這一共同的紐帶不存在，如果人類的總體生活中不是充滿著和滲透著內在的宗教觀念，那麼宗教就成了一種僵死的傳統；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也不能再度使人類成為一個整體，而只會使之四分五裂。只有那時，宗教才會應了馬克思對其終極本質的錯誤斷言而成為各種非精神利益的體現，也才成為為了某一階級利益而希望保留某種過時的社會狀況與思想意識的體現。當代有關人與神性的觀點（它們只能同時發生變化）確實是這樣的，它們不再符合人類發展的歷史階段，不再符合人類現有的社會結構；它們使人類與世界本源的關係背負著不成熟時期的特點：人類被牢固地分隔成各個單獨的文化群體，並且幾乎沒有什麼動力促進它們相互之間進行調節。這就是我們之所以必須大大地修改有關人在宇宙中形上學位置的那些理念，並盡最大努力把它和歷史真實結合起來的原因。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就新的精英人物——當然包括政治精英人物與宗教、形上學的關係，以及所可能發生一些轉型的形上學觀點作了陳述；此外，我還想就精英人物對教會信條採取的基本態度談一些意見。 我認為，對於宗教和形上學，政治精英人物可能有這樣四種態度：第一種態度是教條主義地信仰教會條文及其一切影響——不管是因為簡單信仰，還是因為固執己見地對教會及教會法條文一律服從，他們都使自己完全變成教會中的一員。第二種態度可用一個詞組來概括，即「壓垮無恥之徒」，如蘇聯的政策，以及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政治一般來說都是如此。第三種態度是馬基雅維里式的態度；今天已由「法蘭西行動」和法西斯主義廣泛地實踐過了。這裡，政治家本人對宗教是完全持懷疑態度的，並暗中按權力原則行事。表面上，他贊成宗教和教會，把它們作為馴服群眾的工具或作為一種「民族神話」，然而在事實上，他即使不嫌棄它，也還是對它相當冷淡的。第四種態度是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經斯賓諾莎，再到歌德、黑格爾、叔本華以及哈特曼（R.Hartmann）等所有古今偉大的哲學家對宗教組織與形上學所持有的態度。關於這種態度，斯賓諾莎闡述得極為清楚：「宗教是群眾的形上學，而形上學是思想家的宗教。」群眾乞求著那些隱藏在各種圖片和符號背後的東西，並對此敬若神明；思想家則選擇一些純粹的並可加以推理的成分，並帶著虔敬的態度把它們上升到思想領域。既然兩者都牽涉到充滿生氣的精神活動，而且，只要如此，深層意義的一致性便能使這兩種對終極價值的各自尋求狀態連接起來。 對於持第四種態度的人來說，第二種態度是極端愚蠢的，因為某些宗教神話是從屬於每一個民族的根本存在的，而「群眾永遠不會成為哲學家」（柏拉圖）。至於第三種態度，則是一種讓人討厭的騙人把戲，它錯誤地把政治因素從人類整體中孤立出來、帶給人類的只是進行過分解的宗教和教會自身。關於第一種態度，我必須說：今天的精英幾乎完全不可能一方面站在完全贊成某種教會組織信條的立場上，同時卻又能公正地對待歷史轉折關頭的重大要求，而且還能確保防止對那些信條的歪曲，不僅僅維持著表面上的一致性。例如，一些天主教團體就曾認真地討論過魏瑪憲法中有關統治德國人民的條款，是否並不直接與教會最高權威對該憲法的強烈譴責相矛盾。 我的信念使我相信，精英人物作為一個必須把今後的諧調引入正軌的團體，一定不能效忠於任何一種教會組織。一旦涉及到有關宗教組織的價值和真實性時，這些掌權人物應站在精神和道德的最高層次，尊重偉大的信仰傳統及教會機構，儘管制止信仰方面的各種爭端，主張自由地交流意見。而關於終極的形上學觀點，將不會像近幾年的精英人物們所做的那樣，只建立在路德、康德和德國唯心主義傳統的基礎上，也不會只建立在任何其他傳統的基礎上，而是應該包容宗教史上及形上學史上所曾有過的那些完滿的、不同的理解。從根本處來看，精英人物會以過去一切偉大的思想家為榜樣，按照他們的教導，從自身精神的自發力量中，從自己對世界及歷史的經驗中，得出對他們生活與行為的出發點——上帝、世界的看法。在堅持這一立場的前提下，它首先會試著去判斷，在教會的成文信條、對正義的看法以及教規之中，有哪些因素是與自己在考慮現實完滿性時所得出的觀點相干或不相干的。與此同時，它將記住，有意義及精神價值領域裡，一切宗教組織所具有的特點：圖書符號和歷史敘述，在許多方面都是與一些理性觀念、概念以及具體的道德哲學相吻合的。正如黑格爾曾恰如其分指出的，同一種「意義」可能以宗教信仰的想像出現，也可能以哲學概念的形式出現。關於在即將來臨的時代進行諧調這一最高終極目的，關於對上帝、世界、人類的各種不同的形上學理念進行諧調，我不多說了。不過，我敢大膽地斷言，即使是在這個最高目標的領域，我們還是能見到，所有國家的偉大思想家們與精英人物之間的一切基本見解都將日益（幾乎是很奇怪地）趨於一致，儘管至今幾乎還沒有什麼人認識到這一點，但大範圍的諧調畢竟已全面展開了。 * * * [1] 舍勒在此造的這個詞顯然有意與尼采的「超人」（Übermensch）詞相對。——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