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 第二十九章 工業主義（流行學派誤稱「重商主義」）
在世襲君主政體以及國民力量集中的情況下導致了各民族的團結，由此大國蔚起；當這個時期，商業與航運，從而財富與海軍力，象我們以前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大部分集中在由城市組成的共和邦或這些共和邦的聯盟。這些大國的制度越是發展，就越加清楚地感到，必須把這些力量和財富的主要根源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立起來。
大國的君主們深信，要使這些力量和財富的根源得以發榮滋長，只有在城市自治自由下才能實現，他們就按照這個方針進行，給城市以自由行動權，鼓勵建立行會，認為這類設施都足以與封建貴族的勢力相對抗，而這些貴族是一直在企圖獨立，一直與國家統一的宗旨不相容的。但是靠了這樣的權宜手段要使政策方針得以貫徹執行，看來還是不夠的，其間有種種原因。首先，個人在自由城市與共和邦所享受的全部利益，比君主政府在它們自己的自治城市所能提供或願意提供的全部利益要大得多；其次，要使一個一向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在自由競爭中，安然地排除在工商業及航運業方面占有優勢已歷數世紀之久的那些國家，這件事不但非常困難，簡直不可能；最後，在這些大君主國內的封建制度，對國內農業的發展，從而對國內工業的發展，起著阻撓作用。因此這些大君主國，出於勢所必然，就採取了這樣的政策方針，對外國工業品輸入及外國的商業與航運，竭力主張加以限制，對本國的工商業及航運業的發展則加以贊助。
這些國家的歲入原來以對輸出的原料課稅為主，此時則以對輸入的工業品課稅為主。這一政策所提供的利益，使文化比較高度發展的城市與地區的工商業者及海員受到了鼓勵，就帶著他們的資本遷居到這些大君主國，從而也激起了後者原有居民的企業精神。於是隨著國民工業的增長，國民自由也獲得了增長。這時封建責族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感到對從事於工商業及農業的人們有表示讓步的必要；由此更加推進了本國的農業與工商業，這些國家財富的要素彼此之間又互相發生著有利影響。我們已經指出，由於實行這樣的制度，加上宗教改革的有利影響，英國在生產力、自由和權力方面有了怎樣的累世不絕的長足進步。我們曾經談到，這樣的制度曾使法國在一個時期獲得相當成就，但未能有始有終，只是由於封建制度以及教會與專制君主制度還沒有獲得改革。我們也已說明，波蘭終於一蹶不振，只是由於選舉君主的制度沒有充分的勢力與穩定性，足以促成強有力的城市自治制度，使封建貴族獲得改進。施行了這樣的政策以後，原來的工商業城市以及大都處於城市政治勢力以外的農業地區改變了面貌，代之而興的是一個農工商業都發達的國家；這是一個在本質上完全無缺的國家，是一個協調的、緊湊的整體，這裡一方面把原來存在的君主、封建貴族與民眾之間的分歧轉化為和諧一致，另一方面在工業、農業與商業之間發生了極其密切的聯繫與相互有利作用。這樣一個國家比原來存在的組織不知要完善到多少倍。這是因為城市自治共和邦的工業原僅侷促於狹小範圍內，而現在卻可以把範圍擴大到全國；因為全國的現有資源，現在都可以供工業支配；因為在工業的不同部門以及在農業中的分工與生產力聯合的有效性比以前提高了無數倍；因為從事於農業的各個等級的人在政治上、商業上都與工商業者結合在一起，他們之間保持了永久的協調；因為工業與商業之間的交互作用得以牢固存在，永久不變；最後，還因為由工商業而來的在文化方面的一切利益，農民也可以共享，並不例外。一個農工商業都發達的國家就象是一個勢力擴展到全國的城市，或者象一個提高到城市地位的鄉區。在這樣的一個統一國家範圍內，隨著物質生產的發展，勢所必然的是，在同等比例上，精神力量將日益發展，政治制度將更加完善，在國家的歲入方面、軍事力量以及人口方面，將不斷增長。所以我們在今天可以看到，首先使農工商業獲得充分發展的那個國家，在這些方面，在世界各國中已居於首屈一指的地位。
所謂工業主義，原來並沒有書面上的明確定義，也不是作家們設想出來的一套理論，只是在事實上執行著的，這種情況直到斯圖爾特的時候為止；斯圖爾特的學說大部分是從英國的實際情況推演而來的，正同舍拉的學說是從威尼斯的情況推演而來的一樣。但斯圖爾特的論著並不能算是科學作品。這本書大部分是專論貨幣、銀行、紙幣流通、商業恐慌、貿易平衡以及人口問題的，直到現在還可以使我們從中學到許多東西；但是寫得十分無條理、欠明朗，同一概念往往反覆說上十遍。關於經濟學中的其他問題，有些只是極浮泛地提了一提，有一些簡直完全略而不談。例如關於生產力問題和價格原理問題，都沒有徹底討論。在作者心目中的。處處只是英國的經驗和情況。總之，在這本書里所始終注意的，只是英國實況與科爾伯特政略的是非得失。工業主義與後來的一些學說體系相比，其長處是：1．它清楚地認識到國內工業的價值，認識到工業對本國農業、商業、海運以及對國家文化與力量的影響；而且毫不合糊地表明它在這方面的認識。
2．它指出了一個有條件建立工業的國家要達到建成工業的目的時在大體上應採取哪些正確的方法。
3．它是以「國家」這個概念為基礎的，把國家看做各個實體，處處所考慮的是國家利益與國家情況。
另一方面，工業主義也存在著以下兒個缺點：1.它對於國家工業發展的基本原則以及使這個原則能夠付諸實施的一些情況，一般缺乏認識。
2．由此將使處於不適宜於發展工業的那些地帶的人民以及小型的與未開化的國家和民族發生誤解，以為也可以採行保護制度。
3．它總是企圖把保護制度應用到農業、尤其是原料生產的方面，它不懂得對原料生產採取保護措施是對農業有害的，而農業本身是天然有充分保護的，是不怕國外競爭的。
4.它企圖用限制原料輸出的辦法來過甚地愛護工業，這樣做是有損於農業的。
5．它並不向已經占有工商業優勢地位的國家指出，象這樣的國家應當容許在本國市場範圍以內的自由競爭，從而防止它自己的工業家和商人流於怠惰。
6.當它一昧地追求政治目標時，忽視了一切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忽視了全人類的目標；因此會導使國家趨人歧途，以致使它們當實行保護辦法已經足夠應付時會採取禁止制度，或者當徵收溫和的保護性進口稅比較適合目的時會徵收實際上帝有禁止性的進口稅。
7．最後，主要由於它完全忽視了世界主義原則，因此就沒有能認識到，作為一切國家的努力方向，應當爭取逐步接近的是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共同聯合，是持久和平的樹立與普通的貿易自由。
但是後來的一些學派對於工業主義作了錯誤的責難，認為它只是把貴金屬作為財富的唯一要素，其實貴金屬也不過是一種商品，與其他一切有價值商品並沒有什麼兩樣；因此認為這個主義所要求的只是對別的國家應儘可能地多賣出，儘可能地少買進。
關於上述指責，並不能獲得事實上的印證；不論就科爾伯特或就英國從喬治一世以來政府的施政方針來說，都不能說它們對於貴金屬輸入這一點的重視是超出了合理程度的。
它們商業政策的宗旨是要建立自己的工業、自己的海運事業與國外貿易；其問不免發生許多錯誤，但整個說來是有重大成就的。我們還可以看到，英國自從1703年訂立麥修恩條約以後，每年曾以大量貴金屬運往東印度群島，並沒有認為這樣的輸出是有害的。
喬治一世的朝臣，當1721年禁止印度棉織品與絲織品輸入時，並沒有把一個國家應當儘量向國外多賣出少買進作為採取這一步驟的一個理由。這種荒謬說法是隨後的學派硬加在工業主義頭上的。當時那些朝臣們所主張的只是這樣，認為一個國家顯然只有靠了輸出自己的工業品，一方面從國外輸入原料與生活必需品，才能達到富強。英國在國家政策上就遵守了這個準則，一直到今天，由此達到了富強地位；作為一個有悠久文化、在農業上達到高度發展的國家，這實在是一個唯一正確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