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 著者自序節錄

我對於一般流行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真實性曾有所懷疑，對於在我看來的錯誤以及發生這類錯誤的根本原因擬加以探討；自從懷有這一企圖以未，直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十三年以上的時間。我的職務（教授職務）使我有了擔任這一工作的動機；反對意見是無可避免的，但這一事實卻更加促使我要把這個工作深入一步。 與我同時代的德國人當不會忘記德國的幸福生活於1818年已經衰退到了什麼程度。我為了做好準備，對於政治經濟學作了研究。關於在這個問題上前人所想過和寫過的東西，我使我自己有了與別人一樣的充分了解，但是把這門科學就按照它目前形態來教導青年，這樣的做法我不能滿足；要提高德國文化、生活和權力應當通過什麼樣的經濟政策才能實現，我希望能把這個教給他們。流行學派所告訴我們的是自由貿易原則。當考慮到法國取消各省間的關稅，考慮到三個王國處於大不列顛一個政府之下的情況時；這個原則顯得是與常識相調和一致的，也是被經驗所證明了的。但是拿破崙大陸制度的非常有利效果以及這一制度取消以後的危害現象都是近來的、活生生的事實，這一切都不容忽視；這些與我以前憑觀察所得的認識都好象是直接矛盾的。我想肯定一下這個矛盾是在什麼基礎上產生的，當我這樣思考時，我想到了一個念頭——流行理論原來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只有當一切國家都象在上述各州各省一樣的情況下遵守著自由貿易原則時，這個理論才有其正確性。這就使我要考慮到國家的性質。我所發覺的是流行學派並沒有考慮到國家，它所顧到的，一方面是全人類，另一方面只是單獨的個人。我清楚地看到，兩個同樣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要在彼此自由競爭下雙方共同有利，只有當兩者在工業發展上處於大體上相等的地位時，才能實現。如果任何一個國家，不幸在工業上、商業上還遠遠落後於別國，那麼它即使具有發展這些事業的精神與物質手段，也必須首先加強它自己的力量，然後才能使它具備條件與比較先進各國進行自由競爭。總之，我發現世界主義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我認為德國必須取消國內關稅，採用統一的對外商業政策，由此來努力達到別的國家憑了它們的商業政策在工商業發展上所達到的標準。 1819年，瀰漫於整個德國的是有關政治新制度的種種方略與策劃。君主和臣屬，貴族和平民政府官吏和學者，他們所忙著的都是這件事。德國就象遭過了一次戰爭破壞以後的一座家園，以前的家主回來了，一切都想重新動手布置起來。有些人一切都想率由舊章，甚至在每一個細節上都主張照原樣不動；有些人想全部更新，徹底改用現代裝備；還有一些人則常識與經驗兩者並重，希望走中間路線，使過去的主張與現在的需要相配合。到處是意見上的矛盾和衝突，到處是以促進國計民生為宗旨的團體和組織。國會憲法本身就是草創的，是在倉猝中擬就的，多數有知識、有思慮的政治家都認為這只是一個粗具規模的雛型，此後可望逐漸加以改進。憲法中有一條（第十九條）顯然為建立國家商業制度留下了餘地。我認為這一條為我們祖國今後工商企的繁榮提供了一個基礎，由此就起了這樣一個念頭，要想粗餓一個德國工商業協會，目的在於取消我們的國內關稅，使德國全國能採用統一的商業政策。這個協會最初怎樣生試，怎樣導使開明的、胸懷磊落的巴伐利亞和符騰堡統治者採取一致行動，隨後又怎樣建成了德國關稅同盟，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作為德國工商業協會的一個顧問，使我處於很困難的地位。所有受過科學教育的從業員，所有報紙編輯，所有關於政治經濟學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義學派的薰染和陶冶，對於任何一種保護稅制都認為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是犯忌的。他們的後援是英國勢力，是在德國口岸和商業城市那些經營英國商品的商人。盡人皆知，英國政府通過「機密費」的布置，在操縱國外輿論方面，它所擁有的是如何強有力的一個手段；只要有助於它的商業利益，它是從來不惜任何代價的。於是在漢堡和不萊梅，在萊比錫和法蘭克福，出現了大批的、數不清的新聞記者和報刊社論作者投入陣地，對於德國工商業者施行統一保護稅制的「不合理願望」，加以譴責，對於這些工商業者的顧問更竭盡所能地加以詆毀；例如，他們說這位顧問對於科學最高權威所倡導的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根本一無所知，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智力來理解這些原理。流行經濟理論以及德國學者們的見解原來是站在他們一面的，這就使這些為英國利益說話的人，在進行工作時更加得心應手。 在這一場鬥爭中，雙方所擁有的武器顯然是不均等的。一方有的是經過細緻加工、徹底條理化的一套理論，是一個完整的學派，是一個強有力的黨派，在每一個議會、每一個學術團體中都有它的擁護者，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擁有一個強大的動力——金錢。而另一方剛情形截然不同，它沒有線，內部分裂，意見分歧，絕對缺乏理論基礎。 在勢難避免的日常辯難的進行中，使我認識到價值理論與生產力理論之間的區別，認識到流行學派從資本這一名詞所引起的錯誤的論證方向。我看到了工業力量與農業力量之間的差異。由此發現了這個學派論證錯誤的癥結所在；它以那些只能適用於農產品自由貿易的理由為依據，藉此來證明工業品自由貿易的正確。我由此對於分工原則獲得了進一步的完整理解，看到了這個原則對整個國家來說可以適應到什麼程度。後來一個時期，我到奧地利、匈牙利、瑞士、法國和英國去遊歷，想從在這些國家實際情況的考察中，想從書本里，隨處吸取教訓。隨後我又訪問了美國，這個時候我撇開了一切書本，這些書本是只會把我引入迷途的。在那塊新大陸上，關於政治經濟學我們可以讀到的最好的書本就是現實生活。在那裡我們``到，一片荒野會發展成為富強的國家；在歐洲需要幾百年才能看到的進步，在那裡這樣的進步過程就展現在我們眼前——由純粹狩獵生活進而飼養家畜，進而從事農業，進而經營工業和商業。在那裡可以看到地租由零點進而成為巨大收入的逐步增長過程。在那裡一個樸素的農民對於農業如何改進、地租如何增長所懂得的，實際上要比舊世界中觀察力最深刻的學者多得多；他會把工業家和技工吸引到他的身旁。運輸工具的重要以及這一點對於人民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影響，在那裡再沒有比別的地區能夠看得更清楚的了。 我認真地、勤勤懇懇地學習了那個現實生活的書本，同我以前研究、經驗和思考的結果作了比較。 結果是（那是我所想望的）提出了一個學說體系；這個體系，不管它可能還顯得怎樣地不夠完整，卻並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義之上的，而是以事物本質、歷史教訓和國家需要為依據的。它提供了使理論與實際相一致的手段，使政治經濟學能夠為每一個有教育的入所理解。政治經濟這門科學，過去由於學者們的過分誇張，由於其間的矛盾百出，由於名詞使用的全不正確，人類的正常意識曾被它所迷惑。 我要說明一點，作為我的學說體系中一個主要特徵的是國家。國家的性質是處於個人與整個人類之間的中介體，我的理論體系的整個結構就是以這一點為基礎的。我曾一度有些遲疑不決，是否應將我的學說體系稱作自然體系政治經濟學，有一位朋友從旁勸阻，他說有些粗心大意的讀者對這個名稱難免要發生誤解，認為我這本書所說的只是變相的重農主義。 流行學派對我曾加以誹謗，說我所想望的只是恢復所謂重商主義。但是讀這本書的人會看到，在我的理論中對於那個備受責難的重商主義體系只是採納了其中有價值的部分，它的謬誤之處則一概摒棄；就是關於所採取的那些有價值部分，採取時的依據也與所謂重商主義學派完全不同，是以歷史與事物本質為依據的；我又就那些來源中關於世界主義學派所一再竭力主張的論點初次作了駁斥，關於那些以空洞的世界主義、意帶雙關的名詞的使用以及不合邏輯的論證為依據的一系列推論，初次加以揭露。 這裡對於各個作家或整個學派的意見和著作加以駁斥時，如果所使用的言詞有時顯得過於激烈，那麼要曉得這並非出於個人的狂妄夸謾。我認為我所駁斥的一些見解是有害於公眾福利的，因此必須加以嚴厲的抨吉。而且聲望卓著的作家，他們錯誤的危害性比聲望較差的更大，因此對於這些人的駁斥就不能不更加嚴厲。 各方對於我的批評有些是耿直的，並不是輕率的，例如關於論證時要點敘述的重複，對這方面的批評我應作一些解釋。凡是研究織政治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在這門科學裡，所有各個論點總是相互結合在一起的，因此與其聽任某一點含混過去，不如把它重複十次，這比避免重複的辦法要好得多。我沒有仿照時下的風氣多所引證。但是可以說，我所讀到的多於我所引證的何止百倍。 我寫這篇序言的時候深切感到，在我的作品裡可能發現許多缺點；不僅如此，就是讓我自己現在來重寫一遍，有許多地方也許還可以寫得好些。我唯一感到高興的是，情形儘管是這樣，在這本書里仍然可以找到許多東西是新的，是千真萬確的，而且特別對於我的祖國，德國，多少是有些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