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 · 論杜讒邪
譯文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我考察前代的歷史,發現凡是阿諛逢迎,搬弄是非的人,都是危害國家的敗類。他們巧言令色,私結朋黨。如果君主昏庸無能,就會被他們蒙蔽,忠義之臣就會受到排擠打擊,蒙受不白之冤。所以蘭花雖繁茂,卻被秋風摧折;國君希望英明,卻被獻媚的小人迷惑。這樣的事情在史書中不勝枚舉。現在,我把在齊代、隋代年間我所知道的小人的奸邪行徑,簡略地說給你們聽聽。斛律明月,是齊朝的良將,他的聲威令敵國聞風喪膽,周朝的人每年都要斫碎汾河上的冰,因為害怕齊朝的兵馬西渡過來,把他們滅掉。後來斛律明月被孝徵用讒言加害致死,周朝的人於是產生了吞齊的想法。隋代的高熲有治國的雄才大略,輔佐隋文帝成就了帝業,他參與朝政二十多年,天下得以安寧。後來隋文帝聽信婦人的讒言,摒棄冷落他,最後,他被隋煬帝殺害,隋朝的國政也就開始衰敗了。另外,隋太子楊勇指揮兵士,治理國家,達二十年之久,他早已是當仁不讓的太子。可是,楊素欺騙君主,殘害忠良,他到處散布謠言,說太子沒有才能,於是隋文帝廢掉了太子,隋朝滅亡的禍根也由此埋下。隋文帝混淆了嫡出與庶出,結果殃及了自身,江山社稷不久便拱手讓人。古人說:『世道混亂,那麼讒言就會大行其道。』這話的確中肯。我常常想,應該防微杜漸,杜絕讒言的根源,只恐怕心有餘而力不足,或者自己不能覺悟。史書說:『猛獸在山林中出沒,野草不會被人採摘;忠正的臣子處於朝廷之中,奸邪小人只有偷偷謀劃他們的詭計。』這句話其實就是我對你們的期望啊。」魏徵說:「《禮記》上寫道:『對自己不能親見的事情要謹慎,對自己不能耳聞的事情要警覺。』《詩經》說:『要憎惡小人搬弄是非的嘴,那會攪亂四方鄰邦。』另外孔子說,『邪惡善辯的口才會使國家覆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啊。我發現,自古以來的帝王,如果被讒言蒙蔽,枉殺忠良,就必定國破家亡。因此,希望陛下要謹慎啊。」 貞觀七年,唐太宗巡幸蒲州。蒲州刺史趙元楷督促當地百姓一律穿上黃紗單衣,在路邊迎接拜謁,並大肆裝飾官署,營建城樓雉堞用來獻媚討好。又偷偷地飼養了幾百頭羊、幾千條魚,準備饋送朝廷貴戚。唐太宗知道這事後,把他召來訓斥道:「我巡察黃河,洛水一帶,歷經數州,大凡有什麼需要,都由官府供給。但你卻為此養羊養魚,雕飾院宇,這是過去隋朝的壞習慣,如今不能再這麼做了。你應該體會我的心意,把這套壞的作風改掉。」趙元楷過去在隋朝時就是個奸邪諂佞的官吏,所以唐太宗就講這一番話來警戒他。趙元楷聽後既羞愧又害怕,幾天吃不下東西,很快就死了。 貞觀十年,唐太宗對侍臣說:「太子的老師,自古以來就很難選擇。周成王年幼時,以周公、召公為老師,他們都很賢明,使周成王成為一代仁君,天下獲得太平。秦代的皇子胡亥,秦始皇很愛他,讓趙高做他的師父,教授他刑法。胡亥篡位後,誅殺功臣,殺害親戚,極其殘暴,不久就敗亡了。由此看來,一個人是善是惡,的確與他所處的環境、所受的影響有關。我二十左右就開始結交名士,可是交往深的,只有柴紹、竇誕等人,但是他們不具有孔子所說益友的三個條件:正直、寬厚、見多識廣。我繼位以來,治理國家雖然不及堯、舜聖明,但也不像三國吳主孫皓,北齊後主高緯那樣的暴政。我沒有受到親近的人的影響,這是為什麼呢?」魏徵回答說:「智慧中等的人可以做善事,也可以做惡事,然而擁有上等智能的人是不會受到外界影響的。陛下順應天意,平定戰亂,救萬民於水火之中,使天下太平,柴紹、竇誕這些人怎麼能夠損害陛下的聖德呢?但是經書上說得好:『拒絕鄭國的靡靡之音,遠離挑撥是非的奸邪小人。』這些外在的影響,也不可不謹慎啊。」聽後,唐太宗點頭稱是。 尚書左僕射杜如晦上奏說:「監察御史陳師合上奏《拔士論》,說一個人的思考能力有限,不可以身兼數職。我認為,這是在議論我們這些大臣啊。」看過奏書,唐太宗對戴胄說:「我推行公正的治國原則,現在我重用房玄齡、杜如晦,並非考慮到他們是舊時的功臣,而是因為他們德才兼備的緣故。陳師合這個人胡亂議論朝政,其目的是想離間我們君臣之間的關係。過去,蜀國後主劉禪昏庸孱弱,齊文宣王狂妄無理,然而國家卻治理得井然有序,就是因為他們毫無疑心地任用了諸葛亮、楊遵彥這些良才的緣故。我現在任用杜如晦等大臣,也基於此。」於是,把陳師合流放到邊遠的地區。 貞觀年間,唐太宗對房玄齡、杜如晦說:「我聽說,自古以來的帝王,能夠順從天意,使天下獲得太平,都必須依賴於大臣的輔佐。我希望眾大臣廣開言路,申明冤情,讓我聽到諍言。現在,所有上書提意見的人,大都是告發百官,意見非常繁多,讓人無法定奪。我發現,歷朝歷代只要君王懷疑臣下,那麼下面的意見就不會傳達到朝廷上面,想要臣民們盡職盡忠,是不可能的。而無恥小人,專以誹謗他人為能事,破壞君臣之間的關係,這對國家是非常不利的。從今以後,凡有人上書揭發別人的小過失,應當以誹謗之罪論處。」 魏徵做秘書監的時候,有人告發他謀反。唐太宗非常氣憤地說:「魏徵過去是我的敵人,但因為他對自己的職責盡心盡力,於是我就提拔任用他,現在怎麼會傳出他謀反的讒言呢?」結果唐太宗不詢問魏徵,反而把告發者處以斬首之刑。 貞觀十六年,唐太宗對諫議大夫褚遂良說:「你負責撰寫起居注的工作,近來你們記錄我所做的事情是善還是惡呢?」褚遂良說:「朝廷專門設置了史官,君主一舉一動都得記錄下來。善的既然必須記,過失也一定不加隱瞞。」唐太宗說:「我現在正在認真做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沒有我的過失可寫。一是對照前代成功、失敗的事實,作為鑑戒;二是任用品德良好的人,共同辦好政事;三是斥退小人,不聽信讒言。這三點我會堅持下去,始終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