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 · 論公平

譯文

唐太宗剛即位時，中書令房玄齡上奏說：「秦王府的老部下沒有做上官的，他們都埋怨陛下，說前太子宮和齊王府的部下都比他們早先安排了官職。」太宗說：「古時候所謂的大公無私，是指寬容公正而無私心。丹朱、商均是堯、舜的兒子，而堯、舜卻廢黜了他們，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兄弟，而周公卻把他們殺掉。由此可知，作為治理百姓的君主，要以天下為公，不存偏私之心。從前諸葛孔明，只是蜀國的丞相，他還說『我的心就像秤那樣公平，不能因人而輕重有別』。何況我如今治理一個泱泱大國呢？我們的衣食都出自百姓，這就是說，百姓的人力已奉獻給了朝廷，而我們的恩澤卻沒有遍及民間，如今朝廷之所以要選擇賢才，就是要安撫百姓。用人只問是否有能力勝任，怎能因親疏、新舊關係而區別對待呢？凡是見過一面的人尚且感到親近，何況是舊的下屬，怎會一下子就忘掉呢？如果才能不堪勝任，怎能因為是舊的下屬而先任用？如今你們不談論他們能不能勝任，而只說他們有怨言，這難道是至公之道嗎？」 貞觀元年，有人上書請求把秦府舊兵都授予武職，補充進宮中做侍衛。太宗說：「我以天下為家，不能偏私於一人。只要有才能德行的人就任用，怎能因為新舊關係而有所分別呢？況且古人說：『士兵就像火一樣，不控制就會把自己燒死。』你的提議，對治理國家沒有好處。」 貞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長孫皇后的哥哥）曾經被皇帝召見，不解下腰間的佩刀，向東走上閣門，走出閣門之後，監門校尉才發覺。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認為，由於監門校尉沒有覺察，其罪行該當死，無忌失誤地帶刀進入，判刑兩年，罰銅二十斤。太宗聽從了他的建議。大理少卿戴胄反駁道：「校尉沒有察覺，無忌帶刀進入，同樣是失誤，臣子位於極度尊貴的地位，不可以稱之為是失誤，按照律法上說的：『供給皇上湯藥，飲食，舟船，失誤不按照法規的人，都應當死。』皇上如果要將功折罪，從輕處理，這便不是司法部門所能夠決定的；如果應當按照律法，罰款銅不符合法理。」太宗說：「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麼能夠因為無忌是皇親國戚，便想要變動法律呢？」讓臣子們更改命令訂立議案。德彝堅持他原來的想法，太宗即將跟從他的建議，胄又駁斥道：「校尉因為無忌的緣故以招致罪害，按照法律當從輕處理，如果討論他的過失和錯誤，則是為了感情的緣故，然而生死差距巨大，（所以）我才敢於頑固地請求。」太宗於是免了校尉的死罪。 這個時候，朝廷大力開展選擇察舉（的活動），有干過奸詐虛偽的事情的人，太宗命令他們自首，不自首（的人），判罪則至死，偶爾有奸詐虛偽的人事情敗露，胄根據法律判斷他的罪行並予以奏告。太宗說：「我開始下命令，不自首的死罪，如今根據法律來作決斷，這向天下顯示政府沒有信用。」胄說：「皇上應當立即殺了他們，不是我能夠做到的，既然已經交付司法部門處理，我不敢不按照法（來執行）。」太宗說：「你自己守法，卻讓我失信於天下嗎？」胄說：「法律是國家用來向天下人布道他的大信用的，說話（只）是說話的時候喜怒的表現而已，皇上發動整個朝廷的憤恨，而許諾殺他們，既然知道不可以，卻將他放到司法部門來解決，這是人主小的憤恨而存留大的信用，我私下認為皇上應當珍惜它。」太宗說：「我的法律有過失，你能夠糾正它，我還有什麼可以擔憂呢？」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我近來見到隋代的舊臣遺老，他們都稱讚高熲是做宰相的人才，於是我就去翻閱他的本傳。此人真可說是公平正直，能識大體，治國方面尤其突出。隋室的安危，跟他的生死關係密切。可惜遇到隋煬帝這樣的無道昏君，卻被冤枉誅殺了。我何嘗不想見到這樣的人呢？就連讀書時也時常放下書來對他欽仰、嘆息。再者，漢、魏以來，諸葛亮做丞相，也非常公平正直，他曾經上表把廖立、李嚴罷官放逐到南中，後來廖立聽到諸葛亮逝世，哭著說：『我們大概要亡國了！』李嚴聽到諸葛亮逝世，也發病而死。所以陳壽稱：『諸葛亮執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國家，在當時做了不少有益於國家的事，雖是仇人，該賞的也必須獎賞，對違犯法紀玩忽職守的人，雖是最親近的人也必須懲罰。』你們難道不仰慕學習他們嗎？我如今常仰慕前代那些賢德的帝王，你們也可仰慕那些賢德的宰相，如果能這樣做，那麼榮耀的名聲和高貴的地位，就可以長久保持了。」房玄齡對答道：「臣聽說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公平正直，所以《尚書》說：『不結黨營私，王道就浩浩蕩蕩，不結黨營私，王道就平平坦坦。』此外，孔子還說：『舉用正直的人而廢棄邪惡的人，百姓就心服歸順。』如今聖上推崇的治國原則，確實體現了政教的根本，極盡至公的要義，可以用來囊括宇內，教化天下。」太宗說：「這正是我所想的，但我怎能只對你們說說而不去實行呢？」 長樂公主是太宗文德皇后所生。貞觀六年將要出嫁，太宗敕令有司陪送的財禮，比當年高祖之女永嘉長公主出嫁時高出一倍。魏徵上奏說：「以前東漢明帝準備封賞他的兒子，說道：『我的兒子怎麼能跟先帝的兒子得到同樣多的封賞呢？參照先帝之子楚王、淮陽王的一半去封賞吧。』以前的史家以此作為美談。現在皇帝的姊妹稱為長公主，女兒稱為公主，既然在前面多了一個長字，那麼就說明要比公主的身份尊貴，雖然在感情上不盡相同，可是道理卻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差別。如果公主的禮節逾越了長公主，道理上恐怕是不妥的，希望您能夠三思。」太宗十分贊同。於是將這些話告訴了皇后，皇后聽完讚嘆道：「曾經聽說您對魏徵十分敬重，可是對於其中的緣故知之甚少，現在聽到他進諫的這番話，可見他能夠用道義來抑制帝王的私慾，真是國家社稷忠臣啊！我和您結髮做了夫妻，承蒙您的敬重禮待，情深意重，每當有話要說的時候，也要察言觀色，尚且不敢輕易觸怒您的威嚴，何況作為臣下，和陛下情誼疏遠、禮儀相隔呢？因此韓非子將此稱為『說難』，東方朔將其稱為『不易』，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忠言逆耳利於行，對於擁有家國的人來說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能採納這些忠言，國家就能長治久安，如果杜絕這些忠言，政局就會混亂不堪，我希望您能夠仔細體會其中的含義，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於是，長孫皇后請求太宗派遣中使帶五百匹錦帛送到魏徵家中賞賜他。 刑部尚書張亮因謀反罪被關進監獄，唐太宗下詔，命令百官商議懲處他的辦法，許多人都說張亮應該殺頭，只有殿中少監李道裕上奏說張亮謀反的證據不足，應赦免其無罪。但唐太宗當時正處在盛怒之下，竟把張亮給殺掉了。不久，刑部侍郎空缺，唐太宗叫宰相精心選擇稱職的人，可宰相多次上奏推薦人才，唐太宗都沒有同意。太宗說：「其實，我已找到合適的人了，先前李道裕在擬議處置張亮的辦法時，說『他謀反證據不足』，可見此人很公平。我當時沒有採用他的意見，至今仍追悔莫及。」於是就任命李道裕為刑部侍郎。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我現在孜孜不倦地尋找賢才，想要把心思都用在治理國家政治上，一聽說哪裡有賢能的人才，就派使者前去打探。但人們還是議論紛紛，說『那些官員都是朝廷重臣的親戚、朋友』。但是你們做事不要因此而有所忌諱和迴避，古人說，『推舉人才對內不避親，對外不避仇』，只要推舉的人是真正的賢才。唯才是舉，只要是人才，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仇人，也不可不推舉。」 貞觀十一年，當時常常有宦官外出擔任使者，他們欺瞞朝廷，胡亂上報情況，事情敗露後，唐太宗非常生氣。魏徵說：「宦官雖然卑微，但他們侍奉在天子左右，常常發表議論，容易使天子輕信，慢慢地，便造成很大的危害。現在陛下聖明，可以無此顧慮，可是為了子孫後代，不可不斷絕這種禍患。」唐太宗說：「不是你，我怎麼會聽到如此中肯的意見呢？從今以後，宦官不可再擔任使者。」魏徵事後又寫了一篇奏書，進獻唐太宗： 我聽說國君貴在表揚善事，貶斥劣跡，親近君子，遠離小人。如果善事得到發揚，那麼君子就會為國效勞；貶斥劣跡，那麼小人就會自行隱退。親近君子，那麼朝廷不會有劣政，遠離小人，則不會偏聽。小人並非沒有微小的優點，君子並非沒有小小的差錯。君子小小的過失，是白玉上的瑕疵。小人那小小的優點，則如鉛刀上鋒利的地方。鉛刀上那一點鋒利的地方能工巧匠是不會看重的，這小小的優點不足以掩蓋許多缺點。白玉微瑕，好的商人不會嫌棄，小小的斑點不會妨礙白玉整體的美麗。讚揚小人的優點，而認為這是對善的正確判斷；貶斥君子的過失，而認為這是對惡的正確判斷，這如同認為蒿草和蘭花的香味一致，白玉和頑石的質地一樣，是美醜不分，善惡不辨，這也是屈原投江自盡，卞和吐血的原因。如果認識了玉石的差別，蒿蘭的不同，但不能進善退惡，也是不明智的，這也是歷史上郭國之所以被齊國所滅、史魚之所以抱恨終生的原因。 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愛護百姓，廣開言路。能從各種途徑選拔人才，但陛下喜好賢才卻不善於選擇賢才，痛恨邪惡，但還沒能遠離小人。並且，陛下言語毫不隱諱，疾惡如仇，聽到善行未必全信，聽到劣跡就認為絕無錯誤。雖有遠見卓識，但臣恐怕陛下有些地方還有不妥之處。為什麼呢？君子願意表揚別人的善行，小人專門詆毀別人的缺點，如果聽到劣跡就確信無疑，那麼就會助長小人的氣焰。聽到善行就懷疑，那麼君子會很失望。為了國家的利益著想，急於進用君子而斥退小人，結果反使君子受懷疑，小人得志，那麼就會君臣失序、上下隔閡、國家混亂。哪裡還稱得上政治清明呢？並且，世俗之人，缺乏深思熟慮，喜歡搬弄是非。一般而言，我們把戮力同心做好事稱作同德，把一起參與做壞事稱作朋黨。可現在清濁同流，善惡無別，把奸邪的人視為誠實正直，把同心同德的人稱作朋黨。被稱作朋黨的人，他們的言行就不被信任；被稱作誠實正直的人，那麼他們的一切都是可取的。這就是為什麼陛下的恩德沒有散布臣子中間，臣子的忠誠沒有傳達到朝廷上的原因。地位高的大臣們不敢矯正朝廷的偏差，地位低的臣子們又不敢指出來，於是這種做法就形成風氣，對國家極為有害，這足以助長奸邪，擾亂視聽，如果不斷絕這種風氣的根源，將貽害無窮。幸運的是，如今國家還沒有出現大的禍害，這完全歸功於陛下的深謀遠慮，國政現在雖然有所偏差，可是必然能夠改正。如果現在遇到小的禍害，不加以制止，任由其發展，將來定會悔之莫及，這樣的話，既不能將社稷傳給後代，又拿什麼作為後世的楷模呢？揚善除惡，有利於人，以古為鑑，有利於己。照容貌，要用平靜的水面做鏡子；照自己的德行，要以前的聖哲作借鑑。如果能以古代聖明的帝王為自己的借鑑，那麼自己行為的善惡就一目了然，何須史官的評判，何須百姓們的議論，帝王自然會功勳卓著，聲名遠揚。國君追求的不正是這樣嗎？ 我聽說，若論道德的崇高，沒人可以超過黃帝、堯帝；若論仁義的深厚，沒人可比得上舜帝、大禹，如果要追慕黃帝、唐堯的風範，追上虞舜、夏禹的業績，只有推行道德仁義，擇善而從。如果不能選拔有才能的臣子，而把政務委託給凡庸的人，他們沒有眼光和胸襟，必然會使國家的大體喪失殆盡。如果嚴刑峻法，以控制天下的百姓，要想無為而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聖賢的國君治理天下，移風易俗，不用嚴刑峻法，只是推行「仁義」二字，沒有「仁」就無法廣泛地在天下施行，沒有「義」就無法端正自身，用「仁」來向天下人施行恩惠，用「義」來端正自身，這樣，國家政務就可以不嚴酷而達到太平，教化就可以不嚴峻而有所成就。仁義是治國的根本，而刑罰是治國的輔助手段。用刑罰來治國，就像趕馬車用鞭子，百姓們都已服從教化，那麼刑罰就沒有地方可施行了；馬能自覺地盡力奔跑，那麼鞭子也就沒有什麼用處了。由此可見，刑罰不能使國家太平，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所以王符在《潛夫論》中寫道：「帝王的治國之道沒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了。百姓有自己的本性、情感，行為、風俗。本性、情感是根本；行為、風俗是枝節。因此聖明的君主治國，崇本抑末，順應民心，從而矯正他們的行為。百姓本性純正，那麼奸邪之念就不會產生。所以有著上上智的聖人，無不關注和教化民心，所以說：『聽百姓的心聲，順從民意，是為了讓百姓沒有意見。」君王用禮去教化百姓，使他們本性淳厚，明白他們的心愿。百姓相互愛護，堅守仁義之道，那麼就不會彼此傷害懷疑。這些都不是刑罰能夠辦得到的，只有依賴教化之功。聖人崇尚道德禮儀，輕視刑罰，所以舜命令契推行五教，可是後來又讓咎繇設置了五種酷刑。立法的目的，不是為了制裁百姓的短處和錯誤的，而是用來防範邪惡、補救禍患、約束邪惡從而使其納入正道的。人們受到好的教化，就會懷有君子之心；受到惡政的統治就會產生邪亂之意。所以好的教化對於人民的作用，就像釀酒工匠手中的曲酵一樣。全國的老百姓就像溫室里有待發酵的豆麥，怎樣發展變化，全在於治政者的善惡啊！遇到好的官吏就心懷忠信而言行仁厚；遇到壞的官僚就心懷奸邪而言行淺薄。人們都忠厚了，就可以使國家太平；人們都淺薄了，就會導致國家危亡。因此，聖明的君主都致力於德化而鄙薄酷刑。德，是用來要求自己的；威，是用來管束別人的。人生在世就像爐中化金一樣，鑄出來的東西的方圓厚薄全在於模子的形狀啊！因此，世事的善惡，風俗的厚薄都取決於一國之君。治世的君主如果真能使普天下的人民都懷有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意，有奉公之善而無奸邪之惡，那麼淳樸的風俗就又可以出現了。」後來的帝王雖然不能這樣崇尚仁義，也應當慎重地運用刑典，力求公正無私，所以《管子》上說：「聖君用法度禮儀而不用酷刑奸智，用至公之道而不用營私之心。」所以能夠取得天下，治理好國家。 貞觀初年，國家的法令一視同仁，人民如果有違法亂紀的，都依法嚴辦了。即使斷案有輕有重，朝廷聽到臣下議論，無不欣然接受意見。百姓知道皇帝懲罰他們並非出於私心，所以都心悅誠服；臣子看到自己直言進諫並沒有觸犯龍顏，於是也更加盡職盡忠。可是近年來，您處理政事慢慢變得嚴苛，即使仍有網開一面之心，但是仍然過分苛刻地審察，常根據自己的好惡來判斷事物、做出取捨，按照自己的喜好來決定賞罰的輕重。對於自己喜愛的人，即使罪過再大也會網開一面，尋找各種理由為他開脫；對於厭惡的人，即使過失非常微小，也會挖空心思加重他的刑罰。執法失去了準確的定罪法則，憑著自己的心情和好惡來減輕或者加重罪名；臣子如果直言進諫，就會被懷疑是結黨營私，欺瞞聖上。因此受冤枉的人有口難辯，知情的官員不敢直言。不去想如何使他們心服，反而只是強逼他們閉嘴，這樣一來，欲加之罪又何患無辭呢？另外，五品以上的官員犯罪，曹司必須上奏聖上。這樣做的本意是想明察真實的情況，從而酌情減刑；可是現在卻是一味探求小節，甚至有些反而加重了刑罰，致使掌管司法的官員加大了對那些犯法官吏的打擊，甚至因為自己的打擊力度不夠而深感遺憾。有的事情並沒有重罰的法律規定，就在法律之外尋找理由重罰，十有六七都是這樣做的，所以近年來犯法的官員都害怕被皇帝知道，一旦得知自己被交付司法糾察的部門，都覺得僥倖。這致使告訐的人接踵而來，加大治理卻不能平息，君主在上面按照私心辦事，官吏則在下面心懷欺詐，過於追究細節，不顧大體，對一個人處罰，卻引起了眾人的營私舞弊，這是與刑罰的公正背道而馳的，背棄了大禹對罪人哭泣的初衷，這樣卻希望人們和睦相處，使訴訟平息，是辦不到的。 所以《體論》上說：「姦淫盜竊，是百姓所痛恨的。我順從百姓的心意處罰他們，即使過重，百姓也不會認為殘暴，這是因為我是出於公心的緣故。怨曠饑寒，也是百姓所痛恨的，為了擺脫這種境遇而觸犯法律，我體諒他們而寬大處理，百姓也不會認為是偏私，這也是因為我是出於公心的緣故。法律重處的是百姓憎惡的事物，從輕處罰的是百姓所憐惜的。所以應該獎賞微薄卻能鼓勵善行，減輕刑罰卻能禁止奸邪。」這樣說來，刑法如果是出於公心的，那麼就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量刑過輕也是可以的。如果刑法是出於私心的就沒有好處了，量刑過輕就會助長奸惡，量刑過重就會傷害到善良的人。聖人實施刑法都是出於公心了，然而仍然擔心有不完善的地方，於是就加上教化來補救，這是古代的人所關注的地方。後世治理刑獄的人卻並不這樣做；還沒有審訊有罪的人，就已經先主觀臆斷，到了審訊他的時候，就將預先想好的罪名強加給他，並且將這種行為稱為有才能；不探究犯人犯罪的原因，卻生硬的將其分類，按照皇帝的旨意作為處罰標準，卻將這種行為稱為忠心。為官有才幹之名，事主有忠誠之稱，那麼名利都會隨之而來，這些人再驅逐百姓陷入法網，有這樣的風氣存在而想要使國家的道德教化純正、隆厚，恐怕是很難的。 凡是審理案子，都要按照父子的親情，依照君臣的情分，權衡輕重先後，測量深淺程度。展現自己全部的聰明才智，將忠君愛民之心發揮到極致，如果有疑問就和大家一起商討。存在疑問就從輕量刑，這就是對刑法的慎重。所以舜告誡咎繇：「你作為一名官吏，在量刑的時候要心存憐憫。」又規定一個案子要經過群臣、群吏、萬民三次審訊，大家都認可了，才能定罪。可見，律令必然也參有人情。所以《左傳》說：「大小案子，雖然不能明察，但肯定有人情的因素在裡面。」但是，那些世俗苛刻、不知變通的官吏，用人情來獲取財物，對有人情案子就放寬處理，對於仇人，就加以陷害。為什麼世俗小人的人情和古人寬大為懷的情感有著天壤之別呢？主管部門因為這樣的人情而對司法官員們產生了懷疑，天子又因為這樣的人情而對主管部門產生了懷疑。這是君臣之間上下之間在互相懷疑，這樣卻想要群臣樹立節操，盡忠為國，那就太難了。 凡是審理案件的情形，必須以犯罪事實為主，不嚴刑逼供，不節外生枝，不以牽連的頭緒多來顯示審判者的聰明。所以要對檢舉彈劾的法律加以修正，多方取證，廣泛調查，是為了弄清事實，而不是要掩蓋事實；多方調查，聽取意見，是為了不使獄吏徇私枉法的奸計得逞。孔子說：「古人審理案子，是為被告的人尋找生存的理由，今天呢，是千方百計地要將其置於死地。」所以，隨心所欲地解釋法律，任何案件都要定罪，施展手段強加罪名的情形就出現了。《淮南子》上寫道：「灃水有十仞深，可是把金鐵放在裡面也看得見。如果水不清或者很淺，魚也不會在裡面生存。」所以，作為上司，把苛刻當做明察，把功多當做明智，把刻薄下屬當忠心，把誹謗他人當功勞，這就像一張大皮，雖然很大，但用來製造用品，就得裁開使用。賞賜應該從重，處罰應該從輕，君王應寬厚為懷，這是歷代帝王普遍的治國之術。刑罰輕還是重，恩遇厚還是寡，被人感念還是嫉恨，這兩種做法的效果，怎可同日而語呢？法律，猶如國家的準繩和天平，天平是用來稱重量的，準繩是用來測定曲直的。法律貴在寬大公平，而判人之罪卻極其嚴酷如今法律輕重全由人的喜怒而定。這就等於舍掉準繩來端正曲直，拋開權衡來確定輕重，怎能不令人迷惑不解呢？諸葛亮只是小國蜀國的丞相，他還說：「我的心是一桿秤，不能因人而使標準有別。」更何況大國的君主呢？在天下昇平的時候，怎能隨意放棄法律的公平，讓老百姓心生怨恨呢？ 陛下有時做的一些小事，不想讓別人知道，就以威嚴和權力壓人，以此來消除輿論。只要做得對，讓老百姓知道又何妨呢？如果做得不對，掩蓋又有何用？所以諺語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若要人不聽見，除非自己不說。」做了卻想不被人知，就像遮住眼睛捕捉麻雀，掩住耳朵去偷鈴，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其實是荒唐可笑的舉動。又有什麼好處呢？我又聽說，沒有永遠動盪的國家，沒有不能治理的百姓，國君的善惡是根據教化的厚薄而定的，所以大禹、商湯時天下太平，夏桀、商紂時天下大亂；周文王、周武王時國泰民安，周幽王、周厲王時遭到危亡。所以古代聖明的帝王，盡心盡力卻不埋怨別人，嚴於律己不苟責臣下。所以說：「大禹、商湯責備自己，故國家興旺；夏桀、商紂怪罪別人，所以迅速滅亡。」苛責過多，與惻隱之心相違，其實是為奸邪開闢了方便之門。漢代溫舒曾上書說獄吏太殘酷，只可惜不被採納，我聽說過堯專門設置了進諫用的鑼鼓，大禹樹立了提意見用的木頭，商湯有專門處罰官吏過錯的史富，周武王在桌几、盤碟、盆蓋上寫有告誡自己要謹慎的銘文，這樣做是防微杜漸，虛心接受各方意見的表現。魏武帝曹操說：「有德的君王高興聽到逆耳的忠言，他們親近忠臣，厚待進諫的臣子，斥退小人，是希望保全自身和國家，避免滅亡的災害。」凡是承受天命君臨天下的國君，縱使做不到君臣同德、上下一心，難道不想保全自己和國家，避免滅亡嗎？然而自古以來能夠功成名就、建立偉業的國君，沒有不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虛心納諫、改正錯誤的。 以前在貞觀初期，陛下兢兢業業身體力行，虛懷若谷，謙虛待人。因為您聞善必行，即使偶爾有小過失，都可以接納忠言規諫，每當聽到直言良諫，都會喜形於色。因此只要是忠烈之士，都竭儘自己的忠誠來進諫。但近年來，四海昇平，外族降服，陛下志得意滿，處理事務就跟以前不同了。儘管口中高談闊論自己如何痛恨邪惡，卻只喜歡聽阿諛之辭，空口說倡導直言敢諫的行為，卻厭惡逆耳之言。私心漸起，公道日消，路上來往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了這種變化。自古國家興盛與衰亡，無不因此而起。作為至高無上的君主，怎能不小心警惕呢？我數年以來，每次接到聖明的旨意，都非常擔憂群臣不能竭盡忠誠直言國政的得失。我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發現近來臣子上書，不敢暢所欲言。如果所述之事有所出入，就只看到您批評他的缺點，而不見表揚其長處的。再加上您的地位至高無上，龍鱗難犯，臣子偶爾有機會，也不敢輕率進言，即使有時上書，也不能全部表達其意，事後再想進言，卻找不到機會了。而且就算自己所說的合情合理，也未必能加官晉爵得到榮寵；但是如果萬一忤逆聖意，就會落到恥辱的結局。群臣不能盡忠直言，可能就是因此而起的。即使您左右的侍從，與您朝夕相處，但遇到觸犯龍顏之事，都心懷顧慮。更何況一些被疏遠的下臣百姓，又怎麼竭儘自己的忠懇之意呢？您曾經宣稱：「臣子有事，只管前來進諫，但為什麼任何意見，都希望我能採納呢？」這其實是拒絕進諫之辭，而非接納忠言的意思。為什麼這樣說呢？臣子冒著頂撞聖上的危險進諫，實則在成就君王的美名，糾正君王的過失。如果君主一聽見直諫心裡就不痛快，所提的建議也未必能實行，即使讓臣子們盡情直言心中所想，竭盡全力輔佐幫助，仍然會擔心他會恐懼而不能盡忠。如果像陛下的詔書那樣，就是一方面要臣子順從自己言行，一方面又要臣子能夠直言敢諫，不知道這樣臣子應該根據什麼樣的標準來進退呢？要想使臣下大膽進諫，關鍵在於君主是否真正喜好這樣做。因此過去齊桓公喜歡穿紫色的衣服，結果國境之內的臣民再沒有穿其他顏色的服飾。楚王喜歡細腰的美女，結果後宮佳麗很多都因節食而餓死了。像這些供耳目之娛的行為，國人尚且寧願豁出性命去追求，何況是明君徵召天下忠誠中正之士，那些忠誠中正之士不遠千里來應招，必定並非難事。如果只是一句空話罷了，而沒有切實實行的打算，卻要想聽到臣下的忠言，是萬萬不可能的。 看後，唐太宗親自寫了詔書作為答覆： 我仔細看了你前後幾次諷喻的奏疏，都情正意切，這本來就是我對你所寄予厚望之處。我當年生長在民間，年幼時，沒有得到老師的訓誡，更很少聽到先哲的至理名言。正遇到隋煬帝荒淫無道，隋代分崩離析，生靈塗炭，天災人禍，老百姓流離失所。我十八歲，就懷有拯濟天下之心，投身軍旅，手持刀槍，不畏寒暑，東征西討，勞碌終日，沒有一天過得安寧。幸而蒼天護佑，遵守廟堂的韜略，使義軍所到之處，都能所向披靡。弱水、流沙這些偏遠蠻夷之地都派遣使者來進貢；風俗大相徑庭的異族，也都身穿華夏服裝。國家法律頒布之後，沒有不能到達的地方。我接管天下登上皇位，繼承先帝留下的基業，休養生息，崇尚無為而治，四海昇平，塵埃不起，已經十幾年了。這全都仰仗眾位大臣運籌帷幄，善戰武將竭盡驍勇，戮力同心，才取得了如此輝煌的業績。可是我是一個寡德少能的人，卻享受著如此洪福，因此一想到自己肩負天下重任，憂患責任深重，於是總是擔心政治得失，不能兼聽四方民眾的疾苦，因此常常戰戰兢兢，夜不能寐。我常常詢問公卿大臣，甚至是下臣小吏，對人推心置腹，以希望自己能夠耳聰目明，做出一番能夠垂範後世的功德，將其刻於鐘鼎碑石之上；讓我們大唐的德行，能夠永垂史冊。能夠協助我傳播盛名偉業的人，我一直把你當成第一個。我因為自己才德微薄，愧對前世聖君明主，如果不能依靠賢明大臣的輔佐，怎麼能夠建立起宏功偉業呢？就好像如果不使用船和漿，怎麼能夠渡過大江大河？如果不依賴你們做的鹽和梅，我怎能調出五味？因此，賜給你絹三百匹以示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