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與病態 · 一、關於正常和病態的幾個問題的論文

（1943） Essai sur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 （1943） 第二版序[1] 這是我的醫學博士論文的第二版。它完全是1943年初版的複製品。這絕不是因為我對它感到完全滿意。只是，一方面，斯特拉斯堡大學文學院出版委員會——我要衷心地感謝其同意重印我的著作——無法承擔修訂此書的相關費用。另一方面，相關的修訂和增補，會在今後的一本更全面的著作中出現。在這裡，我只想指出，對於本書的第一版來說，本來還可以從哪些新的閱讀材料、哪些已經作出的批評和哪些個人思考中獲益。 首先，就在1943年，我本來可以指出自己當時能從莫里斯·布拉丁（M. Pradines）的《普通心理學》（Traité de psychologie générale）和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行為的結構》（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這類著作中發現有益於本書中心議題的東西。但我當時只能指出第二本書，它是在我的書稿付印時才發現的。第一本我當時還沒有讀過。只要回顧一下1943年圖書流通的條件，就能理解那個時代收集文獻資料的困難。另外，我得坦白承認，自己並不必對此感到遺憾，因為我更喜歡與同樣真誠的另一個人達成默契。這種契合的偶然性，更加突出了認知上的必然性所具有的價值。 假如這些論文是在今天寫的，我將會給漢斯·薛利（Selye）的著作，以及他的機體報警狀態（l'état d'alarme organique）理論更高的評價。這篇文章也有助於調和勒利希（Leriche）和戈爾德斯坦（Goldstein）兩人那些粗略一看差別很大的論文。我對他們的論文同樣有很高的評價。薛利證明，行為的失敗或者失常，就像它們所引發的情緒和疲勞那樣，通過不斷的反覆，在腎上腺的皮層上產生一種結構性的修正，這類似於引起大量純或不純的荷爾蒙，或者有毒物質進入內部環境的那種狀況。障礙性緊張的每一種機體狀態，每一種報警（alarme）和悲痛（應激）行為，都會引發腎上腺的反應。這種反應是「正常的」，就機體內腎上腺酮（corticostérone）的行為和效果來說。另外，被薛利稱為適應反應（réactions d'adaptation）與報警反應（réactions d'alarme）的這些結構性反應，也同樣與甲狀腺、腦垂體或腎上腺密切相關。然而，這些正常的（即在生物學意義上有利的）反應，在誘發報警反應的各種條件非正常的（即在數量上非常頻繁的）重複中，最終損害了機體。在某些個體身上，失調的症狀就出現了。腎上腺酮的重複釋放，要麼引發功能障礙，比如血管痙攣和高血壓，要麼引發形態的損傷（lésions morphologiques），比如胃潰瘍。正如人們所觀察到的那樣，在上次戰爭中遭受空襲的英國村莊裡，村民中出現了數量驚人的胃潰瘍病人。 如果根據戈爾德斯坦的觀點來解釋這一事實，那麼，人們會把它歸入到災難性的（catastrophique）行為中，而如果根據勒利希的觀點，人們會認為這是由生理障礙引發的組織異常（anomalie histologique）決定的。這兩種觀點遠非相互排斥。 同樣，如果今天來談畸胎髮生問題，我會大大受益於埃蒂安·沃爾夫（Etienne Wolff）在《變性》（Les changements de sexe）和《畸形學》（La science des monstres）上所做的工作。我會更多地強調通過對畸形的認識來認識正常形態的可能性甚至必要性。我將會更加堅決地提出，本質上，在一個成功的生命形式和一個失敗的生命形式之間，並不先天地存在本體論的差異。而且，我們能夠談論一個失敗的生命形式嗎？在還沒有確定生命必然要具有的性質時，又怎麼能發現一個生命的缺陷[2]是什麼呢？ 比起那些讚賞和肯定——它們不僅來自醫師、心理學家，比如我的朋友、索邦大學教授拉加斯（Lagache），也來自生物學家，比如阿爾及爾醫學院的薩比亞尼（Sabiani）先生和科爾（Kehl）先生等——我本來更應該考慮到斯特拉斯堡大學自然科學部的路易·布努爾（Louis Bounoure）先生寬容而又堅決的批評。在《生物的自主性》（L'autonomie de l'être vivant）里，布努爾先生帶著智慧和誠懇，批評我向「進化論的執迷」妥協，並且，可以說，他獨具慧眼地把生命的標準化（normativité）這一觀念看作是人類的超越性傾向在所有生命體上的投射。把歷史引入生命（在這裡，我想到的是黑格爾以及黑格爾主義的解釋所帶來的問題）是否合法，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既是生物學的問題，也是哲學的問題。可以理解的是，我不可能在一篇序言裡討論這一問題。至少，我想說，它並未逃出我的注意範圍，我希望在以後來處理它，而且，我很感謝布努爾幫我指出了這一點。 最後，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在今天對克勞德·貝爾納（Claude Bernard）進行闡釋，我就不可能不考慮1947年由德盧姆（Delhoume）博士負責出版的《實驗醫學原理》（Principes de médicine expérimentale），在這部著作中，貝爾納比在其他地方更為詳盡地考察了病態現象的個體相對性問題。但是，我並不認為我對貝爾納的觀點的判斷，會在根本上被修正。 最後我還想補充一點，某些讀者因為我的結論很簡短，以及它們向哲學大門保持敞開這一事實，而感到震驚。我必須說，這是有意為之的。我曾打算為將來的一篇哲學論文做些鋪墊。我知道，在這篇醫學論文中，我為哲學的幽靈所做的犧牲，即使不算過多，但至少也已經夠多了。因此，我特意將我的結論，以簡潔而適當的方法論性質的命題這樣的形式來呈現。 導論 在人身上，病態結構與病態行為問題大量存在。先天性的畸形足、性倒錯、糖尿病、精神分裂等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最終都會指向解剖學、胚胎學、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研究。然而，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不應該被割裂開來，而且，如果從整體上而不是局部細節上來考慮它們，我們仍然有機會把它們解釋清楚。然而，目前，我們還不能夠以一個文獻充實的概括來支撐這一觀點，但我們希望終有一天可以做到。然而，發表我們的部分研究成果，不僅是為了反映出目前的這種不可能性，同樣也是為了給這項研究的下一階段作一個標識。 哲學是一種思考。對它來說，所有的新材料都是好的，而且，我們還可以說，所有好的材料都必須是新的。在結束哲學研究幾年後，我在講授哲學課的同時開始了醫學研究。我必須對自己的意圖作一些解釋。一位哲學教授之所以對醫學產生興趣，並不一定是為了更好地認識精神疾病，也更不必然是為了進行某項科學訓練。我明確地希望醫學成為人類一些具體問題的導引。對我來說，醫學是且仍將是處於幾種學科交界處的一種技術或者藝術，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在我看來，為了精確定位和清楚闡發我所關心的兩個問題，即科學與技術的關係，標準與正常的關係問題，就必須從直接的醫學文化那裡得到幫助。如果將一種所謂的「非成見的」精神運用在醫學上，在我看來（儘管它為了把科學的理性化方法引入其中而付出了很多值得尊敬的努力），最根本的還是臨床和治療，即一種建立或者恢復正常的技術，而這是不能夠完全或者簡單地被降格為一種單純的知識的。 因此，這部著作試圖把醫學上的某些方法和成果引入到哲學思考中。必須說明的是，這完全不是給讀者上課，或者對醫學活動作出某些標準性的評價。我們也沒有傲慢到要把形上學引入到醫學中，以對其進行革新。如果醫學需要革新，那也應該由醫師們來冒這個險，並以他們的名聲做擔保。然而，我們希望能夠通過聯繫一些醫學信息來調整對某些方法論概念的理解，從而有助於革新這些概念。希望人們不要有超出我們意圖的期待。醫學經常受到某些偽哲學著作的攻擊，成為其犧牲品。對此，可以說，醫生們並不陌生。在這中間，醫學和哲學都沒有得到好處。我們無意為這種事再添一個例子。我們也同樣無意去做醫學史家的工作。如果在本書第一部分我們從歷史的視野中提出了一個問題，那也不過是為了降低理解的難度。我們絕不是要冒充在生物學方面很博學。 再說說我們這一主題的界限。正常與病態的一般性問題，從醫學的角度說，可以被明確為畸形學或者疾病分類學問題，而後面一個問題本身，又可以被明確為軀體疾病分類學或者病理生理學的問題，和精神疾病分類學或精神病理學問題。我們希望把目前的考察嚴格限定在軀體疾病分類學或者病理生理學問題上，然而，我們也不會禁止自己借用畸形學、精神病理學上某些有助於推進這項研究或者說明某些結論的數據、觀念。 在提出我們的觀點時，我們同樣還聯繫了在19世紀被普遍採納的一篇文章中所進行的批判性研究。它也涉及了正常和病態的關係。根據這篇文章，病態現象與相應的正常現象，除了量的變化外，是同一的。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希望服從這樣一種哲學思考的要求，即重新開啟問題，而不是封閉問題。萊昂·布倫士維格（Léon Brunschvicg）在談到哲學時說，它是有關已經解決的問題的科學。我們將以自己的方式來做出這一簡單而深刻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