蟄居散記 · 三 記劉張二先生的被刺
在洪水橫流，天地變色的上海，友人們首先遇難的是劉湛恩，張似旭二先生。
在那個時候，偽「維新政府」還沒有成立，只有一個牛鬼蛇神的「大道市政府」，在鬼鬼祟祟的幫助著敵人幹著謀殺的工作。
我們有一個地下的組織，包括了比較上層的愛國分子：有實業家，有銀行家，有保險業者，有青年會的幹事，有航運公司的人，有書店老闆，有報館記者，有著作家，有海關上的職員，有會計師，有大學教授等等，每星期有一個秘密的集會。在三四年間很做了些事。在這個團體之外，還有一個專門做對外宣傳的機關，「國際問題研究會」，劉湛恩和胡愈之二先生是其中的主幹，溫宗堯也在這會裡。他們在國際上很發生了些作用。
湛恩先生是慷慨激昂慣了的，在這會裡，說的話最多，做的事也最多。當時不知道溫宗堯已經變了，已經變做一個敵人的走狗，還引他為同志而推心置腹的對待他。但在偽「維新政府」將出現的前夕，湛恩先生聽見人言籍籍的說溫宗堯也是參與「維新」組織的一人，他素來心直口快，便正言厲色的質問著他。溫宗堯絕口的否認著。他倒相信了溫宗堯的話。不料這一次的會卻是最後的一個會。過不了幾天，溫宗堯終於現出他的漢奸面目，湛恩先生也遇刺成仁。「國際問題研究會」遂以解散。
友人們都相信湛恩先生的死，是溫宗堯所主使或告密的。像湛恩先生那樣的嫉惡如仇，無所顧忌的人，敵人也許早已列在黑單上；不過這一次的事，更促成其早日發動而已。
湛恩先生他自己恐怕也已經發覺了「危險」；他預備要離開上海。他這時正擔任著滬江大學的校長職務。為了他的慷慨與無畏，滬江大學裡舉辦了不少附屬的機關，成為上海一般熱忱的青年「嚮往」的中心，他一死這些附屬的機關便都煙消雲散或「遷地為良」了。
如今想起湛恩先生成仁的情形還宛然在目。
有一天，我在薄暮的時候，夾著皮包，到滬江大學的一個附屬機關去教課。在圓明園路的轉角上，遇到了湛恩先生從對面走來。
我們立談了一會。我問他道：「你的汽車呢？」
他道：「已經出賣了；預備就要走。」
我道：「你走了，事情怎麼辦呢？」
他道：「已經交代妥當了；隨時可以走。」
「感覺到有什麼迫切的危險麼？」
他點點頭。我們黯然的握手久久而別。
這一別便不再相見！
第二天上午，我坐了雙層的公共汽車往東邊去了。經過了靜安寺路大華路口，有人問道：「早上有一個在這個地方被打死的麼？」賣票的答道：「對的，我的那趟車剛好經過這一站，親眼看見一個人躺在地上，兇手朝北逃。聽說後來已被捉住。」
在這時，這種恐怖的暗殺事件已成了「司空見慣」的把戲，所以大家也變成不大好奇。我卻納悶著：這死的到底是一個仁人志士呢，還是一個漢奸？
旁晚，晚報出版，封面上赫然的用大字載著：「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遇刺」的消息，說是，湛恩先生上午九時，在大華路口等公共汽車，一個兇手從後邊跑過去，對他開了一槍，立即轉身逃去。但逃到愛文義路附近，終於被路人和巡捕逮捕了。這兇手不肯說出主使的人來。
我執著報紙的手因憤激而微微的抖著。友人們里第一個為國犧牲的人，第一個死於自己人的手裡的人！我不能相信：竟會有人替敵人來暗殺愛國之士的！
也許是我的「幼稚」吧，我從來不曾想到過，也從來不會相信，會有人肯替敵人做事的-除了本來是不足齒於人類的偽「大道市政府」的一批「流氓」們。上海人至少是會採取消極的不合作主義的。難道還會有什麼喪心病狂的替敵人奔走效勞麼？後來知道虹口方面的公共汽車恢復了，招考女賣票員，居然有人去投考，居然考取了，已在車上賣票。我總以為這是不可想像的「怪事」。難道她們會有面目與車上乘客天天見面麼？想不到竟會有人更進一步的替敵人來謀殺我們自己的仁人志士！
我傷心！我失望！我悲哀！我鬱郁悶悶的感到心頭上有一個瘤結，化不開，消不去！我不僅僅傷心湛恩先生的死，不僅僅悲哀一個同道的偉大的人物的凋謝，我是對於整個民族的融鑄為一體的抗敵的信念有些因失望而不能十分堅持了！-當然後來一件件的事實，證明我這個「信念」也許有些太「幼稚」。
「如果湛恩先生不賣去汽車，也許可以不至那末容易被刺中吧？」我心裡想著。
但後來知道，警務人員曾從兇手身上搜出一張小條子，上面有幾個數字。問他，不肯說是指的什麼東西或有什麼意義。經過一番調查，才明白那幾個數字乃是湛恩先生汽車的號碼。可見敵人處心積慮，欲置湛恩先生於死地者為時已久。即坐了汽車，也是不能避免的。所可憾者，湛恩先生的到香港的船位本已定好，過兩天便可以脫出險地；不料他們發動得那末快！這位同道的偉大的人物便這樣的「成仁」而死！
湛恩先生死後不久，復有張似旭先生的被刺事件發生。
似旭先生是經常的在上面所說的那個地下的愛國團體出席的。他雖然是英文《大美晚報》的記者，卻是一個強烈的正義感的愛國者。在國際宣傳上，他也盡了很大的力量。從湛恩先生被刺後，他的蹤跡便相當的秘密。
我有時在跑馬廳北首的一家德國咖啡館裡喝茶；那個地方人很少，尤不易碰見相識的人；窗外是一大片綠油油的草地，眼界很寬很爽。
似旭先生便在這個咖啡館裡被刺死的。
一天下午，他在那裡喝茶，不知是不是曾約會了人，突然的有一個兇手走上樓，向他開了一槍。他倒在椅上死去。兇手下樓逃走，誰也不敢追他。但在門口，被一個捷克青年遇到了，抱住了不放，他又開了一槍，把那位見義勇為的異國人也打死了。
我從此不再踏進這家咖啡館；有一種異樣的傷感與悲憤抓住了我，使我不再有喝午茶的閒情逸緻。
我也從此不忍常坐於雙層公共汽車的上層。從東走，在車窗上，可以望得見大華路口湛恩先生成仁的地方，也要經過那家咖啡館，似旭先生的被刺的所在，處處觸目傷心！豈止是「車過腹痛」而已！
湛恩、似旭二先生死後，我們的國際宣傳的工作便鬆懈得多了，但那個地下工作的團體還是健在著，還繼續的活動了三四年，一點也不曾退卻，不曾忽略過一件小事或大事。集合了那末方面廣大而複雜的人物在一起，經常的開著會，做著不少的事業，卻始終不曾為敵人和敵人的走狗們所發覺，所注意，這不能不說是這個團體的分子的健全和機構的嚴密。也不能不相信：那一邊雖然有少數的「為虎作倀」的漢奸們在跳梁，但最大多數的人民，卻是我們的夥伴，我們的同志，我們的永遠不死的前仆後繼的精神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