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早年自傳 · 六、南京三年
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我第一次離家，住在南京江南高等學堂宿舍內，我時常找尋藉口返回常州，縱然不是假期。我先去南京投考Shang Chiang Middle School和江南高等學堂，兩校都錄取了，我選擇了後者。我被列入預科一年級，江南高等學堂實際是一所專科學校，預科等於高中。錄取後，我便搬入學校宿舍等候春季始業，因為兩地的交通起初是迂迴而費時的。南京位在常州之西約一百英里，可是我第一次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去南京，須乘小火輪東行到蘇州，然後換乘較大輪船到上海，在旅館住一夜，再換乘揚子江大輪船（即兩旁裝有划水板輪，而由鑽石形狀的高大肱木所發動）前往二百英里之外的南京。所以我們須行三百英里，費時五天，去到一個相距僅一百英里的地方。但惟有在冬季才這樣走法，冬季常州到鎮江之間的運河河水太淺，不能行駛輪船。一九〇七年暑假，我便搭大輪船到鎮江，換乘小輪直回常州。以後滬寧鐵路逐漸擴展，交通更為便利。那年夏天，我到常州小北門第一次看火車，十一月便可以從南京乘輪船到鎮江，然後第一次坐火車從鎮江回常州。我一直以為那次回家是吃淡水蟹的，可是查閱日記，我發現那時南京開運動會，學校停課數天，所以我才能回家吃螃蟹。一九〇八年四月三日，滬寧鐵路完成，全線通車，那年暑假我搭乘一點鐘開行的火車，在鎮江穿過走了五十秒鐘的山洞，不到四小時（而非五天）便到達常州。
江南高等學堂位於延齡巷南端的門帘橋，楊文會（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創立的金陵刻經處就在延齡巷。那時我毫無所知在我們學堂附近有一個女孩——楊文會的孫女——十年後我們見面並結了婚。很可能在近鄰的花牌樓商店購買物品時，曾見到過她。
高等學堂校址頗為廣大，宿舍幾可容納三百學生，六個人住一間，還有若干大教室、一座體育館、一個大操場和一個池塘。高等學堂所教的課程和普通中學大致相同，惟比較高深一點。從下面一段我寫的日記（中文所寫，羼雜英文字），可以看出一九〇七年我初進學校時的情形：
三月廿日星期三，第一堂英文，默寫。老師講解新課，讓我們讀。輪到我讀，我讀得頗快。趙老師云：「讀到fool-stop（譯者按：句點之意，應為full stop），應該稍停再繼續讀。」每人獲得一本練習簿。第二堂數學，有三種習題，一是三角，一是代數，另一是算學。我做了第一種。每人分到一厚本數學（作者附言：中文課文是直寫的，代數方程式是橫寫的，有時整頁只有一兩行課文，方程式占了很寬地位，然後又是直寫的課文）和一本帶格子的練習簿。第三堂是歷史，常熟籍的丁老師還未到，由其遠房叔公丁孟輿代課。我們每人分到八本歷史教科書。他並未開講。午飯後，和Shih-Ch'un及其他同班同學去裕昌巷（Yüchang Hsiang）裁縫店量制服。體操未上課。第五堂到圖書館上繪畫課。我們每人分到一冊苗（Miao）老師編的《圖畫模範》和一枝畫筆。今日老師教我們定點（make points）。我畫的通過。國文課教完第一課。
整個說起來，這和一年以前在常州上學的日記，無何不同，只是一切較為高深而已。和前一年一樣，若干日記由於名詞及數字縮寫和英文音譯，頗不易明了，例如，一九〇八年八月八日的日記，我寫了這麼一句：「世界及世界人民在一巴拉格拉夫」［即英文paragraph（段落）之音譯］。一九〇八年四月廿七日，頭一句我用英文寫了「In the morning I rose very late」（今晨起床甚晚），然後繼續用中文寫。有一天，我提出一個問題：「My father and my grandfather's only son are or is the same person?」（我父親和祖父的獨子是同一人，「是」字應該多數還是少數？）我未寫出答案。
國文課程頗為高深，我們念的是《古文辭類纂》，每星期六下午，半天作文，我們認為是一件大事。我不記得是不是須要習字，不過我經常練習顏真卿的《家廟碑》，顏體字筆畫粗壯，我不再練歐（歐陽詢）體筆畫細的字，以後短時期改習柳（公權）體《玄秘塔碑》，最後又改習顏體。幾年後，我在康奈爾大學讀書，主編《科學》期刊，須要寫字寫得快，無怪自那時起我的字被人批評頗為難認。
數學課程先是代數，後是幾何，最後三角。代數老師是蘇北通州的崔（Ts'ui）先生。他的家鄉話母音如bee發齶音如z。代數上的字母，他都以家鄉音讀。a+b=c b+c=d a，b，c，d，用上海話讀是ei chia bi tengyüsi，bi chia si tengyüdi，ei，bi，si，di；崔先生讀成nae chia p'z'tengyüshz'p'z'chia shz，tengyüt'z nae，p'z'shz，t'z。那一整年，我們便是這樣學的代數。
在繪畫班，我們也有語言問題，老師是日本人，不會說中國話，翻譯員不太懂繪畫。可是老師看到我們的作品，都給高分。
有些學生一直想到美國留學，所以美國老師來教我們英文，我們大為興奮。他名叫嘉化（David John Carver），田納西州那什維爾市（Nashville）人，是我的第一位美國老師，在學生中頗孚眾望，不似常州溪山學校那位沈老師，他很小心，對我們講話很慢。在他教導之下，我們發音進步很多，惟我們也學得若干美國南方口音，如zero讀成dzero，lamp讀成li』amp，直到多年後，我才知道這不是美國一般標準發音。不過不久，我的中式英文便被改正。在一次非正式有唱歌有朗誦的晚會上，我誦讀一首名為Clear and Cool（清與涼）的詩句，到了末尾時，我心情緊張，含混支吾了一會兒，才繼續讀完。事後，嘉化先生告訴我最好習讀短篇而充分了解，不要習讀長篇而了解不夠，我覺得玩耍英文和玩弄中文，同樣有趣，例如我曾問同學OICURAB是什麼意思。（譯者按：應為Oh l see，you are a bitch。）
另一位美國老師是查禮（Charles）先生，教我們物理。他極為羞怯、緊張，他說的話難於了解。我不記得誰教我們生物學，可是有一天，高等學堂和預科全校學生齊集在大禮堂觀看解剖死狗表演，我們認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在南京讀書的末期，選修了德文，以後留學考試成了我的第二外國語，我覺得頗有裨益。體育是教體操和軍事訓練，最後使用真槍。
除正常課程之外（我在常州入學一年，覺得這裡課程頗為輕鬆），我自己讀了不少課外讀物。我買了一本《馬氏文通》，乃馬建忠所撰之中文文法書，完全比照西方語文的文法，讀起來極感興趣。我們在校內不須作詩，惟我繼續早年在北方時的課業，我早年的試作如下：
惱人最是雨綿綿
忽忽光陰又七天
轉念明朝猶路濘
挑燈獨坐小窗前
有一位真正說英語的嘉化先生做老師，我們全都樂於在正課之外，多學一點。我借他的World's Work一書看；讀過《林肯傳》。為了查生字，我以五元買了一本韋勃斯特所著的《大學字典》，現在我書桌上仍有一本（版本不同）。我最喜歡看的書是福蘭克林的自傳，看過之後，我決心做一個完人。我也看過邁爾所著《世界通史》，忘記是歷史課本呢還是課外讀物。我被書內倡議的「世界國」所強烈吸引，當即決定參加成為世界公民。我的英文詩習作不像我的中文詩那樣古典，早期的習作如下：
How useful is the rain!
We'll have very much to gain.
How pleasant it will be,
In braces we'll play with thee.
（我忘記我所寫的braces是什麼意思。）我的課外讀物絕不限於英文，我看的中文書自然要比英文書多。事實上，在溪山和高等學堂那幾年，我看過許多西方小說的譯本，到了美國之後，就很少再看小說。我最喜歡的小說之一是海加德爵士所著的《她》，由翻譯大師林紓（號琴南）譯成文言文。我極喜歡這本書，幾乎看了三遍。類似常州勵進社的組織在南京以「涼腦社」（Cool Brain Society）的名稱建立，惟不如前者活躍。
早在北方玩弄透鏡和倒影時候，我對科學事物便已發生興趣。現在我開始在管子裡安裝兩個或三個透鏡，試造望遠鏡和顯微鏡。如今我不再在爐灶上給煤油加熱，而是學習用冰塊和鹽做冷凍混合物，使得溫度低到百度表零下二十度，即華氏表零下四度。觀看星星那時一向是我最喜歡的消遣，特別是那時的街燈和屋燈還不夠明亮，不足以妨害夜景。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二日及十三日夜晚，我在東方天空上看到一顆彗星，長几達十度，最近我曾查閱彗星紀錄，惟不能斷定是恩克彗星還是莫爾豪彗星（Morehouse Comet）。一九一〇年我在北京的時候，我曾於五月廿六、廿七、廿八連續三夜清楚看到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
除了我尚不認識的將來妻子住在離校不遠之外，我在南京不覺生疏的原因是所有的教師極為友善，還有若干同學來自溪山學校。此外，幾個親屬也在南京，大哥就讀於兩江師範（東南大學的前身，以後改稱中央大學）。一位遠房叔父——Chin-Sheng Third Uncle在高等學堂本部，幾乎每隔一天便看到他。國文老師之一是我的遠房表叔公，對我極好，可是他思想頗為保守，批評省長核准開運動會，浪費人民的精力與金錢，而使學者成為玩物。和我住在同一房間的同學之一Shao Sheng-Wu是福州人，我們兩個互教方言，我學福州話，他學常州話。我從阿姆娘已經學了一點福建話，阿姆娘在回常州以前住在福州。現在我完全學得一個新的第六種方言，這種方言和我以前所知的毫不相同。就像德文和英文不同一樣。嘉化老師對我及同班章元善同學特別好。在他返美結婚回到南京後，常請我們兩個到他家吃晚飯，有時私下做禮拜，由嘉太太奏風琴，以後彈鋼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鋼琴。在平日，他介紹我們唱《甜美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別離歌》（Auld Lang Syne）。在嘉化家，我遇到裴達斯（W.B.Pettus）太太，幾年後，我才第一次晤見裴先生，當時他是「華北語文學校」（North China Language School）校長。天津青年會的羅勃生（C.H.Robertson）先生兩次來江南高等學堂演講，一次是在一九〇九年三月，一次是在十月，他說得一口純粹北方話，略帶天津口音，但毫無美國口音，使我印象頗深。
我們這群高等學堂學生比溪山學校學生要頑皮得多，我們常在餐廳起鬨，菜餚要是不好，我們便用筷子敲碗，叫侍役調換。有時廚房不換，全體學生當即站起來散開，直到新菜擺好為止。我在那裡讀書三年之間，這種事發生過三次。
和以前在溪山一樣，我們這個年齡的學生大多數嚮往革命，認為清政府為日無多。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我們得俯伏在靈堂前叩頭，贊禮人高呼「舉哀！」時，我們全都低著頭，齊聲大笑，沒有人能分辨出我們是在笑還是在哭。
在南京，我們當然不完全生活在校內。在初到南京的某一天，我和大哥及堂兄K』o-An走上北極閣去看四周美麗的風景，二十七年後，我主持的中研院語音實驗室就建在那裡，每天我都觀賞那兒的景致。我們常去的另一個地方是南門外的雨花台。每逢雨後，我們可以在那座小山上撿到半透明的美麗有色卵石，這是南京著名的事物之一。市內火車由城中心通到江邊下關，往返家鄉更為便捷。那條支線通車時，我去到車站附近，將一枚銅板放在軌道上，讓火車軋過，車輪把銅板一面花紋軋平，我將它翻轉來再讓另一列火車軋過，另一面也便平滑，我就說我找到一枚古錢。校園面積很大，無須走出校外便足夠玩耍。在操場一邊水池旁，我常和同學比賽在水面上漂擲石子或瓦片玩，看誰擲的石子碰到水面的次數多。我常在寬闊的庭院散步，有一晚，迅雷震耳欲聾，幸而我未在雷擊到的地點。雷電擊毀了鞦韆架（我們剛剛玩過盪鞦韆），我拾了幾塊碎片，作為紀念品。我也常玩單槓，由此談到我那幾年的健康情形。
那時我仍然時常心跳，一發病便萬念俱灰，而且想家，尤其想儂姑。有一天，如我前面所說，我決心做一個完人，戒除一切惡習，如吸菸、喝酒、手淫，並開始按時鍛煉身體。我買了一本桑道所著的《力量培養法》。在日記中我常記載做深呼吸、長距離散步、跳高、練啞鈴、盪鞦韆、在單槓上引體上升和翻筋斗，有時這些動作在一天之內都做。我也和同學比賽吃飯，有一次午餐我吃了四碗，另一次我吃了兩碗，第一個吃完，當時在餐廳用餐的同學共為二百七十三人，惟多數不曉得我在比賽快吃。直到今天，我雖然吃得不多，通常我第一個吃完。我的體育活動有一天出了事，我在單槓上做前後擺動動作，不幸鬆手跌落，胸部著地。幸而地面填有鬆土，我還能自己站起來，當時無人在場。我似乎並無不良後果，惟以後有一年左右我屢次發生肋膜炎現象。整個說起來，在南京修業三年，我身心發育頗為良好。
由於交通改善，自南京旅遊的次數增多，不但在假期，且在其他時機。一九〇九年一月，我去蘇州為我外婆拜壽，一月十八日是她七十壽辰。我還去常熟看「大寄爹」姑母。是在一九〇八年，我從表哥龐敦敏學會uε-fen即倒轉的反切，並非一九〇六年，以前我記錯了。假期在家中，我們玩得很愉快。有一次我甚至和堂兄K』o-An到上海在Kelley & Walsh，Ltd. 買外國書，並買碘酒，當時碘酒對我們尚頗新鮮。二叔父Li-Ch'ing（正式姓名為趙Hang-Nien）自新加坡返家，帶來許多有趣的物品，其中之一是立體透視鏡和特製眼鏡與幻燈片。每個人當然爭著使用特製眼鏡。可是我以前從注視壁紙圖案上學過兩眼遂心所欲自不同角度斜視，不須戴上特製眼鏡便能看出幻燈片的立體景象。二叔因我說過要去國外留學，還給我一本Rules and Manners of Good Society（《善良社會之規範與禮儀》），艾宓萊·波斯特（Emily Post）的前驅（譯者按：波斯特為美國女作家，寫過社會禮儀的書籍，逝於一九六〇年）。所以下一節將敘述去美前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