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論 · 說明[1]

克勞塞維茨 《戰爭論》
我認為,已經謄寫清楚的前六篇還只是一堆相當不成形的文字,完全應該再修改一次。修改時,應注意讓人到處都能更清楚地看到兩種不同的戰爭,這樣所有思想就會有更清晰的含義、明確的指向和更具體的運用。這兩種不同的戰爭就是以戰勝對手為目的的戰爭(無論是在政治上消滅他,還是僅使他無力抵抗,以便迫使他簽訂一個符合我們意願的和約),以及只是要在其國家的邊境地區占領一些地方的戰爭(無論是為了占據這些地方,還是為了在媾和時將其作為有用的交換手段)。當然從一種戰爭到另一種戰爭之間必然有一些過渡性的戰爭樣式,但是這兩種有著不同努力方向的戰爭,其完全不同的本性[2]必然貫穿於一切方面,並將其互不相容的部分凸顯出來。 除了指出這兩種戰爭實際上存在的區別以外,還應明確且準確地確定以下這一實際上同樣不可或缺的觀點:戰爭無非是政治[3]以其他手段[4]的延續。如果我們始終堅持這個觀點,就會更多地使考察前後一致,一切問題就會更容易得到解決。雖然這個觀點主要在第八篇中才發揮其作用,但在第一篇中就必須對它進行透徹的闡述,而且這一觀點在修改前六篇時也應一併發揮作用。對前六篇做這樣的修改,會去除書中的一些糟粕,彌補一些漏洞,可以把一些一般性的東西歸納成更明確的思想和形式。 第七篇《進攻》(各章的草稿已經寫好)應該被視為第六篇《防禦》的對應篇,並且應該根據上述更明確的觀點立即進行修改,這樣以後就可以不必再修改了,而是可以更多地在修改前六篇時作為一個標準。 第八篇《戰爭計劃》(關於整個戰爭的準備)已經草擬出多個章節,但它們甚至還不能算作真正的素材,而只是對大量材料的粗略加工。這樣做是為了能夠在真正寫作時再明確重點所在。這些篇章已經達到了這一目的。我想在完成第七篇以後,立即著手修改第八篇。修改時我主要是要貫徹上述兩個觀點,簡化一切內容,但同時也要使一切更具思想性。我希望在這一篇中能夠澄清某些戰略家和政治家頭腦中的模糊觀點,至少要向世人指出問題的關鍵所在,以及人們在一場戰爭中到底應該考慮些什麼問題。 如果通過修改這第八篇能釐清我的思路,並充分確定戰爭的大的輪廓線條,那麼此後我就可以比較容易地把這種思路帶到前六篇中去,讓戰爭的這些輪廓線條在那裡也處處得到體現。只有到這個時候,我才著手修改前六篇。 假如我過早離世,使這項工作中斷,那麼現有的這些當然就只能叫作一堆不成形的想法了。它們將受到無休止的誤解,成為大量不成熟評論的動因,因為在這些問題上,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提筆寫下的突發奇想同樣很好,足以被他人引用和印刷發表,認為自己寫的內容就像二二得四一樣是無懈可擊的。假如評論者也像我一樣花費這麼多精力,長年累月地思考這些問題,並且總是把它們與戰史進行對比,那麼他們在進行評論時自然就會更加慎重了。 儘管本書尚未成形,但我仍然相信,一位不持偏見、渴望真理和追求信念的讀者,在閱讀前六篇時對那些經過多年思考和對戰爭潛心研究之後得到的果實不會視而不見,而且或許會從中發現可能在戰爭理論中引起一場革命的主要思想。 1827年7月10日於柏林 除了上面的《說明》以外,在作者的遺稿中還有下面一篇未完成的文章。這篇文章看來是他在辭世前不久寫的。 在我辭世後,人們會發現這些關於大規模戰爭引導[5]的手稿。像目前這個樣子,這些手稿只能視為匯集起來的素材,從中應建立起一個關於大規模戰爭的理論。對其中大部分內容,我尚不滿意,而第六篇只能看作一種嘗試,我很想對這一篇進行徹底改寫,並另尋論述的方法。 不過人們在這些材料中看到的占據主要地位的主要觀點,我認為是關於戰爭的正確觀點。這些觀點是我始終面對現實進行多方面思考,以及始終記取戰史經驗教訓和與優秀軍人交往所受教益的結果。 第七篇《進攻》談到的問題是在倉促之中寫下來的。在第八篇《戰爭計劃》中,我本想更突出地指出戰爭中政治和人文方面的不同。 我認為第一篇第一章是唯一已經完成的一章。它至少指出了我在全書處處都要遵循的方向。 建立起有關大規模戰爭的理論或者所謂的戰略,是特別困難的。可以說,只有很少的人對其中的各種問題持有清晰的觀點,即了解其中各種事物之間必然的和不間斷的聯繫。在行動中,大多數人根據判斷情況時的直覺[6]行事,而這一直覺是隨著人們天賦的多少而變化的,有的正確,有的則不那么正確。 所有傑出的統帥就是這樣行動的。他們判斷時的直覺之所以往往是正確的,部分是由於他們的偉大和天賦。對統帥親為的行動來說,也永遠會是這個樣子。對這樣的行動來說,這種判斷時的直覺也足夠了。然而如果不是統帥本人行動,而是他要在討論中說服別人行動,那就必須有明確的觀點,並指出事物的內在聯繫。由於在這方面的訓練還很落後,因此大部分討論只是一些沒有根據的話說來說去,結果不是各說各話、各執己見,就是為了顧及對方而妥協,走上毫無價值的折中之路。 因此在這些問題上持有明確的觀點並非無益,而且人的思想一般來說都傾向於要求具有明確性,要求找到事物之間的必然聯繫。 如此富於哲理地建立軍事藝術[7]是非常困難的,加之人們在這方面的很多嘗試是非常糟糕的,因此大多數人得出結論,認為不可能建立這樣的理論,因為這裡涉及的是現有法則無法加以概括的東西。假如不是有很多毫不困難就可以弄清楚的語句的話,我們就會同意這種看法,並放棄建立理論的任何嘗試。這些語句包括:防禦雖帶有消極目的,卻是比進攻更有力的作戰形式,進攻雖帶有積極目的,卻是較防禦更弱的作戰形式;大的勝利一併決定小的勝利;針對某些重點所取得的勝利能產生戰略效果;佯動是弱於真正進攻的一種力量運用,因此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能採用;勝利不僅體現在占領戰場,還體現在從肉體和精神上摧毀對方軍隊,而這種摧毀大多只有在贏得會戰後的追擊中才能實現;經過戰鬥贏得的勝利,其戰果才總是最大的,因此對於從某一戰線和方向轉到另一戰線和方向,只能視為一個迫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只有在具有全面優勢或者在交通線和退卻線方面較對手占優勢時,才有權利進行迂迴;只有具備前一條中的同樣條件時,才能占領翼側陣地;任何進攻在前進過程中都會受到削弱。 * * * [1]即編者在前言中提及的克勞塞維茨於1827年撰寫的文章。——譯者注 [2]「本性」(die Natur),意為「本身即有的屬性」,此處指戰爭本身具有的屬性,如暴力性、對政治的從屬性等。以往有的中文譯本將其譯為「性質」,易使人誤解為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譯者注 [3]「政治」一詞,作者在此處使用了「Staatspolitik」,也可譯為「國家政策」,但由於作者在書中其他涉及戰爭與政治關係的論述中均使用了「Politik」一詞,為保持前後一致,故在此將該詞譯為「政治」。——譯者注 [4]在原作中,「手段」一詞,作者用的是複數(Mitteln),似可理解為戰爭只是政治以軍事、外交等多種手段延續的其中一種手段。——譯者注 [5]「引導」,原文「Führung」,依不同語境可譯為「指揮」「指導」「引導」。——譯者注 [6]「判斷情況時的直覺」(Takt des Urteils),如果直譯的話,也可譯為「判斷情況時的分寸感」。——譯者注 [7]「軍事藝術」(die Kriegskunst),如果直譯的話,可譯為「戰爭藝術」,但是從作者在第二篇第一章和第三章中所做分析來看,其含義不僅僅局限於戰爭,故譯為「軍事藝術」。——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