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論 · 首版前言

人們有理由感到驚訝，這樣一部軍事著作的前言竟出自一位女性之手。雖然對我的朋友們來說，這是無須解釋的，但是我還是希望向那些不認識我的人簡單地說明一下我這樣做的原因，以免他們認為我不自量力。 眼前這部我現在為之撰寫前言的著作幾乎讓我摯愛的丈夫（可惜他過早地離開了我和祖國）耗盡他生命中最後12年的全部精力。完成這一著作是他最殷切的願望，但是他並無意一定要在他有生之年讓它面世。當我勸他改變這個想法時，他一半是開玩笑，但一半也許是預感到自己的早逝而經常這樣回答說：「應該由你來編纂出版。」儘管當時我很少認真地考慮過它的含意，但是在那些幸福的日子裡，這句話常常使我潸然淚下。也正是這句話讓我的朋友們認為，我有義務在我親愛丈夫的遺著的前面寫幾句話。即使人們對於我這樣做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還是會體諒那種促使我克服羞怯心理來寫這篇前言的情感的。這種羞怯心理常常使一位女子即使是出面做這樣一些次要的事情也會感到十分為難。 當然在撰寫本前言時，我絲毫也不應有自視為一部遠在我眼界之外的著作的真正編者的想法。我只想作為一位曾經參與其中的伴隨者，在它面世時伴其左右。我應該是有權利以這種身份出現的，因為我在這一著作的形成過程中確實有幸擔任過類似的角色[1]。凡是了解我們的幸福婚姻並且知道我們彼此分享一切（不僅同甘共苦，而且分享日常生活中的每件瑣事和趣事）的人都會明白，假如我不知詳情，那麼我親愛的丈夫是不會如此全身心地投入這項工作的。因此沒有人比我更能見證他在從事此項工作時是抱著多麼大的熱忱，獻給了它多少愛，以及寄予了它多少希望。我還見證了這項工作成形的方式和時刻。其豐富和聰穎的精神世界自少年時代起就讓他感知到對光明和真理的渴望。儘管他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但是他的思考主要還是集中於對國家安危極為重要的軍事科學，其職業也要求他投身於這門科學。沙恩霍斯特[2]首先將他引上正確的道路[3]，後來他於1810年擔任普通軍事學校[4]的教官，並同時榮幸地為王儲殿下[5]講授基礎軍事課，這兩件事對他來說又是新的動力，促使他把自己的研究和努力集中到這一方向上來，並把他自感解開了的疑惑寫下來。1812年他在結束王儲殿下課業時所寫的一篇文章[6]，已經包含了他後續著作的胚芽，但是直到1816年，他才又在科布倫茨[7]開始研究工作，並且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在這期間如此重要的四年戰爭[8]中的豐富經驗使他的思考趨於成熟，結成了這些果實。起初，他把自己的觀點記錄在簡短的、相互之間只有鬆散聯繫的文章中。從其手稿中發現的下面這篇沒有標明日期的文章看來也是出自這一較早時期： 我認為，這裡寫下的文字已經觸及構成所謂戰略的主要問題。儘管我還只是把它們視為素材，但我已經相當有把握將其融合成一個整體。 這些素材是在沒有寫作計劃的情況下寫成的。起初我只想用十分簡短、準確和透徹的語句寫下我自己思考並弄懂了的那些東西，並未慮及針對這些思考要點的研究方法和嚴謹聯繫。當時孟德斯鳩[9]研究其問題[10]的方法隱約浮現在我的腦際。我認為，這種簡短的、提綱式的篇章（起初我只想把它們稱為「顆粒」）憑藉它們自己已經確立了的觀點，以及繼續鑽研它們可能得出的觀點，均可極大地吸引才華橫溢的人們。因此當時浮現在我眼前的是那些才華橫溢、對戰爭已經有所了解的讀者。不過我那追求充分論述和系統化的天性最終占了上風。有一段時間，我說服自己，從自己針對個別問題所寫的文章中（因為只有這樣我才能搞清有關問題，變得有把握）抽出最重要的結論，就是說將智慧集中於較小的範圍進行研究。但是後來，我的天性完全支配了我，開始儘自己所能加以論述，之後也就自然考慮到那些對軍事還不是很熟悉的讀者。 我越是繼續此項工作，越是沉醉於研究，也就越注重系統化，於是就陸續形成了一些章節。 我最後的打算是，對全部內容再過一遍，對早期文章中的一些論據加以充實，對後來文章中的一些分析也許再進行提煉，歸納出結論，從而使這些文章成為一個比較像樣的整體，形成一部小的八開本書[11]。即使是在成書的過程中，我也要避免寫那些已經司空見慣的東西，包括那些不言而喻的、已經談論過千百遍的，以及已經廣為大家所接受的東西，因為我的抱負是要寫一部不是兩三年後被人遺忘的，而是對軍事感興趣的人會不時翻閱的書。 他在科布倫茨公務繁忙，只能利用零星時間從事這項個人寫作，直到1818年他被任命為位於柏林[12]的軍事學院院長，才又有閒暇進一步擴展其著作，並用近代戰爭[13]史來充實其內容。根據這所軍事學院當時的制度，研究工作不歸院長負責[14]，而是由一個專門的研究部領導，因此他對擔任院長職務並不十分滿意，但是由於可以有充裕的空閒時間，他還是接受了這項新的任務。雖然他沒有任何狹隘的虛榮心，沒有任何躁動不安的個人野心，但是他想要成為真正有用的人，要讓上帝賜予他的才能發揮作用。在他到那時為止忙碌的生命中，他沒有得到過能滿足這種要求的崗位。對於今後獲得這樣一個崗位，他也不抱多大的希望。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研究，他生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著作將來能夠有益於世人。儘管如此，他內心越來越堅定地打算在他去世之後再出版這部著作。這大概就是最好的證明，證明他追求偉大而深遠影響的努力是真誠和崇高的，沒有摻雜任何要求得到讚賞的虛榮意圖和任何自私的考慮。 他就這樣繼續勤勉地寫作，直到1830年春被調到炮兵部門任職。這之後，他的工作就和以前完全不同了，開始變得非常忙碌，以致至少在初期不得不完全放棄寫作。他整理了他的手稿，分別包封起來，給它們貼上標籤，十分痛苦地和這項他如此熱愛的工作告別。同年8月，他被調往布雷斯勞[15]，擔任炮兵第二監察部[16]監察長，12月又調回柏林，擔任格奈澤瑙[17]伯爵元帥的參謀長（在格奈澤瑙任總司令期間）。1831年3月，他陪同其尊敬的統帥前往波森[18]。在遭受最悲痛的損失[19]後，他11月從波森回到布雷斯勞，希望能繼續從事寫作，並爭取在當年冬天完成這一工作。然而上帝另有安排。他11月7日回到布雷斯勞，16日就與世長辭了。由他親手包封的文稿，是人們在他去世以後才打開的！ 現在這部遺著就在這裡，就是在隨後各卷要告訴大家的內容，而且完全是原樣，沒有增減一個字。儘管如此，在出版該書時還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資料要整理和商討。我謹向在這方面給予我幫助的多位摯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謝，尤其要感謝厄策爾[20]少校先生，他任勞任怨地承擔了付印前的校對工作，並且為這部著作中的歷史部分[21]製作了附圖。在這裡，我也要提及我親愛的弟弟[22]。他在不幸的時刻是我的支柱，並且在很多方面為這部遺著的出版做出了努力。例如他在細心通讀和整理這部遺著時，發現了我親愛的丈夫開始修改本書的文稿（我丈夫在1827年寫成的、列在本前言後面的《說明》中提到，修改本書是他要進行的一項工作），並把它放入應屬的第一篇（因為其內容僅涉及第一篇）。 我還要向其他很多朋友表示感謝，感謝他們為我提出的建議，以及向我表達的哀悼之情和友好之誼。儘管我無法一一列出他們所有人，但是他們一定會接受我由衷的感激之情。我越是堅信他們為我所做的一切不僅是為了我，而且還是為了上帝從他們手中過早掠走的朋友，我的這一感激之情就越是強烈。 我在這樣一位丈夫身邊度過了非常幸福的21年。現在儘管我遭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失，但是由於我擁有對往事的珍貴記憶和對未來的希望，擁有我親愛的丈夫留給我的朋友們的關切和友誼，並且令人振奮地感受到其罕見的價值已經得到如此普遍和光榮的認可，因此我依舊感到非常幸福。 一對高貴的貴族伉儷[23]出於對我的信任，召我到他們身邊任職。這一信任對我又是一個新的安慰，為此我要感謝上帝，因為這一信任為我帶來了一份光榮的工作。我愉快地投身於這份工作。願上帝賜福於這一工作，希望目前由我侍奉的尊貴的小王子[24]將來能夠閱讀本書，並受到本書的鼓舞而付諸可與其榮耀祖先比肩的行動！ 1832年6月30日書于波茨坦[25]附近的大理石宮[26] 瑪麗·馮·克勞塞維茨[27] 布呂爾世襲伯爵[28]、威廉王妃[29]殿下侍從長 * * * [1]《戰爭論》手稿中有些段落是作者夫人的筆跡，可能是為作者抄寫的內容。——譯者注 [2]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普魯士將軍，普魯士總參謀部體制的奠基人。曾創辦普魯士軍事學院，後任軍事改革委員會主席等職。著有《炮兵研究指南》《軍事回憶錄》《軍官手冊》等。——譯者注 [3]1801年，克勞塞維茨被派往普魯士步兵和炮兵青年軍官學校接受三年培訓，在此期間與時任校長的沙恩霍斯特中校相識，並深受其影響。——譯者注 [4]普通軍事學校（die Allgemeine Kriegsschule），即普魯士軍事學院，由沙恩霍斯特於1810年10月15日在柏林創辦。——譯者注 [5]即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1770—1840）的長子，後來的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Ⅳ.，1795—1861），1840—1861年期間為普魯士國王。——譯者注 [6]這篇文章收錄在本書第三卷的附錄中。——譯者注 [7]科布倫茨（Koblenz），今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北部一城市，位於摩澤爾河和萊茵河交匯處。——譯者注 [8]指1812—1815年期間拿破崙對俄戰爭，以及反法聯盟對法戰爭。——譯者注 [9]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男爵，法國啟蒙思想家、社會學家，西方國家學說和法學理論的奠基人。著有《論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等。——譯者注 [10]指孟德斯鳩經過27年研究，於1748年11月出版《論法的精神》。——譯者注 [11]原文如此（ein kleiner Oktavband）。——譯者注 [12]柏林（Berlin），今德國首都。歷史上曾是布蘭登堡選帝侯國和普魯士的首都。——譯者注 [13]近代戰爭（neuere Kriege），指法國革命以後的歷次戰爭。——譯者注 [14]當時普魯士軍事學院院長主要負責學院日常行政管理和紀律懲戒。——譯者注 [15]布雷斯勞（Breslau），即今波蘭下西里西亞省首府弗羅茨瓦夫（Wroc aw），18、19世紀西里西亞的首府和軍事重鎮。位於奧得河畔。——譯者注 [16]1820年4月，普軍炮兵部隊分為三個監察部，各轄3個炮兵旅。其中第二監察部下轄第1、第5和第6炮兵旅，分別位於東普魯士、西普魯士和西里西亞。——譯者注 [17]格奈澤瑙（August Wilhelm Anton Graf Gneisenau，1760—1831），伯爵，普魯士元帥。1806年耶拿會戰大敗後，與沙恩霍斯特等一起致力於軍事制度改革，是普魯士和德國總參謀部的創建者之一，1813—1815年任布呂歇爾元帥的參謀長。——譯者注 [18]波森（Posen），即今波蘭大波蘭省首府波茲南（Poznan），位於瓦特河畔。——譯者注 [19]格奈澤瑙因患霍亂於1831年8月23日在波森逝世。——譯者注 [20]厄策爾（Franz August O′Etzel，1784—1850），普魯士少將。1825—1835年任普魯士軍事學院地形學和地理學教官。1847年晉升少將。——譯者注 [21]克勞塞維茨的軍事遺著共十卷，本書是其中的前三卷，即戰爭理論部分，後七卷是歷史部分，對一些戰例進行了記述和評析。——譯者注 [22]即弗里德里希·威廉·馮·布呂爾（Friedrich Wilhelm von Brühl，1791—1859），伯爵，普魯士中將。1828年成為普魯士元帥格奈澤瑙的女婿。——譯者注 [23]指當時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770—1840）的次子威廉王子（Wilhelm Friedrich Ludwig von Preussen，1797—1888）及其夫人奧古斯塔。1861年1月2日，威廉王子在其長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逝世後成為普魯士國王，1871年成為德意志帝國首位皇帝（即威廉一世）。——譯者注 [24]即後來的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Ⅲ.，1831—1888），1888年成為德意志帝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在位僅99天即因喉癌去世。——譯者注 [25]波茨坦（Potsdam），今德國布蘭登堡州首府，東北距柏林約30公里。——譯者注 [26]大理石宮（das Marmorpalais），位於波茨坦附近，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命人於1787—1792年興建。——譯者注 [27]瑪麗·馮·克勞塞維茨（Marie von Clausewitz，1779—1836），伯爵，薩克森將軍阿道夫·馮·布呂爾伯爵之女，普魯士將軍和軍事理論家、本書作者卡爾·馮·克勞塞維茨之妻。——譯者注 [28]布呂爾系歷史上薩克森和圖林根地區的著名貴族姓氏。本書編者瑪麗出生時即為布呂爾伯爵，其父阿道夫·馮·布呂爾曾任薩克森和普魯士騎兵司令，祖父海因里希·馮·布呂爾曾任薩克森選帝侯國首相，在七年戰爭中曾與普魯士為敵。——譯者注 [29]威廉王妃（Prinzessin Wilhelm），即普魯士威廉王子的夫人奧古斯塔（Augusta von SachsenWeimar-Eisenach，1811—1890）。——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