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書評集 · 評衛聚賢《古史研究》
（上海山東路新月書店出版，定價八角）
據馮沅君「因為胡適之先生事忙而且病了，不能履行為《古史研究》作序的前言。……承受衛先生的囑託」而作之序中所云：「衛先生考定古籍的方法是很精審的。例如，關於《左傳》作者的考定，則就書中所表現著者的學識環境加以推斷，而尤其特異的，便是多用統計圖表」「而衛先生自信為最精彩的部分當推《國語》作期及《左傳》作者兩段的考證」。吾人緊記馮君之指引，爰進而遊歷全書。
當吾人旅程開始之最初，即發現一奇境。《自序》劈頭第一句曰：「人類的進化，不外歷史的、環境的、本能的三種。」吾人安能不吃驚者，蓋自達爾文、斯賓塞以來無此新妙之進化論也。然且看緊接之下文，「就過去的歷史，考察他進化的程序；就周圍的環境，觀察他進化的需要；就自己的本能，計劃他進化的工作」。原來關於人類進步之三種觀察，竟能一變而成三種「人類的進化」。此是何等筆法！記曩塾師評文，有「一起驚人」之語，惟衛君其足以當之。然此路側之吸引，吾人且莫流連，前途正迢迢也。［內容共分三部分：（一）《春秋》的研究；（二）《左傳》的研究；（三）《國語》的研究。］
吾人探勝之目的，自然趨向「最精彩」之部分。將到此部分時，又有一奇境。作者將《春秋》全書字數統計一編〔遍〕，求得記事用字最多之年，是為《春秋》之「最高點」。又以同樣方法求得《左傳》之「最高點」，固定為一數學公例：「按《春秋》的最高點後九十餘年為《春秋》的著者孔子卒，今由《左傳》的最高點亦向後數九十年，當能知《左傳》著者的年代。這是用數學中比例法由已知數求未知數。」換言之，凡近世史，記事用字最多之年後九十年，定去作史者之死期不遠。作者至此，不禁自危。實告讀者諸君，作者亦妄嘗有志於近世史，私意若作此書，定以一八四○年前後用字最多。依照衛君所用「數字中比例法由已知數求未知數」，則作者當於一九三○年畢命。嗚呼！天假餘生，不及十日，吾寧不驚惶而失措哉？或慰予曰：「子但將此年提至一六四四年，則九十年後，距君之生尚一百七十餘年，自可逍遙於大限之外矣。」予乃爽然若失。
衛君斷定《左傳》為子夏所作，其中心理由，即《左傳》著者之「本能（按當雲特長）和環境」與子夏之「本能和環境」相合。吾人於此有兩問題：（一）衛君所斷定《左傳》作者之特長與環境能否成立；（二）衛君所斷定子夏之特長與環境能否成立。此兩問題一解決，則《左傳》為子夏作之說之信否，不言而判矣。
一、關於《左傳》作者之特長與環境者
（甲）衛君以（1）《武經七書》引用書目的有《左氏兵法測要》一書；（2）三國時關羽、呂蒙素稱善戰，常觀《左氏》，得於其書不少，謂為《左氏》作者為一軍事學家之證據。此不能成立者，後人之推測不能斷定作者本相。舊時陋儒曾「測」得先秦已知電學，六朝已發明汽船矣。今之學者，且有謂墨子已明微積學矣。吾人將取以為「證據」乎？舊有「讀史兵略」之書矣，吾人將斷定一切史書之作者皆軍事家乎？至關羽、呂蒙之軍事學識，其得力於《左傳》者何在？衛君亦未能指出，而徒為籠統之言。若此，彼等所讀之書當不止《左傳》，因此斷定其一切所讀之書作者皆為軍事學家可乎？按舊日學人多喜從《左傳》談兵者，特因其多記戰爭之事。而多記戰爭不足為作者乃軍事學家之證，因所記事既非作者所經驗，必采自他書或得自傳聞。若以此謂《左氏》作者為軍事學家，則《史記》及《左傳紀事本末》亦同記其事，然則司馬遷及高士奇皆軍事學家乎？
（乙）作者因《左傳》記楚人謂乳「榖」，謂虎「於菟」，遂斷定作者曾游楚國，謂作者若未到楚，何以知之。按審如是，則作《方言》之楊雄必曾環遊全國乎？
（丙）衛君謂「《左傳》記晉（字數）占第一，是《左傳》為晉國作品」，又謂「按《國語》雖記晉為第一……《晉語》系取材於《左傳》的，是從《左傳》抄錄來的，不是自己搜集來的史料，故《國語》不適用此例」。然則衛君何以知《左傳》所據必為「自己搜來的史料」，而非從他書抄錄而來？即為自己搜來之史料，亦何以知其不「抄錄」他書，而獨能「適用此例」耶？既不能證明《左傳》不襲用他書之文，則不能據其中一二方言，以斷定作者之所在地。
（丁）衛君在一二六頁斷定作者所在地為晉，在一二九頁則謂「今《左傳》於獲麟後衛為最詳，可知著者所在地在（仍原文）衛了。前既證明著者的所在地在（仍原文）晉，既在晉當不能又在衛，二者必有一為所在地，一為籍貫」。衛君自以為可以解釋其矛盾，而不知實愈弄愈混沌。前證明二者皆為所在地，後忽言二者有一非「所在地」，其自相矛盾一也。既以全部記載之詳略為標準，斷定所在地為晉，又以獲麟以後記載之詳略為標準，斷定所在地為衛，其自相矛盾二也。以吾人觀之，記載之詳略，原因甚眾，資料留存之多寡一也，重大情事之多寡二也，作者之興趣三也，偶然之機會（作者出於無心）四也。所在地雖亦為其原因之一，然不能執詳略之差以斷定其所在地，理極明也。就所在地影響於記載之詳細而論，則當時代愈近而愈甚，因愈近則文籍及聞見愈多也。窮衛君理論之邏輯的限度，則所在地當在衛而不在晉，而衛君後來考定所在地乃在衛而不在晉，是自相矛盾三也。
此三處自相矛盾所指示者，為（1）吾人不能以《左傳》全部敘述最詳之國為著者所在地；（2）吾人更不能謂獲麟以後敘述最詳之國為著者所在之本籍。換言之，即衛君統計之結果，不能證作者本籍為衛，所在國為晉而已。
又衛君以《左傳》有兩處稱衛故君為先君，因斷定作者為衛人，此實預斷一未曾證明之前提，即作者此等處非沿襲舊史，未經修改也。況衛君以此兩處稱先君為作者口氣，皆由誤解。其一，隱四年云：「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此「先君」從州吁之觀點而言，指州吁之父，「先君之怨」指隱三年鄭伐衛也。若從《左傳》作者之觀點而作此言，則作者當是與衛州吁同時人，即隱公初年人。此豈可能之事乎？其二，僖公三十年，「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此「先君」乃就周歂及冶廑之觀點而言。若為《左傳》作者之先君，則作者當與周、冶同時而為僖公末年人。此又豈可能之事耶？
二、關於子夏之特長與環境者
（甲）衛君因《孟子》言北宮黝似子夏，而北宮黝善養勇，因斷定子夏為軍事學家。按有勇不必即為精通兵法之軍事學家。
（乙）其言子夏長於《易》，凡所引據皆出漢以後書，不宜置信。
（丙）謂「季氏在魯專權很久，子夏為莒父宰，與季氏當然有關，故在《左傳》中袒於季氏有五六處之多」。此尤荒妄不通之極。孔子為魯司寇，正當季氏專權之時，亦與季氏有關，然則遂可斷定孔子袒季氏乎？
從此上兩方面觀察之結果，衛君之論已根本動搖。以下證子夏傳授《春秋》及撰《春秋傳》，其所據資料無一出司馬遷以前者。夫使子夏果傳《春秋》而撰傳，此何等大事，何司馬遷以前悠悠數百年之載籍凡言及《春秋》者，竟無片言及之？致司馬遷傳稽群籍終不能得其絲毫消息耶？即此反證而論，衛君之說已不易成立矣。
今進而觀本書之第二「最精彩部分」，即《國語》作期之考定。衛君考定《國語》作期，其用七種方法，其中有五種方法皆不適用，至若適用之當否，更無足論矣。
（甲）比較明顯法。衛君仿珂羅倔論《左傳真偽考》之方法，將《國語》與《左傳》比較，其記事文語略同，而《國語》視《左傳》為詳明者，則為《國語》采《左傳》之證。按衛君之地位與珂羅倔論不同。《史記》明言采《左氏春秋》及《國語》，故其文語與《左》《國》同而比較明顯者，可斷定為采自《左》《國》。而《國語》則未嘗言采《左傳》，其契合或由於與《左傳》同采一書也。
（乙）記載異同法。以《國語》各國記事與《左傳》比較，其有與《左傳》相違者，斷定其不採《左傳》。此證極是，惟其中與《左傳》相同者，不能為采《左傳》之證。
（丙）布局異同法。衛君所謂布局有二：（1）據事之結果以論行為之得失；（2）引名人評論，或以「君子曰」評論作結。衛君統計《國語》諸篇用此等方法次數之百分比例不同，因斷定諸篇之作者各為一人。此法絕不適用。因上述種種布局之應用與否，不全繫於作者之嗜好（不盡有personal equation），如事之結果不如理想所期，則不能據以論得失。某事無名人評論之言，則無當徵引。某事無特別意義，則不必贅以「君子曰」之尾。無論如何，即一作者之書內，其用一種「布局」法，在各部分之「次數」（frequency）亦無必同之理。蓋必假定作者為極笨拙，其文筆本來極單調而且通統計學，然後能為此論也。
（丁）文體異同法。衛君所謂文體，包對偶、排韻、散文，衛君因《國語》各篇中用此諸體之「次數」不同，斷定其各出一手。此論之謬，不必遠征，即如衛君之任師，在新文化運動以前之文，一篇之中，時而排，時而散，時而駢，時而騷，時而歌，衛君將執此斷定其不出一手乎？又況一書中之各篇乎？要之，（1）作者之書中，其各篇不必全用一種文體；（2）各篇用各種「文體」之「次數」，不必且不能相同。
（戊）逞顯本能（按當雲特長）法。衛君所謂「本能」，指禮（制）及軍事。因各篇記此等事之次數之百分之比例不同，斷定其「必非一人作品」。此法之謬誤，亦由於忽視客觀的成分。因某事與禮制無關，則無從扯上禮制；某事與軍旅無關，則無從扯上軍事。例如，衛君雖長於統計，使衛君作情書，亦將用統計乎？吾能因其中無統計表，遂斷定其與《古史研究》必不出一手乎？
至此，本書中之最精彩部分，吾人涉歷已盡。謹書所見，以告來者。此外路旁亦有一二惹人注目之處，如以特長為「本能」（屢見上引），以歸納法為「提綱挈領，摘要錄出」，而謂孔子作《春秋》用此法（四一頁）之類，未易悉數。不禁令作者聯想馮君序中，非如「一般世家子弟自幼便薰陶在學術空氣中」之語。從此觀點而論，「世家子弟」之「自幼便薰陶在學術空氣中」或不無少補歟！
署名「素痴」，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52期，192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