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汪 序

古代所謂的肩負國家重任之臣，與後世所謂的權勢之臣的區別，只在於用心的公私不同而已。伊尹、周公、管仲、諸葛亮，他們雖然功績的成敗不同，採用的王霸之術也不一樣，但其忠心為國的心意卻是相同的。倘若事情有利於國家，縱使招來全天下人的毀謗非議，他們也會毅然不顧，堅決行動，正是由於此，他們最終也會得到天下後世之人的諒解。因此，獲得主公的信任越多，他們執政的時間就越久，其所流布的恩德和遺留的仁愛，也就越加深遠。 伊尹、周公的業績是無法企及的了，但自管仲、諸葛亮以來，有人又把秦國的商鞅、唐朝的李德裕、宋朝的王安石、明代的張居正與之匹配，稱為中國六大政治家。廣東新會縣的梁啓超為眾人作有傳記，但獨沒有張居正一傳，難道是文獻不足無法考證嗎，還是對張居正的是非論定仍然存有障礙？佘守德君對此書的不完備，常抱遺憾，於是搜羅、查證典籍，依照梁氏編寫其他五人的傳記的體例，補寫成這篇《張居正傳》。 我拜讀之後，覺得有如下幾個優點：張居正身處明朝衰敗之世，遇到的又是昏弱之君，他雖具備像伊尹那樣的甘願擔當重任之心，像諸葛武侯那樣的鞠躬盡瘁之志，但就其處境的艱難而言，卻是更甚於當時的伊、葛。所以，他卑躬屈膝地主動結交太監馮保，為了朝廷大事不回家奔喪，這種寧可自己受委屈也要保全大局的行為，真是不得已而為之呀！然而，他生前周圍既多嫉恨非議他的大臣，死後又遭受腐儒的誹謗，以致是非混淆，眾口攻擊。唯獨佘君能探知其本心，不隨從俗眾的議論。可謂見識超群。這是第一個優點。梁氏的文章，談不上宏深典雅，但筆法曲折，條理明暢，十分容易流傳。這篇傳記雖然以「傳」標名，實質上等同於一部史論，其編寫體例也是效法梁氏，這些在例言之中都已詳細說明。然而，以文章的體裁衡量之，它雖有悖於傳記的傳統寫法，但從民眾的興趣方面考慮，它卻是非常適合閱讀的。此謂之「適宜世俗」。這是它的第二個優點。閱讀史書不僅能夠了解過去，重要的是還能藉助古人古事通曉今天的道理。考察歷史事件的成敗，議論歷史人物的得失，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的了。明辨歷史事件的善惡，慎重對歷史人物作出褒貶，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應該懲治改正哪些事情是應該勸導發揚的了。所以，古人說「殷商可以借鑑的教訓並不遠，就是前一代的夏朝」；又說「孔子編定《春秋》，亂臣賊子很害怕」；這都是借某一事物或行為來寄託、表達自己的心意。明朝離今天不遠，其政治狀況和民情風俗，與今天仍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把這些東西編輯成文，作為借鑑，我想一定會不同於那些陳詞濫調的書籍。這本書雖然是張居正一個人的傳記，但對於明朝中期的政治利弊，它都有詳盡地闡述，至於賞罰失當，公然行賄，上下蒙蔽，民情阻塞之類的現象，它更是不厭其煩地講了又講。仔細考察作者寫在序言中的話，可知本書主旨的深遠實在不異於古代盲者唱誦的議論朝政之文。這種「暗含規諫勸誡」的寫法，是它的第三個優點。 本書的不足，在於談論儒法區別的時候，略有不精到之處。儒家何嘗不重視法律的作用，只是隨時代的變化有寬有嚴罷了。全面核查法律的概念與內容，它既是治理國家的準則，國家安定與動亂的關鍵，也是拯救國家衰亡的重要方法，因此，使用法律要寬嚴結合，這就像治病用藥一樣。張居正處在萎弱不振的時代，不用猛藥就無法治好長期累積的病症，挽救衰頹的國運，如果觀察他平時的用心和言辭，就會發現他像個和藹的仁者，怎麼能說他不是儒家呢？唐堯、虞舜時期的人民是見不到了，那時用法的寬嚴情況，也很難說明。因為後來的朝代多是依靠法律治理國家，於是人們就說法治勝過禮治，其實這是一種還未探本知原的說法。 我十分欣賞佘君的這本著作，為其寫完序交給他的同時，一併附上這些話希望相互探討，這也應該是佘君的意願吧！ 一九四四年八月 汪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