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傳 · 第一章 敘論

外史氏曰：所謂大政治家者，豈易言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此謀士耳；而非吾所謂大政治家也。威震強敵，望重干城，此大將耳；而非吾所謂大政治家也。至若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可謂之純臣矣；而猶非所以語於大政治家也。託孤寄命，忠貞不渝，此可謂之良相矣；而猶非所以語於大政治家也。然則必如之何而後可謂為大政治家哉？必也具有超人之抱負，獨到之主張，而又行之以恆心，持之以毅力；故其能以一人之身，而為天下安危之所系，以一代之政，而為世運否泰之所關；其所設施，容或不便於當時，而實有裨於後世；其所作為，容或不理於眾口，而實有造於邦家。其始也，必本諸一己之政策，戮力推行，以轉移時勢；其既也，復持其獨具之卓識，力排眾議，而奠定邦基；其終也，卒賴其老成之遠謀，挽回末運，而澤被宇內。若而人者，殆所謂作中流之砥柱，造時勢之英雄；其政績所被，英主固賴之以圖強，庸主亦可因之而免禍，季世固賴之以苟全，叔世更可因之而鼎盛。所謂大政治家者，非此之謂歟？ 明乎此義，乃可與論張江陵矣。江陵明之名相；而明之名相，非止一江陵也。前乎江陵者，若夏忠靖，若三楊；與江陵同時者，若徐文貞，若高文襄，固皆卓有建樹，儼然有古大臣之風者也。而無如彼其人者，率皆以書生之本色，當鈞衡之重寄；雖亦具有純臣之操守，良相之規模，顧其所抱負者，既以囿於蕭規曹隨之見，而卑之無甚高論，因之其所設施者，亦遂局於當世一時之利，而政隨其人以息。易言之，彼輩殆皆無一定之政治主張，以為其施政之鵠的；充其極，亦僅佐成小康之治，以稱疊於一時而已。其影響所及，絕非能與吾所謂大政治家者同日而語也。然則以彼例此，吾不得不服膺新會梁氏（啟超）之言，而以江陵為有明一代惟一之大政治家矣。江陵之相業，如輔君、匡政、經武、理財諸端，固亦多步前人之成規，與時賢相伯仲，驟觀之，似亦無以大異於眾也。然其所以卓然超出於眾，自別於一般之純臣良相，巍然躋於中國以至世界大政治家之列，而能當之無愧者，則以其具有超人之抱負，獨到之主張，而又行之以恆心，持之以毅力；故其設施雖不便於當時，作為雖不理於眾口，而其影響於天下後世，所以補其闕而匡其失，正其本而清其源者，則至深且巨。無惑乎其終能轉移時勢，奠定邦基，而末運且賴以挽，宇內咸被其澤也。夫以有明中葉之由盛而寖衰，嘉隆時代內憂外患之交集，而江陵者，乃不恤受攬權之惡謗，被負友之重嫌，冒震主之不韙，干奪情之非議，兢兢焉第求政策之推行，凜凜然惟謀時勢之轉變。以視諸葛武侯之夾輔幼王，支撐危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後人何必不如前；再以方諸泰西大政治家，如馬志尼、俾斯麥諸人者，又寧遑多讓乎？至若明代諸名相，如上述之夏、楊、徐、高諸公者，則等諸自噲矣。然而生不見諒於愚昧之同儕，死復獲咎於昏庸之幼主，甚且眾口鑠金，積非勝是，史籍所載，泰半謗言。彼愚昧之徒，惑於世俗斗筲之見，不能瞭然於江陵匡扶之苦心，而徒執一二微疵，斤斤焉以議於後而掣其肘；而昏庸之主，復狃於安富尊榮之習，不能無憾於江陵諍勸之嚴規，而遂信宵小浮言，悻悻然以加之罪而沒其功；彼以其昏庸愚昧而出此，固自無損於江陵偉大之人格。所不能令人無憾者，則以一代惟一之大政治家，若江陵其人者，而坐令其橫遭埋沒，飲恨千秋，且與唐之李衛公同其不幸之命運。其所施於天下後世者如彼，而其所食之報顧如此。使人世而竟無真正之是非公論者，則毀譽之加，區區又奚足道；使人世而終有真正之是非公論者，則天下不平之事，寧有更逾於此者乎？然則掃盡浮言，別成信史，明是非而垂久遠，撥雲霧而見青天，斯亦匪異人任矣，吾又安能已於言也？於是作《張江陵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