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寫作 · 論寫作教學

而研求技術，都不妨待學生自己去理會好了。但是國文科寫作教學的目的，在養成學生兩種習慣：（一）有所積蓄，須儘量用文字發表；（二）每逢用文字發表，須盡力在技術上用工夫。這並不存在著奢望，要學生個個成為著作家、文學家；只因在現代做人，寫作已經同衣食一樣，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個項目，這兩種習慣非養成不可。惟恐學生有所積蓄而懶得發表，或打算發表而懶得在技術上用工夫，致與養成兩種習慣的目的相違反，於是定期命題作文。通常作文，胸中先有一腔積蓄，臨到執筆，拿出來就是，是很自然的；按題作文，首先遇見題目，得從平時之積蓄中揀選那些與題目相應合的拿出來，比較的不自然。若嫌它不自然，廢而不用，只教學生待需要寫作的時候才寫了交來，結果或許是一個學期也沒有交來一篇，或許是來一篇小說一首新詩什麼的，這就達不到寫作教學的目的。所以定期命題作文的辦法明知不自然，還是要用它。說是不得已的辦法，就為此。 定期命題作文是不得已的辦法，這一層意思，就教師說，非透切理解不可。理解了這一層，才能使不自然的近於自然。教師命題的時候必須排除自己的成見與偏好；惟據平時對於學生的觀察，測知他們胸中該當積蓄些什麼，而就在這範圍之內擬定題目。學生遇見這種題目，正觸著他們胸中所積蓄，發表的欲望被引起了，對於表達的技術自當盡力用工夫；即使發表的欲望還沒有到不吐不快的境界，只要按題作去，總之是把積蓄的拿出來，決不用將無作有，強不知以為知，勉強的成份既少，技術上的研摩也就綽有餘裕。題目雖是教師臨時出的，而積蓄卻是學生原來有的。這樣的寫作，與著作家、文學家的寫作並無二致；不自然的便近於自然了。學生經多年這樣的訓練，習慣養成了，有所積蓄的時候，雖沒有教師命題，也必用文字發表；用文字發表的時候，雖沒有教師指點，也能使技術完美。這便是寫作教學的成功。 勝義精言，世間本沒有許多。我們的作文，嘔盡心血，結果與他人所作，或僅大同小異，或竟不謀而合；這種經驗差不多大家都有。因此，對於學生作文，標準不宜太高。若說立意必求獨創，前無古人，言情必求甚深，感通百世，那麼，能文之士也只好長期擱筆，何況學生？但有一層最宜注意的，就是學生所寫的必須是他們所積蓄的。只要真是他們所積蓄，從胸中拿出來的，雖與他人所作大同小異或不謀而合，一樣可取；倘若並非他們所積蓄，而從依樣葫蘆、臨時剽竊得來的，雖屬勝義精言，也要不得。寫作所以同衣食一樣，成為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個項目，原在表白內心，與他人相感通。如果將無作有，強不知以為知，徒然說一番花言巧語，實際上卻沒有表白內心的什麼：寫作到此地步便與生活脫離關係，又何必去學習它？訓練學生寫作，必須注重於傾吐他們的積蓄，無非要他們生活上終身受用的意思。這便是「修辭立誠」的基礎。一個普通人，寫一張便條，做一份報告，要「立誠」；一個著作家或文學家，撰一部論著，寫一篇作品，也離不了「立誠」。日常應用與立言大業都站在這個基礎上，又怎能不在教學寫作的時候著意訓練？ 學生胸中有積蓄嗎？那是不必問的問題。只要衡量的標準不太高，不說二十將近的青年，就是剛有一點知識的幼童，也有他的積蓄。幼童看見貓兒圓圓的臉，眯著眼睛抿著嘴，覺得它在那裡笑：這就是一種積蓄。他說「貓兒在笑」，如果他會運用文字了，他寫「貓兒在笑」，這正是很可寶貴的「立誠」的傾吐。所以，若把親切的觀察、透徹的知識、應合環境而發生的情思等等一律認為積蓄，學生胸中的積蓄是決不愁貧乏的。所積蓄的正確度與深廣度跟著生活的進展而進展；在生活沒有進展到某一階段的時候，責備他們的積蓄不能更正確更深廣，就犯了期望過切的毛病，事實上也沒有效果。最要緊的還在測知學生當前具有的積蓄，消極方面不加阻遏，積極方面隨時誘導，使他們儘量拿出來，化為文字，寫上紙面。這樣，學生便感覺寫作並不是一件特殊的與生活無關的事；在技術上也就不肯馬虎，總願儘可能的盡力。 待生活進展到某一階段，所積蓄的更正確更深廣了，當然仍本著「立誠」的習慣，一絲不苟地寫出來，這便成了好文章。好文章有許多條件，也許可以有百端，在寫作教學上勢難一一顧到；但好文章有個基本條件，必須積蓄於胸中的充實而深美，又必須把這種積蓄化為充實而深美的文字，這種能力的培植卻責無旁貸，全在寫作教學。 不幸我國的寫作教學繼承著科舉時代的傳統，興辦學校數十年，還擺脫不了八股的精神。八股是明太祖所制定，內容要「代聖人立言」，就是不要說自己的話，而要代替聖人說話，說一番比聖人所說的更詳盡的話。八股的形式也有規定，起承轉合，兩股相對，都不容馬虎。當時朝廷制定了這麼一種文體來考試士子；你要去應試，自然非練習不可。但是寫作的本意原不在代他人說話，而在發表自己的積蓄；即使偶爾代他人寫封家信，也得問個清楚明白，待要說的話瞭然於胸，寫來才頭頭是道。若照八股的辦法，第一，不要說自己的話，就是不要使胸中的積蓄與寫作發生聯繫，這便阻遏了發表的欲望了。第二，聖人去今很遠，他們的書又多抽象簡略，要代他們立言，勢非揣摩依仿不可，從揣摩依仿到穿鑿附會，從穿鑿附會到不知說些什麼，倒是一條便捷的路；走上了這條路，寫作便成了不可思議的事了。依常理而論，寫作文章，除了人類所共通的邏輯的法則與種族所共通的語言的法則不容違背以外，用什麼形式該是自由的。審度某種形式適於某種內容，根據內容決定形式，權衡全在作者。所謂文無定法，意思就在此。八股卻不然，無論你內容是什麼，不管你勉強不勉強，總得要配合那規定的間架與腔拍。這樣寫下來，寫得好的，也只是巧妙有趣的遊戲文字，寫得壞的，便成莫名其妙的怪東西了。從前一般有識見的人，知道八股絕對不足以訓練寫作。為求取功名起見，他們固然要學習八股；但是要傾吐胸中的積蓄，要表白內心與他人相感通，八股是沒有用處的，他們惟有努力於古文與辭賦詩詞甚而至於白話小說才辦得到。一些傳世的著作家、文學家就是從這班有識見的人中選拔出來的。可是學習八股究竟是利祿之途，有識見的人究竟僅占少數；所以大多數人只知在八股方面做工夫，形式上好像在訓練寫作，實際上卻與訓練寫作南轅北轍。其結果，不要說做不到著書立說，就是寫一封通常的書信，也比測字先生的手筆高明不到多少。這並不是挖苦的話，如今在六七十歲的老輩中間還可以找到這樣的犧牲者呢。八股不要了，科舉廢止了，新式教育興起來了。新式教育的目標雖各有各說，但有一點為大家所公認，就是造就善於處理生活的公民。按照這個目標，寫作既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個項目，自該完全擺脫八股的精神，順著自然的途徑，消極方面不阻遏發表的欲望，積極方面更誘導發表的欲望，這樣來著手訓練。無奈大家的習染太深了，提出目標是一回事，見諸實踐又是一回事。實際上，便是史地理化等科，也被有意無意的認為利祿之途，成了變相的八股，而不問它與生活有什麼干係。何況寫作一事，直接繼承著從前八股的系統，當然最容易保持八股的精神了。我八九歲的時候在書房裡「開筆」，教師出的題目是《登高自卑說》；他提示道：「這應當說到為學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寫了八十多字，末了說：「登高尚爾，而況於學乎？」就在「爾」字「乎」字旁邊博得了兩個雙圈。登高自卑本沒有什麼說的，偏要你說；單說登高自卑不行，你一定要說到為學方面去才合式：這就是八股的精神。這個話離現在將近四十年了，而現在中學生的作文本子上時常可以看到《治亂國用重典論》，《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說》，《荀子天論篇純主人事，與向來儒家之言天者矛盾，試兩申其義》，《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二家之說孰是？》，《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方今爭於氣力說》，《寧靜致遠說》，《蒙以養正說》，《文以氣為主論》一類的題目，足見八股的精神依然在支配著現在的寫作教學。這並不是說那些題目根本要不得，如果到政治家、教育家、哲學家、史學家、文藝批評家手裡，原都可以寫成出色的文章。但是到中學生手裡，揣量自己胸中沒有什麼積蓄，而題目已經寫在黑板上，又非作不可；於是只得把教師提示的一點兒，書上所說到的一點兒，勉強充作內容，算是代教師代書本立言；內容既非自有，技術更無從考究，像不像且不管它，但圖交卷完事。這樣訓練寫作，不正合著八股的精神了嗎？學生習慣了這樣的訓練，便覺寫作是一件特殊的與生活無關的事；自己胸中的什麼積蓄與寫作不相干，必須拉扯一些不甚了了的內容，套合一個不三不四的架子，才算「作文」。有個極端的例子，對於《我的家庭》是人人都有積蓄的題目，可是有的學生也會來一套「家庭是許多人的集合體，長輩有祖父、祖母、父親、母親、伯父、叔父，平輩有兄、弟、姊、妹，小輩有侄兒、侄女，但是我的家庭沒有這麼多人」的廢話。你若責備他連「我的家庭」都說不上來，未免冤枉了他；他胸中原來清清楚楚知道「我的家庭」，但是他從平日所受的訓練上得了一種錯覺，以為老實說出來就不像「作文」了，為討好起見，先來這麼幾句，不知道卻是廢話。所以訓練者的觀念合著八股的精神的時候，即使出了與學生生活非常相近的題目，也可以得到牛頭不對馬嘴的結果。你說學生的寫作程度不好，誠然不好；但是那種變相的八股的寫作程度，好了也沒有多大用處。在生活上真有受用的寫作訓練，你並沒有給他們，他們的程度又怎麼會好？現在寫作教學的一般情形，這兩句話差不多可以包括盡了。訓練寫作的人只須平心靜氣問問自己：（一）平時對於學生的訓練是不是適應他們當前所有的積蓄，不但不阻遏他們，並且多方誘導他們，使他們儘量拿出來？（二）平時出給學生作的題目是不是切近他們的見聞、理解、情感、思想等等？總而言之，是不是切近他們的生活，藉此培植「立誠」的基礎？（三）學生對於作文的反映是不是認為非常自然的不做不快的事，而不認為教師硬要他們去做的無謂之舉？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便可知道寫作教學的成績不好，其咎不盡在學生，訓練者實該負大部份的責任。而訓練者所以要負這種不愉快的責任，其故在無意之中保持了八股的精神。 學生寫給朋友的信，還過得去；可是當教師出了《致友人書》的題目的時候，寫來往往不很著拍。這種經驗，教師差不多都有。為什麼如此，似乎難解釋，其實不難解釋。平常寫信給朋友，老實傾吐胸中的積蓄；內容決定形式，技術上也樂意盡心，而且比較容易安排。待教師出了《致友人書》的題目，他們的錯覺以為這是「作文」，與平常寫信給朋友是兩回事，不免做一些拉扯套合的工夫；於是寫下來的文章不著拍了。學校中出壁報，上面的論文、記載、小說、詩歌，往往使人搖頭。依理說，這種文章都是學生的自由傾吐，該比命題作文出色一點，而仍使人搖頭，也似乎難以解釋。其實命題作文也沒有什麼不好，命題作文而合著八股的精神，才發生毛病；學生中了那種毛病，把胸中所積蓄與紙面所寫看作互不相關的兩回事，以為寫壁報文章也就是合著八股的精神的「作文」；所以寫下來的文章也不足觀了。無論寫什麼文章，只要而且必須如平常寫信給朋友一樣，老實傾吐胸中的積蓄。現在作文已不同於從前作八股，拉扯套合的功夫根本用不到，最要緊的是「有」，而且表達出那「有」：這兩層，學生何不幸而得不到訓練呢？曾經看見一位先生的文章，論大學國文系「各體文習作」教材的編選，對於不懂體制的弊病，舉一個青年為例。他說那個青年平時給愛人寫情書，有戀愛小說作藍本，滿可以肆應不窮；但是母親死了，要作哀啟，戀愛小說這件法寶不靈了，無可奈何，只好請人代筆。我看了這段文章就想：寫情書不問自己胸中的愛情如何，而要用戀愛小說作藍本，的確是弊病；而這弊病的由來在於沒有受到適當的寫作訓練。至於做母親的哀啟，在發表胸中所積蓄這一點上，實在與情書並無二致。單說不懂哀啟的體制所以作不來哀啟，好像懂了哀啟體制就可以作成哀啟，這樣偏於形式，也是一種八股的精神。學生在不正確的觀念之下受寫作訓練，竟至於寫情書不問自己胸中的愛情，做母親的哀啟要請人代筆；說得過火一點，這樣的訓練還不如不受的好。不受訓練，當然得不到誘導，但也遇不到阻遏；到胸中有所積蓄，發表的欲望非常旺盛的時候，由自己的努力，寫來或許像個樣子。受了八股的精神的訓練，卻漸漸走上了岔路，結果寫作一事反而成為自由傾吐的障礙。八股時代的犧牲者寫一封通常的書信也比測字先生的手筆高明不到多少，便是榜樣。除非如從前有識見的人那樣，明知所受的寫作訓練不是路數，自己另闢途徑來訓練自己，那才可以希望在生活上終身受用。然而有識見的人在大眾中間究竟僅占少數啊！ 教學生閱讀，一部份的目的在給他們個寫作的榜樣。因此，教學就得著眼於（一）文中所表現的作者的積蓄，以及（二）作者用什麼功夫來表達他的積蓄。這無非要使學生知道，胸中所積蓄要達到如何充實而深美的程度，那才非發表不可；發表又要如何苦心經營，一絲不苟，那才真做到了家。學生濡染既久，自己有數，何種積蓄值得發表，決不放過；何種積蓄不必發表，決不亂寫；發表的當兒又能妥為安排，成個最適合於那種積蓄的形式，便算達到了作榜樣的目的。閱讀的文章並不是寫作材料的倉庫，尤其不是寫作方法的程式。在寫作的時候，愈不把閱讀的文章放在心上愈好。但實際情形每與以上所說不合。曾經參觀若干高等學校的閱讀教學，教材無非《古文觀止》中所收的幾篇，教師的講解也算顧到寫作訓練方面；如講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便說「古人秉燭夜遊」點「夜」，「況陽春召我以煙景」點「春」，「會桃李之芳園」點「桃李園」，「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點「宴」：這樣逐字點明，題旨才沒有遺漏。又如講蘇軾《喜雨亭記》，便說「亭以雨名，誌喜也」是「開門見山法」，直點「喜」字「雨」字「亭」字；「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是「反跌法」，襯托下文的「喜」；以下「乃雨」，「又雨」，「大雨」，逐層點「雨」字；以下「相與慶於庭」是官吏「喜」，「相與歌於市」是商賈「喜」，「相與忭於野」是農夫「喜」：這樣反覆點明，題旨才見得酣暢。把作者活生生的一腔積蓄僵化為死板板的一套程式，便是這種講法的作用。那給與學生的暗示，彷佛《春夜宴桃李園序》與《喜雨亭記》並不是李白蘇軾自己有話要說，而是他們的教師出了那兩個題目要他們做的；而他們所以交得出那樣兩本超等的卷子，功夫全在搬弄程式，既不遺漏又且酣暢的點明題旨。從此推想開來，自然覺得寫作是一種花巧；遇到任何題目，不管能說不能說，要說不要說，只要運用胸中所記得的一些程式來對付過去就行。為對付題目而作文，不為發表積蓄而作文；根據程式而決定形式，不根據內容而決定形式：這正是道地的八股精神。從前做好了八股，還可以取得功名；現在受這種類似八股的寫作訓練，又有什麼用處呢？ 你若去請教國文教師，為什麼要學生作那種與他們生活不很切近的論說文，大半的回答是：畢業會試與升學考試常常出這類題目，不得不使學生預先練習。的確，畢業會試與升學考試的作文題目常常有不問學生胸中有些什麼的，使有心人看了，只覺啼笑皆非。訓練者忽視了學生一輩子的受用，而著眼於考試時交得出卷子；考試者不想著學生胸中真實有些什麼，而隨便出題目，致影響到平時的寫作訓練；這又是道地的八股精神。有一位主持高等考試的先生髮表過談話，說應試者的卷子「技術惡劣，思路不清」，言外有不勝感慨的意思。我想，要看到「技術完美，思路清晰」的多數好卷子，須待訓練者與考試者對於寫作訓練有了正當的觀念。觀念不改變，而望學生寫作能力普遍地夠得上標準，那便是緣木求魚。 改變觀念，頭緒很多，但有一個總綱，就是：完全擺脫八股的精神。所有指導與暗示，是八股的精神，徹底拋棄；能使學生真實受用的，務必著力；這就不但改變了觀念，而連實踐也革新了。至於命題作文的實施，羅庸先生的論寫作教學 話很可以參酌。他說：「國文教師似應採取圖畫一課的教法，教學生多寫生，多作小幅素描，如雜感短札之類，無所為而為，才是發露中誠的好機會。」（見《國文月刊》一卷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