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一阿含經選譯 · 題解
阿含，是梵文Agama的音譯，亦作阿鋡、阿含暮、阿伽摩、阿笈摩，譯言法歸，意為萬法所歸趣。亦言無比法，意為最上無比之妙法。亦言教、傳等，意為輾轉傳來以法相教授。總之，為傳承的教說，或結集教說的經典，本為佛經總名，今只為小乘諸經總稱。實際上，是耆那教先將經典稱作悉曇多或阿含，後為佛教引來使用。
增一阿含，是梵語Ekottarikāgama的漢、梵及義、音合譯而成。Ekottarikā（Eka-uttarikā）字義為「增加一個（數目）」，Āgama字義為「傳來的聖教」或是「傳來的聖教集」，兩字合稱就是：傳來的聖教以「法數」匯集，從一法逐次增一（至十一法）。
為了方便憶念，易於持誦，以增一法數持誦佛法，早在佛世時已通行，稱為「一問、一說、一記論……乃至十問、十說、十記論」，為外道所不能說、不能答。
佛陀入滅後不久，其弟子為鞏固教團和推進傳教事業，以迦葉為上首由五百大羅漢而舉行第一次結集，共同審定由阿難憶誦的法、由優婆離憶誦的律。這些經律最初並未形成文字，而是以口頭傳承方式流傳世間。為便於記憶傳誦，佛經在傳承過程中按內容和形式被分為九分教或十二分教。據化傳《五分律》《四分律》《摩訶僧祇律》及《增一阿含》的《序品》看，原型《增一阿含經》是在公元前四、三世紀佛教分裂為部派以前，由佛教學者按佛經篇幅的長短及其內容編纂而成，而且可能是四部阿含中最後編纂成的。為了防止諍訟，使法久存，佛陀弟子們在早期就曾以增一法結集經典使之流行，《增一阿含》即以五分教成立的《相應阿含》為本，依「本事經」（「如是語」）的增一法，加上本生、譬喻、因緣擴編而成。
在部派佛教時期，《增一阿含經》與《雜阿含經》《長阿含經》《中阿含經》一起，被各部派不斷加以改變，各部派依原有的「四部阿含」繼續作不同的審定、改組、結集、傳誦，形成各部派所特有的阿含，因此，《增一阿含》也就有了上座、大眾、有部、正量、化地、法藏和飲光諸部的不同誦本。如流傳至今的大眾部《增一阿含經》（共四七二經）與銅鍱部《增支部》（共二二九一經），兩部經典雖同為集一法至十一法，但其經數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其相當的經或類似的經只有一五三經。化地部、法藏部也同為集一法至十一法，說一切有部卻是集至十法。由此可知，現存南北兩傳《增一阿含》（《增支尼柯耶》），決不是原型《增一阿含》，而是經過了各部派編改而成的《增一阿含》。
現傳《增一（支）阿含經》，約有南傳巴利語、漢語、滿語、蒙古語、英語、德語等語本。其中英、德語本是基於巴利語本譯出，滿、蒙語本是基於漢語本而譯出。在巴、漢譯本中，巴利《增支尼柯耶》屬上座分別說部，漢譯《增一阿含經》屬大眾部所傳，或是其一派（即大眾末派）所傳。
最早在中國流傳的《增一阿含經》是單品經。中國譯經，最初所譯為法句類，即將經中語節要抄錄之書。如東漢時傳譯的《四十二章經》就屬法句類，是輯錄《阿含經》要點的經鈔。其中也反映出《增一阿含經》的內容。如《四十二章經》第三十章見於《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五《五王品》之四、卷二十七《邪聚品》、卷四十九《非常品》之三，第三十二章見於《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五《五王品》之三，第三十三章見於《增一阿含經》卷十三。
中國譯經，在法句類之後是分譯阿含小品，諸品本目獨立成篇。東漢末年，安世高所譯《雜經四十四篇》《婆羅門避死經》一卷即出自《增一阿含經》，此後又有吳支謙所譯《須摩提女經》一卷，西晉法炬所譯《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一卷、《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一卷、《鴦崛髻經》一卷，東晉法正《戒德香經》一卷、《四泥犁經》一卷、《國王不梨先泥十夢經》一卷，亦皆出自《增一阿含經》。直至全本《增一阿含經》譯出後，尚有單品經不斷譯出，據經錄所載，止於宋代共有三十一種之多。不過這些單品經到底屬於哪個部派所傳承，現已難以確定。
漢譯全本《增一阿含經》是兜佉勒（Tukhāra）國沙門曇摩難提（Dharmanandi）於苻秦建元二十年（公元三八四年）在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首先暗誦而出，佛念譯傳，曇嵩筆受，道安、法和共考正，僧䂮、僧茂助校。此譯本五十卷（一說四十一卷），流傳不廣，久已佚失。
東晉隆安元年（公元三九七年）罽賓（Kaśmīra）人瞿曇僧伽提婆（）於洛陽譯改，竺道祖筆受。此譯本為五十一卷，僅為譯改，而非重出或重譯，所以此譯本與難提本略有小異。兩譯在唐·武周時「二本俱存」，至唐開元間則「兩譯一闕」，提婆譯本有存，難提譯本佚失。此後各版大藏經所收錄的皆屬僧伽提婆譯本，現所依據的佛光版本亦屬提婆譯本。
佛光版《增一阿含經》系以號稱精本的《海印寺版高麗大藏經》為底本，再對勘《磧砂藏》（即南宋延聖院版大藏經）、《頻伽藏》（即上海《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卍正藏》（即《大日本校訂訓點大藏經》）、大正本（即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等各版大藏經，異同並比，互補遺闕，並採用大正本對各種古版藏經的校勘部分。
《增一阿含經》與雜、中、長三部阿含同為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時代所公認的聖典，雖然有些內容受部派以至大乘或後世社會影響而進行過增刪、補改，但在現存浩繁的佛經中比較真實反映早期佛教基本教義的只有《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就是以較為樸素、簡潔、形象的語言介紹了釋迦牟尼早期傳教的情況和早期佛教四諦、五蘊、四念處、緣起、三十七道品等基本教義，闡述了出家僧尼的戒律及對在家信徒修行的規定，並隨順世人的根機，由各方面而說一法，以各種因緣故事勸化人們去惡向善，趣於涅槃。
《增一阿含經》與雜、中、長三部阿含都曾經歷過部派時期各部派的改編、增補，因此四部阿含亦帶上了各部派及其繼承者的思想色彩，但同樣又不同程度地記述了釋迦牟尼時代的史實，若依據現存各部派不同誦本的《增一（支）阿含》及其單品經，進行綜合地比較分析研究，就能較為真實地反映出早期佛教創立和發展的概況。
《增一阿含經》保存著不少早期佛教曲折發展的珍貴資料。佛教的創立是建立在反婆羅門種姓階級制度基礎之上的，隨著反婆羅門思潮的興起，古印度社會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思想派別，稱為九十六外道。這些外道與佛教雖同是反婆羅門的；但其在思想上與佛教存在著矛盾和分歧，《增一阿含經》對這些分歧和矛盾的情況是有所反映的。同時，在佛教的發展過程中，其自身內部也存在著矛盾與爭論，如釋迦牟尼與提婆達多的分化和衝突，在《增一阿含經》中就有較為全面地反映。
《增一阿含經》還有不少關於古印度社會歷史的寶貴資料。比如早期佛教的平等觀。在種姓制度盛行的印度，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剎帝利政治權力強大與吠舍經濟勢力雄厚的前提下，釋迦牟尼以宗教形式提出了新的種姓說，打破婆羅門第一的傳統社會觀念。並進一步提出四姓平等的主張（參見《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一），認為四姓在善惡報應、生死輪迴方面是平等的。即使生於卑姓家或從事鄙業之人，如能做善行，死後可生到天界或轉生富貴之家；而生於富貴家的剎帝利、婆羅門，若有惡行，死後也將轉生惡趣之中，或轉生到貧賤之家。
此外，四姓之人出家為僧，在教團內一律平等。《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一說：「四大河入海已，無複本名字，但名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為四？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於如來所，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無複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四姓之人同樣皆有出家修行之權利。
因此，對北傳《增一阿含經》和南傳佛教《增支部》及各種語本的單品經進行綜合考察研究，不僅可以了解早期佛教思想，還有助於了解古印度社會歷史概貌，這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增一阿含經》不僅反映了早期佛教的基本思想，同時還反映出從早期佛教到部派佛教直至大乘佛教的發展脈絡。這也是《增一阿含經》與其他三部阿含相比較，最為獨特的宗教價值。部派時代，不同部派的《增一（支）阿含》共同根據原始的誦本作新的編集，在留傳至今的巴利語本、梵語單經、漢譯本及單經、西藏譯單經等和其他零散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大眾部或大眾部末派、銅鍱部、化地部、法藏部、說一切有部等部派都曾編集過《增一阿含經》，若能以現存這些資料互相對照參考，也可以看出不同部派對佛法法義的異同及編集旨趣。
《增一阿含經》編集之時，尤其是大眾部《增一阿含經》編集之時，正逢法相組織的發達時代，為欲增加佛教特有的法相，為欲使人憶持不忘起見，竟以逐次由加一而排列出來的方式，來編纂《增一阿含經》，這不僅使之趣向於理論化傾向，更使之增加了思辨的特點，同時，還帶有濃厚的大乘色彩。
大乘的佛土思想就是最先由《增一阿含經》所反映。佛土在經論中有時也叫佛剎、佛界、佛國、淨剎、淨界、淨國、淨土等。隨著大乘教義的開展，佛不僅在本世界有，而且在十方世界都有。
《增一阿含經》有著不少大乘的用語和說法，如「菩薩」「菩薩發意趨大乘」「四等六度」「方等大乘義」「菩薩心」「無上正真之道」「肉身雖取滅度，法身存在」以及「夫阿羅漢者，終不還舍法服習白衣行」等等，這些充分體現了大乘的菩薩觀、法身觀，而且還闡述了阿羅漢不退轉義。
《增一阿含經》不像《雜阿含經》依「相應」、《中阿含經》依「品」、《長阿含經》依「分」進行有機的編排，使同一「相應」、同一「品」、同一「分」的各經主旨相同或相關。而《增一阿含經》除了「一法」之外，僅依「法數」類集，約每十經成一品，依每品第一經的主題作為品名，同品各經各自獨立，並無經義關聯。所以很難全部依品進行敘述。因此，我們這裡節選的標準只能依《增一阿含經》的編集方針及其內容而定。
《增一阿含經》的編集方針：首先依法數增一，相次匯集，便於持誦，憶念不忘，亦便於教化，以防諍訟。其次是以教化弟子啟發世、出世善，「滿足希求」，「為人（生善）悉檀」為主。
依此方針，《增一阿含經》集出如下內容：
（1）早期佛教的基本教義，如緣起、四諦、四念處、三十七道品等。
（2）釋尊「本生」，先佛為釋尊的「預記」以及釋尊為弟子「授記」，釋尊降魔、成佛、初轉法輪、度三迦葉、度父母、驅惡鬼邪神、入涅槃等眾多「譬喻」。
（3）諸弟子的「本事」，「記說」德行第一的弟子行誼。
（4）制律「因緣」和「戒經」之義等。
除此之外，大眾部《增一阿含經》所具有的大乘特點：
（1）公元前二世紀，「菩薩道形成」，在《增一阿含經》里，記錄種種菩薩意義的演化。
（2）佛法後期適應世間，佛陀觀有神化、梵化的傾向，為匡正而再次強調「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我（佛）今亦是人數」。
（3）空義的發揚。
（4）他方佛土思想的出現。
（5）書寫、供養經典（法寶）的提倡。
因此，本經節選的原則是既能反映早期佛教的教義及精神，又可突出本經濃厚的大乘色彩。
在此原則基礎上，本經的節選打破原有的依品或依法數進行敘述的方式，而是重新按主旨歸類，共為十類，每一類下節選一經或旨趣相同的數經。這十類為：（一）序品，（二）如來出世，（三）緣起經，（四）四念處經，（五）四諦經，（六）三十七道品，（七）大乘菩薩，（八）空義的宣揚，（九）佛土思想，（十）佛出人間。其中，如來出世、緣起經、四念處經、四諦經、三十七道品反映了早期佛教的基本教義及精神，而大乘菩薩、空義的宣揚、佛土思想、佛出人間則體現了本經的大乘色彩。節選序品是因為序品敘述了結集經典的因由，以及結集《增一阿含經》的方法及目的，還解說了菩薩的發心與六度行法等。
《增一阿含經》全經共五十二品，四百七十二經。即：一、序品；二、一法，有十三品，一百零九經；三、二法，有六品，六十五經；四、三法，有四品，四十經；五、四法，有七品，六十一經；六、五法，有五品，四十七經；七、六法，有二品，二十二經；八、七法，有三品，二十五經；九、八法，有二品，二十經；十、九法，有二品，十八經；十一、十法，有三品，二十六經；十二、十一法，有四品，三十九經。這裡節選的只是其中極少的一部分，而未選部分的內容也因編排形式的原因而無法進行全面的敘述。
《增一阿含經》的譯者主要是曇摩難提與僧伽提婆。曇摩難提進行了第一譯，僧伽提婆在其基礎上又進行了譯改，最終完成現存《增一阿含經》的漢語翻譯工作。
曇摩難提，譯為法喜，生卒不詳。為兜佉勒國人，年少即出家學道，聰慧夙成，曾遍閱三藏。苻秦建元年間（公元三六五—三八四年）到長安，與道安、竺佛念等共同譯出《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及《阿毗曇心論》等一百零六卷，後來因姚萇入寇關內，便辭還西域，不知所終。
在《增一阿含經》第一次翻譯過程中，還有一位必須提及的重要人物就是道安。
道安（公元三一四—三八五年），俗姓衛，東晉常山扶柳（今屬河北省）人，以「彌天釋道安」著稱於世，幼年失怙，十二歲剃髮出家，受具足戒後遊學四方。曾受學於佛圖澄、竺法濟、支曇、竺僧輔等。善於論辯，並對般若經及禪觀等造詣甚深，注釋頗多。苻秦時代的譯業，實由其主持，網羅學僧，組織譯場，與外國沙門曇摩難提、僧伽跋澄等，創譯《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及《阿毗曇心論》，達百餘萬言，又與法和詮定音字，詳核文旨，校正諸經。還著有《綜理眾經目錄》《光贊折中解》《大十二門注》《小十二門注》《安般守意經解》等。對中國佛教而言，無論在經典注釋、經典目錄、翻譯經論，乃至佛教儀式、行規、禮懺、禮儀等方面，道安都是開拓者。
僧伽提婆，譯為眾天，或為提和。為罽賓國沙門，學通三藏，苻秦建元年間來到長安，後渡江。於建元年間譯出的《阿毗曇心論》《增一阿含經》，因遭慕容之難，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道安圓寂，未及釐正。提婆與沙門法和一起前往洛陽，四五年間研講諸經，待通曉漢語後，方知先前所譯各經多有乖失。太元年間（公元三七六—三九六年）提婆於般若台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提婆是健馱羅系的有部學者，所譯《阿毗曇心論》《三法度論》等多屬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