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治學方法 ·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學的意義與範圍 中國從前學者，常會發生一種錯誤，以為做學問就是隔絕塵世，關起門來讀書。因此書本之外無學問，書本之外無世界。前輩先生往往讀書數十年，而不解世事者，甚或出大門而不知東南西北者，都還是書齋里的本色。就是宋人在那裡喊「學者學為人也」的口號，似乎是與世間相接近了，但是他們日日在那裡尋孔顏樂處，仍舊未免語句上的摸索，結果不過多刻幾本《語錄》，多教出幾個同樣沒用的生徒，實際與古人為學意義，相去尚遠。按《說文》：「斆（篆文省作學），覺悞也。從教，從冂，冂尚矇也，臼聲。」《段注》冂下曰覆也。尚童蒙，故教而覺之。吾謂凡所不知不能者，皆謂之蒙，經他人之教，然後豁然知之能之，便謂之覺。故學字有提示仿效之義，先生拿過去的文化積累，和他自己的造詣成績，提示學生，學生則憑其良知良能，以仿效，以覺悟，以知類通達，以化民成俗。《學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學所以如此重要，就是要借過去的文化，啟發後人的蒙昧。固然也未嘗不有聰明特達智慮過人的人，似乎是可以不學而能。然而一人智力，成效總是很少，而所謂化民成俗者，是要使人民於不自覺間，變化其心性，改易其習俗，而趨於一軌，所謂納民於軌物，這是何等偉大的事業！豈一人智力之所能勝？故一方面要孜孜不倦地去學，一方面還要急急地教百姓去學，然後化民成俗的大業，才有希望。在這種學的空氣中，自然不是終日的自己抱著書本教，百姓也終日的抱著書本子去讀死書。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勛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為問使自得個什麼？就是要教百姓明了五倫之義，人心皆有，不學則蒙蔽而不能通達罷了。孔子教弟子亦是「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知古人之所謂學，須在事業上表現出來，才見得是真學問；後世號稱做事業的人，往往不學無術，卑污苟且，而號稱做學問的人，又往往死於章句之下，做古人奴隸，其最大病根，就是把學問和事業分作兩截。 往者已矣，五百年來，能把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的，只有兩人：一為明朝的王守仁，一則清朝的曾國藩。二人都是以書生而克平世亂，都是在千辛萬苦中，把學問事業，磨鍊成功，都是戎馬倥傯之間，讀書為學不倦。不過，王守仁天資高，是高明一路的人，故其為學途徑，多偏於上達一方面，於下學功夫，則言之頗少。曾國藩為篤實一路的人，處處腳踏實地，故其為學途徑，最合於下學之門。陽明之學學之不善，還會發生毛病；曾國藩的學問，則無論如何，都不會發生弊端。高明的人應該走這條路，遲鈍的人也應該走這條路，下學的功夫如此，上達的功夫亦不過如此。因為他對學問的見解，不與凡俗同，而自己又能身體力行地做出榜樣來，這便見得他的真學問。他說： 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為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只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道光廿三年六月六日致諸弟） 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乎？……大學之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齊坐屍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書） 這是他對學問的見解，能把書中之事，處處體貼到身上去。照此處所引第一段，好像他所謂大學問，只在孝弟兩字。看第二段，他解格物誠意，然後知我們隨時隨地，都應該在學問陶鎔中。讀書固然是在做學問，即行止坐臥，亦即是在做學問。大概學問之事，原無定項，居家則將家中做到藹然有恩，秩然有序。居國家天下，則使人民各安其所，近悅遠來，推而至於為農為圃，為工為商，各思慎其職而敬其事，便是在做學問。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不違仁便是時時在做學問，朱子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都見得雖在造次顛沛之間，而為學不輟。不但如此，還要能在職業的本身與環境的本身，去尋求學問。如前所云，農圃工商，就在農圃工商中去求學識，求進益。處困窮的環境，不但能不怨不尤，並且能樂道不渝，處富貴的環境，不但能不驕不泰，並且能謙禮下人，如此一一做到了，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學的性質既如此廣大精微，無所不在，其範圍將如何規定呢？姚姬傳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辭章，曰考據。曾氏引申其義曰：義理一門，在聖門為德行而兼政事，辭章則聖門言語之科，考據則聖門文學之科。此曾氏《聖哲畫像記》之言，蓋以說明姚氏之言耳。在他的日記中，則謂有義理之學，有辭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四者之中，義理一門，自然尤為學問之本，立身之基。我以為，他生平成功多得力於此，而他生平用力之深，亦太半在此。當他三十二歲在京城充國史館協修官時，他自訂課程十二條，就見得他為學的道路與身體力行的精神。其十二條中之重要者，摘錄如下： 一、主敬 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裡，應事時專一不雜，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一、靜坐 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體驗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一、讀書不二 一書未完，不看他書，東翻西閱，徒務外為人。 一、養氣 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一、日知所亡 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有求深意是徇人。 一、月無亡其能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志。 這個課程表，他終身行之，無大更變；所以他的成就，亦正能如其所期。現在就其所成就者分類而詳說之，則可列為三大部門：曰修養，曰治事，曰讀書。所以不依曾氏義理、辭章、經濟、考據四種分法者，為其言不甚顯豁，而於本書性質尤不相宜。實則修養即曾氏所謂義理之學，治事則經濟之學，讀書即辭章之學與考據之學。他生平所治之學，可以此三種盡之。他對此三種，都有深刻的研究，精細的心得，極具體、極簡易的治學方法。他所治學問的內容，雖然未盡適合於今日，但是他治學的方法，確在在足以為今人模範，是以本書所言，完全重在他的方法，而不一一述其學術內容。 第二章 曾氏氣度與學風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我們既略知曾氏對學問的意義與學問的範圍，都有很精微的解釋，我們更要進一步去研究他治學的方法，故不能不先知他的氣度與他的學風。知得他的氣度，然後知他學問事業造詣的根柢；知得他的學風，然後知他的治學方法所由來。並且可以明白何以頌其詩，讀其書還不夠，定要加一個知其人。大概不知其人的身世，徒讀其詩書，恐怕就時時要感覺書中言論，像是突如其來。譬如不明白荀卿的個性，乍看他書，就會疑惑他何以要主張性惡，何以開口就是人之生固小人。明白了他的性情行事，然後再看他書，就毫不奇怪了。因此我們在研究曾氏治學方法之前，定要有本章的敘述。 曾國藩的才質，並不能算是聰秀。老實點說，他的確是一位很拙鈍的學者，不但在他的日記、家書中間，常常發現他自己說他是天性魯鈍；就縱或他自己不說吧，我們只要看他修己、治人、齊家、讀書諸事，幾無一處不見得他魯鈍或拘拙。魯鈍與拘拙並不是壞事，高明與聰穎，亦並不是好事。可以說曾氏一生得力處，就在他自知魯鈍，乃勤勤懇懇，孜孜矻矻，按部就班地去走下學上達困知勉行的道路。平常人壞處，就在自以為有幾分小聰明，於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凡事好高騖遠，而不腳踏實地地去做，所以結果倒還是魯鈍拘拙的人成功。以聖門學生而論，子貢比曾子聰穎得多了，然而孔子之道傳之曾子，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就可知孟子惡智，老子尚拙的深意了。我所謂曾氏的魯鈍拘拙，就是因為他的天性是篤實敦厚一路的人，而自己又深察平常人所謂聰明的危險，所以自己不知不覺就會做到魯鈍拘拙一路上去。然而拿他學問造詣和事業的成功來說，就要格外使我們深服他精神的可畏。另一方面說，假如我們自己感覺自己的天資不甚高明，也就不必自餒；即自命是有幾分聰明的人，尤應該時自勵。 因為他是誠篤一路的人，所以要看他的氣度，也該以此為出發點。他氣度的表現，可以從兩方面觀察：一是他自己的立身為人，二是他的待人接物。在敘述他這兩方面之前，我先引薛福成的一段話，可以概見這兩面的大要。他說： 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即與故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鑒，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襮於外，立心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暑。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其數十年逐日行事，均有日記，……戰兢臨履之意，溢於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彌篤，雖古聖賢自強不息之學，亦無以過之也。——見《庸盦文集》 在這一段中，我們已可見得曾氏氣度的大略。關於他自己立身為人的，則制行甚嚴而不事表襮於外，立心甚恕而不求備於人，專務躬行，進德尤猛，不畏難，不取巧，雖禍福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關於待人接物的，則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氣度是如此的恢宏闊大，安得不為一代中心人物的中心？薛氏在他部下多年，我們相信薛氏的道德文章，當然是「污不至阿其所好」。 他處處表現著腳踏實地的精神，所以他時時有猶恐失之的感覺。我們看他把日常功課立為課表，每日照上面做，更於每晚做日記，自訟這一天言論行事得失。還恐怕有懈怠疏忽的地方，又常做出許多箴言、對聯，或者標幾個字在自己腦筋里，做立身行事的標準，使隨時隨地有所鑑戒。這是翻開他的全集，處處可以見到的。我們統觀他的言論行事，可說是洗淨浮華，樸實諳練，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若拿幾個抽象的名詞來表白他這種氣度，則謙、恕、勤、恆四字，很可以代表。大概謙、恕二字可以代表他待人接物的氣度，勤、恆二字，則是他終身行事的不二精神。他嘗說：「君子之道，莫善於能下，莫不善於矜。」（見《雜著·氣節·傲》）又曰：「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見日記）即此數語，可見得曾公氣度之一般了。 他的氣度是如此，所以造成他樸實諳練的學風，他覺得學問這件事情，是應該公之天下，不應該有主觀成見摻雜其間，更不應該互相標榜，以成所謂門戶之見，在他家書中曾經說過：「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然弟盡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暗然尚 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這幾句話並不是偶然因其弟信中之言而為此順便的解答，他對學問素來就未主張過門戶。他覺得各家的學問，都必有其長處，若能去短取長，則不但無門戶相標的必要，並且有兼取眾長的好處。這種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的態度，在清朝學者中，就不大多見。乾嘉年間的那些大師，自號漢學，於是醜詆宋人理學，不遺餘力，間有講理學者則又或標程、朱，以攻陸、王；或標陸、王以攻程、朱。在他看來，都是不免於太自隘了。在他所著《聖哲畫像記》一篇之中，頗可以見得他對於各門學問都有兼收並蓄、博採眾長的精神。他中間有一段說：「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為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為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群言，以自隘乎？」這是他顯然的不贊成漢學家與宋學家的互相攻擊。他覺得這樣互相攻擊，直是把自己看小了。因為他是要兼綜漢、宋之長，以成文實並茂的學問，故不欲左袒以附一哄。且不獨於漢、宋之爭為然，於程、朱、陸、王之爭，亦復如此。唐鏡海是曾氏的先生，著《清朝學案小識》專尊程、朱，而排陸、王，於是就成一部著名的壞書。曾氏就不如此，他說：「朱子主道問學，何嘗不洞達本源？陸子尊德性，何嘗不實征踐履？姚江（王陽明）宗陸，當湖（陸清獻）宗朱，而當湖排擊姚江，不遺餘力；當湖學派極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覆穎州夏教授書》）以此態度，比之於唐鏡海的拘墟狹隘，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不但如此，在他日記中，還有這樣幾句話： 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為聞道之君子乎？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氏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偽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 觀此數段，則知曾氏不但於漢、宋之爭，朱、陸之爭，認為非學者應有態度，且欲合上下古今諸子百家於一爐而共冶之，偽者裁之，缺者補之，以成其廣大深淵。這種毫無主觀成見，納百川於一海的為學精神，乃為曾氏治學方法中的主要條件；故欲論曾氏的學風，不可不首先知道他這種博採眾取，不主門戶，不尚標榜的氣概。 其次在他學風中占重要地位者，就要算他那困勉的工夫。他嘗說：「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又曰：「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懈，則百處懈矣。」這幾句話，可算是他為學精神的綱領。他所以能如此艱苦卓越，不稍弛緩者，正因為他把學問目標立得很遠大，故日求赴之不敢荒懈，蓋即莊子所謂：「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意了。我們看他的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穫，只問耕耘。即可知其所期之遠大，與用力之不可以不勤勉了。且人非生知安行者，凡事總得帶幾分勉強，才能有所成就，常人之畏難苟安，就是不願意勉強。不知「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矣」，所謂可觀，就是說雖是一件小能小藝，都必定要經過若干勉強力行，然後才可以有這小小的成就。曾氏對困勉的境界，體會至為深透，茲錄數段如下： 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慢，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丑，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家訓·紀鴻》） 人性本善，自為氣稟所拘，物慾所蔽，則本性自失；故須學焉而後復之。失又甚者，須勉強而後復之。……凡有血氣，必有爭心，人之好勝，誰不如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強恕之事也。一日強恕，日日強恕，一事強恕，事事強恕，久之則漸近自然，以之修身則順而安，以之涉世則諧而祥，孔子之告子貢、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無先於此者；若不能勉強而聽其自然，以頑鈍之質，而希生安之效，見人之氣類與己不合，則隔膜棄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復能勉強自抑，捨己從人，傲惰彰於身，乖戾著於外，鮮不及矣。莊子有言：「刻核太甚，則人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董生有言：「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至哉言乎。（見《雜著·勉強》） 余觀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強作而臻絕詣。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論人者，某也向之所為不如是，今強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風，莫大乎此。（見《雜著·勉強》） 這幾段發揮困勉的意義與效益，可謂淋漓盡致；並且他這言論，並沒有一句高遠的理論，都是很平易的事實，而且句句都是他自己經驗過來，有方法，有步驟，只要按照他這方法去做，不會沒有效益的。怕的就是稍遇困難，就不願勉力前進，就成為中道而廢。於是成者愈成，止者愈止，最後乃變成相懸甚遠的兩樣人。我們看他教紀鴻用困勉工夫的方法，是何等親切？大概宇宙間無論哪一種學問，絕沒有不須勉強力學就能成功的；縱令有了，這種學問的價值，也就有限。假如這一門學問，是可以不須勉強學成，如目之能看，耳之能聽，則根本這種機能，就不必稱為學問。既成為一種學問，必其中須要若干心力，若干困難，且必以我精神勝過困難，然後庶乎有得。勝過小困，則有小得；勝過大困，始有大得。試看古今中外之大學問家，那一個不是勝過重重疊疊的困難，然才有所成功。曾氏所舉寫字之例，就是一個榜樣。他說：「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丑，意興愈低，所謂困也。」這幾句話，只要我們曾在任何一門學問上用過功力，都會領略得到；不過我們當這個困的時期，是怎樣的情形呢？勉力前進呢？廢然摧沮呢？當然有很多的人是勉力前進，以求達他最後的目標，但恐怕畏難苟安，萎縮不前者，定亦不在少數。所以他接著就說：「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看他用這一個「熬」字，就可知道這個關頭，確不容易過去，苟沒有堅忍的耐心與精力，恐就難免要被困難阻撓了吧。而且這個困難，還不只一次，雖然熬過一次，便有少許進步，但是方見進步，卻又有第二次的困難，定要經過若干次的「熬」，若干次的「奮」，然後才有亨通精進的境界。這若干次的困進，就不是一般淺嘗輒止的人們所能打過。所以他說：「打得通的，便是好漢。」這一段他描繪困勉工夫，最為透徹，可以說是他自述其學問心得，以教其子，也可以說他在發揮學問上必經的道路；這種困勉的工夫，不但是他自己凡事皆用，並且教導子弟，教導友朋部屬，都是這一套法門。因為他認定學者自讀書以至於復性，做聖賢豪傑，都不可舍勉強而聽其自然，所以困勉工夫，也是他學風中重要之一。 此外，還有一種，也在他學風中占有地位，就是求闕的精神。他因為時時要戒驕傲，戒懶惰，所以時時刻刻惟恐自己犯自滿的毛病，乃名其居曰：求闕齋。就是表示要求闕的意思。原來人的學問，到稍有造詣的時期，誠難免傲然自足，輕視他人，因此他乃處處存一個求闕的念頭；處處求闕，自然無形中就不會自足與輕視他人。這還是就消極一方面說；凡人能時時刻刻求自己的闕，則其進德修業，亦必較他人為猛，這都是求闕精神的效益。然而他自己所謂求闕者，則完全出於臨深履薄之心，惟恐高而致危，滿而致溢，他全生的學問事功，都時時帶有這種惕勵之心。他自己嘗說：「余居京師，自名所居曰求闕齋，恐以滿盈致吝也。人無賢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則可勉於災戾，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動心忍性，斯大任之基，側身修行，乃中興之本。自古成大業者，未有不自困心橫慮覺悟知非而來者也。吝則馴致於凶，悔則漸趨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於悔，莫不善於吝。吾家子弟，將欲自修而免於愆尤，有二語焉：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見《雜著·悔吝》，參閱所著《求闕齋記》）這幾句很可以概括他求闕的意義，這種意義，在他治家的學問上，表露尤多，是以其教訓子弟，常以遷善改過，持滿戒盈為務。他曾說： 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一升谷，明日修一分業，又算余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致四位弟書） 季弟書中，言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以時時儆惕，余觀此語，欣慰之至。凡人一身，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慶，不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誠，而所謂改過修德者，不足以質諸鬼神也。吾與諸弟勉之又勉，務求有為善之實，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自我兄弟而剝喪，此則余家之幸也。（咸豐元年七月廿八日致諸弟信） 照這一類意思，在他家書和日記裡面，可算是觸目皆是，他有了這個觀念在心目中，所以不敢自是，不敢自滿，以養成他虛懷若谷的治學精神；這種精神，並不是可以虛偽掩飾做成門面的，更不是畏神畏鬼，迫於迷信的，苟其如是，則行之不能自然；且至大利害衝突的時期，就會顯現出很大的裂痕。他是完全由於心志遠大，目光遠大，且深信孟子「求在我」與「求在人」之意義，溶化而來。遷善改過，修德讀書，皆求之在我，且可久可大，而毫無扞格。積穀積錢，皆求之在人，且過眼煙雲，瞬即剝喪。雖然，此理甚明，常人皆可見到，然而非有深厚學養，即不能做到。曾氏系將修養、事功、讀書，聯成一片，幾無時無地不是他研究學問的場所，無事不是他研究學問的資料，故他這求闕的精神，雖稍偏於個人的反省與治家的儆惕，我亦認為是他學風之一。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知道他的氣度是謙恕勤恆，而學風則為不立門戶，困知勉行與求闕。他的氣度自然是他學養的成績，亦可以說他的學問事功，亦因他的氣度而更光輝充實；至於他的學風，則又為他的治學方法根柢，請於以下各章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