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家書選 · 導言
提到曾文正，我想，讀過近百年史的人，總該沒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吧？他是一個文弱書生，卻能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把占有東南「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蕩平了。這在民族的立場上看來，功罪雖然還待論定；可是他的堅毅不拔的精神，好學不倦的意志，高尚廉潔的人格，謙虛誠篤的態度，知人善任的器量，總不愧為近代一位最偉大的人物，值得做青年們的模範！
他原名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文正是他死後，清廷贈給他的諡號。他的曾祖叫竟希，祖叫玉屏，父叫麟書，三代都是以農為業的。他生於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十月十一日，死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二月初四日，享年六十二歲。他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就中了進士，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從翰林院檢討升到吏部左侍郎，中間除放了兩次的考官，到過四川和江西做主考外，這十多年的生活，都消磨在北京城裡。據郭嵩燾做的《曾文正公墓誌》說：
公始為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精熟禮典，以為聖人經世宰物，綱維萬事無他，禮而已矣！澆風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興，而其精微，具存於古聖賢之文章。故其為學，因文以證道。常言載道者身也，而致遠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達而傳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於心而當於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之高下，與其人賢否。滿洲塔齊布公、新寧江公忠源、衡陽彭公玉麟、善化楊公岳斌，或從末弁及諸生，獎拔為名臣。其於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相取，左公亦以顯名天下。片長薄技，受公一顧，爭自琢磨砥礪，敦尚名節，在軍必立事功，在官為循吏，曰：「吾不忍負曾公！」而公斂退虛抑，勤求己過，日夜憂危如不勝。自初仕及當天下重任，始終一節，未嘗有所寬假。及其臨大敵，定大難，從容審顧，徐厝之安，一無疑懼。此公道德勛名，被於天下，施之萬世，而其意量之宏深，終莫得而罄其用而窺其藏也！
我們讀了他的《家書》和《日記》，就可以知道他的事功和學問都是由平日積累涵養而來。郭嵩燾上面所說的一番話，並不是什麼「溢美之辭」。
他從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做江西正考官，丁母憂，回湘鄉原籍。恰值太平軍起，進攻湖南，圍長沙，不克，移兵破武昌，連陷沿江郡縣，江南大震。那時咸豐帝就叫他會同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他的生活也就從此改變了。後來進駐衡州，造戰艦，練水軍，勸捐助餉。四年正月，督師東下，和太平軍在岳州開始接戰，吃了一次敗仗。又在靖港交鋒，接著又是大敗，結果他跳水要圖自盡，幸虧他的幕僚長沙章華把他救起。可是，他經過了這接二連三的挫敗，他的意志愈堅強了，他的部屬楊岳斌、彭玉麟、塔齊布等，個個都給他出死力，以次收復湘潭、岳州、武昌、漢陽諸重鎮。他的功業基礎也就從此確立了。從這年起，直到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十年之間，他總是度著軍中生活，奔走於湖北、江西、安徽、江蘇四省境內，天天調兵遣將，不遑寧居，結果把太平天國的首都——金陵攻破了，整個的太平天國也就根本消滅了。清廷封他一等侯爵，在漢人裡面，可說是「曠代之榮」。他這時早已做到兩江總督，他的部屬都布滿了重要位置，他不但不自驕矜，反而愈加謙抑了。後來他又奉命到山東，剿辦捻匪，都由他的部屬劉松山、劉銘傳、李鴻章等次第削平。他拜了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又補武英殿大學士，調任直隸總督。末了他仍死於兩江總督任內。臨死的時候，他還是努力辦公。這種毅然以天下自任，至死不懈的精神，真是值得我們佩服崇拜的啊！
他的生平事跡，著在《清史》，我們不暇備述。他的偉大事業，所以能夠成就的原因，說起來到很平淡無奇。據說他平生「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只有這麼兩句話：一句是「不誑語」，一句是「不晏起」。這是多麼平凡的兩句話，卻是我們要履行到死，始終如一，也就不很容易呢。人家說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他在做京官的時候，便已留心人物。他一方面刻苦自勵，一方面網羅人才，他的感化力真是叫人「不可思議」。據說他在軍營裡面，所有一材一藝的人物沒有不並畜兼容的。他每天沒有天亮的時候便已起身，到了黎明，就傳令所有的幕僚一起來和他同進早餐。仿佛這是每個幕僚天天應盡的義務。他利用這個時間，和一般僚屬們，上下古今，無所不談，這一頓早餐，足足要喫一兩小時之久，這是多麼奇怪的一回事！在這七八十年來，中國的人才，無論在事功、學問、文章方面，差不多沒有不受他這一頓早餐的影響的。他幕府里的人物，整個的支配了咸、同以後幾十年的政治界和學術界。這種感化的力量，是何等的偉大啊！
他在他所做的《原才》裡面，開首就是這麼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這裡所說的「一二人」，也就是所謂「以天下自任」的人。這一兩個人，只要他自己真箇是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好學不倦的意志、高尚廉潔的人格、謙虛誠篤的態度、知人善任的器量，毅然挺身而出，給一般的知識分子做個好好的榜樣，那裡有不受他感化的道理？中國之大，何患無才，只愁沒有和曾文正這樣一個人物來做榜樣吧了！
我們知道曾文正一生的事業，都是從腳踏實地，日積月累，磨練涵養出來的。他並不是一個怎樣超越的天才，更不是一個怎樣神秘不可思議的人物。我們只要拿他來做個榜樣，毅然把這個「天下興亡」的重大責任扛在肩上，不斷的死心塌地的苦幹，那怕有怎樣的惡劣環境，我們是終究可以把他戰勝的。總括一句話，偉大的事業，是要我們腳踏實地去乾的。這個成功的秘訣，就在一個「恆」字和一個「誠」字。這「恆」字就是不斷努力的意思，這「誠」字就是不說謊話而已。
現在國事的敗壞和社會的不安，固然有他的複雜關係；而受過教育的國民，缺乏人格和道德的修養，要算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一般的知識分子，全不理會這個「誠」字，反把熱誠負責的人看做一個大傻瓜。他們對於人和人之間，只是虛偽、敷衍，互相欺騙，互相猜疑，一點誠意都沒有。照這樣弄下去，還有什麼人能夠負起這救國救民的重大責任來呢？
我們要對症下藥，來訓練一般最有希望的青年，把他的品性弄好，那麼在沒有介紹這本《曾文正公家書選》之先，就得把他的重要格言「不誑語」三個字，三番兩次的鄭重提出，希望讀者們十二分的注意。
講到曾文正的家書，通行的本子，共是八卷，都是寫給他的祖父、父親和兄弟們的。有的是談家常瑣事，有的是講做人的道理，有的是論治學的方法。總括一句，他只是教他家裡的人要立志做個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人，所說的話，也都是曾經身體力行的老實話而已。
他是一個最喜歡寫信的，尤其是家信。他對於兄弟，也是常常勉勵他們多多寫信，並且要認真從事的。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從北京寄給他在家裡的四個老弟的信，就有這樣的一段話：
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即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教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且書信既詳，則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樂何如乎？
他是要利用寫信來討論學術和交換知識的。所以他對這件事，看得特別鄭重。他又對他的老弟說：
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訂。
這些看來都是細微末節，可是他那種做事認真，絲毫不苟的精神，便從這看似無關緊要的小事上充分表現出來。他對於諸弟的信筆偶疏，總是加以嚴重的責備。在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的信上說：
諸弟寫信，總雲倉忙。……若弟等倉忙，則兄之倉忙，殆過十倍，將終歲無一字寄家矣。
一個人總有幾分怠性，遇事推說倉忙，這就叫做「欺心」，這就叫做「誑語」。家信都懶得寫。那裡能夠養成刻苦勤奮的精神？我們看了他這些誥誡諸弟的語言，應該是怎樣的痛自責備才好啊！
在他的家書里，差不多句句都是「藥石之言」，處處可以看出他「律己之嚴」，處處可以看出他「待人之厚」，這就是所謂儒者的真精神，也就是我們先聖先賢遺留下來的固有美德。青年們把他的話來做個立身處世的指南針，是不特有益於個人，而且是大可造福於國家社會的。
這個選本，共收他的家信五十九封，還不到全部十分之一。可是對於治學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大致也差不多了。他對於學問一方面，只是提出一個「專」字和一個「恆」字。他作京官時，交結了許多益友，增長了不少的見識。他這個「專」字的秘訣，也是從他的朋友吳子序得來的。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的信上就曾引子序的話：
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他既感覺上面的話，切中自己的毛病，於是一方面定出「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以自督勵；一方面切囑他的弟弟「總須力圖專業」，「萬不可以兼營並騖」。他的讀書方法是極笨的，一本書從頭到尾，都要用朱筆點過，寫字也是要認真的。在現在的青年看起來，一定會說：一個人那裡有這樣的充分時間去做這種笨事呢？說到這裡，我要再來補充幾句。在他作京官的時候，固然不見得是怎樣的忙，可是他平日都是「事無巨細，必躬必親」的。在普通的人看起來，那裡還會有從容點書的餘暇？他卻不但在作京官的時候老是這樣辦，就是到了後來，他在兵營里「軍書旁午」的時候，也還是天天要寫他的字，讀他的書。可見得把一個「忙」字來搪塞自己不用功的罪過，是不中用的人幹的事。一個人太聰明了，往往把他的時間，用在不當用的事物上面去，這是社會上的一樁重大損失啊！他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上，又有這樣一段話：
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他把這個「恆」字，認定是「成功之母」。又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給他四個老弟的信上說：
欲別立課程，多講規條，使諸弟選而行之，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長兄督責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所望於諸弟者，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則我心大慰矣。
他一方面督責諸弟，一方面督責自己。他說：
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葉，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閣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
像這樣「不激不徐」，天天如是的用功下去，一來可以養成有規則的生活，二來可以鍛練不懈怠的精神，並不是叫人讀死書而已。
他教人讀書的方法，除了這個「專」字和「恆」字外，其次就是要「虛心」。他在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信上說：
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為人所冷笑，乃有進步。
「傲氣」和「自滿」固然是「進德修業」的障礙，但是一個人「妄自菲薄」，也是要不得的。所以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信上說：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塞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也。
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的信上又說：
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藉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
像這種不凡的抱負，是有得於宋代大儒陸象山先生之學而來的。他教人求學的宗旨和方法，雖千言萬語，都不外乎上面所述的一套話，只在我們能夠腳踏實地，去不斷的努力而已。
至於他教人做人的道理，一則曰「慎獨」，二則曰「求缺」。所謂「慎獨」的意義，就是「誠意」工夫。他舉倭艮峰為例，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信上說：
倭艮峰先生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
這種「慎獨」的工夫，就是要求「寡過」，也就是要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人們假使自問確實無愧於心，那就無論遇著怎樣險惡的環境，怎樣困難的問題，都可以仗著大無畏的精神，想方法去從容解決。所謂「求缺」的意思，是希望我們對於各種事物，不要做到盡頭。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的信上說：
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眾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乎？……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齋。
凡事留些餘地，確是做人的大道理，也都是從人生經驗上得來的。總之，在他的家書裡面，句句都是切身的老實話，處處都表現他的誠篤態度和一貫的精神，看似平淡無奇，做去卻受用不盡。
其他關於一切家常瑣屑，把他拓展開來看，都有他的重要意義。最後，我要貢獻給讀者們的一句話，是凡要立志做大事業的人，須得先從小事認真做起，而他的「不誑語」、「不晏起」六個字，尤其是救時良藥，值得青年們時時刻刻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