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記趙家 · 第八章　元任又回到中央研究院

那時中央研究院奉命一起集中在南京，因為北伐成功後政府南遷(並且日本人在熱河也有戰事時時發生)，所以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也隨政府遷移。但是南京一時沒有這麼多的房子，所以各機關有暫用舊督署及各衙門的或租民房暫用，而中央研究院本有一部分向來在上海，所以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暫遷上海梵王渡小萬柳堂，等南京新址落成時再往南京遷移。所內人員的家眷自然也隨著南下，臨時在上海各處租房暫住。史語所在上海時孟真多數時間仍在北平(那時改北京叫北平了)，所務多數李濟之代理，所以我們在回國前就托他們找住房子。他們找了信義村的房子，是一種新蓋的老式上海拱堂房子式樣，他們多數人則住在花園村半洋式的房子。這次我們路過日本時上岸去玩了一天，到東京去拜望中國公使蔣作賓。他的夫人是我小時同學，也是張默君女士的妹妹。他們留我們吃了午飯，我們只稍微看了一下東京就回船了。 我們回中國船到碼頭時，第一看見唐擘黃太太帶著我們老四小中和奶媽等在那兒接我們。小中看見我們都不認識了，我覺得非常傷心不應該給她留下來。老二新那說不要緊，你看我一天就可以給她弄到同我們在一道回家住了，真是不知道她用什麼法子半天就熟了，和她們一同玩的好得很。我們搬到租的房子裡去一下發現了一個怪事。是兩樓兩底的房子，可是買的床二層樓上都搬不上去，因為樓梯太窄，別的地方更不用說了。我說另找房子吧，濟之說我替你們找的不能不住。我回他你們自己的房子自然也是你找的了，那我們就對換好了，他只得笑笑作罷。(我們向來有幾個人見面必爭的，就是丁在君、傅孟真，和李濟之，不過和濟之爭的還少點。) 我們只得另找房子，在憶定盤路住定下來以後，第一樣事是找了我的五妹到上海來關照小孩們，我和元任還須到北平去一趟，因為元任須對清華交差呢，並且搬運我們家具南下。十一月二十五動身，二十六到北平。我們到的一天是梅月涵夫婦、胡適之、任叔永四個人來接的。在車站商量住哪一家，月涵說應該住清華，元任說城裡事還多，並且清華校長有事，你容易進城。適之說我太太預備好了，住我們家。叔永也說他太太也預備好了，住他們家，並且說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對你們兩位特別，非住我們家不可。並且中基會也有汽車，到何處去都便當。適之向來怕任太太的(大名鼎鼎的陳衡哲女士)，一聽就說那我不敢搶了，我也有一個老爺汽車可以接送你們，就請你們大家天天到我家來吃飯好了。如此定下來就先到任家，我陪老梅坐一車，適之叔永和元任坐一車，適之老爺車跟在後面慢慢走，一直到任家。陳衡哲高興的很，帶我們看給我們預備的住房在前院，便當的很。大家坐下來吃飯，胡太太電話來了，說為何還不回來，我們等著呢，還有別人也在這兒等著呢。適之接電話說，該打，我忘了打個電話回家就一直來了，接完電話回到桌上說我回家一定要捱太太打屁股了(適之向來喜歡造空氣說他怕太太的)，我就說我們飯後一同去討情去，免得你捱打，並且我們暫不住你家也應該去一趟。因此大家匆匆吃了飯就一陣到了胡家。大家說定了每家住幾天，清華也得去住兩三天。我們住的和打擾人家還在其次，可是朋友們定了一個單子東家請吃飯，西家邀吃飯，自然都是這一班人來配享的不停了，自然自己也用不著花錢來吃飯了。清華也有些人進城一同吃飯或坐談的。有一天梁思成請，他的太太林徽音拿出徐志摩兩年前動身到南邊去的前夕忽然寫了一張條幅給他們，文字上有象飛機撞山的形狀(可惜我沒有他的那首詩詞，以後曾登在他文集裡「想飛」篇內)，大家都嘆惜的不得了。我想到他臨走那天晚上拖著一雙拖鞋走出來說，趙大嫂你不大打牌，今天非要你陪著打四圈到我動身止(半夜動身是坐顧維鈞的專機到上海)，元任也說他要我做的海韻曲我還沒彈過給他聽過呢。林徽音就說彈給我聽也一樣，我就笑了說自然一樣了，那本是你們的故事寫的。蔣廷黻就說趙太太不要說穿了好，林微音說不要緊。那一晚真是盡歡而散。我們一共在北平呆了十七天，任家住了四天，胡家住了九天，清華梅家住了四天，所有的朋友都請了，吃了一大轉，連餡兒餅周那裡月涵都請我們去吃過了。沒想到那一次北平一去就一直到現在三十三年沒有再去了，希望我們有生之年還有機會再到那裡，並且我生父母和過繼父母的墳墓都在清華園旁邊呢。日子真快，十七天一大些朋友們差不多每天聚會就覺得更快，真捨不得匆匆就回到上海。在上海只住了九個月又須往南京遷移。所址是在考試院旁，北極閣下面(北極閣是南京的古蹟)，除氣象台研究所外其餘新蓋韻房子多數是宮殿式的。元任的研究室在三層，特別講究，隔音的地毯都是從北平定製的，照全房間的大小，是一色灰白色的厚地毯，所有各種儀器也都是由外國定購的。這些上並不是元任特別的要求，全是孟真預備的(所以因此也特別招人妒忌)。因孟真想這些以後都是大家終身的事業了，所有的研究人員都可以安心一意的發展他們專行了，所以各人員們對自己的家庭也都打永久的計劃。我因為生長在南京而老家裡的人還很多在那兒，金陵刻經處也還蒸蒸日上，所以我比別人更覺興奮多了。有人到新住宅區去買地，有的在左近打主意，因為大家都想蓋房子，但左近地自然不夠，因為多數已給教育部、考試院和中央大學的人早買了。我們從肖友梅手上分了兩畝，因為他們的音樂院規定在上海他不須要有那一大地在南京，所以賣了三分之一給我們，地名藍家莊，我家是二十四號。蔣夢麟等人也買了些地也在路對面。那時南京真是一時之盛。我們回南京臨時就給我家(金陵刻經處)內的那兩間凶屋修理起來暫住(在我的《一個女人的自傳》一書中提過那兩間屋內死人和停棺材很久沒人敢住了)，我給房頂整個修理，加了水道裝了澡盆和抽水馬桶，住了九個多月平安無事。只大女兒忽發扁桃腺炎而二女又得白喉症。家中哥嫂們急死了，要我們搬出去，說因為這屋子不利的緣故，我極端反對說，二女白喉症乃是由學校傳染來的，與房子有何關係？(小孩由學校傳染各種病症，不要說中國，連美國現在還是如此呢。)請王素宇醫生來打了血清針幾天就好了。但打針時王醫生問我他當日得肺炎的時候打的是馬血清還是牛血清？我說忘了，因為打過那一種以後不能再打重複同樣的。那麼王醫生無法只得打了馬血清再說，並囑我守著看三小時內有無變化和反應起來，他再來想辦法。但是我對看著病人幾小時干著急有何用處呢？書又看不下去，叫別人來看著又不放心，我就給早買好了的幾斤螃蟹煮熟了來剝肉子。家裡人非常希奇我不知是何用意。等一下王大夫又來了一看見對我頓腳說，連我都不到三小時就來再看一下，趙太太！你那來的閒心剝螃蟹？我說不找事安心下來對看著，我干著急而對病人有何用處呢？這是一種安慰人的心理作用。以後在南京他們傳出去說趙太太用剝螃蟹當心理療法，那是以錯傳錯了。我的意思是遇到最急的事乾急是無用的，必須找一樣不關緊要的事來安定你自己的精神，然後可以想其它對付的辦法，亂急沒有用的，所以我常常遇到緊急事的時候，總用一個不相干的事來打岔給精神鬆緩一點。 說到蓋房子的事，我們不應該討了公家一點小便宜，和李方桂兩家從上海買了兩個洗澡盆和兩個抽水馬桶，就是不該討了公家一點小便宜把買來的東西交給所里，和所里的東西一同運到南京，所以人家就以此藉口說我們連蓋房子的東西都由公家運送。以後在南京撤退到後方去的時候也以此為藉口連元任的重要文件都不讓帶，並且聲明不帶私人的東西，可是有權者連洗衣板子都帶全了，天知道。在南京住定下來後各家就忙了蓋房子，有在藍家莊的，有在新住宅區山西路的，紛紛的動手，但是蓋房子第一是要錢。我們這些窮讀書匠很少人有現錢在手上的。聽說上海新華和金城等銀行在南京大投資開了分行，可是我們不認識行里的任何人怎麼去接頭呢？新華南京的分行經理徐振東指示上海總行的總經理王某(清華學生)和元任認識的到上海去一趟接好頭，在南京分行撥多少都可以的，元任就到上海去了。王還請吃飯，沒料到同桌上遇到一個元任中學同學的瞿季剛先生(瞿現在還住在美京呢)。他是國華銀行的總經理，他聽見元任要借錢蓋房子，他們也願借。元任覺得已經和新華接過頭了還是歸南京分行辦便當一點。徐振東以後都是和我接頭的，說趙太太要多少都可以(現在的加州柏克萊的美國銀行經理對我也是一樣的)。我就找了一個包工的，自己畫好一部分藍圖外，再找人斟酌斟酌，到銀行把圖給徐一看，一點問題沒有，就借了二萬，每月還三百元，簽字時叫元任去，元任也不看多少就簽了字。徐說了笑，你知不知道你太太借了多少？(因元任薪水在中央研究院也是最高的，和所長們一樣，這也是使人不憤氣的之一，但是這是蔡孑民先生親自批的，並且蔡先生每到南京來，夫婦兩人總親到我們家來拜望一次，這位續弦的蔡太太是周子競的妹妹，周乃元任康奈爾同班之一，所以並不是孟真私心。)等我們房子一動手而好多人都紛紛到新華去借錢買地蓋房子了。有的是我擔保，有的就由介紹而去的，因此新華銀行好象我的銀行似的。凡是我擔保的徐一點不問就簽合同，這樣所以我的程家表妹已動念頭了。她是我一個出家的二姑母的承繼人，除庵房以外還有些空地想蓋一所房子，可以收租錢以維持庵中開支。因為此庵向不用化緣，當日都是由先祖每月津貼開支，現表妹此舉當然我贊成。這個房子蓋好了李濟之家就租了去住。庵後還有一塊地，二姑母死後，鄰居欺表妹年輕，給地占了去。我又找了一個表親的律師給弄清楚了。律師費和庵中還有點欠賬我就和六弟兩人照時價給買了。我們蓋了兩所房子。但是這所房子蓋好只八個月，日本人就占領了南京。可是這個房子現在聽說還在，表妹給我租出去了，但是我想租錢一定不夠付稅的，也許被沒收了，現在已久無消息。 中山陵也開放給公務人員領買，我們和月涵由我三哥名下領買了兩塊，每塊三畝，地段在汪精衛的地對面。月涵凡來南京辦公時，我們總一道到那兒去砍樹和在地上野餐一下，他打算將來蓋點房子叫梅村，我們的打算叫杏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