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記趙家 · 第三章　劍橋過家

上次說到在火車上省錢買些罐頭陳皮鴨吃，吃食是對付了，但是到了地頭就沒錢用了怎麼辦呢？所以過芝加哥元任就打了個電報給他從前同住的朋友胡正詳，不但叫他到波士頓南車站來接，並且叫他還帶了錢來接，因為身上錢不夠了。所以到了一看見胡正詳真是喘了一口氣。 一到劍橋第一樣事就是找房子，因為那時很少人有汽車，連教授中只兩三個人有私人的汽車，所以大家都願意住在靠學校近邊，也不是多數人可以自己買房子的，因此找住家的地方是非常難的一件事，(不比一個學生住一間房子容易。)我們到時離開學日期又近，所以更難找了，因為多數的客座教授們都在半年前就托朋友們定好房子。(近年在美國找房子更難，所以多數人連臨時居住的，只要事情有兩三年合同的時候，都是自己買房子，只要地點好，買賣並不吃虧。)我們是在半年前還沒想到一定來哈佛大學呢，並且那時的元任對這些事還沒知道清楚，樣樣事他總想到象學生的生活是怎樣過的，現在有了妻子，不久還要有小孩，各事都又是一種情形了。所以我們到了以後先住在一個相當遠的寓所里是李熙謀給找的小旅館在中坊後面，大約一個多英里，在哈佛和麻省工業學校之間。元任又對我說你英文還不能說話，最好在旅館等我，也許半天也許一天才能回來，因為我還要到哲學系去談談接接頭，你不要急，可以在窗戶里看看外頭。我嘴裡答應，心裡想看著再說吧，我若是一個人出洋還不要過嗎，只不能說，可是有眼睛還不能看嗎？等他前腳一走，我想他一時不回來，我就後腳開步出旅館了。一出大門我就給轉彎的房子鋪子心裡留一個記號，左轉右轉的一條半街就到了很熱鬧的市面，第一就看見一個很大的店，什麼都有，門口的招牌是紅底金字的十錢均一，我希奇的不得了，這些好東西只一毛錢一件嗎？走進去看樣樣都好，我想過家總須很多東西要買，若是房子租的離市面遠更難買了，不如現在買些可以從臨時寓所搬家時一道搬去，豈不省事？並且我是最喜歡買東西的。我不曾說就指指說給我點這個給我點那個的，各樣一共買了兩大包，到拿不動為止。看見一大些人坐在圍著櫃檯的桌子上吃冰淇淋，我也坐上去要了一杯，人家問我要那一種，我就指指要旁邊人的一樣，因為我知道是些什麼又不會說，看見幾層的三名治，我也要了一盤子，不管裡面是什麼指著牆上的圖畫要就好了。我不會說話，他們也不足為奇，以後我才發現波士頓好多中國人在美國多少年的人都不會說英文，就這樣過了一輩子，所以在紐約、波士頓、跟舊金山，尤其在檀香山，和中國人接近的用手來代替說話都不以為奇。大約兩點鐘我回到住所，元任站在門口急的不得了的樣子等我，看我拿了兩大包東西，又可笑又可氣，說你把我急死了，初到一個地方又不懂說話，丟了我還要報告警察才能找到你呢。買了些什麼？我想起來你還沒吃午飯，所以趕快回來了，怎麼還會買了兩大包東西？我笑笑說這麼大一個人還會丟麼？買東西我就指著說給我這個給我那個就好了，不管多少錢，我給一張二十元的票子他總會找我錢的，午飯我也吃過了，叫了一個冰淇淋，一盤三名治，又好看又好吃，比中國的多兩層(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喜歡吃這種所謂「俱樂部三名治」)。元任說你怎麼叫的？我說一個指要旁邊的人一樣，一個看圖畫就是了。若是不好吃也只一回，不過都很好。你知道我專門不懂話做冒失事的，到日本一句日文不懂，還帶著兩個人從長崎到東京呢！元任大笑起來說：還提呢！到東京，從橫濱就下車了，還以為是東京，叫東洋車到牛込區的事，多少人都作為笑談。我說不要緊，結果到底到了東京了。在此地更不要緊，我若找不到你，我就到警察局問哈佛哲學系這幾個字我總可以說的出來吧。兩人說笑一陣，元任說言歸正傳，我還沒吃午飯呢。我們就趕到餐館裡，他匆匆去拿了吃的東西坐下來一面吃我一面問他房子找的如何？元任說房子是找到了，可是是在三層樓上，是哲學系請的一位英國很有名的客座教授叫William McDougall的。(他是心理學家，但是那時哲學心理在哈佛同一系。)他有三樓分租，水電在內六十元，可是那個房子很可笑，美國有一個出名的房子叫七個三角牆的房子(House of Seven Gables)，可是我們租的這個房子有十三個三角牆，大小有七間房。我們用不完，可是說好了，不能轉租給別人，但是家具要自備。我說這麼些房間如何打掃，要買多少家具才能裝飾起來。元任說不要緊，我們有一張大書桌兩人用，一個書架兩張椅子和一張床就夠了，並且床只要有褥子，不要架子也可以睡，等到錢一來我們就可以買了。我笑笑說吃飯呢？元任說吃飯就在書桌上鋪張紙好了。我說何不就在地上鋪張報紙終日野餐也是一樣的。(幾十年來一加入人家野餐時我總告訴人我們從前在家裡野餐了兩個多月的故事，我在日本留學時都沒有這樣簡單過。) 搬家時箱子手提包都有十幾件，可是一件家具沒有，房東老太太好的很，說晚上總得要個床，今天晚了沒法去買，我先借一條褥子在地板上睡睡吧。(他們雖是名教授，可是也窮的很，所以我常說若是嫁了一個教授不管在那一國也是吃不飽，餓不死的。)第二天元任第一個就是到舊家具店裡買了一張書桌，兩把椅子，一個四方可以轉的書架，他說我們兩個人可以對面放書(算他想的到和會打算)。從學校領了兩個月薪水，付了一個月房錢之後，存下的不到二百元(連借胡正詳的)。幸虧那時吃飯便宜，尤其是中國人不要吃牛扒等等貴重的東西，生活還不到現在的十分之一，所以很容易過。可是哲學系裡的一大些教授們都要來拜訪我們(美國規矩坐客先拜行客的)。沒家具凳子椅子的如何讓人來呢？只得回他們我累了暫不見人。知己的就對他們說因我不懂英文的緣故，暫不見人，可是象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教授他們特別熱心的定要來看我們，無法只得實告他們，以後幾天這家送幾把椅子來那家送一張小桌子來暫用。我上文已說過都是些名教授，而都是窮的很，沒有一件東西不是要加釘或要用刨子錘子才能用，我最初還以為他們看不起我們，給我們破爛東西用，以後到他們這些人家去才知道他們自己的家具大都也是如此，沒有象現在這些人家講究成套的新式東西。我還記得霍金教授太太告訴我每期六下午到批髮菜市去拿他們不要錢的蔬菜和水果，因那時還沒有大電氣冰箱收藏兩三天的東西，而美國規矩有一點黃的菜葉子或壞一點的水果就不能買的，所以大箱大箱連好帶壞的倒堆在菜市路旁，任人自由拿，我們房東太太也去，我也跟他去了兩次，可是拿時總想多拿，拿回來了用不完更爛的怪味，又沒有冰箱只好丟，垃圾桶兩家用又不夠大，所以我以後就不想再去拿了。有一次我喜歡吃豬腳，五毛錢買了一大鍋，紅燒起來給骨頭去了凍起來可以切了吃，骨頭上的筋我就舔舔吃飽了，三天不想吃飯了。等了差不多一個月了，教育部的補發川資還沒到(兩個人九百多美元)，北大的薪金也沒來，元任才起頭有點急了。我說你不要痴漢等丫頭了，我們還是自己想法子吧，他說第一最快的還是商務印書館做國語留聲片的錢可以要，但是合同上一定要到了哪一期才可以拿多少，我現在趕快給材料弄出來到紐約去灌片子(就是現在所謂錄音)，可以拿第二期款九百元(一共兩千七百美元)，但是目前要川資到紐約和住兩大旅館跟吃還須四五十元。我說我們這些金翠等首飾可以賣點用，元任說我一時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賣，我想或者可以拿到當鋪去當，因為我以前當過一回照相鏡子的，拿一件皮大衣噹噹好了。我說那太多了，上利多，還是給幾條整狐皮拿去看看吧。於是他就拿了三條狐皮到中國城的一個當鋪去，居然當了四五十元。(那時的一條狐皮做圍頸用的可以值五十美元一條，所以臨時要用錢能當出三分之一或半價出來。)各樣齊備後元任就打算坐船到紐約(坐船比火車省錢，又不耽擱時間，一夜就到了)，到紐約去灌第一套國語留聲機片的音，在他臨走前我忽然想到要買一架勝家縫紉機器，我可以給帶來的一些補子做成手提包，因為在美國店裡看見有用兩塊補子做成一個袋，兩邊還加兩條子，上面口子用兩個大圓圈來做提手，我就和胡正詳兩個人去到中國城買了一大些假翠手鐲來做把子。機器是月付的，每月只付三元，袋子沒有綢里子我就給帶出來的各色的襯裙剪了做，所以等元任一走，我就大做起來了。並且樓上七間屋子空空洞洞的，我一個人又有點怕，就連夜的不睡做機器。(我做飯和做衣都快，現在要做一件衣服我只要兩個半鐘頭就可以做成功了。)一夜做了八個袋子。可是沒想到樓下就是房東的睡房，第二天一大早房東太太來問我，你丈夫走了，你一夜空嚨空嚨的做些什麼？若要搬箱子可以叫我們幫忙，因為你現在懷著孕，不能多動。(他們自己有五個小孩。)我說不是的，我指給她看，她一看見驚奇的不得了，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打開來了，一屋子一地都是零零碎碎的繡花的東西和山東綢的繡貨等，我就給我做的手提袋給她看，她高興極了。我說你要拿一個去，她揀了一個問我賣不賣，我就點點頭表示賣，她又看見三件灰鼠脊子的大衣，她指指那個賣不賣？我說賣。(我聽見她說了兩次賣的字，我就可以回她賣字了。)她問我多少錢，我說兩百五十元，她問我這個價錢對不對，我連點了幾次頭，她又問我，你的丈夫不反對嗎？我指指東西指指我自己表示是我可作主，但是以後她告訴元任她以為我說是我自己的東西的意思。其實我們從來不分的。(因那時灰鼠脊子大衣在外面賣六百元一件，可是是做好了的，做工須一百多元，所以我以後都賣了，沒留著自己穿。)他們因為大女兒要出嫁，正想要這個，她當時就拿下樓給她丈夫看，給了我一張支票加了一個條子說明若是不對可以退還。(這是教授們的辦法，若是商家就不那樣了。)她又說星期六(當日下午)她有一個茶會要我給些東西拿到樓下去可以賣點，那時我還不知賣價，我說你定好了，但是這句英文怎麼說呢？正好葉企孫來看我們，我就托他說了。我說我根本不知道美國的時價，請房東太太定，要拿些什麼也請她挑好了，不過賣給學校的人應該便宜一點，房東太太高興的不得了，挑了兩大包，她說她再多請些人來吃茶，下午三點叫我下樓去，一切由她作主。四十多個人看見東西非常讚賞，有一位太太說東西太便宜了，叫加價，我的意思是大家照東西給價，不要因為救濟我們的緣故給錢，但是我又不會說，所以我就給誰買了些什麼都記下來，想等元任回來後要是有的東西賣的貴多了，可以再退錢或加送東西。一個下午下來，賣了二百七十元，零錢我沒收，他們一概給了房東太太，她再給我一張支票。午夜元任回來了，第一句告訴我灌好音了。他就在紐約打電報給商務印書館高夢旦先生，請他照合同付款打電報匯來，因為他走時只留了兩塊錢給我。(這回事情我想王雲五先生大約還記得，但是他們那時候只知道我們急了要錢，不知我們當日的情形，所以我寫這些回憶錄非常有興趣，就象當年的境況歷歷如在目前似的。)我對元任說你不要急錢了，這裡有五百餘元的支票。元任詫異的不得了說，哪兒來的？我說我沒出門就得著了，你放心不是做壞事得來的。(我總愛亂說，元任總是正經。)如是我就給前因後果說出來，他又好笑，又傷心，覺得他一時的錯誤累我著急過這種日子，他問我是些什麼人買的，我說不知道，只有一個闊太太買了七十多元的(因此這位太太我們以後總叫她闊太太)。第二天早上元任就知問房東太太，她就一一的告訴元任，元任第一道歉做機器鬧了他們一夜沒好睡，我就在旁邊叫元任對她說，我不知道他們的地板不隔音的。元任說了，她大笑，抱著我叫我「親愛的太太」你給美國人的生活估計太高了，住家的這些老房子很少有隔音的。(現在很多房子有了。)不要緊，我們因此得著了一大些好玩的事出來，不然我也不知道你們有這些好看的東西，我見識了不少，我的客人都問我，我要問你太太，可惜她說不出來，將來我們說話都懂了，更可以有好多朋友都會來問你們的各種事情，還會請你太太去演說呢。(我現在實在覺得懊悔認識的人太多了。)她又問元任皮桶子(未做成衣服的皮子)那個價錢賣不賣，我趕快對元任說中國話賣好了，不好意思懊悔的，並且她幫了我們這一大些忙，元任做出一點不在意的樣子來，就很快的說自然賣，並且這些皮都是老家的，我們也不知原價，我想我們願意賣了，過後有幾家來問還有沒有了。我們知道了美國皮子很貴，所以我們就回說沒有多餘的了，剩的自己留著要穿，其實也不過剩了三件。 過了兩天商務印書館的錢也來了，哲學系主任又陪元任到婦女俱樂部去演講，是二百元一次，因此我們的錢就多起來了。但是那種演講有一個習慣是元任最不喜歡的，就是要穿晚禮服，女人都是長衣服，元任雖知道，可是特意的穿了便服去，主席看見為難的不得了，問要不要另租了換，元任說一定要換我就不講也可以。主席只得將就過去。可是不久又到紐約哥倫比亞去演講，就非穿不可，只得在招待室等，元任的好朋友董時臨時出外租了一套來才換了再上講堂去演講。(對於晚禮服的事，元任一直反對的，在一九四六年代表聯教組織到法國去開會，為國體的緣故沒法子只得穿，可是能不穿時總是不穿，自己從來不買。戰後再到美國來更沒有辦這些了，離開檀香山時，陳觀勝送了一套，大約在八年前適之在加大來給半年演講，有一次校長請客，人人都穿禮服，元任沒穿，以後適之送了一套很好的也沒穿過，現在常常給別人來借，並且西岸沒有紐英倫那樣在乎，多數不穿晚禮服，連太太們也是短衣服的多。) 在McDougalI教授家住了兩個多月，房子雖大而不便當。想到有了小孩更不便當了，還有一樣三樓沒有熱氣，須每一個房子買煤氣爐子，元任又是最怕冷的人(劍橋比北京還冷)，買了兩個爐子只能暖和兩間房子。房東看我們這種情形也覺得不合式，但是兩面都因合同的緣故不肯先開口，結果還是我來放炮。我叫元任對他們說，若是我們找到合意的房子，這面我們認他們半年的房租，或由我們找單人的朋友來住。因為房子離學校很近，在第二學期內也容易找人住，所以我們就是出他們的，也不過三個月的房錢(好在這時我們手邊有錢了)，兩面一說好，我們就進行找房子了。可是難問題還是在我們這方面，因為學校左近的房子，到開學以後就不容易再有空的，從這個學期的半中間去找，真是難上加難。不料真是萬幸，只兩天就找到Sacramento Place的一所二樓全層，兩睡房，一客廳，一飯廳，另有澡房廚房，房東是個黑人，住在三層樓上。但是還要自己燒煤爐，爐子亦要歸自己裝，須花二百多元，而燒爐子要從地下室去燒，由管子通上來，(所以一樓的人從中占光)，每天須跑上下四次，每星期一還得搬一大桶煤灰給市政府收去。好在房錢很便宜，只要三十六元，二年的合同，這算是我們第一個家了。(三十八年後現在的楊聯升家就住在同一條街的對面。)McDougall教授的房子也找到兩個學生住了，所以我們也沒花錢，我就送了他太太一個金鑲翡翠的戒指，他喜歡的不得了。他說我們這些窮教授若不是人家送這個，我們一輩子也買不起。其實我們也買不起，那是元任的母親我婆婆的遺物，所以我們也不知價就是了。 打算搬家了，這些東西又得裝箱，除了原有的東西以外，元任還給存在綺色佳的鋼琴等等運來(從窗口吊進來)，又買了一個舊飯桌，幾把椅子、書架、床、藏冰的冰箱(那時還沒電氣冰箱呢)一大些舊家具，一共花了一百多元就樣樣都有了。想到那時的生活真便宜，每星期的吃食只十幾元就過的快活的很了。(現在我們兩個人只吃食連請客，就得四百元一個月。) 這個房子雖然是黑人的房東，可是也好的很，除了打掃我們前後門外，有時還給我們的廚房也洗洗，我們吃剩下來的東西給他們，他們就高興的不得了(黑人和猶太人特別愛吃)，可是元任交代我可別學他們說的英文，因為他們有一種特別聲音和帶階級性的文法，而我雖然對語言也不專心也無興趣，可是到了一個生地方學話非常的快，不管到何處，兩三天就可以說本地話，但是只那一點的淺近話，總不深研，也無心想再深研下去，所以在美國三十多年，還是說不全，只可以說的很熱哄就是了。記得孟真在美時，聽見我和美國人說話，說的那麼流利那麼不錯，他說趙太太真膽大，我回他，我那樣事不膽大？(敢在傳記文學上寫文章也是膽大。)世界上事若不膽大去做，哪能成功呢？只要不妄為就是了，並且說話只要他們能懂就好了，我是這樣說不通的話，就改一樣說法，說到他們懂為止，也不苛求文法上的時間還是現在、過去、還是將來，隨便說一陣只要辭達而已矣。並且外國人在中國幾十年的還不會說一句中國話呢。孟真也只得笑笑說趙太太總是強詞奪理的辯，但是元任從不以我的話為恥，常在學術演講時拿來舉例玩。所以元任以後在一九六八年出的《中國話的文法》前面說：「致獻給我太太，因為她一不留神就說出些中國話的文法的絕好的例子。」可是他自己則不然，一字一句都不能有錯的，不但是英文，對任何語言都是如此。我就偏偏總不對，他也無法改正我，有時追著改我，我就發急大吵起來，只得作罷，所以他批評我不但外國話沒有說全的，連中國各種方言也無一處說全的，我總回他，不要緊，我又不是方言家，所以很多人非常希奇為何趙先生改不了趙太太的說話，就是這些道理，我覺得我說的話才是代表全國的國語呢。 我雖然中國方言說的不全，但是也喜歡試試這個試試那個。有一陣子我和元任定了每一個禮拜說一種不同的方言，南京話北京話湖北話等等。最古怪的是我以前在上海中西念了那些日子書，從來不說一句上海話，跟同學們還是說我的帶安徽底子的南方官話。但是這次元任對我說上海話，不知不覺的我的上海話很順的就說來了，因為那些年早就聽了潛伏在裡頭了。 說了一大些旁枝，再來歸到正傳吧。在劍橋的家是住定了，兩個人各行自己的事，元任當然是很忙的，上文說過他是一個能學多少就學多少的人，我呢做點什麼呢？元任說你來譯點書。有一個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她是專研究生產限制的，她寫了一本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我譯叫《女子應有的知識》，我有好多英文字不認識就問元任，元任說你去查字典以後就記得了。我不肯，我說要我花那多時間我就不做，擺著一個活字典在這兒一問就是了。我就給生字寫下來，等他回來一問就完了。(因此也是我英文總學不好的一個理由，和外國人說話時也是如此，一直到現在還是回頭一問就是了，可是問完也就忘了。)有一天翻譯到一個婦女一生大約有兩千個卵(ova)我就譯成有多少雞蛋(我查字典ovum，ova是eggs)。元任看見簡直笑瘋了，以後常常開我的這個玩笑——一個女人有兩千個雞蛋。這本小冊子，是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我還有一個忙的事，就是帶了那些零碎的繡貨，常有人來問要買這個那個的，我們嫌煩了。霍金太太出了個主意叫交給哈佛合作社去賣，他們給地下室擺了一個大桌子特別賣，可是有些我須做成一個東西，聖誕節前又要元任自己每天去半天解說給他們聽，一個月下來倒是賣了三千多元，剩下來的三分之一我也不高興做了，元任也不高興賣了，留了些給合作社賣，又給了一個專門做這種生意的人去賣，不賺錢，可是省多少事。在那時中國學生中李濟之、李翰、陳岱孫、葉企孫、肖遽、張欣海、錢端升、李旭初等人常和我們往來，濟之來的最多，胡正詳差不多就是我們一家人一樣。每星期六下午我去中國城買菜，他總在地道車入口等我拿了東西一道回家煮了吃。有時他從實驗室裡帶個兔子回來醃了，下次來吃。 到年假了，以上常來的朋友們都來我們家過年。到了兩學期當間有兩個星期停課，倘若你的學生考完了，你就可以走開幾天。我們不是有很多錢了嗎，(也不過三四千元現的。)元任就提議在生小孩以前到紐約去玩一趟，帶到哥倫比亞做片子公司去看看灌音好不好？若有不對的也可以有機會再灌一下。我生平只要有人提議玩無有不贊成的。正月十六我們就坐火車到紐約，董時給我們找了一個旅館靠近哥倫比亞大學，因為那時沒有私人汽車，住的地方總要靠地道車近，往來才方便，並且也靠近董時住處，他每天下了課總來加入我們吃玩。(美國各大學放兩學期間的假，前後不同的，有的相差一星期，有的四季制，學校根本就不放假，或只一個星期。) 玩了一大陣，元任以前的男女朋友看見了不少，尤其他的女朋友對我特別殷勤，我聽有兩個人低聲談，原來Y、R、(元任)要這樣的太太啊！因為那些女朋友以前都有過可能的意思的。我想元任也不是對人不黨賞識，是對自己的求學心太重了，所以錯過好些機會，回國後就陰錯陽差的遇見我了，元任！是不是？35在紐約玩了八天，可是這中間元任病了兩天睡在旅館裡，我們就和董時大聊天，董也是元任的好朋友之一，他那時還沒結婚，談到他對一個女朋友失戀的情形，我就用京腔唱了一聲「大丈夫何患無妻！」以後他對我也是很好的朋友(元任的朋友對我都非常的好)。並且以後他娶的太太也是我中西女塾的同學王瑞嫻，是鋼琴專家，詳細下文再說。因元任一病的緣故，我們就趕快回劍橋了，又是一天一天的過下去。元任發現有兩張片子灌的不好，還要到紐約去一趟，我本想再一同去，醫生說我，你自己是醫生，還不知道嗎？再跑小孩就要生在自由神裡面了。因為我上一次到紐約在自由神肚內爬了多少檔樓梯，累的不得了。我想想也是的，停止到紐約的念頭，好在元任只在一兩天就回來了，元任不放心，還叫胡正詳每晚來我家住，陪了我兩天。大肚子出去的衣服都成問題。四十多年前美國賣大肚子的衣服並不是到處都有，我就給帶出去的綢被面做了一些衣裙，胡正詳覺得太可惜，我說以後還可以改做別的東西用呢。吃東西也是古里古怪的亂想吃，忽然要吃豌豆苗，元任就到花房去買了些甜豌豆的秧子，又少又貴。美國人是栽了看花的，我就饞不擇食，就拿來炒了當菜吃了。 一九二二年春天學期開學前，哲學系主任吳梓(J．H．Woods)和還有幾個別的教授就跟元任談，你國內無錢來，一定還是要教書才可以維持妻子和小孩的生活(他們不知道我們中國人容易維持的多了)，元任說須有最容易的課他才教，因為可以不占他學的時間，因此吳梓就想出教中文的事來(就是以後哈佛燕京的開端)。以前十九世紀雖然有個戈坤華教過三年，可是後來又中斷了。就是元任起頭也只開一門課，還不成系，只三個學生，其餘都是教授們旁聽，哲學系主任自己就是一個長期的聽講生，帶楊聯升出國的賈天納(C．S．Gardner)就是正式的學生之一。當然元任的教法不象中國人教中文的辦法，他一切都照語言學的方法來打基礎，再用羅馬字的拼音來正他們的音，不過在那時他們還是注重文言和讀中國古書，多數是預備以後到中國來研究中國文化的。定元任的薪水三千五百元一年，在我們就覺得闊的很了(因為我們一個月只用一百八十多元)。名目是講師，在那時的哈佛已經是薪水不小了。元任回來後覺得片子事完了，學校事也定了，一面教點書，一面還可以有很多工夫自己上課，高興的不得了，又出主意了，算定我還有兩個星期要生小孩了，以後家裡就是三口之家了，我們現在快去照一個兩個人的小照。我說這個大肚子照出來好看嗎？元任說到照象館去照，叫他們給肚子影起來好了。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號晚，我就覺得不想吃，元任慌了，打電話給胡正詳，他不在家，給醫生，醫生問我陣痛緊不緊，我回還沒有陣痛呢。(所謂陣痛就是快生產了痛的一陣一陣，有一定的長短時間，並且痛的越來越密，陣痛就是子官的擴張和收縮現象。)他說那不要緊，等他來看了再入醫院，不會太快的。他來看過說還有半天才會生，並且我是頭生，不會太快的，我回他我也許生的快，因為我一天到晚的運動不停，但是元任還是提議早入醫院為妥。如是就坐醫生自己的汽車到劍橋市立醫院，一直就入手術室。(在美國生產都是在手術室內生產後，再用睡床推到病室去休息，在當年住一星期，現在的規矩無特別異常的情狀，只兩三天就讓出院了。中國的老規矩，產婦也是三天就下床，並請客所謂湯餅會，可是他們不管產婦有沒有病，總是照規矩做，所以往往產後帶出一些病來。因為產婦早動作，可以幫助子宮快收縮復原，可是太多動了往往也會大出血的。)我入了手術室，醫生檢查過後說還有兩三小時再生，他就到別處忙去了。他一走我就覺得陣痛起來了，越來越緊，幸元任在邊(因我不大懂英文的緣故特別請求的，一般的手術室是不准普通人和家屬在內，最近兩個月前美國通過生產時又許丈夫在邊了。)急叫看護來，看護一看小孩頭已出來一半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給我上全身麻醉，我雖反對無力無法辯，後來聽元任說醫生半小時後才來，已無陣痛了，用鉗子給小孩拿出來了，可是我大出血，危險的很，而小孩更危險，第三天也出血不止，是一種嬰孩血液不凝症，只得用元任的血注射了兩次進去(每次十五西西)才停。所以這個孩子生後還得了父親很多的血。我回到病室一醒就看見床頭一大瓶蝴蝶花，這花英文叫Iris了。並且我的朋友林貫虹的「虹」字與虹彩的Iris字相結合，所以一半也是紀念她取的名字。如蘭一小多半是他父親帶大的，而她的女兒卞昭波也多半是外祖父帶大的。 寫到醫院情形，我就要罵美國事事須照章而做，毫無從權和相機行事的辦法。我在日本學醫，遇到普通的產婦，醫院中看護多數能接生的，當然比中國的產婆有知識，而留院的總有醫生在，隨時可叫來，遇著意外，不須等本來的醫生就可以代做了，可以免除好多危險，但是美國當日的看護我覺得比日本的資格經驗差多了，什麼事不會臨時就便的做，都須樣樣按板的來。記得在北京的協和醫院亦然，事事照美國辦法。有一次大約民十五、六年時，學生請願被衛兵傷了大腿，抬到協和等辦入院手續，因流血太多而死，那個學生好象是清華姓崔的，清華的人大約還記得這回事吧。我雖在美國多年，可是對美醫總有點不敬的看法。 小孩出世了，因遇險的緣故，我留醫院兩星期才出院，可是元任在家真忙的不得了，買小床、買推小孩車(其實幾個月後才用得著)，買了一個大柜子式的留聲機(那時還沒有電視，無線電收音機也很少。)一個人搬不上樓就放在樓梯口等房東來幫忙。每天下午還要去看我，雖然住頭等病房，可是我不喜歡吃太久的美國飯，他還要燉雞給我。到了兩星期後就叫了一個救護車給我，小孩和他自己坐回家，抬我上樓，可是我一上樓家裡的東西攤的到處皆是，腳都放不下去了。廚房內鍋碗和叫送來的菜等等也堆了一地都是的，我想理理，元任又不肯，說讓他去好了，可是到晚上胡正詳來了，給一切理清，雞湯也煮上。說到做菜真是沒人相信，我那時連飯都不會煮，在日本時雖然不喜歡吃日本飯，由自己來做點，可是自吃無人挑剔，有時就去吃點所謂西洋料理。現在元任要嘛吃美國飯，而中國飯他一定要吃江蘇口味的，甜的很，我是喜歡吃醃臘咸，兩人口味完全不合，只得多做幾樣。所以在美國最初四年都是元任煮飯和白水煮白菜，頂多只會加點鹽跟豬油，冷的放在一塊煮，因為他只會吃不會煮，這時胡正詳常來教我做些無錫常州菜，我就和元任定了他管小孩，歸我做飯，因為我做醫生時從來不管洗弄小孩的，那些都是看護做。就是在日本實習時亦然，現在家裡多出了這一大些事出來了，餵、換、洗，一天到晚不知多少次，那時也沒有象現在的尿布的取換服務處，只得自己做。幸虧胡來幫忙，雖然這樣忙累，可是過的非常快樂，因為一切與外面無關，只自己關起門來過，一年只四五次大的應酬，多數用有小孩的緣故來推辭。我們有時打牌，誰做莊就誰抱著如蘭，董時要如蘭叫他乾爹。王瑞嫻說你叫我什麼呢？我們說叫乾媽好了，這一叫居然叫成了！我們兩人定了無論如何四年才回國，雖然各處來信叫元任回國，我們總回等等再說。每年一次中國學生會的時候，我們總去加入，如蘭就由他們大家輪流的抱，其中李濟之和錢端升兩個人抱的最多。有一次他們把小孩抱去了，我們兩人就和大家賽船，我們的第一到目的地，大家說因為我們兩個人同心的緣故，所以比別人賽的快。 如蘭八個月就會站和扶著走路，我們就給她放在一個小孩玩的四方欄杆里，她就帶著欄杆到處撞。元任彈琴時總是給她連小床放在鋼琴旁邊，元任一面彈她就一面哼一面搖。有一次她忽然不搖了，停在那兒臉都漲的通紅的，元任說別動，等他給這一段彈完了再來弄！等到元任彈完了再看那一床的，小孩子一身的，又糊的一手的，滿屋子空氣里的……，我看見了又好氣又好笑，我說元任為什麼不早叫我，他說一個孩子的音樂教育要早打好基礎，不可以把整段的樂曲隨便中斷的，並且說好了孩子的雜事是歸他管的嘛。我說這樣一來不是我的事更多了嗎？洗人、洗被單褥子等等，忙了大半天，諸如此類的事常有，我們到現在還常拿他來當笑談，這都是讀書人帶小孩的現象。 到一九二三年哲學系主任又出主意要給元任向一個基金會請長期款，要正式成立一系，元任雖然想待下去，可是我們家裡又出了事了。一個不小心，第二個孩子又快來了。(說到「不小心」，早知道孩子那麼好看，也不避孕了。其實用藥用罩子等等，是沒有百分之百靠得住的，現在雖用吃藥的方法，也還在試驗時期，又須研究副作用，可是在美國有的州規定一家已有了四個以上孩子，若是要避孕的話，男人就可以由醫生手術結紮輸精管，又無大礙，又可以幾乎完全靠得住。)我覺得我到美國後又沒學，只生孩子做老媽子事，頗不值得，還是早點回國好，等到中文系一正式化，就不好意思說走就走了。元任也跟他們再三商量，他們說不管如何，先用你的名字去請款好了，成功再說，那知一請就成功，給了好幾年的講座和很高的初級教授薪金，每四年可以給連家屬的川資回國一趟，由一九二三年九月起。元任雖然當時接受了，可是有言在先說第二年也許回國的，那時候因清華要改大學制，另立研究院，擬請幾位大教授。張彭春屢次來信說元任已被提名在內，同時東南大學郭秉文先生也早來信請。(雖答應過他們去教書，後因他們正鬧校長風潮，楊杏佛有意要元任去長校，元任不敢去了，前文已提過。)五月十四日第二女孩新那又出世了。上文說好看，可是一生下來頭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後來真是越長越美。(以後真是轟動了劍橋三百多名中國學生，)現在元任既帶了大的，第二的只好由我帶了，到了第二個我們對帶小孩和家事的習慣也熟了一點，那時候還沒有現在所謂「坐看孩子」的制度。有一天鄰居的一個七歲的女孩兒走來問要不要人看孩子？說她特別喜歡看「哭孩子」，從此她就天天下午來推著如蘭出去玩一兩小時，這樣子使我有點清閒。可是我總覺得我都是做了些不關緊要的事，美國一些太太們的應酬並不是我不懂英文的緣故對我無興趣，根本老是那一套我就沒興趣，(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很少到，這也是我不學開車理由之一，不然得天天忙著開車接送人。)再加我生母來信，從我走後生父去世，她很想見見我們，所以我同元任說還是回國吧。元任和主任談，他必須提議找一個哈佛畢業的人來代替，他認識陳寅恪，元任寫信給寅恪，他回信才妙呢，他說對美國一無所戀，只想吃波士頓醉香樓的龍蝦，這當然是不要來的開玩笑的說法了。其時胡先驌正在哈佛，對元任說，梅光迪因離婚的緣故想出來，可否推薦，元任雖知他們是學衡派反對白話的，但元任為人向不以門戶之見來埋沒人才的，所以一口答應薦他。他一來了，當然注重的內容跟方法都近乎舊時咬文嚼字的風氣，不是從語言方面入手了。後來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一年一年的人才、設備漸漸的豐富起來，元任在戰時軍訓科中又給中國語言的教學打了些強心針，以後哈佛的中文才漸漸的有文白古今新舊並重的局面，比方那個小如蘭，她的專科一直到碩士都是西樂，博士論文才是宋代音樂史料，後來在遠東系教的有二十年的口語，在音樂系教的是關於中國音樂學，也是代表近代遠東研究傾向於各方面平均發展的一般。不過這是後話。我再接著說那年回清華的事情。 一九二四年正月張彭春又來信說清華決定辦研究院擬聘請四大教授，梁啓超、王國維、趙元任和陳寅恪(所謂導師、照相及人名見同學錄)，一定要元任答應，我說元任你不答應，我得答應了。(因此傳出去，以後好多事人家都來和我商量，例如以後朱騮先先生要元任去長中央大學，初元任不答應，第二、三次就來電報給我，可是這次我也沒答應。)元任說雖然答應清華但還須到歐州一年，一面遊歷，一面他還要和有些人談談，並且說我出來三年一點沒休息沒玩到，到歐後一定把小孩托人照應，我們自己自由一下。從三月起我就把些家具等，慢慢的賣紿人家，霍金夫婦聽見了大不以為然，我們就解說給他聽的種種理由，他們也無辦法。(不過一直到現在霍先生每次見到我們，還是怪我不鼓勵元任回到哲學系去，每見必說：「步偉，你知不知道元任是我所知道的人當中哲學最有希望的？」我就回他只怪元任知道的東西太多，興趣太廣了，所以往往就各面亂跑不回家了。他就大笑打打我。他今年九十三歲了，還健康的很，是元任考博士論文的主席。他太太幾年前死了，他們兩個人真是中國人的好朋友，誠誠實實的對人，不象一般外國人花言巧語的。我寫食譜就是他太太再三要我寫的，所以以後書出來，前面有註明是致獻給他太太的。) 如此混了三年，元任得著的不少，我呢，得兩個可愛的小孩和不少的美國朋友。我們五月底離開劍橋，先到紐約待一下看看山格夫人，研究一下生產限制的事，我是打算回國後專做一下這類的事，預備好幫助貧窮的人。 這次離美國大女如蘭才兩歲多，二女新那才幾個月，還不會說話，她會說話時是在法國人家起頭的，所以她的第一的語言是法國話，一直回到清華後才漸漸的說中國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