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說「餵」之前 · 一座城市裡的風
某些事物，但我不明白是什麼事物。人們走在平坦的街道上，卻好像在攀登或者下行，嘴唇和鼻孔像魚鰓一般張合，還有飛馳而過的房子和房門，以及更加急劇的街角。這是風：後來我才意識到了這一點。
都靈是一座無風的城市。街道是空氣靜止的通道，而空氣像鳴叫的汽笛，消失在無窮無盡中：空氣靜止不動，它因結霜而透亮、因起霧而柔和，只有在軌道上飛馳的有軌電車才能攪動它。幾個月以來，我都忘記風的存在；它對我而言，只剩下一種模糊的需求。
但是只要某一天一陣大風從大道的盡頭颳起，並沖我刮過來，我就會想起海濱我那海風吹拂的家鄉，它的房屋一部分建在山上，另一部分建在山谷里，風在這中間刮上刮下，街道是台階式的，用卵石鋪就，從小巷可以看到上面一片片蔚藍色的、刮著風的天空。我的家有拍打的百葉窗、撞擊窗戶的棕櫚樹、山頂我父親的喊叫聲。
這樣一來，我就是風一樣的男人，在走路時需要摩擦和啟動，講話時需要突然之間咬牙和喊叫。當風在這座城市吹起，像無色的火舌從一個市區刮到另一個市區時，這座城市就像一本書在我的眼前打開，我仿佛認出了所有的行人，我真想對姑娘們、對騎自行車的人們高喊一聲「嘿！」，高喊出我所想的，並揮動手臂。
起風時，我在家裡待不住。我租住在位於五樓的房間；在我的窗戶下面，有軌電車在狹窄的街道上日日夜夜地運行，就像在我房間裡隆隆穿過；夜間，遠處的無軌電車發出貓頭鷹一般的叫聲。女房東的女兒是一個肥胖又歇斯底里的職員；有一天，她在樓道里撒了一盤豌豆，把自己關在臥室里大喊大叫。
廁所是朝向院子的；它在一條狹長樓道的深處，幾乎像個洞穴一樣，牆壁上長著綠色的黴菌，很潮濕：說不定還會形成鐘乳石呢。在窗戶欄杆的外邊，院子是常見的都靈院落，覆蓋著層層綠銹，走廊裝著鐵欄杆，只要靠在上邊就不能不沾上鐵鏽。廁所的廢紙簍一個摞著一個，形成一座塔；牆壁上長滿柔軟的黴菌，地上如同沼澤。
我想到我家的房子，高踞海邊棕櫚樹之間，與所有其他的房子如此不同。首先想到的區別是它廁所的數目，各種式樣的廁所：在鋪著白色方磚的閃閃發光的浴室里，在半明半暗的貯藏室里，有土耳其式的廁所，有水池邊繪有天藍色飾帶的帶抽水馬桶的老式盥洗室。
我想著這些，在城裡遊蕩，同時嗅著風的氣味。就在這時，我碰見了一個我認識的姑娘：阿達·伊達。
「我很快樂：有風！」我對她說。
「它卻讓我惱火，」她回答道，「你陪我走一段吧，一直走到那裡。」
阿達·伊達是那種遇到你之後，便會馬上開始對你講述她們的生活、她們的思想的女孩子之一，哪怕她們剛剛認識你；她們沒有秘密，除了對於她們也是秘密的事情；她們就算對於這些秘密也能找到話講，每天話語不必費力就會冒出，就好像她們的想法已經以話語的方式萌芽了。
「風令我惱火，」她說，「我把自己關在家裡，脫去鞋子，光著腳，在房間裡轉來轉去。然後，我拿起一個美國人給我的一瓶威士忌，開始喝酒。我始終無法獨自一人喝醉。在某個時刻，我開始哭泣並打住。有一個星期了，我到處轉悠，卻找不到工作。」
我不知道她怎麼辦到的，阿達·伊達，他們怎麼辦到的，那些女人和男人能夠和所有人熟絡起來，能夠和所有人找到話說，他們摻和別人的事，也讓別人摻和他們的事。我說：「我住在五樓的房間，夜間有軌電車發出貓頭鷹一般的叫聲。廁所長滿了綠色的黴菌，到處都是苔蘚和鐘乳石，冬天的大霧就像在沼澤地上一樣。我相信，人們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不得不每天待在裡面的廁所。你從辦公室回到家裡，看到長滿綠黴菌的、沼澤般的廁所：於是就在樓道里撒了一盤豌豆，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大聲喊叫。」
我不很清楚，這並不真是我所想的，阿達·伊達當然不會明白，但是對於我來說，思想在轉換成說出來的話之前，必須穿過一個空蕩的地方，經過偽造之後出來。
「我打掃廁所比打掃家裡其他地方要勤，」她說，「每天我擦洗地板；把每件東西都擦得發亮。每個星期我都換上乾淨的窗簾，白色帶繡花的，每年我都要讓人粉刷牆壁。在我看來，如果有一天我停止打掃廁所，那將是一個可怕的徵兆，我將會任自己的情緒不斷低落下去，直到絕望。那是一個昏暗的小廁所，我家裡的那個，但我把它看作一座教堂。誰知道菲亞特公司老闆的廁所是什麼樣子。你過來，陪我走一段，走到有軌電車那裡。」
阿達·伊達的了不起之處是她接受你所說的每件事情，她對什麼都不驚奇，你講什麼，她都能接上話，就仿佛是她向你提起的一般。她希望我陪她一直走到有軌電車那裡。
「好吧，我陪你，」我說，「菲亞特公司的老闆讓人把廁所建成了一個帶有圓柱、幃幔和地毯，牆壁上裝著水族館的客廳。四周的大鏡子映照出他上千個形象。舒適的馬桶有扶手和靠背，高大得如同一個寶座，甚至還有華蓋。沖水的拉繩還會奏起一曲悅耳的鐘樂。但是菲亞特公司的老闆卻不能夠大便。他在那些地毯和水族館中間感到畏懼。當他坐在寶座一般高大舒適的馬桶上時，許多面大鏡子映照出他上千個形象。菲亞特的老闆懷念起他孩童時期家裡的廁所，那廁所地上鋪著鋸末，牆上用釘子掛著報紙。他就這樣死了：幾個月不大便之後，他死於腸道感染。」
「他就這樣死了，」阿達·伊達同意地說，「他確實就這樣死了。你還知道類似的故事嗎？有軌電車到了。你跟我一塊兒上車吧，再給我講一個故事。」
「在有軌電車裡，還有什麼地方？」
「在電車裡。你介意嗎？」
我們上了有軌電車。「故事，我不能給你講了，」我說，「因為我有空隙。在我和所有其他人之間有一個空蕩的深淵。我在裡面揮動胳膊，但我什麼也抓不住，我發出喊叫，但沒有人聽得見；這是絕對的空蕩。」
「那種情形下，我會唱歌，」阿達·伊達說，「在頭腦里唱。在與某個人講話的某個時刻，我會發現，我不知道如何講下去了，就好像來到了一條河的岸邊，思想都逃跑隱藏起來了，我開始在心裡，以任何一個老調子，唱出剛才說的或者聽的最後幾句。而在頭腦里出現的其他話語，隨著那個調子出來的，就是我的思想的話語。我就說出它們。」
「試試吧。」
「於是我就說出來。就好像有一次一個人在大街上靠近我，以為我是那些女人中的一個。」
「可你並沒有唱歌。」
「我在頭腦里唱，然後我再翻譯出來。否則的話，你可能不懂。那一次我對那個男人也是這樣。我最後對他說，我三年沒吃糖果了。他給我買了一小袋。後來，我真的再也不知道對他講什麼了。我支支吾吾地說了點兒什麼，就帶著那一小袋糖果逃跑了。」
「而我講話時候，從來說不出什麼來，」我說，「因為這個，我才寫作的。」
「你要像乞丐們那樣。」阿達·伊達對我說，指著車站上的一個人。
都靈滿是行乞者，就像一座印度的聖城。乞丐們在乞討時也有他們自己的方式：一個人起頭，別的人都模仿他的做法。有一段時間，許多行乞者都有一個習慣，在人行道上用彩色粉筆大字書寫他們的故事：這是一種好方式，因為人們會好奇地閱讀，然後不得不扔下幾里拉。
「是的，」我說，「也許我應該也用粉筆把我的故事寫在人行道上，然後坐在一旁聽聽人們說些什麼。至少我們可以對視一下。但是也許沒有人會注意，人們會踩到字上，把它們擦掉。」
「假如你是一個乞丐，你會在人行道上寫什麼呢？」阿達·伊達提問。
「我會全部用印刷體字母寫道：我是因為不會講話而寫字的人之一；大伙兒，請你們原諒。有一次，一份報紙刊登了我寫的一篇文章。這是一份早報；買它的大多是去上班的工人。那天早晨我及時地登上了有軌電車，看見人們在閱讀我寫的東西，我凝望著他們的面孔，盡力想弄明白他們在看哪行字。在每篇文章里，都會有一些地方，你感到懊悔，或者是因為害怕被人誤解，或者是出於羞愧。那天在有軌電車上，我凝望著人們的臉，等他們讀到那個地方時，我很想說：『你們看，或許我沒有解釋清楚，我想說的是這個。』但是我繼續沉默不語，漲紅了臉。」
這個時候，我們在一個車站下車了，阿達·伊達要等另外一路有軌電車。我不知道自己現在應該乘哪路有軌電車，於是便和她一起等。
「我可能會這樣寫，」阿達·伊達說，「用藍色和黃色的粉筆：先生們，有一些人，他們最大的享受是讓人往自己的身上撒尿。人們說，鄧南遮是這樣的人之一。我相信如此。對此，你們應該每天想想，想想我們大家都是同類，應該少裝腔作勢。然後再想想這個：我姑母生出了一個貓身的兒子。你們應該想想，這樣的事情會發生，你們永遠都不要忘記。還有，在都靈，有些男人睡在人行道上，睡在暖和的地下室鐵柵上面。我看見過他們。所有這些事情，你們都應該想想，每天晚上，而不是做禱告。在白天要牢牢記住這些。你們頭腦里就會少些計謀，少些虛偽。我將會這樣寫。你也陪我上這路有軌電車吧，你真好。」
我又繼續和阿達·伊達上了有軌電車，天曉得這是為什麼。電車在窮人區里行駛了一大段路程。車上的人們臉色發灰並布滿皺紋，好像全都沾上了相同的灰塵。
阿達·伊達有發表評論的癖好：「你看，那個男人的面部肌肉緊張得抽搐，你看那個老太婆怎麼擦的粉啊。」
她讓我感到渾身難受，我希望她能停下來。「好嗎？怎麼樣？」我說道，「真實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但是我心底並不相信。
我也是真實的和合理的，我想，我並不接受，謀劃著，我要讓一切都改變。然而改變一切，卻要從那裡開始，從臉部肌肉緊張得抽搐的男人、從擦脂抹粉的老太太那裡，而不是從謀劃開始。還有從阿達·伊達開始，她仍在說「陪我到那裡」。
「我們到了，」阿達·伊達說，我們下了車，「陪我到那裡，你介意嗎？」
「真實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阿達·伊達，」我對她說，「還要乘別的有軌電車嗎？」
「不用，我住附近。」
我們當時是在這座城市的盡頭。鐵制的腳手架豎在許多工廠的圍牆外面；風吹動著煙囪上避雷針上方的片片煙霧。有一條河流里翻卷著野草：那是道拉河。
我回憶起幾年前的一個颳風的夜晚，我沿道拉河走著，啃咬一個女孩的臉頰。她長著非常濃密的長髮，這些頭髮時不時地飄散到我的牙齒中間。
「有一次，」我說，「在這裡，在風中，我啃咬一個姑娘的臉頰。我吐出頭髮。這是一個十分美好的故事。」
「好了，」阿達·伊達說，「我到了。」
「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故事，」我說，「要講很長時間呢。」
「我到了，」阿達·伊達說，「他應該已經在家裡了。」
「他是誰？」
「我和一個里維公司的男人在一起。他迷戀釣魚。他把我家裡塞滿了釣魚線、假蠅。」
「真實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我說，「這是一個十分美好的故事。告訴我回去時應該乘哪路有軌電車。」
「22路，17路，16路，」她說，「每個星期我們都去桑戈內河。前幾天，釣到這麼大的一條鱒魚。」
「你頭腦里正在唱歌嗎？」
「沒有。為什麼？」
「我問一聲。22路，27路，13路？」
「22路，17路，16路。他想自己煎魚。就是呀，我聞到味兒了。是他在煎。」
「那油呢？食品證上的那些夠用嗎？26路，17路，16路。」
「我們和一個朋友交換。22路，17路。」
「22路，17路，11路？」
「不對：是8路，15路，41路。」
「對的：我老忘。一切都是合理的。再見，阿達·伊達。」
在風中經過一個小時的路程，坐錯了所有的有軌電車，和電車司機們爭論過許多車號之後，我才回到家裡。我回來後，發現走廊里有豌豆和碎盤子，肥胖的女職員已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