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藏書、印書、校書的張元濟

蘇精 一、生平簡歷 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浙江省海鹽縣人，生於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九月二十八日。他的父親張森玉，字雲仙，號德齋，歷任廣東會同、陵水等縣（均在今海南島）知縣。張元濟幼年隨宦在外，十四歲才回海鹽，光緒十年入縣學為生員，十八年中壬辰科二甲進士，同榜有蔡元培、葉德輝等人，張元濟選授庶吉士，二十年散館後改分刑部主事，翌年考充總理衙門章京。這時他的思想轉變維新，與陳昭常、張蔭棠等在京開辦「通藝學堂」，教授英文數學，又協助《時務報》在京師的發行工作。光緒二十四年四月詔定國是後，張元濟由德宗召對一次，他面奏請實行新政，另上折建議新政總綱五條、細目四十條，並奉命搜集新學圖書進呈德宗閱讀，八月慈禧太后政變，張元濟奉旨革職永不敘用，即南下上海，應南洋公學聘請管理該校的譯書院。 光緒二十八年，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並籌設編譯所，介紹蔡元培擔任所長，不久蔡氏離職由張元濟自任，主持中小學堂各種教科書的編輯；三十三年七月，朝旨授他郵傳部左參議而不就，同年十一月浙江教育會推舉他為會長；宣統二年五月，學部在京師召開中央教育會議，奏派張謇為會長、張元濟與傅增湘為副會長，會議結束時他即發起組織全國性教育團體，定名「中國教育會」，以謀全國教育之發達及改良為宗旨，他並被推為會長，張謇與伍光建同任副會長；宣統三年袁世凱內閣成立後，十一月初任命他為學部副大臣，仍辭不就職。 民國以後，張元濟專一經營商務印書館，擔任經理職務，曾於民國四年赴歐美各國考察及聯絡出版事業；一九二〇年，商務實行總經理制，他和高鳳池二人改任監理，一九三〇年商務召開董事會，張元濟當選董事長，以後繼續蟬聯直到一九五九年病卒為止，他參與、主持和督導商務印書館先後將近六十年，使商務從草創初期的印刷業，蛻變成編譯、印刷、發行一貫的出版事業，以協助教育、傳播文化為經營的宗旨，從而奠定了中國最大規模出版機構的基礎，與清末民初教育、學術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研究院首次選舉院士，張元濟因為「主持商務印書館數十年，輯印四部叢刊等書，校印古本史籍，於學術上有重大貢獻」的原因而當選，在同年九月舉行的第一次院士會議揭幕典禮中，他當眾發表反對「內戰」、主張和平以從事學術研究的演說。 一九四九年九月，張元濟自上海前往北平參加中共政治協商會議，然後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第一、二屆人大會代表，上海市文史館館長等職，但他在一九四九年底商務印書館工會成立大會上不幸中風，最後的十年都臥病在床，直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逝世，年九十三歲。① 二、涉園藏書 張元濟出身於讀書和藏書的世家，「涉園」一名起自明末他的十世祖張奇齡（字符九、號大白，萬曆舉人）的書齋命名② ，九世祖張惟赤（字君常、號螺浮）是清順治朝進士，繼承父志將涉園闢建成海鹽當地的林泉勝地，並開始著意搜藏圖書。綿延數代之後，到乾嘉之際元濟的六世祖張宗松（字楚良、號青在，監生）一輩時，藏書之富達到巔峰，除了家族公有的涉園舊藏外，兄弟九人中至少有六人都以藏書著名，以張宗松自己的「清綺齋」為例，其書目所載共有一五五九部，一萬餘冊，其中宋元刊本五十部、抄本二九〇部，他和當時江南著名的藏書家黃丕烈、吳騫、鮑廷博等，都有往來借書校勘，張宗松還曾刊刻《王荊公詩注》等四部書。 張氏一門在道光朝後較為中落，公有的涉園藏書先售於蘇州書肆，各房所有的清綺齋、芷齋、研古樓、堅齋等藏書，也先後相繼散亡，連清綺齋書目都淪落到僧院的破紙簍中；接著太平天國之役，涉園名勝毀於兵燹而告荒廢，園中所存刻書板片也蕩然無存，數世盛業就此化為雲煙，以致光緒末年葉昌熾為歷代藏書家撰寫「藏書紀事詩」時，雖根據一些零星資料錄有涉園張氏一首，卻因不詳其人而列入無考者之內，到宣統中經張元濟函告家世才重新補撰，葉昌熾為張氏寫的紀事詩如下：「鹽官城畔螺浮宅，月落烏啼喚奈何；欲續清河書畫舫，圖畫松下已無多。」③ 從上述可知，張元濟雖承繼了涉園之名，卻沒能承繼涉園之書，他後來收藏的每部圖書，都是自己一手獲得的，不但如此，張元濟又努力收回先人舊藏，只要得知書市中出現蓋有涉園印記的圖書，便不惜高價購回，各地好書的朋友如傅增湘也經常在北平代他留意，日積月累的結果，竟也陸續收回了五十二部之多，包括輾轉落入于右任手中再售出的《荀子》《莊子》兩部宋刊本，這些重返涉園的書中，最早的可溯至他的八世祖張?（字雲渠、號皜亭，康熙舉人）舊藏。 張元濟因愛家而愛鄉，數十年中搜羅海鹽及嘉興府（海鹽舊屬嘉興府轄）地方文獻極多，抗戰時他和葉景葵等人在上海創辦合眾圖書館，為率先提倡，便將這些故鄉文獻全部捐入圖書館，包括三部分：嘉興先賢遺著四七六部、海鹽先賢遺著三五五部、涉園先世著述刊印及舊藏一〇四部，共計九三五部、三七九三冊，合眾圖書館曾編成《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葉景葵在序文中認為這等於是一部嘉興藝文志了，又說如果人人效法張元濟從自家做起，用心搜羅鄉里文獻，聯家而鄉、聯鄉而縣而省，則積小成大、化零為整，全國圖書文獻何患不備？ 地方文獻之外，張元濟收藏的古本秘籍不少，尤其嗜好宋本，原因是「固重其去古未遠，亦愛其製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曠神怡。」④ 他曾為專收藏宋本的潘明訓代撰一部《寶禮堂宋本書錄》，書錄前他的一篇長序至今也還是討論宋本板刻印刷的圭臬，但卻不曾為自己涉園中的宋本匯編過目錄，因此除了收入《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等的部分外，並不確知他究竟收藏有多少部宋本書，目前台灣已知曾經張元濟舊藏的宋本原書，是「中央圖書館」的寫本《宋太宗實錄》、黃庭堅的《山谷琴趣》、歐陽修的《醉翁琴趣》、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權德輿《權載之文集》等幾部，數目雖不多，卻每部都是連城般珍貴！ 三、涵芬樓藏書 一九三一年以前，商務印書館附設的東方圖書館，是全國規模最大的一所私立圖書館，它的前身是張元濟自光緒三十年手創的涵芬樓，以善本古籍及方誌享譽學術界；到一九二五年時經王雲五的建議，與商務編譯所其他中外新書並成一處，改稱東方圖書館，以藏書之多及公開閱覽聞名全國，但不久便在一九三二年初毀於日本發動的淞滬事變中。 張元濟最初加入商務後，提出籌設藏書樓供編譯所同人參考，以求提升出版水準的建議，原計劃以八萬元收購著名的陸氏皕宋樓藏書，不料日本岩崎財閥開出更高價的十萬元，使中國四大藏書家之一的皕宋樓，變成了東瀛漢學重鎮的靜嘉堂文庫。張元濟繼續努力，經同年好友蔡元培的介紹，收購蔡的紹興同鄉徐氏「鎔經鑄史齋」五十餘櫥藏書⑤ ，成立涵芬樓，接著吳縣蔣氏「秦漢十印齋」、太倉顧氏「諛聞齋」散出的書，也大都由張元濟網羅入涵芬樓。民國初年因為獲得三個重要的大藏家：盛昱「意園」、丁日昌「持靜齋」、繆荃孫「藝風堂」的善本不少，加上張元濟屢次從北京書肆購回、及在上海陸續收得的書，涵芬樓便在商務的雄厚財力和張元濟的主持擘畫下，崛起為上海有數的藏書樓。 張元濟自己有涉園藏書，又為商務印書館經營涵芬樓，其間分際必需不相混淆，才不致遭人物議，這可舉一部《宋詩鈔初集》為例說明他的態度，當初他為涵芬樓購入第一批徐氏鎔經鑄史齋藏書時，便已發現其中有這部涉園先祖舊藏的書在內，上面還有他六世祖不少的手澤，張元濟當然極渴望收回，但因書屬商務公有而罷，事隔多年之後，他偶然在書肆中又發現一部同樣的書，而且還是自前一部抄錄的，當即買下並向商務同人商換其先祖舊藏，這件事始於公私分明而終於情理兼顧，他感嘆地說：「吾家舊物，先人手澤，經百數十年流傳於外，而復能為其子孫所有，豈非冥冥中有呵護之靈耶！」⑥ 涵芬樓併入東方圖書館以後，仍繼續不斷地收藏善本，一九二六年左右，上海富商兼大藏書家的蔣汝藻（字孟苹，吳興人），因為事業失敗，其「傳書堂」（密韻樓）典押於銀行的藏書，輾轉流入涵芬樓，這批曾由王國維費數年之力編撰書志及校勘過的珍籍⑦ ，成為涵芬樓歷來最重要的收藏之一。到一九三一年時，涵芬樓（即東方圖書館的善本部）共收藏三七四五部，三五〇八三冊的善本書，其中宋板一二九部、元板一七九部；此外，涵芬樓還有二六四一部，二五六八二冊的方誌，在當時僅次於北平圖書館，高踞全國第二位。以上並不包括涵芬樓最後整批收入的江陰何氏「悔餘庵」四萬冊，因這批書才於一九三一年購得，尚未動手整理，翌年初的淞滬事變爆發，炮彈炸毀了商務印書館與東方圖書館的五十餘萬冊書，也炸毀了張元濟多年心血經營的涵芬樓，「戰事至烈之際，飛灰漫天，殘紙墮地，無一非吾商務印書館之書。」⑧ 張元濟寥寥數語，道盡近代圖書文獻的一大災厄。 事變發生之前，張元濟已覺得環境的不安，為保護得來不易的圖書，曾陸續將珍本移藏公共租界的金城銀行保險庫中，但先後也只五四二部，五三〇〇餘冊而已，其中包括宋板九三部、元板八九部，涵芬樓被毀後不久，張元濟即就這部分存書編成《涵芬樓燼餘書錄》，但遲至一九五一年時方才出版。 事變的第二年，商務組織「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計劃每年從盈餘提撥的公積金內，以三分之一專做恢復圖書館的準備，這個委員會由張元濟擔任主席，他個人並捐出一萬元，可是迄今半個世紀之久，東方圖書館的復興卻始終沒有實現。 四、校印古書 張元濟的兩大貢獻，一是主編學校教科書，供給清末興辦新教育的亟需；一是校印善本古籍，協助民國以來的學術研究。教科書是有時代性的，學術用書則可歷久不朽，他輯校印行的成套古書，先後有《涵芬樓秘籍》十集、《四部叢刊》三編、《續古逸叢書》、《道藏》、《續藏經》、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其中尤以《四部叢刊》和《二十四史》的印行，是張元濟最傑出的成就。 《四部叢刊》是從一九一九年起，以涵芬樓的藏書為基礎，糾合二十五位著名公私收藏家的善本，就經史子集四部中切合實用的書，選擇最精良的版本，以影印存真的方式廣為流通，初編在一九二二年出版，收書三百多種，裝訂成二千一百冊，續編和三編相繼在一九三四、三五年出版，共收書一百四十多種，裝訂成一千冊，四編雖已輯成，卻只印行了兩種。 《四部叢刊》與《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同被認為是明代以後六百年來纂輯文獻的四大書⑨ ，但《四部叢刊》除了規模龐大之外，張元濟用於辨析版本、校勘異同、考證真偽的精神更多，這就純粹是學養深淺的功夫了，許多書後都附有他的跋文或校勘記，同時在編印過程或再版重印時，如發現某書有更好的版本，便予增補或調換，即使毀棄原版重製也在所不惜，因此這部叢刊頗受讀者歡迎，初編計劃發行的一千五百部，在出版前已被預約至只剩數十部，以後除曾再版外，在台灣又經影印，但內容和版式都已有更異。 《百衲本二十四史》原計劃包括在《四部叢刊》內，後來單獨刊行，因為是集合各種不同版本的歷代正史，而每一史又往往以兩種以上版本配成，有如到處補綴的衣服一般，所以稱為百衲本，這些版本也是他向國內及日本的公私藏家商借的，其中就有十五種宋本、六種元本，「遵古影制」的氣勢似乎不可一世，其實有的古本漫漶垢蔽、不堪卒讀，尤其是自宋書至周書的所謂「宋蜀本眉山七史」為甚，影攝後的底版非經過繁複費事的描潤手續不可，張元濟訂下嚴格精密的程序，毫不放鬆地要求工作人員照辦，因此從一九三〇年開始從事，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完成出版，裝訂成八二〇冊，讀者見到的是描潤後字跡清朗的影印本，但如將原本兩相對照，任誰都會驚詫於不相容的存真與描潤兩者，竟能達到「矛盾統一」的地步，這也只有張元濟的熱忱和他主持下的商務才能如此，出版界是再沒有像他這般對人對己的了。 學術成就當然不是單憑熱忱便可獲致的，張元濟在輯印的同時，除就每一史的版本異同寫有要旨跋文外，並逐頁逐行的讀校和筆記，先後完成多達一百餘冊的校勘記，一九三八年印行的《校史隨筆》，其實還不到全部校勘記原稿的十分之一，傅增湘推崇他的成就，足與清代著名的史學家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錢大昕（撰《二十二史考異》）先後輝映，他的校印工作正如王氏自為期許的：「予任其勞，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難，而使人樂其易。」⑩ 而任勞居難的張元濟之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實也就是學術界對他的貢獻的肯定！ 注釋 ①關於張元濟的生平，資料雖多而言人人殊、各有出入，尤以生卒時間為甚，本文張氏生辰及家世，是根據合眾圖書館編《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顧廷龍編《涉園序跋集錄》兩書，至於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經歷及逝世日期，是根據顧廷龍撰《回憶張菊生先生二三事》一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英文本《中國名人傳記》。 ②一九五六年，顧廷龍為祝賀張元濟九十生辰，輯印《涉園序跋集錄》一書，台灣「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七九年照本翻印，抽去顧廷龍後記而加進王雲五一跋，王氏或不知涉園之名遠承自明末張氏先祖，而於跋文中推揣張元濟命名之意。 ③葉昌熾《藏書記事詩》卷四。 ④張元濟撰、顧廷龍編《涉園序跋集錄》第150—156頁，《寶禮堂宋本書錄序》。 ⑤蔡元培與徐氏、張元濟及商務三方面都有交誼淵源，他從光緒十二年起在徐家讀書校書，長達五年之久，光緒十六年入京會試，十八年補行殿試，成為張元濟的壬辰科同年，兩人同選庶吉士，散館後蔡點翰林，張改分部主事。戊戌政變後，張元濟被黜出京，蔡也請假返紹興，任徐氏所辦中西學堂監督。光緒二十六年兩人成為上海南洋公學同事，張元濟加入商務後，並推薦蔡元培任編譯所所長。 ⑥同④，第264—265頁，《宋詩鈔初集》。 ⑦王國維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止，應蔣汝藻之聘為編藏書志，詳情可參見王德毅著《王國維年譜》。 ⑧同④，第131—132頁，《大清一統志》。 ⑨鄭鶴聲、鄭鶴春撰《中國文獻學概要》第204—205頁。 ⑩張元濟撰《校史隨筆·傅增湘序》。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卷第一期（一九八二年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