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大師 · 董作賓先生訪美記略

錢存訓 董彥堂先生於一九四七年初應美國芝加哥大學之聘，擔任該校東方語文系中國考古學客座教授，飲譽海外講壇凡兩年，於一九四八年底返國。這一段期間，在彥老生平中，可說是一件極不平凡的經歷。我於同年秋間也應芝大之聘來美，得彥老之介，和他同住一屋，又同在一處工作，不時且共餐同游。在這海外漂泊的歲月中，不僅個人在學養方面多受彥老的薰陶，而我們彼此之間，也互勉互勵，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爰就追憶所及，略述其在美的生活、交遊、講學、研究、以及日常瑣事，以補彥老生平行實中所缺略之一章。 董先生於一九四六年春間接到芝大的邀請，於次年一月十五日由上海乘海船U.S.Marine Lynx動身，三十日抵舊金山，稍作勾留，即轉乘火車到達芝加哥，住在離學校不遠的一位美國學生賀凱家中。這是一幢兩層樓的住宅，坐落6138 S.Kenwood Avenue，他在樓上占臥室一間，平時則在樓下客廳起坐。這屋子不久轉讓給一位葛老太（Mrs.Graham），他繼續寄居在此，直到返國時還依依不捨。 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我第一天到東方學院二二六號辦公室報到，正打算敲門進去，迎面卻走出來一位中國長者。中等身材，頭髮蓬鬆，穿著一件人字呢西服，打了一根古銅色的領帶，手裡卻捧了一把茶壺，很是瀟灑。他看見我要進門，忙著就打招呼：「你是錢先生嗎？早聽說你就在這兩天要到。」他自我介紹道：「我是董作賓，我的辦公室就在隔壁二三〇號，等一會兒請過來喝茶。」我雖在國內耳聞彥老大名，但卻未見過面，他第一次給我的印象是溫文爾雅、平易近人。 中午順便走到他的辦公室拜訪，他正在小電爐上煮著一鍋炸醬麵，大蒜味很香。他說他吃不慣外國飯，每天得自己弄點東西充飢。他一定要留我吃一碗，我雖覺情不可卻，心裡卻有點懷疑：「美國教授的辦公室里可以燒飯嗎？」我細看他的辦公室很大，一張大寫字檯放在當中，桌上亂放著書籍、筆硯、稿紙，也有許多各色各樣的圖畫紙，有的甲骨文在上面還未寫完。寫字檯的後面放著一張長桌，一頭是書，一頭是電爐。最使我奇怪的是寫字檯前面放著一張帆布床。我的心裡又在發問：「美國大學的辦公室里也可以睡覺麼？」 是的，美國大學裡尊重教授的自由，由國外請來的訪問教授，更不得不尊重他自己喜愛的生活方式。因此他的辦公室也便成為一間日常起居的書齋兼公寓了。他每天大概十點左右到辦公室，就在此工作、會客、進餐、休息。一直要到夜深人靜，才回家就寢。我在晚間不時走到這海外的「平廬」來聊天，然後一同踱返寓所。 董先生來美之前，因為不知道美方教學研究和圖書設備情形，很擔心到美後英雄無用武之地。邀他來美的芝加哥大學中國古代史教授顧立雅博士（Dr.H.G.Creel），曾有信給他說，他可以教他愛教的功課，做他喜歡做的研究，沒有規定的日程，也沒有人干涉他的工作。他如願開設較專門的課程，也有足夠資格的高級學生聽講，他如願作甲骨文字和年曆學的研究，也有足夠應用的書籍可供參考。那時芝大的中文藏書已達十萬冊，而經部小學以及有關中國古代史的資料，尤為豐富，在歐美各大圖書館中可稱首屈一指。顧先生曾參加安陽發掘，所著《中國之誕生》（Birth of China）一書，至今仍為西文中國古代史中的權威。顧君與董先生原是舊識，所以董先生到美後，頗覺環境安適，有隨心所欲之感。 董先生在芝大所講授的課程計有四門。一九四七年春季是「中國古代史研究」，夏季是「中國考古學研究」。該年及次年冬季他和顧先生合開了「周代金文」和「中國古文字學」。董先生自編中文講義，手寫複印。班上他用中文演講，顧先生從旁協助。中文部的瓊華女士（June Work）也幫忙做他的助理。那時至少有三四位高級學生跟他做過研究，如戴約翰（John H.Dyer）、賀凱（Charles O.Hucker），和麥威廉（William J.Mc Coy），成績都很優異，賀凱博士在芝大卒業後，曾去台灣地區和日本繼續研究，現任米西根 23 大學遠東語文系主任，是美國青年漢學家中很活躍的一位。麥君的碩士論文題為《周代金文字體演變的幾個原則》（Some Principles of Evolution in Character Form as Found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Chou Dynasty），於一九四八年完成，一部分也獲得董先生的指導。顧夫人樂真女士（Lorraine Creel），是芝大的中文博士，這時也時來請益。她對於甲骨金文頗具造詣，曾綴合甲骨百片復原，但迄未發表。那時在芝大研究中文的還有恆安石（Arthur W.Hummel, Jr.）、雷約翰（John A.Lacy，曾任駐港及新加坡總領事）和其他數人，他們雖專攻明清和現代史，但也都和董先生有點師生之誼。 至於他在美期間的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分為兩方面來說。一是他的本行甲骨學和年曆學的繼續研究。在這兩年中，他雖未發表很多的著作，但寫了兩篇長文。一篇是《殷墟甲骨文字甲編自序》，洋洋一萬五千言，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完稿。另一篇是《殷墟文字乙編序》，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一日「揮汗寫訖」，長達二萬五千言。他在甲編自序中說：「一篇序文寫得這麼長，還幸而甲編圖版不在我的手頭。本來秋季三個月我沒有開課，在休假中平常很少有機會講話，所以得到夏鼐先生給我這個題目，就不免大談一陣，藉此溫習國語。」其餘一篇是他用朱墨兩色手寫的《武丁龜甲辭十例》，他去波士頓時曾贈送哈佛燕京學社一份，後由楊聯升先生摘要英譯，發表於《哈佛亞洲學報》第十一卷一、二期合刊（一九四八年六月出版），並附印董老手寫真跡。其他零星寫作和筆記，大概便是後來在《大陸雜誌》上陸續發表的許多短文了。 彥老在美期間最有興趣的研究，恐怕要算他對中國畫史的考證了。那時芝大有一學生名孟義（Malcolm Berelson），二次大戰期間曾在中國服役，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在勝利後不久，他在北平地攤上以美金二十元的代價，買到一幅國畫手卷。有一天他拿來請彥老鑑定，說地德律 24 博物館願出價美金一萬元收買，但要斷定這畫的真假，彥老閱後，愛不釋手。因為這不僅是一幅中外馳名的「清明上河圖」，而且圖中汴河所在的東京景物，乃是他幼年所留戀過的開封。此圖卷後有元「秘府」印章，其下有「臣張擇端進」小字簽名，筆墨工整，彥老便猜測這可能是一幅原本，或最精的一卷臨本了。根據這個假設，他便托我把圖書館裡所藏的有關題跋和記載，都一一搜檢出來，供他參考。後來去紐約時，又特別參觀市立博物館所藏的數種臨本，並訪得兩種私家藏本，也都細細觀摩，加以對照。他又將原圖托東方學院分段照相，並將畫中人物一一細數，共得一千一百六十二人。又按服裝、姿態，和地段的分布加以分析。畫中的房屋、裝飾、舟車、用具、遊藝、市招、匾額，也都一一錄出，遍檢史籍，加以考證。根據這些材料，他做了不少筆記。這些研究的結果，便是後來由大陸雜誌社印行的一冊《清明上河圖》了。這書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提供不少極有價值的資料。書後的英文引言，便是孟義君的手筆。後來孟君他往，這畫的歸宿，便不知如何了。 董先生在美期間，曾三次出門旅行，訪問美國各大學的漢學家，參觀各大圖書館和博物館的中國藏書和文物，並遊覽各地的名勝和工廠。第一次出遊是一九四七年八月暑假期間，他到哈德福學院拜訪德效騫博士（Homer H.Dubs），德先生曾英譯漢書，並以天文推算殷代年曆聞名，並任牛津中國史學講座。九月初又去華京，參觀國會圖書館。第二次旅行是該年聖誕節假期，他邀我同行，訪問華盛頓、紐約，以及哈佛、耶魯等大學。我因到美不久，尚未得有機會出外參觀，因此決定和他一路做伴。我們拜訪了國會圖書館的恆慕義（Arthur W.Hummel）和吳光清，紐約的富得祿（L.C.Goodrich）、畢立士（Alan Priest）和老舍，哈佛的楊聯升和趙元任，耶魯的羅常培和李方桂諸先生。那時傅斯年先生也在新港養病，彥老在國外晤及故人，更是樂而忘返，他勾留了很久才歸來，而我便先期返程了。第三次出行是一九四八年暑假，他再度游紐約，訪老舍，又往地德律城參觀福特汽車工廠，並去美加邊界，遊覽尼加拉 25 大瀑布。途中曾有函告，謂「瀑布誠為大觀，值得一看。夜間又看一次，有五彩燈光自對岸射來，但以白光為美。瀑如雪浪翻空而下，極為壯麗」云云。可知他的遊興不淺。 彥老在工作之餘，最有興趣的消遣，便是搜集和寫字了。他搜羅了數千張聖誕節賀片，因為圖案別致，設計新穎，很引起他的欣賞。其餘一瓶一罐、一紙一盒，凡有精緻可愛的，也都一一保存。在他回國後，未及帶回的東西都托我代為保管，直到一九六一年秋間，才把他所存的手稿、信件、拓片、書籍、用物等細細檢點，裝成兩箱，托由李霖燦先生攜回。但那些賀片和雜物，因無法攜帶，只好棄置了，至今引為遺憾。 至於書寫甲骨文字，當然更是他的專長，他也竭力想把這中國古代的文字加以通俗化。但用宣紙書寫，在美無法裝裱，他於是購買各種顏色的圖畫紙和金銀色的廣告紙，裁成各種大小尺寸，用各種顏色的畫料書寫，配上鏡框，便成為一種美術品的裝飾。每有友朋相訪，便以此饋贈，如逢婚壽慶典，他也帶著他所自書的甲骨文作為禮品。所以胡適之先生曾說道，他從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幾乎沒有一家中國朋友或美國的中國學者家中沒有董作賓的甲骨文，此乃實情，並非過甚其詞。他返國後，逢年過節，還不時寫些對聯寄來，以代賀柬。最令人懷念的便是他到台後的第一個聖誕節，聽到內子文錦到美，特寄一聯相賀。聯曰： 拋妻別子情可恕， 移教就尊樂未央。 並有長跋云：「得公垂書，知文錦夫人已於十月十二日攜三兒安抵詩家谷（按此乃彥老所譯之芝加哥，謂可與哈佛所在之博士墩 26 相對。）萬里重洋，闔家團聚，可喜可賀。承惠玉照，猶以夫人語拋妻別子圖征對，知公垂兩年孤寂，未忘余痛耳。因思客歲西歸，公垂同情助我，俾得偕眷流亡。今文錦移教就尊，賢淑堪佩，而關雎之樂，麟趾之慶，行將有以奉慰公垂者，不讓葉慧、李婉、鄒懿、顧真、王駟、倪純諸夫人專美於前也。勉湊下聯，雜集契字，寄上一笑，兼為賢伉儷祝福焉。卅八年聖誕前夕，時客台灣。董作賓。」 我於一九四七年由滬來美，行前將眷屬送居貴陽，臨別時與家人留影紀念。後文錦將照片寄美，在背後題字曰：「拋妻別子圖。」我拿了以示彥老，兩人唏噓傷感者久之。蓋彥老也是背棄家人，隻身遠適異國，孤苦伶仃，深有同感。一九四九年秋，文錦攜三兒來美，彥老也已偕眷到台，因又攝影一幀，再題此五字以博彥老一笑，因此引起了他對芝城舊友的懷念。 聯中述及的幾位夫人都是他在美時，常常往來的幾家友好。那時在芝大的中國學人約有五六十位。在東方系任教的尚有鄧嗣禹先生，在生物系任教的有王熙、趙駟夫婦，其他攻讀博士學位的有葉篤正、馮慧夫婦，鄒讜、盧懿莊夫婦，李樹青、趙婉和夫婦，以及倪恩、高君純夫婦等等，均在聯中道及。每逢周末，彥老便是這幾家的座上客。其他還有許多寄居在國際公寓的單身漢如潘如澍、郭曉嵐、楊振寧、李政道、楊西孟、趙承信、林永娛、丁瓚等等，有時郊遊野餐，也都邀請彥老參加。他愛講笑話，腹中掌故，尤其豐富，所以每次聚會，如無董老在座，便不熱鬧。他雖年紀較長，但頗有朝氣，深得年輕人的愛戴。在中國學人中，不時有學術座談，他也應邀參加，並且發表過兩次關於殷發掘和甲骨學的專題演講，頗受歡迎。 董先生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由芝飛滬，行前本定稍隔時日，再度攜眷來美，並擬與顧立雅先生合作，在芝大東方學院成立中國古史學研究中心。他離美時曾說，五年之內，他尚有勇氣再度來美，但五年之後，恐怕精力已衰，就不擬作此打算了。此事終因種種關係，未能成為事實，這個計劃便最後打消了。彥老自返國以後每隔不久，必有信來，不時還寄他手摹的漢瓦和契文，以及書報等等相贈。最後一函為一九六二、十、二十二夜所書，筆力仍甚遒勁。信中說：「近來生活正常，但精神體力，皆不如以前矣。近年寫印《中國文字》，已出八冊，送一全份」云云。這份珍貴的友情，正如他離美前在我的手冊上用毛筆所寫的一句西文成語：「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實有深長的意義。這幾個英文字大概也是彥老生平中所留下唯一用毛錐子所作蟹行文的墨寶了。 一九六六、九、五，芝加哥大學 原載《傳記文學》第九卷第五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