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政進行曲 · 第一章 背道而馳

在整個人類歷史時期，不論在哪個國家，也不論在哪個階段，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便是政府奉行與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與人類幾乎所有其他活動相比，政府的表現往往更為不如人意。在這方面，原本應該根據經驗、常識和可利用信息而做出恰當判斷的智慧，不僅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導致了令人沮喪的結果。為什麼身居高位的人如此經常性地做出有違理智且顯然與自身利益相違背的事情呢？為什麼明智的思維過程似乎常常失效？ 首先，儘管特洛伊的統治者有種種理由懷疑那令人生疑的木馬是希臘人的詭計，那他們為什麼還要將它拉到城裡去呢？為什麼喬治三世的歷屆內閣，都寧可對美洲殖民地堅持威脅態度，而不採取任何安撫手段，儘管眾多顧問一再勸誡這樣做有百害而無一利？為什麼查理十二世和拿破崙，以及後來的希特勒，不考慮先驅們所遭受的滅頂之災，仍然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國呢？蒙提祖馬（Montejuma），作為一支勇猛好鬥、渴望馳騁疆場的部隊的統帥和擁有30萬人口城市的首領，為什麼雖然已經清楚地知道幾百名外來入侵者不過是人而絕非神，卻仍然順從地舉手投降呢？為什麼蔣介石拒絕聽從任何改革或警告的聲音，直至醒來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呢？為什麼由出口商所組成的牢固的統一戰線能輕而易舉地掌控局勢，石油進口國卻為可供應的石油資源劍拔弩張呢？為什麼近代以來英國工會似乎每隔一段時間就致使國家處於癱瘓狀態，且場面瘋狂壯觀，令人覺得他們好像不是這個國家的一員呢？為什麼美國的企業一味追求「發展」，卻與此同時明顯在耗盡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生命賴以生存的三大基礎，即土地、水源和未受污染的空氣呢？（雖然從嚴格的政治意義上來講，工會和企業並不是政府部門，但它們說明了執政的情況。） 人類在政府以外的其他領域已經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在我們的有生之年發明了能帶我們離開地球飛向月球的運載工具；在漫長的過去，成功地利用風能發電，用泥石修建起高聳入雲的教堂，用蠶絲織造出絲綢布料，發明了樂器，從蒸汽中獲得動力，控制或消滅了疾病，在北海填海造田，對自然的形態進行分類，探索宇宙的奧秘。「儘管人類在所有其他科學領域都取得了進展，」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說，「政府卻躑躅不前，在管理方式上與三四千年前相比並沒有好到哪裡去。」 政府的失當行為有四種，且通常不會單獨出現。它們是：1.暴政或壓迫，歷史上已經有無數此類臭名昭著的例子，這裡無須贅述；2.過度的野心，比如雅典企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征服西西里，腓力二世試圖用他的無敵艦隊擊敗英格蘭，德國自視為優秀種族而兩次試圖統治歐洲，日本謀求建立「大東亞共榮圈」；3.無能或頹廢，比如晚期的羅馬帝國，最後的羅曼諾夫王朝和中國末代王朝清朝；4.愚蠢或墮落。這本書關注的是最後一種，它具體表現為奉行一種與所涉及的國家或政體的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自身利益一般應有利於維護統治主體的利益或優勢，而愚蠢的政策往往適得其反。 要限定本研究所說的愚蠢行為，採取的政策必須符合三個標準：不僅以後視之明，而且當時就必須被認為是違反生產力的。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所有的政策，都取決於那個時代的觀點。一位英國歷史學家曾經說過：「用現代人的觀點對過去時代人們的行為進行判斷是非常不公平的。無論人們對道德如何評說，政治智慧無疑是不斷變化的。」為避免用當代的價值觀作為判斷的依據，我們必須採納當時的觀點，並且只研究那些當時的人們察覺到的對自我利益傷害的事件。 其次，必須要有一個可行的替代行動方案。要排除個人因素，第三個標準就必須是，所述的政策是由一個團體而非某個統治者自己做出的，並且在政治階段結束後繼續發揮作用。由獨裁者或暴君導致的政府失當行為數不勝數，且大都是由個人因素造成的，不值得歸納調查。而由集體所領導的政府或先後繼任同一個職位的統治者們，比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會產生更為嚴重的問題。（要簡要審視一下的話，對於上述時間標準，特洛伊木馬是一個例外，而對集體統治的標準，羅波安是個例外，但每個都是經典案例，並且在已知的政府管理歷史中發生如此之早，足以說明此類愚蠢現象是何等根深蒂固。） 愚政的出現與其所處時代或地域並無關聯；雖然某個特定時代和地域的習慣與信念確定了它所採取的形式，但這是一種永久的普遍的現象。它與政權形式也沒有關係：無論是在君主制、寡頭政治還是民主政體下，都同樣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它與民族或階級也不相干。共產主義政府所代表的工人階級在行使權力方面並不比中產階級合理有效，這一點在近代歷史中已經尤為明顯地表現了出來。儘管我們必須承認，俄國無產階級在掌控國家60年後，以殘暴取得了成功，但其執政期間的所作所為很難說是開明的。如果說大多數俄羅斯人在物質方面比以前更為富裕，那麼他們為殘酷的政策和暴政付出的代價則不比在沙皇統治下小，可能還大得多。 法國大革命中，曾經是民粹主義典型代表的政府，卻在強有力的執政者上台後迅速恢復了君主專制。雅各賓派的革命政權本來能夠整合力量消滅內敵並戰勝外國侵略者，但他們連自己的下屬都管理不好，維持國內秩序、建立強大的政府或廣徵賦稅就更無從談起了。最後波拿巴通過軍事行動才確立了新的秩序，他用在國外戰爭中繳獲的戰利品填補國庫，隨後登上執政者的寶座。他根據「任人唯賢」的標準選拔官員，那些聰明過人、精力充沛、勤勉踏實、唯命是從的人才被悉數收入他的麾下。這一招非常有效，可惜好景不長，傲慢自負的他，最終因為過度擴張而將自己摧毀殆盡。 或許有人要問，既然愚蠢或反常行為是人性所固有的，為什麼我們要指望政府有所不同呢？原因可能是，政府的愚行比個人的愚行影響更為深遠，因此，政府更應該採取理智的行動。既然如此，人們也早就明白這個道理，為什麼卻並未採取預防和保障措施，防止這種現象發生呢？歷史上已經有人進行了嘗試，比如柏拉圖建議挑選一批人進行培訓，使之成為政府管理專家。根據他的理論，在一個公正的社會中，統治階級應該首先學習執政藝術，應該是理性和智慧的傑出代表。因為在他看來，這種人是極其稀有的，所以他認為，應該通過優生學方法進行繁殖和培養。他說，管理，是一種特別的技藝，管理能力，如同在任何其他行業一樣，只有通過學習才能夠逐漸掌握，無法通過其他渠道獲得。他的解決方案就是讓哲學家成為國王，這聽上去妙不可言，實際上高不可攀。「哲學家必須成為我們城邦的國王，或者，現在的國王和統治者必須像真正的哲學家那樣去尋求智慧，只有這樣，政治權力和知識智慧才能融為一體。」直到那一天，他說，「對於城市，並且我認為對整個人類而言，才會遠離各種麻煩。」事實也確實如此。 不開竅的榆木腦袋造成的自我欺騙，在政府管理中起著尤為重要的作用。它主要表現在以先入為主的固定觀念對形勢做出評估，而忽視或拒絕任何相反的跡象。它總是根據意願行事，而不讓自己根據事實調整方向。一位歷史學家對西班牙的腓力二世，這位所有主權國家中思想最頑固的首腦的評價概括了這種特質：「他始終堅信自己超凡卓越，即便他的政策失敗無數次，這也難以動搖。」 一個戰爭中的典型案例便是第17條計劃，也就是1914年法國作戰計劃。該計劃完全是按照進攻態勢構想出來的，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於法國萊茵河前線，令左翼幾乎毫無防衛。唯一能說明這一戰略合理的理由便是：法國方面固執地認為，德國不可能調派足夠的力量將侵略戰線延伸到比利時西部和法國沿海省份。這種假設是基於同樣固執的觀點，即認為德國永遠不會動用其前線預備役部隊。而法國參謀總部1913年就逐漸獲得與此相反的證據，但事實上卻將其斷然忽略了，目的在於不要讓對德國可能從西部發起攻擊的擔憂，影響法國向東部的萊茵河地區進攻的士氣。當戰爭來臨之際，德國能夠並確實使用了前線的預備役部隊，又長途奔襲繞到西線，結果便導致了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以及20世紀所經歷的可怕的後果。 榆木疙瘩似的僵化思維同時也拒絕吸取經驗教訓，14世紀的中世紀統治者便是最為典型的例子。儘管貨幣貶值非常明顯並已嚴重影響到經濟的運行，引起了人民的憤怒，但法國的瓦盧瓦君主還是把它作為瘋狂攫取現金的手段頻繁加以使用，這最終引起了資產階級的暴動。戰爭是統治階級的手段，其中榆木疙瘩式的思維尤其明顯。許多國家通過戰爭掠奪敵對國家的資源，但還是不可避免地經常陷入食品短缺甚至飢餓狀態，比如英法百年戰爭中英國對法國的入侵就是這樣，儘管如此，國家間還是經常發動戰爭。 在17世紀初，另外一位西班牙國王腓力三世，據說因為坐在一個熾熱的火盆邊太久而發熱，於是傳喚負責挪開火盆的人，無奈一時沒有找到那個人，國王竟因此發燒駕崩了。20世紀後期，人類好像在接近一個類似於自殺性愚蠢行為的階段。這種案例如此之多，出現如此頻繁，以至於人們只能選擇最具代表性的：為什麼超級大國相互間不摒棄人類自相殘殺的方式？為什麼我們窮盡所有技術和資源為獲得武力上的優勢而競爭，卻不花點兒力氣與我們的競爭對手尋找一種權宜之計，也就是說，尋找一種生存而非死亡的方式呢？ 2500年以來，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到托馬斯·阿奎那、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盧梭、傑斐遜、麥迪遜、漢密爾頓、尼采、馬克思等政治哲學家，他們研究思考的都是諸如倫理、主權、社會契約、人權、權力腐敗、自由與秩序之間的平衡等重大問題。馬基雅維利關注政府的職能，而不是政府所應採取的形式，除他之外很少有人勞神去關心政府的愚蠢行徑，儘管這種愚蠢行徑早已是長期和普遍存在的問題。阿克塞爾·奧克森謝爾納（Axel Oxenstierna）伯爵，在異常活躍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統治期間的30年動亂中擔任瑞典首相，在其女兒克里斯蒂娜統治時也是瑞典實際的統治者，他在臨死之際基於自己豐富的閱歷得出結論：「我的孩子，現在治理天下，哪裡需要什麼智慧呢？」 因為長久以來，政府始終是以單一主權的形式存在，它所表現出的導致政府愚蠢行徑的人類特點可以追溯到人類有記錄的時期。以色列國王羅波安是所羅門王的兒子，約於公元前930年他41歲時繼承王位，比荷馬創作民族史詩早大概一個世紀。這位新國王絲毫沒有浪費時間，就做出了蠢事，導致了國家的分裂，並永遠失去了統稱為「以色列」的10個北方部落。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不滿於所羅門國王統治時期的苛捐雜稅和繁重勞役，已暗中努力分離出去。他們聚集在所羅門手下一個叫耶羅波安（Jeroboam）的將軍周圍。這位將軍被稱為「偉大的勇士」，他憑藉著一個預言承諾帶領他們起義，該預言說他將在起義後繼承這10個部落的統治。上帝通過某個預言家、示羅人亞希雅（Ahijah the Shilonite）在該事件中發揮了作用，但他後來的角色並不十分清楚，並且似乎是由敘述者添加進去的，該敘述者認為全能的上帝必須無處不在。起義失敗時，耶羅波安逃到埃及，埃及國王示撒（Shishak）為他提供了庇護。 南方的兩個部落猶大和班傑明毫無疑問承認新國王的統治，羅波安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以色列的動亂，於是即刻前往北部中心示劍（Shechem）以贏得那裡的人民對他的忠誠。但是他碰到了以色列代表團，他們要求他減輕他父親所羅門國王在位時期強加給他們的沉重勞役。如果他答應這麼做，他們將願意做他的忠實支持者。代表團成員中就有耶羅波安，他是在所羅門國王剛死去時從埃及被召回的。耶羅波安的出現必然讓羅波安意識到自己所面臨的嚴峻形勢。 作為緩兵之計，羅波安請代表團先回去，並在三天之後返回來聽取他的答覆。與此同時，他徵求了他父親的顧問團中那些長老們的意見，他們勸他答應人民的要求，並告訴他，如果他對人民慈愛有加，並「好言相勸，他們將會永遠做你的僕人」。由於是第一次執掌政權，熱血沸騰的羅波安認為這個意見過於溫和，於是轉而徵求「同他一起長大的少壯派」的建議。他們非常了解他的性格，並且就像歷史上任何時期想要鞏固自己在「總統辦公室」中地位的顧問們一樣，提出了認為他會接受的意見。他不應做任何讓步，並且還要直接告訴那些人，他不僅不會減輕賦稅，而且還要把賦稅加到比他父親在位時更重。他們為他起草了能夠成為任何專制君主的口號的名言：「你就這樣跟他們說：『我父親給你們套上了沉重的枷鎖，而我還要給你們再加一套；我父親用鞭子責罰你們，而我會用蠍子懲戒你們。』」羅波安對這樣殘忍的表述欣喜異常，於是在代表團第三天返回時把這些話「粗暴地」一字不差地轉述給了他們。 他的臣民可能並不準備順從地接受這一答覆，這似乎是羅波安始料未及的。在希伯來歷史上，他能夠贏得「十足的蠢蛋」稱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於是，以色列立即宣布從大衛家族中分離出去，並且他們的戰爭口號是：「哦，以色列，建立自己的家園！哦，大衛，看好你自己的部族！」他們行動如此之快，說明事先已經對可能出現的否定答覆擬定了行動方針。 如此不動腦子的羅波安甚至令奧克森謝爾納伯爵都深感詫異，他採取了當時情況下最挑釁的舉動。他叫來亞多蘭（Adoram），此人負責監管被奴役部落，常對勞動者施以枷鎖，令人深惡痛絕。羅波安命令亞多蘭去確立國王的權威，但顯然並沒有派軍隊支持他，結果人們用石頭把亞多蘭砸死了。聽到消息後，這位魯莽而愚蠢的國王迅速跨上他的戰車逃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裡，他召集了猶大和班傑明部落的所有戰士發動戰爭以重新統一國家。與此同時，以色列人任命耶羅波安為國王。他統治了22年，而羅波安統治了17年，「這一時期，他們之間的戰爭連綿不斷」。 曠日持久的戰爭削弱了兩個國家的實力，也使得約旦東部由大衛所征服並成為附庸的領土，比如摩押、以東、阿蒙等重新獲得獨立，由此敞開了埃及入侵的大門。埃及國王示撒派「大軍」占領了邊境要塞並向耶路撒冷挺進。羅波安只能以寺廟和王宮中的金銀財寶向埃及進貢，才避免了耶路撒冷被征服的命運。示撒還侵入了前盟友耶羅波安的領土遠至米吉多，但他顯然由於資源匱乏無法建立政權，不得不退回埃及。 這12個部落從未被統一起來。因衝突而變得四分五裂的兩個國家再也不能維持大衛和所羅門建立的帝國的榮耀。在輝煌時期，帝國領土從北部的敘利亞一直延伸到埃及，直至到紅海的國際商隊路線和外貿出海口。而由於分裂造成人口和領土的減少，他們更無力抵禦鄰國的侵略。在分別存在了200多年後，以色列的10個部落終於在公元前722年被亞述人所征服，並且根據亞述人對被征服民族的政策，他們被驅逐出自己的土地而散落各地，消失在了不為人知的世界和被反覆揣測的歷史之中。 包括耶路撒冷地區在內的猶大王國，作為猶太人民的土地繼續存在著。儘管在不同時期重新奪回了北方大部分領土，但它也曾經被征服，流亡到巴比倫河流域，然後經歷復甦、內亂、外國主權的占領、叛亂、再次被征服、更遠的流亡、驅散、壓迫、猶太聚居區以及屠殺，但卻從未消亡。當初本應可能被採納的長老們的建議被羅波安輕易拒絕了，而最終採取的另外一套舉措導致了長期的仇恨，其所造成的創傷歷經2800年仍難以癒合。 同樣是毀滅，但原因恰恰相反的是導致墨西哥被征服的愚蠢行為。雖然人們對羅波安不難理解，但蒙提祖馬的例子讓我們認識到，愚蠢行為並不總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他於1502到1520年間是阿茲特克國王，這個國家物產豐富，情況複雜，掠奪成性。它坐落在內陸高原上（現在的墨西哥城所在地），周圍群山環繞，首都是有6萬戶人家的城市，房屋沿湖邊堤壩、小島等地勢用木樁打造並粉刷，街道整齊，寺廟輝煌，裝飾精美，武裝強大。其殖民地向東延伸到海灣地區，向西到太平洋海岸，整個帝國有大約500萬人口。他們信仰邪惡的宗教，其用活人祭祀的儀式在血腥和殘忍方面無人能及。然而，阿茲特克的統治者在藝術、科學及農業領域卻具有非常先進的思想和理念。阿茲特克的軍隊每年都要對鄰近部落發動戰爭，以掠奪用來勞動的奴隸和用以祭祀的犧牲品，補充總是短缺的食物供應，並藉機占領土地或懲罰反抗行為。在蒙提祖馬統治的最初幾年，他親自率領這樣的軍事行動，極大地擴展了疆域。 阿茲特克文化強調對神的崇拜——從鳥神、蛇神、美洲虎神，到雨神特拉洛克（Tlaloc）和作為地球表面主宰的太陽神太茲卡利波克（Tezcatlipoc），以及「將野蠻想法通過低聲耳語傳達給人類」的「太母頗特」（Tempter）。國家的創始神羽蛇神（Quetzalcoatl，古代墨西哥阿茲特克人與托爾特克人崇奉的重要神祇）已經失去往日的輝煌，黯然離開去了東海，人們在那裡期盼他回到地球，有眾多預言和特異景象對此做出暗示，預示了帝國的衰落。 1519年，從古巴來的一群西班牙征服者在埃爾南·科爾特斯的率領下在墨西哥灣海岸的韋拉克魯斯登陸了。在哥倫布發現加勒比群島後的25年來，西班牙入侵者迅速摧毀了原住民的家園，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如果他們的身體沒能在為西班牙人提供勞役的過程中幸免於難，那麼從基督教的角度來說，他們的靈魂得到了拯救。從他們的信件和頭盔可以看出來，西班牙人並沒有耐心定居下來開荒種地，而是無情地、無休止地、貪婪地掠奪奴隸和黃金，而科爾特斯就是他們的一個縮影。由於或多或少與古巴總督不和，他提出帶領600個人、17匹馬和10門大炮進行探險，表面上是探求貿易機會，實際上是追求榮耀，並以國王的名義建立獨立的領地，這從他的行為來看再清楚不過了。他登陸後的第一個舉動就是燒毀船隻，這樣就破釜沉舟，沒有退路了。 有當地居民出於對阿茲特克統治者的憎恨，將首都的財富和防守力量透露給了他。於是，科爾特斯帶領大部分人馬出發前去征服這座內陸大城市。儘管他非常魯莽大膽，但並不愚蠢，沿途與阿茲特克的敵對部落，尤其是主要對手特拉斯卡拉部落結成了聯盟。他先派人捎信，聲稱自己是某個外國王子的使臣，但並沒有偽裝成一個轉世的羽蛇神，對西班牙人來說這本來就不在他們的考慮之中。他們帶著自己的傳教士前行，非常顯眼地手持十字架和聖母馬利亞的畫像，並宣稱他們的目的在於傳播基督教。 蒙提祖馬在聽到前方的報告後，召集顧問們開會，有些人強烈要求以武力或欺騙手段抵制這些陌生人；而其他人則認為，如果他們確實是某個外國王子的使臣，應該舉行友好的歡迎儀式。如果他們並非常人，那麼這一點從他們神奇的特徵就能看出來，抵抗也是沒有用的。他們的「灰色」面孔和「石頭」服裝，他們駕著帶白色翅膀的水上房屋登陸，他們從管子裡噴出的魔力十足的火焰能殺死遠處的人，他們的首領騎著怪獸。對一個神靈無處不在的部落來說，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他們就是超自然的力量。然而，他們的首領可能就是羽蛇神的這個想法，似乎只是蒙提祖馬自己的臆想。 疑慮重重、惴惴不安的蒙提祖馬在當時的情況下做出了最為糟糕的決定：他派人送去金光閃閃的禮物炫耀他的財富，同時帶去信件，要求來訪者返回，又顯示了他的軟弱。100來個奴隸拿著寶石、紡織品、華麗的羽毛製品和兩個「如車輪般大小」的巨大金盤和銀盤令貪婪的西班牙人興奮不已；而信上所說的禁止繼續向首都行進，幾乎懇求地讓他們返回自己的家鄉，為了不激怒神靈，也不令使臣不滿，使用了極其溫和的語言，因此語氣並不強硬。於是，西班牙人繼續前行。 當他們到達城市的時候，蒙提祖馬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比如設置障礙阻止他們。相反，他舉行儀式歡迎他們的到來，還陪同他們到王宮和其他場所。在山中等待進攻信號的阿茲特克軍隊始終沒有接到命令，雖然他們本來能夠消滅侵略者，在堤壩上切斷逃生路線或者將他們予以隔離，從而迫使他們因飢餓而投降。這樣的計劃實際上都已準備妥當，但是翻譯將其泄露給了科爾特斯。警覺的科爾特斯把蒙提祖馬軟禁在他自己的宮殿中作為人質，防止外面的進攻。英勇好戰且在數量上以1000 : 1的比例遠遠超過綁架者的一個國家，就這樣屈服了。由於過於相信神秘主義和迷信的力量，他顯然認為，西班牙人的確是羽蛇神派來分離他的帝國的，並相信這是命中注定的，因此沒有做出任何努力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不過，從入侵者不斷索要黃金和食物來看，他們顯然也都是人；他們總是向釘在一個木頭做的十字架上的裸體男人及一個抱小孩的女人頂禮膜拜，這表明他們同羽蛇神並沒有什麼關係；反之，他們對當地人對羽蛇神的祭祀行為表現出明顯的敵意。後來，出於後悔或經人勸說，蒙提祖馬下令讓部隊伏擊科爾特斯留在韋拉克魯斯的駐軍。他的部下殺害了兩名西班牙人，並將其中一個的人頭送到首都作為證據。科爾特斯對此沒有要求談判或解釋，而是立刻用鏈子將國王鎖住，迫使他交出兇手並將兇手在宮門前活活燒死，還不忘再次索要大批黃金和珠寶作為懲戒。由於西班牙人被殺，任何殘存的與神靈建立關係的念頭消失得無影無蹤。 蒙提祖馬的侄子卡卡瑪（Cacama）對科爾特斯進行了譴責，說他是殺人犯、盜竊犯，並威脅要進行反抗，但國王卻一味保持沉默，消極被動。極度自信的科爾特斯在得知從古巴來的一隊人馬已經前來逮捕他時，自己回去對付他們，留下了少部分人繼續占領。這少部分人打碎祭壇，掠取食物，進一步激怒了城裡的居民。反抗情緒日益高漲。失去了權威的蒙提祖馬既無法下命令指揮，也不能平息人民的怒火。於是，在科爾特斯返回之際，阿茲特克人在國王弟弟的率領下發起反抗。只有13支步槍的西班牙人只好用劍、矛和弩予以反擊，並放火焚燒了房屋。儘管他們有鋼鐵武器的優勢，但由於被步步緊逼，他們只好將蒙提祖馬拉出來要求停戰。但國王剛一出現，就被人們用石頭一頓亂砸，說他是懦夫、叛徒。於是他被西班牙人帶回宮殿，三天後就死了，而他的臣民拒絕為他舉行葬禮。西班牙人在一個晚上從城裡撤出，損失了1/3的力量和先前的戰利品。 科爾特斯糾集了他的墨西哥盟友們，在城外的戰爭中打敗了占優勢的阿茲特克軍隊。在特拉斯卡拉部落的協助下，他包圍了城市，切斷了城市的水和食物供應，並逐步滲透。在前進過程中，他們將被摧毀的建築物廢墟都拋入湖裡。1521年8月13日，城裡剩下的居民群龍無首，又迫於飢餓，最終投降了。征服者填湖造地，在廢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城市，並隨後統治墨西哥、阿茲特克及其盟友達300年之久。 對宗教信仰，尤其是某個陌生的、遙遠的、你只是一知半解的文化中的宗教信仰進行爭論是徒勞無功的。但是，當某些信仰違反自然規律而變成一種錯覺，使人民失去獨立，那麼將它稱為愚蠢行徑也無不恰當了。在宗教狂熱的特殊類型中，該範疇同樣屬於榆木疙瘩式的僵化思維。它往往會造成極其嚴重的破壞。 愚蠢行徑不一定給所有相關方都帶來消極後果。由於文藝復興時期教皇的愚蠢行為而導致的改革，在新教徒看來並不算是不幸。由於英國的愚蠢政策挑起的美國獨立戰爭，使美國人由此獲得了獨立，從全面來看這並非憾事。摩爾人征服西班牙後，對該國大部分領土的統治持續了300年，少部分地區甚至長達800年。根據每個人所持有的不同立場，這一征服的結果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或許還值得商榷，但這一征服的起因卻是當時西班牙統治者的愚蠢行為，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 這些統治者就是西哥特人（Visigoths），他們在4世紀入侵羅馬帝國，5世紀末得以統治伊比利亞半島大部分地區數量占優勢的伊斯帕諾羅馬居民。200年來，他們與被統治者爭吵不休，時常發生武裝衝突。他們以無限膨脹的自我利益為標準，對主權國家巧取豪奪，四處樹敵，並最終同樣為這種行為所害。本地居民是羅馬天主教徒，而西哥特人則屬於阿里烏斯（Arian）教派，於是宗教仇恨令敵對情緒愈演愈烈。在選擇君主的方式上，雙方出現了進一步的爭論。本地貴族試圖維持原來的選擇標準，而深為建立王朝夢想苦惱的各地國王決心使這一做法成為世襲並予以保持。他們利用流亡或處決、沒收財產、不平等的稅收和不平等的土地分配等一切手段來消滅競爭對手，削弱當地的反對力量。這些做法無疑導致貴族煽動叛亂，仇恨的火種四處燎原。 與此同時，通過更加強有力的組織以及對西班牙境內的羅馬教會和主教更積極的抗拒，天主教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並在6世紀後期，成功地將兩個繼承人推上王位。第一個被其父親處死；而第二個人里凱爾德（Recared），最終實現了統治，並意識到國家統一的必要性。他在哥特人中第一個認識到，作為一個被兩個敵對集團所反對的統治者，繼續與雙方同時對抗實在愚蠢至極。由於堅信在阿里烏斯教派的框架下永遠不可能實現聯盟，里凱爾德不遺餘力地反對先前的盟友，並宣布天主教為官方宗教。他的幾個繼任者，也努力安撫昔日的對手，召回那些被放逐的人並返還他們的財產。但是，愈來愈大的分歧和各種複雜的趨勢超出了他們的控制，他們已經失去了對教會的影響力，因為他們在其中為自己培養了內部敵人。 政權穩固以後，天主教的主教成立了世俗政府，頒布了自己的法律，濫用各種權力，控制擁有決定權的議會，將自己所青睞的篡權者的行為合法化，尤其致命的是，無情地推行起了對任何「非基督徒」，也就是猶太人的歧視運動和懲罰條例。表面上來看人們繼續對阿里烏斯教派表示忠誠；但王室頹廢，縱情酒色。在各種陰謀詭計、強取豪奪、暗殺和起義的夾擊下，公元7世紀的國王如走馬燈般快速更替，沒有一個在位超過10年。 在這個世紀，被一個新的宗教賦予生命力的穆斯林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而這一發展得益於一系列從波斯到埃及，並在公元700年從西班牙穿越狹窄的海峽到達摩洛哥的征服過程。他們的船隻襲擊了西班牙海岸，雖然被打退回去，但對岸的新政權為哥特人統治之下每個心懷不滿的集團提供了無盡的誘人前景，即用國外的援助對抗內部敵人。不論歷史曾重演過多少次，正如拜占庭皇帝們在邀請土耳其人抗擊國內敵人時認識到的那樣，這種方法最終通向的結果只有一種，那就是：外來勢力留了下來並奪取了統治地位。 西班牙的猶太人是飽受苦難的少數民族。他們與羅馬人一同來到西班牙，並通過經商而繁榮富庶。但現在，他們受到排擠、迫害，被強制改宗，被剝奪了權利、財產、職業，甚至連孩子都被強行帶走，送給基督教奴隸主。面對滅絕的威脅，他們通過在北非的其他猶太部落與摩爾人接觸並向後者提供情報。對他們來說，什麼都比基督教統治好。 然而，社會分裂的致命缺陷導致了突發行動。公元710年，部分貴族策劃了一起陰謀，拒絕承認前一君主的兒子為國王，於是擊敗並廢黜了他，並推選他們中的羅德里戈（Rodrigo）公爵登上了王位，這使國家陷入爭端和混亂。由於認為摩爾人會非常熱心地為他們奪回王位，被推翻的國王和他的追隨者越過海峽，邀請摩爾人予以協助。 摩爾人本來就與西班牙不和，於是在公元711年大舉入侵，勢如破竹。羅德里戈的軍隊無力抵抗，摩爾人用1.2萬人的部隊很快控制了局勢。他們攻城略地，占領首都，確立代理人（將其中一座城市交由猶太人管理），然後繼續前進。他們在7年內完成了對半島的征服。哥德式的君主立憲制，由於沒能夠制定可行的治理原則，或是實現與國民的融合，未能建立牢固的根基，在受到攻擊時轟然瓦解了。 在羅馬衰落和中世紀復興之間的黑暗年代，政府除任意使用武力外並沒有有效的理論、體系或手段。由於社會的混亂是最令人難以忍受的，因此在中世紀時政府開始逐漸成形，隨後具備了公認的功能，包括普遍接受的原則、方法、機構、議會和官僚體制。它獲取了權力、話語權，改善了行事手段並提升了能力，但並沒有變得更加聰明或是不再有愚蠢的行徑。這並不是說，王公貴族和各位大臣不能夠英明地管理好自己的國家。在強大有力的，有時甚至是良性或明智的統治下，也會定期出現例外情況。就像愚蠢行徑一樣，這些現象並沒有隨時間和地點而發生變化。雅典的梭倫也許是最明智的，也是其中最早的例子之一。他值得我們探討一下。 公元前6世紀，時值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梭倫被選為執政官（或首席大法官），人們希望他能拯救國家，調和分歧。當時的債務法非常嚴厲，允許債權人將被典當的土地作為抵押物，甚或驅使債務人從事奴役勞動，這無疑讓平民更加貧困，民怨沸騰，反抗情緒高漲。梭倫既沒有參與富人對平民的壓迫，也沒有支持窮人的反抗行為，因此雙方都接納他。在富人眼裡，據普魯塔克（Plutarch）講，他擁有物質方面的財富；而在窮人看來，他誠實可信。在梭倫所頒布的大部分律法中，他關注的不是黨派之爭，而是正義，強弱之間的公平交易，以及穩定的政府。他廢除了債務奴役，解放了被奴役者，將選舉權擴大到平民，進行貨幣改革以鼓勵貿易，規範度量衡，建立法律法規對財產繼承及公民權利進行規範，對犯罪行為施以刑罰。這樣還是絲毫不敢大意，他最後要求雅典理事會宣誓，將他的改革維持10年。 然後，他做了一件極不平凡的事，在國家元首中可謂獨一無二：他借週遊世界之名買了一艘船，並乘船自我放逐達10年之久。作為一位政治家，梭倫做事公平公正；作為一個人，他又非常智慧。他本可以保留最高控制，擴大權力範圍直至成為獨裁者——他由於沒有這樣做反而受到詬病。可是他深知如果人們永無休止地請願並提議修改這條或那條法律而他並不依從，只會增加對他的罵名，於是他決定離開，以便維持他所制定的法律的完整性，因為不經過他的許可，雅典人無法廢除法律。他的決定表明，不去試圖凌駕於他人之上的雄心，以及用來判斷分析的常識，是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梭倫的日記中，他用第三人稱描寫自己時，換了一種表達方式：「他每天都在變老，可是學會了新的東西。」 強勢而果敢的統治者，如果缺乏梭倫那樣完備的素質，往往會如英雄般逐漸凌駕於他人之上，成為隨後幾個世紀的燈塔。伯里克利具有良好的判斷力，做事很有分寸，聲譽卓著，在其統治下，雅典達到了最為強盛的時期。羅馬的愷撒死於對手的刺殺，或許並不是非常智慧，但他卻具有非凡的執政能力。後來，安東尼王朝出現了4個「好皇帝」：即圖拉真和哈德良，組織者和建設者；安敦尼·庇護，仁慈的庇護者；馬可·奧勒留，令人崇敬的哲學家。在他們的統治下，羅馬公民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因為政府管理有方而生活富足，相互尊重。在英格蘭，阿爾弗雷德大帝擊退了侵略者，實現了國家的統一。查理曼得以在紛亂蕪雜的社會中建立良好的秩序。他打造的文明藝術並不比戰爭時期少，並因此在中世紀贏得崇高的聲望，這一點在之後的4個世紀裡無人能及，直至被稱為Stupor Mundi，意為「世界奇觀」的腓特烈二世趕超。腓特烈凡事都要親力親為：藝術、科學、法律、詩歌、大學、十字軍東征、議會、戰爭、政治以及與教皇的爭奪。儘管他各方面才能卓著，最後遭受挫敗。洛倫佐·德·美第奇，作為傑出的政要，使得佛羅倫薩更為輝煌，但他卻因為想要建立王朝的野心而使共和國逐漸削弱。兩個女王，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和奧地利的瑪麗婭·特蕾莎，都是精明能幹、睿智無比的統治者，為各自國家創造了無盡的財富。 作為一個新興國家的締造者，喬治·華盛頓在眾多領袖中閃耀著最為奪目的光芒。與學富五車、文質彬彬、頭腦非凡、智慧超群、多才多藝的傑斐遜相比，華盛頓意志堅定、品格高尚，擁有天然的領袖氣質；另外，他精力過人、不屈不撓，能夠克服重重障礙，無往而不勝。他不僅帶領美國人民贏得國家的獨立，而且使羽翼未豐的年輕共和國度過了最初幾年的危機得以茁壯成長。 他的周圍群星閃耀，人才濟濟，更有無數政治精英如雨後春筍，充滿無限生機。儘管他們並非完美之士，且時常爭吵不休，但在大阿瑟·M·施萊辛格看來，這些開國元勛們「是美國，或者可能是所有國家最為傑出的一代公務人員」，這並非言過其實。這位歷史學家所賦予他們的品質值得一提：他們無所畏懼，具有高度的原則性，精通古代和現代的政治思想，精明務實，勇於嘗試，並且，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相信人類有能力通過自己的智慧改善所處的環境」。這就是塑造了他們個性的理性時代的標誌；而且，雖然18世紀有一種傾向，認為人類在內心深處更為理性，但恰恰在這個年代，這些人將他們在社會治理方面的才能發揮到了極致。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從僅僅250萬居民中就產生如此眾多精英的原因就好了，它將具有非常寶貴的價值。施萊辛格提出了一些起到促進作用的因素：教育的廣泛傳播，富有挑戰性的經濟發展機遇，社會的流動性，自我管理方面的培訓——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公民竭力培育並提升他們的政治素養。教會威信的降低，商業、科學和藝術領域尚未提供努力進取的方向，因而對於那些精力充沛、意志堅定的人來說，治國方略幾乎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或許在時代的需求中最為重要的是激發人們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勇氣和機會。那麼有什麼東西更加令人振奮，並且更有可能讓這些精力充沛、意志堅定的人付諸行動呢？ 不論之前或之後，都從未有人對政府體制的構成進行過如此審慎和理性的思考。在法國和俄國革命中，有太多的階級仇恨和流血衝突，以至於人們無法實現公平的結果或建立永久的體系。兩個世紀以來，在每次危機之後，美國的政治制度始終能夠在壓力下糾正其不合理的做法，同時不放棄既有體制去尋求其他制度，而諸如義大利、德國、法國和西班牙則並非如此。隨著惰性的加劇，美國這種情況可能會改變。在歷史上，當各種條件有利的時候，或者拙劣的決策因為豐富的資源而並未產生嚴重後果的時候，或者因為規模宏大而減弱了不利影響的時候，社會制度往往不會因為眾多荒唐愚蠢的行徑而發生變化，處於擴張時期的美國就是這樣。時至今日，已經不再有那麼多的緩衝因素，愚蠢行為所導致的後果是我們無法承受的。美國開國元勛們的思想和行為難能可貴，在正常的歷史進程中無法期望再次出現這樣一個群體。但他們非凡的形象始終銘刻在我們心中，有助於我們對人類行為的可能性做出良好的評估和判斷。 在曇花一現般的明智的政府間隙，總有愚蠢行徑大行其道。在法國波旁王朝時期，這種愚蠢行徑更綻放出絢麗的花朵。 路易十四通常被認為是一位優秀的君主，主要是因為人們傾向於接受誇大其詞的自我評價。實際上，他發動了無休止的戰爭，大量發行國債，外加傷亡、饑荒和疾病，耗盡了法國的經濟和社會資源，將國家推向崩潰邊緣，並最終導致兩代君主之後絕對君主制被推翻。從這個角度看，路易十四所奉行的政策違背了最終的自身利益。其繼任者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帕杜夫人評價這種統治的後果道：「在我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路易生涯中最應受到譴責的行為和最為糟糕的錯誤就在於1685年廢除了《南特敕令》，取消了他祖父時期所貫徹的寬容政策，恢復對胡格諾派的迫害。這還稱不上是絕對的愚蠢政策，因為在當時根本就無人對此進行責備或告誡，這反而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而且在30年後國王的葬禮上，人們還將其作為最值得讚揚的行為大加肯定。然而，這一事實卻使另外一項標準顯得更為重要，即愚蠢政策必須是某個群體而非個人的決策。沒過多久，人們就認識到了該政策之愚蠢。幾十年後，伏爾泰將其稱為「法國最大的災難之一」，其結果「完全違背了初衷」。 和所有愚蠢行徑一樣，它受到當時人們的態度、信仰和政治傾向的影響；而像某些愚蠢行徑一樣，若並非所有的話，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不採取措施也能平安無事的時候，它太過激進。舊的宗教分裂和加爾文殘忍教義的力量正在逐漸削弱；人數不足200萬或大約人口1/10的胡格諾派是辛勤工作的忠誠公民，而他們太過勤奮反而令天主教派感到不安。這樣就造成了雙方的摩擦。胡格諾派只有一個新年作為休息日，而天主教徒則有100個聖徒和神聖假日；且胡格諾派工作高效，創造力強，在經商方面更為成功。他們的商店和作坊搶走了大批生意，這也是天主教徒要求對他們進行壓制的主要原因。在更高層次上，這一要求被賦予充分的理由，因為在宗教方面持不同政見是對國王的背叛，而取消對是非感的自由選擇（「這致命的自由」）不僅是為國家利益，也是對上帝的忠誠。 擺脫了紅衣主教馬薩林（Mazarin）早期監護之後的國王越來越專制，因而這一建議對他很有吸引力。他的專制權力越大，似乎就越不能接受政見不同者的存在。「一部法律，一個國王，一個上帝」是他對國家的概念，並且在他當政25年之後，他的政治力量日益加強，對分歧的包容也逐漸萎縮。他所認為的神聖使命對統治者來說通常會造成災難性後果，深信「我應該成為上帝的使者，讓所有臣服於我的人按照上帝的教導行事」是全能的上帝的意志。此外，他還有自己的政治動機。鑒於英國詹姆斯二世對天主教的了解，路易認為，歐洲正在回歸到天主教至上，他可以擺出一副極力反對新教徒的姿態對此表示支持。而且，由於與教宗在其他問題上的爭執，他想表明自己是正統觀念的捍衛者，由此重申古代法國的「最具基督教意味的國王」的稱號。 1681年，廢除《南特敕令》的法令尚未被真正頒布，迫害行為就開始了。新教活動被禁止，學校和教堂被關閉，人們被強制接受天主教洗禮，兒童從7歲開始就與家人分離，被撫養成天主教徒，行業行為與職業被逐步限制直至完全禁止，胡格諾派官員被責令辭職，政府組織專門人員進行改宗，且給每個轉變信仰的人提供賞金。一個又一個法令將胡格諾派教徒從他們自己的社區及國家生活分離開來並徹底根除聯繫。 隨著迫害行為的升級，他們開始採取暴力措施，其中最為殘忍且最為有效的莫過於對新教徒的「武力迫害」，即讓那些凶暴粗野的男人分別駐守在胡格諾派家庭中，並鼓勵他們為所欲為。由這些粗野男人組成的軍隊，因粗暴散漫而臭名昭著。他們大肆屠殺，毆打搶劫戶主，強姦婦女，四處破壞，所到之處一片狼藉。而當局以免除家庭被進駐從而擺脫這種恐怖行為為幌子，誘使人們轉變信仰。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的信仰轉變幾乎不可能真心實意，這引起了天主教徒的不滿，因為這些人發假誓，褻瀆了教會的神聖。並非心甘情願領受聖餐的人有時被驅趕著去做彌撒，其中有的反抗者對聖餐吐口水，並倒在地上踐踏，他們因為玷污了聖禮而被燒死在了火刑柱上。 法令禁止遭受處罰的胡格諾派教徒離開，而他們一旦被抓到，則被判決到船上的廚房接受勞役。為了反抗，胡格諾派開始移民。另一方面，如果他們拒絕公開發誓放棄原有信仰，當局就會迫使他們的牧師流亡海外，因為怕這些牧師會在暗中傳教，鼓勵那些已經轉變信仰的人恢復原有信仰。那些繼續布道的頑固的牧師被施以輪刑，很多牧師因此成為殉道者，這同時也激勵了他們的追隨者繼續反抗。 當有人將大規模信仰轉變情況匯報給國王，說僅一個地區三天時間就有6萬人轉變信仰時，國王決定廢除《南特敕令》，因為在他看來胡格諾派已經不復存在，不再需要這個敕令了。這時，有人質疑這一政策的明智性。在廢除敕令前夕舉行的一次會議上，皇太子或許是想表達有人私下轉達給他的憂慮之情，提醒說如果廢除這一敕令可能導致反抗和大規模移民，由此損害法國的商業。但是，他似乎是唯一提出反對聲音的人，毫無疑問這是因為他不用怕遭到報復。一個星期後，即1685年10月18日，廢除的法令正式頒布，並被人們譽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奇蹟」。「以前從未有過這樣勝利的喜悅。」歷來刻薄的聖西門寫道。並且他的激情一直持續到國王死去，「從來沒有過這麼一致的好評……國王聽到的全是溢美之詞」。 但不良後果很快就顯現了出來。信仰胡格諾教的紡織工人、造紙商及其他工匠，將曾經在法國居壟斷地位的技術帶到英格蘭和德國；銀行家和商人帶走了他們的資金；印刷工人、出版商、造船商、律師、醫生及很多牧師逃離。4年內，海軍中有8000—9000人，陸軍中有1萬—1.2萬人，還有500—600名軍官，都逃到荷蘭，極大增強了路易國王的敵人威廉三世的軍隊實力。並且在三年後，當威廉三世取代被趕下台的詹姆斯二世成為英格蘭國王時，其軍隊實力已經是法國的兩倍。圖爾和里昂的絲綢行業據說由此遭到破壞，而像蘭斯和魯昂這樣的重要城鎮，其工人數量銳減了一半。 人們意識到廢除《南特敕令》的諸多後果時，誇張之詞照例不可避免，而這一現象從聖西門惡意責難國家人口減少了1/4時就已經開始了。根據現在的估計，各地流亡總人數大約10萬—25萬。無論這一數量多寡，新教國家很快就意識到了這些流亡人口對於法國對手的價值。荷蘭即刻給了他們公民權利，並免除三年的賦稅。布蘭登堡（未來普魯士）議員弗雷德里克·威廉在《南特敕令》發布不到一周就頒布法令，邀請胡格諾派來到他所轄的領土，而後者所帶來的工業企業對柏林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貢獻。 最近的研究認為，胡格諾派移民對法國經濟所造成的損害一直被高估了，它只不過是戰爭帶來的眾多創傷之一。然而，政治方面的損害卻是毫無疑問的。胡格諾派印刷工人以及他們的朋友們所印製的反法小冊子和諷刺作品如洪水般湧入所有他們定居的城市，這些小冊子將對法國的敵對情緒推向新的高潮。布蘭登堡與荷蘭結盟，德國小公國也隨後加入進來，由此加強了反法的新教聯盟的力量。而在法國，迫害行為反而更激發了新教徒的信仰熱情，復甦了他們與天主教徒的宿怨。南部賽維納山區胡格諾派中的法新教徒（Camisard）的長期反抗，導致了三次殘酷的鎮壓戰爭，削弱了國家的實力。人們在這裡以及法國保留下來的其他胡格諾派社區中建立了接收基地，迎接革命的到來。 更為深遠的變化在於對絕對君主制理念的懷疑。持不同政見者認為，國王不能再擁有強行統一宗教的權力。這樣一來，君權神授遭到了公開質疑，憲法的權威性更受到了挑戰，這一鬥爭持續了近一個世紀之久。1715年，當了72年國王的路易十四在去世之際，留給法國的不是他長期以來致力於實現的國家統一，而是思想活躍但處境悲慘的持不同政見者之國度；他沒有令國家財富日益增長，而是使之更加貧困孱弱、混亂失序。以自我為中心的統治者用如此有效的方式損害自身利益，路易十四真可謂前無古人。 本來，對胡格諾派所為不加干涉，或者至多通過發布國內法令的形式滿足反對胡格諾派人士的訴求，而不採取武力施加暴行，也不失為可行之道。雖然大臣、神職人員和人民完全贊同對胡格諾派的迫害，但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十萬火急。整個事件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它本來就不該發生。這就突出了愚蠢行為的兩個特點：事件的發生通常並未經過精心策劃，其後果卻總是令人驚異。愚蠢行為在事件發生後仍一如既往。一位法國歷史學家對「廢除」法令這樣寫道，「偉大的圖謀在政治上極其罕見；國王總是憑經驗，有時甚至一時衝動做出某種行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觀點得到了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的支持，後者在一篇富有洞見的評論中告誡說：「在對歷史事件進行分析時，不要太過深刻，因為原因通常都顯而易見。」這一點往往被政治學家們所忽略，因為他們在討論權力的性質時，即便持否定態度，也總是極其虔誠的樣子。他們的行為有時就像是普通人走進一人深的水裡，非常不明智或愚蠢反常，與普通大眾在正常情況下時常會表現的並無二致。權力的陷阱和影響欺騙著我們，賦予了其擁有者非同一般的地位。有著一頭捲曲的長假髮，穿高跟鞋和貂皮大衣的太陽王是一個容易誤判、出錯和衝動的人，就像你和我一樣。 法國波旁王朝最後一位國王查理十世，是被送上斷頭台的路易十六及在位時間很短的路易十八的弟弟，其愚蠢行為一而再，再而三，已經到了覆水難收的地步[1]：也就是說，他努力恢復已經傾倒瓦解的政權，開歷史的倒車。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被稱為反動還是反革命，反抗右派都決心極力恢復舊政權以前的特權等級和對財產的占有，並採取各種手段攫取之前所沒有的權力。 當67歲的查理十世在1824年登上王位時，法國剛剛經歷了長達35年之久的歷史上最為劇烈的變化，從大革命到拿破崙帝國，再到滑鐵盧和波旁王朝復辟。由於當時不可能取消大革命以來的所有權利和自由以及政府實施的法律改革，所以，儘管路易十八可能永遠都不習慣君主立憲觀念，但還是接受了憲法，這是他弟弟查理無法理解的。由於在英格蘭流亡期間的所見所聞，查理說他寧願砍伐樹木謀生也不願像英格蘭國王那樣生活。毫不奇怪，對於那些與波旁王朝一起回到法國，希望恢復舊政權、等級和頭銜尤其是被沒收的財產的眾多流亡者來說，查理是他們的希望。 在國民大會，代表他們利益的極端右翼分子與少數極端派構成了最強大的黨派。他們減少已知對手的稅收，使後者無法達到選舉資格所要求的納稅300法郎的條件，如此將選舉權限於最為富裕的階層，從而完成了組建黨派的工作。政府部門也受到同樣的限制。極端派占據了所有部長職位，其中一位宗教極端主義者任司法部長，其政治理念據說是在對《啟示錄》的經常閱讀過程中形成的。他的同事們實行嚴格的審查制度，頒布具有彈性的搜查和逮捕律令；他們的主要成就在於建立了一個基金，對大約7萬名流亡者或他們的後代提供每年1377法郎的補償。這樣微不足道的數額難以滿足他們，但卻足以惹怒為此納稅的資產階級。 大革命以及拿破崙統治時期的受益者並不打算為舊政權的流亡者和神職人員讓步，而不滿情緒儘管只是暗流涌動，卻也日益高漲。被極端分子所包圍的國王，如果不是因為利令智昏而導致自己垮台，或許還能夠多多少少舒適地完成他的統治。查理決心要大幹一番，儘管他在智商方面沒有繼承先人，但卻具有波旁王朝時期典型的不學無術和睚眥必報的作風。當反對派在議會中製造麻煩時，他聽信了其內閣部長們的建議將議會解散了，並通過賄賂、威脅、施壓等手段達到了操縱選舉的目的。事與願違，保皇派因只有對手1/2的議席而落敗了。因為不願落得像英格蘭國王那樣的無望結局，查理又一次解散議會並且根據新的範圍更窄的選舉權以及更為嚴厲的審查制度，再次進行了選舉。 反對派所控制的媒體呼籲反抗。國王去打獵之時沒有料想會發生公開衝突，因此沒有召集軍隊提供保護。而巴黎人民和從前與此後的許多次一樣，利用這個機會築起路障，積極投入到三天的巷戰中，此即法國人所說的「三大榮耀」。反對派代表組織了一個臨時政府。查理退位並逃往海峽對岸他所鄙視的有限君主制國家。這一事件中沒有發生大的悲劇，其歷史意義只在於推動法國從反革命向著資產階級的路易·菲利普君主制前進了一步。在愚蠢行徑的歷史上更為重要的是，它說明，包括但不限于波旁王朝在內，試圖將打碎的雞蛋復原往往是徒勞無功的。 縱觀歷史，軍事愚蠢案例數不勝數，但它們不在本次研究的範圍之內。然而，有兩個最為重大的事件牽涉與美國的戰爭，都是由政府層面做出的決定。他們是德國在1916年恢復無限制潛艇戰的決定，以及日本在1941年襲擊珍珠港的決定。這兩種情況中，均有反對的聲音警告不要採取行動，但警告均以失敗告終。在德國，這種聲音是那麼急切和絕望；在日本，它如此謹慎卻又深受懷疑。這兩種情況中的愚蠢行為產生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我們別無選擇」論點中的自我禁錮，另一方面則是最經常且最致命的自我妄想——對敵人的低估。 「無限制」潛艇戰意味著一旦在所宣布的封鎖區內發現商船，不論其是交戰國還是中立國船隻，不論有無武裝，均不加警告予以擊沉。基於中立國享有公海自由航行原則，美國對此提出強烈抗議。德國在瘋狂地用魚雷擊沉「盧西塔尼亞」號客輪之後於1915年停止了這一做法，與其說是由於美國氣憤之極提出的斷交威脅以及其他中立國的反對，倒不如說是因為德國當時並沒有足夠的潛艇來保證取得決定性效果。 到這個時候，其實是在1914年年底，在公開進攻俄國和法國的努力失敗之後，德國統治者意識到，他們無法戰勝三國聯軍。而實際上，正如參謀總長對總理所說，「我們自己很可能會精疲力竭。」 此時，德國需要通過政治行動與俄國單獨簽署和平協議，但這一努力失敗了。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德國與比利時、法國甚至英國的無數次接觸或提議也以失敗告終。所有失敗均出於同樣的原因，即每次德國總是以勝利者自居而提出懲罰性條款，要求對方結束戰爭且割地賠款。它總是揮舞大棒，從來不拿胡蘿蔔，因此德國的對手沒有一個想要背叛自己的盟友。 到1916年年底，雙方在凡爾登和索姆河犧牲數百萬生命也難見分曉，資源瀕臨枯竭，士氣日漸低落。德國僅靠馬鈴薯為生，並徵召15歲的孩子加入軍隊。而協約國方面，除非有美國強大的新生力量加入，否則也是岌岌可危，看不到勝利的曙光。 這兩年里，基爾造船廠在瘋狂地製造潛水艇，目標是200艘。與此同時，最高統帥部在高級別會議上就是否恢復魚雷戰爭與持強烈反對意見的平民部長們爭論不休。平民部長們認為，重新開始無限制潛水艇戰，用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2]的話說，就是「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國加入我們敵人的隊伍」。最高統帥部對此並不否認，但認為可能性不大。因為德國顯而易見不可能僅贏得在陸地上的戰爭，他們的目標是打敗英國。而英國由於資源匱乏早已風雨飄搖，因此在美國能夠動員其力量、訓練並運送部隊到歐洲且數量足以影響戰爭結果之前，應該切斷英國的海上補給線來達到目標。他們聲稱，這一任務在三四個月內就可能完成。海軍上將展開航海示意圖，證明潛艇可以在一定時間將多少噸魚雷發送到海底，直至英國「苟延殘喘」。 貝特曼宰相首先反對，他反駁說，美國如果參戰的話，它除了把扣留在美國港口的德國船隻讓協約國使用外，還很可能將其他中立國也拉攏過去，並且，它將為協約國提供巨大的財政援助，並極大鼓舞士氣，激勵他們堅持到援軍到達。財政部長卡爾·赫弗里希則認為，使用潛艇將「帶來毀滅性後果」。直接與美國打交道的外交部官員也同樣反對。去美國執行任務返回的兩位主要銀行家警告說，不要低估美國人的潛力，一旦他們警醒並確信有充分的理由，他們能夠調動的力量和資源是無法想像的。 在所有勸阻的人中，最為迫切的莫過於德國駐華盛頓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他非普魯士出生和成長的背景使其沒有同輩那樣的妄想和錯覺。出於對美國的了解，伯恩斯托夫反覆告誡其政府，如果發動潛艇戰，美國肯定會參戰，德國必將戰敗。由於軍方日益強烈地堅持戰爭，他在發回德國的每條信息中都試圖改變在他看來將會帶來致命後果的這種趨勢。他相信，避免這一結果的唯一途徑便是通過調解達成協議停止戰爭，而威爾遜總統也正準備這麼做。貝特曼也憂心忡忡，他認為，如果協約國像德國所預料的那樣拒絕了該和平動議，而德國接受了這一結果，那麼它就有正當的理由恢復無限制潛艇戰而不會引發美國參戰。 推崇潛艇戰的主戰派包括驕橫粗暴的德國軍官和宮廷人士、以擴張為戰爭目的的社團、右翼政黨和大多數民眾，他們根據政府的宣傳認為只有通過潛艇戰才能夠打破英國對德國的食品封鎖並戰勝敵人。社會民主黨少數人在國會喊道：「人民不希望潛艇戰，只想要麵包與和平！」但很少有人傾聽他們的聲音，因為德國公民無論多麼飢餓難耐，總是非常順從。德皇威廉二世，因為有些猶豫不決而受到激烈抨擊，但由於不願讓人覺得他還不如其指揮官大膽，也只得隨聲附和。 1916年12月，威爾遜提議交戰國坐下來就「沒有勝利的和平」進行協商，但遭到了雙方的拒絕。雙方都不想在沒有任何收穫的情況下接受和解，因為這樣一來各自的犧牲和痛苦似乎就沒有了正當的理由，而要支付戰爭的費用也變得不可能了。德國並非為現狀而戰爭，而是為稱霸歐洲，在海外建立更為強大的帝國。它想要的不是調停式而是命令式的和平，而且，正如其外長亞瑟·齊默爾曼在寫給伯恩斯托夫的信中所說，德國不希望通過中立國調停者來「冒被騙取戰爭獲益的風險」。任何要求德國放棄自身利益並賠償協約國的解決方案都意味著霍亨索倫王朝（Hohenzollerns）及其執政階層的下台，這是協約國能夠接受的唯一方案。他們還需要有人支付戰爭費用或者破產。沒有勝利的和平不僅將終止稱霸的夢想，而且需要大量稅收為早就無利可圖的多年戰爭埋單。這將意味著一場革命。對於皇室寶座、軍事階層、地主、工業和商業大亨來說，只有贏得戰爭，他們才有希望繼續掌握大權。 1917年1月9日，德皇、宰相和最高司令部召開會議做出了決定。海軍上將、海軍參謀長霍爾岑多夫提交了一份200頁的材料，包括進入英國港口的船舶噸位、運費、艙位、配給制度、食品價格、與去年收成之比較，以及詳細到英國早餐中所含熱量等包羅萬象的信息，並發誓說，他的潛艇一個月能夠擊沉60萬噸船舶，從而迫使英國在明年收穫節前就投降。他說，這是德國的最後一次機會，他看不出有什麼其他辦法可以贏得戰爭，「保證我們將來世界大國的地位」。 貝特曼用了一個小時回應他，將那些認為美國參戰意味著德國失敗的顧問們的所有論據一一列出。四周對他的回應是皺眉、焦躁和緘默。他知道，擁有自我決斷權利的海軍早已派出了潛艇。慢慢地，他屈服了。誠然，不斷增加的潛艇數量使成功的可能性比之前更大了。確實，協約國的上一次戰果甚為慘澹。另一方面，美國……陸軍元帥興登堡打斷了他的話，肯定地說，他的軍隊能夠「對付美國」。而霍爾岑多夫則「信誓旦旦」地說：「美國人將不會踏上歐洲大陸！」面色憂鬱的宰相讓步了。「當然，」他說，「如果成功在向我們招手，我們沒有理由拒絕。」 他沒有辭職。後來一位官員發現他頹然坐在椅子上，表情凝重，於是小心翼翼地問他是否前線傳來了壞消息。「沒有，」貝特曼回答說，「但德國完蛋了。」 早在9個月前，在之前的潛艇危機中，被派到總參謀部的貝特曼的助手庫爾特·里茨勒（Kurt Riezler）就已得出同樣的結論。他在1916年4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德國就像是一個沿著深淵跌跌撞撞行走的人，一門心思地想要跳下去。」 結果得到了證實。儘管在護航制度生效前，德國潛艇擊沉了大量協約國船隻，造成巨大傷亡，但英國受到美國宣戰的鼓舞堅持了下來，並沒有投降。另外，霍爾岑多夫曾保證美國不會登陸，但200萬美軍最終抵達歐洲，在美軍第一波進攻的8個月裡，投降的是德國。 當時有別的選擇嗎？鑒於它非要取得勝利，拒絕承認現實，大概沒有。但是，如果它知道這是死胡同，接受威爾遜的提議，從而阻止或者肯定地延緩美國加入敵對力量，那麼結果可能就不是這樣。如果沒有美國，協約國不可能堅持到勝利；而由於德國也難以取得勝利，雙方將步履維艱直至筋疲力盡，最終達成相對平等的和平。如果這樣的話，世界歷史就要改寫了，沒有勝利，沒有賠償，沒有戰爭罪責，不會出現希特勒，或許也不會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然而，像許許多多可能性一樣，這在心理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正如希臘人所說，性格就是命運。德國人受到的教育是以武力奪取目標，但他們並沒有學習如何調整。即使有戰敗的風險，他們也無法放棄擴大版圖的目標。里茨勒所說的深淵在召喚他們前行。 1941年，日本也面臨做出一個類似的決定。它的帝國計劃，即「大東亞共榮圈」，核心在於征服中國，並將日本的統治從滿洲里延伸至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群島、馬來亞、暹羅、緬甸一直到（有時也包括由發言人酌情決定的）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印度。與日本的胃口成反比的是其國土，而非其意志。為了這一事業，它要動員必要的力量，因此必須獲得遠遠超出它自己所有的鋼鐵、石油、橡膠、大米等資源。當歐洲爆發戰爭，日本在該地區的主要對手，即西方殖民帝國正在為生存而戰鬥或早已無能為力——法國已經戰敗；而荷蘭，儘管還保留著流亡政府，已經處於被占領狀態；英國飽受德國空軍的打擊，也無力在世界另一邊採取任何行動；日本成就輝煌的時刻到來了。 日本在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是美國，後者始終拒絕認可日本對中國的步步占領，並越來越不願向日本提供原料，以避免其進一步的冒險行動。日本在中國的暴行，對美國班乃艦的襲擊，以及其他挑釁攻擊行為，都是影響美國輿論的因素。1940年日本簽訂三方條約，使自己成為軸心國夥伴，並乘法國在歐洲戰場屈服之際侵入法屬印度支那。作為回應，美國凍結了日本的資產並禁止向日本銷售廢舊鋼鐵、石油和航空汽油。從1940年到1941年，雙方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外交磋商，意在達成基本協議，但結果證明這是徒勞的。儘管孤立主義情緒甚囂塵上，但美國不會默許日本對中國的控制；而日本的無窮欲望，使它不願限制自己的行動自由，它在亞洲其他地區仍恣意妄為。 與魯莽的軍事和政治上的極端分子不同的是，主政日本的主要領導人不想與美國開戰。他們只想要美國保持沉默，而自己長驅直入建立亞洲帝國。他們認為，只要堅持不懈地遊說，喋喋不休地爭論，耀武揚威地要求，含蓄隱晦地恐嚇說與軸心國合作，就能夠迫使美國就範。當這些手段不僅沒有令美國保持緘默，反而起到相反作用的時候，日本未加研究就確信，如果它採取行動拿下其首要目標，即對日本而言至關重要的荷屬東印度群島的資源，那麼美國肯定會對它宣戰。如何占領這一地區同時又不會觸怒美國，這是從1940年到1941年一直困擾日本的問題。 從戰略上來說，為了占領荷屬東印度群島並將資源運送到日本，日本必須保護其側翼在西南太平洋不受美國海軍的攻擊。既是海軍總司令又是珍珠港突襲行動設計師的日本海軍大將山本知道，日本沒有希望取得對美國的最終勝利。他告訴近衛首相說：「對於能否堅持到第二或第三年，我絲毫沒有信心。」因為在他看來，對荷屬東印度群島的軍事行動「將導致與美國的戰爭早日開始」，而他的計劃就是推動這一行動並通過「致命打擊」將美國趕出去。然後，通過征服東南亞，日本可以獲取它所需要的資源來進行後續的戰爭，實現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霸權夢想。因此，他提出日本應該「從戰爭一開始就猛烈攻擊並摧毀美國主要艦隊，從而沉重打擊美國海軍及其人民的士氣，使其一蹶不振」。對局勢做出如此奇特估量的人其實並不了解美國，儘管他曾就讀哈佛大學並在華盛頓擔任武官。 從1941年1月，日本就開始策劃對位於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實行超級大膽的毀滅性打擊，而與此同時，政府與軍隊之間始終在就最終決定進行激烈爭論。認為應採取先發制人手段的人，儘管並不自信，但仍信誓旦旦地說，突襲行動將使美國沒有任何可能對日本進行干涉，並再也不敢對日本採取進一步敵對行動，這正是日本所希望的。持懷疑態度的人問，如果結果不是這樣會怎麼樣呢？他們爭論說，日本不可能贏得對美國的持久戰，國家的命運現在就只能誓死一賭了。在討論期間，警告的聲音始終不絕於耳。首相近衛親王此時辭職了，指揮官們爭執不休，顧問們猶豫不決，天皇也悶悶不樂。當他問，偷襲是否能像日俄戰爭中偷襲亞瑟港那樣取得巨大勝利時，作為海軍總參謀長的海軍上將長野回答說，日本能不能贏還都還是個疑問。（或許這是向天皇講話時的一種東方的自我貶低式的謙恭，但在如此嚴重的時刻，這似乎是不必要的。） 在這種存疑的氛圍中，為什麼最終極端冒險行動還是被批准了呢？部分原因在於，在受到恐嚇時對功虧一簣的惱怒情緒導致了一種心態，即要麼勝利擁有一切，要麼就失敗一無所有，而像貝特曼那樣的文官無可奈何，只得屈從於軍隊意志。另外，還要考慮法西斯政權那種征服一切的耀武揚威情緒。日本已經調動了具有可怕力量的軍隊意志，它事實上就是取得非凡勝利的企圖，其中就包括攻占新加坡及襲擊珍珠港，後者令美國幾近恐慌。日本甘冒風險的根本原因在於，它要麼前進，要麼滿足現狀，而沒人願意或者敢於冒政治風險做出滿足現狀的提議。對這一代人來說，在中國的侵略軍以及本國的政治黨派所施加的壓力，驅使它朝著不可能實現的帝國夢想前行，而現在它已經別無退路。過度膨脹的野心讓它自己厄運難逃。 另一種策略是朝既定的荷屬東印度群島進發而不理會的美國態度。這樣一來，儘管留在日本後方的力量是個未知數，但這正好令敵人不明就裡，尤其是這個敵人的潛在力量大大超過日本。 這裡的錯誤估計實在讓人奇怪。此時，美國至少有一半人強烈支持孤立主義政策，而日本這一行動讓美國人團結起來並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參戰。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美國孤立主義如火如荼，以至於為期一年的法律草案只以一票的多數得以重新開始制定——只有一票。事實上，日本人本來能夠占領荷屬東印度群島而不會有美國參戰的風險；對荷蘭、英國或法國殖民地的攻擊都不會使美國捲入戰爭。而對美國領土的攻擊卻是唯一可能令美國參戰的事情。日本似乎從來沒有考慮到，對珍珠港的攻擊不僅不會粉碎美國士氣，反而會使美國團結起來。這種奇怪的認識上的真空可能源於所謂的文化上的無知，是愚蠢行徑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雙方都存在這種情況，但在日本這一案例中，它卻是至關重要的。）根據他們自己對美國的判斷，日本人認為只要美國願意，美國政府可以動員整個國家參戰，因為日本就是這麼做的。無論是因為無知、錯誤估計還是純粹的魯莽，日本給了對手猛烈一擊，而正是這一擊，使美國毅然決然、目標明確地加入了戰爭。 雖然日本發動了戰爭，但尚未深陷其中，它的情況與1916—1917年間德國的情況驚人相似。兩個國家的統治者都是以整個國家和人民作為賭注，兩個國家中的很多人都很清楚，從長遠來看，他們幾乎必輸無疑。這種衝動來自領土和版圖的致命誘惑，來自強大的自負，來自無限的貪婪。 在迄今所提及的案例中出現的一個原則便是：愚蠢行徑是權力之子。我們都知道阿克頓勳爵重複過無數次的名言——權力滋生腐敗。我們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權力也製造愚蠢；頤指氣使的權力導致思維僵化；隨著權力在某些人手中習以為常，其所應承擔的責任往往也日漸消退。權力的責任在於為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儘可能以合理的手段進行治理。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責任人有義務讓公眾了解信息，聽取公眾呼聲，保持思維和判斷的開明，避免僵化思維的隱患。如果思維足夠開明，就能夠察覺到某個特定政策是在損害而不是保護自身利益，然後有足夠的自信予以坦承，並有足夠的智慧去扭轉局面，這就是治理的最高藝術。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條約》及戰後索要的賠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政策，是勝利者從經驗中學習並付諸實踐的真實案例，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並不多見。美國在華盛頓起草了日本投降後的政策，並根據這一政策決定占領日本。政策經盟軍批准並主要由美國執行，是征服者的管理手段、政治智慧、戰後重建和創造性改革的卓越實踐。保留日本天皇作為國家元首，防止了國家出現政治混亂，並由此使日本民眾接受並服從占領軍的管理，後者溫順的配合著實令人驚訝。除了裁軍之外，還通過去軍國主義化和對戰犯的審判建立問責制，目標是通過憲法和代議制政府以及打破壟斷和土地改革等手段實現政治及經濟上的民主化。日本為數眾多的工業企業擁有巨大的力量，難以被撼動；而政治上的民主通常不可能通過法令來實現，只能通過幾個世紀漫長的鬥爭逐步完成，但現在觀念被成功地轉變過來，且民主在總體上被採納了。占領軍並非直接管理，而是通過與日本各部門設立聯絡處的方式實施治理。清除先前的官員，雇用資歷較淺的人員，這或許並不是由於後者與他們的前輩相比有什麼根本不同，而只是因為他們願意接受改變。教育和教科書被修訂和修改，天皇身份成為一種象徵，「由人民意志產生，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軍事政策方面。日本社會的獨裁本質有所抬頭。然而，整個結果是有益的，而不是報復性的，並且可以讓人意識到，政府智慧仍然是一把利劍，儘管很少用到，但卻令人類戰慄，這也算是一種鼓舞吧。 最罕見的局面逆轉的情況——統治者意識到某個政策對自身利益不利，並敢於冒險將之扭轉180度，從歷史上來說，只有在昨天才剛剛發生：埃及總統薩達特放棄與以色列之間的仇恨，不顧周邊國家的憤怒和威脅而試圖建立更為有效的關係。無論是在風險和潛在收益方面，這都是一個重大行動；另一方面，他在談判中運用常識和勇氣，而不是一味盲目地繼續，這使他彪炳史冊但異常孤獨，即便隨後的暗殺悲劇都未能損毀他的形象。 接下來我將講述人們更為熟悉但對人類而言非常不幸且在持續發生的故事。某個政策的最終結果並不決定該政策是否有資格成為愚蠢政策。所有弊政從長遠來看都違背自身利益，但實際上可能暫時有助於加強政權。當某項政策明顯行不通或者阻礙生產力但卻被反常地一以貫之的時候，就是愚蠢行徑。似乎無須說明的是，目前我所進行的這項研究就來源於我們這個時代普遍存在的此類問題。 [1] 此處原文為「Humpty Dumpty」，指童謠中從牆上摔下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編者注 [2] 即特曼馬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1921）：德國政治家，曾於1909年至1917年間任德意志帝國宰相。——譯者注（後文中注釋若非特別標明均為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