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域鴻爪 · 禹域鴻爪記
其一 啟程 芝罘 渤海史論
明治三十二年,對我說來,是格外忙碌的一年。三月十二日傍晚,鄰家突然著火,我在小石川租居的寓所,瞬間化為烏有,數年來費心收藏的圖書,片紙未剩,燒成灰燼,就連亡友呂泣(1)的遺稿,自己幼年起抄錄的各種文字,以及寫就的文稿,罹禍之際,也無從擇揀救出,同時化作了煙塵,每每想起,但覺不勝遺憾。到了四月,我第一個孩子降生,按人世習俗,人們都來慶賀,我也口稱是件可喜可賀的事,但所添加的忙亂,卻不亞於火災降臨的那段日子。過了三四個月光景,剛覺得安頓了下來,便又有了八月底前往中國的三個月旅程。去中國旅行,本是我多年嚮往的事,此時始得到機會,並在諸位友人的贊助下得以遂願。秋田平洲在寫給我的書簡中說:「呂泣為《近代文學史論》所作序文中的期待,也由此得以實現,九泉之下的亡友,想必會為之感到寬慰。」不禁讓我有不勝今昔之感。呂泣在他替我撰寫的《近代文學史論》序文中這樣寫道:
君不見,禹域四百州,風雲似箭,煙霧如墨,何不速速負劍跨馬,即刻渡長江,濟黃河,北上長城,縱覽平原?策文章之雄圖,與俗子爭得失,要非吾輩之所宜矣!
此文遂成了他的絕筆。翌年一月,尚未等我能實遂他的這番期待,便先自遽告離世了。故而旅行之事拿定主意後的第二天,我便揣著該將此事最先告知呂泣的心念,去了他山谷深處的墓前。友人送別的筵席,除了極為親近的幾位所設的旨在從簡的一席小筵,其餘一概辭謝。八月三十日傍晚六時,從新橋出發,與前來送行的數十位友人在此敘別。後來聽說,因為動身匆忙,友人有所不知,待我走後,還有去我寓所送行的。
在郵船公司打聽好班船的日期,決定乘坐仙台丸輪。仙台丸輪預定八月三十日橫濱啟帆,推想在神戶開船的日子是九月二日。但此船不在定期班船之列,在橫濱本已延遲了一天,到神戶更是延遲了兩天,待我在大阪料理過一些瑣屑之事,九月一日後的那幾天,便覺得難以打發,無聊愁悶自是可以想見。九月一日晚,應友人招請,共進晚餐之後,突然動了去奈良的心思,便乘上了湊町的末班列車,抵達奈良時,已是過了晚上十點鐘的光景。求宿對山樓時,深更半夜的,硬是把早已入睡的侍者給喚了起來。過了夜半,因腹瀉折騰,竟至一夜未能成眠。翌日上午,仍起不了床,甚感懊喪。到了午後,稍稍覺得好了些,便僱車駛往西京方向,去看了正在改建修繕中的唐招提寺的金堂,據說前身本是朝集堂,系奈良時朝廷所賜,一直留傳到了今天,是頗有來歷的一處古建築,屋脊上的鴟尾還保存著原貌。前些年,我曾來這兒觀覽過幾次,記得有一次是和過去一位熟人一起來的,寺里的小僧彌還用手指著我說:「來過好幾回,都已熟門熟路了。」藥師寺的三重塔也正在整修。向寺里的僧人一打聽,說是去年十一月份動的工,按事先的估計,應該是這個月竣工,但延期到明年九月,實際也難以完工。工費為一萬九千六百圓,其中一萬八千餘圓,系由內務省撥款。我來這裡,是想得到佛足石贊和塔檫銘的拓本,以便中國之行時用作酬答的禮物,遂從寺僧那裡每種各索要了兩部。與有名的藥師三尊齊名的聖觀音銅像,昔日參觀時留下的印象,至今猶在眼前,故而不必再看了。沒多久,我便從這裡告辭了出來。在郡山站乘上火車,到法隆寺站下,又僱車前往法隆寺,請得金堂釋迦佛、藥師佛及光焰背銘的拓本。此處金堂之側佛像寶庫中的各種寶物,我已觀覽過多次,就連它們的位置及朝向都已諳熟於心,因而也便沒讓人再去打開佛龕,得了拓本後,便打道回府,搭乘火車返回大阪。是夜,出席《朝日新聞》諸友替我送行的小宴會。翌日,即九月三日,前往神戶,在神戶住了一宿。料想接下來的四日這一天殊難打發,遂前往須磨探訪病中的友人。未遇。遂只得在此過夜,投宿旅館。因不想再去須磨寺求取葉笛之緣起及音壽丸類和歌之解說文字,起來又不是,躺著又不是,頗感度日如年。像這樣舉著笨拙不堪的雙筒望遠鏡,一遍遍眺望海面的事,還從來不曾有過。就這樣,翌日的九月五日一大早,便趕回了神戶。船終於決定該日上午十時起航,這才重新登上仙台丸輪。
是天陰天,午後漸漸下起雨來。此種天氣行船,夜過瀨戶內海,航道頗不安全,遂於備與峽某燈塔下泊錨,待天亮後繼續上路。名聞遐邇之瀨戶內海,固然景色旖旎,可我厭嫌記述麻煩,故且省略不記。若傍晚抵達門司(2),即在馬關上岸,一遣船中之鬱悶。
七日正午開船,這一帶該是與故國道別的地方了,不由生出幾分悽愴。待船繞過彥島,雨便止歇,但見船前天色,晴空萬里。航路卻並非如預想的安穩平靜,自傍晚至深夜,玄海(3)一帶,仿佛驚濤崩裂,船不時傾斜至四十度,船中器什跌落之翻滾破碎聲,與擊打船舷之浪濤聲,交錯糅雜,令人魂飛魄散。橫臥於船艙被窩,因暈船折騰起身不得,痛苦不堪。當此之際,惟有橫臥方是萬全之策,睡著了,也便感覺不到暈船,於是一頭睡去,直至天亮。清晨七時醒來,大海已異常平靜。右舷所能望見者,當是朝鮮諸島無疑;左舷望見之一大島嶼,則不知是何去處,詢之船員,說是濟州島。此島即古代之耽羅國,本自成一獨立之國。遂隨口吟和歌一首:
極目眺望,
大伽羅、耽羅國,
彩霞飛渡大海間。
架起雙筒望遠鏡,眺望遠處迎面而來之諸多島嶼,瘦石嶙峋之島嶼山間,似有一畦青蔥田圃,當是島人栽植以養家餬口者。茂林中,不時有村落人家影綽其間,景色與我瀨戶內海一帶頗為相似。身穿白衣之韓人,五六人一夥,劃著張掛蒲帆的船隻,似乎是在那兒打魚。將過午時,但覺諸島退遠,船漸離朝鮮,駛往山東方向。翌日,也即九日清晨,左舷前方現出一抹遠山,詢之船員:豈非山東地界乎?答曰:是。離故國越發遙遠了,不知何故,心中不由一陣欣喜,真是不可思議。待船繼續前行一時半刻,山東之成山角與白燈台,便已清晰出現在了眼前。經船員指點,陸軍進攻威海時登陸上岸之榮城灣,一一得以辨認。殊出意料的是,成山一片荒禿,山腳土呈赭色,山坡平緩,海岸則盡皆危岩,山野為些許綠色所披覆,仿佛撒了一層沉香,儼然南畫中常見之景物。國家之衰敝荒涼,一至於此,兩千年郡縣政治之餘弊,令人惟有痛惜。過正午,船駛過威海衛海面。五時光景,駛入芝罘,即清人稱為煙臺之海灣,系纜駐泊。
海灣中停泊有一兩艘英國及他國軍艦,另有清國新造軍艦,似是一對姊妹艦,並排停泊於此。後來聽說,即是「海容艦」與「海籌艦」。兩艦夜間打出光束,來回穿梭於數哩(4)海灣間,儼然一副巡視四方的架勢。因為是清國的軍艦,故而平日裡也頗神氣活現。在我們船尾,有此地特有的輕舟模樣的小船,船中置一方箱,有一吹笛少年,雖說曲子吹得荒腔走板,聽來卻也讓人忍不住覺得哀傷。
灣頭煙罩四茫茫,吹笛何人度水長。
來泊煙臺無月夜,不憶家鄉憶異鄉。
船泊芝罘暮色濃,少年吹笛牽愁腸。
十日,早上七時,上岸。先至領事館拜訪吉田領事。郵政局長高垣氏系同縣人,遂也前去造訪。由岩村書記員處,詳細打聽得大沽至天津這一路之情形。又得高垣氏陪同,前往和城泰拜訪三井物產會社(5)駐外職員大岡氏。仙台丸輪預定當天正午起航,中間有兩三個小時之短暫時光可供利用,為完成上述走訪,本想詳細了解之該地商業情況,遂無從得以了解。約定天津至上海時再會,便各自道別。僑居此地之邦人約五十人,非官員而駐留此地者,約二十人,主要有高橋某、吉岡某、金升洋行及華伸洋行細井某等。除高橋某從事委託銷售外,其餘則主要負責此間出產銅材輸出日本之事務。此地銅材之輸出,始於前年,去年之輸出額,折合白銀為四萬兩。此地輸入則以棉紗為大宗,去年一年,自我日本之輸入額,即已達九萬包之數,折合白銀,當在五六百萬兩之間,且輸入者皆為中國人。三井物產會社只是今年春季才開始嘗試,正處於試驗階段。去年一年,我日本船舶來此港之停泊者,為一百零七艘,今年至八月底,則已達去年同樣之數,預計全年當比去年增加五成。由我日本輸入之物品,以棉紗為例,若不以總額而按比例推算,則中國各口岸當最有希望。此為所聞知之概略。歐人對此地貿易似不甚樂觀,甲午戰爭之前,即已紛紛廢業作歸國計,戰事之後,雖受事態變化之鼓舞而有所駐足,然前景似乎並不明朗。
芝罘之形勝地勢:半島芝罘山,斗出北方,東面為斷續之數小島,環圍灣口,茫茫碧波,注滿其間,形成一大海灣。海灣異常寬闊,呈敞開狀,似不適用於軍事一類之目的。如今清國北部之良港旅順、大連為俄國所租借,威海則為英國所租借,無奈之下,清國軍艦隻得系泊於此。此日,有一艘義大利軍艦入港,趾高氣揚,從清國軍艦間穿行而過,突然掉過頭來,下錨駐泊。近時正值兩國紛爭不斷,目睹如此兒戲般之舉動,不禁忐忑不安。街市即所謂煙臺,逶迤向東,與威海、寧海相接。明朝時,此地為防禦倭寇而設立烽火台,如今已有三萬三千人口,乾淨整潔,則超逾預想,其海山風光,毋寧說跟日本十分相似。只是稍嫌闊大,無細微曲折,故而少細膩之情趣,惟有這一點與日本相異。風土涼暖宜人,駐留清國北方之外國人以此為避暑之地,可見氣候之舒適。
芝罘山與成山,同為著名之古蹟。據《史記》記載:秦始皇二十八年,乃並渤海以東,過黃、陲,窮成山,登芝罘,立石頌秦德而去。二十九年,再登芝罘,刻石,碑文即由李斯用小篆所撰。三十七年,又以連弩候大魚出而射之,自琅琊北至榮成山,弗見;至芝罘,見巨魚,射殺一魚。《史記·封禪書》曰:秦始皇禮祠名山大川及八大神,八神中第五神名曰陽主,祠於芝罘;第七神名曰日主,祠於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漢武帝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登芝罘;司馬相如《子虛賦》有句云:「觀乎成山,射乎芝罘。」《福山縣誌》則有下述記載:山又名青城山。山前甘泉腴田,松卉陰翳;其背,峭壁如削,下臨汪洋;有梁千戶洞,洞中產異草;其東數小山,或岩石,或岡阜,棋布於水面之上,直接崆峒島;其西南處,則巉岩相對,上有橫石,曰石門;湖水出入其間;其西為遷喬谷,上有秦時刻石二處,俱為李斯小篆,今已毀。(所引,據《大清一統志》。)關於此古碑,高垣氏留心甚久。至今殘存的僅是礎石部分,碑石質地堅緻清瑩,想來不是當地所產。相傳明代福山知縣,擔心因有此物,大官遊覽頻繁,應接款待,不勝負擔,便暗中將其投棄海中,自此之後,便連石片都不曾找到過一塊。
我嘗持有一論:正如北歐上古之開化,乃萌芽于波羅的海海口之斯堪的納維亞,中國之文明,亦是萌芽於渤海灣口之現象。齊國鄒衍談天之閎遠,即源於此類海上之思想。燕齊方士,一時群起,播弄秦皇、漢武於股掌之上,則正是此類海上思想暢行於世間之時。後世之道教思想,雖依託於老子五千言《道德經》之旨,但與此等方士所言,及流傳於《楚辭》、《山海經》中之崑崙說,則多有若合符節之處。當年秦始皇覓求仙人羨門之屬,宋母忌、王伯僑、充尚及羨門子高等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云云,事見《史記·封禪書》。近日歐西史家中,有主張印度宗教乃是從海上傳入印度者,以至將「羨門」讀作「沙門」。而芝罘西北,維繫遼東與山東之一組群島中,即有一島名為「沙門」,與鼉磯、牽牛、大竹、小竹四島相接續,蒼秀如畫;海市蜃樓,常明滅於此五島之上,則見載於方誌。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論列《博物志》中所言及之蓬萊方丈,及《十洲記》中之東海不死草、還魂樹,稱其說雖荒唐不經,然觀登萊海市,樓台城郭與人物旌旗之狀,瞬息而成,千態萬象,根本無從摹寫,則海上靈郁之氣,泄而為奇怪瑰偉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者。綜而觀之,進而思及我日本天神到來之路徑,與任那、伽羅諸國古史之關聯,則燕齊海上思想之發達,似亦值得從一有趣之方面做出研究。如是,則徐福率領童男童女,渡海來歸我邦,諸如此類之附會傳說,也可做稍有把握之解釋。加以唐高宗顯慶五年,蘇定方進擊百濟,即由成山渡海前往,其時正值我日本齊明天皇在位,天智帝猶為皇太子,為謀求三韓復興,遂與唐軍交戰;迨至其後,更有明代之倭寇。追溯彼此交涉之沿革,猶覺其與此地關係之深切,故不覺作此畫蛇添足之論於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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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畑山呂泣,生卒年未詳。內藤湖南友人,政教社社員。先後參與過當時頗有影響的雜誌《日本人》和《亞細亞》的編輯工作。
(2)門司,日本福岡縣一港市。
(3)海域名,位於日本福岡縣西北海域,以冬季風波險惡而聞名。
(4)英里舊作哩。
(5)三井物產會社,1876年三井組合併兩家較小的公司後創設,後成為三井財閥的核心。
其二 天津 憑弔 與嚴、王二子晤談
船駛離芝罘。由廟島、沙門島,及星羅棋布于山東、遼東,構成渤海咽喉之諸群島間穿行而過。當其時,夕陽欲墜,島影如畫,風力漸漸加大,海浪稍稍變得狂暴,但還不至於有玄海那麼厲害。第二天,即十一日的上午八時,船行至大沽海面。這一帶海水黃濁,水天間渾莽一片,憑藉雙筒望遠鏡才稍稍望見大沽炮台。十一時余,與船員村山及同船而來的田中氏一起,登上中國人之小舢板,駛往白河口。船夫四人,隨從潮勢之消漲,或下棹,或張帆,或曳繩,及至從炮台下駛過,進入河口,差不多已是下午三時。大沽炮台羅列於河口海岸,擂土築成,雖甚工巧,只是顯得單薄,形狀細長,給人的感覺,儼然將實用混同於兒戲。炮也不見有海岸炮那般巨大,之所以還能持以固守,想來大致是因為有三四哩的淺灘,難以從海面趨近攻擊的緣故。在兩岸炮台間溯行不到數町(1),船夫似乎擔心白河曲折迂遠,抵達塘沽費時,將貽誤火車班點,遂頻頻手指日頭,示意太陽行將落山,催我等棄船上岸步行,他們則擔著行李跟隨在身後。路上遇到三四個苦力,死乞白賴,糾纏不已,遂將行李交託給他們。這段路雖不過三四華里,卻無一處樹蔭,頂著烈日行路,實是害苦了我等不習慣於徒步行走之人。抵達塘沽車站前邦人伊野氏經營之球樂場休憩時,已是汗濕衣衫,口乾舌燥,差不多快要喘不上氣了。討得一杯茶來喝過,乘上五時發車的火車,在鐵路上行走二十七哩,於下午六時半,抵達天津租界。
鐵道為單線,軌道很寬。客車有頭等、二等車廂之分,但即便頭等車廂,也無鋪席褥墊,十分簡慢。只是車廂構造之堅固,似要勝過我日本鐵路客車之一籌。沒有行李託運一說,均由乘客自行攜入車中,並自行監管。而在無遮無蓋、聽任日曬雨淋的貨車裡,一直站立到終點的乘客人數,則遠遠多過客車乘客的人數。車到站後,照例無人維持秩序,這便是中國之特色了。擔運行李之苦力與車夫蜂擁而至,甚至闖入車廂,場面之嘈雜,實難形容。據說,稍有懈怠,行李即被盜走,乃是常有之事。進入租界,照例要踏過架設在白河上的船橋。這一帶人群極為雜沓,在蒙蒙煙塵間,彼此擁擠著走過,方知要看住擔扛行李之苦力,大非易事。恰好有前往天津的伊野氏一路陪同,得到熟諳一方水土的伊野氏指點,我們一行才不至於迷失於路途,幸哉甚矣。
透過車窗左右眺望,平蕪接天,墁平如撫,不見丘陵。樹木只看到楊柳,甚至不成其為樹林。惟有栽種著高粱的田地,與上下及四面皆塗抹著泥土的村落人家,散落在這中間。天色與原野的相接處呈現為黃褐色,可見塵土之沉厚,竟致炊煙穿行於高粱地時,都不勝重負,難以升騰,只得橫斜在一邊。隨處可見馬群,馬匹矮小而又精瘦。支起拱形頂篷的旅行馬車一路奔走著,煞是有趣。到處是星羅棋布的墳墓,泥土本少黏性,風吹雨打過後,棺木的稜角便裸露在了外面,慘不忍睹。凡此種種,就像早已預料的那樣,便是中國之景物了。
三井物產會社、日本領事館及正金銀行(2)分行,是十一日晚至十二日,我們所走訪的三個去處。在三井,邂逅了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當年在東洋青年會共事過的會友加藤主計氏。領事館的井原真澄氏,是我在台灣時(3)便已結識的熟人。受到了十數天來一直渴望著的日本飯菜的款待,大喜過望。此外還會見了鄭領事。正金銀行的好友小貫氏,是上個月來到此地的,天津之行遂全得仰仗他來盡東道之誼了。此外,還叩訪了大阪商船會社主管杉山氏下榻之阿斯特爾旅館(Astor House Hotel)。杉山氏說,他是因視察清國航線一事,由上海來此,本有前往新開放口岸所在地秦皇島視察之意,但因為歸期迫在眉睫,恐怕難以成行了。
天津租界,位於所謂的紫竹林一帶,西洋建築鱗次櫛比,其氣派之壯麗,實為預想之外,系咸豐十年(我日本萬延元年)開設,與府城相距約一里(4)許。河口雖未如大沽,呈埠頭狀,然而裡邊卻有這麼些交易市場,殊為意外。與東京周遭相比,這裡塵土更易輕揚,迷濛一片。氣候從這個月起就已進入涼爽季節,東京還在殘暑中,故而要比東京好過許多。因為是空氣乾燥的地方,即便是盛暑,氣溫高達一百十度上下,也不至過於酷熱難當。
據說僑居天津租界的日本人有七十餘人,有正金銀行、三井、有信、樋口、武齋號等諸家商號。棉紗進口今年已壓倒了印度棉紗,份額上升已達其兩倍之多,其中三井經手的份額占到了總額的八成,以致中國人經手的進口額反而成了小額。貿易份額甚大,而僑民人數相對甚少,且邦人地位甚高,可與其他外國人並起並坐。井原氏認為,此番情形,為天津所特有,中國其他開放口岸則並不多見。我日本專轄制租界,位於紫竹林與府城之間,瀕臨白河。河灘一帶,中國人所建之住屋,密匝蝟集,不留一寸空地,對其做出整理,需要諸多費用。
天津租界之盛衰,實與白河休戚相關。三四年來,河道益發迂迴,河底日趨淤塞。以往漲潮時,千噸以上船舶都能靠泊租界岸邊,如今則連小輪船都難以上下其間;縱然漲潮,大輪船也僅能傍近塘沽車站一帶,兩千噸以上船隻,則難矣哉!浚疏河道之效力究竟如何,此一大問題,雖則天津租界各國僑民及清朝官吏有所討論,但卻莫衷一是,尚未聽說有何定論。
天津設府,還是近代的事。明代永樂二年,沿海設衛之際,天津亦躋身其間。清雍正三年,始改為直隸州,隸屬順天府;八年,始得升擢為府。如今儼然成為一大都會,人口號稱有九十萬之眾(實際則為四五十萬),但其城郭卻不大,以致其街市,多半都在城外。
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制府由保定移駐此地;二十餘年間,因引進泰西新文化、新事物,在此地設立了眾多的學校與機器製造局。海光寺機器局便雇用有工匠六七百人,用機器製造洋槍(即我日本之「小銃」)洋炮。據聞,另還設有東機器局,雇用工匠達兩千餘人,專門製造火藥及各種軍械,並雇用洋人工匠作為監督。水師學堂便位於東機器局一側,系光緒六年李鴻章奏請設立。武備學堂則在杏花村隔河對岸,據說同為李鴻章奏請所設,學生定額為三百人,乃陸軍士官之培訓所,學堂兼學德語。育才館則由光緒二十一年直隸總督王文韶所奏定,學生六十人,學英文、理學諸科。北洋大學堂,系同一年由盛宣懷籌款擴充,學生定額為二百餘人。此外,俄文館、盧漢鐵路學堂、法文學堂等,均系近三四百年以來所創設者。
滯留天津期間,所遇之事,特別值得記述者,乃是與嚴復、王修植、方若諸氏之晤談,以及憑弔同鄉友人石川伍一死難之所一事。
石川伍一與我,同鄉加之同庚,甲午戰爭之際任軍事偵探,為戰事中最先殞命之人。此次旅行,必欲憑弔其亡命之所而後安。至天津,屢屢向人打聽其亡命之地,竟無人知曉。本來記得傳說是被槍殺於天津西門外,照片則表明是古墳累累的郊外荒原。十五日下午,從租界所在地紫竹林,來到天津府城外,穿過據稱天津最繁華的鍋店街、估衣街,一路轉轉盤盤,來到西門前,由這裡徑直向郊外走上數町,穿過社稷壇、先農壇、烈婦墳、育嬰堂、施粥廠,來到村落人家的盡頭處,果不其然,但見千百個不知其名者的土饅頭,零零星星地,與渺茫的原野渾然一色。我友戰亂身亡之地雖無從辨認,但追想當年,心中感慨滿溢而出,難以自抑。然而,石川殞命未及數年,竟不見有人以一石標識他的名字,而天津的僑民中,也沒有一人知悉他的殞命之地,這尤其令人深感悽愴。
與嚴、王諸氏會面,即為是日夜晚。由我設一小宴,招請他們至我下榻處的第一樓。大前天,即十三日,去《國聞報》館見到記者方若(號藥雨)時,順便問及此地有哪些名流,方氏即告以數人名氏,分別為:
嚴復,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現為北洋候補道,水師學堂總辦。
王修植,字薨生,浙江定海人,現為北洋候補道,大學堂總辦。
陳錦濤,字瀾生,廣東南海人,現為大學堂西文教習。此人為清國算學名家。
蔣國亮,字新皆,浙江諸暨人,舉人,現為育才館漢文教習。
溫宗堯,字欽夫,廣東香山人,現為海關譯員。
王承傳,字欽堯,安徽桐城人,現為旗兵學堂德文教習。
均為通曉時務之人。本想請他們匯集一堂,見上一面。但《國聞報》西村氏忠告說,按中國人習慣,官階不等,匯集一堂,則有所不便,故決定先宴請嚴、王二氏,方藥雨及西村、安藤虎男(三人均為《國聞報》記者)、小貫慶治等人,也一併招請。
嚴復年歲四十有七,二十年前曾作日本之游,十年前遊學英國三年,熟諳英語,譯有赫胥黎著書,名《天演論》者,印行於世。眉宇間有英爽之氣。戊戌政變以來,於人人鉗口、噤言自危之際,此公往往談論縱橫,不憚忌諱,蓋系此地第一流人物也。王氏年歲四十有一,容貌溫藉,為人得體,雖不解西方文字,猶任現職,是個有才幹的人物。方看似猶三十上下,號藥雨,兼擅作畫。與他們所作一夕之談,多半以筆代舌,雖尚來不及互盡底蘊,但也足以見出這些多少有些新思想之人物,所持有之主張,因而擇其要者,記錄如下:
王 昨日方君見告,先生遊歷至此,未待我等盡地主之誼,即承先施之雅,甚感甚歉。嚴君已有轉約,想來惠然肯來。
聞先生為《萬朝報》館主筆,平日想必富於著述,不知是否悉已印行?能否以之見示?
我 平生從事報紙行當,所著成書不多,身邊所攜僅一種,當乞貴鑒,只是邦文印行,難以得到大雅批正,此為恨事耳!(遂以《近世文學史論》一冊相贈。)其餘如《諸葛武侯》及《淚珠唾珠》,今皆未及攜來。
敢問貴國時局,當從何處著手,方見起色?
王 政府諸公,大多已是耄耋之年,倦怠於政務,必無改革之望。鄙意須從百姓自相團結做起,只是鄙國之人不學無術者居多,見解甚為短淺,恐怕一時尚難語及。
我 貴國時事,尚難變法耶?
王 目前尚無從語及,大約十年之後,列國交相逼迫,即便上層不變,下層也不得不變矣。
我 變法亦非可以輕易談論之事,鄙邦三十年來,以變法為富強之本,然而,今日看去,措施失當者,亦復不少,這一點,宜乎貴國志士引以為鑑戒。只是鄙邦之人勇於進而拙於守,貴國之人則相反。進者退之,退者進之,貴國今日之事,想來猶未遑言守成耳。
王 尊見甚為高明。去年諸君子,亦正坐知進而不知退之病。
我 康、梁二君,我在海東曾見過。康氏意氣過銳,此所以招致失敗者也。開百年太平之基,當以培育精英為務。先生職已存此,望有待百年之後方能見效之事,毋期以歲月之間即成。只是,未來十數年後,不知貴國成何情狀,為可慮耳。
北洋大學堂,俊彥之士想必甚眾,敢問現有學生幾何?所課何事?
王 敝學堂學生,分為八班,每班三十人。自進入學堂之日算起,八年後始得畢業。前四年教以傳統之學,後四年則分習專門。專門則有律例、工程、礦務機器四科。敝人不通西國文字,忝列此職,抱愧之至。
以外國文教授工藝、製造之學,事倍而功半,鄙國今日教育之法,即坐此病,此乃世界各國所無者。鄙意以為,教育之事,還須從廣泛翻譯做起。
我 譯書之局,今已撤銷乎?
王 北京去年已撤,目下上海學堂譯局猶在,只是主其事者,均系急功近名之人,務以翻譯武備之類書籍為要,則又誤矣。近日嚴君擬在天津開設譯局,已向北洋大臣言及此事,只是尚未得到允准。
先生明日將赴北京,不克敘杯酒之歡,甚歉。大約十日之後,不佞亦擬赴京,不知先生在京將作幾日勾留?
我 當有十數天時間。先生赴京,擬寓何處?
王 不佞赴京後,擬寓潘家河沿楊宅。屆時當至貴國公使館,訪求先生蹤跡。矢野公使亦是熟人。
以上所錄者,系與王薨生之對談。
嚴 先生何時抵津?擬作幾日勾留?以前可曾到過北京?
我 西曆九月十一日來津,擬於明日前往北京,停留旬日之後,當再次回到此地。
嚴 聲應氣求,不拘形跡,先生賞飯,及於不佞,不勝欣喜感念。
我 承蒙方先生惠贈,得以奉讀大著《天演論》,文字雄偉,不似翻譯,誠可見出大手筆矣。
嚴 因欲讀者易於通曉,故不拘泥於原文句子次序,然而此舉實非譯書正法眼藏,弟近來所譯之《計學》,則謹守繩墨,他日書成,當以求教。
我 鄙邦明治維新之時,最患府帑空竭,以至借貸於富豪,以濟一時之急。想來貴國時事,亦復如是。敢問府帑充裕,有何良策?
嚴 國家歲入,止有此數,求其常足,主持財政者,當於新舊緩急之間有所斟酌。既已為新,則應節制其舊者。若新者日進而舊者不除,自然會日形不足矣,此正是敝國近日理財之大弊也。搜括無遺,以供給無益之軍政,則尤其耗費財政。如今日之兵,雖百萬之眾,亦無益於勝負之數。先生以為吾言何如?(末節乃暗中譏刺剛毅(5)在江南、廣東籌款之事。)
我 敝邦之歲入,現為二億五千萬圓;以貴國十倍於敝邦之土,政府歲入不過一億餘萬,其原因蓋在於中飽私囊之弊。防範此等弊端,豈無良策可尋?
嚴 「枵腹從公」,此人情所必不能者。故而,欲無中飽私囊之事,必先從增加俸祿始。俸祿不增而欲杜絕中飽私囊,則為虛與應付、自欺欺人耳。
我 京中有可以與之談論時務者乎?
嚴 自戊戌政變以來,士大夫鉗口結舌,何處有可與言時務者,吾不知也!
今日得以一瞻丰采,殊感欣幸。當與足下締結一重翰墨之緣。
以上系與嚴又陵所談之話語。此日嚴來稍遲,故所談者亦較少也。
如是,翌十六日赴北京,與正金銀行小貫氏同行,不想竟鬧出沒趕上火車班次之大笑話,遂延遲一天,至十七日,方得以赴北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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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町,日本舊時長度單位,1町約為109米餘。
(2)日本銀行名,全稱橫濱正金銀行,1880年創設,專事外貿金融,即後來東京銀行的前身。
(3)內藤湖南1897年曾任《台灣時報》主筆。
(4)日本舊時距離單位,1日裡約為今3.927公里。
(5)剛毅(1837—1900),曾任軍機大臣,後以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其三 北京 沿革 城牆賞月
天津至北京的鐵道,即所謂盧津鐵路,又名津京鐵路,在盧溝橋連接盧漢鐵路。其間,由名為豐臺的車站分叉出一股,抵達北京南郊的馬家堡車站。馬家堡與北京的外城永定門之間,相距僅我國的半日裡之遙,故而站名就叫永定門。天津至永定門,急行列車三小時即可抵達,相距將近八十英里。寬軌,複線。客車的構造與塘沽天津間的一模一樣。車窗外望見的風景,與天津附近一帶相較,綠樹轉多,滿目蒼莽,鐵路從南海子(位於北京南端的一處開闊園囿)繞行而過的那一段,原野的景色變得越發壯觀,不時有駱駝群,或躺臥或直立,出現在眼前,一見這朔北風物,不由得精神為之一振。從馬家堡坐上大八車(1)似的中國馬車,馳走在蒙蒙沙塵之間。馬家堡與永定門之間雖開通有電氣鐵道,但對攜帶行李者來說,在永定門換車卻至為不便。進入永定門,右邊為天壇,左邊為綿延數町的先農壇紅牆,兩相間隔數百步,恍若一條纖細的絲線。穿行在其正中間的大道,自去年以來,修繕成了開闊暢通的砌石路面,直達內城正南的正陽門,其規模之宏大,實無愧於一個龐大帝國的都城。由此進入內城,從棋盤街右拐,便到了有公使館大街之稱的東交民巷的林氏家,我即客寓於此。城牆構造的宏大壯偉,雖已曾耳熟能詳,但親眼目睹之下,更是惟有為之驚嘆而已。正陽門等,竟有離地九丈余雲,城門在穿鑿城牆而過的甬道外,更呈一偃月之形狀。外門則通往正前方的一條道及左右的兩條道,正前方的那條道通常是關閉的,因而左右的兩條便成了通道。城中泥土呈灰色,就像輕灰似的,腳一踩上去,便飛揚起來,天色便變得晦暝不已。步行數分鐘,衣服便都變成了灰白。如果坐上馬車驢車,情形就更嚴重了,沒蹄的塵沙高揚在驢馬車的行跡之上,人影馬影便都淹埋在了塵沙之中。不過,眼下正是清秋季節,天空寥廓,無風,涼爽,正是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時節。當其蓬蓬春風從遼闊無垠的平野上吹刮而來,天色朦朧,日光為之赤紅如血,當此之時,隨你如何密閉於室內,也終難防得住塵沙粉揚侵入。由於風土乾燥,冷起來冷得厲害,熱也熱得厲害,可人的體感卻並不怎麼強烈,因而很難說這地方便是有損於健康的。只是心悸這塵沙,便自行減少了出門的機會,因而僑居在這裡的邦人,大抵都會為此而向人一訴其苦衷。
正如在天津時嚴又陵對我所說的那樣,戊戌政變以來,士大夫皆鉗口結舌,無有敢出其聲息者,因而我在北京,終未能找到一個可以一起說說話的人。據僑居北京的幾位邦人講,政變之前,翰林院人人都喜歡跟邦人交遊,可如今則完全斷絕了來往,會面之事更是一概迴避。朝廷的排外情緒仍有時時發作的勢頭,眼下局勢頗不明朗,報紙傳聞,多為揣摩之談,殆難置信。即便經由一道道麻煩的手續,去跟李鴻章等人見上一面,實際上也涉及不了與清國將來命運攸關的事,故而也便先自斷棄了在這裡與中國士人面晤的念頭,決定暫且作一次長城之遊覽。
按,今日之北京,乃遼、金、元以降之古都。遼太宗會同元年,擢升幽州為南京析津府,改築都城,位於今日北京城之西南,周長三十六里,有八道城門:東面曰安東、迎春;南面曰開陽、丹鳳;西面曰顯西、清普;北面曰通天、拱宸。宋朝宣和年間(徽宗時),改名為燕山府,府城周長二十七里,樓台高四十尺者,九百一十座,環以三重城濠,開有八道城門。金貞元四年,廢主完顏亮駕幸此地,稱燕京,改為中都,析津府改為大興府,下令增擴都城,周長七十五里,設城門十三處:東曰施仁、宣曜、陽春;南曰景風、豐宜、端禮;西曰麗澤、顯華、彰義;北曰會城、通元、崇智、光泰。元世祖至元四年,改築都城於舊城東北,方六十里,設十一道城門:正南曰麗正,偏東南曰順承,偏西南曰文明;偏東北曰安貞,偏西北曰健德;正東曰崇仁,偏東南曰齊化,偏東北曰光熙;正西曰和義,偏西南曰肅清,偏西北曰平則。九年,取名為大都城。至正九年,十一門皆築瓮城,架吊橋,以為守御之用。明洪武初年,改為北平府,於都城之北收縮五里,廢棄東北及西北的光熙、肅清二門,其餘九門一仍其舊。不久,改安貞為安定、健德為德勝、崇仁為東直、和義為西直。永樂七年,為北京城。十九年宮殿營建完畢,隨即拓展城牆至周圍四十里。正統二年,修築城樓,四年工成,乃改麗正為正陽、文明為崇文、順承為宣武、齊化為朝陽、平則為阜成。清朝鼎建,九門之名一仍其舊。城內定為八旗居址,其形狀大致呈方形,以石頭壘築城基,砌磚,中間充填以泥土,城高三丈五尺,雉堞高五尺八寸,牆腳厚六丈二尺,頂端為五丈,周長四十里,相當於我六日裡余。城門之上為譙樓,城牆四角則築有角樓,均覆蓋以綠色琉璃瓦。
明嘉靖三十二年增建外城,又稱羅城,按照原定的擘劃,本該環圍內城,建成一座方圓七十餘里的大城,但由於工費浩大,只是建成了攬住南端並轉而襟帶東西角樓的這一部分。設七座城門:南曰永定門、左安門和右安門;東曰廣渠門、東便門;西曰廣寧門、西便門。嘉靖四十一年,七門加築瓮城,至四十三年六月建成。瓮城高二丈,雉堞高四尺,牆基厚二丈,頂寬一丈四尺,周長二十八里,即為我四日裡二十五町余。
皇城位於內城中,呈方形,周長十八里(一側之長度,則為我國之十一町五十間(2)也)。城牆高一丈八尺,牆壁塗成紅色,上覆金黃色琉璃瓦。西南為大清門,稍北為長安左門及長安右門,東有東安門,西有西安門,正北方為地安門,舊時稱北安門,順治九年改稱地安門。大清門內為天安門,天安門內又有重門,稱端門。端門內,左為左闕門,右為右闕門。大清門則為三闕,飛檐重脊;天安門五闕,上覆重樓;以金水河相環繞,河上架設五座石橋。
紫禁城則又位於皇城之正,呈方形,周長六里(南北長約我國之六町三十三間余;東西長則約為我國之八町二十四間余),牆高三丈,雉堞高四尺五寸。牆皆塗成紅色,覆以紅瓦。南面稱為午門,左右兩邊則是左掖門與右掖門;東面為東華門,西面為西華門,北面為神武門。
據《遼史·地理志》,皇城位於遼南京析津府西南隅。大內之門當時稱宣教門;外邊三道門,分別稱作南端、左掖與右掖;西面為顯西門,設而不開;北面為子北門。後改宣教門為元和門,改左掖門為萬春門,右掖門為千秋門。金代,宮城周長為九里三十步;天津橋迤北稱宣陽門,穿門而過,有文、武二樓,文樓折而向東,為來寧館,武樓折而向西,則為會同館;正北為千步廊,東西相對,廊的正中間各有一道偏門,朝東即為太廟,朝西為尚書省。至通天門,後改名應天樓,高八丈,有朱門五道,東西相去一里余,又各設一門,左為左掖,右為右掖。城正東稱宣華,正西稱玉華,北面稱拱宸。元代宮城,周長九里三十步,設有六門:正南為崇天;崇天之左為星拱,右為雲從;東為東華門;西為西華門;北為厚載門。四座角樓,則據於宮城之四隅。明代初年,於元皇城舊址建燕王府,即今日之西苑。永樂十五年,皇城向東改建,相距舊宮一里許。其時東華門外,民居逼迫,喧囂之聲,達于禁御,故而宣德七年,乃加以恢廓,將東華門挪移到河東,讓居民搬遷至灰廠西面的空隙之地。概言之,遼、金以來,皇城屢經改徙,至元、明二代,制度乃備。
金朝都城之殘壁,至今猶殘存於右安門外西南二英里許處。頹圮之土牆,高至二三丈,南北凡二英里,東折,亦二英里許,大致為其西南之一隅。從其周七十五里推算起來,似遠遠大於現有都城的規模,也大於元代的都城,據此當可想見海陵王的好大喜功。元代之規制也要大於現有之規制,所謂KHANBALIK(意為可汗之都),即馬可·波羅所記述為KHAMBALIK者也。元都城之殘壁,位於今城牆西北隅稍北處,朝北延伸一英里半許,折而向東四英里許,與今之北面城牆相平行,再折而向南延伸約一英里半許,與今城牆之東北角相交接。其西南殘壁之中段,當時之門址猶存,環圍以半月狀之女牆,裡邊有一小寺觀,與現時門的形狀恰好相似。此便為都城沿革之大略。
此行本打算上長城去觀賞中秋之月的,可一行事不湊巧,延遲了一天出發,於赴長城的前夕,在北京城裡過的中秋。是日走訪古城貞吉氏,上北京城牆觀月的事,便是在說話間匆匆商定的。筑紫辨館的中村氏為此備下了酒和菜餚,一同前往者,有古城氏,《大阪每日新聞》的安大氏,筑紫的中村、伊藤二氏,加上我與小貫。從崇文門內的台階,給了守城人一點錢,登上城牆,月亮已升離於外城城牆,高懸在那兒,多塵土的北京空氣,惟有中秋最為澄淨,白晝污陋憋悶、沙土掩住輪轂的街市,也潔淨得有如冰瑩一般。崇文門譙樓的戍卒,將戈矛之類的兵器當作手杖玩耍,正玩得興致勃勃,也顧不上盤問我們是誰,在這裡做什麼。城牆每隔開三百碼(3),便會出現特別寬厚的一段,即所謂扶牆。我們在崇文門東邊約第五個扶牆之隅,雉堞破損之處,鋪席設筵。城牆上雖鋪有磚瓦,但茂盛的雜草沒過了人頭,甚至還長著數丈來高的樹木。月光倒映在城牆外的護城河裡,隨處都是北京居家的稀疏燈影,透過如煙的楊柳,閃爍其間。三三兩兩,徘徊在護城河邊,鼻中哼著小曲的中國人的身影,則隱約可見。眺望中的都城,但覺無限淒涼,以致無法想像,這便是當今君臨於四億生靈之上的大清皇帝棲居的皇城,故而惟有潸然淚下。賞月之筵行至一半,海軍中佐瀧川也來相會,逾十時頃,乃盡興而散,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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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舊時一種兩三人拉的運貨車。
(2)間,日本舊時長度單位,1間約為1.818米。
(3)長度單位,1碼約為91.44cm。
其四 長城 明十三陵
二十日清早,偕同《朝日新聞》上野靺鞨及小貫氏,寓居主人林氏做嚮導,騎驢從北京出發。橫穿東長安街,由東安門入皇城內,傍紫禁城城牆,一路迤北。出得城牆,但見林樾濃綠的山丘之上,二三亭榭,黃瓦丹柱,景色如畫,那便是人們所說的景山了,又稱萬歲山,是明崇禎帝遭遇李自成之亂,留下哀痛的詔書,自縊身亡的地方,又稱煤山。據傳聞,山丘內里,皆以煤炭堆積而成,以備一旦有事,或都城被圍等不時之需云云。然而,危急關頭,既有如此堅固之城牆可供守衛,崇禎帝鳴鐘召集百官,尚且無有一人前來應命;而晚近又見有這樣的例子,咸豐年間,英法聯軍侵入之際,皇帝倉皇落逃至熱河一帶。那麼,儲存煤炭,以備不測,究竟又有什麼用呢?這裡地當大內北端,沿城牆西折,景山遂被拉在了身後。時不時地回首顧望之間,一行人便出了北邊的地安門,迎面而來的是鼓樓。再向西北一路逶迤行去,右邊所見者,據云便是當今皇帝生身父親、已故醇親王所建的某寺院。至德勝門(城北二門中靠西邊的那道門),遂離開北京城。從這裡到沙河驛,須得朝西北方向行走五十華里。行至八里處,見有元代城牆殘存的土牆,人稱土城。顧炎武《昌平山水記》中記述說:「正統十四年己未,也先奉上皇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參議三復為右通政,以中書舍人趙榮為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於土城。」即是指的此地。這一路,路幅雖廣,然皆為沙塵,馬蹄過處,蒙蒙滾滾,加上日頭炎熱猶在,但覺呼吸憋悶不堪。驛站夾在東流的沙河上的兩座石橋之間,石橋系明代所建,雖巋巍壯觀,但已漸呈頹墮之態,橋上鋪石高低不平,驢背顛簸,乘騎者殊為之苦。此驛有滿兵駐守,為一把總所統領,但見城牆四處頹圮。用過午餐後上路,至南口,復西北行四十里,一行三人,皆已疲倦,遂在沿途一村落,路邊稍事休息,但這一休息,就幾乎站不起身了。途中,大致是居庸關一帶,所見之山,奇峰列聳,呈荷葉皴狀,漸近南口,則呈小斧劈皴狀。其關隘之峻險,可想而知,實無負於雄關之名聲,直讓人按捺不住,一心只待明日之飽覽了。這一帶,田野平整如劃,西山列峰群峙,白色的川瀨礫石拖曳其間,村落林樹四處星布,景色與我邦何其相似乃爾!數日間,疲憊於茫茫野色之眼界,為之煥然一新。途經略顯高平之地,乃最宜於放眼觀望的一個去處,蓋所謂龍虎台也。元代之時,車駕巡幸上都,往來之間,皆駐蹕於此台地之上,並留有明代成祖、宣英二宗北征時曾駐蹕於此之古蹟。午後五時,入南口鎮。
南口鎮距北京三十英里,屬順天府昌平州,因地當居庸關南口,故得此名。鎮以北,山勢威逼,通溪流,遂成居庸關之峽路。《昌平山水記》曰:「居庸關南口,有城,南北二門。《魏書》謂之下口,《常景傳》:都督元譚據居庸關下口。《北齊書》謂之夏口,《文宣紀》:天保六年,築長城,自幽州之北夏口至垣州,九百餘里。《元史》謂之南口,自南口以上,兩山壁立,中通一軌,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嶺疊嶂,蔽虧天日。」即指此地。入鎮前,已見鎮之遠方兩山阻絕處,烽燧台高高聳立,頹壁與之相連,構成長城之姿。鎮口有牆門,望去似與烽燧台連為一體。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明初既定元都,洪武二年,大將軍徐達壘石為城,以壯幽燕之門戶,即南口城也。」既如此,但覺今日之城牆,猶為當時之舊規,只是其南北口之戍守,自元代即已有之。金朝覆亡之時,冶鐵錮居庸之重門,布鹿角蒺藜百餘里,守之以精銳。元太祖問計於札八兒,答曰:由此向北,黑樹林中有一間道,可一人騎行,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乃遣札八兒輕騎前導,自暮時入山谷,至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矣。疾趨南口,金鼓之聲,仿佛自天而降,金人遽告潰敗。南口見載於史乘之關係重大者,即有如此。在一家旅店住下,一行三人則已體痿氣疲得說不出一句話來,雖也洗澡、就餐,卻連咀嚼的力氣也都差不多消失殆盡,幸好得力於我隨身帶來的梅干,才稍稍提振起了些食慾。是夜同樣月色清朗,峽口景致,想必十分靜謐、奇異,但吃過飯後只想上床躺下,早已沒了賞月的雅興,遂將隨身攜帶的寢具展鋪炕上,躺下了事。這一帶地當張家口至內蒙古的通道,一路上遇到的駝群絡繹不絕。因為疲勞得太厲害了,徹夜驚夢不斷。裹著夜色,從門外過路的駝鈴聲,時時軋軋作響的車轆轤聲,驢馬的嘶鳴,屢屢打破我的睡夢,由此方明白了在中國旅行的苦澀滋味。須得記述的是,至長城這一路,前來遊覽的外國人絡繹不絕,因而在中國內地,就旅行而言,這要算是最為方便的一段了。二十一日清早,從南口出發。峽中晨風拂面而來,令人心曠神怡,疲勞、體力也稍覺舒解和恢復,並且也已稍稍習慣了驢背,也便不覺得本該訴說的苦衷,真的有想像的那麼嚴重了。從這裡至八達嶺為四十華里,攀行十五里,為居庸關城。建築頗有些年頭了,應該可以認定是元末明初時的建築吧?關門的左右,城牆蜿蜒,橫涉溪谷,跨越峰巒,即便是峻絕異常得難以措足之處,也都築起了重重疊疊的磚牆。最高峰頂,危岩之上,烽火台摩天而立,委實足以令人望之驚駭不已矣。志書中,有所謂「跨水築之,南北二門」之記載。二門中間,有一座譙樓模樣的建築物,底下像是一道門關,卻不設門扉,由堅緻瑩澤之石材建造而成,門闕不作半圓形,半截為八角形。門關里外有種種奇異的雕像。傾斜的天穹上,左右各為五尊佛像;四大天王雕像,則兩兩相對,分列於兩壁,雕塑成半身裸露的模樣;在兩兩相對的天王雕像之間,則以六種文字鐫刻著《陀羅尼經》(1),這六種文字即為漢文、梵文、藏文、蒙文、維吾爾文和女真文。據歐人考證,此處即是原先那座高大寶塔之基址雲。根據其佛像的面相,其所使用的六種文字,以及荒置其關隘門戶之功用,徒為莊嚴之擺設,且將其建築在如此緊要的地方,加以考慮,則一見之下,大致似可想像得到,此系元代之製作者也。顧炎武《昌平山水記》則對之有如下記述:
城之中有過街塔,臨南北大路。累石為台,如譙樓,而竅其下,以通車馬。
上有寺,名曰泰安。正統十二年賜名。下竅處刻佛像及經,有漢字,有番字。《元史》泰定三年五月,遣指揮使兀都蠻,鐫西番咒語於居庸關崖石。今其刻甚多,非一時筆。而元葛邏祿《乃賢詩序》言:關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寶相寺,宮殿甚壯麗。三塔跨於通衢,車騎皆過其下者,今亡其二矣。
然而,孫星衍《寰宇訪碑錄》認為是元之至正五年。又近時李文田有詩云:
過街石塔盡嶔岑,泰定三年鑿字深;
書法蒙古兼畏吾,眼明猶有顧亭林。
且自注云:「《泰定本紀》:『遣兀都蠻刻經咒於過街塔。』事在三年本紀中。余親至其下,則至正丁酉,不雲泰定三年也。」又云:「右過街塔圖,俄人以為萬里長城門額。」蓋李氏以俄人門額之說為非,而以顧炎武寺塔之說為是。不過,判定泰定年間似乎有誤,泰定所刻,我以為當為居庸關崖石,而非此塔基者,顧氏本誤。至正丁酉即其十七年,《訪碑錄》作五年,亦誤,五年乃乙酉。致誤之因,大致可以推定。概言之,建塔之事當為至正十七年,只是彼崖石咒語,至今是否仍存留人世,則已無從得知。出北門,往一邊再走上八里,即是上關之北門,皆刻有「居庸關」三字,從其字體的豐腴硬朗來看,當知尚是晚於明代的建築。凡此沿途,蒼翠山崖,屏列左右,皆由巉岩構成,大小斧劈,層出疊見,山勢極為峻險處,則酷似石筍攢矗,其神奇之狀,雖我邦名山,亦所罕見。倘若在吾邦,當可看到松檜點綴其間、濤聲聞於半空、奔湍激石、腳下飛雪之類的景致。而此地的山上,惟有僅能蔽土的枯黃寸草而已,眼中所見,無非石礫間無力流淌的溪水,不時出現在溪畔的七零八落的楊柳和村家,稠密的羊群則與稀疏的駝群交相錯雜。道路依傍重重阻隔的山勢延伸開去,不過,倒也並不至於那麼險峻。沙礫撲雜,驢蹄躞蹀,塵土自然也便飛揚而起。想起《唐土名勝圖會》的畫家,但憑我邦人之想像,便將松樹等添飾在居庸關的景物上,遂成了匪夷所思,且慘不忍睹的一種景色。《水經注》云:
漯余水導源居庸關山,南流歷故關下。溪之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故關之候台矣。南則絕谷,累石為關垣,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障邃險,路方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
如今,候台石室早已湮沒不見蹤跡,《水經注》稱林樹者,也早已不見一樹,傷思云云,反而應該是針對其荒涼之狀而發了。古今之變,竟至於此,但覺感愴難禁。稍稍前行,至一兩山相逼、岩角掩流處,名曰彈琴峽。此處離上關七里,兩邊山崖上築有小閣,安置佛像,截取原生之山石作為磴道。據歐人所言,此處為明代建築。崖石上摩刻有「鎮燕關」三個大字。又前行七里,為青龍橋,由此向前,道路稍稍曲折,行三里而抵達嶺上。想來這裡也是與前面兩道關門差不多相同的一處建築。大門兩側的牆由石頭壘築而成,雖歷經二百數十年而不見有青苔簇生之跡象,當是此地風土乾燥之緣故。長城蜿蜒綿延於此起彼伏的峰巒之間,極目四望,不知何處是盡頭。關隘大門上鐫刻著「北門鎖鑰」四個字,字體則與居庸關如出一轍。此處便是所謂的北口了,屬於宣化府延慶州,嶺高海拔兩千尺雲。稍稍下行,地勢稍顯平衍處,又遙遙望見一道關隘,但未前去觀瞻,想來當是北口的北門了。由此前行五華里為一岔道,村樹、民屋便參差散布在城牆的遠方。由此向北,四周山峰峙立,中間自然坐落著一處鄉村,從嶺上望去,但見對面連綿的山巒,以及這邊村落的屋牆、樹林,歷歷在目,仿佛伸手可掬,不由得想起在談山絕頂,曾望見過的大和平原的景致。宣化府的東南部,即連綿山巒之彼側,但見地勢與內蒙古相連接。下驢,踏上傾頹的城牆,從城牆上縱覽前後形勝,山風拂袂,強勁得幾欲將人掀倒。自古以來,有多少朔北英雄,策馬奔赴中原,行至此地,但見烽火將熄,旌旗委地,無一卒守關,大有吞吐八荒之氣宇,遙想此番情景,縱然不想為之神旺氣昂,又哪裡是我所能做得到的?!城牆一側有一座古炮,雖經風雨鏽蝕,但還殘留著當時守備的遺痕,系明萬曆年間所制。按,《昌平山水記》云:「八達嶺下視居庸關,若建瓴,若窺井。故昔人謂『居庸之險不在關城,在八達嶺』。而岔道又為八達嶺之藩籬,元人於北口設兵,其得地形之便者歟?」待我親身勘踏其地,始知顧氏之言,果真是明察條理。居庸之險,自古以來就有人談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視其為天下九塞之一。《金史》稱: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有崤函、蜀之有劍門也。山由太行迤邐北向至此,數百里不絕。從山麓至山背,皆為陡壁峻崖,不可登攀,穿行其間的山徑稱為陘,居庸則是其第八陘。所設關隘,據《漢書·地理志》,則由來已久,然而,至今尚未有人能夠依恃這道險要關隘而固守住此地。遼金之際,金元之時,延至李自成之明末,莫不是如此。顧炎武慨嘆說:「地非無險,城非不高,兵非無多,糧非不足也,國法不行而人心去也。」如今南北二口之間,一路上的民家,門戶上都還插著寫有「守望相助」這四個字的小旗,但其實際效用,則根本難以指望。凡長城建築,高二丈余,寬七八尺許,雉堞羅列,每隔數百步,有一閣狀之譙樓,作為人力製造物,雖也備極雄壯,然而,因為綿延在山谷間,蜿蜒起伏,遙遙望去,仿佛只是鑲在大幅布帛上的一道細小的鑲邊,雖有纖麗之致,卻毋寧說,並不能進而給人以雄大之感。以此與山嶽之雄、天地之偉、造化之大,做一番能力之比較,念及人類之渺小,心中不由得為一種凜然的崇高感所撼動。緊挨著城牆的,照例是高粱已被收割的旱地。嶺頭門側的小石碑上,可以看到記刻著居庸關之由來的文字,但下半段已被折斷,斷裂的部分也已被丟失。中國人固執於實利而匱乏風雅之氣,由此也可以略見其一斑。古炮未被掠走,當緣於其重量雖巨,但對中國人說來卻鐵價殊賤之故。此炮若是銅製,則怕早已亡失於往昔,而憑弔之客也將因此而減少一份發思古之幽情的名目。一行諸人,相語一笑,落座在斷垣殘瓦上,做片刻憩息,取出麵包,聊充午餐。
感念於壯美雄大之景致,歸去的路上,遂抖擻起精神,加鞭策驢而行。至先前的那座古塔時,又低回流連不忍離去。回到南口,已是下午四時。是夜天陰,墜下二三雨滴,不免牽掛明天天氣。天亮卻是開晴,不時有微雲遮住天日,反而蠲免了不少頭頂烈日趕路的行客之勞累。正待前往明十三陵,遂沿著山邊的小道,一路向東,原野小徑不起塵埃,反而比大路好走。自居庸關綿延而來的峰巒,到了這裡依然是奇岩攢疊,直刺蒼穹,蒼潤欲滴,讓人大飽眼福,心曠神怡。聽說其間有三十華里,正尋思著將過二十里之時,便有一座陵墓率先出現在了左邊的視野里。稍稍前行,待繞過一座小山巒,突然間,但見四周青山環圍,方圓南北約二里、東西不到一裡間,一道溪谷,自然形成一上佳之墓地。十餘座陵寢依山而築,金屋丹壁,若隱若現於翠綠樹叢間,令人不覺心馳神往。十三陵無從一一遍觀,遊客至此,每每最想前往觀瞻的,乃是歷史最為悠久之永樂帝長陵,位於天壽山之南。我們一行也前往此陵。流經此地的河道上架設的壯麗石橋,大多已與河水一併荒圮,橋上尚可行人者,僅剩一二座之數。跨過最後一座石橋,儘是石塊鋪路,縱然雜草茂盛,也終不能將其掩埋於草叢之間,抵達陵前,但見墓牆內外,松檜之類,鬱鬱蒼蒼,想必都已是歷經數百年滄桑之物矣。
中國人有關墳墓之詩作,多用松楸一詞,乃紀實之筆也。所到之處,無非楊柳、白楊、榆樹之類,除此之外,不見有其他樹木;其常綠喬木,惟於墳墓之畔偶爾見之。元、明以降之畫,所謂青綠山水,除多見楊柳,殆已無有可以入畫之樹木矣,比之宋人筆下老郁蒼勁之松柏,甚感柔弱無力,此亦當為眼界囿於實景之自然結果。邦人之從事南畫者,因學此無力之筆法,不肖我邦蒼鬱多趣之景物,其愚堪可笑也。所作岩石,也無蒼潤之苔色,一味乾燥枯瘦,此類文人畫風,亦同樣是地力竭蹶之故,遂成中國景物寫生之格局。以此為尚,仿而效之者,則大謬。
與一見外國人便頓起貪婪索錢之心的守陵人,費去許多口舌,且被狠敲了一筆,這才打開了牆門。右側是一碑亭,碑的正面刻著順治十六年上諭,無非是出於清朝籠絡人心政略之考慮,表達其不忍聽任前朝陵寢淪為樵牧隨意出入之殘破境地的一番美意;碑的背面,則刻著乾隆五十年,天子前來謁陵時親筆題寫的八韻詩,略陳其為前朝復仇弔民之意。右側是嘉慶九年嘉慶帝的謁陵詩,韻次乾隆帝,同樣也是御筆。往裡經過的兩道門,構架與我京都禪宗名剎如出一轍。坐落在左右的瓷製小屋,看去似是焚燒紙錢的地方。享殿結構極宏偉,石階均為純白之大理石,石階中部及欄杆,雕刻甚美。門面寬約七十碼,由十楹柱所支撐,進深約三十碼,由六楹柱所支撐,楹柱周長一丈二尺,高三丈二尺,想來都是以傳聞中雲南、緬甸運來之楠木製作而成,一根楹柱需耗用一棵巨大楠木木材,不見有任何拼合之痕跡。裡邊安置一龕,朱漆已然剝落,龕中有一朱漆牌位,鐫刻有「明成祖文皇帝」六字,燙金,從其字體及「明」字之上未冠一「大」字推考,當為乾隆年間所改置。龕前有一桌,陳放花瓶、燭台及香爐。至享殿後,進而過一道門,但見松柏密生,夾峙石道兩側,益增其莊嚴肅穆之感。再往裡去,是一座大理石石坊(即牌樓)及同樣用大理石製成的一方陳放香爐、花瓶、燭台的巨大石桌。再稍稍前行,便是陵寢了。據歐人稱,陵寢周長超過半英里,高一百五十尺,為樹木所掩映。寶城前一閣為兩層,下層系磚砌,下通一條發出回聲之甬道。入甬道前行,至一丁字路口,分左右兩道,緣道拾級而上,便來到閣樓上層,四面洞開之明樓中央,豎有一巨大之大理石石碑,上面鐫刻有「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九字,「大明」二字字體頗小,篆文。碑面本以朱紅色彩繪,剝落之痕,有如自然之紋理。閣中題名,多為邦人所為,也摻雜有歐人。由此處展望,十三陵之景物,大半落入眼中。陵寢建制大致雷同,只是格局大抵更小、更粗糙而已。
又於陵前,食隨身帶來之麵包,聊充午飯。打道回府時走的是主道,逆進陵時之順序,一路看去。過斷橋數百步,為三座滿是雕刻之石制牌樓。由此向前,每隔二十碼,便有石人、石獸分列於道路左右,成為一道甚為壯偉之景觀。此即勛臣像兩對、文臣像兩對、武臣像兩對,石馬、石麟、石駝、石獬豸、石獅各兩對。石獸則一對站立,一對蹲踞,皆長一丈余,以灰黑色砂岩雕塑而成。石獸的盡頭處,有兩根石柱,柱身鏤刻有雷電紋。又有一座大碑亭,裡邊是洪熙帝即成祖嗣帝所建之成祖神功聖德碑,其龜趺長一丈二尺雲,則碑身之高,自可推想而知。背面刻有乾隆五十年御筆三十韻詩,左邊則刻有嘉慶九年之御筆詩。想必當與前面陵寢內之碑文,刻於同一時期。亭外四角,相距數步處,立有四根石柱,上面皆鏤刻以龍形。由此出大紅門,過石橋,則為五座大理石牌樓,寬九丈,高五丈,其工巧侈大,歐人殊為驚嘆。蓋其屋蓋柱楹,遠望之,儼然拼合構成,若近觀之,整個牌樓,竟由一塊巨石雕制而成,即便在中國,也是牌樓中最為奇偉與壯美的一座了。長陵至此,應在我一日裡之遙,想來如此奇偉建築,當初皆為長陵而設,因地域甚美,致使嗣帝相承,皆下葬於此地。至昌平州相距不足我一日裡,即策驢疾驅而達。在城中一旅店小憩片刻後,即前往湯山,行三十里,復為沙塵所困,遂投宿於行宮旁一喇嘛寺中。湯山因溫泉噴出而置行宮,如今頹圮已極,護欄與地板皆由大理石製成,壯偉華麗之溫泉池,也早已掩埋在了草叢之間,數十間屋宇早已破敗得面目全非。管理事務之官吏猶在,投之以一元,則數人可得入浴。二十三日清早,在此入浴後出發,至清河,午餐。上野氏在這裡與我們道別後,即先行歸去。我與小貫氏則由林氏帶路,進而趕赴西山觀覽。其觀覽之記事,則詳錄於下:
(謁陵之記事,本是為了便於後之遊覽者查考而作,雖欲竭盡記憶之所能而作詳細之記錄,然而,驢背觀覽,缺漏在所難免,故抄錄顧炎武《昌平山水記》於下,以彌補我筆下有所不逮者。只是顧氏之時,恰值李自成殘破之後,陵寢樹木悉遭剪伐之時,如今則經由清朝之繕治,已頗恢復舊觀。此外,當時石橋等尚完整存在,如今則已頹圮失修。諸如這樣宜於斟酌而閱讀的地方,我大致都作有插注。若取以彼此參看,方可以究明古今之變。)(2)
天壽山在州(指昌平州)北一十八里。永樂五年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上命禮部尚書趙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及車駕親臨,封其山為天壽山,以七年五月乙卯作長陵。十一年正月成,仁孝皇后梓宮自南京至,二月丙寅葬。二十二年七月辛卯,上崩於榆木川,十二月庚申葬。自是列聖因之,皆兆於長陵之左右,而同為一域焉。
自州西門而北六里,至陵下,有石坊一座五架(即九丈大石碑,所謂五架,指六柱五間架)。又北有石橋三空(空,即三孔橋眼)。又二里至大紅門,門三道,東西二角門,門外東西各有碑,刻曰:官員人等,至此下馬。(此碑今已亡失,我已無從記憶。)入門一里,有碑亭,重檐四出,陛中有穹碑,高三丈余,龍頭龜趺,題曰:「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仁宗皇帝御製文也。亭外四隅,有石柱四,俱刻交龍環之。其東有行宮,今亡。又前可二里,為欞星門(此即我所記之三間石牌樓者),門三道,俗名龍鳳門。門之前有石人十二:四勛臣,四文臣,四武臣。石獸二十四:四馬,四麒麟,四象,四橐駝四獬豸,四獅子,各二立二蹲;近者立,遠者蹲。石柱二,刻雲氣,並夾侍神路之旁。迤邐而南,以接乎碑亭。碑文後書洪熙元年四月十七日小子嗣皇帝某謹述。蓋文成而碑未立。宣德十年四月辛酉,修長陵、獻陵,始置石人石馬等於御道東西。十月己酉,建長陵神功聖德碑;是時,仁孝皇后之葬二十有三年,太宗文皇帝之葬亦十有一年矣。然而始立者,重民力也。欞星門北一里半為山坡,坡西少南,有舊行宮,今存土垣一周。坡北一里,有石橋五空。又北二百步,有大石橋七空。大石橋東北一里許,有新行宮,宮有感思殿,今亡。宮東南有工部廠及內監公署,今並亡。大石橋正北二里,有石橋五空,又二里,至長陵。殿門神道,自嘉靖十五年世宗謁陵,始命以鋪石,今稍殘缺。自大紅門以內,蒼松翠柏,無慮數十萬株,今翦伐盡矣。(此處樹木,遂不復見繕植。自大紅門至殿門,幾不見有一樹而草高竟以沒人矣。)
長陵在天壽山中峰之下。門三道。東西二角門。門內東神廚五間,西神廚五間。廚前有碑亭一座,南向,內有碑,龍頭龜趺,無字。(此碑當系今順治上諭碑,莫非事先為勝朝所設?不得而知。)重門三道,榜曰祾恩門。東西二小角門。門內有神帛爐,東西各一(瓷製)。其上為享殿,榜曰祾恩殿,九間重檐,中四柱飾以金蓮,余皆髹漆。階三道,中一道為神路,中平外墄,其平刻為龍形;東西二道皆墄。有白石欄三層,東西皆有級,執事所上也。兩廡各十五間。殿後為門三道。又進為白石坊一座。又進為石台,其上爐一,花瓶燭台各二,皆白石。又前為寶城,城下有甬道,內為黃琉璃屏一座(今無存)。旁有級,分東西上,折而南,是為明樓;重檐四出,陛前俯享殿,後接寶城,上有榜曰長陵。中有大碑一,上書曰「大明」,用篆。下書曰「成祖文皇帝之陵」,用隸。字大徑尺,以金填之(今已剝落殆盡),碑用朱漆,欄畫雲氣,碑頭交龍方趺。寶城周圍二里。城之內,下有水溝。自殿門左右,繚以周垣,屬之寶城。舊有樹,今亡(此樹後來又見種植)。
《昌平山水記》就其餘十二座陵寢之規制異同也作有詳細的記述,還述及妃嬪諸王等之墓葬,如盡錄之則嫌過於冗繁,故皆從割愛。只是諸陵寢中,仁宗(即洪熙帝)之獻陵最為簡樸,而世宗(嘉靖帝)之永陵最為壯麗精緻,孝、長二陵也難以匹比。後之游者,若能得暇遊覽此二陵,以概其餘,當無憾矣。這裡斟酌《昌平山水記》及《大清一統志》,僅是記述諸陵寢之位置,以備弔古者參考。
位於天壽山之南者,即上記成祖之長陵。其次則為:
獻陵(仁宗,即洪熙帝),位於天壽山西峰腳下,距長陵稍偏西北方向一里處。
景陵(宣宗,即宣德帝),位於天壽山東峰下,亦名黑山,距長陵稍稍東北向一里半處。
裕陵(英宗,即正統帝),石門山東面,在獻陵西面三里處。
茂陵(憲宗,成化帝),聚寶山,在裕陵稍西北方向一里許處。
泰陵(孝宗,弘治帝),筆架山,在茂陵稍稍西北方向二里處。
康陵(武宗,正德帝),金嶺山,在泰陵西南二里處。
永陵(世宗,嘉靖帝),十八道嶺,嘉靖十五年改為陽翠嶺,位於長陵東南三里處。
昭陵(穆宗,隆慶帝),大峪山,距長陵西南四里。
定陵(神宗,萬曆帝),小峪山,在昭陵北面一里處。
慶陵(共宗,泰昌帝),在天壽山西峰右側,距獻陵稍稍西北一里處。
德陵(熹宗,天啟帝),雙鎖山檀子峪,在永陵東北一里處。
思陵(莊烈,崇禎帝),錦屏山,在昭陵西邊。
以上為昌平十三陵。太祖孝陵在南京,因拜謁於做金陵之游時,故另有記述。景泰帝陵寢在宛平縣西金山口,距西山十里。
* * *
(1)梵文音譯,佛語,可譯為總持或能持,即堅守護持種種善法,及祛除種種障孽之意。此處指《陀羅尼經》。
(2)此處括弧中文字,及以下摘錄顧炎武一段文字中所添加的括弧內文字,均為內藤湖南的解釋語或校改補充語。
其五 京郊寺 觀文廟 觀象台
遊覽完長城,歸路由清河向西南,徑行於隴畝之間,走出不到數里,便早已望見一座七重高塔,挺立在丘陵之上。又前行未幾,但見東面山丘上,金釉瓦屋,與日光相輝映,儼若縹緲仙山。前者為玉泉山,後者則是萬壽山。玉泉山本是金章宗之行宮,雖與芙蓉殿故址近在咫尺,卻並非為人們所知悉,這可是元、明以來帝王經常游幸的地方。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替它取了個靜明園的雅號,隨之也便有了十六景的名目。這裡有清冷泉水,十分珍稀,從山麓間湧出,流至萬壽山下,匯成昆明湖,一大勝景便由此而來。英法聯軍入侵北京之際,二山與圓明園並遭焚毀,摧殘之痕,久久未經修繕,便這樣聽任外來遊客觀覽憑弔。近年西太后分割軍費,用於大興土木,萬壽山遂由以成為頤和園,直至戊戌政變前夕,西太后即一直棲遲於此,至今仍不准外人入內縱覽,故僅是自牆垣溝渠外,稍得領略其大概而已。萬壽山風情備極綺縟靡麗,山丘北面,殿閣堂塔參差沓疊,南面與四層圓樓相連,飛甍連棟,幾乎綿延至昆明湖畔。屋瓦柱楹,間以金碧丹堊,一眼望去,儼然現身於空中之海市蜃樓,而映入湖水中之倒影,更是奇幻神秘,雖親眼目睹,仍以為是耽於幻想所生之錯覺。從這裡到玉泉山下,須得踏過青龍橋。玉泉山之景觀,則較萬壽山清晰,也稍予人以蕭索之感。除此前已曾遙遙望及的七重塔外,另外還有七重塔一座及多寶塔一座。塔身建在山腹,樓閣不甚華麗,想來是修繕尚未完工的緣故吧。此處地下湧出之清泉,以手掬之,但覺清冽凍人,據聞每日運往宮禁,以供天子飲用。泉水流至京城,匯為內外護城河中之水,若引以水道,則北京城中居民,可無須飲用有苦鹹味之井水矣。然而,此事之於今之清國政府,固是無望之空頭支票而已。兩山之間,則鋪展以北方殊為少見之數里稻田,柳青水綠,風景酷似江南。據說,此稻田屬於官田,並設有稻田廠專司管理。
萬壽山之勝,以未能入觀,故吾之所記,不免極為疏略,因抄譯西人所記,以彌補其缺漏。此山在北方,乃罕匹之勝景,故記述實不該太過疏略。其記云:
園內有一山丘,嘗為幾多綺麗之殿堂所蔽覆。一八六〇年,則為英法聯軍所焚毀。入門,從毀殘零落之諸亭台間過,此處即為往時清帝游幸歡娛之所云。遂至昆明湖畔,山丘南麓浸濯於此,甚秀美,其北岸則有砌石而築之高台,經雄偉之石階可得而上。蓋此台之左右上方,俱為大寺院之殘垣斷壁,而僅存丘頂之一部,其屋宇全以彩釉琉璃瓦修葺而成。山丘之四周,皆為眾多更小之殿堂,尤以其北面者居多。其最為醒目者,當系高聳于山丘東北之浮圖,塔身由彩磚構成,所謂多寶琉璃塔是也。復有青銅鑄成之小閣,建於山丘南面、石台之西。雖狀極廢頹,但其整個景致,尚不失如畫之美。佇身山丘,放眼瞻望,其感興足以補償登攀之勞矣。遙遙望去,北京都城之全貌,其堂、塔之參差者,皆一一收入眼中。眼前則湖光清瑩,荷花掩映其間;西面,眼界則為蜿蜒之西山所遮斷,但見群峰刺天處處岩壑,而以寺觀鑲嵌其間;東面,則圓明園之綠樹郁然規整;山丘西面,則有塔橋,橋之中央為一亭榭,而石制之大舸與之相接,橫陳於水面。與山丘遙相對應之湖中一小島,呈圓形,以十七孔之石橋與湖岸相連。從島中望去,最能領略萬壽山昆明湖景致之奇妙。石橋附近之湖岸,置一銅製牝牛,製作甚工。
二十三日,投宿於萬壽、玉泉二山之間,青龍橋畔之某旅店。雖不能說狹窄簡陋,但小貫氏卻遭床蟲侵襲,甚受其苦,幸好我未受到如此侵害。翌日之二十四日清晨,先向西山出發,取道於玉泉山北之丘陵間。這一帶居住有不少旗人,多有頭扎兩把頭髮、長相不甚姣美之婦人,佇立門前,如觀看西洋鏡般,打量我等路過之二洋鬼子。待轉過山丘,豁然開朗,西山諸寺,歷歷可數。
西山諸寺,皆依山占勝而築,遂歷觀臥佛、碧雲二寺。臥佛寺在壽安山,面南而築。據雍正十二年御製之碑文,唐代即有此寺,始名兜率寺;宋、元、明間,分別名曰昭孝、洪慶、永安;經雍正帝之弟怡賢親王修繕,現名十方普覺寺。寺內旃檀佛臥像,據稱為唐貞觀年間所造,然據其容貌表情推測,當不會是早於明末之古物,特以其長及丈余而視為珍奇。有一歷世宸翰之金字匾額,也留有當今西太后之手澤,行書,字體頗雄偉。入寺門,坡道兩側喬木蓊鬱,恍若進入洞中,甚覺寂寞冷清。碧雲寺位於香山山腹,坐西朝東,殿堂層疊,最後面之大理石制五塔,即便數華里之外,也當可遙遙望見。坡道兩側,民家鱗次櫛比,登坡道,入牆門,便進到寺院境內。寺系元耶律楚材後裔阿利吉捐舍家宅而開山;明正德年間,太監於經築墓穴於此;後魏忠賢在此大事營造,以至有了今日之華美壯觀:事見於乾隆之御製碑文。寺已顯得有些頹敗,但殿宇連棟,結構之瑰麗尚未全失,得以想見當日閹豎之豪奢。寺內有一蓮池,水從石罅間溢出,此即明神宗題有「水天一色」四字、康熙帝亦題有「激湍」二字之處。然秋色已老,連敗葉都已無處尋覓。另有乾隆所建之五百羅漢堂一座,五百尊木雕之羅漢像,長凡四尺,面相堪稱怪異,乃雕工拙劣之作。木雕之十界遍布數堂,雖也拙劣,或許是明末作品。一殿堂中見有乾隆帝親筆所書之匾聯,各處所見之此人匾聯雖不計其數,然親筆匾聯則惟此一處。
西山歸來,由萬壽山一路迤北,赴大鐘寺之途中,路經圓明園,隔牆望見園內樹木暢茂,聞說目下尚不准遊客入內縱覽,無從仔細辨識英法聯軍遺留的狼藉之跡,甚為憾事。在海淀用過午餐後,即赴大鐘寺。大鐘寺本名覺生寺,位於京城西北角數華里外。明永樂帝下旨所制之大鐘,高一丈五尺,內外遍鑄《華嚴經》,密匝無隙,字八分許,陽文,系沈度所書、道衍即姚廣孝監造。舊時在城西萬壽寺內,乾隆時移置此寺。寺為雍正十一年敕建,其建築格局,與碧雲寺等若我日本之黃檗(1)風有所不同,反與追摹明初風格之我日本京都五山(2)等處頗相類近。由此,於離開北京城之五日間,完成了此一路之遊覽。嗣後數日,又得以一覽西郊天寧、白雲、萬壽諸寺觀。
萬壽寺在西直門外數華里處。始建於明萬曆五年,由聖慈李太后出資數萬,命太監馮保督造。寺之背後,疊石築有三山,以象徵普陀、清涼、峨嵋。殿宇極閎麗。雖康熙、乾隆年間皆經重修,但近年頗見頹敗,西太后修建頤和園之餘,隨即將其作為游息之地,一併重新修理。殿堂無數,金碧輝煌,看去令人心往神馳。最為綺麗之二碑亭中,是乾隆御碑與西太后重修之碑,重修之碑系翁同龢手筆,是六朝風格字體,顯得十分閒雅。只是寺中佛像,皆製作拙劣,不值一看。比鄰萬壽寺之延慶寺中,有一明代正德年間之碑。矢野公使偶爾寄寓此寺,因其夫人在此養疾,而前往探訪,則已是該月二十九日之事,是日風霾晦暝,如同行走在霧中一般,騎在驢背上無法睜眼,往返甚為艱難,初次體驗到了清國北方旅行之真實況味。以下談及之天寧寺、白雲觀,即為該日所觀覽者。
天寧寺在外城西一二華里處,此寺所值得觀覽者,當為其高大之十三重塔。過宣武門,傍近西便門,出外城牆,即見其突兀矗立於空中。始建於北魏孝文帝,初時名光林寺;隋仁壽年間,名弘業寺,建塔以藏舍利,高十三級。現今之塔,即為其遺制。雖經累世修理,原有格式卻未見稍失。與我日本塔峰之十三重塔相類,只是高大遠勝一籌。塔峰之十三重塔呈四角形,飛檐清婉,此塔則為八角形,矗立勁朴,此其形制之惟一差別。其最底層八面塔身所附之塑像佛體,雖幾經改修,卻一概不見有近世之墮落體式跡象,僅此,即足以顯出其尊貴矣。
白雲觀位於其北面,據說即為清國北方道教大本營之所在地。舊名太極宮,建於金代。元太祖得聞長春真人丘處機之道行,遂將其召至雪山,後即命其居於此,名長春宮。明正統年間,改為今名。門前牌樓正反面,則懸掛有「洞天勝地」與「瓊琳閬苑」之匾額。觀中甚為閎暢,殿閣連接,庭院則在最後。其結構之綺麗,堪稱與萬壽寺不相上下。加之亭院房室皆極潔淨,在當地殊屬罕見,委實是一個令人心情愉悅的好去處。正月十九日為燕九節,京城中人紛至沓來,遊冶雲集於此。觀中道士皆閒雅有禮,不像佛寺僧人那般見錢眼開。門前有一酷似鐵拐仙人之道士,人雖污穢,望之卻也頗多興味。寺觀之記述就此打住,接下來,須得為文廟記上一筆。文廟,即大成殿,位於安定門內國子監東;結構與永樂陵享殿相似而稍稍偏小;正殿七楹,東西兩掖為庫藏祭器與樂器之所;東西二廡各十九楹,配享先賢先儒;殿內高揭之匾額,為清聖祖之「萬世師表」及清世宗之「生民未有」等歷代御書。境內老樹系元代栽植雲。大成殿前林立之進士題名碑中,也有三塊為元代之碑。戟門內有十具石鼓,相傳原為周宣王之獵碣,曾為韓愈、蘇軾寫入詩中,以籀文之上佳標本而備受珍重,大者直徑足有二尺,高三尺,形狀似鼓,頂微圓。最初散落於陳倉原野之中,唐代鄭餘慶取而置於鳳翔縣學時,其一亡失。宋皇佑四年,亡失者得於民間,其數乃足。宋徽宗大觀二年,由京兆移至汴梁,初置於太學,後移至保和殿,字以金描。宋欽宗靖康二年,則為金人所擄獲,後移至大興府學。元大德末年,虞道園任大都路教授時,得之於泥草之中,始移置於如今之所。雖然石質堅緻,但畢竟已是三千年之古物,文句多有剝落。宋治平年間尚存四百六十五字,元至元年間則為三百八十六字,如今所剩,則僅在三百字內外,故而其舊時拓本遂愈加昂貴,以至價至數百金之數。孫星衍曾懷疑其為宇文周時之物,但汪中力辯之。其為周宣王時之物,如今則已成定論。門前六碑亭中,有乾隆帝征討回部、金川、伊犁、朔漠、準噶爾等,凱旋奏功時所建之巨碑。正殿後則為啟聖祠,乃祭祀孔子父祖五代之處。
總而觀之,想必清代至乾隆時,氣運臻於極盛,與漢之武帝與唐之玄宗時相似,故而在四處修建寺觀以文飾太平上,著手實施,人力物力,似乎確實綽綽有餘。遊歷所至,罕有不見乾隆御製之碑。然而中國千年之積弊,即便是如此隆盛之世,也決然無從消除,毋寧說,如此豐亨之運,反足以使其深患,一時模糊難辨,以致意識不到釐革之必要。至乾隆末年,衰敗之兆早已稍萌,從其所鑄之錢幣已趨粗劣等事,即可見出。且乾隆帝寫字,學趙文敏,纖巧無力。同時,所興之建築,綺麗有餘而渾厚全失,與盛世氣象極不相稱。此等議論,須待他日再一一詳悉。此外尚有其他值得記述者。
此外猶堪記述者,則為觀象台也。台在內城東南隅,北距角樓數十步,與堞堵相連而築,高出城牆殆一丈。置有康熙十二年所制之天體儀、赤道儀、黃道儀、地平緯儀及紀限儀等,皆銅製,雕刻有龍形、雲形,系西人南懷仁監製。台始建於元至元十六年,儀器由金代舊物所改制,並添置以郭守敬所制諸儀表。明洪武年間,移至南京,後於正統年間,復造儀器,置於此台。至康熙帝,以其年代湮久不堪使用而重新製作,舊儀器則藏於台下。而如今台下之兩具儀器,雖相傳為元代之物,蓋實為明代所制。其雕刻,手法渾雅,銅色蒼古,顯得高貴典雅,比之於新制之輕巧,當可表征時代氣象之差異。自台上放眼望去,楊柳濃翠,因北京城家屋之制,高大均有禁限,故而除寺觀外,不見有壯大之殿閣,殆見樹不見屋者矣,以致景山之亭榭,紫禁城之宮殿,其金瓦丹壁,一眼即可從綠樹叢中辨而認之。眼下一片低矮連綿之屋宇,即是貢院,明遠樓則聳立其中,此當另作記述,暫且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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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檗宗原系中國禪宗臨濟宗一分支,明亡後,福建黃檗山萬福寺禪師隱元流亡日本,在京都宇治修建黃檗山萬福寺,黃檗風即指其寺院建築風格。
(2)京都臨濟宗五大寺院,1386年,由足利義滿(1358—1408,室町幕府第三任將軍)認定,分別為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南禪寺則位居此五寺之上。
其六 陳、蔣二子 威海衛 上海 文、宋二子
早就想去保定蓮池書院拜訪吳摯甫(1),但因船班不如人意,只得罷議。十月一日回到天津(小貫氏上月二十六日已先行返回),正趕上本田種竹、服部宇之吉兩位剛渡海來到天津,而在芝罘的高垣氏,也一併前來,在此相遇,羈旅頗感欣慰。前往上海之航路,因為郵船會社接續的班船誤了日期,遂只得臨時決定,搭乘招商局或外國的輪船。當此之時,郵船會社擔負視察航路使命之高層人物,也預定乘坐此一班船前赴上海,故而讓往返於浦港、香港間的定期班船,在芝罘等待,以接駁天津航路的船。謝天謝地,我也便得以與他們一起搭乘同一條班船。但也因為這樣,我在天津整整多滯留了四天。如果知道這樣,本該去保定一游,但現在懊悔,已是無濟於事。
離開天津的前一天晚上,即十月四日,接受陳錦濤、蔣國亮二氏來訪。陳二十八歲,蔣三十三歲,聽說都是少壯有為之人才,其慧敏之氣,從相貌上也能見出。照例是以筆代舌,做了一番交談,大致梗概則如下:
予 我此次來津,曾就通曉時務之士,先行詢於方君藥雨,方君以二氏相告,今夕辱臨,真是喜出望外。
蔣 過譽之辭,實不敢當。先生抵津之事,此前已見諸報端,甚欲一睹丰采,今則得以瞻仰,並佇聆大教。方兄今日有事,未能一同前來,特囑我問候。我同洲之士,以一片熱心,對我中國有所期望,君今日來游,當已略識中國情形,不知今日救時,有何方法?以何入手多有請教。
予 竊以為,貴國積弊,非始於本朝。遠而言之,根源在商君之變井田、開阡陌;近而言之,則以科舉取才,徒有美名而不見實功;加之郡縣之制,牧民之官不以生民休戚為念。當今之時,抑或是其做出重大改變之時乎然而,談何容易!要而言之,成之者,其在諸君子乎?
蔣 此行北京有何見聞?
予 貴國京中人士,不喜與外國人相見,在京淹留十餘日,無緣得以與一士過從相語,只是觀看北邊長城、憑弔前明陵寢及遊覽京郊諸寺觀而已。所到之處,但見州縣摧殘已甚,即便有朝一日,明主賢相風雲際會,貴國宿弊,也絕非於舉手投足間即能治癒者。若豪傑之士,無待文王,接踵而起,則庶幾可拯救斯民於塗炭矣。
據聞,滿州地力尚未枯竭,然其大川大抵北流,是以其地徒為俄國提供便利,而無有助成於貴國者。
陳 入其郊,見其田野未治;入其京師,見其糞土積衢。一望之下便可知道,此乃治理欠缺之國也。今日之中國,即如是。君此行,蓋有慨於此乎?
予 此行所見之京城,若以規模言,儼然大國之首都矣!若繕治得宜,以其之壯觀,雖比之於泰西諸國之首都,也未必相讓。只是竊觀其郊野,地力已趨枯竭。質之二君,不知以為如何?
蔣 或謂以燕京作首都,殆已近千年,故王氣自然已盡,此自是無稽之談。只是以地理形勢論,水陸均有所不便。北海重鎮,必在旅順(此處相當於東方之彼得堡,昔俄皇彼得建新都於彼得堡,嘗謂有如開一窗而得以望四海;而得旅順者,則有如開一窗而得以望東海矣)。天津有凍河期,水道有所不便。至於陸路,則蒙古口外之來貨及山西之礦產,當直接將其重要者運往漢口,而津鎮鐵路,又是其陸路之分道。
予 敝邦之山,多半林樾蓊鬱,貴國京畿近旁之山,皆甚荒禿,地氣殆盡,於此見其實狀。其民徒知地力已盡,而不知如何蓄之養之,此即其深患之所在,非一時政變得失所可比擬者也。
陳 敝國之朔方及西北,大地皆為沙磧,北風一起,沙石隨之,是以天津亦有沙漠風沙之患。兼之冬季積雪泥土自也盡失膠力;而北方土松,雨時既不易蓄水,旱時則地質含貯水滴,而無從滋生草木,故所到之處,皆為此類光禿之山嶺。貴國環水而居,得江山之助者頗多,此乃上天賦予,人力殊難有此大功也。然考之敝國,昔時之北方土地與今日之北方土地,其出產並無多少特別之差異,而興衰竟至有此大不同者,蓋因昔時遊牧之徒,以牧馬為生,宜於其漂蕩於北方遼闊之原野並藉以為力;今則不然,無從以此為力矣。
貴國今日之在朝者,以保守黨者居多,抑或以進步黨居多?朝野合計起來,人數上占優的,究竟是何黨何派?如今各大學堂中,校長與學生,多加入何種黨派?
予 敝邦現狀,無有真正之保守黨,敝邦人士長於進取,而拙於守成,此乃敝邦之深患也,猶如貴國之深患則在於保守者居多之一端。
蔣 貴國之大隈黨(2)得占幾多比例?貴國又以何黨為人數最多?
予 進步、自由(3)二黨,大致勢均力敵。帝國黨(4)以今年剛成立之故,人數自然猶寡。然而自由、帝國二黨,現皆與山縣侯之政府締結同盟,故大隈黨就其處境而言,可謂正值失意之時。
蔣 貴國書籍譯為中文,此大有裨益之事,既以開中國之文明,而貴國又得其實利。諸如近日之《萬國史記》、《中國通史》,中國人索購此類書者甚眾,只可惜此類書籍譯出者甚少。故而弟甚願貴國之士多多譯著東文書籍,諸如貴國維新時期之歷史及學堂之善本,尤為有益,不知以為然否?
予 現設有善鄰譯書館。吾妻某氏,及岡本監輔翁等,正從事翻譯。聽說貴國李星使(5)亦頗贊成此事。只是敝邦之人刻苦翻譯之書,滬上書肆轉眼之間即翻刻售出,如此,則邦人精力徒為射利之徒所攘奪,故需貴國官司所嚴加查處,貴國石印書籍,價極低廉,非敝邦出版物所能敵也。
《萬國史記》,即岡本翁所著。《中國通史》則系那珂世氏所著。二君我皆識之。岡本嘗遊歷貴國,叩訪過闕里先聖之址。那珂氏即為我之鄉先輩。
蔣 敝國印書,本無定規。如滬上廣學會之書,即皆禁止翻印。不過,要求中國官方出一告示原無不可,以後若有翻印者,也易於查出,理當嚴辦也。前時有翻印廣學會書籍者,即曾被告發查辦過一次。
予 敝邦德川幕府之時,握實權者盡其舊臣,以為百世之計,然而,尊王論即出自其懿親水戶氏,幕府由此終告衰廢。貴國滿漢相持,蓋亦英主一時以為得計者,而至今依然無從擺脫之深患也。雖有英主,一旦意欲措手解決,結果則有如去年之政變耳。革命只須實行,無須言談。且如敝邦,因須顧及列國間之關係,故非至貴國革命之日,則敝邦人士斷不能言之。愚見以為,敝邦人士所當講究者,在於貴國維新之日,以何種政治方案與民更始。其維新之時機,須當由貴國人士先行起而作之。
敝邦維新之前,殺身赴義者,不下數十上百之人。即便幕府最強盛之時,攘臂圖之者也曾不乏其人。貴國人士若只是坐談維新,欲以口舌成之,則誤甚。
近時政黨興盛,少年氣銳之徒,亦往往為之而招致殺身。邦人銳氣過盛,此雖是其短處,然而倘非如此,亦不足以應對近日之時勢也。
蔣 君言甚是。此等利弊,弟等平日亦時有談及,但苦於無一措手處,故不得不稍待時機耳。君所言自當銘之於心。
予 時勢之變,一起一伏。愚意以為,貴國政府終有稍趨維新之日,然而,此也不足為恃。譬若曩日之開設特科,貴國人士往往視為與從前之科目並無不同,以此作為仕官捷徑。此病不治,則國家不會興盛。有一不願做官之士,以「為百世開太平」為念者,則愈百名熱衷科場之名士矣。(以下引福澤諭吉之事數十言,因嫌煩,今從略。)不知二君亦曾應試過科舉否?
蔣 陳君所見甚高,視此為小道,不曾作此惡劇。弟則未能免俗,嘗應試為舉人。
予 未知二君有東遊之意否?
蔣 甚願,只是苦於無此機會。若自備資斧,又將為清貧所苦。是以心之所願迄今未之償也。然東望蓬萊,時時心嚮往之。
予 貴國之北人南人,愚意必非出於同一種族。南人骨相,頗近敝邦之人,瞻二君丰采,益信其然。北人多渾然質樸桀驁,只是少英氣;南人多英銳敏慧,但其短處在於難以持久,尤與敝邦之人相類似。此恐非愚一家之私言也。
蔣 中國種族,皆有一自北而南之過程,經東晉及宋之南渡兩大變故,真正之中國人,皆已遷徙而充實至南方,至於北方,則因摻入蒙古人種,早已非純粹之中國種族矣。
陳 今晚得聆大教,實為平生之願。然因有他故,未能罄懷,若後會有期,仍望再作談聚。君明日起程赴滬否?弟恐賤冗相羈,不能趨前送行也。
十月五日,天津出發。此次得以於塘沽車站附近直接登上玄海丸輪。火車上邂逅大阪商船會社石原、金島二氏,叩問其對秦皇島之意見等。船上遇見土佐之久保義道、大阪朝日麥酒會社之近藤勝太郎及神戶運漕店之田中儀太郎三氏,遂有了一路結伴至上海之緣。玄海丸於該日下午駛入大沽灣,終夜裝載貨物。翌日,即六日晨張帆起航,深夜行至芝罘。聽說接續船博愛丸翌日晨即開船,遂和衣而眠,稍稍打了個盹。七日清晨,因換乘,無暇再度上岸,先前之約定,遂皆無從談起。
所幸者,船於威海衛停泊三小時,因而得以觀察此地之形勝概貌。船循西口而入,碇泊於劉公島南面背陰處。據云,甲午戰爭時,清國水雷艇即由西口遁走。沉入海中之定遠號,猶有數尺檣頭露出水面。北洋水師之舊營務處,丁提督隱遁游息之亭榭等,藉助雙筒望遠鏡之力,皆歷歷可指。日島炮台、百尺崖所及趙北嘴等舊址,一一盡收眼底。威海衛城牆,籠罩於煙靄間,環翠樓、翠微亭碑雖隱約可見,卻已難仔細辨認。丁提督之英魂已召喚不回,我軍攻占威海衛之冀圖也已歸於一時之夢境。如今,但見英國軍艦森屈利昂、鮑克屈利亞等數艘,巍然鎮守於灣頭耳。低回於今昔之間,時當日暮,令人不禁有臨風嘯歌之慨。
駛離威海衛。天氣甚清麗,航路極平穩。八日一整天即在海上度過。九日清晨,日頭從波濤間升起時,船已在長江口。此後一段路,船行甚緩,至午後始抵申江埠頭,求宿於東和洋行。
長江之大,令人驚駭。自江口上溯數十哩,猶未察覺其已進入長江。濁流滔滔,瀰漫至雲天間,非天津之白河等所可比擬。白河之水,致使海水為之變色者,不過十數哩,至於長江,早在距離江口約二十小時航程之北方,即已見海水變為黃濁,由此可知,江口左右二百餘哩海水之混濁,皆系江流所為。
上海東文學社藤田劍峰、田岡嶺雲二氏是我舊友,《時事新報》通訊員佐原篤介也提供種種方便。往來結交者,尚有東亞同文會諸氏,及《亞東時報》山根立軒氏。此地會晤之中國人士,則有前翰林院侍讀學士、英邁聞名之文芸閣廷式,前山東道御史、去年政變遭黜之宋伯魯,主持南洋公學翻譯之張菊生元濟,及速成學堂之葉翰諸氏。與文氏之首次交談記述如下:
予 久聞大名,今日突然枉過,喜出望外。我此次遊蹤,先經京津,在津之時,已見過嚴、王二君,得聞滬上濟濟多士,皆精通洋務,若得先生引介,一一歷訪,則幸甚。
文 伯樂過所,冀北群空,君之心意,我恐不足以承當。
予 先生莫非以我所言為桓溫問豪傑於王景略,當面錯過耶?
文 君未敗於枋頭,我非戀棧東晉,何得以此相戲乎?特君至此既已十日,焉得無一二值得交談之士,奉瀆高聽?
予 昨日有邦人某,自武昌返回滬上,談及謁見張香濤(6)制軍之情狀,禮數繁重,頗違所聞。敝邦近日,此事簡疏,達官貴族之間,但通名刺即可相見,邦人大抵不諳此類繁重禮儀,故彼深以為苦。以此瑣事推及其餘,貴國維新之事,似尚未可以日月而談之也。
文 禪家雲,水淺不是泊船處。貴邦賢哲又何必津津樂道,以南皮尚書(7)預卜我國之興衰隆替?
予 豪傑之士,不待於文王者,踵起於草莽。果有歲月之可指乎?
文 不得其時機,雖十年百年,未足以期也。若得機得勢,則泰山之雲不崇朝(8)而雨遍天下。
予 姑且以敝邦之事為例。百年以來,志士仁人,殺身取義,蓋不下數十百輩,而後維新之變,疾如影響。若坐等時機時勢,又將如何拯救斯民於塗炭?
文 知其例之同,亦當知其例之變。然而,時機已非遠矣。
予 以先生之見,時機時勢果真來到,當從何處下手?
文 近人有聯合貴國之議,欲借貴國之兵力,此實不足與議。我正欲貴國人才,為辦各種事務,以望綱舉目張,皆有成例可援,此乃敝國所汲汲冀幸於同洲者也,不知先生贊成此語否?
予 藉助兵力之談,不過一時之權宜。貴國革除積弊之事,非一時權宜所能奏效。用邦人辦理各種事務,作為一定之成例,先生之見甚是。只是邦人通貴國之情弊者未必甚多,若一概以敝邦成例行之貴國,或致鑿枘不合,台灣即為殷鑑。
文 權實兼施,因革互用,貴邦之人若肯相助治理,主其事者必會因此而有所衡量。
予 蓋以一紙之令,欲全國悉數奉行,此則去年維新之舉所以終歸失敗之原因也。其著手次第,亟願得聞高教。
文 今日若言次第,則非次第也。此必待臨機因應方是,譬若著棋,國手著著皆有次第,雖則如此,而因敵則不能不變也。
予 只是一代治法,一旦得以確立,似無須若圍棋之因敵而變。敝邦三十年來,之所以稍有起色,亦惟國家大事皆有定規使然也。
文 貴國一姓相承兩千餘年,故而先定國是,而後漸加修改。敝國今日之事,非其所可類比也。治法確立,在今日,采列國之長,救千年之弊,規模既立,憲法自行亦非難事。所難者,在新舊之交替及尊攘之術耳。有英才,能立國,則一切舉而行之,次第必不紊亂。君其待之。
予 機勢之變,首先需要有一翻天覆地之舉。弊邦幕府之政,人心厭之既久,因而非打倒其不可,而後國勢為之一變。貴國今日此等之事,不知猶當以同例視之否?
文 貴邦以天皇為名,其事易於順遂,故而數十志士,即可圖之。敝國之例,未知其同耶?異耶?
予 此次在北京逗留之日,曾做長城之游,一路所經過之州縣,均摧殘不治,如其寺觀,亦皆頹敗。由此想來,所謂千年之弊,雖康熙、乾隆極盛之日,亦未嘗得以革除也,只是其時府帑羨餘,得以粉飾一時之太平耳。今日欲革除此千年不拔之弊,又談何容易?與敝邦三十年來之事相比,實有甚為難能為力者。折衝禦侮之策,雖曰至難,然而依我之見,與此宿弊相比,還可說相對容易些。先生以為然乎?
文 此事我思索甚久。《管子·八觀篇》有云:觀國者,當如是也。他日當與內藤君一一剖析其詳。且得賢人君子而請益,又豈是數紙空言所能瞭然者?無兵力,則國無以立,遑論治法?是以有易難之說矣。獲教既多,今日適有登臨之約,他日當就便請益,恕我告辭。
與文氏此後又見過面,並且還曾在漢口有過晤談,但都未能留下記述稿紙,且略去不提。與宋氏之交談,為其他訪客所打斷,中途而止,也沒有特別值得記述的。宋氏稱,百事不足為,當靜待瓜分,然後始可實行革新之事。言辭頗近偏激,然未及暢談以叩問其語之底蘊,殊為遺憾。文氏乃江西萍鄉人,庚寅科榜眼,時年四十四歲,容貌魁梧,面相酷似《虎溪三笑圖》中之慧遠,通內典,有志於世界諸宗教之研究,造詣頗深。舉止磊落,不拘小節,不與人苟合,故往往與人有迕逆,在官之日,任日講官兼起居注,又任稽查宗學大臣之職,盡力於宗室之教育,與近時去世之國子監祭酒宗室盛昱,關係最為親善雲。蓋南方人士之出類拔萃者。宋氏陝西人,其在官之時,與康有為等親善,上疏條陳新政之事。狀貌清癯,眉目須髯,純然一北方漢人之標本。其舉止言語,皆安詳謙遜。戊戌政變以來,因畏禍,少與人交往雲。年齡當稍長於文氏。據云,文氏之弟現正執筆於《滬報》,宋氏也與《中外日報》多有關聯,因而二人均於暗中主持上海之輿論場所。
順便記述一筆。上海報紙,雖有中英文數種,但沒有一家發行量超過一萬。《申報》資格最老,其通訊與論說,如今也看不出有太大起色,發行量不過七千份內外。《新聞報》、《中外日報》排在其次,當在兩千至三千份之間。《滬報》一千內外,《蘇報》就更少了。惟有小報《遊戲報》,發售量達萬份以上。英文報紙中,據云《北清日報》發行量最大,約五六百份光景,CHINA、GAZETTE等其他英文報,發行量則遠少於這個數字。報道難以憑信,幾乎是其通病。越發加深北京守舊官吏之於新聞報紙強烈嫌惡的原因之一,即是各報報道有欠精確,多為揣摩之臆說。天津《國聞報》在該地區獨占鰲頭,發行量殊出意料,當在三千內外。英文報紙,天津似僅有《京津時報》周刊一家。
逗留京津之日,親睹日本人協會在天津之創立。該會以鄭領事為會長,《國聞報》西村氏為幹事,並以領事館內一棟屋子充作協會之游息處。聞上海自甲午戰爭之時,即有日本人協會之成立,然現至其地,領事館仍頗陋隘,協會亦無一集會之場所。居留上海之邦人一千餘人,而有資格參與市政者,不過十三四人而已雲。上海之中國人往往住高朗軒敞之宅第,挈聲伎,驅馬車,所謂「綠楊蔭里,一鞭殘照」,趾高氣揚,縱橫於通衢大街,旁若無人,擅用外國租界;而我日本商家,除郵船會社、正金銀行、三井物產、村井菸草等二三之數,其餘均甚襤褸寒酸。戰勝之餘威,至此蕩然無存,上海乃令人索然掃興之地也。
上海狀況為邦人所知悉,故已無特加記述之必要。顧六十年前,此地尚為沮洳之場,蘆葦之叢,如今則已變成東洋第一埠頭。自道光末年闢為外國通商埠頭,十數年間,其發展極為遲緩。長毛賊(9)亂,江蘇一省大半淪為戰場,獨此地因有外國人租界,未遭兵禍之患,故避難者,無論富豪,不分流氓,爭相萃集於此,遽然成一大都會雲。故在今日,省會蘇州之繁華,殆有悉數遷移至此之實狀。至江南佳麗之地,無有能過之者,乃名副其實之中國第一都市,作為東西商貿與物質文明之交匯點,實呈現一種異樣之景觀,絕非通常之中國都會所能視也。
上海郊外,草樹暢茂,禾穀叢生,青蔥芊綿,皆與吾邦日本無異,只是有欠修整,為惟一之差異。極目遠眺,不見一處山巒,平衍千里,至不知其際,則為我邦所罕見。彼燕京近旁之山石巍壘,危峰雄峙,尤其是水冽土厚,氣候高寒,因其草木皆強幹而豐本,蟲鳥之化,亦勁踵毳毛,瞿瞿然飛翔迅捷,與江南之物無一相類者也。
十四日,雨。自入此邦以來,始逢雨天。但覺陰濕之氣,砭徹肌膚。聞北地猶為乾旱所苦,皇帝頻頻敕使祈雨雲。南北風土之差異,有如此者。客窗蕭寂,我亦欲愁。
* * *
(1)吳汝倫(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進士,官內閣中書。曾入曾國藩幕,後為李鴻章所倚重。後署天津知府,補冀知州,引疾乞退,受聘為保定蓮池書院教長。庚子國變後,受命以五品卿銜充京師大學堂教習赴日本考察學政,回國後創桐城小學堂。
(2)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政治家,佐賀滋人,早年學過蘭學。曾兩度組閣。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以立憲黨為核心,聯合諸家小黨組成進步黨,尾崎行箱、犬養毅等出任總務委員,大隈重信則為實際之黨魁。
(3)自由黨,創立於明治十四年(1881年),以其時總理板垣退助、副總理中島信行等為首,以擴大自由、保障權利、建立立憲政體為口號。
(4)帝國黨,明治時代以靠近山縣有朋一系官僚的國家主義者為核心組成的政黨。
(5)李經方(1855—1934),字伯行,號端甫。本為李鴻章六弟李昭慶之子,後過繼給李鴻章為長子。歷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英國大臣、郵傳部左侍郎等。
(6)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一字香濤,號壺公,又號抱冰、廣雅。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歷官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及軍機大臣等,為洋務派代表人物。著《勸學篇》,倡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7)即張之洞,以籍貫稱。
(8)崇朝,又作終朝:一個早晨。意為若機會湊巧,要不了一個早晨的泰山之雲,便足以雨澤天下了。
(9)作者所用「長毛賊」系當時的清政府及外國列強對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的蔑稱,以下同。
其七 杭州 西湖 靈隱
不顧迷濛細雨,搭乘大東輪船公司之拖輪前往杭州,是十月十七日傍晚的事。沿黃浦江溯江而上,不到一個小時,已是暝色四合,遂於空氣混濁之船室寂然入睡。十八日清晨,船行至塘匯鎮一帶時醒來。不久,船抵嘉興府城,乃江浙有名之水鄉。環衛城牆之水路迤北而來,繞城西向,於西南角離城而去。城牆苔蒸雨濕,呈蒼黝色,顯得寂寞冷清。據聞城之南端有名勝鴛鴦湖,然因航路不經彼處,無由親睹。雨越下越厲害,船窗也無法打開,但覺無聊更甚。南國沃土,縱目遠眺,但見草樹蔥鬱,帶著雨意,色澤愈發翠綠了。民俗惰逸,至阡陌不修,一味聽任縱橫交錯之河渠,沖刷樹根,浸灌田圃。水勢平靜,波瀾不興,不見有汨沒之患。其石橋皆為穹隆形,便於帆檣橋下通行。橋上則為石階,不宜於通車。因而足可推知,此地水路即為孔道,通常之道路,僅用以走轎行馬而已。橋之穹隆狀兩側,正反面必有石刻之對聯,以描述景物形勝之概略。蓋對聯之文體,乃中國人頭腦特別發達之品種,以致一無遺漏,應用至於此類場合。晚七時,抵達拱宸橋。投宿於大東公司之分公司,在此度過一夜。拱宸橋位於杭州府城北,距城約二里,乃租界海關等機構之所在。此處雖也有我邦之租界,卻未見有一處屋宇,旁若無人地占據了茫茫原野的,便惟有草色。不過,拱宸橋地理之便利殊為不惡,此地之繁華,正與日俱增,一年不到時間,河道兩岸即已建成數百家屋,當可證明這一點。此地雖亦設有我邦之郵局與警察署等,然而,就連這些設施也未建於專轄之租界內,而只是租賃中國家屋而已。
十九日,租賃一以足搖棹之小舟,行二里許,由水門入杭州城內,抵馬所巷日本領事館。承蒙領事代理速水一孔氏之雅意,決定留宿於領事館內。此日天色,依然陰雲未開,遊覽亦無從逞心縱意。偕橫濱正金銀行留學生、此時正寓居領事館內之大隅行一氏,往東本願寺,訪日文學堂之伊藤壺溪氏。學堂於本年一月開張,目下有生員三十人。開校以來,掛籍者近百人,然倏來倏去,志向不定。趨赴眼前利益,本乃中國少年之習常,留而未去者,則堪稱志向稍見堅確也。
二十日午後,隨同伊藤氏去了西湖。走錢塘門。聞門內之按察使司衙門,即為宋之權相秦檜宅址,而相鄰之演武場,則充杭州駐防八旗之用。從這裡至西湖湖畔,一路上,隨處可見放牧在野地的馬群。旗人貧乏,無以自給,竟至於此。馬群侵入農家田圃,毀壞禾穀菜蔬之事,則多有發生雲。旗人凡一千三百人,地當按察使司之東南,於城內別劃一廓,聚居於此。臬司衛門前,視線越過城牆,即可望見與卓爾不群之峰巒比鄰而立之七重寶塔,此即著名之保俶塔,建於寶石山上,高聳於西湖正北岸。出臬司衛門,西湖全景驀然映入眼中。山翠參差,屏圍湖水,縱橫各有一里余之湖面,平滑如熨,山影倒涵,稀見泛舟。門外數步處,租得一繫於柳蔭之瓜皮船,先赴孤山。水色雖難言清澈,然水中荇藻歷歷可見,亦堪稱此國罕見之一景矣。白堤,蘇堤,楊柳如煙。孤山則位於二堤之間,翠樾可掬。堤上往返之行人,辮髮胡服,但覺與風景殊不相稱也。前行右邊為斷橋,由錦帶橋入後湖,駐舟於放鶴亭下,登岸憑弔馮小青墓、林處士墓,品嘗名物藕粉。復乘舟,過連接孤山與西湖西岸之西泠橋,橋西青苔累累處,即為蘇小小墓。休說蘇小小、馮小青皆為子虛烏有之美人,其墓塋亦不過好事者假託所為,西湖之入詩,且如此有情有色,多半是因了這子虛烏有之美人。縱然可以指認史上之美人為子虛烏有,然而,人心詠嘆之美女,作為西湖景物點睛之美人墓塋,到頭來,又豈可一概視其為子虛烏有哉?離開聖因寺行宮之丹壁,經跨虹橋,入岳湖,右邊即西湖十景之一曲院風荷,敗葉滿目,令人甚感哀憐。繫舟棲霞嶺下岳王廟前,步上岸去進謁岳廟。廟內安置之塑像酷似演劇,令人生厭。復拜謁鄰傍之墳墓。墓高丈許,周長三丈許。一旁為其子岳雲墓,形制稍小。門內兩側,置有秦檜夫妻、張俊、万俟卨鐵鑄人像,裸身,為手縛背後狀,面朝岳墳。明末以來,幾度更鑄,眼下之物,則為新近所鑄。千載之下,恩仇兩立本該譬若逝水,何以會留下這如同鞭撻死屍之殘酷兒戲,縱人唾罵耶?因體會到此國之人,心地執念之深重,亦甚覺悲慘可憐也。復乘舟至關帝廟內之蠶學堂。我邦人轟氏等三人,受聘於此,教授養蠶學。機械教室整理得頗為可觀。適逢轟氏等三人外出打獵,未遇。將學堂內略一觀畢,遂乘舟過趙公堤之玉帶橋下,入里西湖。由壓堤橋下橫穿蘇公堤,至外湖,左邊為阮公墩、湖心亭,赴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舊時為一禪林,彭剛直公玉麟於此營造水莊,亭榭修潔,建於樹影水色間。別於湖中構築一大池,平橋曲折,連絡三四水亭,池為敗荷所掩,惟有遙想在此眺望蓮花盛開時之盛景。橋盡頭處,亭前湖中之三石塔,呈鼎足之勢。據云,夏夜納涼,月光映潭,影分為三,遂取名為三潭印月。彭公歿後,復歸於寺院。此處正對雷峰塔,塔身紅磚砌成,塔形詭異奇特,望之鮮艷奪目。塔系五代吳越王妃所建,重檐飛棟,後罹火災,僅存磚瓦砌成部分。風雨斑剝,藤蘿覆掩,想來是昔日之窗戶處,已成八面幽深之空洞。離開三潭印月,前往錢王祠,即表忠觀者。東坡碑雖殘缺不全,然與明代重刻之碑相併存。於此舍舟步行,左邊路經問水亭,由涌金門入城,日已遲暮。過武林大街,曲折穿行於熱鬧街市間,遂歸。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雨。雖心馳神往于山色空濛之眺望,懸想不已,然至湖上半里,須經過雜沓市街,終懶於前往。況且二十二日,領事館內有在杭日本人聚會,我也已有意出席,遂不再做出遊之想。在杭州之日本人,經商者,除大東公司二位,再不見有第三人,其他諸人之地位,均絕非可等閒視之。齋藤陸軍大尉受聘於浙江武備學堂,執掌其教習。東西本願寺之日語學堂,各有四人執掌教習,各各教授三十名內外之生徒。蠶學堂則前已言及。又聞,距此二日之行程,有紹興府者,其中西學堂,亦由中川某氏出任教習雲。浙江受吾邦之感化,誠可謂先行由教育實施之矣。若不蹶而進,豈非極有希望之地乎?但願彼此和睦,不反目成仇,以期收取好結果。
二十三日,夜來似無雨,天空極清朗。伊藤壺溪氏邀我做西溪之游。西溪乃厲樊榭故宅所在地,以梅花聞名遐邇,固無異議矣。清早驅馬出錢塘門,離湖岸,迤北,折而向西,沿渠,左邊即為保俶塔。前行,路經秦亭山下。這一帶左右盡為墳墓,草樹茂生,早已摻雜紅葉,野色分外秀麗。離渠,稍稍進入山道。此處莫非南宋高宗之輦路耶?正尋思間,順山徑,見一處名金魚井的地方,邊走邊打聽去西溪的路,卻無人明確知曉。既而幽徑曲折,青苔膩滑,清泉潺湲,與之左右相隨,撥開山徑,猶朝深處走去,但見修篁挾溪,仰頭不見天色,山氣清冽,但覺肌膚寒冷。詢問路人地名,答曰花塢。此處亦著名勝地之一矣。然前往目的地西溪之路,卻越發難以確定,不得已,遂掉轉馬首,折回原先來路。於桃源嶺下買面聊充午餐。再往回走,跟人打聽西溪的路,說還有十餘里地。時已午後三時,已晚,於是相互商定,改變計劃,棄馬步行,翻過桃源嶺,前往靈隱。來到嶺上,但見身後野色曠遠,綠樹紅葉相間,仿佛鋪了一層錦氈。嶺前,西湖安然坐落於眼皮底下,隔著杭州城與吳山,錢塘江水色,猶如曳出一道白練。遙遠處,天幕低垂,可望見海寧一帶海面。杭州城內外,寬敞粉牆,彰顯於翠樹之間。此處生活之殷富,一目即可瞭然。下山嶺,取道小徑,至溪流旁,溪水從樹蔭間流過,清冽異常,沙石明澈。緣溪流前行,照例有一拱橋,過橋右折,即直達靈隱寺。靈隱寺翠色慾滴,坐落於高聳入雲之北高峰下,山勢周匝環繞,護侍靈區。入樓門,行數十步,磴道左邊便是飛來峰,岩石嵯峨,參差亂聳,又多山洞。《武林舊事》稱:諸岩洞皆嵌空玲瓏,瑩滑清潤,若虬龍瑞鳳,若層華吐萼,又若皺縠疊浪,穿幽透深,不可名狀。林木皆拔起於岩骨間,無土而生。果真是曲盡形容之能事,描繪得盡善盡美矣。岩面洞間,雕刻佛像,不知有幾百座之數。但覺元至元年間者,猶有可不時摩挲其銘文之佛像在,雖大多經明末清代粗拙工匠修整改動,面相已殊少活氣;而看似依然當年原作者,容姿怪詭而腴潤,與居庸關之佛像出諸同一手法。洞中所見題名等,多為宋代以後至近世者,既有名人,也有無名之輩。由冷泉亭前入山門,正殿據云已毀於發賊之亂,僅留其基址。入羅漢堂,觀賞五百羅漢。高皆六尺許,似為明末之作,與我邦宇治黃櫱山十八羅漢同一款式,略顯笨拙,然勝過北京西山之碧雲寺。走出寺來,已是天色垂暮之時。急急步至西湖邊上,已時逾六時。趕在錢塘門未關之前,自臥龍橋之上游賃舟,由里西湖,橫穿蘇公堤,來到外湖。孤山、寶石山一帶,燈火點點,墜落水面,暝色漸深,水煙微茫,仿佛行走於牧溪(1)之水墨山水中。水面若隱隱傳來不知何處響起之鐘聲,越發令人有清寂難當之感。入錢塘門時,幾乎已很難分辨得清行路。
二十四日,登所謂吳山第一峰,不過一小丘陵耳,為屏蔽於西湖南面之連綿山巒之一端,延伸至城牆內。右為西湖,左攬浙江,北乃杭州城,萬家粉牆鱗次,壯觀無匹。山上設有大觀台。寺觀台榭櫛比,反妨礙觀賞眺望。沈德潛有詩云:
湖影長堤分內外,江流全浙劃東西;
憑高無限蒼茫意,一抹遙山指會稽。
乃紀實之筆。浙江以觀潮而聞名,所謂錢塘八月之潮。此次來游,適非其時,但見浙江波瀾不興,格外恬靜,猶如研磨過一般。然而,如這般儼然一池明湖,布帆安然行走其間,駛向無際之涯,亦非輕易所可觀得之景致。由吳山望去,地當西南處,有一鳳凰山,山下一寺院,據云乃南宋大內舊址,今則已屬城外之域,已無人憑弔矣。雖逢人輒詳加詢問,竟無一人知悉。我也迫於行程,最終無緣尋索得個究竟,至為遺憾。
吳山歸途,訪五聖堂巷之西本願寺學堂。午後乘轎子自杭州城出發,至拱宸橋,搭乘戴生昌之小汽船。晚六時,前往蘇州。
呈湖南詞兄用敦民西溪詩韻
伊藤壺溪
故人遠自海之東,佳約明朝酒不空。
十里秦亭山下水,蘆花如雪撲吟篷。
次韻奉酬壺溪詞兄
內藤湖南
水鄉聞道浙西東,斷續漁歌半落空。
最是西湖明月夜,故人留我泊吟篷。
西湖之勝,究竟何在?非短小篇章所能窮盡。若有仔細訪尋之人,抵達杭州後,可直接去官營書局,購求《西湖志》及諸如《湖山便覽》,當甚便利。今單抄錄西湖十景、錢塘八景及增補西湖十八景之名目,以資誘發探勝遊客之意興。然而,必欲依照此類品題探訪名勝,則無異於翻檢陳年教坊名簿以覓得可意之佳人矣。
西湖十景
蘇堤春曉 雙峰插雲 柳浪聞鶯 花港觀魚
曲院風荷 平湖秋月 南屏晚鐘 三潭印月
雷峰夕照 斷橋殘雪
錢塘八景
六橋煙柳 九里雲松 靈石樵歌 冷泉猿嘯
葛嶺朝暾 孤山霽雪 北關夜市 浙江秋濤
增補西湖十八景
湖山春社 功德崇坊 玉帶晴虹 海霞西爽
梅林歸鶴 魚沼秋蓉 蓮池松舍 寶石鳳亭
亭灣騎射 蕉石鳴琴 玉泉魚躍 鳳嶺松濤
湖心平眺 吳山大觀 天竺香市 雲棲梵徑
韜光觀海 西溪探梅
* * *
(1)南宋畫家,其畫頗具禪意,遺蹟多流傳日本。代表作有《瀟湘八景圖》等。《遠浦歸帆圖》真跡現藏京都國立博物館,《松猿圖》則對日本禪畫影響尤深。
其八 蘇州 虎丘 寒山寺 靈岩山 滄浪亭
我乘坐之拖輪上等艙室,有四位中國乘客先我而入,已無餘席,我乃勉強擠入,其逼仄侷促,豈語言所可形容。平常與中國人交肩而過,連衣袖相觸都覺不快,眼下則不得不勉強插入其間,求取一宵之眠,思之甚覺悲慘。若遇有吸食鴉片者,將如之何?暗中痛心疾首,所幸皆非癮君子也。二十五日清晨,船過嘉興。至此,滬杭間之航路,均走同一水路,由此向前,則分道而行,赴蘇州者,由大運河。舟中空氣混濁,寂寞無聊,但覺心煩難忍。中國人旅客,攜帶寢具自不待言,即便餐具、便器,旅途中隨身攜帶,亦習以為常。船中所應提供乘客者,竟連一隻茶杯也無。我頻頻索求開水,卻無可承受之器具,無奈,只得向同舟之中國人借用。同舟之一人名叫熊佐周,浙江衢州府人,看上去像是一名官吏,邀我筆談,應酬數語,聊以遣悶,以皮包中所攜之《萬朝報》一份相贈。
船過平望鎮,繼續向北,從一名叫寶帶橋之大石橋側過,眼鏡型之橋孔,凡五十三個孔,彼此連接,其中央三孔較大,謂其有若長虹,橫架空中,亦洵非虛構。據《大清統一志》橋長一千二百丈雲,似頗過於誇大。想必也即長約六七町吧。位於澹臺湖口,為運道所經之處,漢代時即已開通,唐代王仲舒捐出寶帶,築橋於此,由以得今名。相傳經宋、明兩代重修。於晚景中,抵達蘇州吳門橋東。至領事館,片山敏彥氏盡東道之誼。
在蘇州,日本人必游之地,照例為楓橋寒山寺與虎丘等處。大東汽船會社蘇州分社海津、新井二君,特為我租賃一小畫舫,據云,其為日本人導遊此地,當已超逾五六十回,我亦命該被其一無遺漏納入此一數字矣。二十七日,於吳門橋下解纜開船,先赴虎丘。畫舫過連接城牆西面外側之大運河,但見河中船舶鱗次,中有江蘇水師之炮艇若干,乃小型之中國船,船首配備一門銅製炮,炮身大小但覺與機關炮相仿。艇雖小,但其制式甚佳,據云頗堪承受發射之際之震動。太湖水師之炮艇亦與此同一制式,乃彭玉麟(1)組織長江水師,以減發賊(2)勢焰時之遺制。其在昔時曾頗為奏效,然用於今世之實戰,固然已不中用。胥門、閶門等,皆為古意盎然之名稱,過其門外,折而向左,進入稍狹之水路。至虎丘,兩岸市屋櫛比,風景無甚值得稱說者。船隻往來頻繁,船夫大聲互罵不輟,以避行船彼此衝突。至虎丘山麓,民家稍見荒疏。系纜於柳蔭,遂登丘而上。
虎丘山位於蘇州西北,距城七華里處,乃平疇間之一大土阜。又名海涌山。吳越春秋時,為吳王闔閭墓冢之所在地。相傳,蓋下葬之時,發五郡十萬人治冢,葬後三日,有白虎蹲踞其上,故取名為虎丘。秦始皇東巡時,鑿冢求吳王寶劍,此虎當墳而踞,秦始皇以劍擊之,末及,誤中一石,其遺蹟猶存,劍則已不復得,乃陷而成池,故號為劍池。池旁有一石,其大當可坐千人,號千人石。事見唐人所著之《吳地記》。入山門,觀覽元代之至正及明代之永樂、景泰、正德等虎丘雲岩寺之修造碑。永樂碑系楊士奇撰文。稍進,有擁翠山莊,依丘而築,由此縱目西眺,靈岩山、天平山、獅子山、上方山、陽山等吳郡名山,斷斷續續,峙立於平野盡頭。山莊下則有憨憨泉。沿磴道再向上,為秦皇之試劍石。巨石正中,斷為兩截,秋草萌生其間。又有一真娘墓。真娘乃古代吳國之佳麗,事見於《吳地記》。自古以來,羈旅才子為之題詩者不在少數。我邦竹添井井(3)之詩句中也曾有吟詠。然而,其何故葬此之緣由,則不甚明了。磴道盡頭,則為千人石,岩石平廣,經風雨剝蝕,呈死寂般蒼黑。其左邊之窮絕處,則為劍池,兩岩聳峙,儼若以巨斧劈削而成,上架石橋,其間清泉滿貯,有「風壑寒泉」幾個題字。池旁一石,「虎丘劍池」四個大字,相傳為顏魯公所書,然已幾經改刻。與之相鄰之一石,則刻有呂祖師、陳希夷人像。千人石相傳為高僧竺道生說法處,立其石以為聽徒,石皆點頭雲。此番靈跡,如今碩果僅存者,惟明萬曆壬辰年間所建《金剛經》之石燈耳。聞山巔寺中有本邦鑄造之鐘,雖確有其事,然系貞享(4)年間鑄造,銅質也甚粗糙,見鐫有錢塘胡光墉捐獻字樣,定是我明治維新後,中國商人於神戶、大阪所購得之寺院變賣品,攜來此寺者無疑。丘上有一七重寶塔,蘇州四周平野,於此盡入眼底。溝渠縱橫,綠樹蔭郁,不時雜以紅黃,黃熟之稻田錯綜其間,由此可知此地富庶之程度。蘇州城中最顯目者,當數北寺之九重大塔、雙塔寺之雙塔及瑞光寺之塔。東北方,野色與天色相接處,水光微茫,須憑藉雙筒望遠鏡之力所能辨認者,乃陽城湖(5)也,是僅次於太湖之一大湖澤。下虎丘,復登畫舫,入右側分叉之渠流,前往楓橋。
虎丘至楓橋之水路,穿行於田野間,往來船隻稀疏,兩岸蘆荻,逼向水面,不時摩挲觸碰畫舫。紅樹映帶,落葉點水,寂寥古墳,隨處可見,起伏於草叢間。楓橋鎮自成一小市,橋即坐落於集市中。於鎮子盡頭處泊舟,步行至寒山寺。破舊之寺門關閉。叩門尋訪,面帶飢色之寒僧欣然應答,為我引路。寺堂已蕩然無存,佛像則安置於破敗污濁之一庵中,眼下僅有一僧默然枯坐。於胡亂堆積之屋瓦石礎中,見有明崇禎年號之石額橫陳其間,上刻「寒拾遺蹟」四字。文衡山(6)草書張繼《楓橋夜泊》之詩碑,則頹然嵌於壁間,半已剝落,埋沒於塵埃臭穢之中。凡來此造訪者,概為我邦人士。蘇州本當屬文士景仰之地,聞更無一人前來憑弔者,此亦可視為中國人衰敗氣象之一徵候矣。楓橋名不虛傳,地當孔道,發賊亂後,重經修葺,照例是拱形小橋,架設於嘈雜市屋之間,兩側則為共用便所。若有一假充斯文之張繼泊舟其下,料想定會因臭氣熏蒸而終夜難以成眠。誠可笑之至。
歸路過留園。園以亭榭重疊得其情趣,以石刻楹聯飾其古雅,乃中國泉石最出類拔萃之一標本。門前乞丐麇集,令人閉口無言。下午五時頃,歸抵吳門橋。
二十八日,邀東本願寺山本一成師,共探靈岩之勝。復賃昨日之畫舫。水路由胥門一側,入左邊歧道,稍迤西,一路朝南駛去,想來當是方誌上所云之胥塘者矣。右邊為黃山,又名筆架山,名如其實,形似筆架。相傳有吳王僚墓塋之獅子山,於平野間眺望,則形若獅猊蹲踞狀。左邊為上方山,山麓至山腰,處處紅樹點綴,山巔之塔,數里外即可望見。前方七子山巔,見有數個隆起之古冢,彼此間距相當,據里俗所傳,似是古時某國王七個兒子之墳冢,然《吳地記》、《吳郡圖經續記》、《大清一統志》中,皆無此記載。惟此等書中所提及之所謂橫山,由地勢考量,令人疑惑莫非即是此地也。雖記載稱山中有陸雲墓,然而究竟何在,則無從詢問。水路稍一曲折,由黃山盡頭處,便可望見左邊之七子山。靈岩山之塔亦早早出現在了前方。過木瀆鎮,兩岸古樹,交柯蔽水,畫舫於此駐泊。偕山本氏登岸步行,由西麓上山,山峰間磚道漸趨陡急,苦於措足,丈余怪石,往往擋道而立,抬頭仰望,山巔奇岩,參差錯落,老綠紅黃之樹木點綴其間,景物極為奇麗。山巔有靈岩寺,相傳為古時晉代大尉陸玩捨棄家宅所建。即就寺小憩。
靈岩山本名硯石山,其山石可作硯,事見《吳郡圖經續記》。今已不復見有如此質地之石矣。山之西有石鼓,大三十圍,因亦名石鼓山。事雖見載於《吳地記》、《吳郡圖經續記》及《太平寰宇記》,然質之寺僧,央其物色,亦踟躕不能指認。《越絕書》稱吳人於硯石置館娃宮(7),即是此山。揚雄《方言》有雲,吳人呼美女為娃,當因西施而得名。此據《圖經續記》所記。《圖經續記》又記云:山頂可見三池,一為日月池,一為硯池,一為浣華池,春秋時吳國所鑿;下有石室,乃吳王囚禁范蠡之所。《姑蘇新志》則載有琴台、西施洞、響屟廊(8)、吳王井、佛日岩等遺蹟之名目。煩請寺僧帶路,山頂實有二池,一清澈,深不見底,一水葵密生,不見水色。其狀一為圓形,一為八角棱形。另有一池則今已不見。連寺院亦已多半荒廢,草沒斷礎,以致館娃宮之往昔已無從緬懷。楩梓敷地,西施行走其上時,腳底便會發出輕微聲響之所謂「響屟廊」,則不知該由何處尋索。岩石磊砢,冒險攀踏,抵達絕巔,相傳此處即為琴台舊址。雖有石刻「琴台」之字樣,然而,一弱不禁風、一步三顫之美人,登此危巔以鼓瑤琴,但覺甚為渺茫無稽之事矣。
由此四面眺望,一涇流向西南,直達太湖之胥口,筆直如箭,取名采香涇。太湖水色,一碧如洗,與天相接。洞庭西山秀特獨明,其餘群峰,錯雜而立,相互掩映。此即所謂太湖七十二峰也歟?《圖經續記》所記者:嘗登靈岩之巔,俯瞰具區(即太湖),眺望洞庭,煙濤浩渺,一目千里,碧岩翠塢,點綴於滄波間,誠絕景也,不意今得其實矣。湖面浩大,分為數支:南面,由七子山左邊所望見者,當是石湖;北面,穹隆山、光福山右邊,遙遙可見者,則不知云何;橫臥靈岩山之西面者,因其湖面甚大,望之,遙遙然,若繞山,呈半環狀。胥口北之姑蘇山,乃吳王闔閭、夫差,極二世之力,以全吳之富,聚三年材,五年所建成者,其高,可望高三百里,楚之章華台亦不足於與之相比,乃人稱姑蘇台之所在也。史雲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莫非即為此處乎?由靈岩向東北綿延之山脈中,有一巍然高出眾山者,乃天平山。其山麓林樾蔭翳,秀潤可愛,至今猶與《圖經續記》所記者無異。徘徊顧望,不禁懷念古人悠然泛舟五湖之樂。歸至寺中憩息。歸途尋訪西施洞,一甚淺之石罅耳,未審是真是假。行走於無路之處,尋思或為石城之遺址,由此找到來時之磚道,輒歸畫舫,就歸路。近城,日已暮,畫舫以火點燃剪彩裝飾之兩燈,於櫓聲咿呀中抵吳門橋。縱無載得西施歸來之豪興,亦能心馳神往於兩千年前之往昔時光矣。
翌晨,觀覽朝承天寺、北寺。北寺之塔,九重,二十餘丈,遊歷中所經見之最大者也。雖登塔,此日霧深,蘇州城內,茫然無所見。塔內磚上,見有明嘉靖卅七年及四十一年之銘文。磚色黝黑,有光澤,製法極精。寺初系三國時吳夫人所建,今所存者乃明中葉以後所修建,此磚銘已甚明了。寺本名報恩寺。其旁之普門禪院,宋景德中,日本僧人寂照,即圓通大師所居處,此事報恩寺僧人成蓮亦以筆記之,語及於我,然而,禪院今已不存。玄妙觀乃此地道教之基地,建築結構頗壯麗,觀址位於鬧市地段,與日本淺草寺相仿佛。此日午後,應片山氏之邀,泛舟城外之采菱洲。洲名即片山氏所命。恍然間,仿佛置身於往昔吳王之豪華而莫能分辨。此處野色平遠,洲渚曲折,田舍樸素,甚有逸趣。片山氏屢以公務之暇,泛舟於此雲。
蘇州之日本領事館,東鄰南禪寺,前對孔廟,北則與滄浪亭為鄰。相傳南禪寺乃白樂天舊遊之地,因無遑詣觀,故無由記述。惟其寺僧甚貪婪,據聞,我抵蘇州之前日,即有怨恨此僧者自縊於寺中,使該僧大感棘手雲。蓋在中國,有人死於自己地界,乃甚為棘手之事,因其提供貪吏以羅織罪名之方便之故,必重賂官吏,亦僅得免受其禍而已。蘇州之孔廟,雖以其閎大而聞名遐邇,然而境內頗荒蕪,多有為農夫鋤犁所侵處。猶見嵌於壁間之宋時范成大等同年題名碑。最值得記述者,則為滄浪亭。
據《石林詩話》,滄浪亭乃五代錢氏時,廣陵王元璙所修之池館,然其得名滄浪,則出自宋慶曆年間之蘇子美。子美既中讒言,遭廢黜,寓於吳中,遂購湖石築滄浪亭。詩集中有數首關涉此亭。歐陽文忠公、梅聖俞等,亦唱和之。文忠詩中有「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之句。相傳聖俞晚年,即與此亭比鄰而居。子美死後,亭幾易其主。建炎罹兵燹,為韓蘄王世宗所得。其後屢經變遷,清初宋牧仲任江蘇巡撫時,亭之故址,僅存一抔,野水縈洄,巨石頹仆,小山蔭翳於荒煙蔓草間,人跡罕至。雖經重修,恢復舊觀,然又毀於發賊之亂。今之滄浪亭,則系其後修造者矣。《滄浪亭志》二卷,宋牧仲所編,其改修前之事跡名勝,當可從中得其梗概。
亭以池相繞,敗荷掩之,中有亭榭樹石,雖不見常有修治,然頗潔淨,乃宜於游怡之所也。滄浪亭築於小丘之上,文衡山之隸書匾額、宋牧仲之記猶在,其為原物與否,則無從考知。而亭之令人緬想者,與其說是在其實景,毋寧說是薈集了眾多名士詞人之題詠之故,遠者有蘇子美、歐陽文忠、梅聖俞之遺蹟,近者則有宋中丞、王阮亭、尤悔庵、朱竹垞、邵青門等,一時風流之盛,表彰勝跡,令人低回不忍離去也。觀覽滄浪亭為三十日,此日另赴發賊之亂焚毀殘餘之開元寺藏經閣觀覽。傍晚,由吳門橋外搭乘大東公司拖輪前往上海。三十一日清晨八時,抵滬上。蘇杭至此遂告游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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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玉麟(1816—1890),衡陽人。曾國藩鎮壓太平軍時,為湘軍水師統領,後擢升兵部尚書。
(2)作者此用法亦為當時清政府及列強對太平軍之蔑稱,後同。
(3)竹添光鴻(1841—1917),字漸卿,號井井。清光緒元年(1875年)隨日駐清公使赴天津,翌年五月自北京出發,經河北、河南、陝西入四川,後沿江東下,八月抵上海。光緒六年任日駐天津總領事。後退出政界,執教東京帝國大學,辭職,專心著述。著有《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三卷,《左氏會箋》三十卷,《毛詩會箋》二十卷,《論語會箋》二十卷,《獨抱樓遺稿》五卷,《井井稿》一卷等。
(4)貞享,日本年號之一,指1684年至1687年期間。
(5)即陽澄湖。
(6)文徵明(1470—1559),因先世衡山人,故號「衡山居士」,世稱「文衡山」。長州(今蘇州)人。明代書畫家、文學家。官至翰林待詔。於詩、文、書、畫無所不精,詩宗白居易、蘇軾,文受業於吳寬,學書於李應禎,學畫於沈周,並共創「吳派」。其畫與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稱「明四家」(「吳門四家」);詩文則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並稱「吳中四才子」。
(7)春秋時吳王夫差為越女西施所建,遺址即靈隱山頂崇報寺(靈隱寺)寺基。
(8)宋范成大《吳郡志》:「響屟廊在靈隱山寺。相傳吳王令西施輩步屟,廊虛而響,故名。今寺中以照圓塔前小斜廊為之。白樂天亦名鳴屟廊。」
其九 溯江而上
在上海,值天長節(1)佳辰。親臨張園之日本人集會,得以拜見紳士進退失據之行儀,復為自稱志士者之爭執所驚駭。又赴領事館招請之宴會,遂未錯失恭賀天皇陛下萬歲之慶典。翌日,即四日夜晚,搭乘大阪商船會社之天健川丸輪,前往漢口。起航似為五日凌晨二時。正在夢中,渾然不知。清晨出甲板,江流闊大,不知際涯,但見處處綠樹如煙,時而露出樹梢,時而露出樹幹,憑此測知江之廣狹。行船右前方,煙靄微茫中,依稀似有山,以雙筒望遠鏡瞰視之,果不其然。按圖索驥,想來必是狼山無疑。待船稍稍前行,漸漸得以看清,先是只有兩座山峰,隨後變成三座、四座,其中一峰有塔,與所推測者無違。按:狼山,與塔山、軍山、馬鞍山、刀刃山相接續,亦稱狼五山,為長江所截,復南渡延伸八十里,抵蘇州常熟縣之福山鎮。左舷前方,遙遙可見之白色家屋,當為福山鎮。此鎮與比鄰之居於上游之楊家港等,相傳並為明代嘉靖年間築堡抵禦倭寇之所在。狼山、福山與崇明,勢成掎角,自然成為防守之要地,而八幡船之倭人,縱橫其間,如入無人之境,至今猶可想見,其所過處,若燎原之火。通州(2)雖位於狼山之北約十五華里處,航海者強行以此狼山作為渡口,遂有了通州這一地名。
狼山渡至江陰,江流開闊處,寬逾四五海里,最狹處也不下二海里。大江恣肆汪洋,其為江乎,抑或為海乎,殊難分辨。兩岸惟有數點青螺,微茫中隱約可見。船至江陰縣東北約六華里處之黃山下,江流陡然蹙緊至約一海里寬。威逼江流之黃山鵝鼻嘴,有長江第一關隘之稱,自古便是控守長江之重地。宋南渡後,置營塞于山麓。明初吳良鎮守此地,吳王張士誠因之不得渡江,亦不得溯流而上,攻占上游。至今依然炮壘羅列,江南提督李占椿鎮守於此。南方新式精銳之自強軍,據聞也屯駐於此。江陰縣北,地當黃山西南,有一君山,乃鎮縣之山。其西為黃田港,通縣城,相傳為楚春申君黃歇所開,用以引江溉田者。黃山、君山、黃田港,皆因春申君而得名。森槐南(3)《江陰縣所見》詩中有句云:「江流微一蹙,潮勢復千盤。」乃頗能道出其形勝者也。續句「炮壘為誰戍,估帆行自安」,我亦不得不興斯同感。雖知天星橋一帶,江流當繞行自北而來,然已入夜,無從看清此番情景。船抵鎮江,但覺已是夜半。蹴被而起,窺視江面,夜色甚暗,惟有透過星光,依稀推測江岸之山,即北固山之大致方位。對岸數點燈火,想必乃與韓世宗、岳飛齊名之南宋名將劉錡,囤駐兵馬、力拒金兵之瓜州矣。
六日清晨,起身後來到甲板,船過南京已遠。洲渚斷續,江流合而又分。船由泰興洲西端過,李青蓮(4)捉月投水之采石磯,為江洲所隔,未能睹見。有兩浮圖,一高聳于山丘,一低立於地平,想來已至太平府之地界。山丘有浮圖者,乃黃山,相傳劉宋時之凌雲台舊址,即在此山。遠處群山蜿蜒,或濃或淡,沓壘於煙靄之間,桓溫攜妓登此,奏白紵之歌並以此得名之白紵山,因李白每每激賞南朝齊之謝宣城又名謝公山,相傳桓溫連開九日酒宴之龍山,皆在彼處。江流相合復又相分處,兩岸巉岩,東西相匹,高各二百五十尺,紅綠矮樹,綴於碧岩之隙,崖下有一小市邑,乃所謂東、西梁山也,東梁山又名博望山,合兩山即謂天門山。李青蓮詩句「天門中斷楚江開」之天門,即指此山,而我等則真若「孤帆一片日邊來」之來者矣。自春秋吳楚爭戰,經六朝及唐、宋,乃成世代戰守之險要,而鐵鎖斷江之故事,則亦已成為舊夢。船從四合山、曹姑洲間穿行而過,借赭山浮圖,得以辨認船已抵達蕪湖埠頭。停泊一小時,繼續行向西南,經舊縣抵荻港,乃位於江陰上游之長江第二險要。鳳凰磯直扼大江,江流迫仄處,至僅有四分之三海里。城邑在磯南,介于山水間,景致殊勝。稍下,板子磯拔起於江上,高八十尺,上有浮圖一座,即所謂蜃居山也。相傳山頂有一龍池。江流由荻港稍上游處折而西來,分為數道支流。此時暮色漸暝,已無從分辨船航行於哪道支流。
船於睡夢中過池州、安慶。七日清早來到甲板,奇絕之景突現眼前,待揉拭睡眼審諦,乃馬當磯也。陸龜蒙嘗作銘,曰:「天下之險,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為一,吾亦聞乎馬當。」眼前岩石壁立,仿佛用巨斧削出,不曾有一樹木,惟見草苔蒼潤。江水至此,觸壁轉激,一斡一旋迴,濁流為渦,雖為千噸之巨舶,猶搖搖然,檣傾舷鳴。待繞岩一轉,則波平如熨,境亦豁然。楊柳成林,障蔽沙岸,山勢漸遠,煙色轉濃,微茫無際間,忽又見群巒近水,景自安逸秀美。馬當已去,小姑接踵而來。小姑山又作小孤山。相傳古時山在江之北岸,半入江中。明代成化二十年,江水忽而向北分岔,至小孤山為江水所圍繞。今即屹立於四面澎湃之江水間,孤岩嶄然。北面水鳥群棲,為雪白鳥糞所披覆。南面林木密生,登石級百餘,可達仿佛嵌於崖腹之宮觀。觀中之人,能從江中一一指點。至絕巔,更有一二級浮圖。東與澎浪磯(5)相對,磯之險奇,不讓馬當。水際亦有一觀,其屋翼然重疊。江流湍急,沸沸然欲涌。相傳俗諺所云之「小姑嫁彭郎」,莫非真是因了其景致絕勝之緣故?不禁令人聯想起吾邦日本之畝火、耳梨神話。
過澎浪磯,則為彭澤縣境。此處江之南岸,山骨全露出,危岩爭峙,其稍遠離長江,當為江流遷移之結果。山與江之間,蘆花盛開,望之甚奇。大凡大江沿岸,若洲渚平衍處,蘆荻叢生,往往數百里綿延不絕。時方孟冬,葉枯花開,似霜如雪,極目無涯。否則,長天杳渺,雲樹相接,倦飛之鳥,非人眼所能睹,借雙筒望遠鏡,亦僅能稍稍辨認其低翔盤旋。此等景致,其宏遠豁大,惟大陸中原所能得有,揆之有若我邦習見之富於細膩情趣之風光,屬目力與想像所無從企及者,真乃天地間之一大壯觀也。繼續向西南航行,江流寬闊,南岸山巒起伏,綿亘數裡間,見山際似有白云然,待漸近,借雙筒望遠鏡窺之,乃童禿之砂山也。前方煙雲間,攢峰疊嶂,山色蒼潤者,想必是廬山矣。稍進,則靠近南岸之江水,覺其色稍轉清澄,知系與鄱陽湖水合流之故。湖口縣城依山而建,瀕臨鄱陽湖口,景致頗奇。張家洲見於右,扁擔洲見於左,船向西直行,扁擔洲偕同梅家洲,將大江與鄱陽湖,厘然區劃開來。地勢極低,距此約四五海里之南端,出現一巍然屹立於湖心之大孤山,與築於其上之浮圖,高聳於雲天間,奪人眼目。因其形似,大孤山一名鞋山。一峰獨聳於四周洪濤之中,矗然高峻,相傳乃大禹治洪水時刻石記功之處,一說為秦始皇勒銘之所。顧況(6)詩中即有句云:「大孤山盡小孤山,月照洞庭歸客船。」乃自古有名之勝地。漸行,廬山諸峰,隔煙競秀,乃蓮花、雙劍、天池、石耳、擲筆諸峰乎?邦人尤耳熟能詳之香爐峰,亦必在其中,然究屬何者,則難以分辨耳。凡長江沿岸之山,一路所經,似未見有高於千尺者,獨匡廬群峰,高達四千至四千五百尺,且岩壑橫斜,窮極其奇狀。北與大江照面,東則俯瞰彭蠡,宜其自古即被稱為神靈之棲居地。道術之士,嘉遁之客,亦多寄跡其間,更增其靈異。此次無暇前去探訪慧遠、陶淵明之舊居,於我實為恨事矣。
午後二時,船抵九江府,即古時江州潯陽郡。府城所臨之大江,別稱潯陽江。城牆蜿蜒,扼守江流。城牆彼處,紅樹參差,樓閣隱約可見。城牆東聯炮台,其中見有尚在修建者。白樂天偶遇商婦之故址,名曰琵琶亭者,則不知其所在。甘棠湖、盆浦口,水色明麗,不知往昔風景,又是如何情形。江湖吞納,江陵、武昌之險要形勝,則依然如故。船由此稍向西北而行,天色越發陰沉,雨隨之而至。至武穴鎮時,暮色已合。據聞,由此上溯,江蹙岸阻,風景多有絕勝處,可惜至翌日,即八日清早,船抵漢口,一路行經何處,全為黑夜與睡夢所掩,已無所知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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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昭和二十年之前,日本稱天皇生日為天長節。
(2)即今之南通。
(3)森槐南(1863—1911),名公泰,字大來,號槐南。曾任宮內大臣秘書、東京帝國大學文科講師等。善漢詩,為明治後期三大家之一。著有《槐南集》等。
(4)即唐代大詩人李白。
(5)石磯名,俗轉作彭郎,俚云為小姑婿。
(6)顧況(約727—815),唐代詩人、畫家、鑑賞家。字逋翁,號華陽真逸(一說華陽真隱),晚年自號悲翁,蘇州海鹽恆山人(今在浙江海寧境內)。
其十 武漢之游 黃鶴樓 大別山(1)伯牙台
在漢口,由《漢報》館宗方小太郎(2)盡東道之誼。九日至十一日,此三日為淫雨所阻,無由縱情游觀,空自蠖屈報館中,惟與報館岡西門、篠原牧東、清藤吞宇諸氏敘舊話新而已。至十二日,天始放晴,江上行船,點點可數。與宗方、岡、篠原三氏結伴,於招商局埠頭覓得渡輪,溯江南行。見岸上有一扶桑宮之祠,蓋移我邦金毗羅神社於此而祀者,其為航業家所信仰,故雖在中國,猶多有前往祭祀者雲。聞所祭之神有八百萬之眾,僅《延喜式》之名神,即有三千一百三十二尊之多。其在異域被崇祀者,則惟有此神而已,令我深感象頭山頭神威之靈驗。至漢水口,但覺「萬檣林立」一詞,洵非虛與委蛇之形容詞。此地之實景,果不其然,有若修竹密生,檣外之市屋,則為之遮蔽不見。此處多為溯漢水而上、往來於襄陽地方之船舶,此外便是前往湖南洞庭湖一帶及上溯三峽之船隻。據云,依照水勢及所載貨物種類之不同,船隻形狀及停泊碼頭也各自不同。其中溯江前往三峽之船,破篾捻成之纖索,其粗大,令人瞠目。捻索人坐數丈高之望樓上,篾片長垂,編捻而行,則儼然成一奇觀。由大別山盡頭處之晴川閣(3)下折而向東,橫越江面,抵武昌府黃鶴樓下,遂棄船登岸。
黃鶴樓位於黃鵠山延伸至江岸之盡頭,即黃鵠磯所在處。西與漢陽之大別山遙相對應,中挾大江,江寬一海里許。濁流滾滾,消逝於長天低垂之原野。鳳凰山與黃鵠山相平行,皆在府城之內。明月、俞家諸湖,則縈繞於城之東南。遠近相屬,或通大江。地勢之雄壯,自古以來,便不負巨鎮之稱。入漢陽門,拾石級而上,乞丐蠅集糾纏,令人頭痛不已。觀樓址,在後麵茶樓憩息。按,汪容甫為畢沅代筆所纂之《黃鶴樓銘》序:
江出峽,東至於巴丘,沅湘二水入焉。又東至於夏口,漢水入焉。於是西自岷山,西南自牂牁,南自桂嶺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經半天下,皆匯於是以注于海。而江夏黃鵠山當其沖。江環其三面,再折而後東,故地形稱險焉。縣因山為城,山之西有磯,起於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恆數里,於形為尤險。其上為樓,咸取于山以為名。始自孫吳,酈氏著之。《齊》、《梁》二書,並載其跡。於後,樓之興廢,史莫能紀。乾隆元年,大學士史文靖總督湖廣,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壯閎麗,稱其山川。歷年六十,堅密如新。其下則水師蒙沖在焉。歲以十月都試,吳戈犀甲,蔽川耀日。江以西,商旅百貨之所湊,道路晝夜行不休。著籍戶八百萬,公私舟楫,列檣成林。南北二郊,原濕沃衍,禾黍彌望,無高山深林之蔽。
銘詞曰:
樂哉斯丘!會城之巔。上標崇觀。下俯大川。柱天不傾。障江欲回。山增比岳。水激成雷。都會是程。荊蠻斯控。光映鳥帑。勢吞雲夢。四野底平。八窗洞屬。登若馮虛。望惟極目。
已道盡其形勝矣。只是,樓焚毀於十五年前,今已無存。流傳於照相之舊規,為圓形之三層樓,雖飛檐若翔,甚有情趣,然已不復乾隆往昔之十八丈高樓。蓋乾隆興築之樓,焚毀於發賊之亂,後改築三層樓,亦遭火災,今猶未及再興。一去不復返者,非惟黃鶴也。晴川雖閣名猶存,巋然對峙,而鸚鵡洲則已由江心移至江北,附著於漢陽府南。舉目之下,山川樓觀,亦已幾經興廢,不復舊物矣。汪容甫又云:
其有逐臣羈客,登高作賦,感物造端,可興可怨。丹丘羽人,雲水棲霞,徜徉其地,均足以發抒文采,增成故實。
我雖無從追步此二者,然又豈能不慨然興此千古之嘆乎?
下黃鵠山,由其北繞至南,復由南樓往西。南樓又名白雲樓,宋元祐年間重建,已非庾亮(4)當年登臨之南樓矣。緣市街,抵自強學堂。學堂系總督張之洞所建,規模頗宏壯。吾邦教師三人傭聘於此者,即古山、根岸、柳原三氏也。詢問其授課之情形等,遂告辭。復抵農務學堂。學堂位於黃鵠山系脈之蛇山麓,比鄰演武廳之開闊用地。學堂總辦汪鳳瀛氏,為張之洞之得力幕僚。此處養蠶部則聘有吾邦教師峰村氏等二人。由此向南,則為武備學堂,邦人大原大尉等數人,即作為翻譯官受聘於此。如此,武昌府僑居之邦人,大抵皆在此執教者,此外,尚有西本願寺之原田了哲氏、三井物產會社二留學生。我辭離漢口之日,又有西本願寺之野邊氏前來送行。此地固非商業要地,故不見有一人為商業家。傍晚復由漢陽門外賃船返回漢口。
翌日,十三日,又由宗方、岡、清藤、篠原諸氏陪伴,登漢陽之大別山。先以小舟沿江岸上溯,至晴川閣下棄舟上岸。晴川閣下岩石攢立,備極奇異,素有煙波石之名。此浦人稱煙波江,當緣崔顥(5)詩句而得名。然拘泥過甚,未免可笑。此與因有《源氏物語》,遂附會物語而生出之須磨、明石(6)名勝者,蓋如出一轍也。而人為製造名勝者,亦實為所有國度在所難免之陋習矣。閣乃明代知府范之箴所建,立於大別山延伸至江岸之盡頭,景致頗壯觀。照例得付守樓人一筆強索之錢,方得登臨。由此,順山勢,登大別山,即《水經注》所謂魯山,又名翼際山,俗稱則為龜山者。《長江圖說》著者論云:此山非大別山,大別山當指黃麻北境之大山。指龜山為大別者,則始於唐人。其論之頗詳,庶幾可信。該著者又論曰:今漢口亦非禹跡之漢口,乃夏口也;以武昌為夏口,歸屬南岸,與古時真實不相符合;古時之漢口,當位於今漢口迤東之三五十華裡間。此等論述,關涉地理變遷,故頗多興味者焉,然此處卻無暇顧及。
山之北面,為著名之漢陽鐵政局。規模之宏大,真堪驚人。廠屋連棟,布滿于山及漢水間,其範圍與山之綿延長度相同。月湖之勝景,半數即被包攬於鐵政局之域內。由山上望去,但見沃衍之野,與沮洳之澤相間,四周天野相接,長江之來路與去路,皆杳杳然,入於無際。武昌、漢陽、漢口三大市,挾江、漢而為鼎立之形。市屋櫛比,其繁盛之程度可想而知。所謂八省之會,現在、將來之大市場,想必即出於此地。山之盡頭處則為月湖,殘荷僅存數莖,水亦乾涸,舟划行於泥濘間。湖中有伯牙台。伯牙鼓琴,鍾子期賞之,未審果為是處與否,然其境清幽,但覺聆聽峨峨洋洋之音,自當為相應契合之所在。小憩之室中,懸古琴折本數幅,令人興古雅相宜之觀感。出琴台,棹舟月湖而行,但見橫於湖面之堤岸,苫草小屋,連綿一片,當可想見貧民之眾矣。見里門題寫有「郎官里」字樣,遂想起李太白泛舟郎官湖之故事,然郎官湖實位於漢陽府南,且明代正德年間即已填淤,至與溝渠無異。棄舟登岸,前行數十步,復由五聖廟南岸雇舟下漢水,過林立之檣桅間,返漢口。
汪容甫為畢沅代作之《漢上琴台之銘》,亦能記伯牙台之勝概,至淋漓盡致,無所遺憾者。其文如下:
漢上琴台之銘 並序
自漢陽北出二里,有丘焉。其廣十畝。東對大別山,左界漢水;石堤亘其前,月湖周其外;方誌以為伯牙鼓琴,鍾期聽之,蓋在此雲。居人築館其上,名之曰琴台。通津直道,來止近郊;層軒累榭,迥出塵表。土多平曠,林木翳然;水至清淺,魚藻交映。可以棲遲,可以眺望,可以泳游。無尋幽陟遠之勞,靡登高臨深之懼,懿彼一丘,實具二美。桃花綠水,秋月春風,都人冶遊,曾無曠日。夫以夔襄之技,溫雪之交,一揮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窮谷之中,廣廈細氈之上,靈蹤所寄,爰事刻舟?勝地寫心,諒符元賞。余少好雅琴,粗諳操縵,自奉簡書,久忘在御。弭節夏口,假館漢皋,峴首同感桑下是戀。於以濯足滄浪,息陰喬木,聽漁父之鼓枻思游女之解佩,亦足高榭塵緣,希風往哲,何必撫弦動曲,乃移我情?銘曰:
宛彼崇丘。於漢之陰。二子來游。爰迄於今。廣川人靜。孤館天沉。微風永夜。虛籟生林。泠泠水際。時泛遺音。三嘆應節。如彼賞心。朱弦已絕。空桑誰撫。海憶乘舟。岩思避雨。邈矣高台。巋然舊楚。譬操南音。尚懷吾土。白雪罷歌。湘靈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終古。
從開首至「曾無曠日」,至今仍是實景,無甚文飾,而冶遊之客亦至今不絕。在我游觀之日,即親睹倩裝炫服之士女,聚集於此,嬉戲於此。又,「夔襄之技,溫雪之交」數句,乃以之道出伯牙果於此鼓琴與否,似不必多加拘泥之理。至銘詞「朱弦已絕,空桑誰撫」數句,當是謂能於無聲中聽取遺音者之意。我愛汪容甫文藻,能為無何有(7)之勝跡益增其價,此所以不憚其煩,徵引於此者矣。
十四日,風頗勁。此日有約,往武昌訪原田了哲氏。宗方氏等亦以應兩湖書院山長梁氏之邀,遂賃舟同行。水急浪高,非小舟所能渡航,乃先坐小舟至龍王廟前,再移搭官渡船。官渡船張帆而行,形制亦頗大,然其甫出江心,即為風浪所播弄,猶如枯葉舞於空中,乘客皆緊握船中諸部,才得免顛跌。船行如箭,頃刻間即已抵達對岸。上得岸來,回頭顧望,但見惡浪洶湧,黃濁之流,激噴白雪,平日江上行船往來如梭,今日則幾乎隻影不見。縱然官渡帆船,亦昂低於浪濤間,險不堪言。由此明了,古人之慨嘆「天所以限南北」(8)者,實亦良有以也。由武勝門入武昌城,訪原田氏花園山之寓,得餉午餐。辭別後,至崇文書局,購書數部。翻逾胭脂山、鳳凰山,復至農務學堂訪汪鳳瀛氏,未值,在此與宗方氏會合。歸舟覓得官渡,風浪更猛,舟幾為之傾覆者三數次。船夫巧妙利用逆風,未多費時,即已抵達龍王廟前。
是夜,搭乘大阪商船會社之大井丸,自漢口出發,前往南京。月明如晝,而風濤猶未已,船搖晃不止,若行駛於大洋中。此行本欲溯行至宜昌,但終因宜昌至漢口、漢口至上海及上海至長崎,航班接續太過侷促,無奈之下,遂作罷議。此地名物張之洞,其事業及其人品,亦應有所論列才是,此當另行敘及。
附記:
有關張之洞之事,可參照《其十二最後之筆談時務金石歸途驚聞》。
* * *
(1)又名大鱉山,即龜山。前枕長江,北帶漢水。
(2)宗方小太郎(1864—1924),甲午戰爭期間,充任日軍翻譯,後在上海設東方通信社,並參與創建同文書院。
(3)在龜山東端禹功磯上,始建於明代。
(4)庾亮(289—340),字元規,潁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北)人。東晉外戚、名士。姿容俊美,善談玄理,又遵守禮法,為人嚴肅莊重。晉元帝司馬睿為鎮東大將軍時,被召任西曹掾,頗受器重。其妹庾文君為世子(司馬紹)妃。後與王導等輔政,但政事實際都由庾亮決斷。執政後一反王導之寬和,因而大失人心。後又執意征蘇峻入京,造成蘇峻之亂,遂逃奔溫嶠,共推陶侃為盟主,平定動亂。陶侃歿後,代其為征西將軍,兼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都督七州諸軍事。咸康五年(339年),部署諸將,意圖北伐,遭朝臣反對。不久邾城失陷,北伐部署失敗,憂悶成疾以歿。
(5)崔顥(?—754),唐代詩人。唐玄宗開元年間進士,開元後期出使河東軍幕,天寶時歷任太僕寺卿、司勛員外郎等職。年少為詩,名陷輕薄,後從軍邊塞,詩風大變。七律《黃鶴樓》最為有名,李白讀後大為佩服,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感嘆。宋代嚴羽《滄浪詩話》亦云:「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
(6)日本觀光地名,均位於神戶西南海岸,與淡路島隔明石海峽相望,自古即以白沙青松、風光明媚而著稱。
(7)無何有,典出《莊子·逍遙遊》,意為空無所有。
(8)魏文帝曹丕語,見《資治通鑑》卷七十。
其十一 赤壁 金陵之游 鎮江
過黃州,預計當為夜半。赤壁今為雞窠湖與湖外之洲所隔,距江面已有數華里之遙,事見《長江圖說》。然終因蘇東坡赤壁之游,陡發思古之幽情,遂走上甲板。但見月色清瑩,霜氣滿天,北岸之黃州,樹色朦朧,燈火點綴其間;南岸之武昌西山,水靄中亦能隱約辨認。赤壁早已留在上游,連其方位都已無從得知。是夜,為華歷十月十二日,比之坡公當年第二次游赤壁,略早四日。
《讀史方輿紀要》曰:江漢之間,稱赤壁者,凡五處——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雲。江夏、漢川之赤壁,皆與周郎、蘇子無關,姑且不算。周郎敗曹孟德處,異說頗為紛繁,孰是孰非,殊難論定。《讀史方輿紀要》乃此類著述中最有影響者,其援引《圖經》,以為周郎之赤壁即在嘉魚縣西七十里處。《大清一統志》雖亦持嘉魚縣說,然以為在其西南,此乃沿襲《元和志》之誤,當在縣之東北,與江夏縣接界處。按,《水經注》:「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也。」即以嘉魚縣之東北為正確。於此二者,以《一統志》所記為近於真實矣。然《長江圖說》又別出一說,以從前認定有誤之東坡游赤壁,即為周郎之赤壁,斷言東坡不誤,反以《水經注》為有誤。今裁斷此案,亦非朝夕之談即可解決者,故在此不遑顧及。
十五日,晨起,復至武穴鎮。天雖放晴,然北風強勁,幾欲裂人皮膚,甲板不可久居。過九江。過湖口。廬山山容,比之前日,更覺其奇偉,惜無緣諦觀。昨日武昌之游,因渡船中甚寒,以致船過小孤、馬當時,便稍覺身體失和,服隨身所攜之藥,暫回艙室躺下。晚五時,過安慶府時,一覺醒來,由船窗放眼望去,但見大塔屹立江岸,城牆內外,市屋充填,其後方,岡巒相屬,映於夕暉,呈紫色。是夜,雖月色明朗,然無意起身出艙賞月,空自擁被而臥。
翌日,十六日清早,過蕪湖。四合山,東、西梁山,儼然相識之故舊,前來相迎相送,比之前日,更增人幾分眷戀。由此下行,即太平府,此番船由泰興洲之東航道航行,經過采石磯前,然事不湊巧,我在艙內讀書,及出甲板觀覽時,已遙遙落在船艫後方,惟有推測峭壁扼江處,莫非即是其所在耶?於是,也便有幸省去燃犀角以燭照水中怪物之麻煩矣。繼續下行,但見烈山洲聳立於江中。相傳晉時桓沖率軍自建康出發時,謝安將之送至溧洲,即此烈山洲也。隨船漸近金陵,但覺山川漸漸變得雄壯。小三山、犢兒磯、三山,諸名勝漸次前來,映入眸中。北岸之烏江鎮、項王廟,距岸稍遠。此段大江,寬約一海里至二海里不等,故難以指點眺望。乍見南岸,連峰與城牆參差隱現,鐘山巍峨,鎮守其後。無須探詢,即知其為金陵矣。即下船,由下關登岸。農商務省之留學生平岡、杉朝二氏,騎驢前來迎接,不勝欣喜。
由下關入儀鳳門。腳下行走之馬路,乃甲午乙未之役,張之洞替劉坤一留守金陵之際所修築,約有我二日裡。一路行去,抵鄰近總督衙門之科巷東本願寺學堂,暫投宿於此。該馬路平坦如砥,細柳夾道,樹間距僅二三尺,枝杈皆由離地面三尺處之樹幹生出。歲時已屬孟冬,枝葉不免蕭疏。若在初春,卉木萌生之際,嫩綠如煙,行人騎乘馬上,想必何其得意奢侈乃爾。巡路夫日日修理掃除不怠,但憑此點,似與上海等不相上下。比之我帝都,似也勝過一籌。南京失京城之實,已四百餘年,加之近歲經發賊之大亂,城內荒蕪不堪,馬路兩側,人家稀疏不相連續,田疇竹樹,犬牙交錯,儼然行走於村落間。至本願寺,一路上,惟見鼓樓壯偉,當街高聳,覺其尚不失為往時京城殘留之遺痕。其附近,寂然而立之北極閣下,則有西歐傳教士住宅,尤為醒目。據聞,城內之為街市狀者,僅占全城面積四分之一,合城內城外民屋,亦不過充填城內三分之一而已。如此,方圓九十六華里,規模甚至超逾北京之大都城,現今人口則不逾十五六萬,其荒涼,自不難想見矣。
本願寺學堂有邦人教師三人。學生十五六人,皆熱心向學。農商務省二留學生,三井物產會社二留學生,亦一併寄宿於此。僑居南京之全體邦人,皆聚居於此一堂中。待我遽賦歸去來辭,恰值東亞同文會之佐佐木四方誌氏攜其夫人赴南京,竟成一你來我往之巧合,由此可知,今寄居此堂之人數,比例已有所變化矣。
是日午後,農商務、三井之留學生陪我觀覽南京最繁盛之街市三山街,距科巷約有半日裡之遙。逛一二家古董店後,即歸學堂。翌日,十七日晨,由杉山、平岡二君做嚮導,謁明孝陵。行經路線為:渡照心橋,由西華門徑走內城,內城乃明故宮之所在,今則為駐防八旗居所,發賊亂後,極其荒廢,頹垣不修,御溝空流。入西安門,右邊為午門,大半堵塞,裡邊僅存五龍橋。故宮舊址上惟有一座方孝孺祠廟,由左宗棠移建於此。入祠內,拜孝孺、鐵鉉等靖難之役忠義諸木主,觀孝孺之血石。出祠廟。出東安門。故宮舊址之北,內城外城之間,可望見覆舟山。由朝陽門出至城外,但見鐘山巍峨,迎面而立。山麓原高草枯,古墳散落於陵谷間。無一樹遮擋視線,孝陵之殘閣、丹壁,遙遙可辨。傍城牆北行,由燕雀湖畔,驅驢徑行於原野間,胯下騎驢未加鞭策,便自行馳騁起來,似欣喜於野色之曠豁。此處有吳國孫權陵墓,雖見載與地誌,但卻不見有可以辨認之墳壟。金陵之城牆,高五丈至七丈不等,無有若北京之扶壁,仿佛工匠用抹子粉抹而成,磚牆長滿苔蘚,呈黝黑色,與燕雀湖相接之一帶,湖光相映,愈加秀麗。孝陵已不見其門樞,享殿亦僅存基址,所可想見者,乃其規模之大於永樂陵也。陵前明樓與永樂陵同,有甬道,其下層之高,殆倍於永樂陵,其寬,當三倍之。上層之屋宇已頹圮,徒剩四壁,墜瓦狼藉。陵前之乾隆御製石碑亦已大半殘缺。亂後光景,備極悽慘。歸途由正路,與十三陵同制之石人石獸,並列於半日裡間。其大超逾十三陵,然其制似較粗糙。其前有一碑亭,亭中安置明太祖功德碑。此處鐘山連峰,延伸向東,山下一帶高原,間有兵營;山南平疇千里,樹色水光,城郭村落,時斷時續;方山、牛頭山、青螺山,遙遙然,浮現於平野之盡頭:真不愧「六朝帝王州」,不免令人興發蒼茫萬古之思緒。登朝陽門城樓,更縱覽形勝。歸抵學堂,已時過亭午。午後一柳氏作陪,由三山街過鎮淮橋,即架設於秦淮河上者,出聚寶門,即城之南門,其城牆上之層樓,雖似不及北京正陽門之嚴整,然城牆規模之閎壯則遠過之。出門,即長干橋,由橋向南,所通達之大街,稱長干里。報恩寺琉璃塔,其壯麗堪稱江南無匹,然今已不存。至長干里盡頭,即進入山路。雨花台乃古昔法光說法、天花亂墜之舊址,然僅剩其名,近時則已成曾國筌守壘四十餘日,以籌謀金陵之所在矣。山頂存有兵營。牛首山、方山等金陵以南諸山,由此可以望見。金陵之內外城,煙樹參差,即便孝陵明樓之遺構,亦清晰可指。雨花台下之江南製造局,雖不及漢陽之壯觀,然廠屋櫛比,隱現於煤煙間。兵營一側,則有方正學之墓。
由此下雨花台,橫穿長干里,至劉園。不知此劉所指何人。穿園而過,亭榭泉石,頗有情趣。園後門立一石,上勒「劉公墩」三字,記為明朝青田劉伯溫遺宅。經五百年歲月,餘澤至今未絕,得與南京城共存者,誠可謂值得慶幸矣。傍城濠西行,雖不失為江南佳麗地,然都城劫後寂寥,逾三十年猶未恢復,加以孟冬景色,備極蕭索,與尋訪北京西郊之天寧白雲寺觀時情形相似,故不無「卻望并州」之感。渡城西南角之賽虹橋,一路迤北,至西水關。秦淮河與城濠匯合,風平浪靜,舟船往來,猶存往時繁華之遺痕。稍前行,折而向西,至莫愁湖。
莫愁湖南岸為華嚴庵。勝棋樓與之相聯而建。此樓乃金陵奪還後,曾文正公熱心於保存勝地,恢復莫愁湖舊時風景時所建。樓內存有文正公遺像。庵里則有石刻之盧莫愁像。「英雄兒女兩千秋」,雖是句熟套話,然至此依然活色生香,遂使行客油然而動詩思矣。樓上可攬取湖之全景。湖方圓不過數町,當小於吾邦上野之不忍池。環湖植以柳樹,眼下摧殘之色,正不堪北風,令人徒增哀憐而已。想春光駘蕩時節,滿目嫩綠如煙之美景,心中思慕不已。此處城牆稍見曲折,越過城牆,清涼寺、翠微亭等可由丘陵落木間一一辨認。一柳氏為我指點,並告訴我,古時之石頭城,即在這一帶。
離開莫愁湖,走石城橋過秦淮,由漢西門進入城中。傍城牆內側前行,至清涼寺。寺頗荒頹。徑上翠微亭。亭四周雖為風景名勝,然已作兵營,兵士則半以農桑為活計。入營門,竟無哨兵把守盤問。亭中藁秸滿積,已無可供憩息之餘地。城西野色江流,伸手即可摘擷。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惟眼前此景,望之與往昔無甚變化。白鷺洲何在?鳳凰台遺址今且無存,更遑論吳宮之花草及晉代之衣冠矣。此處乃南唐李後主避暑地,故山阜雖淺,今猶樹木蒼古,幽徑曲折,不失為令人嚮往之居所。登孫權斜月樓之遺構,再次飽覽形勝。下樓,就歸途。一路甚荒蕪,渾然不覺是在城中。古墳壟畝,相雜於陵谷間,穿行而過。見袁簡齋小倉山房遺址,已淪為民居。歸至學堂,已是暝色漸合之時。
翌日,十八日,由三井進修生內田、高木二氏及農商務省留學生平岡、杉山二氏陪伴,先登雞籠山。聞此處有胭脂井故址,乃陳後主之張、孔二嬪投井自盡處,然探尋未果。山上有雞鳴寺。視線越過城牆,即可望見玄武湖。湖遠大於莫愁,中有蓮萼洲、新洲等三四洲,敗荷殘柳,參差高低,亭榭掩映,令人不勝思念六朝之往昔。出雞鳴寺,登北極閣。閣乃明代欽天台故址所存遺構之一,康熙帝御書「曠觀」二字之石碑,斷裂於發賊之亂,平亂後修整複合,立於閣內。此處乃南朝時台城所在地,憑據爽塏,可騁目眺望城中。「曠觀」二字,誠可謂名實相符。建閣之丘陵下,照例是外國傳教士之屋宅,西洋風味之小樓閣,鮮明如畫,十分醒目。由傳教士屋宅前至鐘樓。樓為明代遺制,其建築之宏大壯觀,當勝過北京之鐘樓,至清朝,在其樓上建一大碑,以記述康熙帝南巡之盛典。帝駐蹕金陵僅兩日耳,所謂民物盛否,比之北方云云,雖太過流於形式,然清代號稱國運極盛之康熙朝,猶不免粉飾太平,於此亦可略窺其一斑矣。
由鐘樓循原路歸,更折而向東,過總督府門前,抵毗盧寺。現為南京第一大寺。佛殿樓閣,以迴廊接續,重樓疊宇,記不勝記。住持海峰和尚,眉睫間雖有俗氣,然款接我等一行甚殷勤,未及請求,即主動出示一尊萬體佛及龍藏等,至庖廚諸隅,亦周到帶領參觀。
歸學堂,午餐。午後復由一柳氏做嚮導,游觀傍近秦淮河之文廟。所謂桃葉渡,即此河一曲折處之地名。今雖仍系畫舫,然岸上青樓,總覺寂寥,不似蘇州、上海之繁華。文廟近旁,有若蘇州之玄妙觀,雜耍小屋眾多,熱鬧之極,與吾邦之淺草公園差相仿佛。歸途瀏覽書肆、墨帖店等。於金陵刻經處拜訪名聲高遠之楊仁山氏,寒暄一二語後,即已談及佛教,交談正入佳境之際,有其他客人來訪,遂於此處購書數種,告辭離去。日頭猶高,歸學堂。
十九日,欲觀燕子磯之勝,仍由農商務、三井之四君導路前往。由北極閣下北折,傍城牆前行良久,一路崎嶇,馬行最為艱難。由得勝門出,徑行幕府山下,過二三村落,出觀音門。觀音門位於南京外廓最北端,據爽塏而設門,門外徑直一條峻峭坡道,突如其來般瀕臨大江支流,眼界為之遽然大開。有一小市,即觀音港口,喧鬧殊甚。臨江一小丘,即所謂燕子磯。康熙帝在此勒石建碑,御書地名之三字。磯與大江主流之間,隔著一道七里洲,雖壯觀之勢稍嫌不足,然若從陸上觀之,出觀音門,忽於平衍景致相接處,即可登臨遠眺;若就水上觀之,則岩山十二洞之奇勝至此而盡,而壓尾之危磯,則一直延伸至江上,此其所以為名勝之所在。王阮亭(1)有詩云:
岷濤萬里望中收,振策危磯最上頭;
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
永嘉南渡人皆盡,建業西風水自流;
灑酒重悲天塹險,浴鳧飛鷺滿汀洲。
頗得其實景。然《金陵志》所謂「翻江石劈,勢欲飛動」云云,當是由江中眺望燕子磯時所見之景,人在磯上反難領略,是為恨事耳。
下磯,沿江流而上。頻頻顧視燕子磯半面之岩石磊砢,漸行漸遠。左邊為岩山十二洞一帶之山巒,右邊為江之支流。蘆荻叢生,花飛攪天,漫漫如雪,點鞍撲袖,煞是有趣。只是路多泥濘,往往岩、水相迫,只得取道危徑而進。岩山十二洞為石灰質山,因多年風雨腐蝕,形成自然洞窟,雖頗險怪,卻少蒼潤之趣。第三洞最大,嵌於祠廟與山岩之間,甚奇。下馬試訪。洞中有廟,想必會有道士守持,然未見有道士模樣之人。守廟之老叟,狀貌儼若乞丐。由此緣梯上岩罅,曲折數十級,忽暗忽明,登上嵌於岩間之廟,又緣梯抵最高處之廟。其迫仄與危險,均臻極致,此地亦由以成一方靈驗地矣。其餘諸洞,往往隱現於祠廟竹樹間,點綴景致。至下關,凡二日裡余,一路盡情飽覽。
至下關,日已闌珊。入一食店,命其煮麵,味臭,難以下箸,不得已,忍飢繼續上路,驅馬疾馳,歸抵本願寺學堂時,天色已晚。因得知加藤高明氏翌日清晨抵達此地,一柳氏等夤夜趕往下關前去迎候。是夜,我亦以一夜閒話作為惜別。翌日,即廿日午前,辭別金陵。乘馬車至下關,在此與一柳氏等道別。等候天龍川丸輪,搭乘,前往上海。
金陵下游,南岸群山,遠近沓疊,扼江諸山,處處設置炮堤。見有今方施工之工地,想來是與法國就租界談判之結果吧。南京亦有為堅固警戒而操練不絕之跡象。船近鎮江已是午後四時光景。北岸瓜州鎮,望之帆檣如林。稍進,金山寺浮圖之四檐角,平穩舒展,殊為罕見,形制雖與吾邦之塔無甚區別,然層疊伽藍聳立於叢樹間,浮於江水之上,望之儼若海中蓬萊,實乃登峰造極之奇觀也。停泊鎮江一時許。北固山與金山東西相對,成守護鎮江之勢。山上樓閣,當即所謂多景樓(2)者,纏繞突兀之山,遂成一種景致。京峴山在稍遠處,依山蜿蜒之城牆彼處可見其巔。鎮江以東,險隘相接,約一日裡處,焦山兀立江中,絕頂築有一塔,與南岸之象山隔水相對,為扼守大江咽喉之地。其絕勝處,亦即絕險處。由此將大江分為二大支。船由其南支下行。南岸連山,漸為暮煙所裹。船過蔣山、圌山諸古時攻守關隘舊址時,星光稀疏,連山影都已無從確切辨認。山麓之炮台,藉助火光僅能依稀辨認。
夜中過江陰縣,此亦借火影所覺察者。翌日,廿一日晨,船已在崇明島附近。渺然茫然,與江海難以分辨。未幾,由吳淞炮台下繞行而過。時逾正午,抵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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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士禎(1634—1711),原名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世稱王漁洋。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進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書,頗有政聲。清初傑出詩人、文學家,繼錢謙益之後主盟詩壇,與朱彝尊並稱「南朱北王」。詩論創「神韻」說,於後世影響深遠。詩擅長各體,尤工七絕。好為筆記,著有《池北偶談》、《古夫於亭雜錄》、《香祖筆記》等。
(2)位於鎮江東北北固山後峰甘露寺內,宋郡守陳天麟在唐臨江亭舊址所建,樓名取自唐李德裕「多景懸窗牖」句。宋米芾稱之為「天下江山第一樓」。
其十二 最後之筆談 時務 金石 歸途驚聞
漢口歸來,滯留上海僅四日。其間,與羅叔韞振玉討論金石,與張菊生元濟、劉氏學詢談論時務,乃成此行最後之佳興。張氏乃戊戌政變以前,與康南海等同為湘撫陳寶箴等所保薦之五人才之一。時年三十三歲,浙江秀水縣(即嘉興府治)人氏,白皙美好之大丈夫也。在北京時,嘗創辦通藝學堂,引導後進。頗通英文,蓋亦江浙間之才俊矣。與其所談如下:
張 先生此行,由蘇杭至武昌,共勾留幾旬?途中起居,安好否?
我 弟蘇杭之游,勾留二禮拜。武昌、金陵之游,勾留二旬。觀南中民物蕃盛,與京畿夐然不侔,竊以為將來甚有希望。如此江山,乃使他人放言為彼之勢力範圍,我以為乃貴國士大夫之恥,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張 國事至此,夫復何言?!先生曾上北方之長安乎?
何匆匆言歸,而不作北地之游耶?
我 若為秦、蜀之游,當須半歲。今時迫近歲杪,歸心方急,只得將之留待他日矣。意想關中民物,已不復昔日之盛,其地力、人才,亦無能如江南者。近日如康南海,乃倡一度遷都關中之說,甚為弟所不解,不知高見如何?
張 關中王氣已盡,遷都之議,中朝士夫,亦有言之者則不過為暫避外人鋒銳之計耳。康南海近時亦作斯言,且不說此事之無法實行,即欲行之,京都百万旗民安土重遷,亦必出而阻撓,而將來宗社之重地,必終至落入俄人之手矣。
我 忸古難移,乃貴邦在朝之大弊。遷都之議,暫且不論。以弟之見,以東南十省之力,養其餘諸省及塞外荒遠之地,貴國財政之捉襟見肘,意想此亦為一大原因也。若以東南之殷富,為自衛之計,財足兵精,數年可成。此形勢之談。若夫人才養成之說,固然有較此更為急迫者在焉。
張 南方各省,為自衛之計,此自大有可為。然如今人才,孰能成此大業?其有權者,非特不敢為,且不敢知。知之而敢為者,又一無憑藉。草澤奸雄,雖無處蔑有,然皆獷悍無識之流,又安能支撐此東南半壁?且南方民物富庶,財力似尚有餘,而民智遏塞,與北方無異以此自衛,恐亦難也。先生游蘇杭、溯長江而達武昌,內地民風,亦略見一二,豈能足以自立哉?悲夫!
我 貴邦地廣民庶,弟竊觀其士人,亦自有大國規度,惟忸古之弊,遽難改易耳。泰西新政,即今日行之,恐未享其利,而其弊亦已隨之而至矣。陶鑄士風,致清廉勤敏能如泰西人者,此絕非朝夕之談所可解決之事。聞先生方從事於培育精英,人才養成當以學校為先,士風陶鑄,尤當以生員在校舍之日力行之。南洋公學生員規制,未知能得聞其一斑否?
張 高論極佩。弊國前四十餘年,即已有變法之說,所效法於西人者,其事亦復不少,然成效茫然。且今之所謂洋務人才,亦僅知其皮毛而不能得其神髓,則不揣其本而僅得其末矣,此所以不能以人才培養為先也。我從事於南洋公學,專理譯書事務,至生徒、學術,別有何梅生君嗣焜為之督導。學期大約八年。普通政治學略備,現僅有二年程度,規模尚未確定。我當取其章程一份寄呈,可請先生指教。
我 洋務人才多輕佻儇薄,敝邦十年前亦復如是。專敏於語言,讀書而不能會繹其意。意想數年之後,貴邦亦將有潛思發明之人出。如嚴又陵《天演論》,蓋為其先聲矣。貴邦人士,義理精透,未知能多得喜讀此類書籍者否?
張 《天演論》一書,自是弊國數十年譯書中最善之書,喜讀者亦不乏其人。然號為求新者流,亦有以為荒誕者,則由於智識未啟使然也。先生在武漢時,曾見何人?
我 兩度前往農務局拜訪汪君鳳瀛,均未遇,其餘則無所見。若張尚書,久欲一謁,然聞其禮數繁重,遂未求見也。弟在武昌,竊察張尚書之事業,其事固偉,然皆「其人亡則其政息」之類,無一能使後人繼而成之者。此雖限於其時勢,而張尚書之為人,或許亦過於好大喜功,雖為創業之才,終非守成之器也。
張 其人好名,而又不受善言,宜其事業無所成就矣。先生言人亡政息,當為不刊之論。亦曾讀其《勸學篇》乎?
我 《勸學篇》文字老成,然其議論,則於泰西事情,有一知半解、貽笑於識者處。何君啟《書後》雖攻之過於刻薄,然其切當處,則有張尚書難以置辯者矣。且何君泰西學術深邃精博,蓋非張尚書之流所可比擬也。聞何君尚有《康說書後》、《新政安行》等著述,未知已印行否?
張 《康說書後》等書,前也聞有此名,然上海無能覓購,當求之香港。坊間有《翼教叢編》,未知先生曾見之否?康南海,先生以為其人如何?
我 康南海曾於東京見之。其人才力有餘而識量不足,少有沉著持重之態,志欲共濟一世,而必以學義異同,喜自我標榜及與人辯駁,故而其事易魯莽滅裂。大凡成就事功之人,必以在學義上執持偏見為大忌,此其自限勢力,最不相宜之做法也。鄙見如此。(張曰:甚佩此論。)
《翼教叢編》,大抵以學義辯駁為主。守舊之人,不知南海之志者,亦自然一至於此,即或知其志者,亦以此為便而攻訐伊耳。
張 康之為人,欲以所學範圍眾人,轉而授人以瑕隙,致生意外之釁,此正先生所言。且彼去年八月初六後,猶復偷生於人世,殊不可解。不知彼之事業,至彼時已盡,自此以後,皆為蛇足而已。梁啓超近日在貴國,設立《清議報》,嘵嘵自辯,其事關係至大,斷非局中人所能置議者,且不知以何斷其是非,徒使外人見其意躁識疏,此亦當為新黨所愧憾者也。
我 梁亦見過一面。梁在上海時,所論著有恃才自炫之風。東渡後,頗自抑損。然在敝邦,習見其人士近日躁急之風,仿而效之,且其太過自我辯疏,其攻訐西太后,動輒語涉猥瑣。(張此處附言:此非士大夫所宜言者。)適見其為人之低鄙,故為弟所不取。敝邦維新,已逾三十年,士人亦漸慣久安,弊病百出,故游敝邦者,若非擇其人而交往之,則將獨受其弊而不得分享其利也。
張 尊論佩服之極。有一名王照者,不知先生曾見之否?
我 曾得一見。蓋木訥倔強之人,才氣甚短而稟性率直,非能擔當大事之人。此等人同陷禍難,實康南海等招搖太甚所致。
張 王君現寓何處?聞已與梁氏析居。
我 前兩月,寓日本報館員桂湖村處,未審近狀如何。王君望鄉之心甚切,與東渡諸友多有違隙,殆欲發狂雲。其情至可愍也。
張 其人夙昔即有此病。聞此數人,前嘗得以託庇於大隈伯(1),未知今復如何?
我 大隈伯幕僚諸人,至今仍庇之。
張 暢談大教,欣佩無已。先生明日即啟程,未獲暢敘,是為恨事。謹口占一絕,以為先生送行:
海上相逢一葉槎,憤談時事淚交加;
願君椽筆張公論,半壁東南亦輔車。
與羅叔韞之交談,多為披覽金石拓本,此一句,彼一句,相互應酬,語多零碎,故難以記述。羅以其所著《面城精舍雜文》甲乙篇、《讀碑小箋》、《存拙齋札》及《眼學偶得》數種相贈,我則以《近世文學史論》報之。另贈彼攜來之鈐延曆敕定印右軍草書,法隆寺金堂釋迦佛及藥師佛光焰背銘,二天造像記、藥師寺塔檫銘、佛足石贊碑、神護寺鐘銘諸拓本,風信狀、小野道風國字帖等,羅則報以秦瓦量、漢戴母墓畫像、漢周公輔成王畫像、北齊張氏白玉像、唐張希古墓誌與高延福墓誌、南漢馬氏買地券、晉永康磚及無年號磚、宋元嘉甄等拓本。蓋此等諸本,雖文字非盡精善,然皆藏弆於人家,非市肆間所能購求者雲。其評藥師寺塔檫銘,謂:此極似六朝人書法,文也極為爾雅。因我語及右軍草書,世間有褚遂良臨摹本之說,羅謂:登善所摹寫,此說殆不誣矣。又評日下部鳴鶴翁之字,謂:無北人氈裘之氣,甚佳。評我受人之託攜來之多田親愛翁之字,謂:似鍾紹京。羅問我喜好何種字樣?我答以近人嘖嘖皆稱六朝,然其佳者,殆可望而不可即,若刻劃太過,反失古法;獨唐人書法,敝邦尚多真跡可尋,書家亦有傳其筆法者,此尚可學也。宋人多不循古法,故多不足為據,而元人往往有佳者。羅謂:元代皆吳興一派,虞揭諸君文字自佳耳。我問以誰為現今書法名家?羅答曰:現在不甚多,江標、張謇、陶浚宣、高邕、楊守敬、梁鼎芬,皆近人中之彰顯者。我問:翁同龢如何?答曰:固是老宿,然書多偃側,故不為世人所重。我詢以京中人頻頻稱說徐郙,然不見其有殊勝處。羅答以此乃館閣書,故翰林中人稱揚之耳。其餘所談尚多,今皆無從記憶矣。
附記一筆:右軍草書拓本,在天津時亦曾贈嚴又陵,嚴謂似米南宮摹本。其後文芸閣亦以其筆鋒新穎,作同樣判斷。蓋米氏去古未遠,其筆力亦非王著等所能倫比,與我邦延曆敕定本相類,以其不失右軍之遺意,兼而足證米字出諸褚登善之說,洵為可信也。
聞據稱攜密旨出使吾邦之劉學詢,由北京歸來,正在上海,遂偕東亞同文會之井上雅二氏訪之。劉之家產,據中國人言,約為七百萬兩,並稱其資產悉數存入外國銀行,一文不投中國事業。其邸宅位於有大馬路出入之郊外閒靜之地,西洋式高廈,正在修繕。所談者,我等因未留稿,已大多歸於遺忘。其使命趣旨,乃希望經濟上達成日清兩國之聯合,此事系經西太后允准所發起者,故雖劾奏者前後群起而攻之,所幸兩宮明察,得以免受其禍雲。又謂駐日李星使為其周旋於日本外務省,待其歸後,即向朝廷參奏彈劾,是其礙難理解者。彼謂其首要目的為開設日清銀行,並進而涉及礦山、鐵路諸事業。其使命之終告失敗,自不待言,只須看其希望之事業一無結果,便可明白固無成效矣。我因略有疑問,遂詢之以中國通商銀行究系何種性質,豈盛宣懷氏之私有物乎?劉謂:此本如其名,乃為中國通商所設,創立之際,我等也曾專心盡力,被委以督辦之職,然其後終被算作盛氏銀行,與當初目的大相徑庭,故我已辭去其職,今已與之無有關係矣。言語中,頗帶不滿於盛氏之意。想來當可推知,彼此次之使命,亦有針對盛氏,在吾邦預作布置之意。我又詢及慶王與榮中堂不相善之傳聞,未知虛實如何?彼答曰:慶王就此次使命等雖亦頗盡力,並瞻望於文明之輸入,然其勢孤立,行動難以如願實施。如此,則劉氏雖未明言慶王與榮祿不善,然其事實必當有之。可知榮祿引盛宣懷、袁世凱等參與其議之風聞,並非全為訛傳。劉極推賞李鴻章為人,謂張之洞顧慮名聲,優柔寡斷,李則無有此弊。並謂外間傳聞李力主與俄結交之議,純系訛傳,東洋百年大計,方是李所深憂者,似暗中辯疏李並無敵視日本之意。此時正值劉受命派往張之洞處委用之際,故我又詢以果赴武昌乎?答曰:當於來月前往。然其後終未赴武昌,並乘李鴻章被任命署理兩廣總督之際,隨行前往廣東。其中緣由,則與在此所談者若合符節。與劉氏之筆談,前後約為一個半小時,雖多有含糊其辭、未及明言處,然據其語氣,清廷內外之情況,有關其所負使命之廷議及劉之意願,得以粗尋徑路,於我極為有利。劉相貌銳敏嚴謹,無絲毫驕矜之處,稍顯卑微,則可謂與其出身地位相對應。惟其使命不見成效,亦未另獲懲罰,所謂密旨中確不存在攻守同盟之重大嫌疑,又其失敗,乃同行之慶寬、姚文藻等互起衝突所致,因之亦未見有甚大過失之故也。然而,劉氏意欲憑藉日本之信任,在財界長袖善舞之夙願終歸水泡,徒為因緣關節,空費數十萬金,亦誠為遺憾之事。與汪穰鄉康年亦會面兩三次,竟無暇談論時務,至為遺憾。
二十五日,搭乘郵船會社西京丸,就歸路。二十六日,竟日北風極勁,我之船艙在甲板之上,正對北風,激浪屢屢撲窗,船上侍者過此,皆穿長靴往來。我不堪船況,遂打臥床上,以讀書勉忘其苦。二十七日清早,船抵長崎。二十八日抵門司,於此購得《大阪朝日新聞》,上載老友長澤別天(2)二十二日逝世,及吉村瞻南弔唁文。別天今春患罹肺病,其後未見好轉,此行出發前,往《東京朝日新聞》訪之時,曾以稍顯欣快之色謂我:此一二日當去松島、中尊寺一游,不得為君送行矣。我猶擔憂其體候,從神戶寫信,反覆勸慰其勿為俗冗掛心,當以專事保攝為宜,然心下依然不踏實。在上海,亦與田岡、藤田與小田切領事等言及,既已有過從台灣歸去為呂泣送喪之不祥前例,總覺得放心不下。又孰料,就在與小田切領事交談之時,別天竟已不在此世矣。別天在岡山時,嘗為我所著《諸葛武侯》一書作序云:
四月某日,友人內藤湖南將入台灣,並因而遊歷中國。其從東京出發,來浪華,余急行東上,相逢於城外客舍,舉大杯麥酒,痛飲快談,目曠一世者二晝夜。月之十五日,湖南去往雲煙縹緲之際。余西歸再隱於朝日河畔之臨江樓。二人於楠公祠前分手時,湖南囑余曰:《諸葛武侯》即將上梓,《文學史論》已由呂泣為之序,《武侯》則子必不可不序之。(中略)
湖南今在南方蠻荒之土,主持《台灣日報》,而或橫渡黃河,或入邊塞苦寒之地,或登崑崙,或灑淚定軍山下,或聽歌揚子江頭,蓋當為時已不遠矣。若夫歸來,激以遠遊感憤之情,著筆於東方大陸之事,豈非必當寫出留傳千秋之大作之日乎?
其後,我自台灣歸,在京歲余,始作此次之遠遊。雖足跡所及,不過六七省之一隅,不足以副呂泣、別天之所期望。夜半畫灰,欲與知交縱談形勢者,亦豈為少也歟?不能起呂泣於九泉,而猶念別天,今又於途中聞其死訊,情何以堪!心忽忽不樂,饗食無味,雖執卷而無心展讀。瀨戶內海一路風光,嫵媚非不如舊日,然對之惟徒增寂寞之感。二十九日,船抵神戶。未宿,徑發,歸京即奔別天之喪。面對其老萱堂,新寡妻,及嬉戲笑鬧、不解憂為何物之幼兒,不禁垂下雙淚。《禹域鴻爪記》至此擱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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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大隈重信。大隈重信於幕府末期為激進尊王攘夷派之自由黨。1898年曾與板垣退助聯袂組閣,史稱隈板內閣。1914年再度組閣,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華提出「二十一條」要求。
(2)長澤別天(1868—1899),名說,別號半眼子、別天樓等。明治二十四年與內藤湖南、畑山呂泣等一同加入當時頗具影響力的文學結社政教社,參與過雜誌《日本人》及《亞細亞》的編輯工作。著有彌爾頓評傳《盲詩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