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論張江陵 · 與友人論張江陵

《張江陵集》，吾年二十左右瀏覽及之而已。昨過西城溝沿，見有攤販賣古書與小商家，中有《江陵集》，遂出價購歸。展讀一過，大有感攝。茲略述所觸，為若干條，時有文不相貫、義各孤立者。心緒惡劣，不及為專著，閒居無事，聊以就正。 江陵雜著中，推尊呂政，謂其舉周代之文制， 文制謂學術與制度等。 一切大剗除之，為混沌之一鑿。且雲扶蘇如不死，必崇儒學以亂天下。此真偏見耳。自春秋以降，列強競爭日益劇烈。競爭甚則霸道興。霸者圖功利，尚詐力。其始興也，猶未甚戾於仁義禮信。其漸熾也，則唯斗詐鬥力，貪功攘利而已矣。斗詐鬥力、貪功攘利之風愈趨愈下，必成乎窮凶極惡。申商韓非之徒出於戰國，其創說皆毀道德、毀人性、毀學術、錮思想，盪滅文物，禍極於呂政，集申商韓之大成，而乾坤幾乎熄矣。呂政之毀滅一切，是使宇宙歸於混沌。混沌者，蒙闇冥昧也。而江陵乃謂其鑿混沌，何其辭之淫且詖哉。秦政夷六國，僅十五年而亡。繼之者漢，而能使天下得安息者，則崇儒之效也。使扶蘇不死，則秦祚何由遽絕哉。 江陵又謂，宋之文明與先王之禮制，經元人一舉盪滅，復為混沌之一鑿。此尤謬論。自五胡慘禍，及唐而太宗始大振。太宗沒後，遂為藩鎮亂局。藩鎮多凶人，五季昏擾，又胡塵也。兩宋諸儒崛起，一方面從長期戎俗中使夏人自拔於濁亂兇殘之習，而知人道之尊嚴與禮義之可貴；一方面排斥印度佛教，而闡述堯舜至孔孟之道術，始知中夏固有高尚文化，根底深厚，庶幾獨立不撓。兩宋文明，何堪菲薄。宋人失在委靡，亦承五季頹流使然，未可曰宋之文明概不足尚也。元起漠北，震撼歐亞。神州正朔僻在杭州一隅，宜不足自存。然未及百年，明祖首據江浙，以光復舊物。其地則理學漸漬之地也，其人鮮不為理學之徒也。元人並未能摧毀宋代文化，江陵毋乃虛張太甚。昔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敦德禮仁義之化，而行剛明嚴肅之政，創製立法，順人民之公欲，群俗於是太和，謂魯變可以至道者此也。存宋代文明之長，而革其委靡之弊，庶乎為而不恃，作而不宰，衣養萬物而不為主，胡為不辨短長而以一切盪滅為快乎？ 江陵學術宗本在儒，而融攝佛老及法，以成其一家之學。《五台大寶塔寺記》云：「乃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以慈陰妙雲，覆涅槃海，饒益群生，則大雄氏其人也。其教以空為宗，以慈為用，以一性圓明、空不空為如來藏。即其說不可知，然以神力總持法界，澇漉沉淪，闡幽理，資明功，亦神道設教者所不可廢也。」又曰：「本其要歸，惟於一心。心之為域，無有分界，無有際量。其所作功德，亦不住於有相，不可思議。故曰，洗劫有盡，而此心無盡；恆河沙有量，而此心無量。」 《慈壽寺碑文》。 詳江陵此段文字，深得佛家大旨。今擇要略釋。以空為宗何耶？空之為言，對破有執。 執者，執著。佛家千言萬語，歸於破執。此執字含義甚深，茲不及詳。然學者當反己理會。 云何名有？凡夫情見， 迷妄之見曰情見。 謂天是天，謂地是地，謂人是人，謂我是我，謂物是物。於一切法皆見為有， 法者，萬有之通名。 即於此起執，曰有執。由執有故，不悟真理。易言之，即不識宇宙實相。 此言宇宙，即包括人生在內。不識宇宙實相即是不識人生真性。學者宜知。 諸佛菩薩愍眾生迷妄，故說空理以破有執。天非實天，地非實地，人非實人，我非實我，物非實物。凡此萬有，猶如夢幻，猶如泡影，如露如電，應作是觀。《大般若經》宏闡空義，淵哉法海，無量無邊。 法海之法謂佛氏所說空理。前注法字為萬有之通名者，與此處不同。海者取喻海洋，形容理趣廣大。 凡愚聞空，倘怖而不信，吾且就近處征詰。如汝現前桌子見是實有，科學家解析只是一堆原子電子，而桌子相其實皆空。又進而波動說出，原子電子都無實質。無實質故，亦即是空。質既空已，將復何有？歸原於能。 能者能力。 然衡以佛法，於彼能力亦復不可作實有想，以此能力猶是意想，起玆假詮。 詮者詮釋。所釋不必符其實，故云假詮。 易言之，猶是主觀對自然作如是圖摹。此與宇宙實相決不相應，學者宜知。如意想火，火不燒意，意想所變火相與外實火相終不相應故。 此中實火相乃隨世俗假說。若談真理，火固非實。 是故宇宙萬有皆本來空，非意之也。 言萬有本來是空，並非故意作空想也。 凡情墮於有執，迷妄無邊，如蠶作繭，如蛛造綱，即依自所造作計為無量世界，而自縛其中。哀此群愚，何由解脫。佛家浩浩三藏，畢竟明空。諸有智者應當超悟。然空者空迷妄相，非無實相。夫實相者，離心緣相， 緣者，思慮義，謂實相非吾心思慮所及也。 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一切相， 離吾人妄想所執一切相也。 有無相相， 無相相者，無彼妄相所執諸相，而有本來自相，恆自如故，是謂無相之相。此無相相乃真實有，故曰有無相相。 是為實相。窮理至此，夐然絕待，深矣微矣，無得而稱矣。江陵殆有契於斯乎？ 云何以慈為用？佛說法要惟在大慈大悲。其分析慈悲二相曰：大悲拔眾生苦，大慈予眾生樂。江陵獨舉慈為言，而悲在其中矣。凡情執有，於是分人我或物我相，因而起貪、起嗔、起痴，是謂三毒，為萬惡本。佛氏愍眾生顛倒，故說空義，除彼有執。 除者除去。 倘復誤計一切皆空，將如此土莊生欲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棲神於莽蕩空虛之域，以是為逍遙遊，是大乘所謂惡取空。 取者，執著義。執著空故，便非正見，故云惡取。 舍離眾生，無萬物同體之愛，成大不仁。滅情毀性，生命絕矣。悲夫！悲夫！今夫聖人之心，不系而有寄； 不系者，無私慾故，無惑染故。有寄者，與萬物同體故，與斯人同憂患故。 聖人之行，無作而有功。 無作者，不以私意宰物故。有功者，輔萬物之自然故。 惡取空者，不仁失所寄矣，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 遺物喪其功矣。耽空之害，一至此極，可不戒歟？ 遠西有虛無論者，亦是此流。 唯諸佛以大慈大悲攝眾生為一體，誓願度盡、斷苦、得樂。眾生無量，慈悲無量。眾生無盡，慈悲無盡。有一眾生不得度，則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大雄無畏是慈悲力。譬如弱女一旦抱子，見火焚來，逾牆以避，一躍而過。慈故能勇，諸佛亦爾。夫空諸迷妄興大慈悲者，是諸佛法髓也。慈悲猶儒之仁，證空即儒之智。觀其會通，何儒何佛？孟軻故云：「道一而已。」 以一性圓明空不空為如來藏，何耶？宇宙實相， 宇宙者，萬有之總稱。實相猶雲實體。詳《成論記》等。他處用此詞者准知。 就吾人分上言之，則名曰性。此性無對故云一。 一者，絕對義，非算數之一也。 明者，謂此性體靈明無礙，為一切知之原。圓者圓滿，無有虧欠。《易》之《干》曰大明，猶此雲圓明也。空者，謂性體本無迷妄，說之為空。不空者，謂性體備萬德故，復說不空。如來有多義，舉要而言，無所從來曰如來，謂此性體不可詰所從來故。藏者，含藏義。備萬德，含萬有，故曰藏也。即此圓明性體是吾人稟之以有生，故曰性；是吾身之主宰亦曰心。故如來藏亦得為本心之名。 此約《楞伽經》及宗門之旨而作解，取淺近易曉。 江陵談佛法者，只五台慈壽兩寺碑文中數語，別無所見。然此數語確總括佛氏大旨，甚為的當，既非抄襲陳言，亦非影響談。吾故逐句為之演釋如上。好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便已別是一般境地。 江陵於道家亦得其宗要，其獻世宗《得道長生頌》有曰：「夫道，包絡宇宙，澇漉群生，恢之彌形想之外，總之會太乙之先，是萬物之始，經緯之紀也。聖人者，本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經緯之端。故虛愉恬靖，湛然守一，知常襲明，淵乎莫得而窺焉。以此養生，則抱一含虛，攝有歸真，與天地同其悠久矣；以此治天下，則執簡握機，因應隨化，使知者效其畫，材者畢其能，而明主不勞而功成矣。」以上可參看王弼《老子注》。又曰：「蓋道宰數，而數難窮道。」 《萬壽無疆頌》。 愚按，精於數理者，其於道之散著， 宇宙萬象，皆是道之散著。 可以推析而得其則，然道體無形無象，唯可脫然證悟，要不可執數以推之也。江陵神解，可謂卓哉。 自昔稱江陵為法家，謂其學出於申商韓，此不深考之過也。江陵之學畢竟歸本儒家，融會於佛者較深，資於老者少，取於商韓者更少。 申商韓之徒慘酷寡恩，其所執持者，與儒家根本不相容。《商君》《韓非》書尚存，可考見也。諸葛武侯融通道、法而絕不非儒，觀其戒甥書有曰：「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論語》：「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揭然有存，其會心於斯乎？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美齊宣王不忍殺牛之念，謂推此心足以保四海。惻然有感，不亦孟氏之心印歟？然則謂武侯深於儒可也。世第以道、法稱之，豈為真知武侯者哉？夫江陵毀書院，禁理學，明代以來皆以法家目江陵。其實江陵服膺儒術，如置之《儒行篇》十五儒中，可謂博大君子哉。武侯而外，罕有其匹也。余嘗謂漢以後號法家者，如武侯、江陵，皆古之大儒。武侯遺文少，無可詳征。江陵《義命說》有曰：「昔者夫子蓋罕言命，至於義則諄諄而不已也。何則？造化之數，陰陽之變，運之所遘，氣之所遭，有不可以常理測者。」又曰「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者有所不可奪」云云。此真純儒之言。其《對策》有曰：「古瑰偉奇特之士，樹鴻業於當時，垂鴻稱於後世者，豈獨其才之過人哉？蓋尤繫於養矣。養有淺深，則其才有純駁。才有純駁，則其建立有鉅細。才得於天者也，養由於人者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雋，養欲微、欲深、欲精、欲奧。兩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奧者，所以為恢宏奇雋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勉其修己之純。闞如虓虎，不敢以言勇，懼其剛之易摧也。銛如鏌邪，不敢以言利，懼其鋒之易折也。神若蓍蔡，不敢以言智，懼其算之易窮也。力若九牛，不敢以言任，懼其趨之易躓也。煉之至精而斂之至密，韜之至深而蓄之至厚。夫然後其神凝，其氣專，發之不可御，索之不可窮矣。」 中略。 「今夫兩間清淑之氣麗於形象，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在山石為寶玉，在飛走為麟鳳，在人則為英雄豪傑。是英雄豪傑者，固均之二氣之間鍾，人倫之首出者也。然有辨焉，劉孔才云：『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並異，則英雄兼焉。』淮南解曰：『才過千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此英雄豪傑之辨也。總之，皆以其智力絕殊，不可以尋常尺度論耳。自古迄今，所以樹立人紀，綱維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必此四人者為之。 四人，謂英、雄、豪、傑。 然而品格異焉，不可不察也。」 中略。 「上焉者，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明；勇蓋萬夫而不自任其力；隨事而應，弗膠於成心；循理而行，弗牽於功利。朕兆未萌，法象未著，淵然獨慮而百姓莫見其跡；不世之功，永世之澤，驀然丕建而百姓莫知其然。天下所謂智者勇者，舉莫得而望焉。此朱子所謂真正英雄豪傑而聖賢者也，品之上也。」 中略。 又曰：「細節多疏則不能無負俗之累，氣質偏勝則不能無瑕類之行。」 中略。 又曰：「必也，其大禹乎！鑿龍門，排伊闕，別九州，宅四隩，績固偉矣，然且不矜不伐，而莫與爭功，愚夫愚婦而凜若勝予；彼視地平天成，於吾身何有輕重也。其周公乎！除兇殘，驅虎豹，立綱紀，陳禮樂，功莫大焉，然且吐哺握髮，下白屋之士，不驕不吝，履赤舄之安；彼視勝殷遏劉，於吾心何有加損也。 按劉者，殺也。殷紂殘暴，周公助武王戰勝之，而以禮導天下於太和，遏絕殺戮之萌。 其孔子乎！學殫累世而不以智聞，力抉門關而不以勇聞，在鄉黨而恂恂，居朝廷而唯謹，固儼然儒者也，及其劫萊兵，反鄆歡，墮三都，誅正卯，即慷慨奇節之士，決眥奮臂，極力而不能辦者，乃不動聲色，徐引而振之，既振，油然而退，無矜容，無盛氣，此豈世之君子所可與量尺寸哉？蓋此三聖人者，受之於天，既皆得夫渾淪磅礴之氣；修之於己，又皆懋夫沉潛純粹之學。其所基者密而宥，而所蓄者完而固也。故能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紓徐委蛇而不見其作為之跡。嗟夫，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朱子謂真正英雄皆自戰兢中來，而聖賢豪傑唯此三聖人足以當之，信不誣矣！然則世之君子，受天地特厚之生，而有志於三聖人之事者，顧可不慎所養乎？養之之道，無欲其本也，慎動其要也。析義窮理，沉幾察微，瑩乎若夜光之內朗，洞乎若止水之獨鑒，所以養智也。抑其強陽，銷其客氣，深乎若強弩之握機，韜乎若寶劍之斂鍔，所以養勇也。屍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聖人之事也，即史冊所載，瑰偉奇特之士，猶將姑舍是焉，而況其下者乎。」 下略。 如上所述，江陵養才之論宏廓深遠，真儒家精神也！余推此篇之宏旨，略言以三，皆法家所不得而悟者。一曰，尊三大聖人以樹修養之標的者，以其無己也。聖人之德用同乎天地。天地之於萬物也，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而天地未嘗自有其功，蓋曰「萬物與我為一」耳；萬物亦復忘懷於天地，蓋曰「天地與我並生」耳，此造化之極則也。聖人德用同天地，故萬國群倫各得自遂。禹視地平天成之績若於己無與也。周公視勝殷遏劉之烈若於己無與也。孔子學集大成，當世已有既聖之譽，而猶於己無與也。是非脫然忘己而無宰制群倫之私者，其能若是乎？夫有過人之才者，若養之以聖人無己之學，則萬國咸寧之效可立致也。江陵上稱聖人，可謂深得儒家精神。法家如商鞅、秦孝、呂政之徒，有如釋氏所云，恃己高舉，以芻狗萬物，莊生所謂使天下皆游於羿之彀中是也，其自絕於聖人不待言。江陵根本宗儒而不偏任法，於此可得一證。二曰，法家不尚賢，使人失其依藉，則聖智可屈於愚不肖，而不見有異能；使人人塊然，循法而動，則愚不肖皆與聖智同功。法家如《韓非》之書論此者不一。而江陵乃以樹立人紀，綱翊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必歸之聖賢豪傑。此其宗儒之又一證。 儒者言群龍無首，是萬物平等義，是物各自生自主義，而又尊聖人何耶，此一問題極廣大，吾於此不暇論。 三曰，法家以人有爭生存之欲也，而獎生產與戰鬥。商韓皆欲並民力於耕戰， 耕即生產之事。 是利人之有欲而驅之也。今江陵論養才，則曰無欲其本也。蓋昔者孔子有曰：「棖也欲，焉得剛？」孟子亦曰：「養心莫善於寡慾。」江陵言人之自養其才必以無欲為本，其義實本之孔孟。夫欲之為物，陽明王子所謂「順軀殼起念」者是也。順軀殼起念，必將一切徇私而背公，縱情而害理。 情不必惡，縱乃成惡。 人如有成才之資，而不能克欲，則占有衝動過勝， 自飲食男女乃至地位與權力之爭，皆屬占有衝動。 而靈性生活受損害，甚至剝喪殆盡。滿腔子穢惡，斷無析義窮理之可能。如此，則中才之資墜而為不才，中才以上之資亦溺於流俗而無有成就。若夫商鞅呂政輩，在政治上有特殊天才，惜乎未能去欲，而恃其血氣盛、意志強、野心大，運其黠慧陰謀，沉幾以伺天下之變，藏譎以窺萬物之情，利用隨宜，操縱在我，適乘當世列強衰敝之運，故其力可以掃蕩千古遺蹟，其勢可以鞭笞六合群黎。唐虞三代之局，至秦突變，雖曰天下大勢之所趨，豈非人力哉？如此異才，倘以無欲正其本，充養純粹，釋私意以行於大道之公，去淫情而順民彝之理， 淫謂情之偏激。 大仁大智大勇備於一心，則其一切大機大用必皆出之以正而造福於人天者，不可稱量已。故江陵主無欲，確是儒家血脈。余觀江陵此篇實是自述志事。其一生作人與建業根基，端在於此。其後《與吳堯山書》云：「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乎？」此雖稍近釋子語，然其根於孔門求仁之旨，確爾無疑也。江陵蓋宗主儒家，兼綜佛、道與法術。其學廣博，未嘗守一先生之言。唯其政治上本儒家公誠之精神，而運以法家嚴綜核之作用。明世理學者流乃以法家詆毀之，後人又罕能究其學，是可惜也。 問曰：江陵病周代文勝之弊，而稱快於呂政之大毀滅；病宋世儒風文弱，而稱快於元人之大毀滅。夫以毀滅前代文化為快者，是商鞅、韓非、呂政、李斯之徒也，非儒者之志也。答曰：江陵忿嫉當時理學家不解事，遺物理，離民眾，故欲匡正儒學末流而不惜為過激之言耳。夫秦以後二千數百年間，儒學名存而實亡久矣，諸子百家俱廢絕矣。漢唐經師考據之業，於儒學精神不相涉也。宋儒振之以理學，嚴於治心而疏于格物，不悟心物非二片也。遺物而徒事於心，則心失其活潑流通之用，是死心者也。且養心之功，孟氏言之盡矣，曰必有事焉，曰勿忘勿助，曰養浩然之氣，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曰好色與民同之，不使天下有怨女曠夫也，曰好貨與民同之，必禁壟斷也，必使天下人皆有恆產以養恆心也，曰與民同好惡也，是豈遺事物、遠民群而孤事於心者乎？宋儒宗孟而變其質，雜於禪老而多得二氏之似，不必存儒之真也。雖其學不盡可非，究未免拘礙偏枯，末流更不勝其弊。至明中葉，陽明起而救其支離，大本雖立，規模雖具， 陽明活潑有用。 而後學不堪繼述。談本體者近狂禪，談工夫者或未免鄉愿一路。至其空疏無實，執意見而不通事理，則兩派所同也。江陵當理學末流之弊，已覺生心害政，岌岌不可終日，常凜宋人亡國之懼，故對宋明文化有改造之思焉。其幽居深念而傷時人之莫喻，是以發憤而託詞於元人之大毀滅也。 其稱快於呂政之毀滅晚周文化者，則以宋學上繼儒家之統，而周代文化其根底在儒學也。又以晚周委靡，亦是儒學流弊，故以呂政之大毀滅為快。蓋由惡宋明儒學而波及之也。夫以文弱議周，本不自江陵始，漢人已有千歲衰周之嘆。余以為，此等謬論，實緣秦以下只以帝室一姓代表國家民族，故論事不能無誤。夫論周代盛衰者，當著眼於諸夏列國之社會、政治、學術與文化等方面，及四裔與諸夏之關係，然後可衡論中國當姬周之世為盛為衰，不可以東周徒存王號，遂以王朝文弱為爾時中國之文弱也。漢人生息於帝制下，許多奴習中於其思想。說古事多謬，此特其一端耳。江陵習而不察，可謂智者千慮之失也。周室東遷後，諸夏列強其政治與社會組織甚多良法美意，今雖難考，而就《周官經》與《管子》書觀之，其為後世製法，極宏深精密，必有春秋時列國制度足供其參考與推演，此可斷言者。即在《國語》《左傳》等古籍亦間有可考。亭林《日知錄》讚美古地方制度，極言治起於下，足征民治基礎。春秋列強，蓋樹立甚早。迄入戰國，群雄互謀兼併，強者並民力於耕戰，務逞侵略，弱者則民貧國瘁，徒為魚肉。讀孟子之書，言民救死恐不贍，而知六國民力盡矣。讀商君之書，束縛無不至，而知秦之民無自由，雖驟收控御之效，而民質亦自此耗矣。余嘗言，中國民治之基立於春秋，坏於戰國中葉，至商鞅、秦孝以及呂政，遂掃地以盡也。孟子所以惡霸，為其開人類毀滅之端也。 周代學術思想，儒家最古。自堯舜禹湯以迄文王周公，無間傳來，久為正統，至孔子集大成。而七十子後學各分宗派。韓非八儒，但就三晉流行者言耳，其為韓非所未悉者，猶當不少。至於天才之彥、作者之英，承孔氏之流風卓然興起、各自成宗者，則有墨、道、名、法、農諸子哲學及百科知識如天文、數學、地理、工程、醫藥、機械、音律各種學術，所謂百家之業是也。又指南針非明於電磁者不能作，古代對於物理已有研究。春秋戰國之交，可謂十日競耀於中天，萬川奔流於大海。甚盛哉，晚周一大智炬時代也。自商鞅專並民力於耕戰，始昌言棄道德、廢學術，而見用於秦孝，韓非主張以吏為師，欲禁絕儒學及諸子百家，而呂政復用其說。自玆以後二千數百年間，中國遂無學術思想可言。余著《讀經示要》第二卷曾論及斯，玆不復贅。呂政大毀滅，流毒將三千年而未已也，可不鑒哉？ 西周王朝盛時，四裔歸誠。幽厲而後，雖有夷狄之患，然諸夏列強卒能互相保固。麟經於秦楚，皆嘗斥之以狄，則以其侵中原而狄之耳。真正邊方諸夷，則未有能入據神州者。秦以後二千數百年，而中國之大，四裔入關，橫行蹂躪者其常。自古有聰明而尚禮義之族乃日就戮辱，而趨於污賤、委靡、愚陋、苟且偷生。酷矣哉！呂政摧殘之毒，歷史昭昭可鑑，而胡忍以其大毀滅為快耶？周代自戰國中葉以上，確是國史上輝煌鼎盛時期，未可以東周王室一姓式微，遂妄計當時諸夏文弱也。 古時諸夏列國，即今之整個中國。 總之，古今萬國任何高深文化及偉大學派，其內容恆有不易、變易之兩部分。不易者，謂其所得真常之理與其立國之優良精神。真常理者，超物而非遺物以存；雖不遺物以存，而實超物。此非深於化者，無可與語也。凡國有文化發展至高深程度，其哲學界必有大學派能於無窮無盡之真常理有所發見。譬如以管窺天，雖不窺天之全，而確已窺得天之一片，則與生盲終身不識天者，其明暗相去，奚止天壤？若智大者能悟管窺之天只是一片，而天之大必不止此，亦可默喻於天之無窮，而不以小知曲見自封，斯為有會於天者己。凡大學派之於真常理也，其能有所發見而非無知，猶復不恃小知以迷於大道，亦如善窺天者而已。大學派必含有不易之部分，即其有得於真常理是也。此理超時空無有改異。故大學派不可輕毀。至於文明悠久之國，必有其立國之優良精神。此等精神，即由其國人自先民以來，從日常實踐中有所體會於真常理而成為其對自己、對團體之若干信念。易言之，即此若干信念便為其生活之源泉。一國之人以此互相影響，遂成立國精神。此等精神雖難稱舉，然在其國之哲學、文學與歷史等方面最易理會。此精神界可以隨時吸收新資糧，而有舍故生新與擴充不已。但舍故生新一語須善會。新必依故方生，非前不有故而後忽有新也。頓變還從漸變積久而後有此一頓。譬如酪相頓起，實從乳相經過無量剎那漸變，始頓現酪相。設以暴力將乳相毀滅盡淨，無有少分余乳，後時得有酪相頓起否耶？立國精神有新生與擴充而不容斬絕，理亦猶是。總之，凡國有文化或學術思想，斷無可容大毀滅之理。設不幸而至於大毀滅，則其國人雖倖存，而亦失其獨立開創之勝能矣。中國秦以後久衰，可鑑也。 上來言不易之部分，次談變易。凡一大學派之體系中，必含有許多可以變易之部分者。如在古代所認為人倫中當然之則者，後來隨時多有變易。在古代觀察事物而依據有限之經驗以確定其所循之則律為如是如是者，後來經驗日廣，始發見錯誤而改定其則律。又有憑空想或臆想而虛妄安立之理論，後有智者視之，必以為當斬之葛藤。大凡人智日進，則古代大學派中可以變易之部分自然隨時剗除，又不待以強力大事毀滅也。是故文化界與學術思想界之積累至可寶貴。其長處宜隨時發揮光大，其短處可以供人隨時參考修正。一旦大毀滅，是使人返於鄙暴無知之原人時代也。江陵稱快於呂政、元人之盪滅文化，蓋不滿於宋明理學，乃不暇深思，遂為過激之論耳。然於此有大可注意者，江陵對宋明學術思想確有改造之思焉。此其神解卓絕，實曠代之英也。後來船山亭林力詆陸王，習齋上攻程朱，江陵實啟之矣。 江陵蓋有哲學天才，而未能多盡力於學術。其出入儒、佛、道及法術諸家，規模宏大極矣，惜乎皆未入細密。於佛法雖得大旨，而無上甚深微妙之蘊與條理萬端處，則非僅通大旨者所與知也。譬如看山直窺高峰， 喻通大旨。 而於群巒眾壑、萬木繁花， 喻條理萬端。 未曾博覽遍識，則於此山所知終未免疏而不密矣。江陵治道家言，擷其精華，而不必窮其枝葉。其得失與治佛學均也。即以二氏 道佛。 大旨而論，江陵亦契入徒殷，平章蓋闕。 平章猶雲批評。 夫佛氏宗派繁多，而印以三法印究竟空寂；道家由南華而上探柱下，根極虛無。然格以儒學宗趣，上窮玄極， 玄者，謂其理無定在而無所不在。極者，至也。此理至極，更無有上，是萬理之所會歸。 則於乾元性海， 即上雲玄極之理。 未嘗不虛無空寂，亦未嘗不生生化化而健動也。佛老終未免耽無而滯空矣。耽無滯空之宇宙觀，無有發育； 《中庸》雲，洋洋乎發育萬物。儒家之宇宙觀是發育的。佛家唯識以山河大地為妄識發現，期於斷舍；他宗雖名言有異，而大意頗同。道家之宇宙觀只是任其自然之運，無有《大易》健動之義，更無參贊化育意義。所以二氏之宇宙觀均異於儒。 耽無滯空之人生觀，缺乏創進； 《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曰富有日新，皆創進義。儒家之人生觀如此。佛氏以大雄力趣向度脫而反人生。老氏柔退，其下流至於委靡。 乃至言群治則習守故常而憚改進。如先天弗違與裁成天地、開物成務種種大義，皆佛老所無有。蓋二氏從本原上已未免耽無滯空之失，故向下無往不失。江陵於此都不深窮，故雖宗主在儒，而於儒學甚深無盡藏終未徹在。余著《新唯識論》，始明空故生生不息， 不空即有礙，有礙即成機械，不得生生。 無故神化無窮； 無者，無形無象而非無有之謂，是以大化不測，無有窮盡。神者，不測之稱，形容大化之妙。 生而不息，化而無窮，健之至也。於是融二氏以歸宗《大易》，始遺偏執而顯真際，恨不得起江陵而質之也。 江陵，思想家也。其《義命說》有曰：「人生而有利害之情也，有利害之情則不能無推測之智，是以紛紛議論而卒無所歸也，可勝嘆哉！」此數語宏富極矣。推測之智緣於利害之情，此智已成雜染，原非本來明睿之智，何由見真理？哲學家理論雖多，大都逞戲論而無所歸宿者，良由不自了其推測之智，乃一向從實際生活中即因所謂利害之情激引而起。此智開端便是雜染，向後無離染時，而恃之以探萬化之原、人生之始，焉得免於惑亂。 江陵是思想家，而尤是一大政治家。彼於孔氏之仁、佛氏之慈，頗能反求自心而得之，故願捨身救世，不肯作學問家。其遺文有曰：「余嘗謂世有大人、有偉人。其志翩翩，其行岩岩，其處於世也，卓然如秋峰之聳峙，昂然如雞群之野鶴，偉人也。其志淵淵，其行桓桓，其處於世也，巍然如泰華之蟠礴，浩然如滄冥之含納，大人也。二人者，語其才美標格，則大人似不若偉人之奇俊。要以閎深奧衍，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使人望而歸之，世以為眾父、為蓍龜，則大人之與偉人大有逕庭矣。」據此可見江陵志在大人，不欲以偉人自見，而肯以書生終乎？使江陵專力學術一途，則於明代思想界必獨辟一異境，可斷言也。 江陵《答朱謹吾書》云：「平生學在師心。」此語在守文者聞之，必甚不滿，而真知學者則信斯言無可易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人本心放失，即自舍嚴師。心不放，即師在。孟子語曹交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交自有師，惜乎其不知求也。陽明指出良知，直令學者當下自得師，猶孟氏之心印也。江陵自道師心，卻承孟子陽明教法，俗士誠難悟耳。江陵才高氣盛，雖未自承得力陽明，然識者則知其為善學陽明者也。江陵學於儒而脫盡考據家陋習，學於佛而脫盡法師家陋習，學於老而脫盡玄學家陋習，超然孤往，默與道契。其《與毛介川書》曰：「一時號為交遊者，蓋不少矣，然而未必皆可與之言也；可與之言矣，猶未可與之微言也；可與之微言矣，猶未可與之不言也。若夫目擊而道存，無心而冥解者，若仆與翁，蓋庶幾焉。仆每一相見，即頹然嗒然，若游太虛而涉廣漠。」又《與高元谷書》云：「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元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是由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詳上諸書，則知江陵師心而不待求師於外。其從入處雖不背孟子陽明，然只識得心體虛明，猶未徹在。心體固未嘗不虛明，然含萬德、備萬理、肇萬化，其沛然油然充塞天地者，虛而實，明而不匱，儒者故謂之誠。君子貴思誠， 思者，猶雲常惺惺。 而存之於隱微之地，慎之於息息與天地萬物感通之幾，達之於事業。合內外，貫動靜，莫非誠也。造化之原，吾心之實，唯誠而已。虛明者誠之照用也。二氏徒保任此虛明，去實相甚遠哉。 實相謂本心，亦即目宇宙本體，所謂造化之原是也。 儒者不偏向虛明處認識本心，此從實踐中體現得來。孟子學孔，反身而誠，上下與天地同流，所造已高。陽明不免雜禪，而猶不失為儒。江陵初時說悟，殊近禪，正恐猶是揣量。但彼為童子時，己舉茂才，少時便以天下安危為己任，涵養本原工夫，不無紛散。江陵天資高曠，脫然慕上達，故佛老易投其好。儒家藏幽深玄遠於平淡中，非上而能下者不易喻也。然江陵復有《與羅近溪書》云：「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仆每自恨優遊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於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辨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仆不信也。」詳此所云，畢竟遵循儒家軌範，否則高談澈悟，終不見實際，不得穩貼也。其書又曰：「仆以孤焰耿耿於迅飆之中，未知故我何似。」此蓋江陵自知甚明，惕然不勝危懼，非故示撝謙也。近溪悟處，似較江陵為深。故江陵此書頗虛懷於相知之前，而自存惕若之意，然亦於近溪有交儆之義。 近溪穎悟雖高，其實用處未能相應，居官厚取於民，以養空談之士，別無實政。江陵雖譽以不言民從，皇農再見，而又曰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是非，則辭婉而規之嚴也。 如此質直，正是學問得力處。又《與耿楚侗書》曰「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攝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於外得矣」云云。至此則所造已深矣。其於《中庸》涵養未發之中、合內外之道與淵泉時出之妙，已有會心也。 江陵之學融攝法家。漢人之所謂法家者，申商韓三家也。余著《讀經示要》謂三家非法家止統，但正統派之思想，漢人已不傳。故自漢以來言法家者，實即三家耳。三家之說，韓非為完備。申氏明於術，商君詳於法，韓非兼法術而為一家言。江陵則學韓非，而善變通者也。先以法論韓非全取商君之告密與連坐。 所謂告坐法。 呂政用其說，其法網之密，至偶語者棄市。此真人道之大厄也。江陵於此等處絕不學韓非，而其自所力行者，不外尊主庇民四字。此四字者，實可總括江陵之法治思想。惜乎當否塞之世，江陵不便以其思想見之著述，此可惜也。但詳玩江陵握政時之作法，則其思想不難推見。江陵固常揭尊主庇民四字，而當時之人固莫測其中之所存，後之人亦鮮有能喻者也。江陵所謂尊主一詞之意義，實非尊帝權之謂。彼本未言廢帝制，然其尊主之義，乃在宰相獨裁，決不是尊帝權也。何以言之？江陵每以宋世宰相卑其君為恨。其雲卑君者，正謂宰相不能獨操政權，但不便直言之，而以卑君為說耳。夫尊主之說，若是就帝權而言，則宋之相權遠不逮漢唐。且宰相坐論之禮，宋初便廢，而可謂之卑君乎？江陵對皇帝抗顏以師自居。皇帝稱以先生，非唯不敢名之，亦且不敢字之。然則卑君之罪，江陵首當自承，而妄誣宋之宰相可乎？詳江陵執政時，以一手操天下大柄，一切皆執法而繩之，如懸衡而立，天下萬有不齊之輕重，無得逃于衡之外者。其執法之平且嚴，自漢以還二千餘年間，未有如是者也。自來談江陵者，但知其嚴綜核而已，而不知江陵行法，首嚴之於朝廷。彼采諸葛武侯師法《周官》宮府一體之意，自皇帝、皇太皇以及中貴皆繩之以法，不許遁於法外。如武清伯李偉，皇帝至親也，且李太后尚在也。李偉請價自造墳塋，皇帝以其折價太薄，令從厚擬，而江陵乃援據世宗賞賜母親家事例以嚴拒之。又皇帝欲修理武英殿，而江陵則疏稱本殿自宣德正統以後久不臨御，且觀其藻飾顏色雖稍有剝落，而棟宇規制未嘗少損，宜仍舊貫，暫停工作，以省勞費。又萬曆七年，皇帝諭戶工二部，內庫缺錢賞用，宜廣鑄造進用。 內庫即皇帝出納之處。 而江陵疏稱先朝鑄造制錢，原以通幣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鑄成後量進少許呈樣，非以進供上用者也。又廣鑄新錢，則嘉靖等項舊錢必致阻滯不行，於小民不便。諸凡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裁省，庶國用可充，民生有賴云云。旋奉旨停鑄。至於宮中之事，無大無小，咸裁之以法，中貴絕無敢幹涉外政者。內外臣工任職，悉依法考績，而核其有無成效，以定黜陟。蓋江陵以為，法者本乎天下之公意而始立，皇帝與一切小民同受治於法，一味平等，無有差別。《洪範》所謂「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齊之以法故也。從江陵行法之平與嚴，而推其關於政體之主張，彼蓋欲置皇帝於純粹無為之地，而以宰相總攬全國政權。蓋由彼之法治思想而推之，如皇帝親攬政權，則欲其勿壞法而不可得也。帝位世及賢明者少，不肖者多。不肖而有梟桀之才也，則大權在手，欲其一切循法而動，必不可幾矣。不肖而為庸闇也，則左右群小與奸譎之臣皆得多方蠱惑，以奪其魁柄，卒至國本搖而夷狄盜賊起，社會元氣損傷殆盡，民質日劣而國以式微。中國秦以後之局，長演此悲劇也。江陵以為，欲行法治，莫如使皇帝無為而宰相獨裁，庶幾天下之人人皆有法守，而禍亂可以不作。此江陵創見也。或曰，江陵之意果如此，則是尊相權而已，乃託詞尊主何耶？答曰：皇帝無為而宰相有為，皇帝逸而宰相勞，皇帝高拱於上若天然，不謂之尊主得乎？且宰相奉法而為治，人民阜安，國家盛強，皇帝坐享成功而億兆歸敬，不謂之尊主得乎？宋世宰相勢輕而權削，為相者以奴自居，不得有所斷制與施為，庸主相繼而大權常旁落於奸邪之手，遂至神州淪陷，皇帝奴役於胡廷，此非卑君而何？度江陵心事，必有一種新制度，蓄於衷而不敢發。蓋承秦漢以來，二千餘年思想界視帝制為天經地義不可易，而當時理學家方猜疑江陵有無君之心，凡奸邪之僥倖祿利而憚嚴法者又皆恨江陵如仇而思有以中之，故江陵只有乘權處勢以實行其思想，而不敢衍為理論，著之簡策，以冒天下之大不韙。此乃仁人之所無可如何者。夫欲皇帝安於無為，願授大權於宰相，此乃不可遇之事。江陵以雄才事沖主，又幸以忠悃受知李太后，故得躬任獨裁，是所謂盲龜投浮木孔，千載而一遇者， 佛經言，有一浮動之木，常動不止，木有一小孔，而盲目之龜欲以盲動投入浮木之小孔，經千載乃得一遇，此譬相遇之難。 豈可望凡為宰相者皆效江陵乎？故如江陵之主張，必欲皇帝純安於無為，則非以法規定之不可。江陵當已籌度及此，但不敢昌言以取禍耳。後來王船山有曰：「預定奕世之規，置天子於有無之外，以虛靜統天下。」此蓋由江陵之行事而推知其衷之所存，否則未易有此創解也。江陵專政時，確是置天子於有無之外。而江陵一生最恨宋之宰相無權，致招亡國之禍，雖不敢斥言帝權之為害，而其有限制帝權之意卻可於其言外得之。船山欲創定天子徒擁虛位、全無實權之法制，其受江陵之影響，決不容疑。 然復須知，江陵此等思想頗近於虛君共和，與商韓之法絕不類。余著《讀經示要》，明《公羊春秋》由據亂進昇平之治即虛君共和制。董子曰：「君人者，國之證也， 皇帝僅於內政外交諸大文件用璽印而已，此外無一毫作為，故曰證也。不可先唱，虛君之國，其君必不能有所唱導，唯任群眾之所共趨，隨群智之所唱而已。 感而後應。」 群智、群力開其先，君但隨感而應之耳，不能反群眾也。 又曰：「為人主者，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讚辭；心不自慮，而群臣效當，故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據此，則皇帝誠如木偶，明明是虛君制也。又《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此乃孔子假堯舜以為虛君之象，其義別詳於《春秋》者也。是故儒家虛君之制，置君於無為之地，而尊之同於天，則以天高而無為，象君德也。江陵尊主之意，原本儒家，於商君韓非無取焉。唯其嚴綜核則采之商韓耳。問曰：宰相獨裁，能必其稱職乎？答曰：江陵尊重考績法，百官無大無小，皆以考績定黜陟。江陵居相位時，亦經考績數次，賞功皆嚴辭不受，謂盡職乃輔相之本分，不足言功，蓋以此風示大小臣工，息其貪冒之私，抑其躁進之妄也。考績法行，則賢能盡職者皆可循資而進。其有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者，亦可有不次之擢。如此，則凡能自致於相位者，必無不稱職之患。又既任宰相，猶按年考績，則其惕勵自有不容已者。江陵立法，可謂周密。又江陵雜著中記太祖開國時用人有數條，彼雖直記其事，未發議論，而觀其特筆之意，似主張中樞大臣當由地方親民之小官卓著功績為人民所戴者，方可擢升。如此，則宰相必出自與民間共疾苦之人，是真能代表天下貧苦民眾者。以此等宰相操政權，大有民主意味。此亦與商韓絕不同。據雜著，洪武八年十一月，以登州衛知事周斌為戶部侍郎。十一年正月，以西安知府李煥文為戶部侍郎。十二年，以萊州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升為工部尚書，常州知府張度為吏部尚書。十月，以儒士王本等為四輔官。江陵並附記曰「本等起布衣，即拜輔導」。此事與版築莘野之用何異？自胡惟庸誅，雖罷丞相，分任六卿，而四輔實居論思之地，則雖無相名，實有相道也。是年十月，以教諭石璞為戶部侍郎。十五年十一月，以上海訓導顧彧為戶部侍郎。二十四年正月，以蕪湖知縣李行素有實政，擢刑部右侍郎。余嘗言，明祖光復舊物，而當時塞外勢力猶甚盛，倘明祖不能修明政治，安定民生，則不能保固神州而開一代之治，可斷言也。觀其特擢親民之官以居中樞要地，最有深意，惜乎後嗣莫能踵行。江陵特記之，其有孟氏「民為貴」之思乎？ 上來已考定江陵之尊主說，次言庇民。中國社會自昔以來，似無一定懸絕之階級。但就秦以後二千數百年之局而論，不妨分為統治與貧民之兩階層。平民者，謂全國勞動而貧苦之民眾，如農民、工人等是也。統治者，謂皇帝與王公大臣等家族。而凡依託統治力以侵欺貧民者，如所謂士大夫或縉紳之族，亦當附屬於統治階層。或謂皇帝可革命，不足言階級。然革命只是改朝換帝，張去李來，是另一事。而皇帝之一種制度無有變革，則不論居帝位者為張為李，而皇帝之地位確是統治階層。唯王公而下以至縉紳之家，廢興無常，不可說為一定階級。但當其盛時，每藉統治之力以侵欺小民而兼併土地，私斂財貨，不屬之統治階層不得也。明乎中國社會階級之分，而後推詳秦漢以後之政治，則見夫統治者能顧及小民之利害者甚少，而以小民為魚肉者其常也。此所以二千數百年，治日寡，亂日長也。江陵為政，特提出庇民二字為治道之大本。易言之，即與最大多數勤苦民眾同憂患，而一反乎過去統治者之所為。此亦與商韓之霸王主義極端相反。商韓霸王之術，並主竭民力以事侵略，而江陵不如是也。王船山顧亭林皆不免程朱錮習，並於江陵不樂道之，不悟江陵政事明與商韓反。王顧殆以褊衷而未之考也。江陵整理丁糧，為一條鞭法，本便於小民，而當時顧有極言不便者。江陵《答少宰楊二山書》云：「仆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為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之家而害於小民，是所以恤下厚民者乎？仆於天下事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興革，順天下之公而己。」又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之政有云：「孔子為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淵藪，以成兼併之私。臣室日富，公家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仆竊以為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蔽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為私，下剝民，上侵國，而以肥己，惟官吏中飽，而國與民交困。故仆今約己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 攬納者，地方豪強與官府胥吏相結，而令鄉里小民之糧稅由彼代納，因而上下其手，額外苛取。清世猶有此弊。 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家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 按當時豪家多不肯納糧，故逋負多。而江陵清理之，不許匿。 國與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假令仲尼為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逾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為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併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為侵欺隱佔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隱佔，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裡。如是，民且將屍而祝之，何以逃亡為？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往時，宰相不為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金入其室，即為人穿鼻矣。 言得人之金，即為人牽之以同作貪事也。 今主上幼沖，仆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在，必不容貸。」愚按明世糧政之弊，全由豪強兼併太多，其抗匿糧稅而以重負嫁害於小民者太甚。亡國於胡，非偶然也。近觀民國主大政者，庇巨室以吞盡天下之財，供其私門營業。其營業也又恃官力，以偷免一切稅。因此，天下之財集於數大豪門，而民國卒以是傾覆。明代自嘉靖時，政亂民窮，亡不終日。賴江陵當國，以庇民為本，而厲行法治，除賄政，去姑息，乃得延國命數十年，迄永明而後亡。功盛矣哉！江陵於萬曆二年，《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有云：「各地方有司官不能約己省事，無名之徵求過多，以致民力殫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賦。其勢豪大戶積猾侵欺者，皆畏縱而不敢問，反將下戶貧民責令包賠。近來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懼於降罰，遂不分緩急，一概嚴刑追並。又以資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嘆盈閭，咸謂朝廷催科大急，不得安生。」 中略。 「今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各地方官朝覲考察在邇，吏部宜悉心訪察其賢否，惟以牧愛宜民者為最。其催征錢糧有畏縱富豪奸猾、偏累小民致有流離失所者，悉依法論黜。」又《與耿楚侗書》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其能倖免於危亡乎？仆唯以懷保小民一念對越上帝，尊安國本。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為務。鋤強戮凶，剔奸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便於己，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眾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徒欲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鮮，可與言哉？」愚按，自秦一統以來將三千年，吾國常為夷狄盜賊迭起宰割之局，唯漢唐宋明四代盛時，頗近於開明，民得少蘇。然四代季世之政，則江陵所謂惠奸宄、賊良民六字盡之矣。其所以成乎此者，則政之賄與姑息實為之耳。賄與姑息，不獨四代季世為然，即四代盛時亦未全絕也。吾國民眾長處於被宰割之地位，一向無參政能力與習慣。清季人士，驟期民主，宜乎欲速不達也。必法江陵明法以庇民，鋤豪強之巨凶，佑勤苦之大眾。法所宜加，決定不撓。全國之內，無貴無賤，無親無疏，一切皆受治於法。小民得所庇佑，強梁不得侵欺。如此行之久，則人民合群，參政力量養成之無難矣。 是故江陵之法治思想以尊主庇民為兩大基本觀念。庇民即與大多數勤苦細民同憂患，而凡依託統治階層之豪門皆在鋤治之列。尊主則欲行虛君共和制，而以國之大權歸宰相。又以宰相必由親民之官經考績而升，及居相位久，猶須考績以定去留。江陵在位時雖治功卓越，而於任何賞錫皆固辭不受。如遼東大捷，兵部核敘宰相運籌之功，例宜升蔭。上命即下，江陵累疏，固辭不受。其疏有云：「誠以摧鋒陷堅，躬冒矢石，本諸將士之力，固非坐而指畫者所可同也。」 中略。 「武夫力而獲諸原，書生坐而享其利，不唯以功冒賞者不知勸，而旁觀逖聽之人亦將憤惋而不平矣。」又曰：「微臣之遇主也以道，而非由於要寵竊祿之私。」據此可見江陵所以能行法於將帥而收四夷歸順、九邊無驚之效者，由其以身守法，不與將士爭功故也。又萬曆四年十月，江陵以一品九年考績，吏部題奉聖旨：「元輔先生輔朕沖年，今四海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之功，著加特進左柱國，升太傅，支伯爵俸。」江陵又三疏，固辭不受。蓋江陵以考績法關係於政治之隆污者為至大至要。若宰相輕於居功，則無以勸懲百執事。故宰相雖功宜受賞，而終不自居功，是宰相之責下以法也，固先以禮自持矣。江陵嘗曰：「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 《答應天巡撫周雅齋》。 大哉斯言！夫持國之大柄者，負領導之責，挾極重之勢，若不以禮自持，則心日肆而欲日縱，其將顛狂以騁而不知反，率一世以趨乎迷亂之凶無疑也。商鞅秦孝皆棄禮而任法，不數傳而至呂政，秦以是亡，非明鑑歟？故以法治導民者，必以禮為本。此乃儒學之不可顛仆處。而江陵深有得乎此也。若乃江陵之法治主義，在乎夷階級、去豪強，將使天下之人人各安其業，各遂其生，無有貴賤親疏，一切受治於法，一律平等，故暴亂不作，而人人皆有優裕之生活，所謂循法以守富者是也。禮治、法治，本非不可融通。江陵早已作到，惜乎後人莫之繼也。 商鞅、秦孝、韓非、呂政之徒皆持霸王主義，挾國以削民。而江陵則務為庇民之政以固國，蓋根據儒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古訓。其綜核之嚴，雖采法家作用，而其創製立法本旨確是儒家精神，與法家無相似處。愚意治積衰之中國，非取法江陵不可。所以者何？唯儒家精神以仁與體涵育群生，可以扶殖衰微之族類而復其元氣。唯法家作用綜核名實，可以盪除二千數百年政治上之貪污與姑息，而小民始免侵欺之患，可以養成其參政能力。平生哀中夏沉淪，時有味乎江陵之思想與志事。暮境孤懷，惜乎無可共語也。 韓非承申氏子而崇術，其志未可非也，獨惜其未知術耳。韓非蓋慕苛察，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非之書中所採集用術者之故事，大都恃密探以苛察細務，而冀臣下驚其神明，莫予侮也。如此，則市井纖兒優為之。而恃此以為國，豈不愚哉？呂政喜其說而用之，卒以速亡。雖能偵得偶語者棄市，陳項劉一呼，而四海風起雲湧，卒無可如何也。天下大矣，萬類眾矣，萬變奇詭不測矣，而恃苛察，其有幸乎？江陵之說道曰「以此治天下，則執簡握機，因應隨化，使智者效其畫，材者畢其能」云云， 引見前。 可謂知術之原矣。且非生長弱韓，憤秦之暴，頗思強韓以抗虎狼，其志可尚也。然觀堂溪公戒非之辭，則知非之才短術疏。其於韓之重人，已成水火。韓王遣之使秦而死，蓋因重人中之於王，而知李斯必不容非，故令非使秦以就戮也。江陵當衰亂之朝而躋相位，實行獨裁。當時議者或謂其與中貴人相知，或曰因中貴人得用，或曰為新鄭所進。南京台諫，狂吠尤甚。其實，江陵首因徐階上言於世宗，自是受知於上。旋侍皇太子講讀，漸見大用。其於新鄭，蓋謙慎以處之，故初得和衷共濟。觀其代翰林及門生為新鄭六十壽序，讚揚功烈，上擬公旦，此江陵苦心也。譽之不惜過高，所以消其險曲，釋其妒忌。小人不足為善，而為惡有餘。江陵誠欲行其志，而不善處新鄭可乎？太監馮保在帝左右，江陵調御得宜，非獨宮中無冗費，且無干涉外政之愆。又非獨不干政也，更資之以調和兩宮，贊輔君德。否則宰相與宮庭中貴激成水火，宰相必敗，而國事不可為矣。江陵本領大，有術以御此輩，實由其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足相感召，決非徒恃巧偽之術者可能也。唯江陵能用術，則以其術之所從濟者，正由術之不離其正耳。否則術有所窮，用術而反以術自困也。設無江陵之誠心與剛氣，而以術御中貴，必為中貴所制無疑也。術不易言，而申韓昌言之，妄而已矣。江陵不言術，其與申韓相去奚止天壤乎？ 漢以後二千餘年人物，真有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而其前識遠見，灼然於國覆種奴之禍已深伏於舉世昏偷、苟安無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怖，卒能扶危定傾，克成本願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明朝自嘉靖年間，君日習於昏驕，臣日習於無知無恥。商賈在朝，貨財中飽。文臣泰侈，不知政事。武臣污賤，莫治兵備。社會上豪強兼併，小民困於苛征，難以存活。而海內知識之倫，所謂理學家者，則空疏負氣，好以意見為天理，而公私不辨。王船山嘗曰：「今則大河以北士大夫，十九而抱禽心矣。」愚按船山痛罵北人者，蓋從東胡入關後，北方士大夫鮮不甘為順奴，而南中遺老猶抱恨終天，以正義遺後嗣。故船山獨詈北人也。其實，明朝嘉靖以後，王學固流於猖狂無實，而宗程朱者亦迂頑虛偽。南方之儒亦不必賢於北也。學風之壞，自嘉靖時已然，不待後來亡國始見其壞也。在朝無任事之臣，在野盡浮昏之議。士既失學，民散已久，國誰與立？當此之時，西北至東北諸胡狂狡思逞，犯塞無虛日。南粵群盜猖獗，早有廣東非朝廷有也之嘆。使當時無江陵，則西北至東北諸胡首窺中朝虛實，縱騎入關，復用內地奸人為之策畫，則群胡在神州分土而帝者將不知多少。南粵諸盜或終被殲於胡，是時中國當有數十年為典午之局，而後統一於群胡之強者，此殆為勢所必至也。當嘉、隆、萬曆間，如無江陵再造之功，亡國慘禍決無倖免。江陵力任艱危，扶中夏獨立之氣，解生民塗炭之厄，只手撐天，大雄無畏，卒致四海清晏，四夷率服。奇哉奇哉，江陵真天人也，大乘菩薩乘願而來也。 江陵身處之世，政俗衰敝已極，國勢危殆，不可終日。而當時舉國上下皆狂昏罔覺。江陵獨深憂之，《答曾確庵書》曰：「今武備廢弛如此，不及今圖之，則衰宋之禍殆將不遠。仆於此事，頗彈心力。」又《答施恆齋》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詳此，可見江陵前識遠鑒，早憂明之將為宋。其獻身於國，純出於救亡一念，迫不容已，毅然以一身擔天下之重。公誠之心，剛大之氣，塞天地，動神明，德盛矣哉！其答《李中溪書》有曰「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為時所羈紲，遂料理人間事。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即時發一弘願，願以身心奉塵剎，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為己有」云云。嗚乎，公真大菩薩種性也！謂偈有感，即便發願。發已恆持，永不退失。證以公之一生行事，無有一時一事而非此願之流行也。世之口誦經而心祿利者，自當永墮地獄，驢年出。若公者，可謂真學佛，亦善學佛者也。 驢年本禪家語。紀年以干支，無屬驢者，驢年出猶雲無年可出也。 余嘗言，自昔未有身見未除、利害之私未盡而能公能誠、能剛能大者也。不能公誠剛大而以詐力亂天下，如秦孝、呂政之徒是矣。若夫轉移造化，位育天地，其唯與萬物平等而無一毫己私者乎？江陵其庶乎近之矣。世儒詆江陵以法家，何狂吠之甚乎？江陵《答王西石》有曰「學須到形不愧影，此聖門教人慎獨之功。此工夫最難」云云。江陵固儒而佛者也。慎獨故能不失本願，否則弘願乍興於一念，而雜染潛滋於淵深之獨，則願力無根，乍興而乍泯矣。夫獨者，藏識海也。慎之於此，而絕雜染之萌，則願力無障而擴充不息矣。真事功原本真學問。江陵植根在儒佛，徒法家而已乎？ 江陵所以能革賄賂與姑息之亡政者，實在其本身作則，有伊尹非義非道一介不取予之操，故可以風示群臣百姓，挽累世之澆風也。《答兩廣劉凝齋書》曰：「監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多，費用太泛，皆嘉隆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為甚。自不穀戴罪政府，以至於今，所卻兩廣諸公之饋，寧止萬金。若止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驅之也。司道之取予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也。督府之取予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為要論。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闃如，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偽也。屢擬嚴旨獎廉抑貪，欲庶幾以身帥眾，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嘗絕也，鑽刺之門未嘗墐也。雖飧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於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帥之之心也。早夜檢點，唯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儘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積誠以動之，有頑冥弗率，重懲勿貸。」又《答凌洋山》云：「承教，以孤辭祿守制，特捐俸以助不給，深荷厚情。但孤自念受事以來，四方饋遺，雖已概卻，然於一二相知，間有量受者。今則雖至相知者，亦不敢領。非以自絕於長者也，念孤今日暫留，但以艱巨之託，不得不棄家捐軀，以圖報稱，非有利於天下也。故上不受公家之祿，下不受朋友之饋，唯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圖國家之事，而不敢一毫有所希冀，庶於鄙心乃安耳。」 此江陵居父喪時事。 又《與河道江心源》云：「近訪有棍徒張梅，稱為不穀家人，於江南北一帶貿易。聞公為所誑，給與牌票，悉免關稅。又擅乘驛船，有所求索。昨小兒嗣修已拿獲，付之於理矣。小兒居家，閉門讀誦，即敝郡有司亦罕與接見，四方相知有惠，毫不敢領，豈復差人遠事貿易乎？此後再有奸人假稱不穀族姓家人者，不論真偽，即置之重法。仍乞通行貴屬，嚴加緝訪。有聽其脫逃者，將官吏提究。往王敬所督漕，曾有詐稱寒舍子弟者，即時捶殺。不穀至今感之。諒公愛我，又當厚於敬所也。」又《答巡撫張澽濱》曰：「蓋薦賢本以為國，非欲市德於人也。乃今為仆所引拔者，往往用饋遺相報。卻之，則自疑曰『何疏我也』，及不能殫乃心，任乃事，被譴責，則又曰『何不終庇我也』。凡此，皆流俗之見，非大雅之物也。仆於天下賢者，非敢妄為知己也，而人謬以知己相待。嗟乎，使誠以仆為知己也，則古之義士所以酬知己者，蓋必有道矣，豈在區區禮文之間哉？」綜上諸書，可見江陵堂堂巍巍，壁立萬仞氣象，清操猶其餘事耳。江陵整理驛傳，無論若何大官，非公事不得私用公家夫馬。江陵子弟謹守斯戒，後遂無敢犯者。清季迄民國，車船免票，專為勢家親眷與知交之用，公家損失甚鉅。格以江陵之法，必不可容也。總之，凡負天下之重，居領導之地者，如無直方剛大純白之德操，斷無可執法以齊眾庶。先聖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征諸庶民。江陵撥亂致治，不偶然也。 江陵政治思想，在秦以後二三千年間，可謂創見。如前所說，尊主即虛君共和制，庇民即援助大多數勤苦民眾而嚴懲依託統治階級之豪門巨猾，破除封建錮習，為民主先導。信乎天縱之英哲也！虛君理想在今雖成過去，然其精神則重在民主也。江陵確是一大思想家，惜乎當否塞之世，非獨不能實行，更不便發表理論。其答陸五台書曰：「仆今處多懼之地，當至重之任，敢不畏乎？」又與李漸庵曰：「仆以草茅孤介，擁十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又曰：「庸眾喜於委徇，奸宄憚其精核。又有一種腐儒，動引末季事，謂稱道衰宋之政。以搖亂國是。」 中略。 「而宋之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為者。」宋之所謂賢相，皆上媚其主而不敢持權以圖治，以順為正，而取賢名。朝廷賢不肖混雜，而無法守，故奸人敢貪橫，賢者亦委靡，以致小民無所託命。宰相不與小民同患，不能援助民眾，有所改造，而全身避咎，反有美譽，是違道干譽也。又曰：「庸眾之人，難與論尋常之外。」據此，則江陵不便發表其政治思想，可以概見。處危疑之地，昌非常之論，天下之變，將未知所底也。江陵既蓄其深遠之思而不敢發，又憂亡國之禍將及，於是因機順應，以取政權，冀得本其素懷，而斟酌時宜，用濟當世。吾儕今日考史論世，應知江陵高深理想並未實現。其所得為者，只是濟一時之急而已。海剛峰為縣官時，令貧民奪富人田，蓋亦明法以獎民治者。其巡撫應天時，江陵嘗答以書曰：「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能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仆謬忝鈞軸，參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為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議，有深愧焉。」觀此，則當時敝俗難移，江陵政策多遇阻而難行，亦可見矣。現行《江陵集》當非完本，如奏對及書牘，現存者似太少，決不止此數。今據僅存之奏議、書札以窺江陵當時政策，其可言者略如下： 一、以崇法為扶衰救弊之本。夫欲法之行也，必使上下同由於法度之中，不得逃於法外。此事最難者，首在上層守法，方可責臣民以必守。江陵雖能自守，而當時君權無限制，人民亦無反抗帝制之覺悟，憲法不能突爾產生，則皇帝與皇太后以及中貴隨時可任意毀法。江陵無術可以責上守法，又何能以法馭臣民乎？於是修明祖宗法度，責皇帝以服膺勿失。上有過舉，則持祖法以相戒諭。此其檢束皇帝之力，亦不可侮也。如《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云：「頃奉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德意，啟沃聖心者。竊以為遠稽古聖，不若近事之可征；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撮其大旨，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至於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為盛事。良以羹牆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為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於此。」「臣等謹屬儒臣，將累朝寶訓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 中略。 「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進呈，擬俟明歲開講。如皇上偶有疑難，即望面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於講後面奏請裁。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即燕息深宮之日，猶出御講幄之時，則聖德愈進於高明，聖治日躋於光大矣。」江陵以祖宗家法約束皇上，而後可持法以齊一臣民，使不得逾於繩墨之外。此其法治主張所以能收實效也。辛亥革命，帝制已廢，而總統、閣員皆首先毀法之人。民初如有江陵，吾國別是一局面，可斷言也。 秦以後二三千年，中國僅免於夷狄盜賊之宰割者，僅漢唐宋明四世之盛時。及其衰也，皆以賄賂與姑息之政而復為夷與盜之局。夫政以賄成，則自樞府以至中外大小臣工皆括天下之財，以飽私囊。上奪國，下剝民，在位者各圖其私而不知有公，群小比周為奸利，巨猾乘機蓄異圖，未幾天下土崩瓦解，而夷或盜乃肆其狂噬矣。江陵憂明之將為宋，蓋數往知來，其幾兆已見也。世已大亂，而人皆以私慾蔽其靈府，中無所主，欲其明於公利公害之所在，了于吉凶之徵，必不可得也。 私利即在公利之中。公家受害，而私家亦必不利。昏亂之群無遠見，故不悟此。 是故治亂國者，難以德化。智昏則不可理喻，神亂而失正義感，斯莫如之何也？唯立法公而無私，行法嚴而無縱，使國中之人人無上無下，無貴無賤，莫不由於法度之中。久之，人各盡其本分之所應盡，得其本分之所應得。其生舒，其志定，人始得復其本心之明，則法治成，而德化亦可修矣。江陵以崇法為起衰之本，其道百世無可易也。 隆慶二年，江陵《陳六事疏》，大綱已具，眾目畢羅，而一貫以崇法之精神，此即其立政綱要也。後來一切施為悉本於此。疏文字字踏實，含蓄深廣，既以對治嘉靖之弊，復遠鑒乎衰宋之敗。非有識者，鮮能喻其切要。 民國虛慕西洋法治，而實盪無法紀。論者或疑中國向為禮教之國。禮順人情而法以防奸。秉禮之國，其民重體面而惡防檢，習聲容而忌操切，故繩之以法則拂其情，宜法治之難行於吾國也。此論直視禮治與法治極端相反，不知吾古聖人言治，皆以禮為主，以法為輔，禮法固並行不悖也。如二者相反，何可並行乎？論者殆不究於公私之辨，未了順情之義也。善乎江陵之言曰：「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 按順情即公。 若殉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 按徇情即私。 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又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江陵此論，宏大深微，非精義者難與語此。夫禮順人情之公，法亦然也。有背禮而反人情之所公欲者，於是有法。故禮行而人敦於和，法行而人罔不服，以其順群情之公故耳。若夫嚴束重創，不因乎人情之所同欲者，則其法離於禮而成乎毒。離於禮而成乎毒者，實非法也，但名之為法而已。商鞅、秦孝、呂政、李斯之法則毒而已矣。漢宣所不為也，況江陵乎？ 二、以保民為立國之本。戰國時談政理者，唯孟子篤守儒家民為邦本之正義而注重保民，使民皆有恆產而習於共同生活，所謂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云云是也，此外毫無束縛。故國人同有群體安富之樂，而無小己窘束之感。若乃商鞅、秦孝、呂政之徒，志在霸業，於是有以國家控制民力之雄圖，實即挾國以抑民，而國始重，民始輕，適與儒者之道相反。漢以後政治皆承秦之弊，皇帝即國家，而大權屬之，無論帝者為自操其權抑或旁落其權於奸邪之手，其為侵損小民則一也。四代之衰也， 謂漢唐宋明之季世。 庸主多而大權旁落者其常，則小民受禍乃益甚。江陵鑒暴秦以來積弊，上追孟氏保民之旨而力行之。嘗《與王敬所書》曰：「仆今事幼主，務兢兢守法，愛養小民，與天下休息。」又《與殷石汀》曰：「為國之法似理身，元氣欲固，神氣欲揚。仆日斤斤焉以振綱紀、察吏治、安民生為事。」《陳六事疏》有曰：「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其勢然也。竊以為天之生財在官在民，只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徵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征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來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唯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再來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併，詭抗賦役，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恣為侵欺。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察，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元氣乎？」詳上所述，江陵保民之政唯注意財用，必人主以節儉為天下先，凡在官者，一切侈靡貪污之習，必嚴核重懲。甚至不急工程，無益征辦，皇帝猶須停免，而況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其敢妄事興作乎？近觀民國，賤商在位，窮奢極欲之甚，五千年歷史所未有；侵國剝民之貪污計劃與組織，皆利用科學技術，極為精巧，亦五千年歷史所未有；而民國竟以是傾覆。江陵當日政策在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即嚴法以懲治官吏淫侈貪污，無苦小民，無耗國家元氣。此種政策，不獨在近世猶為切實有效，後之理國者尚不可忽也。問曰：江陵保民之政，只嚴懲在位者之侈與貪，使上之取民也減如干分，即民力寬如干分，其效如此而止，是僅知節流而未聞開源之道也。易曰裁成天地、曰開物成務、曰備物致用，《周官》生產之業務亦多矣，是皆以天然寶藏經人工創製，辟無窮富源。江陵若罔聞，何耶？答曰：《大易》《周官》之義，聖人為萬世開太平而言也。若斯民智德力未大進，固不可遽幾也。中夏久受夷與盜之摧殘，百家學絕，生產工具無改造，民各偷生，而乏公營事業之習性，唯安於農業而已。中國大陸亦適於農業之國也。江陵在明世，亦唯有保護農業生產而已。如豪強兼併及詭免賦役以重苦小民等弊，皆其所嚴察重懲者。此外，又來行各省清丈以平均糧稅，復修治水利以免災害，暢富源。如萬曆七年河工成，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此其著者也。至於親民之官，關係民生至為密切，故吏治尤江陵所急。其《與四川巡撫張澽濱書》曰：「導民以行不以言。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鄉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條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即欲今之為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又《答龐惺庵》曰：「今人不達於治理，動以姑息疏縱為德，及罹於辟，然後從而罪之，是罔民也。仆秉政之初，人亦有以為嚴急少恩者；然今數年之間，吏斤斤奉法循職，庶務修舉，賢者得以效其功能，不肖者亦免於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幾何，安全者幾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賊也。子產鑄刑書，制田裡，政尚威猛，而孔子稱之曰『惠人也』。然則聖賢之意，斷可識矣。」又《與陸五台》曰：「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愚按，吏治敗壞，則民之良者、弱者皆受摧殘，甚至填溝壑。莠民奸悍揭竿為亂，極於生靈塗炭。地方有司即 郡縣守令。 本親民之官，能修其職則小民之導師也，貪污無能則小民之蟊賊也。故保民之政，莫急於稽察吏治；欲吏治修明，莫急於嚴法矣。江陵言治吏如治軍，至論也。 漢初承秦亂，治尚簡嚴。明初承元人屠毒，亦以簡嚴致治。江陵承嘉靖衰亂，為治亦主簡嚴。夫衰殘之極，民患疲頑。疲者力竭而神昏，故有頑劣之象焉。疲頑之民，其教育不宜導之於浮泛駁雜，而貴以正知正見引歸專凝，養其神智。其政令切忌懈弛，而當嚴繩墨以振其浮昏之氣，納於規矩之中。衰亂之餘，治貴簡嚴，必然之理也。民國承亡清之弊，國體、政體乃至一切法度變革紛紜，不知紀極。教育則自學校至社會，朝襲此家之皮毛，暮掠彼宗之外表，膚談異說，不可究詰，可謂浮亂至極，難與語精簡之義也。學校無嚴師，教授、生徒有以私利相結納，無以學行相切劘。政以賄成，居上者懷私以庇巨室，任其毀法亂紀，覆國絕類而無悔。政令盪廢，奚止懈弛，尚可期以謹嚴之度乎？近觀民國而後知江陵簡嚴之論宏深剴切。 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此當時六國普遍情形，不獨齊梁如是也。孫卿稱美秦政整肅，而復太息之曰：「秦其無儒耶？」無儒者，言其無禮也。夫秦政整肅，故可以並六國，然嚴法之弊，至於禮意盡喪，則人失其性，而國無與立。蓋莊生有曰：「是惡知禮意。」此言卓矣！莊生誦法孔顏，其學實有得於儒也。夫禮意者，和而已矣。和者，仁也。仁者，於一己外知有民物，而視其痛癢若在己也。故聖人順人情之所同欲者而為之制禮。與子言問安視膳之禮，則以凡為子者，莫不欲其父母之安飽，故順凡為子者之情而制問視之禮焉。與父言慈而制易子而教之禮，則以凡為父者皆欲與其子終始全恩愛而不便教責之也，故制易子而教之禮焉。乃至於人群或萬物相酬酢處莫不有禮，亦因人情皆欲人己相得、物我無間也，故稱其情而各為之禮焉。是故禮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為之，非聖人以己意為之也。唯然，故禮順人情之公，所以達和也。禮俗已成，而有不循禮者，於是乎製法以繩之，期無失禮而已。故法意本於禮意，其原於人性之和則一也。秦人嚴法而無禮，其法流於束縛與慘酷，則人性失而皆為動物矣。孫卿所以興嘆也。秦人能並六國，乃歷年十五而秦亦繼覆。孫卿之嘆有以哉。江陵行法，原本禮意，上則裁抑帝權，下則嚴懲大小臣工之不法與失職者，而於地方豪強兼併等弊及賊民之害群者尤嚴刑無赦，使天下勤苦善良小民皆有自伸之幾，而出水火之厄。唯然，故法之所加，必其罪有應得。如其行事，不至以一己之私慾而害於人情之所同欲者，斷無觸法網、罹刑辟之患。江陵未嘗為一切束縛之法以芻狗萬物，如商鞅秦孝韓非呂政之所為。 江陵至此為句。 故謂其法未離於禮也。且江陵功在天下，澤及群黎，而始終守輔臣本分，伯俸且固辭不受，其出任大政，純由救世本願，而無一毫權位之私。至其以師道自尊，則一變二千餘年人臣之奴習。秦以後，宰相真能以禮自處者，江陵一人而已。江陵秉禮以正朝廷，故可執法以正百官，以正萬民。此儒者之治，所以異乎暴秦也。 明代中葉以後，官吏畏葸溺職，不肯捕治賊民，此實釀亂之源。江陵當國時，嚴令地方官彈壓奸宄，拊綏善良，其患漸息。 夫致世理平莫急於興學。古者《大學》之教三綱八目，以明新立體，以格致起用，廣大精微，萬世不易之准也。理學家於立體工夫未嘗無，而有欠缺。於致用更缺，以其不務推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上去，即無格物工夫，所以沒有作用。夫用虧即體亦虧，故云立體工夫有欠缺也。江陵以理學家侈為空談而不識事理引為深恨，《與南京司成屠平石書》有曰：「夫昔之為同志者，仆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賈譽，行徑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蟆禪』耳。而其徒侶眾盛，異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丑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萬曆三年《論學政疏》曰：「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空譚廢業。」愚按，江陵責理學家空談之病，而思挽之於實踐，其所持甚當，唯廢書院一事未免失於過激，而失策矣。江陵本非反理學者，《與周友山書》曰：「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為大誣。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為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所容耳。」又《答謝道長》云：「陽明先生從祀事，好事者詆之，其言粗淺可哂，然何傷於日月乎。」據此可見江陵本無惡於理學，但當時談理學者不了解江陵立法之意，妄生非議，遂激江陵之怒，故有毀書院禁講學之令。江陵於此似少遠慮，倘仍書院之規，許聚才講學，但根據《大學》教法，上酌晚周群儒諸子以立學規，通內聖外王而一貫，樹博文約禮之良模， 博文非讀書之謂。古籍有天文、人文與鳥獸之文等詞，博文即博察天地萬物之理，廣其知也。約之於禮，以篤其行。 或得創開一代學風，培養特殊人才，使群俗由玆大變，未可知也。惜乎江陵徒注意政事，而於學術思想未曾致開導之力，是其短也。江陵蓋惡理學者流阻撓政令，故禁講學。殊不知學術思想畢竟宜自由。當道者於學校之教，盡可虛懷博訪海內睿智通識之儒，相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融會百家眾派，以定教育宗旨，而端學者趨向。除有傷人道之邪說外，其諸殊途異宗之學各有所明，各有獨到，聽其互相觀摩、互相繩糾、互相取捨、互相融貫。如此，則學術日進，真理日著，而群治日臻於至善矣。倘不務此而以禁止講學，取快一時，絕生人之慧，塞大道之途，人類之患，未知所底也。江陵以儒者而佞佛，其所得於佛氏之宗教精神甚濃厚，此可由其勇於擔任天下安危之願力見之。宗教尚獨斷，故學術思想自由非其所注意也。 三、以整軍為圖強之本。中華立國數千年，而外患常在北部。 此雲北部，包括東北、西北二隅而言。 秦以後，外夷蹂躪神州者，殆無不從北部人關。大凡外力內侵，恆由朝政昏亂、民心渙散所致。如國家勵精圖治，則任何強敵皆不足為患。此歷史上鐵案，不可移也。明代自嘉靖中年，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江陵早憂衰宋之禍將再見，故其以身許國，首以整理軍備為急務。然軍備充實，必由政治修明。易言之，必政府領導國人以自治，使國力強盛，庶幾軍備足而軍威振也。江陵深見及此，故《陳六事疏》有曰：「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又曰：「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雖有兵食良將亦不能有為耳。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愚按，此疏上於隆慶二年。是時江陵初輔政，大權未屬，不得不以自治之圖、必為之志責望於皇上。皇上如無遠圖與定志，則無以作天下之志氣，定臣民之趨向，而人心日習於玩憩，天下遂成自潰之勢，寇乘其敝而國危矣。及萬曆初元，江陵受顧托之重，漸以元輔專國政，於是以自治之遠圖、必為之定志領導國人。雖天下相安於偷怠委靡之日久，驟若不勝其嚴厲，久之亦自趨事赴功，群情奮勵，欣欣向榮，而修舉廢墜，粗定治強之基。蓋自是乃有軍備可言。此其操之有要，持之有本故也。至其整軍之計，屬於軍氣者有一，屬於軍費者亦有一，屬於邊防者有三。整飭軍氣一者，曰挽重文輕武之弊，以優禮將士。異時，將權不重，功罪賞罰不核。又或苛細，使人不得展布。凡有罪當詰問，輒以武弁當之。人視將士易與，將士亦以此自輕，不復振耳。江陵首請於上，以定整軍遠謨。假督府一切便宜，不數易置，時時出璽書、金綺相慰勞。有壯猷宿望屢立功破虜者，即賜召還，不欲盡竭其力。大將軍進退予奪，皆取自上意。下至偏裨，亦皆假以重事權，罷監軍使者，令文吏毋得摧沮。往時，司道牽制邊將輒僨事。今制，因司道致敗者，即司道與將士同罪不少貸。又賜將士養廉田，出帑金數十萬勞軍。謂建議者與受事者多意見不侔，往往詔建議者即經略其事，徐考其成。大將軍有衝陷折關、多立奇功者，不愛通侯之賞。每來邊吏，乘時修戰守，持重安詳；示虜閒暇，毋得張皇調遣，徒罷勞士卒。又親理營兵，罷班軍輸作令。凡此，皆所以重將權、振士氣，至今不可易也。其令建議者即自任其事，徐核其效，尤為良法。至於軍隊編制，則有禁兵、入衛兵、 自外省來入衛京師者。 薊兵、南兵、浙兵、福兵、忠順軍、山東民兵、狼兵、苗兵、所在標兵、水兵，往往因地招募，即令自成軍，使相保聚。且各種兵勇怯相較，亦有砥礪之效，此亦振作軍氣之微權也。 整飭軍費一者，曰澄清政治，財用自足。往時禁綱疏闊，宰輔納賄，朝廷昏亂。外省撫按及邊帥尤而效之，貪侈日甚。地方有司獻賂於上，而取盈於下，益無忌憚。自江陵當國，幸門盡塞，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間可張羅。文武百僚，凡有饋贈，不唯拒絕而已，且賜書告戒，示以修己奉國之道。於嚴厲之中，含肫誠之意，使人感激，不忍不自愛。唯其自修如是，故上可以諫諍皇室，凡宮中恩賞及不急工程，皆受制裁。皇太后作佛事過多，亦須省減。 鑿上房山雲梯二百八十級，紐以鐵絙， 修建紺宇，工程浩大。治薌民國初游其地，考其年月，則江陵去位後事也。因此，乃可執法以治大下。向者朝廷議論多而鮮成事。中央以至地方各級機關，多填委簿書，不肯奏報天子。江陵始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功。若事不可猝舉，須為久計者，必校量程功之繁簡、難易、多寡、久近，以陳督府諸司。按期報成事，不許故緩其難者大者以遺後人，不許以瑣屑之務苟應詔令。以故百官咸廩廩奉法，毋敢失職。諸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官吏唯以功效自見，無事結納夤緣，無敢奢靡。貪侈既熄，則公家之事，無大無小，一切皆認真核實，剋期舉辦。無浪費，無浮報。否者，則有刑罰隨之。如萬曆七年治河工程，沿河十餘大郡，地既遼遠險阻，土堤石堤並作，路線太長，建閘又不一處，皆艱鉅異常。朝野聚議，歷年久而難決者。江陵起用潘季馴，僅逾年而告成事，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此在昏亂政府為之，雖歷數十年，費千百鉅萬，猶復無成，可斷言也。向時驛遞，諸有勢者，其眷屬或知交皆可私用車乘馬匹。掌驛小吏莫敢誰何。今令文武大僚，非公事必須，不得擅用，違者嚴罰。 參考江陵書牘。 士大夫雖歷郡國，無敢馳一軺傳。上峰使令到縣，不許淹宿，致耗食用。凡賦車籍馬之費，歲省甚鉅，即國帑所撙節甚多矣。向時各機關官屬甚盛，出令者多，任事者鮮。今汰冗員什二三，用一事權，絕人觀望之私，歲省虛糜之俸又甚鉅。向時豪猾兼併，擁田甚多，而抗糧匿稅。有司不敢問，徒苛索貧苦小民以補賦額。今法嚴懲豪強，又行清丈，按畝征糧，而豪猾不得抗匿，小民無重稅之苦。又郡縣歲入，皆鉤稽其數，吏胥所乾沒若干，皆處以嚴刑，悉令繳還，無得逃匿。以故不加賦於民，而國家歲入甚足。向時款虜務順其欲，勞民傷財，徒使虜益縱慾而輕上國。 民國時，遇外賓來，盛設供張，無所不至，且多毀民房，以盛飾於外賓經過之道。每歲之中，此類費用甚鉅。不悟我修其政，而外人自敬畏，不當獻媚。我不自立，媚之，徒自取亡而已。 今則馭外夷甚嚴，遇事必我自為主，萬不可為外夷所制。我先自治，有備無患，萬不可順虜之欲，致損國體啟戎心。 以上須詳考書牘。 故款虜極簡約。如薊昌每歲所犒虜不過二萬七千六百而已。薊鎮向時虜患最劇。今虜來效順，而歲犒之不過如此，其他益可知。至於清理兵餉及減客兵不堪用者，又歲省數十萬。向時皇室內府鋪墊等費，常有侵耗。今則內庫諸閹皆已清汰，庫夫積猾者皆已枷斃。鋪墊等費，率省十三。甚至應天府起解布匹來京時，官為親驗，不容奸徒攬解侵漁。 見《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綜上所述，可見江陵當國時綜核極嚴。以如此廣博偉大之國家，而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無量機關，一切政事不論為大為小，一切用費不論為巨為細，無不鉤校其數，責成當事之人核實以善其事，無有絲毫妄費。雖皇室內府鋪墊之費，亦清除弊孔。庫夫積猾，至施枷斃之刑。以此風示天下，其孰不凜凜奉法，而敢挾奸心哉？如此大國，政治如此整肅，政費如此精檢，一絲一粟無有虛耗，國用焉得不足？嘉靖季年，太倉所儲無一年之蓄。江陵執政後，公府庾廩所委積，至粟紅貫朽，足支九年。僅以其贏餘數十百鉅萬，征伐四夷有餘矣。夫政治不良，軍費無可足之理；政治修明，軍費斷無不足之理。江陵去今近五百年，而後嗣不知取法，誠可痛也。 整飭邊防三者，一曰選擇邊吏。邊地政治好壞，關係國家安危。故凡邊區，上自撫按大吏，下至地方有司，必慎選人才而久任之。邊吏不得其人，則政亂而民散，反以資敵。又或好事者輕與敵人啟釁，致為巨患。清季迄於民國，吾邊省同胞離心，實由邊區長官以至下吏俱貪污無能者為之，侵苦群黎，不知綏撫，用使邊民渙散，國勢頻危。識者不止為賈生長太息也。江陵於邊省撫按及司道，皆簡任賢能，地方有司亦必選材授職。衰老不堪任事者，不令就職邊方。京朝官不得與外官通饋遺或請託，違者，有能告發，即厚賞告者，而違法者悉議處。暴官墨吏，下所司論罪，悉如法。然禁誹謗，理詿誤，許所系治者得執奏。設告者失實，或有異同，必令推詳得實。有賞罰疑誤者，許覲吏得廷辨之。凡此皆全國大小官吏共同遵守之法令，而於邊區則尤恐疏於稽核。江陵有「吾嘗一日神遊九塞」之語，不獨虜情軍務一一燭照而於邊吏舉措得失尤所注意。因此邊方無失政，而邊民無異心，內寧則外患自絕，故四夷咸服，九邊安靖，實以政事為軍事之本故耳。 二曰團練鄉兵。內地有鄉團教民習武，可御盜賊。驟有夷禍，亦足抵抗。邊地鄉團即漢時屯政是也。江陵《答薊鎮總督王鑑川書》有曰：「承示大疏八事，屯政最要。今之議者，皆患兵冗，按是時邊患甫熄，故妄人有去兵之議。一切務為清汰節縮，竊以為過矣。天生五財，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為足兵而務為去兵，則唐之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繇焉。誠使邊區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將襁負而至。家自為戰，人自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愚按，江陵甫平虜患，而朝臣遽議去兵。自古以無知禍國者，可勝道哉！邊區屯田制度，即內地之團練，倘得賢將吏認真舉辦，使邊民於農牧等閒暇時講求戰守，真永世之利也。民國初，屯邊之議甚囂塵上，轉瞬聲響俱寂。近代吾國人好浮議而無實力，甚可痛也。 三曰並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以伺虜，乘便擊之。大抵墩堡之守，對西北番族、兩粵瑤僮最為有利。蓋西番粵瑤雖不必能為大寇，而破壞地方秩序，危害邊民生活，其為患甚大。必擇要地，多設墩堡，軍民合力防守。又用熟番為哨備，方可阻其進犯。江陵《答三邊總督論番情》云：「狐鼠鼪鼬，潛伏蚴林，穴居險阻，非可以力勝者也。制御之法，唯當選任謀勇將士修險阻，明烽燧。責成近邊熟番遠為哨備，厚其賞給。警務先覺、預備，奮勇追逐，必令挫折，則熟番畏威懷德，而生番自不敢犯。」又曰：「但一創之，以泄邊人之憤足矣，固不能草剃而獸芟之也。」據此，則對番瑤甚為寬大。然墩堡不唯可御番瑤，即強虜犯塞，亦賴有此。從來大戰役，皆須地方民眾協力。如邊地軍民在平時對墩堡防禦法講求有素，一旦臨大敵，則有助於國軍者不少也。 上述邊防三款，江陵在隆慶時上六事疏中已提及之，後來乃漸次實行。《答總督譚二華論任事籌邊書》可見墩堡一事乃力排奸宄而後成，常時所稱。幅員千萬里，皆重垣密樹，如長蛇逶迤，覆蔭中路，行人可萬里不持寸兵。又謂西自嘉峪，東至山海關，延袤萬里，崇墉密雉，如天險不可升，虜無能躪入。 見《江陵行實》，其子張敬修等撰。 足見邊區寧靜，得力墩堡為多也。今後留心國防者，尚宜參考。 軍事與外交聯繫最為緊密。故江陵外交政策不可無述。上考漢唐武帝太宗二主軍力最盛，外交易辦，而皆不廢和親之策，可謂拙劣至極。胡人雜居內地，自東漢始，遂為典午禍胎。漢人昧於外交，種斯惡果。宋人始聯金伐遼而亡於金，繼聯元滅金而中夏始全沒於元。論者歸咎宋之外交失策。其實宋人根本無自治之實事，無自強之固志，其外交確無從著手。遼既不振，而宋亦不堪自樹，雖聯遼拒金，終不可能也。後來金人頹勢，復如昔之衰遼，而宋之無以自樹，又甚於其前，雖欲聯金拒元，亦終不可得也。合多數垂斃之夫，不可抗一個壯者，此必然之勢也。世言弱國有外交，往往不深考。本為弱國，而今發奮圖強，以剛毅不撓之力、光明俊偉之度，內修其治而外示人以不可侮，外交守正義而不屈，人必無敢侮我者。弱國有外交，事實如此。若夫弱國而自安於弱，一切所為皆殘民覆國之事，而欲講外交之術以圖倖存，此乃古今萬國所必無之事也。宋人始終無自治自強之道，而欲倚外力以復仇雪恥，此其外交所以失敗也。江陵學菩薩道度眾生，必先愛國。同胞墮沒，未能拯拔，空言普度，何忍於心？此江陵誓願也。故其以身許國，處處取鑒於宋，政治則痛恨宋人姑息委靡、卑主殘民，而矯之以法治；軍事則痛恨宋人徒尚虛文、不修武備，而以全副精神注意軍政；外交則痛恨宋人始終無自治自強之道，無可言外交。故《六事疏》首以急先自立之圖、堅定必為之志陳明皇上，確然自信，絕無震驚，毫不疑怖。大地上圓顱方趾之類同此耳目，同此心思。我苟自立，有備無患，人誰敢侮？即有強寇，吾以力拒之而已。自古未有國不自伐而人能伐之者，江陵與孟軻同一明見。偉哉！偉哉！ 考江陵執政時，外交與軍事大計，悉默運於彼之一心。南北邊區與外夷交涉，皆以當地將帥直接負責，而方略則一秉於元輔。 謂江陵。 雖亦許其隨機因應，而廟謨既定之本圖則不許有絲毫逾越。 古者人主大政告於廟。廟謨猶雲朝廷於一切大計早有定謀也。 本圖者，謂堅守自立而不受制於人也。如《答滇撫王凝齋書》云：「大抵修內治、飭武備，雖邊圉無虞，亦不可懈，豈視外夷強弱以為緩急乎？」愚按，國家治強之計，盡其在己，持之以恆，不視外夷強弱為緩急，此立國之常道也。江陵常以此與諸將吏相告誡，不唯指授戎機而已。此其振偷起懦之本也。又《答宣大巡撫》曰：「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使虜為我制，不可受制於虜。近見鑒川措畫東事，頗覺窘迫曲徇，恐將來不可收拾，則為虜制之道也。」按，此言鑒川於東虜未免窘迫曲徇，恐將來不可收拾，是為外交家不可須臾忘之明訓。強虜之要索，必不可曲徇，更不可自形窘迫，唯當示以雄毅不屈。我若窘迫，則彼之要索將愈甚；我若曲徇之，則不至國覆種奴而不止。江陵卒量移王鑑川，不聽其措畫東事，又戒後任曰：「豺狼虎豹亦有豢養於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系之，時給與肉食而已，非可效雞豚犬馬可擾而狎也。」愚按，外交之術莫如江陵此譬。夫給猛獸以肉食者，吾固有以利之也；無以利之，猛獸必不游於吾之苑囿也；畢竟籠檻之、鎖系之者，知猛獸不可擾而狎也，吾乃有以制之也。若人不能制獸而制於獸，即遇噬矣，可不慎乎？夫兩國之交也，互以利相啖，互以力與術相制，則兩俱無傷也，而受制於人者必危。江陵真千古大外交家，取譬極妙，非上智神勇，其可與語此哉？ 江陵似有四夷情報處之組織，雖史傳不見明文，然其有此種辦法而確爾無疑。余從其書牘推考，彼於此廣博偉大之中國，由東北至西北皆狂狡逼處，復由西番迄西南群盜，稱王稱帝者所在多有，而粵閩浙之海盜、倭寇又縱橫沿海數千里。環四周遼闊而極複雜之夷情，其強弱之勢、狡變之奇、離合之詭、乘吾隙而圖犯之幾，諸邊帥往往有探報未確，而江陵則一一燭照而數計之，不爽毫髮發。雖復神智過人，然若無各方情報，彼將何所依據而可任胸臆以作判定乎？漢以來當國之英，知留心四夷情報者，吾必以江陵為第一人。余揣彼之措劃，大概一方面責成諸邊將吏培養熟悉夷務人才，一方面必於其左右亦多有此項人才。彼可以邊方探報之資料與左右訪察之資料互相推勘而得其實，是以安坐中樞而能明見萬里外，總持大計，指揮邊帥，算無遺策也。嘉靖季年，朔北虜患最深， 此中朔北包括東胡及西番而言。 常有動搖京師之懼。及江陵重創之，諸邊始歸順，多有請封號、乞貢市者。然古者胡人貪殘少信義，撻之則投誠，緩之又將圖變。江陵諭諸邊帥勿遽允虜之求，諸請封號者，必熟審其無異圖，又縛還我叛人，始授以王號為藩屬。但決不許虜人移居內地，以絕後患。貢市之求，不一概拒謝，亦必詳察虜情而後許。至通市時，仍諭諸將嚴陣以待，有縱掠則擊之。朔北萬里無烽煙，猗歟盛哉！兩粵群盜據險自王，屠毒百姓，歷朝為患。江陵首先整飭吏治以遂民生，又訪問地形、賊情、親選良帥，授之方略，卒一舉蕩平，西南底定。海上之憂，則以閩粵二省將吏各自貪功，至於縱寇。江陵偵悉此情乃推誠心曉以公義，喻以公害，又嚴明賞罰，以勸有功，以懲有罪，於是海上肅清，東南高枕。是故江陵安邊之效，將將之略，雖緣治國務本，雄才出類，而情報之助亦不可忽也。然復須知情報固可為外交、軍事之參考，然立國若無正大可久之良規，僅恃情報以圖人，則鮮有不敗者。如日人利用所謂中國通者悍然謀兼併，卒以自覆，此亦不遠之鑑也。夫為立國正大可久之規者，必眼光不拘於近，神智不蔽於私，大勇不屈於強。能此三者，始可以定國是，立國本，足為群生所託命也。江陵外交與軍事政策，以制夷而不制於夷為主。其不制於夷者，所以自強自固也。其制夷者，未嘗奪其上地、劫其資源、奴化其人也，但使之安於其所，不為吾害而已，亦所以自強自固也。如《答王鑑川論東虜》云：「把都、吉能一時俱殞，黃酋亦且病發。天之亡彼，於茲見矣。但在我處之，須以恩信。」據此可見江陵大公之度，方欲綏撫衰夷，助其自立。又《與山西崔巡撫》曰「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處。今既為一家，凡事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云云。晚世強者待弱國有如江陵之以誠信待人者乎？夫自強自固而無侵人之私慾者，是吾古聖人以正大可久之良規而立國也。近世希魔及日本軍閥如有見乎此，何至毒彌天下而終於自禍其國乎？江陵蓋守古聖人之遺規，故其力雖足以鞭笞四夷，畢竟以禦侮而止，終不謀人之國也。今世界雖大通，而全人類大同太平之運猶相去甚遠。員輿眾國，必取法吾古聖立國之規，弱小求自強，而強大者勿挾私以狂逞，共守國際信義，無有小大強弱，一切平等，毋相侵欺，久之則大同太平可期矣。或問：吾古聖人未免缺於進取。答曰：周之盛也，四裔遐荒皆沐中夏之文教。漢唐之盛也亦然。 漢明帝時，四夷多遣子弟入學。唐太宗時，外夷來學者尤盛。 明有陽明學派，而東鄰新興人物多出於是。此可謂之退而不進乎？吾未聞人類自殘、返於鳥獸可雲進取也。 今人稱江陵外交者，謂以佛教誘蒙人，使之柔化。此乃以小術而測上哲之心，非篤論也。江陵《答宣大巡撫書》曰：「虜王求經、求僧，此悔惡歸善之一機也。南北數百萬生靈之命，皆繫於此。天祐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淨修善業，皈依三寶。我聖祖謂佛氏之教陰翊全度，不虛哉。」又曰：「所求佛經，須有我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與之。公可特作一書諭虜王，嘉其善念，曲為開導，示以三塗六道之苦，誘之以人天福果之說，俾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調伏凶人一大機括也。」據此，江陵只欲化其凶暴，使中外相安於無事，此諸佛大悲心也，若謂以此陷蒙人於柔弱，即未免推求太過。江陵固佛氏之信徒也，豈以此自陷乎？日人受佛教於吾國，其民族之武士道精神，反以皈依三寶而益加強，則又何說？中國五族本同源，而滿蒙回藏僻在塞外，文化向未發達，故常有兄弟鬩牆之患。江陵對塞外交涉，於其內侵也，則以夷虜視之，以力與計撻之；於其歸順也，則親之為一家，待之以信義，固未嘗以敵意馭塞外兄弟之族也。 江陵晏坐中樞，而總領全國軍旅，遙授方略，以平定四夷。其將將之本領，視漢高、唐太、明祖而無遜矣。江陵自謂「吾常一日神遊九塞」，雖靈智天縱，而其學養亦未可幾也。《與李中溪書》曰：「居正以退食之餘，猶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加入火聚，得清涼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趨舍不同，靜躁殊塗，其致一也。」又《與胡廬山》曰：「近時學者皆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相中求之，故其說屢變而愈淆。夫虛故能應，寂故能感。《易》曰，君子虛以受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誠虛誠寂，何不可者。唯不務實得於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異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謂虛寂者，宜其大而無當，窒而不通矣。」據此，則江陵確有靜存工夫。 此中靜字，非與動對之靜。蓋無事時固靜，百務紛乘時亦是靜也。惟中恆有主而不昏亂故也。 不舍事而求悟，故乃即事見理，亦知即理成事。故通於理者便善其事，事理如一。江陵得力於《大易》與華嚴者深也。然則江陵之圓照無礙、肆應無窮者，匪唯天授，其資於學養者深矣。漢以來二千數百年人物，有學養以為事功之本者，諸葛、陽明、江陵三人而已。葛公明翁俱醇，而江陵大有霸氣。然本原透澈，霸氣無傷也。江陵與《周友山書》曰：「不穀平生於學未有聞，唯是信心任真，求本原一念，則誠自信而不疑者，將謂世莫我知矣。」此不欺之言也。夫本原未得而以霸氣用事，則天下之凶猘耳，呂政是也。已澈本原則信心任真，同體萬物，以大力掀翻天地，使萬象昭蘇，己無私也，動無妄也，謂之霸氣亦何傷日月乎？方今全世界萬變無極，驚濤駭浪，不足為喻。倘葛公明翁復生，雖於全人類不無濟，要不如江陵旋嵐倒岳手腕，盪凶除穢，早令生人得所耳。餘生而孤窮，十歲始讀父書，已有澄清天下之志。唯性情迂固，難與世為緣。久乃自省，吾之識足以知周萬物而會其總、洞其微，吾才過短，不足以蒞眾而應變也。識者無為而鑒理，才者有為而開物，能兼之者罕矣，於是決志學術一途。衰年際獲麟之運，緬想江陵，而嚮慕不容自已也。 附識： 向者梁任公盛稱曾滌生，以為古來罕有其匹。此淺夫之論耳。滌生無神解，學術淺薄，其為人則有如傅青主所謂奴儒之行者乎？世稱其幕府善養才，有長人之識度，然何嘗有真才乎？滌生欲取法湘之先哲南宋吳獵，而終不似也。又近人言外交，或頌李鴻章。李氏固喜用術，而無經綸天下之大經，則其術不足尚也。李氏頗有氣概，而其中未免累於俗，非真能不餒者，故其術每失之卑。聞沈葆楨氏撫江右，民眾傷斃教士，西人逼令拘獲肇事者，置之死。沈佯諾之，而仍聽民間聚眾反抗，卒使西人放棄原議。此雖一小案件，然當國者能不遏抑眾志，則遇外人過分干涉，方可以民眾為後盾與之力爭。若民眾失其自尊自信之志，則對外將毫無辦法。若沈氏者，優於鴻章遠矣。 江陵不唯善將將也，而其陶養人才之作用尤為偉大。余少閱《唐書》，見隋世亡國之臣入唐多為名佐，意太宗於文武臣僚必有薰陶含養之功，惜其詳不可得而考矣。上稽諸葛公，常手敕屬僚，公誠之心，形於文墨。百世下讀之，猶有感焉，況與之並世而供事其間者乎？玆閱江陵書牘，每若電療之起吾沉疴，不能言其所以感也。孤懷宏願，至誠謀國，不知有身家，不知有權位， 江陵於勳爵一無所受。 唯欲措國家於磐石之安、使元元皆遂其生、外夷無內侵而已。此一根本精神橫溢字句間。人非木石，誰則無感？至與文官論治理，與武官授方略，伐其私，開其壅，示之機宜，喻之理道，猶復獎以勛名，申以法紀，義嚴辭婉，意思深長。中材感奮，勉造乎上無難矣。略舉數事，以見循循善誘。如《答陸五台》曰：「承盛儀，謹璧諸使者，幸惟原諒。 按此退還其饋贈也。 仆自受事以來，日夕兢惕。凡事關宗社生靈， 按古者國亡，則宗廟社稷俱廢。故言宗社即指國家而言，生靈猶言人民。 必齋心默告於上帝二祖而後行，不敢告者，不敢為也。誠以人臣之義，靖恭匪懈。況仆今處多懼之地，當至重之任，敢不畏乎？」又《與李漸庵》曰：「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又近年以來，習尚尤靡，至使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議論蜂興，實績罔效。」 中略。按清季迄民國之弊，又不止於此矣。 「故仆自受事以來，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家， 謂國家。 杜私門，省議論，核名實， 有言必考其事，任事必核其功。 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憎於醜婦。然審時度勢，政固宜爾。」詳上二書，與人相見以心，且自明新政旨趣，使人知所率由。明中葉以後，士大夫不務實學而好使氣，競尚浮昏之論。外省或邊方要政，部臣每從中牽阻。江陵《答薊鎮總督》曰「近來會士大夫，未嘗不一一為譬曉。但今人任事者少，識事者尤少。任事者真見其事理之當為，而置是非毀譽於不顧。不識事者未睹利害之所在，而喜為款言臆說以眩名。兩者相與，宜其說之曉曉而不可止也。世事如此，可嘆可慮。大工垂成，不可終止，望勿生退悔」云云。考薊鎮修築墩台，本邊防重要工程，而兵科乃始終欲罷之。雖工已將竣，仍欲再下督撫議罷，卻忘嘉隆間虜騎迫近京畿之惶恐。科臣無知至此。江陵力主於上，而函勖督撫勿生退悔。此其所以能堅任事者之心也。江陵雖嚴峻，而朝臣不曉事者太多，亦無從汰除，但毅然獨斷，不為若輩所撓而已。《答吳環州書》曰：「無識言官動即建白，及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臣聞遼虛報，遂欲防守京城，浚壕塹，掘戰坑，以御虜者。虜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疏若行，豈不遠駭聽聞，取笑夷虜。孤孑一身，無可與計事者。」又《答粵帥殷石汀》曰：「近來人心不古，好生異議，以其媢嫉之心，而持其庸眾之見，惟欲偏徇己私，不顧國家便否。即如昨年虜孫之降，舉朝駭懼，以為不可納。仆曰納之而索吾叛人，可盡得也。 按趙全等叛而降虜，說虜大舉入寇。如不索還戮之，後患甚不可測。 貴州之事，撫臣請兵請餉，眾皆曰可許。仆曰此渠叔侄間爭殺耳，不足以煩朝廷。古田密邇省會，蕞爾小丑，敢戮長吏，不容不討。眾皆曰劇賊據險，兵力所不能加，即欲除之，非集數省之兵，費五六十萬不可。仆曰不然。吾知殷公必能辦此，諸君但觀其必能破之。此三策者，皆大違眾議，而仆獨以身任其事。乃異議者猶欲搜求破綻，阻毀成功，以快私旨。嗟乎，人臣為國忠計，可如是乎？」按江陵在隆慶時雖參大政，而資地猶淺，不獲專政，其時群盲在朝，欲與之為難者多矣。上來但略舉數事，以見其概。實則明中葉後，士習浮虛，在朝少識事任事之人，在野亦皆不解事而樹私黨逞空談之名流學者。王船山謂此輩不惜賣國，亦非苛論。江陵在如此運會之下，毅然欲有所為，雖不惜犯朝野群昏之積謗深怒，而其險阻艱難，可以想見。 後來熊襄愍便由黨人與朝臣相結以置之死。清乾隆帝曰，明朝不殺熊廷弼，我家不得入關。明季士大夫氣習浮昏，由來者久。江陵及身倖免，沒後仍蒙禍。 天下大矣，而不識事理者過多，識事理者太少；懷私而無正義感者過多，心存乎公而惻然凜然抱正義感者太少。江陵以雄才善應，漸取政權，毅然鎮壓朝野群昏而為救亡之圖、強國之業，此其強力超識，蓋非一般英雄人物所堪企及矣。《答學院李君》曰：「秉公執法，乃不穀所望於執事者。至於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不穀棄家忘軀，以殉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略不稍回，故得稍有建立。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願吾賢勉之而已。」《答周友山》曰：「今世人臣，名位一極，便各自好自保，以固享用。至哉斯言！學者於此放捨得下，知一己享用以外，更有其遠者大者，能確然自信，服行勿失，便可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非譾見謏聞所可窺也。佛氏立位聖果，以十信為初地，直至超登果位，不過圓滿起初一信字。願執事於此自信而已。」據上二書，可見江陵所以已立立人者，其求端用力之要，全在克除小己利害得失計較之私，方得卓爾有立處。 曾滌生便惴惴焉為一己享用計，未嘗為國家前途慮，所以為奴儒也。 此工夫，須自信方堪作到。吾信吾自力。上不信天，下不信地，直內自信，則天地化育，待我參贊。而我不聽命於天地，況其他乎？自者，自我。此大我也，非七尺形骸之小己也。拘小己，則靈性錮於七尺之形，而利害得失，種種系縛，如蠶作繭自困，如蛛造網自陷，一切無可動轉，何有自力可信乎？唯超脫形骸而信吾內在靈府自有無窮德用， 靈府即謂靈性，以其含藏萬有故謂之府。 成己成物，經天緯地，一切盛德大業，皆自靈府發用流行。此乃內府自覺自創， 內府者，靈府之別名。 力用無邊。佛氏所云如來藏是也。於此信得及，諸有所作無不成辦。夫內自足者無所怯畏，故自信為要。人未有失其自信力而能有立者也。江陵以此勖僚屬，得其本矣。 關於興起事功方面，江陵必責成各該主管之長官躬親督率屬吏剋期實辦。書牘中有《與總憲凌洋山》云：「辱教種樹事，邊臣搏美虛套，大率類此。」 中略。 「初時人建此議，仆即語同事者曰，種樹設險亦守邊要務也，但只如議者之言，決無成效。同事者頗不謂然。今已數年，迄未見有一株成者。即如台工一事， 按台工即墩堡處築台為守備，虜不得入也。 當時若非仆力排眾議、以身任之，三華與公殫力運思、躬親督理，則今亦當為烏有矣。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國家欲興起事功，非有重賞必罰，終不可振，如猶玩憩。則仆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鉞巡邊。人臣受國厚恩，坐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何如？何如？」據此書，可見官場搏美虛套，中國人一向如此。邊區種樹事，尚延數年。江陵始決心杖鉞巡邊以督之，否則種樹恐終托子虛耳。然以元輔之尊至為種樹巡邊，則其他大於種樹之事萬萬倍者，決不至聽其偷延盪廢，可斷言也。書中所云初時建議種樹者，當是江陵尚未得專政時事，否則江陵決不任其延誤數年也。今人盛稱左宗棠在西北種樹，而不知江陵早行之於明世。至萬餘里台工，西自嘉峪，東至山海關，崇墉密雉，如天險不可升者，左氏決無此氣魄。考《書牘》中談及墩台事者不止一二處。當時妒害其成功者甚多，幾敗於垂成矣。此書言仆力排眾議云云，可見此事成之以獨斷與迅勇，否則必沮於悠悠之口。據《與總督譚二華書》云：「墩台可以遠哨望，運矢石，有建瓴之便；士無露宿之虞，以逸待勞，為不可勝，乃策之最得者。」又云：「緊要墩台竣役，即可議減客兵一枝，則省軍費亦不少矣。」江陵慰二華有云：「世間一種幸災樂禍之人，妒人有功，阻人成事，好為異說，以淆亂國是。」 中略。 「公之忠赤勞勩，人雖不盡知，我祖宗在天之靈必陰鑒之。願堅持此心，保無他虞。」二華親身督工，故慰之如此切至。江陵感人以誠，其誰忍不自奮乎？又運河堤工，南自高郵，北至太行，堤延袤四千餘里，兩堤峍崒，屹為鉅防，此亦偉大之作也。至於整理丁糧，為一條鞭法， 今猶承用不易。 與清丈之政，為田賦上極大改革。然皆極不便於全國豪宗巨室，阻力橫生。而政治與社會上偏私、姑息、委靡及虛文推脫，種種積久甚深惡習，又皆為豪強援助，一旦欲征服之，談何容易！破外來寇易，破內伏積寇難。江陵剛毅不撓，執三尺法以盪定群魔。新政以行，小民獲庇，功亦鉅哉。秦以後二千數百年，政府興起事功，能以雷霆猛烈之力領導天下臣民，勤勇迅疾實幹而用不浪費、事不苟偷者，唯江陵當國時有此奇蹟。其計劃精密、氣魄雄偉、作法嚴毅而樸實，此等人物在秦以後之中國確為僅見。而明代以來，毀之者曰權相、奸相，譽之者亦只服其才，究不知其為如何之才也。理學家排之最甚，蓋出類拔萃，眾人固不識也。 江陵將去位，清丈有未了者，則函該省大吏云：樹「必急辦完此事，吾方好去。」又恐其急促誤事也，則又戒以慎重。其公誠感人如此。 國家政事萬端，如任事者各懷私見，不顧公家，不求真是，則亂亡之禍無可免。江陵對僚屬常以此相戒諭。《答台長蕭兌山嵎》曰：「近見督府、察院論牧地事不相下，其言皆過激。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自宜虛心觀理，務求其當，奈何忿爭如此？」又《與河督萬兩溪》云：「近有人言，公與督漕不協，兩家賓客遂因而鼓煽其間。仆聞之，深以為憂，甚於憂洪水也。夫河漕皆朝廷所軫念者也，二公皆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舉，漕運乃通；漕運通，河功斯顯，譬之左右手，皆以衛腹心者也。同舟而遇風，櫓師見帆之將墜，釋其櫓而為之正帆。帆者不以為侵官，櫓師亦未嘗有德色，但欲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唐虞人才，非獨異於後世也，良由舜禹以克讓之道倡於上，合九官十二牧為一人，以共熙帝載，故治功獨隆。禹之功，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及將受攝，舉天下之重而讓之皋陶，叮嚀反覆，唯恐皋陶之不己先也。然禹以是而益聖，而頌其功者至今不衰。故曰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近世士大夫有才者不少，惜哉不講於此道，故治亦不古若。夫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仆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仆願二公之留意也。」又《答宣大王巡撫》曰：「撫鎮協和，文武輯睦，邊境之利也。」又《答總督方金湖》曰：「近來將官彼此相傾，甚於文職。此中隱情，亦宜徐察之也。」又《答徐太室》云：「仆平生游於宦途，但願人解怨，不願人結怨。況本無怨之可釋乎？願公之自信，而薄責於人也。」又《與吳道南》云：「二將之事，鄙懷久已洞然。往事不足深論也。此後願益務以善養人，為國惜才，以充其與物一體之量，則目前道路自然開通。虎狼夷狄無不可處，何至齪齪疑慮，若無地自容耶？」又與賀澹庵曰：「君子履信思順、平心率物而已。其於世有合與否，命也。若如執事追往慮來，冰炭滿腹，宇宙雖大，何以自容？」又《與孫淮海》曰：「大廈之成，非一本之干。仆既已倡之矣，尚賴一時賢士同心和之，庶克有濟。奈何人心玩憩已久，溺於故當，蔽於私意，雖心知其當然，而終不能踴躍以趨赴也。今唯積此真意，漸次薰蒸，假以一二年，庶可少變。」詳上諸書，江陵告誡文武百僚和衷共濟，此乃致治之本。《與萬兩溪》言「唐虞九官十二牧共熙帝載」云云， 載者，事也。 言百官互相熙和，以共成天子所委任之事。此篇之義，至極深廣。《答蕭兌嵎》「虛心觀理」云云，尤為根本。與吳道南言「以善養人，為國惜才，充其與物一體之量」，足以消凶人忮害之私矣。與賀澹庵言「履信思順，平心率物」，「其與世有合與否，命也」，直使褊夫有寬休處。與方金湖言「將官相傾，亦宜徐察」，知其平日留意調和諸將。與孫淮海言「唯積真意，漸次薰蒸」。則江陵自盡其誠，使文武百僚觀感而化，正是儒者本身率物之道。 聖人言：「君子之道，本諸身，征諸庶民。」 其視法家相去奚止天壞乎？《答耿楚侗》雲「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惟虛平此心，不敢向人間作好惡耳」，是其於作聖工夫確有得力處也。《與薊遼督撫》曰「折節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暌貳，正己以振威稜」。此四語者，盡為治之要。而合暌貳在乎坦懷，義蘊無窮，非反己功深者不識此意。 綜上所述，江陵教百僚之語，要在去私意褊衷而復人性之通，歸人情之公，情或有不公者，私意褊衷為之也。去其褊與私即公矣。故能和衷共濟也。性情被鑿， 此言鑿者，傷損義。 則靈感不興，正義感亦不起， 靈感最上。如最高的智慧，必富於靈感者乃得有。正義感亦必有靈性生活之人，能去私與褊，始可有之。否則其人只是頑物，不會有正義感。 欲其與人和衷共濟，不可幾也。近世學術與教育偏於追求知識，精熟計算，競爭功利。其於性情方面，蓋無事於學，無事於養。此人道之大憂也。性情鑿，則人與人失其大通大公之真幾，只有各持知見，而以利害相團結。彼一團利害，此亦一團利害。彼一團知見，此亦一團知見。欲其契理於超知之地，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意深遠。非精於佛氏大般若者，不可與語此。 息機於利害解脫之場，不可幾也。而人類乃永無寧日矣。夫儒道廣大無邊，而不妨綜以三德，曰智，曰仁，曰勇。 一切惡非勇不去，一切善非勇不成。 佛法廣大無邊，亦不妨綜以三德，曰般若， 般若即智慧義。 曰慈悲，曰大雄無畏。皆未嘗偏重知能，而失其性情之養也。江陵之學，本於儒而融之以佛。故其教人，常在性情處啟發，如去私與褊，皆培養性情之學也。善夫！戒賀澹庵之言曰：「追來慮往，冰炭滿腹，宇宙雖大，何以自容。」此私與褊之害也。如此，則性情鑿盡矣。追維唐虞之盛，只是性情交暢而已，大通大公而已。 附識一： 性者，言乎生生不息之理也。吾人稟此理以生，天地萬物亦同稟此理以生，無二本也。故人若自拘於七尺之形，則與一己以外之人或物皆礙而不通。如能率性而行，即我以外之一切人或天地萬物，皆我之情思所自然流通而無礙者。如見人之飢若己飢也，見草木之衰落即弗忍也，乃至游心萬物，而可得其理。因吾與一切人乃至天地萬物所以生者，無有二理，即無二性，故大通無礙也。《中庸》雲，盡己性以盡人性、盡物性，義深遠哉！ 和衷共濟者，決非徇俗情、避嫌怨可雲和與濟也。和者，以直方大而和，俗情不可徇也。濟者，秉至公而濟，嫌怨不可避也。俗情嫌怨皆私也，褊也，非通德也，非公道也。朋於褊夫而避私怨，則違萬物之正性而失其通。溺於私情而合污俗，則背天下之正義而失其公。不公不通，其有能和濟者乎？江陵《與按院林雲源》曰：「利於公者，必不利於私。怨讟之興，理所必有。顧懸衡以運天下，功罪賞罰，奉天而行。 此通也，公也。 雖有謗言，何足畏耶？孤數年以來，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矣。憸夫惡黨，顯排陰嗾，何嘗一日忘於孤哉？念既已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以是能稍有建立。願執事勉之。」據此，則江陵所以得百僚之和濟而收治安之效者，唯其不顧俗情，不避私嫌私怨，以大通之道順萬物之正性，以大公之道遵天下之正義。此其所為能以真意薰蒸百僚而有和濟之功也。昔四代之衰， 四代，漢唐宋明。 乘權處勢者皆守其褊衷而不可求通，護其私意而不知有公，卒使和濟道窮，萬物暌違，天下崩潰。此亦圖治者之殷鑑也。 江陵有言：「凡事之有益於國、有利於民者，雖極難舉，必困勉而成之。凡事之出於過舉而行之己有損於國、兆民頗苦其害者，必立即罷之。不可狃於故常，護其私意，憚於除弊也。」大哉斯言！聖人所以通其變，使民不倦者，如是而已。江陵每戒僚屬曰：「政在宜民。」夫宜則舉之，不宜則罷之。或舉或罷，悉依民意。余故謂江陵獨裁，但在行政方面力矯因循與姑息等弊，不得不尊首長之威權以嚴行綜核，信賞必罰，肅清貪污無能，滌除蠹國病民之毒。至其立法，則以遵循民意為主，未嘗為一切束縛之法，如商鞅、秦孝、韓非、呂政之所為也。獨裁必若江陵而後無病。且江陵之於僚屬，非徒以法繩之而已。而手札教誡，以真意相感召，則儒者隆禮之道存焉。 江陵與諸將書牘，高瞻遠矚，洞晰機宜。北徼氈裘之虜，南垂篁竹之夷，譚險厄要害，出沒向背，較若列眉。諸將奉其籌策而行者，罔不如志；違者，鮮不挫敗。茲不及征述。唯吾國三代盛時，對四夷取防禦政策，而不忍行侵略。漢唐盛時猶然。江陵對外夷亦承前代遺規。其與諸將叮嚀戒諭者，則以修內政、固邊防、嚴軍紀、熟虜情、持鎮靜五義為最要。如《與劉凝齋》云：「練兵誠急，但行須以漸。多方鼓舞，使人人思奮可也。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樂生之心，則臨變而作其敵愾之氣。」又《與薊遼督撫吳環州》曰：「近日虜情大略可見。彼之心離勢渙，偷活苟安，我則政事修明，內外輯睦。盛衰之機，昭然可睹。故今後不當議守，且當議戰。但不宜輕示機緘，令人窺測。」此可見其以內政為本也。邊防之最要者，如屯田、墩台諸大政，時以手書慰諭諸將，玆不及錄。軍紀一事，江陵蓋常遣偵騎赴邊地考查。如《與督撫劉百川雲》：「今人口語嘖嘖，咸雲南兵無紀律，專肆貪縱，宜以軍法處之。烽火為軍中耳目，最宜嚴謹。古之為將者，鼓一鳴，即前有湯火不敢不赴，金一奏，則見利可趨不得不退。今平時自為出入，而管軍者不知，臨陣何以號令之乎？」又曰，墩軍襲殺屬夷， 墩軍，守墩堡之兵也。 情甚可惡。宜急梟首，以泄屬夷之忿，杜將來之患。 此戒其無端襲劫屬夷，將使之離心，於國不利也。 據此可見江陵對邊軍紀律隨在注意，宜諸將不敢懈也。至於偵察虜情，在當時若何訓練與組織此項人才，今不可考。然觀江陵與諸將手教，則其平曰督勵邊帥，窺伺虜情，至為縝密矣。鎮靜二字，則自嘉靖中年以後，內而朝廷素無自立之計，一聞邊警，即驚惶罔措；外而邊將向無鬥志，一聞謠諑，便張皇不知所計，朝廷因而震恐。 前引兵科聞遼虛報之事，即其證。 或劫傷塞外樵牧夷人，虛報邊功，兵部竟與厚賞，而不虞大患之在其後。內無以整軍，外失夷情、啟邊釁，皆大患也。江陵既嚴軍紀，固邊防，信賞必罰，以振頹風，則又戒諸帥以鎮靜。蓋兩軍相對，鎮靜者勝。未戰之前，謹修吾備，而持之以鎮靜。虜不可測吾之機也。當戰時而鎮靜，則神定而氣充，自足以制虜也。曹孟德臨陣如不欲戰然，此其機深者也。江陵《與薊鎮巡撫》曰：「虜情叵測，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昨己申告薊人，務以整暇，毋勞擾，毋忘備。」又《與甘肅巡撫侯掖川》曰：「制虜之道，惟當視吾備之修否。服則懷之，叛則御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也。」詳此所云，不以虜之好言、惡言為喜怒，唯修吾之備而已，此乃鎮靜之極也。猶憶二次大戰將發未發時，希魔出一好言而舉世欣然，出一惡言而舉世震驚，可見鎮靜極不易。 江陵時以手教戒諭文武百僚，所以激其體國之誠，發其度事之智，鼓其任事之勇者，蓋無微不至。故能成就人才，興起事功。從來任天下之重者，罕有此熱誠，罕有此本領。 莊生自述其為學也曰：「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吾謂江陵之用心於天下也，亦若是焉耳。莊生贊關尹老聃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吾於江陵亦云然。明自嘉靖中年，國窮而民困。 流民甚多。 北方塞外群胡， 此雲北方，兼西北、東北而言。 紛紛蠢動，並圖內侵，逼近京師者數次。當是時也，朝廷如以大兵四征，則戰禍不知所底，而國必自潰無疑矣。江陵練精兵，修墩堡，行屯田，壹意以防禦為主，而又善用外交手腕，予之以利，制之以權，柔亦不茹， 不欺弱也。 剛亦不吐， 不畏強也。 遂使群胡臣服，宇內晏安，此乃曠代非常之功也。熊江夏襄愍公經略遼東，實秉江陵遺策，故滿州憚之。從來似無考及此者。 江陵平生留意賢才，一旦秉政，遂竭誠薦拔，而被引者每不知其所由進。《答戶部王疏庵》曰：「仆平生無他行能，獨好推轂天下賢者。」自在詞林，迨入政府，其所保護、引拔，寧止數十百人。然以為國，非為私也。「乃仆以誠心求賢，而人或不以誠心相與。若乃披肝膽，見情愫，一心奉公，不引嫌，不避怨，與吾共圖國家之事者，如公亦不多見。向以求歸懇切，不得已暫遂高懷，別後惘然如有所失。」 中略。 「當此清明之會，忍遂忘情於斯世乎。倘翻然回轍，當虛一席以俟。」《答藩伯賀澹庵》云：「夫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不穀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為用舍。其所拔識，或出於杯酒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答大同巡撫賈春宇》曰：「仆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眾。有拔自沉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主者，不可勝數。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何公之惓惓於仆也哉。」 中略。 「夫使公誠以仆為知己也，則古人所以酬知己者，固必有道矣。腆貺終不敢當，仍璧諸主藏，幸唯鑒原。」詳上諸書，可見江陵汲引當世人才甚眾，而所識拔者又皆出於獨鑒。則知人之哲，尤難能也。江陵於有用之才，亦不求備，且善於鍛煉之，玉成之。如覃春宇之流，有才而品未必高，今卻其饋贈，愧之正所以進之也。又《答劉虹川》有云：「仆之求士，甚於士之自求。雖越在萬里，沉於下僚，或身蒙訾垢，眾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為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為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者自處，以待仆之求，而用世道相與，饋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於私家，陷之以難卻，則不知仆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填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仆為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靜以俟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為，舍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貨賄，仆不得已，必將揚言於廷，以明己之無私，則仆既陷於薄德，而公亦永無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細玩此書，辭懇而意嚴。考虹川曾任鄖台，有惠政，以被誣黜退，故饋遺求援。今責之懇至，復勉以靜俟，彼忍自棄乎？又有失意宦途，難忘猜怨。江陵慮其消沮，將無任事之勇也，則多方開導，足以拓人胸次。如《與劉白川》云：「自弟通籍以來，竊見宦途通塞，咸有嘿嘿者以屍之，或擫而反遂，或引而更頹，或理宜暢遂，或運屬乖違。揆之人事，自有相反者。飄風能殞葉於將脫，而不能使勁干立枯。咒師能乘算於宜絕，而不能使修齡轉促。 咒師欲以咒致人於死，必所咒之人命運臨絕，故得乘算而致之死耳。倘其人壽命修長，決無可咒之令死也。 向之議兄者，猋至蜂起，簧鼓噂 ，或割刃而徂擊，或挺戈而當先，卒不能動兄一毛，而望實愈茂。則倚伏之料，昭然可睹矣。夫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自信於己，任運推移，唯吾道之衰廢，又何計於怨仇乎？必行有所召，斯臧倉之詬得行。 臧倉，魯君之嬖人，善讒詬。 倘德在予矣，即向魋之難何懼？ 向魋欲殺孔子，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若乃齊冤親於平等， 佛法，冤親平等。 並恩怨於兩忘，海馬先機，虛舟隨汛，斯又上士玄同之軌也。」 中略。 「所願勉就功名，以答群望。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谷予女。』紛紛之談，未足為蒂芥也。」此書敘俗情而寓妙趣，讀之令人如游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唯當信心任真，涉猥瑣，犯險難，以赴公家之務耳，何疑何沮？又有遺俗高蹈，往而不返者，江陵必敬慰以挽之。如《與司成馬孟河》云：「振驛南雍，士方向往，不謂東山泉石，更掛沖襟。夫遺世拔俗者，逸民之所操；明道濟物者，大賢之宏量也。公遺情纓袚，結意煙霞。蟬脫於蛻穢，素心獨往得已。然律以至人玄同之軌，揆以孔門兼善之抱，無乃得其一，未得其二乎？弟以淺陋，幸附驥尾，日夕循省，屍素是虞。昔匡鼎說詩，都講為之避席；南能卓錫，印宗退而北面。以弟之愚，誠得高宿如公者而遜之，所謂孱夫負千鈞上太行，得烏獲而畀之，有餘力矣。願公幡然易慮，回肥遁之轍，躋同人之軌。毋使青衿之子，徒有白駒之嘆。幸甚。」此書神趣悠然，足使幽人回真順俗。又對邊臣怠事者遺書斥責，詞愈婉而意愈嚴。如《與王西石》有曰：「昔李抱真初在澤潞，勝兵不滿萬。抱真勵以忠義，省財用，閱軍實，數年遂為強鎮。河北諸藩懾懾，不敢越河為寇，抱真力也。以此見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艱難困憊，忠智實由以表見也。顧近來疆場之臣，大抵選懦觀望，飾虛言，張首虜，為旦夕計，非有長慮卻顧，為地方至計也。因仍成風，邊事大壞。夫仕宦至於巡撫，受國恩不為不厚，功名不為不顯矣。事有關係，宜以死生去就決之，乃諰諰然求便其身圖，此亦不忠不智甚矣。今者廟堂頗亦厭此。」 中略。 「事有易置者，不妨先達本兵， 謂兵部。 次第舉行，詢於有眾，事事求實。又本之以誠愨，持之以堅忍，慮定而後動，鮮不濟矣。」 後略。 觀此書，知江陵於邊帥時相戒諭。所以嚴軍備。又以私誼振導之，免其積偷而罹於法也。又於文人恃才而急於自見者，亦懇切規戒。如《與給諫吳川樓》云：「公俊才逸氣，鋒穎秀拔，不唯脫穎全楚，實亦絕塵海內。然坐是頗為累矣。夫素絲易污，嫮顏蒙垢。士之負瑰瑋而坎土稟者，不可數計，豈必盡世人之過哉？毛嬙西施，天下之至麗也，鳥見之高飛，魚見之深入。況無容於前，有伺於側，同室並御，爭妍競憐。斯楚姬班女，所為招劓而興悲也。彼才人者，不知含光葆貞，內晦其美，乃嫣然姣服靚妝，沾沾自喜，以此求容，將無難乎？孫登之言曰，火有光而不用其光，人有才而不用其才。光在於得薪， 火不得薪，則光無從顯也。 用在於識真。 有才者，如欲用其才，必遇真識才者方可見用。 嗟乎，假令屈賈之儔稍留意於此，則汨羅無不返之魂，長沙無賦弭之感矣。」 後略。 愚按，漢以來文人皆思挾才以見媚於君相，卒至取辱。此輩得志，不過以文墨供當途者之娛玩。不幸遭讒詬，則遷謫或抑鬱以死者，其常也。此輩全無自立之道，全不求實學，唯壹意自炫，以求媚於世，與妾婦同道。二千數百年來，士之有才者，大概習於此途。中夏式微，非無故也。海通而後，文人所持之具雖變於昔之詩賦或古文辭，而其骨子裡則與過去文人名士無二致也。江陵以楚姬班女之行戒吳川樓，責之切而勉之殷矣。其書末有曰：「今而後從事於至人之學，庶幾乎玄同之軌。」江陵固老婆心切，而川樓可語是哉？但此書以屈子與賈生並論，未免不倫。屈子懷亡國之痛，非為一己之遇不遇而悲憤也。賈生志行固與東京以後文士有別，然使文帝委生以政，亦決不能有所建樹，畢竟是文章之士耳。昔人哀生之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以此諷文帝，既不了文帝，又不知生也。夫人主一日二日萬幾，而能游心造化，究鬼神之有無，此豈世主可得而幾乎？ 江陵訓戒僚屬諸書，上來略舉數則，已可見其因材施教，隨事示警，是乃以其身任師保之重，而與文武百僚相砥於學。贈畢石庵敘曰：「吾聞古之君子終始典於學，居則學於父兄宗族，出則學於君長百姓，莫非學也。跡之顯晦，烏能間之。昔者帝舜起匹夫，攝百揆；及為天子，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好問好察邇言；至與其臣禹契皋陶輩，詢言陳謨，規誨不惓。推其言，殆若居木石而友麋鹿，無少異者。其純如此。」 中略。 「吾聞天之道不息故久，君子之學不已故純。《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動靜者時， 時有動靜則二。 囂寂者境， 境有囂寂亦二。 顯晦者遇， 遇有顯晦亦二。 不二者心。』 心則通乎任何時、任何境、任何遇而皆不得二。 心有所間則不能緝熙，不緝熙則光明息矣。往之一息謂之古，來之一息謂之今。古今之遼邈，曾不能以一息，而況於顯晦之間乎？故學無間於顯晦，然後其志一， 窮居為晦，出而任政則顯矣。顯晦異其遇，而學未嘗間也。故終始一志。 志一然後其神凝。 凡夫則志隨遇而遷矣。晦時或志在善，顯時則私慾乘勢而動，失其向善之志，故前後不一也。如是者，其神喪於中，何凝之有？ 如是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其政精核。推此以言，則政亦學也。世言政學二者，妄也。」 中略。 「蓋學非言之難，用之為難。恬而夷者非難，紛而劇者為難。」 中略。 「夫以匹夫匹婦之勝予。 古之聖王常視天下匹夫匹婦皆勝於我，恆不敢肆。 愛憎毀譽之橫發，絲棼棋布之事交集於躬。一或稍懈，皆足以移吾之志而滑其心。其克遂吾志而益其所不能者在是，其弗克有成而隳吾學者亦在於是也，吾奚為而弗懼？夫志成於懼而荒於怠。懼則思，思則通微；懼則慎，慎則不敗。能思而慎，何替之有？《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懼之謂也。」詳此敘，江陵蓋主張所學必驗諸政，從政不退所學，故說政學不二。其言虞廷君臣之間，詢言陳謨，規誨不倦，如師友及諸生相聚，講學於一堂之中，真盛世規模也。江陵訓誡僚屬，親切真摯。議政之地，不啻為一函授學校。有味哉，作人之願弘也。惜書牘所存無幾，其諸子失於搜尋者當不少。余嘗謂江陵宗主儒家，雖於行政方面有取於綜核尚嚴，而其骨子裡究與法家異撰。觀其訓戒僚屬即政即學之旨，足證吾言不妄。江陵與李漸庵論人才曰：「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持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違宜，乃委咎雲乏才，誤矣！」《六事疏》有云：「竊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核，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不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眾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 余憶清季談維新變法者鮮不如此。民國以來，政府與黨部甚多議案與標語，而學校暨社會名流又多辦刊物，或出洋本本。凡談社會政治理論，東剽西竊，浮浮泛泛，毫無實際。古人云坐而言者起而行。今人言不自心出，根本沒有想到行之一字。使江陵生近世，不知如何痛悼。 至核其本等職業，又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愚按，清季迄民國，亂亡相繼，而談者輒曰當世無才。自昔衰世，常同此嘆，不獨近代也。唯江陵獨謂「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其言甚卓，亦足振生人之氣，勿因世亂而自沮喪。余是以慨然追慕乎江陵之為人也。雖然，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信乎其言無可易也。設遇非常之變，不幸無大仁大智大勇之非常人物領導群倫，則一世之才將皆不得見用於世，欲其不消磨於無何有之鄉亦不可得矣。江陵本非常人，故能用其並世之才以弘濟艱難。顧江陵可世世常出耶？余以為，非常人物之關係於世運者太大。此天使也，可遇而不可必得矣。然非常人物雖雲天縱，而非其國其群之文化或學術思想達於最高之域，則天亦不能為之特降非常人物於其間也。中國秦以後雖衰，而四代之中 謂漢唐宋明。 君相師儒，猶時有非常人。《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寶吾文化，又何餒焉？江陵論用才之道，須久其任而專一其職，加之以綜核名實，信賞必罰，而有才者無不樂自見，天下之政無不綱舉目張矣。其法可參考《江陵行實》。 江陵諸子所撰。 玆不及詳。 明中葉後，士習浮虛而習忮害，其所由來者漸矣。元入賤儒，位之娼優之間。其政殘酷，搜括尤慘，社會風習敗壞，方正學深以為痛。士大夫苟活偷生，久之必習於卑陋。卑陋久，則無真實力量而尚浮虛，無廣大胸量而多忮害。明初，以革命新運，人心思治，欣然向善。及中葉以後，道喪於上，俗敝於下，則舊染之污如夙疾復發，士大夫之短盡露。陽明子所為急急講學，江陵皇皇事功。孟子言禹稷顏回同道，吾於兩先生亦云然。嘉隆以降，在朝則宰相至科臣，在野則理學名儒，皆好謗毀中正，而於國家任事之才尤摧毀不遺餘力。如譚二華在薊建議築墩台，其時人情洶洶，流言四起，忌者乃欲因此中以奇禍。江陵獨保護之，俾成其事。自後，虜不敢窺薊，實賴築台守險之力。又江陵《與汪南明書》曰「譚 二華。 戚 南塘。 二君數年間大忤時宰意，幾欲殺之。此當是隆慶時事，江陵未得專政也。仆委曲保全，今始脫諸水火。一旦驟用之，恐不可成」云云。譚戚皆一代名將。是時四夷交侵，邊患正急，而宰相竟欲殺良將，此豈可以人情想像者乎？江陵獨保全善類，嘗曰：「為國任事之臣，仆視之如子弟，既獎率之，又寶愛之，唯恐傷也。」又曰：「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護，俾得展布。」其教戚南塘 繼光。 諸書，示以立己之道、治軍之法、用人之規乃至戰略，無所不言，懇切詳盡，賢父師於子弟不是過也。江陵善教養人才，此其成功之原。然江陵當國不過九年，時日既短，卒無可變革當時污習。以陽明之功德與學術，歿後從祀文廟一案，正江陵在位時。而朝臣橫誣詬詈，紛紛不已，豈非怪事。及江陵歿，朝野猶以私怨交煽於朝，必欲加以滅族之禍，卒追奪其官而毀其家。清初修《明史》，而東林黨人尚挾私造謗。此何心哉，不可解矣。江陵甫歿，其法盡毀，政日以亂，民日以困。適滿州崛起，入關之勢已成。賴江夏熊公抵禦其間。而偽理學如鄒馮諸猘，必殺之以賣國，又不知其果何心也。熊公遇害，猶賴有袁崇煥。而黨人與朝臣又合謀殺之，至此而國遂亡矣。明世學風士習之壞，無可形容。或曰，明祖毀士節，作法於涼，故士趨卑隘，不古若也。此說確非無理，然專罪明祖亦非篤論。士節在元，早已毀盡。劉因、吳澄、黃楚望之徒，皆不知有夷夏大義，況其他乎？楚望以《春秋》自矜，而於生人塗炭，無絲毫感。吾不知其苦思經文者，果悟得若何道理也。元世久無士，而獨罪明祖乎哉？但明祖缺乏養士之識量，未能變元之污風，亦不得無罪耳。江陵最苦其同時朝士挾幸災樂禍之心，絕不明事理。其在野高談理學之儒，亦好持庸眾之見以淆亂國是，寧可亡國而不可稍平意氣。陽明唱良知之教，而少有救者，雖由積習難移，而陽明講學未免偏重致良知，而忽視格物。門人後學鮮不入狂禪一路，宜其不明事理而橫逞意見也。及明季，而船山、亭林、習齋諸哲崛興，始救陽明末流之弊。則清之奴儒又媚清帝，而斬諸哲之緒矣。可哀也哉！吾儕今日尚論明世學風，可想見張陵當日為政確不容易，非熱誠宏毅、大略雄才，未能有濟者也。嗚乎偉矣！ 上來所說，雖復未盡，或無大差失。今當略作結語。 一、佛法究歸出世。大乘雖不舍世間、不舍眾生，然以眾生難得度故，乃不住涅槃耳。要其歸趣，仍在盡未來際，度脫一切眾生出生死海。 佛氏以世間為生死海。 此其本旨，不可矯亂者。江陵持守中國儒家經世精神，以吸收佛氏之長。觀空而不可耽空，唯空迷妄而已，亦助揚儒門克己之道也。 儒言己私即是迷妄。空者，空此而已。 修慈而不容姑息，鋤豪強，去大憝，愛育勞苦群黎，乃不離法場而證菩提。此本吾儒之仁術也。忘家殉國，以孑然一身任天下之重，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毫無畏懼，此其大雄無畏，深合《大易》剛健之德也。願身為蓐席，使人便溺其上，亦儒者不怨尤之義，墨氏摩頂放踵之風也。一性圓明，空不空為如來藏，亦宏闡《大易》乾元性海也。 覆看前引江陵談佛法處。 儒學滅亡於漢人之考據。宋學又流於獨善，而失去堯舜至孔門一段精神。陽明子《大學問》與《拔本塞源論》，浸浸上追孔門。江陵承之，而資於佛法，以其出世精神轉成經世精神。與儒家相得益彰，作用乃愈盛，卓然成己成物而無憾。至哉斯人！余願今後學術思想界循此路向，發揚光大。 二、道家者流，以虛靜顯道體，近於佛法空寂，而惜乎未臻究竟。若其無出世思想，未甚遠於儒。但儒者內聖外王之全體大用，道家又遠不逮。然其深靜以知幾，足以乘世變而不失因應之宜。不獨晚周諸子無此詣，遠西學者更無此精詣也。此非善讀老莊之書、會意言外、用以靜觀世變、神而明之者，難與語斯意。嗚乎微矣！江陵於老莊確有深會。故在嘉隆間浮昏之士習與黑闇險阻之朝廷，乃能履虎尾而不咥，取得政權。此非善於應幾者不能也。至若外交方面，朔北元裔及東虜皆崛強未易御者，而皆算無遺策。此時幸有江陵，故不覺其難耳。設無江陵，欲免於典午之禍得乎？夫五胡能蹂躪神州，非若輩有過人之資也，直以華胄自亂，禍機橫發，諸胡乘機蠢動，而中原之稍有膂力或黠慧者，既內無所倚，乃不惜獻媚胡酋，以圖富貴。彼胡酋者，閱歷既多，聞見漸廣，遂乃叱吒風雲，勢回天地。船山所謂「天為之啟其聰明，人為之效其羽翼」，誠有類於是者。隆萬之際，如無江陵，則內之奸人不止趙全等，而外之悍酋又不止俺答輩。爾時中國，必再演典午慘劇，可難言也。江陵用一世之才，修內政，整軍備，固邊防，以遏群胡之狂欲。而在外交方面，則國策素定，決不稍撓。此為根本至計。 外交不可畏強而遂屈撓。屈撓則成不可長之勢。江陵於此，持之極堅。 至於虜情，則熟悉諸部離合之勢，而察夫群酋對中朝或向或背之幾。利用隨宜，操縱在我，決不自損以饜虜人之欲。此從《江陵集》中詳考其訓戒邊帥辦理虜人交涉諸書，可見江陵深於老氏知幾之學也。夫幾之萌也，微乎無形。智者乘機而善應之，則萬物之情莫有逆於彼之圓中者。愚者不能見幾，則福兆既莫之迎矣，及禍兆至，又且盲動而違物情，遂無可免於害矣。難矣哉，知幾之哲也。何言乎江陵能知幾？余姑舉一事。當時俺答最強大，歲犯塞。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隆慶元年陷石州。國內奸人趙全等亡抵俺答，為之獻入據中原之策。俺答已心動，而其孫適以私忿來奔。是時舉朝駭懼，以為不可納。江陵獨曰：「納之，而索吾叛人，可盡得也。」夫不納虜孫，是失俺答欲得孫之幾也。失此幾，則吾之叛人不可索，後之叛歸虜者且愈多。虜當終用其計，而中國危矣。又虜雖允還吾叛人，而或詐允之以取其孫，或所還非叛人本身。此皆可慮。江陵函邊帥，一一詳論極究，以防其弊。又如虜還叛人，而向吾要索甚奢；吾若輕許，則啟其輕上國之心，後將要索無饜，而邊患且不測，是又坐失此幾也。江陵戒邊帥勿輕徇虜之欲，必慎察其情，務以我制虜，勿以我受制於虜。其間措畫周密，此不及述。終乃虜人悉如江陵所料，謹受約束。趙全等悉索還正法，傳首諸邊。自是群胡懾懾，而奸人亦無敢投胡者矣。四夷來臣，九邊安靜，自此一幾啟之也。夫世界大潮之所趨，有其幾焉。而一件事情之演變，亦有其幾焉。是在能知幾者，乘幾而善應之，則禍轉為福。不知幾而莫之應也，則福且為禍。江陵深於老者也，有知幾之哲矣。夫有志乎吾儒外王之學，將乘大變而為萬物之歸者，不可不知幾，不可不深窮道家言。江陵導此先路，步趨則後學有責也。 法家綜核名實，有言必征之以事，任事必嚴責其功。功效著明者信賞，無功者必罰。如是，則奸宄作弊或貪污無能與浮談鮮實、虛譽惑世者，一切無所用其技，無可避其辜。法度張而萬事舉，民用 安，國以富強，此必然之應也。江陵之融會於法家者在此。中國自秦以後，因循、委靡、敷衍、虛誑、貪庸之政俗，舍是則無可拯救也。 江陵深於老莊，而其生活上獨攝受儒佛精神以自振拔，使其生活內容日益深邃擴大，其願力日益堅強充盛，而絕不取道家守靜處後之人生態度。夫佛氏雖主出世，然以眾生未得度故，畢竟不住涅槃，不舍眾生。此其大悲、大願、大雄無畏。若用之於經世，則與堯舜禹湯諸聖不惜苦其身以使萬物得所之志行無所異也。且儒學自帝堯已有「天工人其代之」之論，而大禹已著地平天成之績。至孔子修《易》，亦有「裁成天地，輔相萬物」、「參贊化育」與「先天而天弗違」諸義。儒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故其改創宇宙，即其改創自己，不容私其小己以與大體相隔絕故。 大體者，謂吾一己實與天地萬物同體，即此謂之大體。若只私利吾之一己，此己便小，便與大體隔截，是自戕也。 老曰「後其身而身先」，是私其小己也；「守靜」而「不敢為天下先」，皆私其小己也。莊生承老而流於玩世，其病尤甚。儒者修其大智大仁大勇，先天而司造化之權，同體天地萬物而無小己可私。道家終不悟也。佛氏求出世而欲逆造化，是又智者過之。但其粉碎虛空之精神，一經轉手，便與吾儒不異。江陵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矣。 自佛法東來，少數高僧有信受而無創解；俗僧則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耳；詩文名士則取佛語以供賞玩；居士虔修者無幾，而造惡不悛者直以念佛為逋逃藪。大概中國人自佛法來後，多受三世因果說之影響，其人生思想流於小己來世果報之迷信。而儒家直於現前認識大體，自司造化權能之無上甚深理想，便非迷信小己來世果報者所能超悟。故儒學確受佛氏之侵襲，為中國人之大不幸。中國人一向本無出世思想，故雖念佛，懺罪，而名利等要求卻甚迫切，非真求出者。但因薰染佛教，又不能明確斷絕迷信，即不能攝受儒學精神。因此，其人生態度常近於迷惘，缺乏自明自信而無真實力量之表見。余嘗以佛教在中國盛行不必有好影響，非過論也。余於佛教理論，主張抉擇其長而棄其短。其無上甚深微妙之理趣，吾人宜曠懷體會。其我不入地獄誰人地獄之宏願與雄力，吾人當以之自勵，而用之以改創現前宇宙，直探昭曠之原，而後信儒佛合轍。門戶紛爭，甚無謂也。余以為千數百年來，真能學佛而不染教僻、不侈虛見、以佛精神實現之世間者，陽明子江陵二人而已。二公皆以大儒而吸收佛法，不獨釋子遠不逮，而儒之拘者更無可與語極則事也。 江陵以儒佛道法四家之學融而為一，其間抉擇與會通恰到好處，如感受佛法影響而不取其出世，於道家則得其靜以知幾之妙而不取其獨善，如法家，只取其綜核尚嚴，至其違反儒術根本處則一無所取。此其識解卓絕，非世儒所及悟也。妙在不為空理論，而實現之於其生活與事功。此一大哲人，五百年來無注意及之者，豈不惜哉？ 秦以後政治家鮮有注意勞苦小民之利害者，獨江陵能同情勞苦階層，而凡依託統治層以侵削小民之豪宗巨室或士大夫家，則皆其所極力鋤治而不稍寬假。 舊雲士大夫為在官者之稱，非謂草野之士。 此為儒家根本大義。蓋古代所謂民者，即指天下勞苦眾庶而言。《春秋繁露》：「民者，暝也。」《論語》「民可使由之」，鄭注「民者冥也」。《書》《呂刑》「苗民弗用靈」，鄭注「民者瞑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民之號，取之暝也。」同上，「民，泯無所知也」。荀子《禮論》：「人有是，君子也；外是，民也。」注，「民，無知之稱」。《賈子》《大政》下：「民冥也。」據此，則古者蓋以天下勞苦大眾，其生活甚窘，不得從事學問、發展知識，故因其冥昧無知而命之曰民也。《詩》《節南山》曰：「佌佌彼有屋， 佌佌，屋小貌。蔌簌方有谷。蔌簌，窘甚貌。 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椓。 天天，讀夭夭。美好貌，指貴族征租谷者。椓，侵吞也。言民既久窘，而方當收谷之時，乃為貴族所侵吞，故民無祿也。《朱傳》訓椓為天禍，大誤。 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富人，謂貴族坐食租谷者。 《正月》之詩有曰：「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可見民之號專目天下勞苦大眾，絕無疑義。仲尼祖述堯舜而明治道，首注重下民階層利害，而急欲提醒其自覺、自動、自主、自治之力，故於《尚書》《帝典》開宗明義即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欲結合萬邦之勞苦下民，使其變動光明，而成雍和太平之盛治也。《大學》之教有三綱領，而新民居次。後文即引《康誥》作新民以釋之。作者，作動義。新者，革新義。此言勞苦下民，當教之興起改革，不當長受宰割於統治階層也。至孟子，直曰「民為貴」。荀卿曰「上下易位，然後貞」，則承孔子六經大義而弘闡之，尤為激切。漢人畏呂政焚坑之禍，始不敢言思想，乃以考據之業媚皇帝，干祿利。自是二千數百年，以帝者宰割下民為天經地義、固定而不可易者。唐太宗、明太祖皆中夏非常人物，一承南北朝胡禍，一承金元胡禍，國命民生摧殘殆盡，竟能領導孑遺，撥亂世而返之正，武功耀乎寰宇，文化被於四夷。甚盛哉！惟非常人有非常功，信不誣也！二公者，如生於民主思想流行之社會，其必為社會革命之領導者，而不至以皇帝為榮可知已。惜乎二千餘年，學術思想界長為黑闇之域，雖有非常人物出其間，究無可驟開靈府，亦唯以帝業自足而已。 今人承清世奴儒，即所謂經師者之風，猶罵明祖，此甚錯誤。茲不及談。 江陵獨得孔門之旨，同情天下勞苦眾庶。其為條編法答朝臣楊二山曰：「法貴宜民。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奚其可乎？」大哉斯言！真為勞苦大眾作不平鳴也。其政治上一切作法，皆以庇民為主。懲治官吏貪污，嚴防豪強兼併，無往不是保育貧民。漢以來號為賢君相者，孰有專持此等政策者乎？余觀《江陵行實》有言：「天下有萬世之計。今西自嘉峪，東至山海關，萬里崇墉，如天險不可升。又南自高郵，北至太行，四千餘里，兩堤峍崒，屹為巨防。其所費皆取諸贖鍰，不索水衡少府金錢。此皆萬世之計。」詳此所云，兩大工程 一為國防，一為堤工。 皆有關萬世之鉅工。其費用雖無中飽之弊，而以工太巨故，則所費者亦必巨額，斷非輕資可舉。考江陵在隆慶朝尚不得專政，萬曆初元以後，始堪獨斷。計此兩大鉅工之費全取之贖鍰，而此贖鍰必系懲罰官吏與豪強違法者之所獲，積成鉅款，乃以充此兩大工程之費。江陵任元輔，專政不過九年，以多少年歲積此重大贖鍰，而兩大工程起何年，成於何年，行實都不詳敘，不意其諸子何為粗略如此。余於此有可注意者：一由贖鍰之多，可見江陵當時法紀甚嚴。諸官吏貪污與豪強不法者，其罰款必極重，大概諸貪暴財產鮮不收歸公有。二以贖鍰成兩鉅工，不索水衡少府金錢，即此鉅工未嘗增加小民絲毫擔負。所懲治者，皆依託於統治層之貪人敗類，而所惠者乃真天下勞苦小民。 江陵歿後，其諸孤為之作《行實》，皆據事直書，不敢誇大。因當時天下人皆目擊，無可虛誇也。且挾怨者多，方謀加罪，故諸孤極謹畏。今研江陵功績，當據《行實》為信史。惜其文字妄求典奧，而敘述每無頭緒，不足發揮其父之洪謨偉略。 江陵承孔門之遺教，而欲實行其所懷抱之社會主義，故以法令重懲貪污，摧抑豪強兼併，而保育天下勞苦小民。唯於改革舊社會經濟制度一層卻未能作到，此為江陵遺憾。蓋舊制之弊，以法令稍加救正，當權者可勉行之。而革除舊制，創立新制，則必思想界首為先導，以喚起民眾覺悟，《尚書》所謂「黎民於變」，《大學》所謂「作新民」是也。江陵時代之思想界可謂黑闇已極，社會革命在當時斷不可能。如以今日眼光苛論古人，是猶責上世穴居之民不知為崇樓也。古來上哲神智天縱，有為萬世開太平之理想，而社會演進究有歷程。哲人高遠理想，固非短期可實現也。 江陵思想在尊主庇民，吾於前文己言之矣。然昔人稱法家，亦曰尊主庇民。明代以來，議江陵者皆目以法家，其於江陵尊主庇民之旨，亦以為紹述法家云爾。此乃大誤。余著《讀經示要》，言晚周法家正統，蓋原本《春秋》而發揮民主思想者，此派早亡絕矣。自漢人迄今，所稱法家則商鞅、秦孝、韓非、呂政輩而已。實則此輩皆修霸業，反民主，不足為法家，可名之以霸王主義者。 猶今雲帝國主義。 漢人不辨，而稱以法家。今沿襲既久，亦未便改稱耳。商韓諸法家所云尊主，則堅持人主得行極權耳。而江陵尊主，卻是虛君制，尊之以天神，而處無為之地。行政大權操於宰相。其言法貴宜民，則法之不本於民眾公意者，人主固不得以其私意制定也。江陵言庇民，則承儒家民為邦本之大義，說見前文，玆不贅。而商韓輩雖以庇民為號召，實則銳意霸王大業。秦孝首用商鞅為相，呂政采韓非之說，皆為霸國之雄圖。今考其政策，要不外剝奪人民之自由，而擴大皇帝之威權，直以為皇帝即是國家，使人民為國家犧牲其一切。此乃毒民、愚民政策，非庇民也。江陵虛君思想，正是推翻帝權而為人民解縛，是為真庇民耳。 余常言，中國歷史，秦以前政治、社會與文化各方面皆發展太早，且太高。秦以後將三千年，各方面皆腐壞。近人每以停滯言之，實不止停滯而已。秦以後之衰運，實由呂政開專制之端，而劉季定專制之局。古者天子與侯國之君，其與人民之分，並不甚懸絕。列國之民於社會不平及時政有所疾苦，皆得宣之詩歌，抒其怨忿。而王朝太史氏周行列國，直采之以登於朝。天子以是觀列國之政焉。春秋時，晉楚諸大國，地方政制極精善。顧亭林嘗考之，以為治起於下。鄭，小國也，介乎強大之間而不亡者，民治之基固也。《公羊春秋》有虛君共和之理想。如無商鞅、秦孝、呂政之霸王主義，則民主思想當早發達，惜乎毀於秦也。及陳項諸公奮起亡秦，可謂一大轉機。倘劉季有公天下之心，誠求遺獻，考求隆周及春秋時列強群俗政制，多保存幾分民治意思，以成一代之規，則漢以來二千餘年，當不至如斯局面。獨惜劉季無知，乃以天下為私產，全承呂政敝制。天子持極權於上，使若干長吏分布天下以鎮壓人民。地方守令則承長吏之旨監臨群眾，政事則除收稅、聽訟而外，無甚可說。人民毫無組織，不得有表現公共意力之機構，宛如一盤散沙，以故民智、民德、民力日益銷損殆盡，直如群羊然。一旦中央昏亂，官吏貪橫如豺虎，則盜賊遍擾，而夷狄乘機入主。漢以來之局，大概如此。故中國式微，實由專制積習使之然。但中國雖屢經外患而族類蕃殖、國基恆固、時於剝極之餘開光復之運者，其原因雖不一端，而數千年立國宏規，唯務內固，對外只有防禦而無侵略之戰，其保聚凝合，毋輕發散，寧持忍耐，定其氣、怡其神、安其苦。《耶蘇書》有言，「患難生強忍，強忍生練達，練達生希望」。吾先人頗有此風度。斯亦保世滋大之道也歟。 江陵求言之意尤為可法。《與葛與川書》曰：「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為嫌，仆竊所不取。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執政者賢耶，固當告之以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俾無致疾於國於民。」大哉斯言！執政與草野之士均不可不書諸紳也。若在位者以異己之言為罪，在下者以不交當道、含默寡言為清高，則天下事將不可問矣。 江陵最受理學家攻擊者，莫如父喪留京辭俸守制一事。當世謂之奪情，謗聲騰於朝野，後世猶以為罪。清初入野史則謂江陵慮其遠離政府，必毀其法、敗其政，故授意馮保言於太后及皇上，謂元輔身系天下安危，不可聽其去位，於是溫旨再三固留，而江陵遂請留京辭俸守制。據此所云，江陵恐離京將有毀法敗政之懼，自是實情。唯授意馮保則莫須有三字耳。縱或有之，亦不足為江陵罪。古人墨絰從戎，無議以不孝者。孝之道不一，能為天下捍大患者，當不失為孝子。考江陵喪父在萬曆五年九月。當國日淺，新法甫行，新政初立，天下興亡之幾，唯視江陵此時之去留而判定。去則政亂法毀，而亡幾已著，無可挽矣。不去反是。此其關係重大，豈一緊要戰役可比擬乎？江陵《與陳我度書》曰：「孤暫留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復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理國家之務，終顧命之託，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 江陵深知當世人心太壞，天下挾私怨者甚眾，將謀不利於己，唯欲將治功告一段落而後引退。故曰或遠或近云云。 萬曆七年十二月，江陵《辭考滿加恩疏》有曰「臣在京守制，停止支俸，以素服在閣辦事。入則守其苴絰，執居喪之禮。臣之不去者，報君恩也。守制者，報親恩也。然身雖屬於公家，事實殊於現任。今乃計算前後月日，通作實歷， 作為實在職位也。 積日累勞，循例考滿。則事同現任，禮曠居喪。君臣之義雖全，父子之情則缺矣。臣又查得前代典禮與本朝律令，凡奪情起復者，皆居官食祿，與現任不殊。故先年大學士楊溥、李賢等皆從服中升官考滿，以事同現任故也。今臣乃辭俸守制，皇上原未奪臣之情，臣亦未嘗於制中起復，比之諸臣事體，原自不同。蓋事揆諸天理之當，即乎人心之安，乃無歉恨。伏望聖慈俯鑒愚誠，特停恩命」云云。 以上系節錄。 據此，即江陵辭俸守制，為親為國，恩義兩全，與奪情起復者確有判。而當時罪之者唯恐不深，後儒猶弗辨正，不亦異乎？大抵中國學人，自秦以後，受專制之毒，習於小節小謹，而無高遠之識量，無廣大之襟懷，故於人之行誼有逾常軌者，則攻擊甚力，而大德宏識每為社會所漠視。昔齊桓內行頗闕，而孔子稱其正而不譎。管仲不從子糾死，而孔子大其攘夷之功，許之以仁。宰子疑三年喪將廢禮樂，孔子雖斥之，而終不失為七十子之列。漢初太史公料李陵暫屈於虜，將得當以報漢，請武帝勿遽加罪，能略跡而信陵之心猶有古風。班固於千古名將衛青立傳，則忽其衛國鉅功，而直以貴幸視之，其鄙陋無知至此，開後來狹隘之風者自固始。以《漢書》與《史記》並論，奴儒之無目也。宋儒褊狹又甚。陳同父少年獻策，確有大略，方正學讀其書，亦謂切實可行；而奸邪既害之，理學家又薄其狂妄，莫與為聲援，同父遂沮喪以死。中國自漢以來，政治上如有非常之才，雖成功亦無好譽。 如漢武、唐太、明祖及成祖，皆陋儒所貶斥。無成者如王介甫、陳同父，則以孤志不得伸。 學術上如有宏闊深微之識，必為迂固與膚陋之徒所不容。船山、亭林、習齋諸子之緒，斬於清世之所謂漢學矣，豈不異哉！江陵學術與事功，皆二千餘年來罕見，而向無留意及之者。清初奸細徐幹學 徐之行事即今所謂文化漢奸也。 敘江陵《四書直解》，雖稱江陵功績不可掩，而猶詆以貪權慕勢。此輩固不足責，而明季遺老錮於理學之習，亦不肯道江陵。深可惜也！中國之衰，必有所以衰。吾儕懷固有之長，亦不可不明固有之短。江陵見擯於中國社會，是中國所以衰也。 江陵詩甚峻美，格高境高，浩氣潛運，直是盛德積中，英華外發。余每愛放翁有句雲，「鸞旗廣殿晨排仗， 古者皇帝晨早臨朝時狀。 鐵馬黃河夜踏冰」，善形容偉大莊嚴氣象。余意江陵詩可以此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