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論張江陵 · 卷頭增語

此小冊子本是與友人傅治薌岳棻譚張江陵之一封信，初無意求多，而寫來不覺曼衍，遂題曰《與友人論張江陵》。治薌嘗恨《明史》不為江陵立專傳，而附見於華亭新鄭間，又集謗語以誣之，缺史識，敗史德，莫甚於斯矣。余故與治薌同此恨，但於江陵之學術與政策向無意考辨。明代以來，皆謂江陵為法家思想，其治尚武健嚴酷，禁理學，毀書院，令天下郡國學宮減諸生名額，毋得聚游談不根之士。世儒皆詆其誦法商鞅秦孝申不害韓非呂政輩，群惡而賤之。明季王顧諸大儒亦恥之而莫肯道。其見絕於當時後世者，若斯之甚也。治薌以江陵在明世扶傾危，救亡滅，有非常功，顧久掩而弗彰，欲為作傳。邦人亦多慫恿之。余今夏在京市見鬻殘書者，中有江陵集，購歸一讀，竊嘆江陵湮沒五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實中國之不幸也。今當考辨者：一、江陵學術宗本在儒而深於佛，資於道與法，以成一家之學，雖有采於法，而根底與法家迥異。向來稱為法家者大誤。二、以佛家大雄無畏粉碎虛空，盪滅眾生無始時來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轉成儒家經世精神。自佛法東來，傳宣之業莫大於玄奘，而吸受佛氏精神，見諸實用，則江陵為盛。三、中國自呂政以來二三千年帝制之局，社會上顯分為上下兩階層。下層即貧苦小民，古亦謂之下民，全國最大多數農民及工人、小商業者皆是。向所謂四民中之士，亦屬於此。 士大夫一詞為官僚之稱，四民中之士則小民也。 上層者，皇帝專政之一種制度固定不搖，雖居帝位者可以易姓而帝制則恆不易，故皇帝與其大臣之地位為統治階層。而凡依託於統治層之權力以侵削小民而坐享富利，稱豪宗巨室者，亦當屬之統治層。 豪宗巨室即貪污官吏或大地主、大商人之類，同依藉統治層之政治力量以侵漁小民而致富盛者是也。豪宗巨室雖有時衰落，難劃為一定階級，然當其盛時要皆依藉統治層之勢力，故當屬於統治層。 呂政以後二三千年之政治，常擁護統治層利益而侵苦小民。雖四代盛時， 四代，漢唐宋明。 朝局較清明，以吏治為急，以擾民為戒，然豪強兼併自若，官吏之陋規未嘗絕也。獨江陵當國，以庇佑貧苦小民為政本，而一切法令皆以裁抑統治層，使之不敢肆。天下郡國豪強兼併之患與官吏貪侈者，固其所嚴厲鋤治；即皇帝之一舉一動亦不許逾於法外。修一宮殿必經查考，如無甚損壞，必令停工。皇太后無名之賞賜均須禁絕，甚至後宮鋪墊費亦須嚴核。國家財用一點一滴不容浪費，倘有侵漁便處極刑。自皇帝至於百執事同受治於法，無敢淫侈貪橫，肆於民上者。二三千年間政治家真有社會主義之精神而以法令裁抑統治層、庇佑天下貧民者，江陵一人而已。四、漢以來之政風，不外賄賂與姑息。江陵謂賄政猶可以嚴法治之，姑息最難治。姑息之政，唯利於統治層之貪人敗類，而小民常受其毒，無可自振拔。此事說來似平常，實則非有宏識深慮、精研《二十五史》而真知中夏式微之故者，即不解姑息一詞有若何嚴重意義也。綜事析理，談何容易乎？膚解之病，甚於不解，焉得深心人共喻斯意。江陵力矯姑息。如此大國政務殷繁，何止一日二日萬幾。江陵躬自整肅而持法以嚴繩天下臣民，使之趨事赴功，不敢一息偷息。邊區種樹事，在江陵未專政前，邊帥皆以空文朦混，及任元輔，乃不惜為此細務仗鉞巡邊。細者如此嚴核，大者何容延誤。至其整飭吏治，則以治軍之法治吏，使貪人絕跡，而柔猾者毋敢不以功效自見。蓋非武健嚴酷，即無以斷絕二千餘年姑息之敝習。江陵籌之已熟也。姑息之風狥私而害公，江陵矯之以急公而去私，任事不辭勞怨，懲惡不避親貴，令下如驚雷迅電，發聾震瞶，趨事者如三軍應敵，凜然恐後。所以當國九年，遂收四海清晏、四夷歸附之效。豈偶然哉？余於江陵政績多未詳究，茲與治薌論者，舉大要而已。惟孤懷有未愜於江陵者，彼惡理學家空疏，遂禁講學，毀書院，甚至贊同呂政、元人毀滅文化，矯枉不嫌過直。雖理學家有以激之，要是江陵見地上根本錯誤。學術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流，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造之風氣，否則學術思想錮蔽，而政治社會制度何由發展日新？江陵身沒法毀，可見政改而不興學校之教，新政終無基也。毛公恢宏舊學，主張評判接受，足糾江陵之失矣。雖然，江陵丁否塞之運，得政日淺，蓄怨者眾；江陵體力早衰， 年五十八而卒。 而當時宇內學人實無可為助者，雖欲導揚學術，其勢固已不遑，是當論其世也。治薌精《史記》，詩古文辭追古作者。少襄南皮張公幕，雅負時望。入民國，曾贊中樞，長教部。五四運動，維護北庠，用心深遠。今之能言其事者已鮮矣，惟幸耆年夙學，抱膝窮廬，抗懷上哲，固窮遺俗慮，晏坐多奇懷，料終必成《江陵傳》，了其夙願。余此冊不足流傳，而二三君子顧謂於江陵之精神，與學與政，俱有闡明，不容失墜，相與節省日用，集資印二百部，以便保存，非敢公之於世。故記其顛末於卷首，題以增語。此詞借用佛典，而不必符其本義雲。庚寅仲秋熊十力識於北京西城大覺胡同空不空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