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夢斷憶 · 憶雲夢澤
一九七〇年初，我終於到達夢想已久的古雲夢澤邊那個「五七幹校」。這是當時北京文化藝術界人士「薈萃之所」，據說總數應達一萬人，實到的已有五、七千人，單說作家，我就見到過馮雪峰、沈從文、張天翼、謝冰心、成克家、樓適夷、嚴文井、李季、郭小川、孟超、韋君宜、侯金鏡、馮牧，以及張光年、李又然等等不下百人，中國作家協會和文化部門的頭頭腦腦，大概都去了。我雖是從南京被揪回北京的，在經過三年多大轟大嗡、神魂不安的日腳之後，能在農村享受恬靜的田園生活，真是心嚮往之的了。更何況那些先頭部隊去視察過的人們回來說，那兒是如何山青水秀，又是魚米之鄉，怎能不動心？至於說那兒蚊蟲多，地近沼澤等等，自然不在話下：蚊蟲叮人，總比惡語傷人要好受得多，何況還可用避蚊油當冑甲。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我就翹首以待，希望榜上有名了。自然，這種幹校主要是為「革命群眾」而設的，我類「黑幫」，只能附驥尾。就是說，在每批下去的名單的末尾，總要點綴幾個我類人物，以便在「革命群眾」監督之下，接受再教育。天可憐見，在第一批名單中居然名「超」孫山，我當時頗似范進中舉，歡欣若狂，雖然並未真箇發瘋。可是接近出發時，又沒獲得通知，這一瓢冷水澆下來，還不是去得成、去不成的問題，而是意味著我這個「黑幫」，「罪擎深重」，連接受再教育的資格都沒有。這是無形的宣判！我這略敢於平視他人的頭，只得又低下來。後來慢慢細想，冰心、天翼等人罪行是低於我的，還有和我處境相似的光年等人，也都沒被批准下去，這一比也就心安理得，在當日文聯那座頗為空曠的大樓里又「安居樂業」起來。我是能夠「知足常樂」的人。
當時在文聯大樓里留守的，除了幾位專案組的同志以外，就剩下五、七個和我不相上下的人物了。一當然，也還是有分別的：邵荃麟同志等也屬專案組所管轄，但已沒有絲毫行動自由。他住在我的鄰室，除了早晚聽到他因胃病而發出的連續不斷的打嗝聲之外，幾乎不感覺到他的存在。冰心和天翼又較我自由，冰心可以每天回家，天翼也可以回家，但那時他已無家可歸，只好屈尊和我們住大樓。只有光年的地位和我幾乎相等：同屬一個專案組，同住一個房間，同有星期日放假的「自由」，但又同樣不許回家。於是二張和我便在每個星期日結成「三角同盟」，共同出遊。其日程多半是這樣，天翼先自由地走出大樓，在王府大街上漫步相候；我和光年同去專案組請假洗澡，然後便作三人行了。洗澡也是真的，我們先去華清池洗個盆浴，約莫在上午十時許，去東風市場逛逛舊書門市部，但每每無書可買；然後便是出遊的「主題」——進舊會餐了。由於不願走遠，會餐的地點不外三家：東來順即民族飯莊、東風餐廳和帥府園的全聚徳。自從東安市場改建為東風市場以後，正如許多劇種都改唱京劇樣板戲一樣，原有的上海菜館、四川菜館、湖南菜館都被統一在東風餐廳的二樓上了。所幸當時這二樓餐廳的菜單中還保留有幾樣上海口味和四川口味的菜，但又不敢明白標出，只有內行人心領神會就是了。我們三個人都愛南方口味，所以去東風餐廳的次數獨多。它的炒鱔糊、紅燒頭尾、燒划水還是保持著原來「五芳齋」特色的。特別是頭尾與划水，北京人不知道它是什麼，它備貨不多，但我們每次都能嘗到。會餐也有分工的：天翼雖然愛吃，但他不會做也不會買，他的任務是占領座位，雖然那時飯店並不太擠——幹部都去幹校了嘛！光年管買酒和拿杯筷。至於點菜、結賬等等，自然是非我莫屬了。因為我到底是當過秘書長之類工作的。我們微醺之後，便賦歸去，大約都在下午三時以後了。這是我們在北京「牛棚」中最愉快時期：疾風暴雨式的批鬥，連篇累牘的檢討和應接不暇的外調都已過去了，每星期於讀書、看報之餘，還有此半日游的「自由」，怎能不知足呢？有人把我們這類「牛鬼蛇神」的生活寫得完全陰森可怖，也算是犯了「概念化」的毛病吧！
自然，好景不長，約莫三個月以後，亦即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之交，突然一聲令下，我們這個「三角同盟」被解體，——全都允許去幹校了。這當然是好事。但事出突然，而且兩天之後便啟行，不免手忙腳亂起來。於是置蚊帳、買膠靴、手電，理衣衫、書籍，釘木箱，打行李，整整忙了兩天。而跑遍全北京城，手電缺貨，只好買了只自行車燈為代用品。膠靴更無購處，便向南京家中求救。最後，還有一件大事，「一錢逼死英雄漢」嘛，下得鄉去，哪能不多帶幾文錢？專案組規定我每月只用二十五元，憑心而論，也不算少；可是訂報、買書、交黨費，在伙食費之外還有「三角同盟」費，實不夠用。所幸北京有幾位朋友處可以隨時借貸，於是便向一位電氣工程師經強士同志打電話，借了二百元，他的全家聞訊還在東華門大街一家小酒鋪里偷偷為我餞行，又喝了兩盅。有了二百元，自然膽壯，便去百貨大樓買了兩罐雲南火腿，私藏箱底。因為據傳聞，那個魚米之鄉，自從去了幾千吃客，魚蝦都不敢上網了！
在京廣車上，雖是坐的硬席，但為我們幾位六十以上的老人買了三張硬席臥鋪，輪流去睡。比起六六年我被揪回京情況，這真是「皇恩浩蕩」了！車上還有幸遇到老作家沈從文，他有心臟病，也被批准下來了。大概在六一年，在我所編的《人民文學》上發表過他一首舊體詩，當時頗得好評，但在六六年也成為一條罪狀。我的罪狀太多，這不算一回事。看見他自然很高興，因為他的夫人張兆和正在我們幹校，此去自可團圓了。但他卻笑昧眯地說，那可不能。因為雖是同一幹校，但所屬單位不同，還得做老牛郎。他那圓圓的臉上永遠是掛著微笑的，雖然那時他已體弱多病。後來聽說他被「照顧」到丹江口去了，雖逢七夕，和老織女也難相會了！
第二天，我們終於到達自己的幹校了。卡車上還有在北京留守的「革命群眾」，所以先到的人們還是敲鑼打鼓，放鞭炮歡迎。我們這些「黑幫」是沾光了，但都很自覺，退居一邊以清界限。可是連、排、班長們還是用手車把我們的行李分送到各人住地。一當時校舍尚未動工，我們都分別住在當地老鄉家的余屋裡。我的房東姓賈，這兒便叫賈家灣。這地方沒有大村落，每個水灣聚居三五戶至七ハ戶人家，因此我們這個連隊便只好分散在三四個居民點裡。而連部的食堂便設在賈家灣，吃飯、打水都很方便，看來我是被照顧的了。
我們這幹校的所在地被人們起了一個時髦的名字，叫「向陽湖」。但我並未看到湖，除了附近兩個大水塘。據一位有嗜古之癖的「革命群眾」考證說，這兒一帶是古雲夢澤的一部分。在四周丘陵地帶中間有很大一片沼澤地，正證明它是雲夢澤的遺址。當年雲夢澤很廣闊，自然不僅限於這點地區，否則秦始皇不會從咸陽來旅遊，而漢高祖也不會托游雲夢而藉此擒拿韓信的。也許因為幹信是我的同鄉，我喜歡叫它雲夢澤。這是否因為聯想到自己也會在雲夢澤被擒呢？那倒沒有的，因為我手裡並無兵權，還不夠格。不過因為並不喜歡那個新名稱而自。這地方，陰雨很多，其實是少見陽光的；況且在「史無前例」的日子到來之後，許多有識之士紛紛更改姓名，以示「革命」的事例很多，想到他們，總覺得肉麻。比如有位女性，因為父親不夠光彩而改從母姓，並且改名忠青，這就是以肉麻當效忠了；可是江青一倒，她只好連忙再次改名換姓，可惜已經遲了！因此，我覺得還是老老實實叫它雲夢澤的好。何況它既然無湖，而沼澤地卻到處可見，這也算是忠實於歷史吧。
自然，如果遇到地理學家，定要循名責實起來，也是不妥的。如今這兒除了殘留著幾處荷塘——而且又被我們這群「農業專家」給毀了——以外，實在想像不出它煙波萬頃如雲如夢的絲毫景象來。有的只是大片沼澤之中，間有幾塊「無名高地」和一條小河。到處荒草叢生，卻無一株樹木。水禽是有的，野鴨和雁群有時也暫時棲止，隔夜便又飛去。三年之中，我曾見到過一隻白鶴，但僅僅是一隻，而且也僅僅是那麼一次。飛禽呢，大概是無枝可棲，很少；有的是白頸烏鴉，又很討厭。另外，只有但聞其聲的雲雀，在高空里自得其樂地歌唱，也並不多。至於走獸，除了放牧的水牛之外，很少見到什麼。即使是牛，如果離開牧童，深入沼澤地帶，它也「不能自拔"，每每陷死澤中。許多整架的牛骨在沼澤地附近時有所見，足以為證。……
就是在這樣不毛之地上，我們的幹校卻企圖創造出一座世外桃源來。另一種說法則是：讓我們這一群文化人從此在這兒紮根落戶，徹底改造成自食其カ的勞動者，永遠也不讓回到原有的文化崗位上去。這可是徹底「革」去「文化」的「命」了！這一說法也似有根據：其一，動員下來之前是特彆強調扶老攜幼，全家下放的。其二，是當地農民為我們編的順口溜。其詞曰：
「五七寶，五七寶，
穿的破，吃的好，手上戴著大手錶！
五七寶，五七寶，
種的多，收的少，想回北京回不了！」
關於「五七寶」，得先做解釋。當地老百姓對孩子們的愛稱，都在其名字下加個「寶」字，如名永福，便叫永福寶。我們的幹校叫五七幹校，幹校的「革命群眾」自稱「五七戰士」，但老百姓卻単不客氣，下自青少年，上至老頭子，一律稱為「五七寶」。這是愛稱還是貶詞，待考。不過這末句「想回北京回不了」，確是道出天機了。當地縣委是會了解我們幹校上級意圖的，否則一般老百姓如何敢於下這諷刺性的結論呢？
關於「種的多，收的少」，也是實情。其原因很簡單，就是不會種地或不按農時。老百姓還有三句話概括得好，他們說我們是：
「大雨大幹，
小雨小干，
晴天不干！」
「大雨大幹」者，因為我們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者，雨下得越大，幹得越歡，才顯出革命精神。但有一天已經下雨了，正在收割麥子的人說：「收工吧，不能收割了。」但我們連長以無比豪情叫喊道：「跟老天爺鬥爭到底！」麥子自然都割下了，但老天爺不買賬，一連下了三天雨，收到手的麥子都爛掉了！「小雨小干」，不用解釋。「晴天不干」又是為何呢？答曰：「要開會！」革命要講紀律，連部既定的計劃，該開會的日子就得開會！此所以：「種的多，收的少」也！
憑心而論，我們幹校是有不少建設的。首先，圍湖開墾，就築了一條周圍十餘里的大壩，宛如一座土城，這是一鏟一鏟泥土堆築起來的。而大壩四周就便挖了條寬約二丈的壕溝，仿佛護城河。其次，修道路，搭橋樑，大壩里四通八達了。再其次，半年以後，各個連隊都建築起一排排簡易磚瓦平房，而且還裝上電燈，最後，即使「收的少」，但在大壩之內萬畝良田裡到底也收了不少糧食；而菜園種的蔬菜，豬欄里肥豬和所飼的家禽，大致也接近自給了。至於這些成就花了多少錢，那是只算革命賬，不該算經濟賬的。我和侯金鏡同志等人都當過鴨倌，三人工資總數約四百元以上，加上飼料等等，則我們收穫的那些可愛的大鴨蛋的成本，大約要高出市價五倍以上了！但這筆賬誰敢算呢？——那等於是反對走「五・七道路」！我們連里有隻歌曲，其中有句「五・七道上邁大步」，是天天聽到的。可是每次聽到「邁大步」三個字，不知怎地，我總想起幼年時候在我那小縣城裡走街竄巷「賣大布」的山東人的叫賣聲。自然，這一聯想里不知含有多少「反革命」意識。儘管我每周都寫一份「思想匯報」，坦白說，這些思想是沒有寫進去的。
個人收穫更大。魯迅說阿Q是：割麥便割麥，撐船便撐船，舂米便舂米，並因而獲得「真能做」的贊語。象我這樣「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的知識分子，經過三年多的鍛煉，大致計算一下，從薅秧插秧到種菜園，從做建築小工到篩沙運磚，從挖土澆水到拉車挑糞，從拾牛糞撿麥穗到割麥割稻，一直到守夜和牧鴨群，大大小小工種學會二十多項，可說比阿Q更能做了，但我從未獲得半句稱許。因為我知道：身非「革命群眾」，只有被監督勞動之份。但我還有個很重大的收穫，經過不斷勞動，原來每年都要犯一二次腰椎炎的，一犯病便得臥床半月，下去以後卻基本上未犯，有一次似乎要犯了，一位女醫生為我打了一次封閉針，又能勞動了。「知識分子要勞動化」倒的確是真理！
有位高幹，是別的連的，在建築房屋勞動中，他任挑運三合土小工，很起勁，並發表感想說：「我們這些人，只要一挑起扁擔，官僚主義的架子就全垮了！」它很得幹校領導的欣賞，便到處引用，加以表揚。這句話也確實是真理。大公雞是以它美麗的羽毛、特別是那高高翹起的尾巴上的長羽，オ顯出它的雄姿的。但我在幹校附近某一老百姓家裡卻見到這麼一隻大公雞，不知由於什麼原因，主人家將它那高高翹起的尾部羽毛全部剪去，它的體形頓然縮小了一半以上，剩下的前半部雖然羽毛如故，卻委實不成樣子，別說是雄姿了，連禿尾巴的母雞也比它好看得多！我想，人們的官僚主義架子大概也象那大公雞的尾巴吧，一旦剪掉，就是說，挑起擔子，那雄姿的確無影無蹤了。可是我不知道那被剪去尾部長羽的身雞，將來是否會再生長起來，恢復舊日雄姿。也不知道那位挑三合土的朋友，一旦回到北京官復原職，不知是否會再長起長長的尾羽來？嗚呼！人的改造到底很難哪！
再說我們那幹校，最初兩年，確實興旺，熱鬧了兩年；生產是熱氣騰騰，「革命」更轟轟烈烈。特別是階級鬥爭不斷有「新動向」，「革命」浪潮便一浪高過一浪，特別是清查某種分子的運動，更是搞得熱火朝天！但到一九七〇年九・一三事件，即林彪折戟沉沙以後，熱潮逐漸減退了，許多熱情的「革命家」也不講在幹校紮根一輩子，而開始考慮起個人的出路來了。一位最最革命的「女革命家」，首先以「革命的需要」為理由，被校領導調離幹校，由本省某機關所接受，重新當起革命幹部來了。原先她是全家下放，連同沙發、家具都搬下來的，又全部搬回省城。但她畢竟不夠有遠見，不久，北京來了電報，指名調走三名高級幹部，由國務院分配工作。「女革命家」憤懣了：為什麼最最革命者卻留在省城而不能重返首都呢？後來她也畢竟回北京了，但費了不少手腳和時間，總未成為「最最革命」的人物，殊屬遺憾！但經過這兩次調動，人心浮動，自不待言。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大有好轉，友誼又逐漸抬頭；一些曾被斗得很慘的人，也有人敢於和他接近。既然某些高幹能官復原職甚或遷升，則某些走資派的房間裡自然也應該高朋滿座，談笑風生了。
到了一九七二年底，探親便形成高潮。有事無事，都可藉口探親，回趟北京。有一位同志的理由是丈母娘到北京，他還從未拜見過，這也可以被批准。於是北京來份電報，都可以回去一趟。特別是新年和春節前後，偌大一個連部里，剩下的不到五分之一的人。這可苦了別人：一是當地糧管部門，他們全縣的全國糧票本來有限，各連部探親的人數以千計，都得攜全國糧栗回京。無法，只得向北京要求支援。二是各連的伙房，人少了，本來可以省事了。但矛盾在於豬。最初是人多豬少，不夠吃；如今可又人少豬多，吃不完。這可真是「人少畜生多」了！於是伙房裡三天兩天宰豬，吃一頓餃子每人可以發淨肉餡一斤，而粉一斤，白菜自取，概不限量。可是肚皮畢竟有限量，這一頓餃子夠我吃兩三天的！問題還是難以解決。
我原是較長期的專業鴨倌。不用說，在這情況下，鴨群早被宰完，我失業了。於是派了我另一項任務：守夜。守夜共兩人，一人一夜，輪流「執政」。守夜並不需要體力，只要整夜坐在值班室里聽狗叫，如有響動，用手電筒向四周探照，並大聲吸喝一下，表示「有守夜人在此，休得無禮」！其實我們這四排平房，並無圍牆，真有個大膽而身強カ壯的小偷前來，我這當時六十三四歲的糟老頭子，也未必管用。但稻草人還可以嚇走麻雀，我總比稻草人強多了，所以也頗有自信。所苦者，「眾醉獨醒』是表示超人，而「眾睡獨醒」卻頗苦悶寂寞，難熬煞人！雖然有宵夜可吃，但每夜即使吃上兩頓.也不過花費一個小吋足矣！其餘十一小時如何熬過？值班室是在閱覽室里的，倒有幾十本書，但絕無新著。范文瀾同志主編的「中國通史」初版本，延安出的，是唯一可讀之作了。但也經不住三四個晩上就讀完。當時又值隆冬，只有走路暖足，兼驅睡魔！可是盼到早晨六點下班了，我雖可倒上床去，可別人又紛紛起身、上工，反而睡不著了。必須到晩上オ真箇倒頭大睡。如此我是兩夜並在一夜睡。而第三天又輪班了。比較下來，這十二小時並不勞動的守夜，比十六小時的牧鴨生活更苦。因此，不到一個月，大慈大悲的女醫生診斷我心臟有病，血壓偏高，主動給我一星期的病假。一星期後複診，病情未見好轉。只好再休息、。
這時在南京家中留守的金玲，已患極度神經衰弱症，又聽到謠傳說我已被批准回南京，便三天兩頭電報來催問歸期。我們幹校雖然毫無所知，但怕我真箇病倒，也就批准我三個月病假，回南京醫治。這正是探親假高潮時期，所以也就從寬了。以後呢，每三個月續假一次，未再回到雲夢澤了。不過我每月匯去黨費，幹校每月寄來全國糧票，保持著這一線聯繫。一九七五年八月，專案組給了我一個結論，儘管我不同意，但這一線聯繫也斷了！再不久，連那幹校也撤銷，「邁大步」的歌聲歇了，房屋和良田都送給地方，經濟賬和革命賬都一概不算了！
三年多的幹校生活，可歌可泣，可惱可恨的事自然很多。但回憶總是蒙上彩色玻璃似的，因而也是如雲如夢，總覺美麗的。因此，即使可惱的事吧，也希望從中找出些可喜的東西來。但不知這枝稍嫌油滑的筆可聽使喚不？
雲夢澤確是值得回憶的。這第一篇便作為「楔子」吧。正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