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不再來 · 最快樂的教室
當 我拿到那張學生證的時候，以為它只是註冊完畢之後的一種憑藉。後來發現，用它，坐車可以買減價車票，聽音樂會能夠半票而已。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是我遊學生涯中所進的第一所大學。
課表上教授「藝術」這一門的老師據宿舍的西籍女同學們告訴我，是名牌的。
進入文學院上課時，不是因為思想程度差，而是那些西班牙文實在艱難，使得剛開始的前三個月心情驚惶甚而沮喪。當然，用功得死去活來，念到三更半夜必然只想死。
那只是前半年而已，不久以後也就看到耕耘而來的收穫了。
前半年的「藝術」課比較起哲學和文學來說，畢竟仍是較容易的——我想說的只是在文字的領悟上，倒不是境界。
藝術課不必動筆畫畫，只是學著欣賞和分析，這個實在很合心意。起初，我們念的是建築。一個一個不同時代的建築形式、背景、特色和風格，都得知道。考試用一把尺和圓規就夠了，把各樣派別的建築大略畫出來，這是十二分有趣的功課。文法錯不扣分，圖解清楚正確就算對。而今，略略具備的一點點西方建築的常識是那個時候得來的珍寶。
我的前半年藝術課就是在啃各式廊柱、窗戶、屋頂、地基和浮塑里度過，那真是快樂。比較起文學來，建築又是很不相同。它們那麼實實在在又堅固而且涵蓋著深廣的人文背景。
第二個半年開始了，教授提醒我們學生證的事情。一時，不很明白為了什麼，後來發覺藝術課原來並不只在學校內上課，改成去普拉多（Prado）美術館了。
馬德里的普拉多美術館據稱是世界上藏畫最多的一個美術館。例如說，巴黎的羅浮宮內，不只是藏畫，也收藏了其他的物品。而普拉多美術館中，畫卻是主要的，當然，還有雕塑。
發覺上課居然不在學校里，真的呆掉了。
這不是經驗之內的事情。
中午，上完了文哲學院其他的課程，一路快跑回宿舍。當年，我住的是一種叫做「書院」的宿舍，天主教修女管理的。吃飯五個女孩子一桌，每餐必有雪白加花邊的檯布還有一瓶葡萄酒。上菜是一道一道正經八百來著的，十分閨閣味。中午吃飯可以穿長褲，晚餐就非得半禮服不可。這種生活教育，乍看好似矯情，可是到而今，喝哪一種酒用不錯哪一種杯子，卻是在那兒學來的。當然，學的不只是喝酒，還有極多生活中行為舉止上的文化。有時，精緻生活不是必要，知道些，總也沒有壞處。
就為著下午三點的藝術課，那頓由管家侍候吃飯的緩慢就成不了一種生活的情調了。總是喝完三五杯紅酒，胡亂吃些菜，趁著舍監不注意，悄悄開溜，甜點讓給同學們代吃。這一出宿舍，飛奔去公共車站，嘩一下給坐出大學城，坐車坐到郵政總局那個西比略斯大廣場下車，沿著普拉多林蔭大道快跑，跑過「麗池飯店」，那座美術館就在眼前了。
總是最早到的學生。
這麼活潑的大教室是捨不得立即進去的，館外的草坡上躺一下，吃一個甜筒冰淇淋，看看周遭形形色色打扮的遊客，偶爾和草坪上另外躺著曬太陽的陌生人胡扯一陣，這才慢吞吞地往入口處走去。
別人付入場券，我給驗個學生證，就進去了。
同學三三兩兩地來了，《裸體的瑪哈》前面自有館內白髮的管理人給我們排椅子。對著一張畫，閒閒坐著。館內陰陰涼涼的心裡安靜。不一會兒，我們叫他「藝術魔鬼」的名牌教授夾著一大卷不知為何老是帶來帶去的紙張書籍，大步走過來。
一張又一張畫，就是這麼一堂又一堂地分析出來。
是個極好的教授，在他的語言裡，最引人的除了知性的分析之外，看見了一種精神的美，而這種無形的精神之美，是一份對於藝術深入了一生的痴狂和研究。
那門課不難，一點也不難，教授說什麼，我的心都有呼應。而上課，教授站在畫的前方、右方、左方，甚而站在學生的背後，我們聽他的聲音，眼睛對著的是畫。
那時候，文學課在看《唐·吉訶德》，這本書用的西班牙語文是十六世紀，看得痛苦不堪，而近人烏拿麼諾的作品也得苦念。以當時的西班牙文程度來說，這除非奇蹟出現，是沒有可能看順的。哲學又在念聖·多瑪斯的東西。知道他們的好，只是消化不進去。
只有藝術課，成了日常生活里的一種期盼、情調和歡樂，還有那十足的信心。這不完全因為教授，這是因為我本身。
在那個快樂得冒泡泡的美術館裡，認識了大畫家哥雅（Goya）、葛列柯（El Greco）、維拉斯蓋茲（Velazquez）、波修（Bosch），當然還有許多許多台灣比較不熟悉的宗教畫家。
後來，藝術課上成了一種迷藏，學校的文哲課都不肯去了，只借同學的筆記來抄。每天出了宿舍就往美術館走——不坐車。沿途看街景，經過路邊咖啡座，坐下來喝一杯酒，慢慢晃到館內，也不理有課沒課，死賴著不買票也就一樣進去——看門的人都認識我了。
因為美術館是校外的教室，逃了別的課，不過是又進了一幢大教室，內心十分安然，絲毫沒有罪惡感。
最常在的一層是哥雅黑色時期展列室和他一張一張小號的素描畫那兩間。
有時也不是只看畫，也交朋友的。那位看守陳列室的管理員，講起這一幅幅名畫來，頭頭是道。當我，聽說這位白髮先生一生的歲月就是伴著一幅一幅畫度過時，我來往地看著他的面容，說著這份生涯的時候，他的臉上流露出來的是一份說不出的恭敬、驕傲和光榮。
常常，生活在美術館裡，捨不得回宿舍去吃中飯。這中飯不很重要。晚飯之後宿舍就比較緊，偶爾夜間突襲查房，可是我們還是有方法等修女睡著了，爬牆出去跳舞。
不過，我是大半逃中午的，跟名畫約會去。
藝術老師越來越喜歡我，是又愛又恨的那種。
每當他講解告一段落，我總是一面記筆記一面順口講幾句跟他的評論不很吻合的感想。有一次教授衝過來掐我的脖子，當然不是真掐死的那種，他只是作勢而已。我知道，他知道我是懂的。
奇怪的是，回想起來，居然忘了教授的名字，我們一向只叫他「藝術魔鬼」這個綽號的。
美術館裡面除了陳列室之外，也有放東西的小房間。只有兩次，實在是累夠了，白髮的管理員帶我進了密室，有一個躺椅，是他們休息用的。我在裡面睡午覺，醒來赫然發覺牆角一張報紙大的靜物油畫在陰暗中放著，蹲下去看看畫框上釘的小銅牌，十六世紀的畫，畫家沒聽說過。是張安靜的好畫。
那一刻，起了壞心，想偷。沒有做，卻也因為這個念頭，嚇了自己一大跳。我猜那幅畫的漫不經心的放置，是西班牙人民族性里太信任人才有的疏忽。
從小是一個厭惡教室的人，這種情形到了西班牙也改不了多少。總是覺得學問的傳授不能與生活脫節，一旦完全被關在教室里念所謂學問的東西，到了某種時刻時，也是該當放出來和世界混一混才能融會貫通的。
每當我丟棄了其他的課程去美術館時，快樂得恨不能一路高唱著歌去，而心裡確實在唱：「如果電影院是教室／那麼美術館當然是更好的教室。對我對我／它是最願意去的地方……」
當時，不記得怎麼認識了一位日本同學，只記得是學外交的，被派到西班牙去深造語文。他的西班牙文是在日本念的，發音很日本味，可是程度絕對優秀。這位男同學的筆記抄得扼要，字跡一板一眼，我就借來每夜邊抄邊讀，也有信心應付考試。
抄了一陣，情人節來了，這位好朋友半開玩笑地買了一盒雞心形狀的糖果，又說：「代轉送給你的情人。課不上，天天亂跑，戀愛一樣的……」
我拿了那盒糖，當然捨不得吃，可是立即聯想到那位美術館中白髮蒼蒼的哥雅守衛者。也是那一陣心情一向極好，就笑問日本同學，去不去美術館玩呢？反正又不要門票的。同學上課時當然去的，日本人凡事認真，他是上哪一堂課就乖乖進哪一間教室的一種人。
那天沒有藝術課，可是兩個人一同跑去了。
因為從來沒有同伴一起去過，又生了頑皮心。我知道，美術館裡有輪椅免費出借——當時一共有四輛輪椅，而這個東西沒有使用過。
進了門，一定推那個同學去借輪椅，自己躲在好遠的一邊。同學不肯，我給他洗腦，說是演戲嘛，將來老了回憶起來多麼好玩等等。
於是，我突然坐在一輛輪椅上，下半身用脫下來的大衣蓋住，叫同學一間一間陳列室慢慢地推。經過認識我的看守人時，就跟他們眨一下眼睛，用手指放在嘴上做一個不許他們講話的表情。
哥雅的黑色時期畫在樓下，有電梯可以推了坐下去，等到我們繞了一圈，繞到那位半打瞌睡的看守人正對面時，才停了車，也不喊他，就等他來發現我。
當他發現我居然坐在輪椅上由一個東方人推著時，悄悄舉起手臂，一副不能相信的表情，張口結舌的樣子可像極了哥雅畫中那一張張無聲吶喊的人臉——美術館內，工作的人不能叫的。
等他驚夠了，這才一把拉開大衣站起來，手裡捧著那盒說明可以轉送的情人糖，大步朝他走去。
「聖·范侖汀快樂，祝你！」我對他說，雙手將糖交給這位好人。
「天哪！你怎麼把輪椅騙到手的？」他悄悄地說。
我說我哪裡會去騙，是這位日本同學本事好大。講完又去坐在輪椅上，再叫人推，一面笑笑地跟白髮管理員輕輕揮一下手。
這種教室，再玩下去就快成為藝術魔鬼了。對於一些喜愛的畫，閉上眼睛，畫中人衣服上哪一條摺痕是哪一種光影都能出現在腦海里。也不只是這些，這些是表相，而表相清楚之後，什麼內在的東西都能明白。那份心靈的契合，固然在於那是一個快樂的教室，也實在算是用功，也算是一大場華麗的遊戲。而我，主要還是本身的我，吸收美術精華的那份天賦，是不能否認的。
有趣的是，學期結束時，考試中最高分的居然又不是「藝術」那門課，而是「現代詩」。分析了安東尼奧·馬恰竇和加西亞·洛加的兩首詩，得了個好見解的好分數。
其實，因為看出那首加西亞·洛加的詩中有著極強烈的「畫境」，才能評論得比其他同學特出的。
拿到那張成績單，我由美術館中晃了一下出來，經過國會廣場附近的一座古老教堂，那日恰是定期演奏管風琴的時候。我走了進去，悄悄地靠在長椅上，將眼睛閉上，讓巴哈如同素菜一般的音樂浸透全身，浸到不知身在何處。
常常，因為對於美的極度敏感，使我一生做了個相當寂寞的人。
那些，最美、最深，那些，貼附在骨髓里的藝術之愛，因為太深了，而使人失去了語言——因為語言配不上它們。
是一個快樂的教室。
是一個寂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