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不再來 · 我的三位老師
提 筆要寫這三位繪畫老師時，有關他們當年的「第一記憶」一種接一種跳了出來。
恩師顧福生那麼鮮明的一件正紅V領毛線衣，就在台北市泰安街那條巷子的陰天黃昏里明亮亮地成為一種寂寂永恆。
韓湘寧老師——一個不用長圍巾的小王子。夏日炎熱的烈陽下，雪白的一身打扮，怎麼也不能再將他潑上任何顏色。
彭萬墀老師是一座厚厚實實的塑像，左手垂著，右手五指張開，平擺在胸前，不說話也不動。那一個冬天，看來看去，穿著的老是一件質地粗糙，暗藍色圓口大毛衣。
如果記憶不騙人——記憶並不騙人，那直覺而來的三種代表老師們的顏色，該當是濾掉一切雜質之後的一種清晰。
當年，我是一個摸索不著人生邊界的少年。那一年，千難萬難克服了自卑，踏入了顧福生老師私下授課的畫室。這些回憶和心態，在以前發表的文字中已經寫過了，不敢再重複。
初見顧福生，是陰天，以後凡是跟他有關連的日子，不是陰就是微雨，再不然，一片白雪茫茫。
許多年過去了，半生流逝之後，才敢講出。初見恩師的第一次，那份「驚心」，是手裡提著的一大堆東西都會嘩啦啦掉下地的「動魄」。如果，如果人生有什麼叫做一見鍾情，那一霎間，的確經歷過。
那時的我不能開口，因為沒有內涵。老師也不大說話，要說的已經說給了滿牆支離破碎的人體。他當時的畫，許多被分解，被切開的身體和四肢，有些，貼上了紗布，有些並不去包紮。只有一幅，那麼完整不被分割的人體，蜷伏在地上，好像睡去，好像安然，題名交給了生活之外的國度，叫做「月夢」。
看見老師的時候，總是感覺一片薄薄的刀片，緩慢地在割著我，精準又尖銳的痛，叫也不想叫地一刀一刀被割進皮膚。
看不見老師的時候——老師常常叫我自己畫，他去另一個房間。我獨自對著那些被支解的人體可以什麼都不畫，一直發獃到黃昏下課。
那一年的成績——我的，是一幅削瘦到分不出是男是女的灰白色人體背影，沒有穿衣服，一塊貼上去的繃帶拉散著落在腳下。背景暗藍，水漬一般往下流。
老師看了一會兒畫，突然問我那年幾歲，我說十六，他沒有講什麼，說可以再畫，就離開了畫室。
明知這幅畫根本沒有自己，是照抄老師的，而老師寬厚，不說什麼。我在畫的右下角，慢慢地給自己簽上了一個今生自取的名字——ECHO。一個回聲。希臘神話中，戀著水仙花又不能告訴他的那個山澤女神的名字。
也是同一年，我的第一篇文章被印成鉛字，發表在《現代文學》上。是老師交給白先勇的。
很重要的一年以後，老師走了。去了法國。當時，我偷偷寫了好幾張紙那麼厚的信想交給他，終是交不出去而被撕掉。裡面寫什麼，至今都還記得。幼稚，可是感人。
顧福生老師到底教給了我什麼，以前講過了，可是講也講不出來，只知道今生如果沒有他，今日不會如此壯壯烈烈地活著。而他，明明是一個寂淡又極精緻的畫家，留在我心中的顏色竟然是一片正紅。
紅的寂寞，在於唯有在雪地或陰暗的背景里，才能顯出那股鮮血的顏色。
前幾年在顧福生老師離台二十年之後回台開畫展的那一陣，又見到了他。最後要離台的一天，我穿上一件平日絕對不上身，在巴黎買下的白絲衣裳，梳上了頭髮，端端正正地坐在他的對面，一同喝了一次晚茶。恭恭敬敬地坐在恩師對面，連椅背都沒感到可以去靠一靠。桌子邊，要送給他的，是一口袋的書——我交的成績。
那是今生最後一次見他了——我猜。分別時，向他微笑著，日本女子似的微微彎下身，輕輕地講了一聲：「老師，你是我的恩人。」說時，台北的華麗之夜簌簌地落下小雨來。
家中存了老師三張畫。一張童趣十足的拼圖，一男一女拉著手，背後一條彩虹上又飛著一個好似長了翅膀的小女孩，左邊一幢兩層樓的房子有門有窗不夠——還有閣樓天窗。整個背景用上黑底印小花的布，邊上紅圈圈，綠圈圈……明快又純潔。這張畫並沒有展出過，反面用鉛筆寫著英文字：「我的家是你的家」。
另一張水彩，一對老夫婦沒有臉孔，兩人中間一條紅絲結將他們束在一起，背後右角一個圓，裡面有人掛在十字架上。
還有一張是版畫，色調暗，兩個天使護住一雙地上的人影，很厚實的安然。
台北的家，就永遠掛這三張。老師變了，學生也變了。
去年夏天，坐在舊金山碼頭邊跟海鷗分食一小杯螃蟹碎肉，想到恩師就住在同一個城市裡，心裡安靜又快樂。
並沒有想再去看望他。今生，有那三幅畫，已經很富足而幸福了。並不止有這些，其中一張畫的框子，還是老師親手為我給裝的。
每看《小王子》這本書，總使我想到湘寧老師。
是顧福生老師將我介紹去韓老師畫室的。那時候別人都叫他「韓閉，韓壁」，很親切的。我不敢問一問，那個bì到底是哪一個字？也從來不敢如此稱呼他，即使在背後。
湘寧老師總穿光明的白襯衫，畫裡最感動我的一張，在當年，是壯美——一匹白馬，背景用色淡褐夾橄欖綠。大號的。
湘寧老師本身活潑又明朗，那種純淨的個性裡面有著反應極快的敏捷。本身也是個俊美的青年，對人對物充滿著探討的活力。上課也是不凶的，跟顧福生老師的那麼安靜又十分不相同，他是嘻嘻哈哈愛講話的。是獨子，看得出韓媽媽疼他疼得緊。
湘寧老師的教授法很動態的。他帶了我們學生一起去看別人的畫展，叫我們出去寫生，看舞台劇或電影。他跟學生打成一片，有時玩心比誰都重。
在韓老師那兒，我又回到畫石膏像。素描根底無論如何也打不好。以前顧福生老師看我那麼畫不像東西，就沒有逼我再跟石膏像去對抗，他老說我感覺好，技術不行。當然，我的素描實在是奇差無比，每一次都將韓老師氣得很灰心。
有一次老師出外去辦事，回到畫室發覺我的那幅素描又是一塌糊塗，他什麼也不講，拿起石膏像來就往地上摔，那一霎間我嚇了一跳，趕快蹲下去撿碎片，姿勢就像在下跪。其實，就算摔了石膏像，我也仍然不怕——假凶的。
跟石膏像糾纏了好一陣，雙方都認為時間已到，應該認清現實——不可造就的學生不必再花氣力。
畫方面不可造就，欣賞方面老師自然而然地帶著。好像學畫的後來，都聽老師的吩咐，東奔西跑，不是聽演講就是看畫展，也介紹了他的好朋友詩人方莘的作品給我看。
我的生活因此開闊了很多很多。
這位親愛的老師在分別了也是許多年後，在一個場合意外地見了面，他一見到我，居然大叫：「餵——餵——你知不知道，我要做爸爸啦？」那時，我心裡偷偷地一笑，久別的小王子仍是那麼明淨又快樂。小王子的公主王子一定會很活潑。
韓老師的畫風也一再地在改變，很紐約味的。我很喜歡前幾年他用細點點出來的紐約街景或停車場那一種風格。
上個月，在一本雜誌上再度看見老師新畫的報導，很急迫地看他走在什麼路上。他又變了。
聽說湘寧老師而今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跟他美麗的妻子住在城外湖邊的一幢房子裡，這是聽朋友們說的。我想，小王子總有自己的星球，他偶爾也去別的星球東張西望，充滿著好奇和問題。而本質上韓老師是一個純淨又明朗的人。少見的聰明和才華。
想起他的本人，無論如何跟他目前筆下那些扭曲的人臉連結不上關係。湘寧老師本人是一件白色的衣裳，總也在反映著星星的光芒。
回想起來我的繪畫生涯實在是幸福的，顧福生老師第一個進入生命，他的閃光——深刻、尖銳、痛楚地直刺我心。這份刺痛在當年是一種呼應，激起了生命里最處理不來的迷茫。老師並沒有給我答案，反而給了一大堆問題，這堆問題非常有用，如同一團迷霧，必須在裡面摸索才能找到什麼。
韓湘寧老師把人向外引，推動著我去接觸一個廣泛的藝術層面，也帶給了人活潑又生動的日子。他明朗又偶爾情緒化的反應，使直覺得活著是那麼的快樂又單純。拿天氣來說，是一種微風五月的早晨，透著明快的涼意。湘寧老師對我的影響很深。他使我看見快樂，使我將心中的歡樂能夠因此傳染給其他的人。
很感激韓老師將我轉去了彭萬墀的畫室。我十九歲了。
萬墀老師最感人的在於他本身那種厚厚重重的樣子。他不是一幅畫，是一座塑像。
第一次上課，三個學生對著老師，他把自己一擺，就是這篇文章第一段的那個姿勢，一動不動地做起學生的模特兒來。我畫油畫，將他重重的樣子畫出來，那張厚、重、沉、凝的臉，不會交代，只好用調色刀一刷，成了沒有五官的。
畫靜物，放著的是罐頭、 頭這種重重的鐵器。偶爾給瓶子，都是上釉不多的粗陶。許多考驗，老師把手掌平平張開，正對著我們學生，正對著眼睛，看見的就是五個指端，而他要求就畫這個。
彭老師不說話時一句不說，石頭一樣。有時畫了一個段落，他覺得要講課，就用講的，對著三個學生，他一樣認認真真好似在發表一場演說。講的內容——舊俄文學的光輝和華格納的音樂都形容不出於萬一。因為他是他。
給人的感覺那麼刻苦、簡樸、誠懇又穩重，扎紮實實一個人。這三位老師當年都是二十三四歲左右，卻已經各自散發出那麼明顯的風格來。
跟著彭老師是我就事論事的一場學習，很認真的一個畫室。不敢在裡面發獃做夢、不敢嘻笑、不吃東西、不講閒話，那把調色刀一塊一塊上色，很少用筆上油彩，總是用刀。是當時自己喜歡錶達的一種技術。畫了很多靜物。
也被帶去看畫展，不但看，老師在一旁輕輕分析。被帶著聽音樂，他大半放交響曲，被帶著看書——這，前兩位老師也是一樣盡心。彭老師給的書，就如那些粗瓶子和鐵 頭，乍一看也許沉重，看慣了也就承擔下來。感覺到分量的那麼重要。
他自己在當年就是一個苦行僧。我們學生在他門下看上去粗茶淡飯，可是素食得那麼安穩。有時，我覺得聽他講話，簡直像在吃泥巴，越吃越泥重，那份消化自然有待時日，那份肯吃下去，是吐不出來的生活之底。
彭老師其實很會講話，或說我很會聽話。他可以成為一個大教育家，把內心不穩重的孩子腳底灌下鉛，使我們步步踏實。這不只是他會教，是因為放在眼前的老師，就是一個如此的人。
我的色彩變了，不用明色，成了鉛一樣的東西。十九歲的年紀談不上自我，因為不是天才。而我的三個老師，他們是。
很感人的是，彭老師對學生有著一股不屬於他年紀的父愛，他對我們的盡心盡意，開始以為只對學生，後來發覺他對朋友也是相同。一種輻射性的能，厚厚的慈光，宗教般地照射著我們。
那時候，老師愛著他系上的同學，他叫她——「小段」的那位梳辮子的姑娘。他說日後必定娶她，終生不移。而今小段和老師加兩個孩子，是一個親密的家庭。老師說的理想，包括感情上的，都一一在日後的歲月中實現出來。說到做到。
許多年後，萬墀老師住在法國，我住西班牙，兩國相鄰，又都是長住著，可是完全沒有聯繫。只到四年或更久以前，通了一封信，老師寄來他孩子的一張彩色隨手畫——兩支青椒和一條紅蘿蔔。那份畫中的靜，使人訝異於畫者的年紀那麼稚小。只看那一筆畫，就使人聯想到那個父親。
上個月，母親看報紙後告訴我，彭萬墀老師回來了，只逗留短短的幾天。我心裡很渴望見到他，可是不敢占用他寶貴的時間。還是賴瓊琦老師，在台北工專教授色彩學的朋友，代我聯絡上了彭老師。這才曉得，我的好朋友是老師同班同學，難怪。
那個見面的下午，是老師在黃金分割般的時間夾縫裡分給我的。
見面看見老師仍然那麼健康又好看，我大喊一句法文：「你好嗎？」也不管老師怎麼想，撲上去就給他一個那麼快樂的擁抱。二十二年沒見面，那份百感交集的心情真是說也說不出來。
彭老師進門就急著找他的老朋友顧福生的畫來看，我又去翻雜誌，趕快把韓老師的報導也拿出來。三位老師和一個我——有血有肉活得踏踏實實的學生，就在那一瞬間再度重聚在一起。
老師不老，學生已生華髮。想到我的一張油畫，在當年一個大家可以自由參加被審的畫展里得過一次「銅牌獎」，那唯一的油畫獎，是在彭老師門下就教時得來的。我的今生，第一次文章發表，來自老師，第一次看見一匹白馬，來自老師，第一次拿獎，又在於老師。
說很忙很忙，坐一下就走。當彭老師在分別半生以後又坐在我對面的時候，他開始誠誠懇懇地對我講話，起初十分鐘只知道專心，後來請他停一秒鐘，我奔去書房，拿起紙筆抄筆記。抄著抄著，老師的每一句話都好似一場一場人生的印證。我但願一直就這麼聆聽那智慧的聲音直到深夜，可是電話來了，有人找老師去大直——我猜，今生也是見不著他了。人生又有幾個二十二年呢？
寫著寫著，我又看見了三位老師的身影。顧福生老師站在舊金山深夜的迷霧裡靜悄悄的，我站在遠遠的街角，淚眼對著那一件永恆的紅毛衣，不敢上去叫他。韓湘寧老師站在遙遠的星球上，全家四個人手拉手向我微笑又點頭，孩子的笑聲如同鈴鐺一般灑下來。彭萬墀老師明明是音樂家華格納般的一個人，而我怎麼會看見一座如山的塑像，浸在貝多芬《快樂頌》的大合唱里？有光，有安靜的太陽溫暖慈愛地將一種能，涌涌不絕地灌輸到我的靈魂里來。
寫到這兒，我要放下這支筆，撲到床上高高興興地去大哭一場。今天，能夠好好活下去，是藝術家給我的力量，他們是畫家，也都是教育家，在適當的時機，救了一個快要迷失到死亡里去的人。
我的三位老師，在心裡，永遠是我一生的老師——雖然個人始終沒有畫出什麼好作品來。我只有將自己去當成一幅活動的畫，在自我的生命里一次又一次彰顯出不同的顏色和精神。這一幅，我要儘可能去畫好，作為對三位老師交出的成績。
一生的師生之情，使我忘不了「天地君親師」里那最後的「師承」之恩。如果就那麼忘記，那麼我一直想將自己當成一幅畫——而且開始很多年了，來創作的心意里，就談不上真誠了。